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商行货币政策管理论文

2022-04-24

背景2017年是我国金融业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去杠杆、补短板、防风险是金融工作的主要任务。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推进，银监会对“三套利”“四违反”“四不当”“十乱象”进行了专项整治，当前金融监管体制框架的雏形已经基本形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任务的首要任务。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国有商行货币政策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国有商行货币政策管理论文篇1：

2010年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的总结与展望

摘要：受益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国内经济内生性增长的逐渐恢复，城市商业银行在2010年实现快速发展，盈利能力也在利差回升的推动下迅速提高。在此背景下，城商行呈现出“差异发展、特色显现”的总体发展特点。越来越多的城市商业银行逐步回归“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这一传统的优势领域和原有市场定位，并通过多种措施，努力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机制，打造中小企业服务特色。总体上看，城商行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格局已初具雏形。需要注意的是，随着通货膨胀压力的逐渐加大，宏观政策从应对危机状态回归常态，货币政策转向稳健并日渐趋紧，加之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复苏进程仍存在较大波动，2011年我国经济发展将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从而使城商行的发展面临较大压力和挑战。而国内银行监管日趋严格并与国际标准靠拢则将进一步加大城商行的发展压力。

关键词：城市商业银行；发展总结；差异化；特色化

一、引言

2010年，中国经济内生性增长逐步恢复，经济发展速度快中趋稳，继续保持良好态势。受益于宏观经济向好和息差回升，包括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在内的中国银行业在实现快速发展的同时，盈利能力快速回升。这与仍挣扎于金融危机泥潭中的美国银行业形成鲜明对比。数据显示，2010年美国破产银行数量达到157家，超过了2009年全年的140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世界经济金融的不确定性以及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宏观政策逐步回归常态，2011年中国经济将面临较大挑战。加之货币政策逐步收紧，城商行的发展环境不容乐观，发展压力加大。

二、2010年城市商业银行发展总结

（一）总体发展态势：发展向好，盈利回升

从财务表现来看，2010年的城商行发展呈现出“发展向好，盈利回升”的总体态势。一是受益于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商行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各方面的财务指标进一步改善；二是在净息差回升的推动下，城商行的盈利能力相比2009年有快速回升。

1．发展势头依然强劲

与整个银行业的发展速度出现明显回落不同，2010年城商行继续延续上一年的快速发展态势，发展势头依然强劲。2010年前三季度，城商行的资产增长速度分别为33.5%、33.4%和34.8%，远超过同期整个银行业21.3%、18.3%和20.4%的增长速度；城商行的负债增长速度分别为33%、32.9%和34.6%，也远超过同期整个银行业21.4%、18%和19.8%的增长速度。城商行的资产、负债增长速度也远超过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其他银行金融机构，成为当年增长最快的一类商业银行。受此推动，城商行的总资产、总负债在整个银行业总资产、总负债中的份额占比均由2009年年末的7.2%上升到2010年三季度末的7.7%①。

2．盈利能力快速回升

受益于净息差的持续回升，城商行2010年的盈利状况相比2009年有明显改善，盈利能力快速回升。以三家上市银行为例，宁波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2010年三季度的净利润增长速度分别为54.92%、39.13%和48.71%，而2009年三季度的净利润增长速度分别为0.02%、0.1%和-0.28%；三家银行2010年前三季度的净利润相比2009年分别增长了70.2%、35.36%和49.24%，盈利状况明显改善。从盈利能力来看，宁波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2009年三季度的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4.23%、4.03%和3.61%，2010年三季度分别上升至5.52%、4.79%和4.69%，回升态势明显。

3．资产质量持续改善

在贷款快速增长的同时，城商行的风险控制能力进一步加强，新增贷款质量较高，加之持续进行的重组整合和不良贷款处置，2010年城商行的资产质量持续改善。数据显示，2010年前三季度城商行不良贷款继续实现“双降”，不良贷款余额由2009年末的376.9亿元下降至339.1亿元，不良贷款率由1.3%下降至1%。三家上市银行的情况亦是如此。2010年三季度末，宁波银行、北京银行和南京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从2009年末的0.79%、1.01%和1.26%下降至0.65%、0.72%和0.98%。城商行的资产质量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二）年度发展特点：差异发展，特色显现

差异化、特色化是城商行2010年的发展主线，也是城商行未来的发展方向。围绕这一主线，城商行立足自身实际，不断深化市场定位，充分依托自身资源和所处环境，努力塑造经营特色，走差异化发展之路。与此同时，城商行持续完善业务资格，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同业合作，加大科技投入，服务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得到提升。总体来看，2010年城商行发展呈现出以下十大特点。

1．塑造特色，差异化发展格局初显

追求差异化、特色化是2010年城商行发展的一大亮点。随着银行业竞争的日益激烈，特别是股份制银行、国有银行以及外资银行纷纷进军中小企业市场这一城商行传统业务领域，越来越多的城商行开始从过去注重规模的发展模式转向规模和特色并重的发展模式，纷纷致力于形成自身特色，差异化发展格局初步显现。总结来看，城商行塑造特色，实现差异化发展已形成以下四种模式：一是依托传统优势业务，做深做透，形成特色。典型代表为泰隆商业银行，该行始终坚持服务小企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三制”、“三品三表”的小企业金融服务做法，成为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标杆。二是立足当地环境，发挥比较优势，开发新业务。如哈尔滨银行利用区位优势，积极开展对俄罗斯的金融服务，在对俄业务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而桂林银行则充分依托当地旅游特色，为旅行社量身开发“旅游联保贷款”等业务，致力于打造为旅游服务的特色银行。三是抓住未来产业发展热点，开辟蓝海。以北京银行为代表，该行较早进入文化创意产业，量身定制“影视+金融”品牌组合，并设立全国首家文化创意金融服务专营机构——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金融服务中心，成为该领域的领先者。四是借助战略投资者力量，打造特色服务。例如厦门银行借助具有台资背景的香港富邦银行入股，与台北富邦银行、香港富邦银行开展“两岸三地”银行间业务合作，设立了台商业务部，推出台企“异地抵押”业务，初步形成台商金融服务特色。

2．深化定位，中小企业服务全面推进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鼓励、监管引导以及竞争压力的推动下，城商行不断加强中小企业业务，通过体制机制以及产品创新，持续提升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水平。从2010年的情况来看，城商行中小企业业务呈现出“多措并举、全面推进”的新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创新步伐加快。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不断推出，产品更加丰富多样，如南京银行推出了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成都银行推出了“财富金翼——互保贷”。二是专营机构大范围推广。城商行通过体制机制变革，重新打造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模式，上海银行、成都银行、辽阳市商业银行等均在2010年设立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作为小企业金融服务的专营机构。三是行业细分，推行专业化经营。以往银行对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中小企业不加区分，统一服务的局面正在改变，越来越多的城商行开始对中小企业进行行业细分，按行业推行专业化经营。如宁波银行设计了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业、设备制造业和进出口业等四大行业金融解决方案，提供具有行业特点的金融服务；齐商银行、潍坊银行等设立专业支行，每家支行面向某个行业，提供专业化、特色化服务；南充市商业银行则按行业对客户经理进行划分，组建了机械制造、纺织服装、商贸流通等20余个专业化客户经理组。四是科技金融出现新模式。汉口银行与联想集团合作，设立了科技金融服务中心，为科技型企业提供综合性金融解决方案，着力打造中部硅谷银行。五是微贷业务成热门，中小企业市场定位进一步细化。晋城市商业银行、北部湾银行等越来越多的城商行进军微贷市场，开展小微贷款业务；潍坊银行更是与德国储蓄银行国际合作基金会合作设立微贷中心，致力于打造小微客户金融服务特色银行。

3．完善业务资格，服务功能不断提升

产品少、服务能力不强是城商行一直以来的短板。在目前国内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步伐加快、金融产品不断推陈出新以及金融需求日益多样化、高端化的情况下，城商行在市场竞争中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对中高端客户缺乏吸引力。近年来，城商行努力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完善业务资格，丰富产品种类，提高服务功能。这一趋势在2010年尤为明显，具体表现在四方面：一是加大产品创新力度，丰富产品线，特别是围绕市场定位和自身优势，推出特色产品。如厦门银行推出“两岸通”美元速汇、台企“异地抵押”，吉林银行推出“惠农宝”业务等。二是一些中小城商行不断提升经营管理品质，获得新型业务市场准入。如齐商银行、重庆银行获得基金销售资格，兰州银行、成都银行获准开办保险代理业务，南京银行获得衍生品交易业务资格，上海银行获准开办黄金进口业务，城商行开展新型业务的资格日益齐全。三是完善服务渠道，提高服务的科技含量。继大型城商行之后，晋城市商业银行、鞍山市商业银行等中小城商行陆续开通网上银行业务，服务渠道更加多样。四是加强与同业的合作。借助外力克服在支付结算、代理业务、资金业务以及产品创新等方面的不足，以此提升服务能力。

4．强化软实力，品牌与文化建设启航

如果说财务指标、科技设施和人才资源属于银行的硬实力，那么品牌、文化则属于银行的软实力。从长期发展角度来看，软实力对银行的作用更大、更持久。与之前更多地关注科技投入、人才以及财务表现等硬实力因素不同，越来越多的城商行开始关注软实力，加大在品牌和文化建设上的投入力度，这是2010年城商行发展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品牌建设方面，一些城商行在对原有产品进行梳理整合的基础上推出专属品牌，并加大宣传力度，积极推进品牌战略。如徽商银行推出“智汇360”公司业务品牌，涵盖了公司金融、小企业金融和国际业务三大业务体系、二十余条产品线和六大特色服务；宁波银行倾力打造“金色池塘”小企业服务品牌并初见成效；杭州银行则推出了“幸福99”理财品牌，并联手华铁传媒推出“杭州银行品牌专列”，积极探索品牌传播的新方式。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一些城商行开始着手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体系，如齐商银行推出《企业文化手册》，锦州银行着力构建“家文化”核心价值观等。对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视显示出城商行的经营管理正日渐成熟。

5．加大投入，科技建设大提速

科技投入加大，信息系统建设步伐加快，核心系统升级换代，是近年来城商行发展的一大特点。这一态势在2010年继续延续。为适应业务的快速发展和规模的快速扩张，以及跨区域经营对系统提出的新要求，一些城商行纷纷对原有核心系统进行改造升级，并开发上线客户信息系统、风险管理系统、事后监督及风险预警系统等管理系统，以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兰州银行等完成核心业务系统的升级改造，并顺利切换上线；成都银行、长江商业银行等启动核心业务系统建设；郑州银行开发上线风险预警系统；北京银行在西安筹建灾备中心。与老一代核心系统定位于交易驱动的会计核算不同，城商行开发的新一代核心系统充分体现“以客户为中心”的思想，以服务和产品为基础，全面覆盖产品设计、生产、销售与管理的全过程，对决策管理、风险控制、数据分析以及产品创新活动的支撑功能更强。

6．全面出击，战略合作全方位展开

渠道、产品、技术和培训是城商行的短板。近年来，城商行纷纷通过与同业开展合作的方式，借助外力解决短板对发展的制约。2010年城商行与同业银行的合作呈现出全方位展开的态势。首先，合作对象更加多样。除传统的城商行之间的合作外，城商行还积极与股份制商业银行、国有银行、国外银行以及资产管理公司建立全面合作关系。如徽商银行与工商银行，包商银行与蒙古贸易发展银行，杭州银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建立起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其次，合作范围更加广泛。除较为常见的支付结算、代理业务和银团贷款外，城商行还积极与同业在资产管理、贸易结算、金融产品开发以及客户推荐、顾问咨询等方面开展合作，合作内容更为广泛、多样。尤其是与非银行同业之间的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最后，合作机制更为务实。如成都银行与工商银行四川分行之间的全面业务合作，通过组建联合工作小组加以推进落实，同时约定银行高层每年1~2次会晤，并定期召开工作会议，这与以往城商行与同业之间的合作更多地通过不定期项目会议的形式有很大不同。

7．更名热度不减，跨区域再掀高潮

近年来城商行的发展情况显示，“更名——跨区域——上市”似乎已成为城商行做大做强的必然发展路径，更名则成为跨区域发展的前提。因此，2010年城商行的更名热度不减。据笔者统计，全年有17家城商行成功实现更名。出于对打破经营地域限制的渴求，城商行的跨区域发展再掀高潮。全年有62家城商行跨区域设立103家异地分支行（含筹建），超过了2009年的数据。城商行跨区域发展步伐加快的同时，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动态：一是跨区域步伐迈到境外。继设立香港代表处之后，北京银行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设立了代表处；富滇银行则在老挝设立了代表处；城商行的国际化战略实现突破。二是部分中小银行在跨区域进入某地市场时，采取了首先在异地县域设立支行而非在地级市设立分行的形式，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如齐商银行设立了青州支行、莱商银行设立了平邑支行。三是跨区域战略同质化中出现差异。在大多数城商行的跨区域首先瞄准经济发达的大型城市的同时，也有城商行根据自身特色，选择与所在地经济环境相似的地区作为跨区域的目标城市，跨区域发展开始出现差异化。四是受益于省内跨区域发展准入的放松，中等规模城商行的跨区域发展速度加快。

8．联合重组有分有合，引入“战投”现新动向

2010年，城商行之间的联合重组既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情况，显示出城商行和地方政府对城商行之间抱团式联合重组一致赞同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年内，湘潭、株洲、衡阳、岳阳四家城市商业银行和邵阳城市信用社成功重组，并引入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大股东，成立华融湘江银行，开辟了资产管理公司主导城商行联合重组的新模式。临近年末，湖北省内宜昌、襄樊、黄石、荆州、孝感五家城商行合并重组成立湖北银行获得银监会批准。与此同时，广西省内北部湾银行、桂林银行、柳州银行三家城商行的整合呈现搁浅状态，将各自单飞。此外，停业整顿已久的汕头市商业银行的重组提上议事日程，最终可能以南方银行的新面孔实现新生。

引入战略投资者是城商行群体一直以来的看点。2010年城商行引入战略投资者进程持续推进，并呈现新动向。完成重组后的广州银行正积极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初步选定法国大众储蓄银行和加拿大丰业银行；汉口银行引入联想控股作为第一大股东，并就科技金融展开合作；宁夏银行引入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西安银行则在重组时引入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城商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类型正由单纯的外资银行向境内银行、境内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实业公司转变。

9．入股保险，综合化经营破题

近年来，在监管机构的推动下，我国商业银行的综合化经营进程稳步推进，从商业银行入股基金公司到入股信托公司，再到设立金融租赁公司。但已有案例和试点均由大型银行参与。2010年北京银行收购北京首创集团持有的首创安泰人寿50%的股权获得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城商行综合化经营终获实质突破。可以预见，未来城商行通过入股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形式实现综合化经营仍非易事。面对大型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进程加速，城商行亟需以多种形式探索综合化经营，提高综合金融服务能力。一是借鉴北京银行的模式，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借助战略投资者的经营平台，实现综合化经营；二是通过与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展紧密战略合作，丰富自身产品线，提高为客户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的能力。

10．加速推进，成设立村镇银行主力

2010年4月，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相关事宜的通知》，在重申设立村镇银行三年计划的同时，提出设立30家以上村镇银行的商业银行可组建控股公司，以此激励商业银行设立村镇银行的积极性。此后，村镇银行的设立速度明显加快。从全年的情况来看，城商行依然是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主力。据笔者统计，全年由城商行发起设立（含筹建）的村镇银行接近50家，几乎占到当年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一半。与此同时，城商行发起设立村镇银行也出现四个新特点：第一，参与设立村镇银行的城商行数量增多，覆盖面提高，2010年有近35家城商行发起设立了村镇银行；第二，部分城商行制定了清晰的村镇银行发展战略，拟在未来几年大规模设立村镇银行，如包商银行已设立村镇银行18家，并计划于2011年末设立100家，有不少城商行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数量已经超过5家，这一趋势还有增加之势；第三，部分城商行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推进村镇银行设立工作，如哈尔滨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签署建设村镇银行战略合作协议，计划共同组建村镇银行控股公司；第四，城商行发起设立国内第一家地市级村镇银行，由长沙银行发起设立的湘西长行村镇银行为全国第一家总分行制的、地市级村镇银行，该村镇银行开业当天，吉首支行、凤凰支行同时开业，开创村镇银行设立的新模式。

三、2011年城市商业银行发展展望

如果说2010年是中国经济最复杂的一年，2011年将是最不确定的一年。欧洲和美国经济依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已出台政策的效果仍有待检验，房地产走势存疑。经济的不确定性将使城商行的发展面临较大压力，需要引起重视。

（一）货币政策转向，发展压力显现

2011年我国宏观政策将进一步从应对危机状态回归常态，经济刺激政策逐步退出，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向稳健。以往经验和目前形势来看，稳健的货币政策带有收紧的内涵。稳中趋紧将是2011年的政策基调，预示2011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速将放缓，信贷规模将比2010年有所减少。与之同时，为应对通胀，避免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各地争相上项目，中国人民银行也已提前部署，提出“将进一步控制好流动性闸门，引导货币信贷合理适度增长”①。在此情况下，城商行的增长压力加大，尤其是贷款将很难再出现前两年的超常规增长。

（二）流动性趋紧，风险管理面临挑战

资金吃紧、存款争夺战频频上演是2010年中国银行业的一大看点，也显示出银行业的流动性已由前期的过剩转为趋紧。城商行等中小银行的流动性紧张状况更明显。2010年银行业流动性趋紧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是货币政策逐步收紧，年内央行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并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回收流动性；二是通货膨胀加剧，负利率导致的存款脱媒加剧；三是贷款新规开始实施，贷款派生存款的效用得到遏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商业银行存款的增长。2011年，我国将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货币政策将进一步收紧，贷款投放速度和增量都将有所回落。在此背景下，银行业的流动性必将进一步趋紧，城商行将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此外，随着宏观调控政策效用的逐步显现以及新的调控措施的出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房地产贷款的风险进一步加大，需引起注意。

（三）监管新政出台，资本补充难题依旧

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10年全年有20余家城商行实施增资扩股或发行次级债，以补充资本。显然，经过2009年的信贷大投放，城商行的资本充足率普遍快速下降。而2010年贷款的快速增长将使城商行的资本充足率进一步下降。与之同时，在全球金融监管机构纷纷加强对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情况下，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也逐步推进银行监管与新资本协议接轨，对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拨备率等基础监管指标制定新的规则，提高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和可计入资本的金融工具的要求，并提出两年内实现达标。可以预见，2011年城商行仍面临较大的资本补充压力[1]。

（四）扩张带来新问题，跨区域可能收紧

2010年城商行设立的异地分行数量明显超过上一年，跨区域发展再掀新高潮。城商行在通过跨区域实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新的问题，并引起监管机构的关注。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跨区域目标区域和目标城市高度同质化，集中进入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发达区域，进一步加剧我国金融资源在东、中、西部地区的不均衡状态；二是盲目集中设立分支机构导致恶性竞争，破坏当地金融秩序，尤以争挖人才为最；三是跨区域设立分支机构后，城商行原有的总支行两级管理架构变为总分支三级管理架构，管理链条拉长，如管理能力不能跟上跨区域步伐，存在较大失控风险。从诸多迹象来看，经过三年来的快速扩张，城商行的跨区域发展有可能在2011年收紧[2]。

（五）金融企业内部职工持股上市或将迎来突破

2010年9月，财政部联手中国人民银行、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发布《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通知》（即业内所说的97号文），对拟上市金融企业的内部职工持股问题作出明确规范。至此，三年来悬而未决的拟上市金融企业内部职工持股问题终于有了明确说法。而临近2010年末重庆农商行在香港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更是让人们对中小银行的上市多了一份期待。2011年，城商行上市或将迎来突破。

（六）做深做透，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格局将得到强化

差异化、特色化是城商行的未来发展方向，也是城商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突破的必然选择。经过近几年的努力，一些城商行围绕市场定位，通过细分市场，挖掘并发挥比较优势，形成一系列具有自身特色的产品和服务，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初步确立。可以判断，随着我国经济从快速增长转向常规增长、经济结构转变不断推向深入，银行业也将从超常规发展转向常态发展，商业银行的发展模式将从无差异的全方位发展转向特色化差异发展。因此，城商行的差异化发展格局将进一步得到强化[3]。

参考文献：

[1]冯哲.银监资本新政[J].新世纪，2010（38）.

[2]张吉光.城商行跨区域发展“跨”出问题[J].当代金融家，2010（4）.

[3]张吉光.差异化城商行的未来之路[J].当代金融家，2010（8）.

作者：张吉光

国有商行货币政策管理论文篇2：

2018年农商行竞争力评价报告

背景

2017年是我国金融业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去杠杆、补短板、防风险是金融工作的主要任务。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推进，银监会对“三套利”“四违反”“四不当”“十乱象”进行了专项整治，当前金融监管体制框架的雏形已经基本形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任务的首要任务。为防范金融风险，接下来一段时间内去杠杆仍是一项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商业银行资产扩张速度减缓，传统业务盈利空间受到进一步的挤压，在此背景下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备受关注。

农商行作为商业银行的一种重要类型，在服务实体经济、农业发展以及践行普惠金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全国共有农商行222家，其中26家资产规模在1000亿元以上，59家资产规模在300亿～1000亿元之间，101家资产规模在100亿～300亿元之间，36家资产规模在100亿元以下。

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末，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农商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总资产规模达到32.82万亿元，同比增长9.78%，而同期中国银行业整体增速只达到了8.31%。就单个农商行来看，目前资产规模位于前五位的分别是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和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见表1），资产规模都达到了7000亿元以上，且资产规模增长速度基本都在10%以上，可见农商行发展势头依然迅猛。

经过多年的发展，一批业绩良好、经营规范的农商行脱颖而出，并且越来越多的农商行进入资本市场。截至2017年末，A股上市的农商行有5家，H股上市的农商行有3家，新三板上市的农商行有3家（见表2）。随着农商行风险管理水平的不断完善和盈利能力的增强，未来还将会有更多优秀的农商行参与到资本市场中来。

由于农商行数目较多，区域性较强，财报披露的标准也各不相同，对此，本报告所分析的农商行以资产规模居于国内前五位和已经上市的农商行为主。农商行是我国银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17年末，全国农商行总资产规模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7%，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商行总资产规模占比分别达到了52%、24%和17%（见图1）。总体来看，农商行的资本实力还是处于相对劣势地位，而数目较少、经营范围较广的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市场中处于优势地位。

2017年，尽管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但国内经济总体上实现了超预期的增长，GDP同比增长6.8%。物价温和上涨，全年CPI 同比增长1.6%，PPI同比增长6.3%。国际上英美加息、特朗普税改等事件对全球经济增长以及流动性产生冲击，但市场对此已有较为充分的预期，总体影响趋于平稳。

面临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国银行业在切实降低自身经营风险水平，牢牢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同时不断增强自身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2014年以来，中国银行业总资产、总负债规模持续增长，呈逐步扩大的态势。截至2017年末，农商行资产总额为130348.6亿元，较上年增长7.7%；负债总额为120075.6亿元，较上年增长7.1%（见图2、图3）。整体上，农商行资产质量压力有缓解的趋势，主要农商行流动性水平有所提高，抗风险能力稳步提升。以下从资本状况、资产质量、盈利能力和流动性水平四个方面对主要农商行的2017年财务状况进行分析，各项数据来源于各农商行披露的财務报表。
资本状况

2017年12月8日，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巴塞尔III：后危机改革的最终方案》，要求银行业不断完善资本约束机制，进一步增强商业银行经营的稳健性。根据银监会披露，截至2017年末，我国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75%，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35%，资本充足率为13.65%，相较于2016年底略有提升。目前，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整体高出监管标准2～3个百分点。下面着重分析主要农商行的资本充足率状况。

如图4所示，在资本充足率方面，最高的为北京农商行（14.58%），最低的为广州农商行（12%）。相较于2016年，11 家农商行中有4家有所提高，7家农商行保持不变或者有所降低。增幅最大的是上海农商银行（17.34%），降幅最大的是吉林九台农商银行（11.53%）。

一级资本充足率方面，最高的为江苏江阴农商银行（12.95%），最低的为吉林九台农商银行（9.47%），多数农商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保持在10%以上，但整体上依然低于全国商业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的平均水平（11.35%）。相对于2015年，11家主要农商行中有4家农商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水平有所提高，增幅最大的为广州农商行（8.1%）；7家农商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水平有所下降，降幅最大的为江苏常熟农商行（9.24%）。主要上市农商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压力相对较大（见图5）。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方面，最高的为江苏江阴农商银行（12.94%），最低的为吉林九台农商银行（9.47%），整体上基本达到了全国商业银行平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水平（10.75%），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水平较高。相较于2016年， 11家农商行中有4家在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水平上有所上升，上升幅度最大的是广州农商银行（8.0%）；7家农商行核心资本充足率水平有所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江苏常熟农商银行（9.35%）（见图6）。

资产质量

2016年，我国商业资产质量方面面临的压力持续上升，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绝对额均出现了上升，商业银行整体的拨备覆盖率有所降低，风险抵补能力有所减弱。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71万亿元，不良贷款率1.74%；关注类贷款余额为3.41万亿元，关注类贷款率3.49%。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余额为3.09万亿元，比2016年底增加了4000多亿元；拨备覆盖率为181.42%，比2016年底上升了5.02个百分点；贷款拨备率为3.16%，比2016年底上升了0.09个百分点。拨备余额和拨备覆盖率比较高。

对于主要农商行的资产质量，以下将从不良贷款、风险抵补能力、贷款集中度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不良贷款情况

从不良贷款绝对额度来看，2015～2017年，主要农商行不良贷款的绝对额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相较于2016年，8家主要农商行中有5家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明显上涨，另外3家略微下调或基本持平。从不良贷款率角度来看，相较于2015年和2016年，主要农商行不良贷款率略微上涨或者略微下降，总体上相对稳定（见图7）。

从不良贷款的组成结构来看，关注类贷款占比相对较高，次级贷款、可疑类贷款和损失类贷款占比依次递减。2017年， 9家主要农商行的关注类贷款占比最高的为江苏张家港农商行（6.42%），最低的为上海农商银行（0.9%）；次级类贷款占比最高的同样也是江苏张家港农商行（1.57%），最低的为广州农商行（0.35%）；可疑类贷款占比最高的为广州农商行（0.87%），最低的为江苏常熟农商行（0.04%）；损失类贷款占比最高的为江苏吴江农商行（0.4%），最低的分别为重庆农商行（0.01%）和江苏常熟农商行（0.01%）（见图8）。

尽管主要农商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并没有明显暴露出来，但考虑到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国民经济仍然徘徊在低位运行，加之不良贷款的确认存在一定滞后性，短期内农商银行面临的资产质量形式依然不容乐观。而对于不良贷款的五级分类主观成分较大，相比较而言，逾期贷款却可以弥补不良贷指标的不足。具体而言，逾期贷款是指所有或者部分本金或利息已经逾期1天或1天以上的贷款，相对较为客观。

图9显示了近三年来11家主要农商行的逾期贷款情况。整体而言，资产规模靠前的5家农商银行逾期贷款的额度也较高，远远超过资产规模适中的6家上市农商行。就单个农商行来看，广州农商行近三年来位列逾期贷款额度的榜首，分别达到87.52亿元、87.44亿元和59.65亿元。尽管相较于2016年，逾期贷款额度有了大幅下降，下降幅度达31.78%，但是总体逾期贷款规模依然是可观的。北京农商银行在2017年逾期贷款额度下降幅度最大，达到了61.26%，资产质量有了较大的提升。

图10显示了近三年来11家主要农商行的逾期贷款比情况。逾期贷款比是银行贷款减值准备与逾期贷款的比值，反映了银行的贷款风险控制能力。虽然在逾期贷款额度上，资产规模靠前的5 家农商行远高于其他6家上市农商行，但是在逾期贷款比上，资产规模靠前的5家农商行和6家上市农商行的差别并不是特别明显，甚至逾期额度较高农商行的逾期贷款比更高（如北京农商行）。就单个银行来看，近三年来北京农商行的逾期贷款比一直名列前茅，均达到了3.0以上，2017年甚至达到7.64。从近三年各个农商行逾期减值比的变化趋势来看，2016年11家农商行中有8家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上升，2017年11家农商行更是全部呈现出增长的趨势，增幅最高的为北京农商行（145.36%）。
风险抵补能力

目前，银监会通过拨备覆盖率和贷款拨备率两项指标对商业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进行综合考核，其中前者以150%为基本标准，后者以2.5%为基本标准，两者中的较高者为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的监管标准。

拨备覆盖率。拨备覆盖率是贷款损失准备（现一般按贷款减值准备）对不良贷款的比率，是基于不良贷款而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再进行相应计算的一项指标，其性质是衡量信贷风险抵补的程度。拨备覆盖率多寡有度，以能适应各行风险程度并符合监管要求为宜，不能过低导致拨备金不足，利润虚增；也不能过高导致拨备金多余，利润虚降。

图11显示了近四年全国主要农商行的拨备覆盖率情况。2014～2017年全国主要农商行的拨备覆盖率都保持在150% 以上。2 0 1 7 年主要农商行拨备覆盖率最高的为北京农商行（599.07%），最低的为吉林九台农商行（171.48%）。总体上大型农商行的拨备覆盖率水平要高于上市农商行，重庆农商行近四年的拨备覆盖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均高于420%。

继2014年后，主要农商行拨备覆盖率有明显下降之势。11家农商行中有7家拨备覆盖率在2015年和2016年有下降趋势，其中以成都农商行表现最为显著，2015年和2016年的下降幅度分别达到34.42%和32.62%。2017年主要农商行拨备覆盖率有所回升，上升幅度最大的为北京农商行，较2016年上升54.78%。

贷款拨备率。贷款拨备率是贷款减值准备对贷款总额的比率。自2012年1月1日开始，银行必须满足银监会提出的贷款拨备率达到2.5%以上的要求。其中，系统重要性银行应于2013年底前达标；对于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部门将设定差异化的过渡期安排，并鼓励提前达标；盈利能力较强、贷款损失准备补提较少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在2016年底前达标；个别盈利能力较低、贷款损失准备补提较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在2018年底前达标。

图12列示了近三年全国主要农商行的贷款拨备率情况。10 家主要农商行中，重庆农商行近三年来贷款拨备率水平持续高于4.1%，总体水平较高且稳定。贷款拨备率水平较低的为无锡农商行，近三年来一直保持在2.8%以下，但高于2.6%。这意味着主要农商行全部完成盈利能力较强、贷款损失准备补提较少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在2016年底前达标的任务。

从近三年贷款拨备率的变化趋势来看，10家主要农商行的贷款拨备率水平基本保持稳定，只有小幅度的波动，且保持在监管水平以上，趋势良好。2016年，10家主要农商行贷款拨备率增长和下降参半，增长幅度最大的为江苏江阴农商行（11.41%），下降幅度最大的为成都农商行（20.89%）。2017年，10家主要农商行贷款拨备率依然是增长和下降参半，增长幅度最大的为江苏常熟农商行（12.17%），下降幅度最大的为广州农商行（12.64%）。
贷款集中度情况

贷款集中度是考察商业银行资产分散程度的重要指标，在宏观经济形势严峻、行业之间与行业内部分化严重的背景下，贷款集中度对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潜在影响尤其值得关注。根据监管标准要求，最大单一客户贷款不得超过银行净资产的10%，前十大客户贷款总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50%。2017年底，全国各主要农商行的这两项指标均符合监管要求，但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图13和图14分别列示了近三年全国主要农商行的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及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在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方面，江苏吴江农商行的比例最高（6.93%），其次为重庆农商行（6.47%）；江苏张家港农商行和江苏常熟农商行位于较低水平，分别为2.3%和1.09%。从增长趋势来看，2017年有3家主要农商行呈现上升趋势，上升幅度较大的为江苏吴江农商行和吉林九台农商行，分别增长13.79%和12.89%；下降幅度最大的为无锡农商行（19.83%）。

在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率方面，主要农商行中，江苏吴江农商行在2017年虽有小幅下降，但是依然为主要农商行中比率最高（41.74%）；重庆农商行和吉林九台农商行比率有所上升，尤其是重庆农商行上升幅度比较明显，上升幅度达277.85%；江苏常熟农商行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率持续保持在10%左右的较低水平，同时也是2017年8家主要农商行中比率最低的（10.37%），且最近三年来一直呈现下降趋势。
盈利能力

2017年，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存在，利率市场进程持续推进，银行资产管理提出新要求，银行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商业银行利润增长呈现疲软态势。但商业银行通过积极布局互联网金融，大力拓展中间业务利润空间等战略调整，控制经营成本，使得盈利水平有所回升。

以下从净利润增长率、平均资本利润率和总资产收益率三个角度评价2017年全国主要农商行的盈利水平，然后分别从影响银行利润的三个主要部分——利息收入、中间业务收入和成本控制水平出发，具体评述主要农商行的盈利能力。
盈利水平

净利润增长率。图15显示了2015～2017年全国主要农商行的净利润增长情况。11家主要农商行中有8家实现净利润连续增长，只有江苏江阴农商行呈现连续下降的趋势。资产规模较大的5家农商行净利润规模要远远大于资产规模较小的6家农商行。

2017年主要农商行净利润规模最大的为重庆农商行（90.08 亿元），较2016年增长12.59%；净利润增幅最大的为江苏常熟农商行，增长幅度达25.34%，比2016年高出18个百分点。整体上，除个别没有实现增长的农商行外，农商行2017年的净利润增长幅度要远远高于2016的净利润增长幅度。

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產收益率。平均资本收益率和总资产收益率将各行的盈利绝对规模与相应的净资产和总资产结合起来，较好地展现了各行单位净资产或总资产的盈利水平，更有利于客观比较各行的盈利能力。根据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的要求，总资产收益率不应低于0.6%。

图16显示了近三年来全国主要农商行平均资本利润率情况。2017年平均资本利润率较高的为北京农商行和重庆农商行，分别为15.11%和15.14%；最低的为江苏江阴农商行（8.25%）。从近三年的增长趋势来看，主要农商行的平均资本收益率整体呈现出下降的趋势。2016年，11家农商行中有10家平均资本收益率出现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为江苏江阴农商行（19.83%）。2017 年，11家农商行中有7家农商行呈现下降的趋势，下降幅度最大的为吉林九台农商行（40.42%），而同期增长幅度最大的江苏常熟农商行仅为9%。

图17列示了近三年来主要农商行的总资产收益率状况。11 家主要农商行近三年的总资产收益率全部高于0.6%的监管及格线。就单个银行而言，重庆农商行在2017年的总资产收益率最高（1.05%），其次是江苏常熟农商行和上海农商行，分别达到0.96%和0.90%；成都农商行的总资产收益率最低（0.67%）。就近三年的总资产收益率增长趋势而言，2016年相对于2015年，总资产收益率呈现下降的趋势，11家农商行中有10家为负增长，下降幅度最大的为江苏江阴农商行（15.70%）；2017年相对于2016年情况明显好转，主要农商行总资产收益率有回升的趋势，在11家农商行中有6家为正增长，增长幅度最大的为江苏常熟农商行（8.38%）。
利息收入水平

在目前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下，息差收入仍然是我国商业银行收入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占整体营业收入水平的70% 以上，是商业银行最主要的盈利来源。2017年商业银行资产生息结构优化，在宽松的负债和高收益资产匮乏的格局下，投资类资产虽略有放缓，但依然保持较高增速。此外，2017年信贷投向更多向零售领域的信贷消费、公共领域的基建投资倾斜，更趋多元化。

利息收入比。利息收入比是商业银行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2017年，11家主要农商行中利息收入达到90%以上的有3家，分别为北京农商银行（97.4%）、无锡农商行（94.18%）和江苏吴江农商行（92.64%），上海农商行利息收入比最低（68.73%），其余农商行的利息收入比也都在80%以上（见图18）。

从近三年的变化趋势来看，2016年相较于2015年，主要农商行利息收入比呈现出整体下降的趋势，在11家农商行中有9 家出现了负增长，下降幅度最大的为上海农商行（11.83%）。2017年相较于2016年，主要农商行的利息收入比增幅却有回升，在11家农商行中有9家上升，上升幅度最大的为广州农商行（23.26%）。但是江苏江阴农商行和江苏常熟农商行出现了利息收入比增幅连续负增长的情况。

净息差与净利差。商业银行利息收入规模的两大驱动因素为生息资产规模与息差水平。考察息差水平的重要指标就是净利息收益率（NIM，净息差）和净利差（NIS）。净息差是利息净收入与平均生息资产总额的比率，考察单位生息资产所创造的利息净收入；净利差为日均生息资产收益率与日均计息负债付息率的差额。

图19列示了全国各类商业银行2017年的净息差状况。在划分的六大类银行中，民营银行的净息差居于首位，达到4.52%；其次为农商行和大型商业银行，分别达到2.95%和2.07%；城商行和股份制银行分别达到了1.95%和1.83%；最低的为外资银行，仅有1.71%。可见，农商行的净息差在银行业中相对较高。

图20显示了近三年8家主要农商行的净息差状况。分析的8 家农商行中，有7家农商行2017年的净息差达到了2.0%以上，仅有1家的净息差低于2%（江苏江阴农商行），仅为1.7%；净息差最高的为江苏常熟农商行，达到2.91%。就三年来的变化趋势而言，2016年8家农商行中仅有1家实现了上升（江苏常熟农商行），其余7家均呈下降趋势；2017年依然呈现出整体下降的趋势，8家农商行中只有3家上升，上升幅度最大的为无锡农商行（9.7%）。

图21显示了近三年全国主要农商行的净利差。2017年，主要农商行净利差基本保持在2%左右，8家农商行中只有2家净利差低于2%的水平，分别为广州农商行（1.65%）和无锡农商行（1.93%），净利差水平最高的为江苏常熟农商行（2.76%）。就变化趋势而言，相较于2015年，2016年农商行净利差整体呈下降的趋势，在8家农商行中只有江苏常熟农商行实现了净利差水平的上涨，上涨幅度为7.42%，无锡农商行净利差水平与15年持平；相较于2016年，2017年8家农商行中有4家实现净利差水平的上升，4家净利差水平出现下降，上升幅度最大的为江苏江阴农商行（163.29%），下降幅度最大的为广州农商行（17.1%）。同时，江苏江阴农商行也是近三年来净利差水平波动幅度最大的银行，净利差水平由2016年的1%以下，一跃升至2017年的2.08%。
中间业务收入水平

中间业务收入主要是指商业银行作为金融服务中间人赚取的收入，其收入在财务报表上反映为“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中间业务是商业银行利用自身金融人才、金融基础设施以及其他金融资源等优势提供收费服务的业务。由于商业银行并不作为交易主体参与业务，所以商业银行也并不会承担风险。

中间业务净收入及其增幅。中间业务净收入，即财务报表中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是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减去支出以后的净额，反映了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绝对收入水平。近年来，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水平持续快速增长。图22列示了近三年全国主要农商行中间业务净收入情况，整体上资产规模靠前的5家农商行，其中间业务净收入要高于其余上市农商行。2017年中间业务净收入规模最大的为上海农商行，达31.78億元；中间业务净收入最低的为江苏江阴农商行，仅有0.53亿元。就三年来变化趋势而言，主要农商行中间业务净收入水平呈上升趋势。相较于2015年，2016年11家农商行中有10家中间业务净收入上升，上升幅度最大的为江苏常熟农商行，增幅达484.16%；相较于2016 年，2017年11家农商行中有6家呈上升态势，上升幅度最大的依然为江苏常熟农商行，增幅为45.16%。虽然江苏省的农商行中间业务收入水平总体较低，但是近两年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中间业务占比。中间业务净收入占营业收入之比是衡量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水平及其收入结构的重要指标。中间业务收入和利息收入是商业银行营业收入的重要渠道，两者在银行收入中的占比自然也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图23列示了近三年来主要农商行的中间业务占比。整体上，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中间业务占比也相对较高，上市农商行中也不乏中间业务发展较好的银行。2017年，在11家主要农商行中，中间业务占比最高的为上海农商行，占比为17.73%；其次为广州农商行，占比为16.99%；占比最低的为江苏江阴农商行，仅为2.13%。

从近三年的变化趋势情况来看，整体上主要农商行在2016 年的中间业务占比有所上升，在2017年上升的趋势出现了扭转，呈现缓慢下降。2016年11家主要农商行中仅有1家农商行出现了中间业务占比的下降，其他均为上升趋势，上升幅度最大的为江苏常熟农商行（355.82%）。而2017年11家主要农商行中仅有3 家出现中间业务占比的上升，较2016年势头开始扭转，下降幅度最大的为成都农商行（56%）。从近三年的中间业务占比可以看出，江苏常熟农商行近年来中间业务得到较快发展，连续两年中间业务占比不断上升。
成本控制水平

除收入之外，成本控制也是影响商业银行净利润水平的因素。成本收入比是反映为取得单位收入所耗费的成本，在数值上等于营业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成本收入比是银监会风险监管核心指标中的风险抵补类指标之一，按照监管要求，该指标不应高于45%。

图24列示了近三年来主要农商行成本收入比状况。2017 年，1 1家农商行除了上市不久的吉林九台农商行外，其他10 家农商行成本收入比均保持在45%以下。其中无锡农商行最低（30.03%），吉林九台农商行以50.77%的水平为主要农商行中最高，其他农商行均在30%～40%之间。从近三年变化趋势来看，2016年，11家主要农商行中有9家成本收入比上升，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为广州农商行（14.36%），其次分别为江苏江阴农商行（13.83%）和江苏吴江农商行（13.73%）。2017年，主要农商行成本收入比有涨有落，涨幅最大的为吉林九台农商行（22.01%），下降幅度最大的为上海农商行（10.53%）。
流动性分析

保证经营的流动性、安全性、收益性相统一是商业银行经营的三大原则。2017年正值债务周期赶顶和货币政策转紧，前者制约信贷规模的扩张，后者重构风险传导的结构。适应不再下降的利率中枢和不断增加的利率波动，是2017年商业银行经营面临的常态。
存贷比分析

存贷比是银行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值。以往监管部门为商业银行设置的监管要求是不超过75%，但2015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决定，删除实施已有20年之久的75%存贷比监管指标，决定自2015年10月1日起施行。随着经济、金融业的不断发展，存贷比监管已不适应当前商业银行资产负债多元化和业务创新发展的需要，商业银行存贷比取消，是鼓励银行经营多元化的重要舉措。

图25列示了近三年主要农商行存贷比情况。2017年，11家主要农商行中仅有1家存贷比超过75%。存贷比最高的为江苏常熟农商行（78.59%），其次为江苏江阴农商行（70.43%），存贷比最低的为北京北京农商行（49.27%），其他农商行均保持在50%～70%之间。从近三年的变化趋势来看，主要农商行存贷比有增有减，起伏不大。2016年，11家农商行存贷比有7家下降，4家上升，下降幅度最大的为北京农商行（10.69%），上升幅度最大的为成都农商行（11.43%）。2017年，11家农商行存贷比有5家下降，6家上升，下降幅度最大的为北京农商行（4.55%），上升幅度最大的为吉林九台农商行（24.52%）。
流动性比例

流动性比例是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之比，衡量商业银行流动性的总体水平，不应低于25%。近年来，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流动性比例总体上保持了稳步上升的态势。

图26列示了近三年7家主要农商行的流动性比例状况。2017 年末，列示的7家主要农商行流动性比例均大幅高于25%的监管标准。其中，江苏江阴农商行流动性比例最高，达到56.56%，其次为江苏吴江农商行（49.1%），即使流动性比例最低的江苏张家港农商行也达到了37.6%，高于监管标准12.6个百分点。从近三年的变化趋势来看，农商行流动性比例较高的状态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扭转，2016年和2017年主要农商行流动性比例均有增有减，变动并不明显。就单个农商行来看，江苏江阴农商行、江苏常熟农商行和江苏张家港农商行近三年来出现了流动性比例的持续下降；无锡农商行流动性比例虽有增有减，但2017年较2015年下降幅度依然可观，达43.73个百分点。

（执笔人：韩晓宇）

国有商行货币政策管理论文篇3：

全国城商行数量分布状况分析

近年来，各省城商行在服务地方经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特别是服务当地中小企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良贷款率高、流动性风险问题等也受到普遍关注，由此引发了各方对各省城商行合理数量的思考。

城商行分布总体情况

截至2018年末，全国共有134家城商行。各省按照城商行数量由多至少，大体分为五种类型：城商行数量在10家以上的省份（以下简称“A类型省份”）、城商行数量为5～9家的省份（以下简称“B类型省份”）、城商行数量为3～4家的省份（以下簡称“C类型省份”）、城商行数量为2家的省份（以下简称“D类型省份”）以及仅有1家城商行的省份（以下简称“E类型省份”）（见表1）。

从地域分布上看，拥有城商行数量较多的A、B类型省份多数分布于东部地区，共计9个省份，各省拥有5家以上的城商行，占全国城商行总数的66%;D、E两种类型省份多分布于中西部地区，共计16个省份，每个省拥有1～2家的城商行，占城商行总数的18%。

考虑到北京、上海两地的总部效应突出，区域特点与其他省份不可比，为更客观地反映各地情况，下文比较中不含北京、上海两地及其地域范围内的两家城商行。

城商行数量与各省经济金融条件分析

需求方面：GDP总量、常住人口数量多的省份对金融产品和服务存在更多的精细化、差异化需求

GDP总量越大的省份，拥有城商行数量越多。2018年，A类型省份GDP平均在2万亿元以上;B类型省份GDP相差较大，从1.3万亿～10万亿元不等;C、D类型省份GDP有一半在2万亿元以上，另一半在2万亿元以下;E类型省份仅安徽省的GDP高于3万亿元，其余5省均在2万亿元以下。如图1所示，A～E类型省份的平均GDP由4.5万亿元至1.1万亿元，依次呈下降趋势。

常住人口数量越多的省份，拥有城商行数量较多。2018年，A类型省份中，四省常住人口数量在5000万人以上，辽宁略低，为4369万人;B类型省份中，5000万人以上和以下各有2个省;C类型省份中，除江苏外，其余五省的常驻人口数量均低于5000万人;D类型省份中，除湖南、湖北外，其余六省常驻人口数量均低于4000万人;E类型省份中，除安徽外，其余五省人口数量均低于3000万人。如图2所示，A～E类型省份的平均常住人口数量由高至低，依次呈下降趋势。

从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物理网点分布情况看，城商行数量较多的经济大省，拥有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网点数也较多。2018年，A、B两个类型的9个省份，共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10.5万家，占全国总网点数的46.7%。A类型的5个省份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数为6.4万家，其中城商行网点数为0.7万家，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数为5.8万家，远超过城商行数量较少的省份类型。从各省的平均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数量来看，A～E类型省份的平均网点数由1.3万家降低至0.3万家，依次呈下降趋势（见图3）。

可见，机构的多少与经济总量和常住人口数量正相关。一方面，经济总量较大或人口数量较多的地区对于地方金融市场、精细化金融服务和产品存在更多、更细分的需求，同时也为更多城商行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支撑;另一方面，经济总量较大或人口数量较多的地区存在更多数量的城商行，也是城商行在金融供给方面对当地经济和市场主体差异化、特色化金融需求的主动适应。

供给方面：拥有较多城商行的省份存贷款规模以及支付系统交易规模较大

城商行数量较多的省份，存贷款总量也较大。如表2所示，随着城商行数量的减少，A～E类型省份存贷款余额分布区间和平均值均呈阶梯下移的趋势。值得一提的是，在全国性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普遍实施全国区域资金集中调配划拨的管理体制下，城商行的多寡对于稳定当地存贷款，特别是对金融生态待改善地区减少资金外流，避免由于资金外流造成金融生态恶化的恶性循环，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部分城商行跨区域发展、规模快速扩张，也出现了类似于大型银行的资金“虹吸现象”，此类城商行将其所在的欠发达地区资金通过其外设机构转移至发达地区形成大量域外贷款，华泰证券的研究报告对此也做过分析，认为规模较大的、跨区域经营的城商行进一步加剧了金融资源分布的不平衡。

城商行数量较多的省份，支付系统交易量也较大。随着城商行分布数量的减少，A～E类型省份的交易量平均值与分布区间依次下降。A、B两种类型省份在平均交易笔数和金额上，远高于C、D、E类型省份。而A和B两类型相比，除广东省具有一定特殊性外（广东省因是广发银行、平安银行、招商银行三个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总部所在地，“一点接入”支付系统集中业务处理模式导致“接入点”交易量畸高），A类型省份交易量分布的区间总体高于B类型省份。C、D、E类型省份平均交易金额和笔数依次降低，集中分布区间总体上依次下降（见图4-1、图4-2）。

存贷款规模和支付系统交易量，既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经济金融活跃度以及该地区经济主体对差异化、精细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实际需要，也从供给的角度证明了更多的金融机构为地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加丰富、广泛与便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城商行数量与主要监管指标分析

城商行数量与一省不良贷款率无关

截至2018年末，全国城商行的不良贷款余额总计2660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79%。各省的不良贷款率主要分布在0.36%～4.13%之间。以国际公认2%的不良贷款率的标准划分，一省的城商行整体的不良贷款率高于2%，属于相对高风险地区;一省的城商行整体的不良贷款率低于2%，属于相对低风险地区。城商行整体不良贷款率高于2%的相对较高风险的省份在五个不同类型省份中均有分布。从占比情况看，高风险省份的数量占全国总体的42%，在A～E各类型省份中，高风险省份占比分别为80%、50%、17%、38%和34%（见图5）。

从各类型省份城商行数量与不良率风险的关系上，可以初步分析得出以下两项结论：一是无论哪种类型省份，都存在高风险机构，同时也存在低风险机构。二是城商行数量较多的省份类型中，高风险机构的占比较高。但这不能简单解释为不良风险较高是城商行数量较多造成的。影响一省的城商行的不良率高低的因素是多重的，包括金融机构管理水平和风控能力、地区金融生态和当地金融监管水平等多种因素。由于金融本身就是高风险行业，金融机构自身的管理水平就显得尤为重要，其管理水平越高，风控能力越强，不良率自然也越低。有金融活动就有风险，关键是如何管理风险。因此，在管理水平和风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规模越大、金融活动越频繁，其爆发不良风险的可能性也越大。

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一个地区金融生态较差、整体风险较高、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城商行数量较多反而有助于分散风险，也有助于风险暴露。如果较小体量的单家城商行风险爆发，影响范围有限，救助成本相对较低。

一省的城商行资本充足情况与规模大小、数量多少无关

2018年末，全国城商行资本充足率为12.8%。以城商行资产规模为横轴，资产充足率为纵轴做象限图，结果显示，从资本充足情况与单家城商行规模的关系来看，不同规模的城商行的資本充足情况的差距基本不大。规模较大的城商行中（分布于第一和第四象限），资本充足情况较好的机构（分布于第一象限）占比为61.5%;规模较小的城商行中（分布于第二、第三象限），资本充足情况较好的机构（分布于第二象限）占比为58.3%（见图6）。

从资本充足情况与各省城商行的数量关系上分析，各类型省份总体资本充足情况差距不大。根据样本城商行的数据统计情况，资本充足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8%）的城商行有73家，低于平均水平的有50家，资本充足水平较高的城商行占比为59.3%。从不同类型省份比较，A～E五类型省份中，C类型省份的资本充足情况较差，资本充足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城商行的数量占比为50%，低于样本的整体水平。其余类型省份的资本充足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城商行占比分别为60%、63.6%、62.5%和60%，差距并不大（见表3）。

由此可见，一省的城商行数量无论多少、单一城商行的规模无论大小，较高资本充足率比例差距不大，这反映出我国城商行资本充足率上存在的体制、机制与管理上的问题，而不是机构规模大小的问题。2019年四季度，全国城商行的资本充足率为12.8%，低于商业银行的总体水平（14.6%）。近年来，由于监管趋严，表外业务回表、非标转表等都对银行资本金造成消耗，商业银行回归传统信贷业务，普遍加大了银行资本金的压力。尤其是对于前期大量依靠同业业务、理财业务实现规模快速扩张的城商行来说，资本补充压力进一步承压，高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结论

综上所述，经济决定金融。一定时期内，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量和质，应由市场供求关系来调节，城商行的数量和规模应该和实体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因此，一省的城商行数量主要取决于当地的经济金融总量;一省的金融机构的风险水平与机构数量的多少、规模大小没有必然联系，而是受到城商行自身经营发展理念、管理水平和当地金融管理能力以及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城商行数量较多反而有助于将风险控制在一定区域内，降低风险范围和影响。

因此，从支持实体经济角度而言，中国不缺少大银行，也不缺少遍布全国、跨省服务的股份制银行，真正缺少的是专心致力于服务一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小银行。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城商行发展呈现出分化发展的格局，所以，城商行机构的改革不是简单的机构数量的加减法，而应是尊重市场规律，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要构建完善的银行体系，端正发展理念，甘心服务于地方和小微企业，深耕自身最熟悉的领域和客群，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的金融产品，成为某一类业务、客群和行业的专业服务提供者，减少与大行的同质化竞争。这也符合近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提出的“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大中小合理分工的银行机构体系，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要求。具体来说，可以从“强实体、抓管理、守底线”方面入手：即不断增强服务地方经济，特别是服务中小微企业，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通过深化内部机构改革，或在依靠自身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引入优质机构优化法人治理结构、兼并重组等方式，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守住合规底线，管控金融风险，筑牢稳健发展根基。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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