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根据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理，对存在于纳税人和抽象的国家或者政府之间的纳税人权利进行了探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公共财政理论观点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公共财政理论观点研究论文 篇1：
蒂布特模型与城市偏好
[摘要]“蒂布特模型”被认为是地方公共财政理论的经典文献。将蒂布特模型扩展到城市层面上，探讨了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对“资本持有人”在城市之间进行“财政性迁移”的影响，并得到了一些初步的分析结论。显然，这个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城市竞争的本质及吸引高素质人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蒂布特模型；城市偏好；公共产品；财政性迁移
1956年，查尔斯·蒂布特发表了《一个关于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提出了著名的“蒂布特模型”，这篇文章已经成为城市公共财政理论的经典。然而，此后的时间里人们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对于蒂布特模型的争议。在此，我们无意致力于评价蒂布特观点的正确性，‘本文的目的是想借助于蒂布特的地方财政模型提供的分析框架，探讨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是否会影响资本和高素质劳动力在城市之间进行“财政性迁移”，显然，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城市竞争的本质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蒂布特模型及其现实性
长期以来，在公共产品的供应上存在着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居民如何显示他们对公共产品的真实偏好。关于这个问题，马斯格雷夫(Musgrave，1939)和萨缪尔森(Samuelson，1954)一致认为，在公共产品的支出水平上不存在“市场解”。但是，蒂布特却认为，人们可以将地方公共服务的供应看成类似于私人产品的竞争市场，社区间的竞争将使得各种不同的公共产品束被提供出来，居民们将通过迁移(用脚投票)显示出他们对这些公共产品的偏好。这就是所谓的“蒂布特模型”。
蒂布特模型描述了一个这样的过程：人口可以流动，存在足够多的潜在或现实社区，这些社区提供不同的公共产品束，居民能够通过无成本的迁移选择提供最好的公共产品和税收组合的社区，并且通过这一过程显示出他们对公共产品的偏好。社区要么提供居民们需要的产品，要么居民们将迁到其他提供更符合他们偏好的公共产品或者能够有效率地提供这些公共产品的社区。社区间的竞争能够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可见，对于地方公共产品而言，决定有效率水平的机制是居民通过向提供他们偏好的公共服务/税收组合的社区迁移来进行“用脚投票”。
当然，蒂布特模型是通过严格的前提假设得出的，例如不存在迁移成本或完全信息的假设。有鉴于此，一些研究表明，该模型并没有很好地接近现实。但是，蒂布特“用脚投票”的观点是成立的，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一看各城市为争夺资本和人才的竞争，就可以体会到蒂布特模型的解释力。为了谋求发展，我国各城市之间的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政策优惠、完善基础设施和地方投资环境，给资本和人才的流向提供了充足的空间。这也许就是蒂布特模型所提示的现实意义之一：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决定了移民的流向，同样，也决定了企业资本的流向和空间区位选择。而人才和资本显示出来的这种“城市偏好”，印证了蒂布特模型中“用脚投票”的观点。
二、城市偏好显示：迁移下的公共选择
这里，我们将在城市之间迁移的移民和企业资本一概称之为“资本持有人”。假如在异质的城市之间，每个城市为了吸引资本持有人都能单方面地为创造出一个与其他城市不同的福利水平，例如，一个城市确定一套财政方案，即税率和政府服务的水平，如果该方案对资本持有人的吸引力相对较弱，他们将通过迁往其他城市来做出反应。这种迁移的结果，显示了资本持有人的明确的城市偏好。
资本持有人通过空间选择反映出的城市偏好的显示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了探讨资本持有人的城市偏好倾向，我们必须考察资本持有人的效用函数。一般说来，资本持有人具有能够依据自己的偏好系统和效用函数将资源配置于特定区域的能力，同时，他们作为“经济人”也都有把某些资源转换成个人报偿的欲望。在效用最大化假设之下，对于资本持有人来说，总是按照自己的偏好系统来权衡利弊得失，选择能达到其最大化效用的城市来居住或投资。
为了让分析简化，假设存在着效用水平不同的两个城市A、B，两个城市提供的公共产品水平不同，一般地，效用高的A城市有着更高的公共产品供应能力，B城市次之。A城市进入门槛较高，B城市低一些。在蒂布特均衡中，资本持有人会因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同，选择满足他们偏好的城市。下图显示了资本持有人在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不同的A、B两个城市的选择过程。
图中纵轴表示A城市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横轴表示B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曲线YbYe表示这两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的社会生产可能性边界，Ue表示A城市偏好型资本持有人的效用曲线，Ub表示偏好于B城市的资本持有人的效用曲线，YbYe上的A、B两点则分别表示这两个资本持有人的效用最大化的服务/税收组合。换言之，如果资本持有人的这一空间选择过程是蒂布特式分类所导致的，那么，相应的均衡是有效率的。
这样，资本持有人的效用函数或利益函数可写为：
U=U(Ye，Yb，t)
上式中的U代表效用函数，Ye和Yb分别A、B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t为资本持有人的城市偏好。
无疑地，资本持有人的城市偏好及其效用函数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假设居住在B城市中的资本持有人迁移到A城市中，他的迁移决策在进行蒂布特式调整的同时，也显示了他的城市偏好。在这种情况下，可将在A城市之间迁移的资本持有人的效用函数写成：
U1=U1(Ye)，dU1/dYe<0
这个公式共同表明，资本持有人的迁移下的公共选择达到了帕累托改进的目标。但是，对于B城市来说却是不利的。它的居民的效用函数是：
U2=U2(Yb)，dU2/dYb>0
Yb大于零的资源配置偏离了帕累托最优标准。这是因为资本持有人在城市之间迁移时，通常会在收益和成本方面都产生财政上的外部性。迁移会给那些留在原来共享团体中的人带来外部不经济，给迁入的那个城市里的人带来外部经济。
为了吸引资本持有人，每个城市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不断改善它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因此，地方公共选择的蒂布特模型意味着城市竞争可以使地方政府变成最有效率的治理层次。通过在地方层次上提供公共服务，如公共教育、治安和消防，而且通过税
收来为这些服务筹集资金，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三、城市公共产品供给对“财政性迁移”的决定性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产出(和税收)是影响一个城市对潜在资本持有人的吸引力，进而影响他们的迁移决策。那么，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吗?公共产品供给在多大的程度上决定着资本持有人城市间的“财政性迁移”?根据蒂布特模型，我们能想像出一个效用最大化的资本持有人，他对来自于地方公共服务的收益和税收负担的成本进行权衡，选择收益减去成本之后的剩余最大的地方来居住或投资。在城市偏好显示时，如果资本持有人的确将公共服务方案考虑在内，我们可以认为，在其他方面相同情况下，一个城市的公共产品组合越吸引人，它的城市引力越大，从而希望消费高水平公共产出的资本持有人将会发生“财政性迁移”。
这是个饶有趣味的话题。不过，它的结论需要大量的经验研究来证明。华莱士·奥茨(Wallace Oates，1969)的经验研究发现，财政税和公共服务上的差别反映在住房价值中：在学校较好和税率较低的社区中，住房价值更高。这表明，在选择地方居住时，潜在居民确实会对地方公共产品进行衡量。
在城市之间，这个结论仍然成立。考虑一下各城市为吸引高级技能型劳动力而付出的努力。目前，我国城市高级技能型劳动力短缺的情况相当严重。比如，在近1.4亿城镇企业现有职工中，高级技工的比例极低，只占约5％。高技能型劳动力短缺，造成了城市间人力资本的激烈竞争，从而引起高级技能型劳动力在城市间的迁移。高级技能型劳动力城市间迁移更看重的是城市舒适的改善。城市舒适，是对预期收益的进一步界定。城市舒适的收益包括的范围很广泛，诸如城市文化底蕴、制度环境、国际色彩、市民素质等都在其中。其实，这些方面的内容也可以归为城市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供给。城市之间公共产品或服务供给条件的差别，是引起高级技能型劳动力迁移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们可以通过选择一个城市来生活和工作以改变舒适状况。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城市舒适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被资本化为工资收益的。
然而，城市之间迁移是有成本的，这使得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对于财政性迁移的作用受到了约束。由此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城市之间的财政性迁移存在着“锁定”效应。所谓锁定效应，是指资本持有人往往被锁定在原来城市中，虽然其他城市创造了更好的公共产品或服务供给条件，但现实很难自发实现以资源优化配置为目标的财政性迁移。事实上，完全依靠市场自身力量难以打破这种“锁定”状态。原因有三：一是城市迁移的“转换成本”过大。资本持有人在某城市的连续投入和多年累积开支使转向另一个城市时要承受巨大的转移成本。二是即使迁移到新的城市对社会和资本持有人都有好处，但由于缺乏迁移行动的协调机制，无法实现正常的迁移。三是作为资本持有人的拥有城市将不遗余力地阻止其它城市“挖墙角”，因为那意味着其竞争优势的丧失。如果存在“锁定”状态的话，有效打破城市对资本持有人进行财政性迁移的“锁定”的基本路径，就是促进市场制度的创新，降低资本持有人的转换成本。
尽管转换成本成了资本持有人进行财政性迁移的成本负担，但是，这并不妨碍资本持有人在迁移时对地方公共产品供给情况进行权衡的基本结论的正确性。相反，它为地方政府提供了信息和激励，让他们提供更有效率的公共服务和税收水平，以降低资本持有人迁移的机会成本。
四、结论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明显看到蒂布特模型在城市层次上的扩展含义：城市管理者提供一组公共服务的菜单，潜在资本持有人在相互竞争的城市之间选择出他们所偏好的城市，这一过程将显示出资本持有人对地方公共产品的需求。显然，我们的分析与蒂布特模型提出的重要假说是完全一致的。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直接影响资本持有人在城市之间进行“财政性迁移”，尽管我们是借助了蒂布特模型推导出这一结论的，但我们发现，在存在着迁移的锁定效应或转换成本时，这一结果也成立。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分析拓展了蒂布特模型所涉及的范围。同时，这些结论也支持了那些试图提高城市舒适收益、改善软环境来增强城市竞争力的政策主张。
责任编辑：赵 利
作者：冯云廷
公共财政理论观点研究论文 篇2：
论纳税人的权利
[摘要]文章根据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理，对存在于纳税人和抽象的国家或者政府之间的纳税人权利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纳税人的权利；经济视角；权利清单
[作者简介]卢伟，桂林工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广西桂林541004
一、解题
对纳税人的权利至少可以从两个层次来探讨：一是指在具体的税收征纳法律关系中，纳税人依照税法享有的限额纳税权、税负从轻权、获取信息权、赔偿救济权、诚实推定权、接受服务权等实体法、程序法权利[1](P86-87)；二是指纳税人因为在宪法上有依法纳税的义务，根据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理，因而应该享有的宪法意义上的权利[2](P189)。在这一点上，对纳税人权利的研究，存在于纳税人和抽象的国家或者政府之间，本文即在此层次上展开讨论。
对学术研究而言，任何一种学说都隐含有其方法性预设和理论预设。劳丹认为，一个研究传统就是关于一个研究领域的实体和过程，以及在此领域中用于探讨问题和建构理论的适当方法的一组普遍性假定。要言之，对一个理论问题的研究应该包括两个核心要素：本体论的预设和方法论的规则。因此，在对纳税人的权利作出具体的研究之前，本文强调这是“一种经济视角的解读”。
所谓“视角”，意在表明作者在对待作为和现实或实践相对应的理论本身的态度上，接受了一种“视角主义”的观念：现代学者强调理论是对现实的再现，理论是对现实的镜像反映，而后现代理论则采取一种“相对主义”和“视角主义”的观点，认为理论充其量只是提供了关于对象的局部性观点，而且所有认识形成理论要受到语言和历史的中介[3](P5)。所谓“经济”，意在说明作者对纳税人权利的研究，是直接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理论知识作为工具。具体讲就是在公共财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公共经济学，其中主要旨在分析政治问题的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些重要观点、观念。所谓“解读”，即是强调本文是在采用一些经济学的观点对纳税人的权利直接作出的推论、注解和作业。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处理方法，对许多观点直接采取“拿来主义”，尽管这个理论本身还可能存有争议[4](P33)。这样做的理由之一：对法律现象的研究，经济学确实可以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通过视角调换，至少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而这确实又有助于提高我们作为纳税人的权利意识；理由之二：意在表明作者接受这种观点，理论只是解释现象，事实存在于解释中[3](P28)。
二、人与国家的关系：一种契约解释
对纳税人的权利进行探讨，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国家是什么?国家存在的必要性是什么?个人与国家之间是或者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制约着我们对税法理论中税收依据的回答，即纳税人必须缴纳税款的原因和国家据以征收税款的理由。这些问题基于不同的哲学认识视野、不同的理论研究路径、不同的理论存在的历史背景而有各种不同的观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是在西方语境下展开的探讨，因此有必要认识其相关的观念基础。具体而言，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本位、以社会契约论和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国家观念。
个人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在社会观念上，它强调个人相对于国家具有主体、至上的地位，将个人的利益放在优先地位，从而确立了国家的从属地位；在方法论上，认为个人动机是所有社会行为的基础，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该追溯到他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偏好、目的角度阐发；个人目的必须置于一切现象分析的首位，个人依据其私人的利益行动，个人的目的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充分起因[5](P5)。在实际上，西方近代社会的发展也正是源于个人主义的极端推崇：个人主义的集中表现是私人财产权利体系的确认要求，而近代西方社会的观念、政治和经济制度体系存在之基础，正是通过法律对绝对的财产所有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财产权行使的充分自由三大原则的维护而确立的私人财产权利体系[6]。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一直是西方主流的理论传统。同样，对纳税人纳税依据的研究而言，国家现象的理解也必须找到它的个人行为基础。实际上对国家的、有价值的认识之逻辑起点，也根源于理论超越国家作为一个现实性存在的实体，从而对其存在合理性提出质疑和解释。
社会契约论对此作出“契约”的解释。社会契约论的代表人物是让·雅克·卢梭，他在坚信个人自然权利的同时，试图在一种主权性的公意的至高无上中探寻社会的终极规范；他认为政治的根本问题是寻找出一种结合形式，这种形式能够以整体的共同力量保护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而且在这种结合体中，个人仍然服从他自己的意志，且像往常一样的自由；他认为解决上述问题的途径是每个个人必须通过缔结社会契约，把他的全部自然权利毫无保留地让渡给整个社会；在这里，公意即“社会意志”，主权意味着“执行公意”，政府是一个执行公意的委员会、一种代理机构[7](P59－63)。
社会契约论对整个西方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应该说是一直作为一种思想传统存在着，在不同社会学科中得到不同的体现、发展、修正。在经济学方面，其有关于人之本性所持有的“乐观评价”[7](P60)和西方经济学关于人具有“自私的本性”的基石性假设明显对立，但是他关于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契约之观点，却得到继承，在财政税收理论上，直接体现在对税收依据的一种“交换说”的回答。
对税收的依据有不同学说，如“公需说”、“保险说”、“义务说”、“新利益说”、“经济调节说”等，而“交换说”直接发端于卢梭，后来为重农学派接受，并被亚当·斯密发展成为英国古典学派的主张[2](P8－9)。该说认为国家和个人是各自独立平等的实体，税收体现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一种交换关系：国家向公民提供特殊的服务或者公共品，作为对价，公民向国家支付税金。这种理论在专门对政治问题进行研究的公共选择理论中继续发展。公共选择理论正是以公共财政理论为渊源，而公共财政理论是西方主流的税收财政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是将经济学方法在政治学领域的应用。其基本思路，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布坎南归纳为三个方面：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经济人行为的理性原则和政治作为交换过程的特点[8](P17－27)。所谓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仍在强调以个人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以个人的行为来解释社会和政治，而不是以社会来解释个人。所谓经济人行为的理性原则，即是假定政治家、行政官员和市场中的私人一样有自己的私人目标，受利己本性的驱使，追求着个人的最大效用，影响效用的因素包括财富、社会地位、权力和名声等等。实际上，借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话，这种假设意图说明这样一种思想：追求私利的人变成当选官员或官僚后，他们并
不会因此而成为救危扶困的骑士[9](P46)。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经济学具有自愿交换性质的个人发生相互的作用，是在政治和市场两个环境中进行。政治作为交换过程，存在着寻租行为，即靠政治活动而不是竞争来重新分配产权。公共选择理论主要的结论是相对于凯恩斯主义的市场失灵理论。提出了政府失灵理论。政治活动存在着极大局限性，因此应该尽量限制政府的职能，政府存在的必要性限于提供公共物品。对政府的定位，仍然认为它是集体选择的结果，仍然确立了政府是选民的代理人地位，同时因为选民和政府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因此政府官员可能存在着机会主义行事，沦为败德行为。所谓败德行为是指自利的个人违反诚实和勤勉的义务，而环境又允许他们这样做而不受惩罚。
综上所述，政府是选民的一种代理机构，政府是公共选择的结果；政府和个人之间是契约关系，是交换关系；政府的存在既是为了解决公共需求满足全社会成员共同的公益性需求，也提供公共物品。
三、政府的交换对价①
税收体现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一种交换关系：国家向公民提供特殊的服务或者公共品，作为对价，公民向国家支付税金。那么问题是：政府应该或者能够提供什么公共物品呢?或者，政府曾经并且正在提供什么、做什么?
实际上，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应该承担哪些职能一直是经济、政治和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这可以回溯到盛行于十六七世纪的重商主义时代。当时采取政府干预的政策，完全是因为当时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资本积累不足，市场机制不发达，因此依靠政府来积累财富、建立统一的市场。而从十九世纪初期直到二十世纪初期，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主张得到张扬，因此对政府的经济职能的认识形成了“夜警国家”的观念。这种政府职能观念，坚信自由市场中“基于私人行为主体间的竞争会产生最合适的结果”这个古老信念；认为国家的经济作用仅限于提供市场私人产权秩序所不能提供的公共物品；而且，公共物品提供应保持在最低限度，具体而言，限于“建立基本法律与秩序、保护产权和维护合同制度”，“建立和维护某些公用事业和某些公共制度”[10]。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方经济极度危机的特殊历史背景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脱颖而出。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使资本主义世界面临毁灭性的打击。凯恩斯主义在绝对承认“看不见的手”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以保障个人自由、自主，并释放其创造性条件下，认为市场机制有缺陷，需要“看得见的手”来纠正其缺点。基于市场经济时常周期性地出现经济繁荣和经济衰退，因此政府的作用在于采取政策熨平这种波动。此种思想，为政府的经济活动领域提供广泛依据：改变汇率，调整税收，扩大工会权利，增减公共部门的基础设施和共用品支出，扩大或者缩小政府的转移支付和社会福利计划。
等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的经济危机结束了战后经济飞快增长的时代，也造成了经济的滞涨现象。凯恩斯主义对此无能为力，其地位也开始动摇，“回到亚当·斯密和萨伊”的自由呼声日高，以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产权学派等为代表并被冠名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又一次勃兴，成为一些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而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基于对大量国际投机资本的无力控制，政府干预又为许多国家所信奉，政府的作用和职能得到扩张。
通过回溯可以发现，政府的经济职能不存在抽象的、永恒的角色定位。对政府经济作用的认识，必须进行历史的分析，联系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社会实践的需求来认识。同时要看到，政府经济作用的定位相对于社会经济要求而言，是一种适应性的、依附型的，经济的发展有其自身的演化、发展路径，政府相对来讲，是一种被动的适应。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用的经济学理论是在西方社会发展中形成的认识，其理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有其现实的社会实践基础。因此对其应用，必须联系我国特殊的国情。在对纳税人权利进行探讨时，这一点的意义是：纳税人除了享有市场经济社会中一般的权利内容外，基于我国的国情、社会主义性质等，还应该有自身的特殊规定性。
四、权利清单
需要在此对“权利”概念作出解释。权利在一般意义上，是指得享受特定利益的法律上之力，其本质在于法律上之力与特定利益之结合[11](P55－57)。在这里，对纳税依据采取的是“交换说”，认为国家和个人是各自独立平等的实体，国家和个人之间是一种交换关系：国家向公民提供特殊的服务或者公共品，作为对价，公民向国家支付税金。因此，纳税人的权利是指纳税人在宪法上因为承担了纳税的义务，向国家交纳税金为代价，政府作为“契约”的另一方当事人，纳税人相对于其应该享有的、对政府提供的、作为交换对价的特定公共物品进行索取的权利。这里列出一份权利清单，是基于上述经济学的观点、思路所做的一种推论。这种推论，偏重于方法，疏于结论；偏重于思想，而轻于技术。具体而言，可以分成四大类：
(一)个人生命、人身、财产获得安全保护的权利
政府承担保护个人生命、人身、财产权利安全，是一种古老的、似乎理所当然的结论。对个人的生命、人身和人格权益的维护，是政府一项古老的作用，但是对公民平等的法律保护则是近代的事情。对财产权的保护，主要是对以所有权为核心的财权体系的维护。政府为什么承担这种职能，其经济学的解释是对上述绝对的、排他的权利的维护任务由政府来承担，其产权维护的排他成本要低于私人维护的产权排他成本。所谓产权的排他成本，是指所有者为防止他人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财产，所有者要付出的成本①。当然对于产权为什么要维护，甚至于西方经济学理论主张产权必须私有化，这是一种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基于物的稀缺性假设和人性的自利经济人假设，认为具有排他性的产权使个人的收益与成本都达到内部化，因而能达到激励和约束的兼容，从而解决了市场经济系统发展的动力问题，自利的经济人在此种制度下，能最大限度发挥其积极性，从而促进社会发展、经济繁荣。
(二)自由契约的权利
契约在一般的经济学意义上讲，就是两个市场主体达成的合意。纳税人享有自由缔结契约的权利，不仅关乎着个人自治意思的实现，关乎着个人自由的理想的实现，实际上还隐含有经济学效率的考虑。西方经济学一个古老的理念就是相信市场对资源配置绝对的基础性地位，具有主要的效率价值。即便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只是在承认其基础性地位的前提下提出市场失灵理论，实际上它仍然认为：市场有效率是经常性的，市场失灵仍然是偶然的[12](P90－108)。对自由契约权利的维护，既是民法上的权利，也是经济法上予以确认和保护的权利。
(三)公共物品的索取权
公共物品的概念在这里是关键。缪博认为，总的来说，公共物品的特性构成了集体选择存在的理由。公共物品是相对于私人物品而言的，私人物品具有独占性、排他性和可转让性等特点，私人物品的供给和生产通过自由市场就可以实现。但是对公共物品的生产、消费因为存在成本和收益外部性问题，所以有着搭便车的现象，形成公共物品领域的市场失灵。因此，政府应该提供公共物品。具体而言，又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纯公共品，其特征是消费不具有排他性，收费又比较困难的，如国防、军队、法院、环境保护等等。实际上，据此标准，上述第一类权利也可以划归到此类产品中。另一类是准公共物品，其特征是消费不完全具有排他性，如公路、学校、公立医院等等。此外，政府还应该承担维护公序良俗、社会价值、社会最低保障和社会福利供给的职能，纳税人因此而形成相应的社会权利。这种权利的供给由民商法、经济法、环境法和社会保障法等共同完成。
(四)政治权利
因为政府是选民的一种代理机构，是公共选择的结果，所以纳税人享有相关的政治权利。政府作为公共选择行为的结果，因而纳税人享有相关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同时政府作为纳税人集体的代理机构，因此政府官员负有诚信义务、勤勉义务等代理人义务；为避免代理人危机的出现，避免败德行为的发生，因此纳税人对政府具有监督权、检举权等权利。因为在经济学上代理一委托问题的产生，主要是信息不对称，因此纳税人拥有对政府行为必要的特定信息索取权，因此新闻自由权、政务公开、舆论自由是题中之义。
当然对于我国而言，基于特定的历史、国情、意识形态要求，作为发展中国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纳税人的权利会被赋予更多的内涵和要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也会为纳税人带来诸多个别性的权利内容。但是，如果用一个成熟市场经济社会中形成的经济理论、在效率角度和经济学分析的观照下对市场社会一般权利进行归纳而得出的结论，也确实给了我们良多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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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西方经济发展史的回顾，主要参考晏智杰主编：《西方市场经济下的国家干预》，中国计划出版社，1997年出版。
①对下文有关经济学解释，主要参考斯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柯武刚、史漫飞：《新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
[责任编辑：戴庆埴]
作者：卢 伟
公共财政理论观点研究论文 篇3：
第三方物业管理社会组织发展探析
【摘要】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住房单位保障制的逐步解体和自有化的快速推进，城市社区因物业管理产生的矛盾明显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已成为影响社区稳定与和谐的主要方面，是我国大都市社区治理普遍面临的一大难题。今年来上海市逐步探索通过引导第三方社会组织参与物业管理，发挥社会化、专业化优势，有效地弥补了政府主导物业管理模式的不足，提升了社区的物业管理水平，得到居民的普遍认可。本文以徐汇区第三方物业管理社会组织为研究对象，从理论依据、运作现状、发展困境等多方面加以研究分析，并提出未来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第三方社会组织 社区治理 物业管理 徐汇区
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房屋的使用，并不仅仅停留在居住这个基本层面，社区服务质量、物业管理水平等越来越成为业主们考虑的因素，业主需求与实际得到的服务产生了差距，造成了很多矛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理念是“多元共治，合作包容”，提倡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媒体等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以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徐汇区对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物业管理的探索开始得较早，并在2012年相继成立了三家第三方物业管理社会组织，在矛盾化解、物业事务指导、居民自治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一、关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研究
根据“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理论，社会组织的兴起从某种程度上说源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市场失灵论体现在西方公共财政理论和福利经济学中，认为完全市场的竞争环境能使社会资源进入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市场的缺陷显而易见，由于市场主体的逐利本质和注重眼前短期效益，“市场失灵”引发了市场垄断、恶性竞争、公共产品缺乏等一系列的问题。面对“市场失灵”政府就必须出面解决这些问题，因而开始介入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政府的介入并不是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政府失灵论认为，政府按照平等的原则只是提供一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显然不能满足社会群体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服务需求。政府失灵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公共政策失效、信息不对称、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寻租现象以及腐败滋生等。 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状态下由于政府与市场的局限性，迫切需要社会组织参与其中，这就为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引入社会组织参与提供了有力的事实和理论依据。根据公共治理理论，公共治理模式是“通过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国家与公民社会、各种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互动与合作，共同行使公共权力，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调解冲突和融合利益，最终达到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目的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权力的多中心化、政府权力的有限化，参与与合作是公共治理的精髓。服务的提供或安排与服务的生产之间的区别是明显且十分必要的，这是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的前提。公共治理理论阐明了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认可了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和地位，并且认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是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制度安排之一。
二、徐汇区第三方物业管理社会组织发展基本情况
（一）机构简况
2012年初，徐汇区田林街道、枫林街道和徐家汇街道相继成立了“和房家园物业管理事务指导中心”、“汇枫物业管理事务指导中心”、“嘉汇物业管理事务指导中心”。按社会组织管理的相关要求，三大机构都按注册资金10万元的标准，由民间出资，在区社团局正式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属非营利组织性质，由相应的街道办事处进行业务主管，办公场所与办公用品也都由各自街道提供，机构主要通过向街道与房管办购买与物业管理相关的社区服务获得活动资金，在组织上与政府部门不存在上下隶属关系。
目前各机构的全职工作人员为3至4人，都是从街道市政科、房地局或房地办及与物业管理紧密相关的政府部门新近退休、富有经验的工作人员。
（二）业务状况
三大机构的业务范围大致相当，包括：①业主大会组建和换届改选;②业主委员会培训指导;③小区物业服务标准评估;④小区物业矛盾与纠纷调解;⑤物业公司选聘、解聘;⑥小区零星工程项目咨询等几大方面，但目前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前四大业务上。各机构的业务重点也有所区别，“和房家园”与“嘉汇”在社区物业矛盾的调处上耗时最多，而“汇枫”的工作重心则主要在业主大会的组建与业主委员会的改建上。在具体业务的工作方式上，各机构也不完全一样，如：“和房家园”对业主大会的组建和换届改选主要起牵头协调和督促进度的作用，而“汇枫”对业主大会的组建和换届则起到主导作用，只有在遇到组织无法完成的困难时，才向街道和房办寻求援助。
各机构的经费来源可包括注册启动资金、项目运作经费、社会各界赞助和其他合法收入，但目前的活动经费主要是向政府购买服务获得，年度合约资金在20万-30万元之间。
（三）主要成就
由于三大机构具有：①人员业务熟悉、经验丰富;②与街道、房办和居委等相关部门的对接顺畅;③非营利性的公益组织不掺杂部门利益，能更加客观、公正处理事务;④项目化打包合同制，使工作方式更为机动灵活、工作效率更高等特点，各机构运行以来，对各街道居民小区的业委会成立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都超额完成了合约目标;对小区物业矛盾的调处效果也很显著，一年来，这些街道的小区物业矛盾和上访事件，明显减少;而且节约了物业管理成本，物业管理的乱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约束。以田林街道和房家园为例，到2014年10月底，共接待咨询来访人员597批1341人次，召开协调会167次，帮助解决各类矛盾与纠纷个案40例。组织开展居委、业委会座谈会及培训指导60次，对21个居委会书记、主任及管辖61个小区的业委会主任和副主任进行业务培训，参加培训人员达920人次。各项工作都初见成效，最重要是得到居委会、物业公司、业委会和居民的认可。
三、组织发展主要困境
前三大机构在组织结构和运营管理上面临的困境主要有如下方面：
在组织结构方面，一是机构仍很弱小。机构人员偏少，最多的也只有4人，且年龄偏大，都是退休员工。二是招贤纳士难度大。由于专职工作者多属退休人员，“和房家园”与“汇枫”每月给工作人员只发放两千多元的劳务费;“汇枫”尽管按工资发放，但每月也只有三千元左右，而且不交纳四金，这种收入水平很难吸引年轻人加入团队，对机构后继者和接班人的培养不利。三是老百姓对机构的身份仍存质疑。在实际工作中，老百姓容易将机构认为是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是政府管理的延伸。加之长期以来多数老百姓形成了政府管理部门与物业公司利益更为一致的观点，机构往往需要对自身的性质反复做出说明。
在机构的运营管理方面，一是税收偏高。由于相关管理体制的问题，社会组织尚不能享受营改增的政策，目前的营业税达 5.75%，尤其是年度节余款需按20%交所得税，迫使机构不由不为财物而调整业务。二是业务缺乏拓展空间。目前，从服务的半径来看，业务范围局限于街道内部;从经费来源来看，主要靠向街道购买服务，但街道并没有形成购买此类服务的长期政策，这些不利于机构的发展和壮大。三是各类业务缺乏物价给付标准。物业管理社会服务本身工作难以量化，目前主要通过粗略估计的方式打包决定项目费用。
四、外区相关经验
从全市范围来看，虹口区新家园建设与合作事务所是较为成熟的物业管理服务类社会组织，特将其发展情况和徐汇区同类组织做了对比。
新家园建设与合作事务所（以下简称“新家园”）位于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2011年4月开始试点，2011年10月20日正式揭牌成立，成为一家由街道政府通过契约化管理方式购买服务、培育扶持的公益性民办非企业社会组织。目前机构有全职工作人员6人，大部分是从社保、房办等与物业管理工作相关部门退休的成员。业务主要包括：①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组建和换届改选;②牵头协调、组织开展物业服务达标补贴等住宅小区综合管理和服务工作;③推进公共服务项目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实施及其他相关事宜;这些业务主要通过接受政府部门委托进行项目化运作。成立三年来，年度合同经费逐年上升，分别为26万元、33万元、36万元。今年年底，类似“新家园”的物业管理类社会组织将在虹口区地区办和房管办的共同推进下，在更多的街镇逐步推开。
从整体来看，“新家园”的运作模式有以下几点值得借鉴：一是多层次的人力资源保障机制。“新家园”尽管全职工作人员少，但机构除了专职的具有丰富经验的工作团队外，还聘请了相关业务领域的专家提供决策咨询，并有一个庞大的社区志愿者团队作为支撑。二是已经初步建立起物业管理服务项目的物价管理机制，为进一步推进物业管理服务类社会组织、规范政府购买物业社会管理服务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三是购买服务的渠道更加多元，业务存在拓展空间。新家园的业务开始尝试向区内其他街道延伸，通过与其他街道政府签订项目合同的方式，推进业务的不断拓展。当然，他们在与外区县的合作上也存在瓶颈，目前服务半径也局限于虹口区范围内。
五、未来发展建议
徐汇区的第三方组织参与物业管理服务，提高了社区物业管理社会服务水平，对建设和谐社区初步显现了重要意义，同时也提高了公共财政的投入效益，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体现。下一步应当继续加强探索、认真总结、适度加快推进政府购买物业管理社会工作服务。
1. 尽早出台政府购买物业管理服务的业务范围细则目录。业务是机构的生存之本和壮大之源，通过进一步明确政府购买物业服务的业务范围目录，规范政府购买物业管理服务的流程和规则，使机构具有长期的业务保障，这不仅有利于机构的发展和壮大，也是顺应时代所需、变革政府管理模式、提高政府管理绩效、满足社会服务专业化需求的重要路径，同时也与徐汇区正在加快推进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步伐相契合。还有，政府也要鼓励机构多元发展、自谋业务，增强对社会物业服务需求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服务能力。
2. 进一步研讨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的服务半径。当前，各个物业管理指导中心都以街道这一行政区划界线为服务范围，由于物业管理指导中心购买的是街道所需的社会服务，且因为物业管理与行政管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需要行政管理的通力合作，因此目前跨界服务极少发生。尽管有外街镇、甚至外区县也有社区来申请开展业务，但出于种种考虑，都未予接纳。服务的半径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机构的规模和机构的设置个数，需要有关部门加大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设计。
3. 研究和借鉴物业管理服务项目收费制度。目前，尽管各机构都未提到政府合同经费不够的问题，各机构也认同合同打包的购买方式，但缺乏规范的服务收费制度，并不利于机构的发展和壮大，也不利于政府规范服务项目收费、提高公共财政的利用效率。建议要结合业务范围细则，尽快形成各类服务项目的收费标准目录，为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
4. 积极探索人力资源发展机制和专家资源保障机制。首先，目前各机构全职工作人员都是业务上经验相当丰富的退休干部，但人员偏少，年龄偏大，需要在接班人和后继者的培养机制上加强探索，如：加强社会组织接纳大学实习生，探索适龄工作者的报酬制度等等。其次，各机构缺乏专家团队的支持。建议由区级政府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团队对相关机构提供智力援助和理论指导。再次，积极探索利用社区居民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机制，努力发展社区居民成为志愿者参与社区物业管理。
5. 适时斟酌机构名称的命名规范。目前，徐汇区的三家社会组织虽然专名不同，但都以“物业管理指导中心”为通名，从词义来看，带着明显的行政管理指导的痕迹，这与社会组织的非政府组织性质不太相符，这样的挂牌也更容易让民众误以为是政府管理的延伸机构。从其他同类机构命名来看，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的“新家园”以“建设与合作事务所”为通名，长宁区新华街道蓉之林则以“物业咨询工作室”为通名，这些命名方式不带明显的行政管理意涵，可以借鉴。
作者：陈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