三农问题根源试析论文

2022-04-20

摘要：浅析了由于征地制度缺陷、农地所有权模糊、农地承包权残缺、土地矛盾调解制度缺陷等土地法规缺陷所引起的农村土地冲突。土地法规缺陷引起的各个土地权益主体非合作倾向或机会主义行为，使土地冲突在所难免。通过对相关引发土地冲突的土地法规缺陷的浅析，为国家完善土地法规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三农问题根源试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三农问题根源试析论文篇1：

融合大潮中广播的场景转移与功能适配

【摘要】在当前媒介融合大潮中，广播媒体亟需“软”“硬”兼施，寻找新的增长点。在“软件”建设方面，应正视我国当前4亿多不上网人口的存在，增强服务意识，以受众需求为内容生产导向，主动培育新的节目收听场景，提升功能的适配度。在“硬件”架构方面，应以联合应急管理部门、布设应急广播体系为契机，助力国家的社会综合治理，打通应急信息发布的“最后一公里”，守好“最后一道防线”。

【关键词】广播场景转移功能适配应急对象化

2021年2月13日是第十个世界广播日（World Radio Day）。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Audrey Azoulay）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在发展中国家普及率超过75%的无线电广播，仍然是最为便捷的媒介。”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无线电广播“通过传达卫生健康指示、提供可靠信息以及打击仇恨言论，为拯救生命作出了贡献”。她强调：“无线电广播仍然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媒介，日复一日地证明着它所具有的韧性和创新能力。”①

我国近年出现了广播市场萎缩、听众流失的现象，但广播覆盖率和节目制作能力仍在持续攀升，广播节目的综合人口覆盖率已从2015年的98.17%升至2019年的99.13%，2019年全年广播节目制作时间约801.87万小时，播出约1553.40万小时。②广播媒体经数十载累积的厚实“家底”和独有的无线电音频传播优势，不应因互联网新媒体的出现而丢失，而应更加积极地应对变革，理解和顺应互联网传播规律，不断向新型主流媒体迈进。

与此同时，广播这一领域仍有相当大的空间，需要深耕细作，增强“软硬件”两方面的建设：一方面要重视当前数量仍十分庞大的未触网群体，充分利用广播声音传播的场景优势和便捷易得，发挥主流媒体应有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要在应急广播体系这一国家战略层面的建设中发挥最稳定、最可靠信源的作用，打好“硬件”基础，为抵御当前风险社会中的不确定性提供信息保障。

一、广播的收听场景细分与功能适配

在当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融媒生态下，广播还有没有听众？听众在哪里？怎么抓住听众？认清和回答上述问题，无疑是理解广播发展方向的关键。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21年2月3日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70.4%，仍有将近30%的人群没有触网，规模约为4.16亿。从地区来看，我国非网民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占比为62.7%;从年龄来看，60岁以上老年人是非网民的主要群体，占不上网群体的比例为46.0%。③对于不上网的老年、农村这两大群体而言（上述分类并不是按照统一标准进行的，且存在人群交叉现象，但原报告并未析分这种关系——笔者注），看电视固然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项目，但无疑他们仍是广播的潜在听众。

而中小学生群体虽然很多都是网民，却因在网络空间的辨别力、自控力较成年人弱，还有学业压力、身心健康发展等原因，一直都是“禁网”的对象，也是广播可以争取的一大类听众。

本文认为，广播除了继续牢牢抓住“车轮子”上的听众——交通广播市场外，还应在以上述三类人群为代表的各特定受众群体多样化的生存状态中深耕，革新长期以来形成的“我播你听”传播方式，摒弃将受众作为一个模糊、缺乏个性的对象来看待的习惯，增强以受众为中心的服务意识，深入开展听众需求调研，不断构建、升级收听新场景，并做好相应的功能适配。

（一）老年广播：耳边陪伴，生活服务

就像美国人曾经说是“车轮子和干电池拯救了广播”一样，中国老龄社会的加速到来给广播提供了新的市场空间。截至2019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有2.54亿，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老年人口将超过3亿。④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网络不仅是陌生的，还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但听广播的主客观条件可能都具备。一方面，在我国，因为历史原因，绝大多数老年人在过往的生活经历中都接触过广播，甚至是广播的老听众，广播媒体多年积淀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让老年人对广播在主观上有一种信赖与情结;另一方面，老年人因为生理衰老导致的视力下降等原因，加之收音机等接收终端的方便易得以及广播媒体的移动性、伴随性，客观上为老年人收听广播提供了条件。在日常生活中，有的老人在公园里边听广播边晨练，也有的老人边做家务边听节目。在诸多媒体形态中，广播对老年人具有绝对的听觉优势。

但目前以老年听众为对象的广播节目仍需进一步“适老化”，才能将老年广播这张牌打好。充分利用大数据开展目标用户分析，实地调研老年人的需求，从“我要你听什么”向“你需要听什么”转变，这是做到“适老化”的前提。在此基础上生产让老年人喜闻乐见的优质节目内容则是其中的关键一环。

放眼国外，一些有益经验可供参考。例如：在受众调研方面，日本老年广播节目非常重视定期进行受众调研，并根据受众需求调整资讯内容，在话题选择、音乐选曲、播音语速等方面也会体现老年广播节目的特点。⑤美国的老年广播则非常注重专业化、本地化，面向精准受众，特别是将本地受众作为服务对象，打造区域化、本地化或者社区化的传播机构。⑥

在声音的适配性方面，显然采用相同年龄段的主持人更容易引起共鸣。日本的老年广播就重视启用60岁以上的老年主播，法国老年广播聘请已退休节目主持人和年长的特约记者，而目前中国老年广播主持人多半在40岁左右。⑦因此，完全可以聘用尚有余力的老年主播来服务老年听众。如那些终生践行为人民服务、退休后仍有心发挥余热的专业播音员，以及有着“播音梦”且具备一定专业水准的“圈外”老年人，皆可成为老年广播节目的主流声音。在这方面，目前音频聚合平台喜马拉雅FM客户端就提供了成功的案例。2021年3月4日喜馬拉雅FM公布的一组大数据显示，有超过5万名老年人在该平台当主播，年龄最高的已经100岁，专辑播放量最大的超过5亿次，年收入最高的可达300多万元，有的粉丝多达250多万。⑧试想，如果广播媒体通过一定标准，从这些活跃的“前浪”中遴选合适人员加盟老年广播，是否也能“乘风破浪”，助力老年广播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呢？

不可否认，国内一些优秀老年广播节目在老年听众中享有较好口碑，近年来，适应当代老年群体生活的新节目不断涌现，但真正做到受老年人欢迎、拥有众多粉丝的老年广播节目则寥寥无几。老年广播相较其他年龄群体有着更清晰化的受众定位和细分的垂直市场，从老年听众的结构特征、价值取向、情感需求出发，充分挖掘本土化资源，从而将广播深深嵌入老年人的生活场景，这未尝不是探索新型对象化广播发展的新机遇。

（二）农村广播：服务“三农”，助力基层治理

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一直是媒介传播力相对不足的地区。中央、省、地市级广播媒体基本都有农村频率或节目，县（市）台因属地原因，更应与农民群众零距离。但现实情况却是，较之琳琅满目的都市类广播，农村广播显得尤为边缘与凋敝。究其根源，节目定位不明确、没有贴近乡村实际、与听众需求不匹配、不能产生情感共鸣等，都使得对农节目不受农村听众关注。“跟我没啥关系”“听了没用”，也许是农民群众对此最简单直白的回应。

相关调查显示，农村居民对广播媒体的需求，首先表现在能帮助自己提高收入，其次是维权。⑨通过精准了解农民需求，从服务“三农”出发，参与农民群众生产生活和家园治理，为农民实实在在解决问题，应是农村广播真正走近与走进农民群体、发挥社会主流媒体“压舱石”“定盘星”作用的重要途径。

为服务“三农”保驾护航，围绕农业生产场景策划节目，广播媒体大有可为。如各地农村广泛开展的经济作物耕种、大棚蔬果种植、禽畜养殖等，农户迫切需要得到农业科技方面的专家指导，广播节目可以将话筒搬到田间地头、农户大棚，邀请农技专家实地为农户解决种植、养殖难题，进行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广播媒体甚至可以与当地县级融媒体中心联动，形成立体化传播格局，对农户在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实时可视化呈现，对农户的问题邀请专家进行现场诊断把脉。如此为农业增产、农民致富服务，不仅有助于广播媒体树立权威性和公信力，还让广播在走进农民群体的同时，彰显“四力”传播效果。

一直以来，大众媒介发挥着参与社会沟通和组织的作用。在参与农村基层家园治理、为农民依法维权方面，广播媒体可以为农民群众发声。例如：关注危害农村生态的河流、土壤等环境污染的溯因与治理，助力农户在购买到假冒劣质农资产品时的维权投诉，或者协助处理农村地区较为常见的养老纠纷、家庭矛盾等。这种针对本地区域化、对象化特征鲜明的广播节目，可以成为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化解矛盾、减少群众性事件发生的重要手段，既有力地发挥了广播媒体的正面导向作用，又密切了与农民听众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

（三）青少年广播：“断网”保护背后的一片蓝海

长久以来，以青少年为主要收听对象的广播频率和节目，相对于庞大的青少年群体来说，始终是供不应求的;而经营困难、节目缺乏吸引力、听众流失等状况也让已有的青少年节目越来越陷入困境。与此同时，智能手机上网已成为青少年接触媒体获取信息的最主要渠道。根据《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的统计，2019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为1.75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3.1%。手机在未成年人的上网工具中以93.9%的占比远超电视（56.7%）、台式电脑（45.0%）、笔记本电脑（31.5%）和平板电脑（28.9%）。未成年网民中，自己有上网手机的达63.6%。⑩

众所周知，未成年人上网一直不受社会、学校和家庭的支持和鼓励，甚至被视为“洪水猛兽”。学生沉迷于手机，对自身学习和身心健康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越来越明显。为此，教育部于2021年1月专门下文，要求学校加强中小学生的手机管理，“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

未成年人手机上网的目的是什么？何以青少年中手机成瘾者众多？调查发现，“认识世界的窗口”（67.1%）、“日常学习的助手”（66.1%）和“娱乐放松的途径”（59.3%）是未成年人上网的三个最主要目的。?一方面是手机上网被强力禁止，另一方面则是青少年广播遇冷萧条。在青少年群体庞大的学习、获知、娱乐需求面前，广播媒体能否拉回中小学乃至幼儿园的这一部分群体，开发并守护好这片绝对的蓝海市场？

明晰了这一部分的受众定位，就应该进一步确定青少年的相关信息接收场域，量身定制其相关场景下的内容，尤其不应用成人的“说教”口吻，而是用青少年感兴趣、乐于接受的方式平等交流，在解放青少年双手双眼的同時，赢得他们的耳朵，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世界、促进学习、放松娱乐。

在助力青少年学习方面，广播媒体特有的声音传播属性可以把看书变成听书。相较于纸质书籍阅读，听书带来的保护视力、边听边休息、学习普通话语调发音、体会朗读表达的情感共鸣等众多优势显而易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教育部推行的“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是试水的一个案例。这个项目由总台优秀播音员诵读中小学语文教材，经专业音频团队后期精心制作，形成“声音中的教科书”，并免费发放到中小学校。试想这些经匠心打磨的“最好听的语文”通过校园里的大喇叭或者孩子们的收音机播放出来，让他们在校园、在家中静静聆听，在帮助中小学生更好地领略课文内容的同时，还能使其充分品味中国语言文化之美，会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文化熏陶。

在青少年收听场景和节目播出时段安排方面，广播媒体需要进行细致调研。青少年不像老年人有大段的居家收听时间，也不能放弃晚上宝贵的睡眠时间在午夜时分尽情聆听节目，他们可能会在上学、放学途中的公交车、私家车上收听，还可能在午休、吃饭、运动时听一会儿，收听的时长相对较短，时间上更碎片化，内容上更适宜轻量化，而在周末、寒暑假等假期，收听时长和时段会相对充裕和自由。另外，在青少年群体内部，小学生的收听时段肯定和高中生不同。

将数量庞大的“祖国的花朵”从良莠不齐的网络空间夺回来，不仅有助于青少年群体的健康成长，创造出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可能随之而来的经济效益，还能为广播培养新一代的听众，建立起他们的收听习惯。

二、应急广播体系的搭建与延伸

应急广播对于国家来说，是治理能力建设的新方式;对于广播行业来说，是大众传媒日常职能以外的新功能。?在充分认识应急广播在防灾减灾救灾和突发公共事件场景下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后，近年来，我国各地应急广播体系建设稳步推进。2020年11月，国家广电总局联合应急管理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发挥应急广播在应急管理中作用的意见》，明确指出力争到2025年完成全国各级应急广播系统与应急管理信息系统对接工作，初步形成“中央—省—市—县—乡（街道）—村（社区）”六级应急广播体系，全国省市县应急广播平台全部建成，应急广播主动发布终端人口覆盖率达到90%以上。?当前，应急广播体系已成为全社会抵御风险、抗击灾害的重要“硬件”信息基础设施，在未来社会可能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和更大风险的形势下，广播媒体预计将以这一平台为依托，出现强有力的新增长点。

应急广播体系中的“广播”是广义的广播，当前各地在应急广播体系构建中都注重将应急广播与智慧广电、各新媒体平台相融合，同时利用现有广播电视传输网络的高覆盖率，实现应急广播有线、无线或互联网等多信源播发、多通道传输、多模式响应。应急广播在接收终端根据实际需求可以呈现声音、文字和图像（视频）等多种信息形式。如视频可以由电视台、网站、户外LED屏幕、“两微一端”移动终端发布，音频由无线电广播、音箱（大喇叭）来播报等，满足不同接收场景的需求。但是在一些电力、移动信号通信等遭到严重破坏的极端环境下，无线广播和有线广播因其传播迅速、覆盖面广、不受电力条件限制、接收设备小巧易携带等传播优势，仍将是应急广播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

应急广播“平时服务，战时应急”，将常态化服务和应急提醒通知两大场景相结合，起到立体播报、综合服务的效果。比如：照此设计运行的应急广播体系最重要的下沉部分“村村响”应急广播工程已在全国各地农村广泛铺开。很多地方的“村村响”每天由专人负责播报，平时固定时间播报政策宣传、惠农信息、气象预告、农时农资、生活常识等，结合当地工作开展如村社换届、平安巡防、普法、应急知识宣传等播报，或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省级台或当地电台广播节目;在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安全、突发事件等应急情况下发布预警和相关信息。这样既将党和政府的声音“一竿子插到底”，打通了基层宣传播报的“最后一公里”，及时满足基层信息需求，又保证了应急信息第一时间播报，实现了广泛而精准社会动员的目标。

各地的应急广播在常态化服务播报的大场景下，还创新性地结合当地实际不断培育、细化新的收听场景，开发新的对应功能，提高了应急信息精准传播能力和水平，在基层社会治理、疫情防控、文化传播等方面发挥作用。如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应急广播开办两年多来，不仅建成了覆盖区、镇、居委会（村）三级联动的应急广播体系，还每天早、中、晚三个固定时段播音，累计播送各类音频内容5万余条，涉及疫情防控、扫黑除恶、人口普查、文明城市创建等多项内容。?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应急广播“村村响”目前已达100%覆盖，每天早中晚固定时段转播各级电台的涉农类、生活服务类节目，各镇（街道）还陆续开设专门的广播节目，结合时事、应急知识普及等工作实际开展宣传，该县亭旁镇的高音喇叭里，宣传员用充满“土味”的台州三门方言向全镇6万余名村民宣讲党的十九屆五中全会精神，还为群众传递防台风、防汛、抗旱等一手讯息。不仅如此，该县还探索将应急广播与自然保护区智慧防控结合，该县健跳镇外岗村的青山屿鸟类繁殖保护区内原来仅有摄像头进行视频监控，自从安装了应急广播，遇上突发情况，工作人员通过广播喊话，及时制止违法行为，有效保护了辖区的生态资源。?

无独有偶，江苏连云港在应急广播市级平台设计方案中体现了“文广旅”融合特点，在重点景区、重要文保点部署应急广播终端，将景区和文保点的视频监控与应急广播终端绑定，实现对指定点位既能查看现场情况又能进行实时喊话的操作，做到“看得到、喊得出、管得住”，助推文旅业良性发展。?

俗语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应急广播体系建立后，随着广播接收端的再次下沉，各地在具体场景中不断探索出的广播新应用说明，广播的潜力依旧巨大，广播听众的市场仍待进一步开掘。

三、结语

融合大潮中，越是各媒介边界趋向模糊，越是要让目标受众画像趋向清晰、立体和个性化。不断适应和培育新的收听场景，从“我播你听”到共同生产内容、共同分享交流，广播媒体应尽最大可能利用自身独特的传播特性和优势，成为日常场景中运用最广泛的主流媒体之一，也在应急场景下为全社会传达安全、可靠的信息。融合大潮的大浪只会将广播媒介不断推送到它更具优势的领域内，在与其他媒体共生的多元媒介形态中焕发新的活力。新形势下的广播媒体只要找准自己的发力点，依旧会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传播好党和人民的声音。

注释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第十个世界无线电日致辞》，中国无线电管理网站，2021年2月18日，http：//www.srrc.org.cn/article26405.aspx.

②《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编辑部：《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20）》“统计资料”数据，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社，2021年版，第531页、第533页、第535页。

③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全文），中国网信网，http：//www.cac.gov.cn/2021-02/03/c_1613923423079314.htm.

④王玉风：《当前我国老年广播服务类节目发展的问题与出路——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为例》，《新闻研究导刊》，2016年第7期。

⑤⑥赵高辉、李小翠：《国外老年广播的实践与启示》，《新闻实践》，2009年第7期。

⑦彭怡：《融媒体时代受众需求视角下老年广播转型发展研究——以湖北广播电视台<枫林漫步>为例》，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5月。

⑧《5万多名老年人在喜马拉雅做主播，粉丝最多的有250多万》，百度，2021年3月4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3283817440201161&wfr=spider&for=pc.

⑨陈娟：《由城市台的“跟随者”到县域“三农”媒体的“领导者”——兼论县市台转型的“下沉”战略》，《中国广播》，2017年第9期。

⑩?《<2019年全國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发布》，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网站，http：//www.cac.gov.cn/2020-05/13/c_1590919071365700.htm.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7053/202101/t20210126_511120.html.

?阎晓明：《发挥传统广播优势利用新技术提高应急战斗力》，《中国广播》，2015年第12期。

? 《国家广电总局应急管理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发挥应急广播在应急管理中作用的意见>的通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站，http：//www.nrta.gov.cn/art/2020/12/1/art_113_54055.html.

?《江都：灾时应急平时服务 “应急广播”成了城乡居民好帮手》，扬州学习平台，2020年12月13日，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13305245385712931703&t=1607844336205&showmenu=false&study_style_id=feeds_default&source=share&share_to=wx_single&item_id=13305245385712931703&ref_read_id=undefined.

?《三门：2948个应急广播“声”入人心》，凤凰网，2020年12月28日，http：//zj.ifeng.com/c/82UgXquWyN9.

?《四级联动连云港实现行政村应急广播终端全覆盖》，连网，2020年12月17日，http：//www.lyg01.net/temp/zt2017/lhxzc/xsdxqx/2020/1217/172908.shtml.

（作者艾红红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薛春燕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编辑：李静）

作者：艾红红薛春燕

三农问题根源试析论文篇2：

引发农村土地冲突的土地法规缺陷浅析

摘要：浅析了由于征地制度缺陷、农地所有权模糊、农地承包权残缺、土地矛盾调解制度缺陷等土地法规缺陷所引起的农村土地冲突。土地法规缺陷引起的各个土地权益主体非合作倾向或机会主义行为，使土地冲突在所难免。通过对相关引发土地冲突的土地法规缺陷的浅析，为国家完善土地法规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农村；农村土地，中突；土地法规缺陷

文献标识码：A

农村土地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已成为政府、学者和百姓的共识。但是，诱发农村土地冲突问题的原因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农村土地冲突已与和谐社会严重相悖。农村土地冲突的危机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它给脆弱的农村社会带来巨大的威胁，若处理不当，政府、政策和法制将失信于农民，引发农村社会动荡。因此，正视农村土地冲突并剖析诱因十分重要，鉴于此，本文着重对导致农村土地冲突的土地法规缺陷进行详实剖析。

一、征地制度缺陷

1、征地规制相互矛盾。征地引致的土地冲突已成为当前农民信访最多的领域，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据有关调查显示，农村最激烈的冲突是征地引发的，一是征地权的滥用；二是征地补偿不合理，其根源于《宪法》、《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关于土地征用权的规定相互矛盾。

《宪法》第十条第三款和《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此条款强调了征用的前提必须是为“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这表明只为某个或某些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利益需要，是不能征用集体土地的。但是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界定哪些建设项目用地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或界定哪些项目用地不是为“公共利益需要”。《土地管理法》不仅没有对“公共利益的需要”做出明确的界定和阐述，与此相反，《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还进一步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属于农民集体的土地”，从而将《宪法》规定的征地范围从“公共利益的需要”扩大到包括非公共利益需要的一切用地项目，法律规定陷入两难境地：不符合公共利益的农地向城镇国有土地的转换，若不征为国有，不符合《宪法》第十条规定，征为国有却不符合《宪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土地征用方面的规定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引致征地权的行使陷入了法律上的两难困境，从而在巨大利益驱动下导致征地权滥用有恃无恐，导致了农村土地冲突。而法律关于征地范围的不明确导致土地冲突的数量大大增加。“公共利益”界定不清，掌握解释权的地方政府很容易扩大征地范围，使卷入土地冲突的利益相关者不断增多。

2、征地补偿不合理。《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六款规定：“……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用耕地的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尽管土地补偿倍数有6—10倍，但无法回避一个事实：补偿费由政府行政规定，而非由市场决定。《土地管理法》界定了土地补偿费的上限与下限相差近1倍，执行难以掌控其层次，征地前三年的年产值难以确定。在现实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农业处在被剥夺的地位，农产品价格相当低廉，前三年的年产值不足以反映被征土地的市场价值。尤其农村土地被征用后，其补偿费根本不足以让失地农民在城镇安居和就业。失地后的农民无力支付城镇生活的成本，在谋生无门的情况下，他们担心未来，担心有限的补偿不能抵抗社会变故、自然灾害和严重疾病等风险，再加上地方政府在征地补偿总额上大打折扣，拖欠、截留、挪用征地补偿款项时有发生。征地补偿不合理已经成为征地过程中农村土地冲突爆发最直接的导火索。

二、农村土地产权模糊

土地制度的核心在于明晰土地的产权，我国农地所有权名义是归集体所有，其实是“一权多主”。《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个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可见，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乡镇农民集体所有，而农民只享有对本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即承包经营权。各级政府拥有凭借所有权衍生出的土地征用权、总体规划权、管理权等重要的实际控制权，农民被动服从的地位决定了其受到多维权力的控制，当多维控制权力相互矛盾时会使农民无所适从，这必然激发农民的焦虑、紧张、不满情绪，从而导致农村土地冲突的爆发。

三、农村土地承包权残缺

产权安排规定了每个人在与其他人交往过程中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或者承担不遵守的成本，社会通行的产权制度则确立了每个成员相对于稀有资源使用时的地位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土地产权不明确引致土地冲突出现在土地利用和管理过程中，农村土地所有权模糊，其承包经营使用权也面临残缺，同样引致农户与农户之间、农户与村干部之间的矛盾冲突。

1、权能残缺。(1)农地收益权残缺。《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规定：承包方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第十七条规定：承包方承担“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土地用途受到严格行政管制，在农产品价格与工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农民在比较利益太低且不能得到合理补偿的条件下，往往会选择弃地、或者改变土地用途与政府博弈来获取利益。改变用途和“用脚投票”，必然要受到政府相应的行政干预。遇到这种情况，地方政府强行执行规定很容易酿成干群冲突。(2)土地承包权流转受到限制。土地法规在鼓励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同时又做出了种种限制。《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转让要经过发包方的同意”；第四十八条规定，“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外成员的必须经过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并经乡(镇)政府批准”。这些规定过分强化了发包方在土地流转中的实际控制力，为以行政权力和行政手段配置土地资源留下了太大余地。为基层干部干预农户的承包经营权提供了依据。(3)承包权的期限不稳固。尽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规定了承包权的期限为“耕地三十年、草地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三十年至七十年”，但在城镇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在三十年至七十年承包期内，农村二代或三代人口必然发生很大变动，有的农地承包后不久

就面临被征用的状况，农地承包权“大稳定、小调整”是既成事实，而“小调整”成为农地承包经营权频繁变动的借口，土地频繁调整和不可抗拒地被征用，使承包地的继承权成为虚化。

2、物权内容债权化。《农村土地承包法》确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从本质上说已经实现了物权内容，在权利的地位、内容、形式、期限、变动要件等方面均作了法律规定，并予以物权保护。《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至第十七条对土地承包双方权利义务的确定，是物权法定原则的体现；第三十八条规定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流转时，未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此为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采取登记对抗主义；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发包方若有侵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八种行为之一的应承担的六种民事责任，完全是侵犯物权应承担的侵权责任；第五十三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害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关于侵权责任的规定。显然《土地承包法》是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个绝对的权利即物权来保护的。

然而，物权内容依靠合同来赋予农民，物权实际被债权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十三条规定：“农民依据承包合同享有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处分权和收益权”；《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在承包合同中约定”；《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民法通则》第二十七条规定：“农户是以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方式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经营合同是这一权利发生的原因”。依合同而产生的债权可以单方面解除，致使土地承包权处于不确定的法律关系之中。由于缺乏合理运作的规范程序和不规范法律体系、制度的欠缺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大多处于自发状态，缺乏科学管理和规范。从法律上看，发包方之所以敢撕毁承包合同，破坏合同关系，主要是因为双方建立的是合同关系债权而非物权关系的缘故，其根本要害就在于，债权的对抗效力远不及物权强。致使在征地、占地环节，蔑视农民土地经营决策权利，违背农民意愿，占农民土地，毁坏农民庄稼等事件屡屡发生。

3、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缺乏有力保障。为了强调对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农村土地承包法》列出了专门条款。在第六条规定了农村妇女应当享有土地承包经营，第三十条就农村妇女结婚、离婚或丧偶的情况下其承包地不得随意收回作了保护性规定。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七项中的“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第十五条关于“农户”是承包经营权的主体的规定相矛盾。现实中，妇女只是农户中的成员之一。法律既然规定“农户”是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没有主体资格作为农户中一员的妇女就不能单独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又何谈保护“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法规的原则性与现实社会农村妇女生活的复杂性，使得以上这些笼统的保护性条款显得苍白无力，导致农村妇女没有承包地或失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不断发生，农村女性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土地权利流失现象。

四、土地矛盾调解制度缺陷

1、案件协调者不确定。有关调查显示，农村最激烈的冲突是征地引发的。农民的维权抗争主要有两方指向：一是针对地方政府；二是针对基层干部特别是村干部的，这类冲突数量比较多且激烈。

地方政府既是征地者，又可能是用地者，还是标准的制定者，这如何保证协调的公正性?同时，具体的土地征用争议仲裁制度尚未建立，不利于征地相对人在利益受损时寻求救济。此外，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对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做出裁决的不可提起行政诉讼。因此，当征地相对人对已批准的征地补偿标准有争议，经县级以上政府协调但协调不成时，只能由批准征地的政府裁决。这样，对征地补偿标准争议由批准者做最终裁决，农民要么妥协、要么维权抗争。

村干部既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又是履行政府职能委托代理者，行政法对其不适用，人民法院又不受理老百姓对这类掠夺行为的申诉。加上一些乡镇干部对村干部的偏袒和处理土地问题比较轻率，许多本来属于耐心协调就可以解决的矛盾纠纷问题，经有关部门直接干预后，往往使群众受到伤害，矛盾激化，酿成干群械斗，警农冲突等土地冲突，使矛盾问题进一步复杂化，难以有效解决。

2、案件审理机构含糊。《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三条虽然规定了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权应该承担民事责任，但该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产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在签订承包合同之前，村民的权利为有权依法承包农村土地。通过这两条分析得出，仅以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就认定此类案件由民庭受理显然理由不充分。村民有两种权利，在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合同生效之前，是承包权；而签订合同并生效以后，是承包经营权，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承包经营权受到损害承担民事责任有法律根据，侵犯承包权承担民事责任则无法律依据。此类案件村委会行使的权利属公共权力范畴，应该由行政庭进行依法处理。其他的土地案件，大多是侵犯承包方承包经营权的行为，根据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应由民庭进行审理。对这类案件的审理需要合法分工、及时处理，防止内部相互推诿，延误案件的处理，造成矛盾进一步扩大。

3、案件处理依据不足。《土地管理法》第十三条规定：“依法登记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但是，法律责任方面没有界定如果侵犯了权利怎么处罚，应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同时，《土地管理法》中的禁止性条款大部分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但也有少量缺项。如：第三十六条第三款“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或挖塘养鱼”；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禁止毁坏森林、草原开垦耕地，禁止围湖造田和侵占江河滩地”。这些禁止性条款所述行为，因无相应的法律处置，只能参照相关条款，易引起分歧。《刑法》中已明确规定了土地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要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土地管理法》中未明确相应的土地行政法律责任。如：《刑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了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最高检察院在司法解释中对追究这一犯罪行为明确了三条立案标准。那么，对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是否要给予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土地管理法》却无明确规定。

五、结语

20多年的农地改革实践常常面临不完全市场，不完备法规，不完备契约，有限理性的政府、农民和利益相关者的情境，此情境展现了一幅幅画面：在土地资源稀缺约束条件下，城镇化过程中当地方政府、农民和利益相关者(集团)有各自的利益需求源于同一地块时，他们以地生财的谋利行为或谋生行为的互动难免会引发土地冲突，而土地法规时时贯穿于这些冲突的过程之中。但由于相关土地法规的缺陷引起未来土地权益分配的不确定性，由不确定性引起各个土地权益主体的非合作倾向或机会主义行为，这就需要相对完备的土地法规来治理各个权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实施公平的奖惩机制，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以维持农村土地市场合作秩序，为农村各权益主体提供合法的、平等的、兑现的救助、福利、保障和优抚，达到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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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学清王少怡

三农问题根源试析论文篇3：

英汉数词的模糊语义及其翻译

摘要：数词常用来表达精确的数目与数量，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表达的准确性，但另一方面数词的语义和语用也具有模糊性。据此，本文探究了数词模糊性的具体表现及其相应的翻译方法。

关键词：数词模糊性翻译

语言的模糊性主要表现在受语境等因素影响的话语意义模糊和因对语篇中某些部分的不同理解或解释造成的语篇意义模糊。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人们经常运用语言的模糊性以更好地达到语言传递信息、交流和沟通的目的。

数字作为语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除了用来表达确定数目外，在日常用语和书面语中，往往表示虚的概念，具有模糊性，从而发挥着积极有效的语用功能。

一、数词的语用模糊

词义本身的复杂性，语言的概括性及词义的范围和层次决定了词义的模糊性。数词是指用来表示事物的数量或顺序的词。由此可见，数词原本表达非常精确的意义。但是我们也会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尤其在一些文学作品、成语、谚语中，由于受到语境的影响，数字很多时候并不表示准确的数量概念，而是表示模糊的虚数，具有一定的模糊意义。一般来说，数词的语用模糊有以下情况：

（一）数词本身具有语义模糊

英、汉语言中的很多常用数词都具有多义性：一方面，它们可以表示纯粹的数目，具有精确性；而另一方面，它们又可以表示非精确的数目，具有模糊性。数词词语的模糊语义是指数词在交际中其自身的因素不起主要作用，而是与其他词语一起使用时，产生了相对其自身而言的模糊意义。所以有些数词尽管从表面上看具有精确含义，但在一定的语境中却具有模糊性。汉语中，数词的模糊语义大量存在，尤其在很多耳熟能详的语句中，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to make still further progress）、“百闻不如一见”（Seeing is believing.）、“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一日不见如隔三秋”（Absence makes the heart grow fonder.）等。再如：

（1）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

I will not instruct my students until they have really tried hard but failed to understand.If I give them one instance and they cannot draw inferences from it，I will not teach them any more.

（2）那些卖酒的青帘高扬，卖茶的红炭满炉，仕女游人，络绎不绝，真不数“三十六家花酒店，七十二座管弦楼。”（吴敬梓《儒林外史》）

Dark trade-signs flutter above the wine shops，and red charcoal glows in the tea-house stoves，while men and women stream by，on pleasure bent，to throng the countless taverns and music halls.

（3）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泄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欧阳修《醉翁亭记》）

A walk of two or three miles on those hills brings one within earshot of the sound of falling water，which gushes forth from a ravine known as the Wine-Fountain.（H.A.Giles译）

同样，英语中的数词也表现出模糊性。One、ten、 hundred、thousand、million等词都可泛指“多”义。如“in one or two words（三言两语）”“one in a thousand（百里挑一）”“A hundred pounds of sorrow pays not one ounce of a debt（百镑愁难还一分债）”。再如：

（4）Prince:That’s to make him eat twenty of his words.（William Shakespeare: Henry IV ）

他是食言而肥的好手，吃几个字儿是算不了什么的。”（朱生豪译）

（5）Seventy times seven did I take counsel with my soul.（Emily Bronte: Wuthering Heights）

我在内心深处不知考虑了多少次。

精确的概念也可以表达模糊的意思。以上例子中的数字表面上是精确的语言，实际运用中是一个泛指的虚数，表达的是相当模糊的概念，其意义和数字没有多大的关系。

（二）由修辞产生的数词语用模糊

语义模糊的数词常具有修辞功能，如夸张、比喻、借代、委婉等。这种模糊性发人联想，让人回味，在句中起着突出形象，烘托环境，渲染气氛，增强语势等修辞作用，给人以更大的思索和想象空间。如：

（6）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唐]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As if the vernal breeze had come back overnight，adorning thousands of pear trees with blossoms white.

（7）Hamlet: I loved Ophelia，forty thousand brothers could not，with all their quantity of love，make up my sum.（William Shakespeare: Hamlet）

哈姆雷特：我爱奥菲莉娅，四万个兄弟的爱合起来，还抵不过我对她的爱。

（8）The poor old man seems to be a fifth wheel in the family.

那位可怜的老人在家里好像是一位多余的人。（英语中“the fifth wheel”本义是指汽车上的备用轮胎，其比喻意义为“多余的人或物”。）

（9）They talked nineteen to the dozen about all they had done in that time.

他们喋喋不休地谈着那段时间里他们所做过的一切。（talked nineteen to the dozen意为“喋喋不休”）

（10）A sleepy-looking“four-eyes”came hurtling into his embrace，and then proceeded to fall，together with his bike，towards the pavement.

一个迷迷糊糊的“四眼儿”一头栽到他怀里，并且连车带人摔倒在马路中央。

这些数词具有明确的修辞功能，其修辞效果是使形象更加突出或者语言更加委婉。它比精确语言更加具有说服力和形象色彩，也比一般词汇更加含蓄蕴藉，其涵义深远，意境高妙。

二、意义模糊数词的翻译方法

翻译不仅是一项语言活动，而且还是一项社会文化活动。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任何人类社会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传统，通过语言反映出来，并凝结沉淀到语言中去，成为语言的一部分。因此，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都带有各自民族文化的烙印。

作为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数词在英汉两种语言表达中往往是不一致的，其语用含义大多不对应或不完全对应，尤其是把含有数词的短语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时。这就导致了英汉数词的翻译存在一定的困难。如果不加分析、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原语中数词完全照搬到译语中去，就会造成偏差和误解，无法达到对原文最大限度的忠实，从而降低了译文的信度。

除表示准确数值的数词能够采取直译不会造成偏差和误解之外，对英汉语言中带有语言特色、文化特色的数词，即意义模糊的数词，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方法。

（一）同义借用翻译

虽然英汉两个民族的语言、环境、知识结构、社会历史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世界观等人文背景不同，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也表现出各种差异，但是有不少表达方式，尤其是一些习语、谚语和格言，在意义和形象上的表达方式非常相似，我们可以借用这些相似或相近的汉语现成表达方式来互译。如“一目了然（see with half an eye）”“乱七八糟（at sixes and sevens）”“一模一样（as alike as two peas）”“six of one and half-a-dozen of the other（半斤八两）”“a drop in the ocean（九牛一毛）”。再如：

（11）The gun runner has a foot in both camps；he sells arms to both the Arabs and the Israelis.

那个军火走私者脚踏两只船，同时向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出售武器。

（12）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A burned child fears fire./ Once bitten，twice shy.

（13）柳嫂子有八个头，也不敢得罪姑娘。（《红楼梦》）

Even if Mrs.Liu had nine lives she’d never dare offend you.（杨宪益、戴乃迭译）

（二）灵活性翻译

英汉语言中对数字有着不同的使用习惯，数字的模糊语义在理解和表达上也有一定差距，因此翻译时需要对具体数字进行灵活处理，或改译或省略或增加模糊意义的数词，以符合译语的表达习惯。如：

（14）政府官员应该依靠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遵从人的意愿。

Government officials should rely on their own judgment rather than unquestioningly carrying out the will of the people whom they serve.

“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不正视事实，引申为不顾一切，或不问是非理由，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地办事，常用来表示一种坚定果断的语气，故译成“unquestioningly”。

（15）王冕一路风餐露宿，九十里大站，七十里小站，一径来到山东济南府地方。（吴敬梓《儒林外史》第1回）

Braving the wind and dew，Wang Mian travelled day after day past large posting stations large and small，till he came to the city of Jinan.

“九十里”和“七十里”在原文中只表达虚的概念，并无实际含义，所以可以省略不译。

（16）It is worth your while shopping around before deciding on a particular credit card.

在选定某家信用卡之前，最好货比三家。

原文中并无数词，但考虑到汉语的表达习惯，同时也为了更好地表现顾客在选定信用卡时心理状态，翻译时增加数词，译成“货比三家”。

（17）“My dear Caddy !”said Mr.Jelly by，looking slowly round from the wall.It was the first time，I think，I ever heard him say three words together.（C.Dickens，Bleak House）

“亲爱的凯蒂!”杰利比先生坐在墙边，慢慢转过头来说。我觉得，我听见他一连说出五个字来，这还是头一次哩! （黄邦杰等译）

“three words”没有如数照译，而是被酌情译成了“五个字”，因为“My dear Caddy”译成“亲爱的凯蒂”之后变成了“五个字”。这样译文前后就符合逻辑。

（三）诠释性翻译

由于中西方社会在文化背景和语言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翻译时为了使译文读者更迅速、更准确地理解原文的意义，有时需要对文化特征明显的数词加以解释或提供背景知识，或舍弃数字而直言其义，防止因“形”害“意”。如：

（18）三大件

three representative durable consumer products （watch，sewing machine and bicycle in the 1970s，color TV，refrigerator and tape recorder in the 1980s and commercial residence，automobile and personal computer in the 1990s）

（19）在连续6年增产增收之后，更要毫不松懈地抓好“三农”工作。 

After six consecutive years of increases in grain output and rural incomes，it is vital we sustain our good work in the areas of agriculture，rural areas，and farmers.

以上两个含有数词的词语虽只有两三个字，但却具有较强的民族色彩，翻译时只有在给予背景知识或解释说明之后才能充分表达其意义。所以加注释说明。

（20）China has a Catch-22 around every corner，and the world is watching to see where it turns next.

中国处处充满了自相矛盾而又不合逻辑的规定，全世界都睁大眼睛等着看它下一次变脸。（Catch-22：第二十二条军规，源自美国作家J.Heller的小说Catch-22，意为不合逻辑的或矛盾的问题）

（21）Beware of the fifth column.They often infiltrate into key positions and seek to undermine the body politic from within.

要提防隐蔽的敌人，他们经常渗透到要害岗位企图从内部破坏国家政体。（Fifth Column，直译为“第五纵队”。该词源自西班牙内战时期一位叫摩拉的将领之口。他说他拥有的四个纵队包围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另有一支纵队——第五纵队，在城内策应。现泛指敌人派人的间谍和内奸。）

（22）When he applied for the job，he already had two strikes against him: he didn’t have a college diploma like the other applicants，and he was ten minutes late for his interview.

他在争取这项工作时，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第一，他不像其他应聘者那样有大学文凭；第二，面试时他迟到了10分钟。

“to have two stikes against one”原指棒球击球手已击两球不中，如第三击再不中，就要出局。转义为“处境不利”“形式不妙”。

（四）修辞性翻译

在文学作品中，数词模糊性的夸张功能体现得最多。如果将原文中的数词照直翻译不能产生相应的效果时，应从修辞角度出发，按译入语的行文习惯进行适当转换，以确保译文的流畅通达，达到作者可望达到的艺术效果。如：

（23）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白居易《琵琶行》）

Only after our repeated calls did she appear;her face still half hidden behind a pipa lute.

汉语常用夸张来渲染感情。汉语诗歌中的数词往往表达的是模糊语义，使诗句灵动飞扬，显得气势磅礴，震撼人心，充分发挥了数词的夸张作用。本句中“千”和“万”只是一种夸张手法，虽然没有直译出来，但就艺术效果而言，却远远优于数值的对等翻译，就英语语境来讲可以更好地表现原作的意境。

（24）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尺。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In the Soviet Union，those who once extolled Stalin to the skies have now in one swoop consigned him to purgatory.Here in China some people are following their example.

“一万”和“九千”都是模糊语义数字，形容其高和低的程度，英译时同样不宜直译，而转译为相应的“to extol sb.to the skies”和“to consign sb.to purgatory”，以准确表达原文中所蕴含的夸张语义。

（25）“He is seventy-six years of age，”said Mr.Smallweed.

Mr.Smallweed piped up:“Seventy-six pounds! Seventy-six thousand bags of money! Seventy -six hundred thousand million of parcels of banknotes! ”（Charles Dickens: Bleak House）

“他今年七十六岁”，斯默尔维德先生说。

斯默尔维德太太尖叫起来“七十六镑! 七十六万袋钱! 七十六万万包钞票! ”

原作者以夸张、讽刺而诙谐的笔调描写了一个神志昏聩、见钱眼开的老财迷形象。译者体会到原作者的意图特意保留了“76”这个引起Mrs Smallweed联想的数字，故意把精确数字译错，形成了语势递增的层递修辞格，弃其形而得其神，达到了交际效果对等的目的。

三、结语

模糊性和精确性都是人类自然语言的客观属性。语言的模糊性同样也根源于客观实在。语言的模糊性可以看作是语言的优点，正是由于语言的模糊性，语言的美才能成为可能。数词的模糊性在言语交际和翻译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模糊表达可传译精确语言无法完善表达的深邃思想，跨越英汉语言文化差异，实现翻译的功能对等。

本文归纳的数词的几种翻译方法并非独立、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实际操作中选取何种方法，则取决于译文的需要以及译者本人的爱好和语言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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