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管理社区思考论文

摘要：社区矫正监督是检察机关刑事执行监督的重要内容，当前社区矫正监督存在信息不畅通、形式化监督、缺乏监督方法等问题，需要从搭建信息平台、加强执行变更监督、强化监督手段、加大违法处置力度等方面加强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关键词：社区矫正；问题；监督建议作者简介：廖小平，男，汉族，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法院管理社区思考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法院管理社区思考论文 篇1：

刑罚交付执行及检察监督中的问题与对策

当前对刑事交付执行环节的检察监督处于薄弱状态，导致检察机关对这一诉讼环节及检察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清，监督的方式方法不清等重要问题，从而影响到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监督部门监督职能的发挥，影响到对“公正司法、规范司法”精神的贯彻。为强化刑事执行检察监督，查找监督的薄弱环节，近期，笔者深入公检法司多个机关，对刑事交付执行与检察监督问题进行了一次专题调研，发现了许多基层检察机关不曾掌握的情况和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有的急需解决，并针对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调研中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专门走访了看守所、监狱（包括入监监狱）、社区矫正机构、基层检察院、法院（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等九个单位，对刑事交付执行及检察监督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对相关对策进行了思考，以期为其他相关部门提供参考。

一、已羁押罪犯刑罚交付执行中的问题

已羁押罪犯的刑罚交付执行活动涉及到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监狱等多部门，从交付的程序看问题主要表现为：

1.法院不能在判决裁定生效后十日内送達看守所交付执行文书。据基层检察院反映此种情况较为普遍，有的长达半年。此类现象一审案件较少，上诉案件问题较突出。主要表现是二审法院判决裁定后到一审法院下达交付执行通知给执行机关时间较长。有的案件二审法院已向罪犯送达后几个月一审法院才下达交付执行通知。究其原因，主要是二审法院要将全部案件材料返回一审法院之后，一审法院才能下达交付执行通知，而二审法院返回案件材料的时间较长。主要是二审法院受人力、路途较远等因素的影响，有时有积攒多个案件一并返回案卷材料情况。同时也不排除个别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执法不严格、效率不高，或受人情关系影响，为达到交付执行时余刑三个月以下留所服刑的目的，故意延迟送达。

2.法院制作交付执行法律文书不规范问题比较突出。按照规定，法院应将“三书一表”送达执行机关，即交付执行通知书、起诉书、判决书、结案登记表，看守所将“三书一表”同犯人一道送达监狱。但由于填写不规范或“三书一表”某些内容不一致出现许多问题，特别是导致监狱拒收。其中有两种情况，一是字迹潦草、不规范、内容错误而拒收，二是“三书一表”中的基本信息等内容不一致而拒收。如罪犯的文化程度因起诉书与判决书不一致导致监狱拒收。有的公安机关千里迢迢将罪犯押解到监狱，却因法律文书中的问题而遭到拒收，不得已又将罪犯押解回看守所，待找法院将法律文书修改后，再将罪犯押解到监狱，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和很大的安全风险。如笔者所在市看守所今年已遇到四件此类案件，其中以某女子监狱最为突出，这四件案件全部出现在该监狱。而有的监狱则采取较灵活的方式，先将罪犯收监，然后由移送单位将文书带回修改后再寄给监狱。

3. 个别案件公安机关未严格依法在一个月内交付监狱执行刑罚。根据规定对羁押的罪犯看守所应在收到交付执行通知书后一个月内交付监狱，但有的看守所以侦破其他案件为由将余刑三个月以上的罪犯留看守所服刑。如李某聚众斗殴案，看守所因侦破其他案件，将李某超过两个月未送达监狱。

4.个别少数民族罪犯交付普通监狱执行造成监管改造困难。如走访的凌源某监狱是一个以汉族罪犯为主的监狱，但却交付两名维吾尔族罪犯，给监狱管理带来很大困难，一是无语言翻译，二是没有适合该民族生活习惯的条件，如饮食等，监狱方面对此意见很大。

5.刑期一年以下的罪犯交付监狱执行刑罚，造成监管改造难度大。据监狱人员介绍，从入监程序看，罪犯先要到入监监狱学习三个月，然后再将罪犯分配到各监狱，所剩刑期已不多。由于服刑期短，无法适用减刑条件，也不可能达到减刑的条件，因此这些人违反监规者较多，增加了监狱对此类罪犯管理教育的难度。同时，尽管刑期很短，相关机关也要履行各种程序和监管职责，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资源浪费。

二、判处缓刑、暂予监外执行罪犯交付执行中的问题

根据现行的规定，这类罪犯均应交付给社区矫正机构。尽管判处缓刑、暂予监外执行罪犯交付执行与正在羁押罪犯的交付执行有相同之处，但交付的地点、方式等有其特殊性，因而其出现的问题也有其特点。

1.交付延期问题。据社区矫正机构介绍，当地或较近的法院的交付执行通知延期较少，而较远的法院交付执行延期问题较多，省外的基本都存在延期问题。外省市法院一般使用挂号信形式邮寄交付执行文书，邮寄时间较长，有的一个月以上。另外还出现邮寄丢失现象，因法院电话索要回执时发现，只好重新邮寄。由此导致罪犯漏管，甚至可能出现重新犯罪等许多问题。据某基层检察院反映，有的法院对刑事判决的送达不及时，甚至是时有不送达情况发生，对于被判处缓刑、管制的罪犯没有送达给负责社区矫正的司法行政机关。如被告人王志明被外地某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缓期二年执行 ，2014年8月5日作出判决， 2015年3月25日司法行政机关收到交付执行通知，在社区矫正部门对其调查核实情况时才发现该罪犯在两个月前又因涉毒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检察机关在调查了解情况后，建议司法行政机关向作出原判决的人民法院提出撤销缓刑收监执行的建议。

2.法律文书不规范、错误问题。有的法律文书对罪犯基本信息如居住地、户籍地等记载不准，导致监外执行罪犯因此脱管漏管，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如2012朝双初字第00066号判决的孙某交通肇事案，其矫正司法所是台吉所，但其实际居住地却为北票市内。

3.罪犯自己带着交付执行通知到当地司法机关报到。据笔者调查的某区司法局社区矫正股介绍，该区共有250名左右的矫正人员，每年解除和接收矫正人员均为100人左右，其中外省市法院交付的仅10人左右，本地法院交付执行的案件约99%是由罪犯本人带着交付执行通知到当地司法机关报到。

4.罪犯报到不及时或不报到。社区矫正办法第六条规定：社区矫正人员应当自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生效之日或者离开监所之日起十日内到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报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及时为其办理登记接收手续，并告知其三日内到指定的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但许多罪犯都是在一周后才到指定的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有些曾羁押外地的由于路程等原因用时较长，有的因病而监外执行的直接住进医院而长期不能报到，由于没有家属是否可代替报到的规定，造成社区矫正机构无法及时采录罪犯信息并实施监管。近年来出现多起不报到的情况，由于矫正机构未收到交付执行通知，法院在向司法局索要回执或年底通过整理文书卷宗时才发现，最后由法院将罪犯找到并交付矫正机构，有的造成长达一年时间的漏管。

5.司法矫正机构因规定认识不统一，导致要求变更执行地的罪犯不能及时登记。在法院下达交付执行通知后，罪犯到社区矫正机构报到时，由于投亲靠友等生活工作原因要求变更执行地，需要将罪犯档案材料异地移交。但有的地方司法矫正机构以与法院执行通知中的执行地不符，要求应有法院出具的新的执行通知，有的以没有对罪犯进行审前调查为由拒不接收，有的要求罪犯曾在新执行地居住满一年以上才接收等，给交付工作带来一定困难，既影响对罪犯的及时登记管理，也给罪犯的矫正改造带来不利影响。

三、检察监督中遇到的问题

1.判决、裁定、决定等不及时或不送达检察机关。一是有的案件法院不及时送达或不送达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二是有的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未将批准决定抄送有监督权的检察机关，影响监督工作。如罪犯马向东，因犯受贿罪被喀左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又因年老体衰多病被同一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但由于监管机关、检察院等均未收到交付执行通知，在今年对监外执行罪犯进行专项检察时，发现当地监管机关不掌握辖区内有该监外执行罪犯，从而造成对马犯的漏管。

2.司法行政机关对社区矫正人员刑罚变更情况的法律文书送达不及时，有的地方经常会发生不送达的情况。特别是有的司法行政机关根本就不知道哪些法律文书应当送达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导致人民检察院对社区矫正人员刑罚变更执行检察监督工作滞后。

3.交付执行通知不抄送检察机关，影响检察机关对刑事交付执行活动的监督。目前交付执行通知是否送达检察机关或送达刑事执行检察部门规定不甚明确，一是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二是检察机关的诉讼规则中无明确规定。相关规定仅见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该解释第436条规定，对判处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判决裁定生效十日内，应当将判决书、裁定书、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送达罪犯居住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同时抄送罪犯居住地的县级人民检察院。但有的法院未认真执行该解释，未将执行通知书送达检察机关，导致检察机关的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不能及时掌握情况并开展监督。加之法院、公安、司法行政机关不及时或不送达判决、裁定、决定等，因而导致检察机关与前述司法机关交付执行罪犯的数据经常甚至长期不能一致，检察机关对交付执行罪犯的底数等信息掌握不准确，对是否发生漏管不清，不仅影响到检察监督工作，也失去了司法工作的严肃性。

4.检察机关对刑事交付执行监督工作薄弱。从调查情况看，检察机关普遍存在着对刑事交付执行的执法行为监督薄弱甚至缺失的现象。一是思想上重视不够，认识不清。有的由于传统监督思维的影响，认为交付执行只是个简单的程序问题，是交付机关与执行机关的问题，因而重视不够。有的由于学习不到位及业务水平等原因，对刑事执行监督工作的职责认识不清，对交付执行监督工作认识不全面，如监督的范围、监督的具体环节、应监督什么问题、各司法机关的有关规定等。二是监督范围狭窄。从调查看，一些检察院的刑事执行检察监督部门只注重看守所、监狱内的监督，尚未开展如强制医疗、财产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等交付执行环节的监督工作。三是有关刑事交付执行监督工作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监督手段不力。如羁押和监外执行罪犯的交付执行通知、单处罚金和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通知等是否应当在规定期限内送达人民检察院的刑事执行检察部门无明确规定。发现交付不及时或未交付后的监督方式缺少详细规定或程序保障措施等。

四、加强刑事交付执行检察监督工作的建议

从调查结果看，当前刑事交付执行环节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和管理漏洞，有些部门有些问题还十分突出或普遍存在，有的问题存在争议需要明确，有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各部门规章也需要协调统一。检察机关的监督处于薄弱状态，工作触角需要延伸，更需要加强等。为此，笔者针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并提出建议。

1.检察机关要提高认识，全面履职。随着其他环节监督工作的不断完善，检察机关要将监督的触角不断延伸到刑事执行的各环节，包括交付执行环节。要深刻认识到此环节的违法问题也是涉及到是否公正司法，是否侵害被害人、罪犯合法權益的大问题，也是履行维护社会稳定职责的大问题。

2.仔细研究交付执行环节的问题，提高监督的针对性。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应认真学习有关法律法规，不仅要学习刑事诉讼法，还要深入学习法院、公安、监狱、司法行政及社区矫正部门的有关规定，掌握纠正违法问题的依据，并精准研究交付执行各环节的具体程序，提高发现违法问题的能力。

3.完善法律法规，不断规范刑事交付执行工作。如刑事诉讼法仅规定法院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付执行，但未规定执行机关或单位交付监狱或社区矫正机构的时限。另外，从实际调查看，普遍认为法院十日内交付执行期限偏短，建议可适当延长时限。同时应明确规定二审法院交付案件材料的时限。从调查了解到，二审判决或裁定做出后，将案卷材料移送一审法院的时限长短没有明确规定，导致二审法院移送案卷材料有的时限过长，因此应加以明确。

4.加强监督，尽快解决监外执行罪犯自带交付执行通知报到问题。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五条规定，对于适用社区矫正的罪犯，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监狱应当核实其居住地，在向其宣判时或者在其离开监所之前，书面告知其到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报到的时间期限以及逾期报到的后果，并通知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判决、裁定生效起三个工作日内，送达判决书、裁定书、决定书、执行通知书、假释证明书副本等法律文书，同时抄送其居住地县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收到法律文书后，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送达回执。因此，检察机关应大胆监督，坚决纠正罪犯自带法律文书报到的混乱现象，规范交付执行通知书送达方法。各部门对此也应高度重视，共同加以规范，并认真执行有关规定。

5. 有关部门应明确“三书一表”的制作规范及效力问题。因法律文书制作不规范、不一致等问题在交付执行中比较突出，因此应急需规范，公检法司应就此问题统一认识，统一规范。在调研中很多同志都认为对“三书一表”中内容不一致的问题，其原则是应以法院判决书为准，这也是符合当前推行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方向的。法院是司法程序的最后一环，具有案件的最终决定权，其判决裁定或决定具有权威性和终极性。同时诉讼过程是变化的不断完善的过程，根据法律规定案件事实是以法院开庭审理查明的事实为准的。因此，有些情况起诉书与判决书不一致也是正常的，以二者不一致而拒收是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当然人为出现的错误不在此列。

6.应尽快明确交付执行通知是否送达检察机关问题。目前，由交付执行通知是否抄送检察机关的规定不够明确，导致监督工作受到一定影响。不仅涉及羁押的、监外执行罪犯，还涉及财产刑、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通知等，因此应尽快明确规范和统一。这是入口，是开展交付执行监督的前提。这一问题不仅涉及人民法院，还涉及公安、司法机关，四机关应就此共同研究，解决检察机关的信息来源及渠道问题。

7.加快完善检察监督体系。检察机关应在进一步完善刑事交付执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加快建立完善对交付执行环节的监督体系。在监督的范围、监督的程序、监督的方式、不接受或拒不执行监督的后果等方面建立起完善的监督体系。如应确定哪些程序违法，发现违法活动后如何提出纠正意见，什么情况下提出口头纠正意见，什么情况下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什么情况下可以发出检察建议，纠正意见和检察建议如何落实等，都应加快探索和完善，特别是应强化监督的权威性，以改变检察机关除了提出检察建议之外再无更为有力的监督措施的状况，为公正司法、规范执法发挥应有职能作用。

（刘跃楼，辽宁省朝阳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监督处副处长；林海，辽宁省朝阳市人民检察院法研室副主任。）

作者：刘跃楼 林海

法院管理社区思考论文 篇2：

试论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

摘 要：社区矫正监督是检察机关刑事执行监督的重要内容，当前社区矫正监督存在信息不畅通、形式化监督、缺乏监督方法等问题，需要从搭建信息平台、加强执行变更监督、强化监督手段、加大违法处置力度等方面加强社区矫正法律监督。

关键词：社区矫正；问题；监督建议

作者简介：廖小平，男，汉族，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一、当前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信息不畅通，不能全面了解和掌握矫正人员的信息

检察机关与法院、司法行政机关由于信息不能共享，案件法院判决是否判决缓刑，判决缓刑后是否移送司法机关社区矫正，检察机关无从得到信息，这使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人员的信息不能全面了解和掌握，不能够从源头上把好社区矫正监督工作第一关。

（二）对社区矫正监督缺乏主动性，只是变象征性地进行监督

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一般往往只注重看守所、监狱等监管场所的监督检察，对于社区矫正监督工作缺乏积极主动性，存在着“不告诉不知道”的心理，这种心理使检察部门对社区矫正对象的信息不能全面准确的了解和掌握，从而不能有效的进行监督检查，也就导致了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执行监督只是象征性地走过场。

（三）缺乏有效监督方法，难以实现社区矫正监督工作的全覆盖

两高两部虽已联合下发《办法》，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地位，但是采取何种模式、何种措施才能实现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有效监督，检察机关暂无可依从。对社区矫正的监督工作，一般只是采取入矫教育谈话和不定期走访或检查方式进行监督，社区矫正监督工作没有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覆盖。

二、加强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的几点思考

要加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实际效果，畅通信息是前提，完善监督手段是关键，根据2013年1月1日颁布实施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结合检察工作实际，笔者认为要加强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搭建社区矫正信息平台，实现社区矫正信息共享

搞好社区矫正监督工作，要求检察机关首先要掌握社区矫正对象的基本情况，人数多少、年龄如何、居住何处？保证这些情况的全面性、准确性、及时性，是搞好社区矫正监督工作的前提，要全面准确掌握及时社区矫正对象的基本情况，可主要通过以下三项措施实现：

1.建立联席会议机制。检察机关定期与法院、公安局、司法行政部门召开联席会议，与法院定期核对纳入社区矫正罪犯的判决名单，了解掌握社区服刑人员新增情况；与公安看守所定期核对暂予监外执行人员名单，了解掌握社区服刑人员的刑期变化情况；与司法局定期核对社区服刑人员名单，了解掌握服刑人员矫正监管措施的落实情况。

2.建立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电子动态管理系统。检察院、法院、司法行政部门可建立社区矫正信息库，录入社区矫正对象的个人情况、犯罪情况、判决情况、帮教人员、帮教措施、解除矫正时间等多项信息，并通过政法专线网络实现网络互连、信息共享。

3.建立社区矫正无缝衔接机制。对脱管、漏管的社区矫正对象实行“限期报到制度”，检察机关可与司法局共同推行社区矫正人员，通过广播、报刊等媒体，对矫正对象中脱管、漏管人员定期发布公告，责令其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到社区矫正机关报到，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接受监管。

（二）加强审判监督和执行变更监督，确保社区矫正对象的准确性

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入矫的合法性审查，确保社区矫正对象的准确性，是检察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

1.对管制、缓刑犯的审查监督。检察机关接到管制缓刑判决后，重点要看他们是否罪刑相适应，所判处的管制刑罚是否与其所犯的罪行相当，缓刑犯是否符合缓刑适用条件。

2.对假释犯、暂予监外执行犯的审查监督。对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犯的审查监督包括事前审查监督和事后审查监督。

（1）事前审查。一是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在接到监狱提交的拟暂予监外执行、假释审查表后，依法认真审查，对于符合条件的同意予以监外执行、假释，不符合条件的建议不予暂予监外执行、假释。二是建立拟暂予监外执行、假释罪犯危险程度综合评估制度。将拟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犯从家庭背景、罪犯个性特点、所犯案件情况、认罪悔罪态度、户籍地或经常居住地社区矫正条件等方面予以综合考察评估，对于评估结论为危险系数较高的罪犯，不得提请暂予监外执行和假释。

（2）事后审查。一是审查暂予监外执行、假释犯是否符合刑诉法规定的条件；二是审查是否有自伤自残可能，社会危险性状况；三是暂予监外执行、假释提请审理环节和开庭审理环节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按照有关规定应当开庭审理人民法院是否开庭审理。

3.社区矫正执行变更的合法性审查。一是监督社区矫正对象在社区矫正期限届满后，社区矫正执行机关是否及时向社区矫正对象宣布。二是对于违反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相关规定，以及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而罪犯刑期未满的情形，社区矫正单位是否进行了相应处理。

4.建立非本地籍罪犯本地入矫制度。实践中，社区矫正对象可能存在着被移交在户籍地进行社区矫正，工作所在地却在异地的情况，致使社区矫正监督可能存在“两头都不靠”的问题，因此建立非本地籍罪犯本地入矫制度，将社区矫正对象纳入本地社区矫正体系，并全程接受检察机关监督，十分必要，这样既保证了社区矫正监督全程到位，又保障了社区矫正对象的正当权益。

（三）突出手段，强化结果，确保社区矫正执行活动的有效性

1.社区矫正工作的检察监督工作，应当采取动态评估的制度，通过动态评估使检察监督社区矫正监督全过程，规范社区矫正工作，维护社区矫正人员的合法权益。一是社区矫正对象入矫时进行第一次教育谈话，检查社区矫正人员是否按照犯罪性质、犯罪类型、危害程度、悔罪表现、以及家庭社会关系等因素进行分类差别管理，对于未成年犯的矫正，应当单独作为一个序列进行分类矫正；二是进行不定期走访，通过查名单、查档案、查文书、查考核，查出社区矫正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处理；三是参与和监督对矫正人员的训戒谈话，经警告后拒不改正的矫正对象向批准、决定机关提出收监执行建议书，并跟踪检查落实情况，有效避免脱管、漏管、重新犯罪现象的发生。

2.建立长效帮扶机制，做好社区矫正监督的工作延伸。针对一些社区矫正对象缺少生活来源、生活困难等实际问题，检察机关可以与社区矫正机关一起创造条件为生活困难或无职业的社区矫正对象提供就业岗位，紧紧围绕矫正的实效性，采取人性化的方式，切实帮助矫正对象解决就业和生活等困难，有效解决一些有困难矫正对象的实际问题，让他们对生活满怀信心和勇气。

3.建立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一体化机制。一方面整合检察机关内部法律监督资源，加强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联系、配合。如监所检察部门应加强与侦查监督、公诉部门之间的工作联系，形成监督合力，确保法院适用社区矫正活动的正确性，防止裁决不当；另一方面，加强日常检察和监督纠正相结合，在检察环节中针对发现的突出问题，正确运用监督手段纠正违法；查办发生在监外执行社区矫正活动中的职务犯罪案件，以强化检察执法实现检察任务，保证刑罚和刑罚执行制度在监外执行社区矫正过程中全面、准确地得到执行，推进社区矫正工作依法规范开展。

（四）加大违法处理力度，确保社区矫正工作的公平公正

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违法处理包括提出纠正意见、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和查处犯罪三个层次，加大社区矫正的违法处理力度，是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的有力保障，人民检察院发现社区矫正执法活动违反社区矫正法律法规情形的，对于违法行为情节轻微的，检察人员可以口头提出纠正意见；对于严重违法行为，或者提出口头纠正意见后在七日以内未予以纠正的，应当报经检察长批准，向违法部门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督促其予以纠正。在实施社区矫正过程中，司法工作人员有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法给予相应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随着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逐渐完善，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尤显重要，只有建立合理的监督制约机制，才能确保社区矫正工作依法、公正地进行，进一步保障社区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体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司法文明。

作者：廖小平

法院管理社区思考论文 篇3：

美国的社区调解机制及其建构

[摘要]社区调解机制的建设对于转型期中国基层社会秩序的维持以及社区自治和融合的增进，具有基础性的保障作用。发端于1970年代的美国社区调解运动，在公私部门多元主体的社会建构作用下，形成了以社区自组织和公民参与为特征的、强调公私合作与非诉讼解决途径的社区调解机制。本文从学理上解析了美国社区调解的机制构成，梳理了机制建构的司法改革和社会行动二元路径，并通过项目运作和典型案例实证性地描述了社区调解的机制运行及经验，意在为中国社区调解机制的建设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参考。

[关键词]社区调解机制； 社会建构； 美国

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推进，中国城乡社区的各类矛盾、纠纷和冲突不断涌现，加强社区调解机制建设对于优化社区自治、促进秩序生产、加强社会团结具有现实紧迫性。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向来拥有社会自治的传统和强大动力，其发端于1970年代的社区调解运动，使其以社区自组织和公民参与为特征的、强调公私合作与非诉讼解决途径的社区调解机制日臻完善和成熟。从学理上概括和总结美国社区调解的机制构成、形成过程及运作经验，对于当下的中国具有启发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独具特色的美国社区调解机制

（一）美国社区调解机制的构成

对于一定的社会系统来说，“机制”概念一般指的是系统基本的运作机理、过程及方式，它以系统目的为导向，以系统各构成部分或单元的相互耦合为特征，能够自组织地发挥机能作用。就一定的政治体系而言，机制并不单纯指涉系统的构造或其工作和运行，而是把系统的结构和运动这个两方面结合起来，研究相互之间的作用和影响，以及从中体现出的规律性的东西。 [1]在社会科学中，机制或运行机制视角的运用，体现的是视事物为有机体的思维，强调的是事物有机体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联及其效应，描述的是现实事物的运转状态和运转方式。[2] 将机制引申到公共治理，成为治理机制，其要件就可以明确为：治理的目的和理念，治理的对象和范畴，治理的主体或行动者，治理的措施与方法。[3]对于一定范围的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来说，社区的运行和发展也同样需要依赖一定的治理机制，社区调解机制就是保障社区秩序生成和社会融合的一类社区治理的机制。就美国的实践来看，它具有治理主体多元、代表性充分、公私合作度高、网络化运行，以及强调赋权社区和公民、多种调解手段和工具灵活运用等特点，目标是追求司法体制的效率性和社区发展的自主治理，契合了行政学“新治理”（New Governance）理论所强调的——公共机构对越来越多样化的公共行动工具以及对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行动者的依赖性——公共的事务应由公共的和私人的部门共同执行。[4]

具体而言，美国社区调解机制的构成要件是社区调解的目的或理念、对象或范畴、主体或行动者、工具或方法，它乃是这些要件的有机结合、相互关联，及其所体现出的系统效应。美国社区调解机制的行动主体涉及非营利组织、政府部门和企业等各种类型，包含社区内各方面的利益相关者，其服务的种类或范畴十分广泛，所使用的工具或方法主要可以概括为说服、调解、仲裁和建导等形式。归结起来说，美国社区调解机制所内涵的基本理念主要是：赋权社区和公民，追求公民参与、社会正义和社区及成员对自身生活的掌控等发展性价值，强调社区治理机制的公民中心地位及其网络化运行。

从美国社区调解的总体实践来看，社区调解中心一类的机构（通常是一个私人非营利性的或公共性的机构，由调解员、全职工作人员和能够体现所服务社区多样性的治理/咨询委员会运作[5]）乃是社区调解机制运行的主要的组织载体和依托；调解机制的基本机理及形式则体现在美国不同地方所设立的各类调解服务项目及其具体的运作过程之中，这一关系可以用“一般寓于个别之中”的哲理予以说明。在社区调解机构和服务项目的运行中，美国各地方格外重视发挥比较专业的和热忱服务的调解志愿者的作用。这些志愿调解员来自各行各业，他们是商界领袖、教育者、家庭主妇、法律专业人士、宗教领袖、社会工作者、退休人员或者学生等等，代表了呈现在当地社区的广泛多样性。志愿者可以在社区调解中扮演多种角色，如会议召集人和中立的调解员等，他们注重各种赋权形式的运用与发展，力求使社区居民学会解决自己的纠纷，其调解的结果和过程则对所有人开放。社区调解项目、社区调解机构和人员（尤其是志愿者）的动态耦合，使美国的社区调解能够不断扩大所提供服务的基础、活力和社会影响。应当说，作为正式的司法机制的替代性选择，美国的社区调解机制是一种低成本、节约时间和对社区及个体需求回应性快的纠纷解决机制。

（二）美国社区调解服务的范畴

传统上，社区调解只关注狭窄的与邻里冲突相关的内容，但自1970年代末以来美国社区调解所服务的案件类型经历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多元化发展。今天的社区调解服务已远远超越原来的界限，其类型已达到了100多种。关于社区调解服务的种类和范畴，美国社区调解协会将它们宽泛地分成社区、家庭、法院附设（Court-connected）、住房、学校和工作场所等类别。诸如邻里关系、店主与消费者、与政府决策有关的争议、财产与土地利用、警民关系、债务、组织间或组织内、移民问题、环境问题、宗教信仰问题、轻微人身伤害等，属于社区类纠纷；诸如父母与子女的争端、分居和离婚、监护权和探视权、家族生意、家庭暴力、老年人赡养等，属于家庭类纠纷；诸如小额索偿、民事诉讼、轻微犯罪、破产、遗嘱认证等，属于法院附设类案件；诸如屋主与屋主协会、房东和承租人、房舍收回、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等，属于住房类案件；诸如同学之间、旷课、以强欺弱、特殊教育、教职员工跟学生等纠纷属于学校类案件；诸如同事、欺负或骚扰、上司与下属、歧视与均等就业等，属于工作场所类案件。[6]美国社区调解的发展不仅表现为所覆盖的种类及范围的快速扩张，还体现在调解机构帮助学校、商业部门及其他组织去发展内部纠纷解决机制上。社区调解机构还在学校及其它很多地方教授冲突解决相关课程，以求尽早和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冲突的发生。

（三）美国社区调解的基本方法

在美国，随着社区调解项目的不断扩展和成熟，一些具体的机制性的争端解决方法也被逐步发展出来。美国学者丹尼尔·麦吉利斯（Daniel Mcgillis）将其概括为四种基本方法：“说服”（Conciliation）、“调解”（Mediation）、“仲裁”（Arbitration）和“建导”（Facilitation）。[7]

所谓“说服”，指的是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帮助缺乏面对面沟通的当事方解决纠纷时所做出的各种努力。这些努力包括与当事方个别会面讨论所争议的问题及解决方法；通过电话或邮件联系当事方；在当事方之间开展“穿梭外交”，扮演他们之间信息导管的角色等。“说服”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劝说各方做出让步以实现和解。很多社区调解尝试通过电话或信件与当事方联系去解决问题，而不去安排正式的听证会。其中的一些特殊的纠纷项目，如消费者投诉案件，则被限定只使用此种方式。

“调解”则被定义为一个中立的第三方通过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会议来协助当事各方解决冲突。在这样的会议中，第三方没有权力强行给出一个解决方案，而是试图帮助他们找到一个彼此都满意的解决方案。调解的模式有多种，一些调解机构采用了劳动争议解决的模式，调解员单独会见当事各方以发现他们所要的底线；一些调解模式中，调解员为当事方安排面对面的会议，让他们有充分表达自己立场的机会；有些调解只安排一个调解员，有的则安排两个或多个调解员以为不同性别、不同种族、不同职业等的争议方提供代表性，同时为新任调解员提供有价值的培训场地；调解会的时间安排有长有短，一般情况下，熟人之间、朋友之间或亲戚之间的调解时间较长，这样做有利于争议方修复并维持他们之间的关系。以上每种模式的社区调解都为当事人提供了安全的和建设性的环境，其调解效率也是很高的。当争议人坐在一起表达各自的立场和观点时，调解员努力去做的是促进他们之间顺利进行对话和做出决策，而不是就纠纷问题给出自己的评判；调解员鼓励并引导当事方去思考与讨论跟冲突相关的更广泛的议题，而非使其过分纠结于眼前的某些法律的事实或争论的片段，因为这些东西可能会挡住争议人看到更大的潜在利益的视线。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会关注两个转变：赋权和认可。赋权转变（Empowerment Shift）指的是纠纷当事方自信心的恢复，反过来，这个自信又使他或她有能力去建设性地解决冲突；认知转换（Recognition Shift）则说明争议方具备了开放的心态和对对方当事人的尊重。[8]

“仲裁”是指由被授权的中立第三方在听证会之后强制性地为当事各方处理纠纷的过程。仲裁服务大多被用在小的民事诉讼或某些特殊环境中。例如，在纽约州，很多社区调解中心依据州争端解决协会与州检察长办公室签订的合同来处理因消费者买到瑕疵车而产生的纠纷。另外，如果一个社区调解的仲裁员从良心上首先考虑使用调解的方式解决争议，在调解尝试失败后才给出强制性决定，这样的机制被称作调解/仲裁机制（Mediation/Arbitration）。在这种机制下，往往只有很小比例的纠纷案进入到了仲裁阶段。而在调解阶段所达成的共识会被详细记载下来，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这个协议在民事法庭上是具有强制性的。不过目前在美国提供这种混合式调解实践的社区机构已经很少了。[9]

在调解和仲裁过程中还可能有小型庭审、简易陪审团和实情调查等环节。小型庭审需要提交一个简短的陈述证据和论据给争议的高级决策者，由他尝试着协商解决争议。简易陪审团则以模拟陪审团的形式对简易案件进行审议和实情调查。实情调查则是指由公正的第三方召开一个非正式的听证会，收集证据，并根据所得证据做出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将成为当事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10]

除了上述三种传统的争议解决技术，美国的社区调解还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公共政策纠纷的解决中，在这里所运用的技术称为“建导”。比如垃圾填埋场选址的分歧，学校董事会的合并等。经过特殊训练的调解人员将公民、政府机构的代表及其他的相关组织召集到一起，引导、协调和促进整个会议的进行，共同讨论对社区产生影响的一些公共政策。“建导”与“调解”有很多相似之处，如第三方的中立角色及当事方的面对面讨论等。“建导会议”（Facilitation Meetings）的目的不在于达成书面协议来解决纠纷，而是处理争议解决的程序设计、规划会议议程及管理大型的涉及到多个群体之间纠纷的会议。

二、美国社区调解机制的社会建构

（一）美国社区调解机制建构的司法改革路径

美国的社区调解机制的演化和形成，是多元社会主体互动、博弈、建构的结果。概括起来看，其基本的社会建构路径有两条，一是开始于1960年代的在政府内外部力量共同推动下所发生的司法体系改革运动；二是缘自1960年代的作为对当时城市失序回应的社会和政治行动主义。这两条路径大致是平行发展的，偶尔会有交叉和融合。[11]聚焦于法院改革的运动缘于人们对法院体系无效率的感知。1965年，总统的法律执行和司法行政委任状（Commission on Law Enforcement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引起了美国人民对负担过重的国家司法机构的关注，委任状执行的结果帮助人们建立起了关于急需在法院体系内外进行改革和实验的共识。很长时期以来法院对涉及到邻里、亲戚和熟人的轻微刑事案件的处理感到非常吃力，这些案件包括骚扰、轻微袭击及欺诈性的金融交易（financial dealings）等，令公诉人、书记员和法官感到非常棘手。由于当事双方的争执情绪通常很激动，难以让人分辨出谁是谁非，因此传统的制裁和监禁对解决这些纠纷往往不抱希望。这就使得争执愈发剧烈，冲突进一步升级，最终陷入恶性循环。总之，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通常被认为是无效率的，而现实中又没有其他可选的方式，法院只得被迫继续去处理它们。时过十年，美国律师协会于1976年召开“对司法行政普遍不满意原因全国大会”（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auses of Popular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这次大会使人们对司法无效率的认识进一步深化。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大量的实验性项目被发展出来以应对轻微犯罪案件，这些项目被证实是有效率的。费城市法院仲裁法庭是第一个尝试用另外的方式来处理此类争议的法庭。这个项目是1969年由美国仲裁协会、费城地区检察官协会、费城市法院联合开发的，它首次为当事人提供了“有约束力的仲裁”这一选择。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检察官办公室也开发出了一个类似的项目，但它为纠纷案子提供的是“调解”而不是“仲裁”的选择。项目肇始之时用到的第一批调解员是当地的一些法律教授，随着项目的扩展，法律专业的学生也被培训后去充当调节员。这两个创新性项目在全美范围内成为范本，激励了其他不同的实验性方法的产生。聚焦于法院（Court-focused）改革的社区调解之目的在于：为法院卸载过多的案件；为某些类型的案例提供更恰当的流程；为公民提供更高效和便捷的服务；降低案件的处理成本；提高公民对司法系统的满意度。[12]

（二）美国社区调解机制建构的社会行动路径

在第二种情况下，聚焦于社区（Community-focused）的一些调解组织是作为对1960年代末城市失序的积极回应而被建立起来的。作为一种可选择的制度化的机制，社区调解被看成是一个通过公民参与来阻止冲突发生或及早化解冲突的机会。早期的社区调解运动强调民主参与、公民权利和义务、社区组织网络化的参与。其支持者们认为：社区调解可降低群体间和人际间的冲突水平并对城市居民的生存状况产生积极影响；社区调解不仅给参与者生活的力量感和控制感，也可以使人与人之间有更多的人情味——看待事情时能够超越自身的假定，把彼此看成是真正的有人文关怀和需求的个体，即使存在着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产生认同感。另外，由于政府（法院）被认为既是无效率的、压迫性的和不公平的，所以调解被看成是赋权给个人的工具，而社区则从政府机构（法院）拿回了他们生活的控制权。基于政治与社会行动主义路径的社区调解典型案例有多种，如罗彻斯特市的美国仲裁协会社区纠纷服务项目（1973），旨在广泛地应对由于种族平衡变化所产生的冲突；波士顿（多尔切斯特）城市法院项目（1973），一个附属于法院的城市邻里司法中心，则旨在解决当时快速集成的爱尔兰裔美国人社区越来越紧张的种族关系和对犯罪的恐惧；由律师雷蒙德·肖恩豪兹（Raymond Shonholtz）创办的旧金山社区委员会 （1977年），旨在解决邻里冲突，并与当地学校洽谈开设调解课程，等等。这些项目在发展更适当的和更可行的争议解决方法时与聚焦法院改革的项目拥有某些共同点，但除此之外，还力图做到如下几点：力图鼓励社区决策控制的分散化；创造一个平行的基于社区的司法体系以使社区纠纷在正式进入司法体系之前能够得到较好的处理；发展本地的社区领导力；努力缓解社区紧张感，通过加强邻里、教堂、公民、学校和社会服务组织的能力来有效地解决冲突；加强公民的能力，积极参与他们地方上的民主过程以实现有效的自我治理。[13]

三、美国社区调解机制运行的实证分析

（一）美国社区调解的项目运作

沿着司法改革和社会行动主义这两条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的路径，美国的社区调解领域在1970年代后期得以迅速扩展。就其实践形态而言，美国的社区调解体现为各式各样的社区调解项目的设立和运作（这些项目通常以其承载机构，如社区调解中心、社区争议解决中心、邻里司法中心等的名称或依据不同主题、不同地理位置来命名[14]）。作为学理上的一种概括和抽象，社区调解机制（一般）则具体体现在各式各类的社区调解项目（个别）的运作之中，研究社区调解机制的基础是具体而生动地观察各式各类的社区调解项目。

美国学者丹尼尔·麦吉利斯将各类社区调解项目归纳为“政府发起”（Government-sponsored）和“基于社区”（Community-based）两种类型。前者由司法机构或一些城市政府的相关部门发起，在社区内招募志愿者并进行专业培训，其接手的大部分案子转自政府体系，如市政和小额索偿法庭、地区检察官和城市律师办公室、警察局及各种社会服务机构等，其在调解前会寄给争议方印有官方抬头的信函，以敦促他们参加调解听证会。基于社区的调解项目通常是由非营利组织发起，这些项目除了接受司法机构推荐来的一些案子外，还通过散发传单、在地方会议上发言、海报宣传、打广告牌，在汽车保险杠上贴标语，在电视、收音机及其他媒体上做宣传等方式获得调解案子。其听证会通常在一些非正式的场所中举行，如教堂的地下室、日护中心及类似的地方。[15] 这两类社区调解项目的设立反映了美国社区调解机制建构的司法改革路径和社会行动路径。

美国社区调解项目发展很快，1975年时只有10个，1985年时约170个，1995年发展到约300个，截止到2011年已达到400余个。在这些调解项目中，86%是非营利组织运作，11%是以市或县的政府机构为主运作，另有3%则为混合体，属于以公私合伙的实体。项目运作资金曾经主要依赖政府的资助，但随着社区调解领域的日渐成熟，其资金来源也日趋多元化。根据美国社区调解协会2011年的统计，社区调解项目资金的49%来自于地方、州和联邦政府的支持，15%来自于服务收费，12%来自于基金会支持，10%来自于培训的收费，8%来自于慈善捐赠，6%来自于其他。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看，全美国400多个社区调解项目中有1300多个雇员，20，000余名非常活跃的志愿调解员。平均每个项目的志愿者人数为50人，每个全职的工作人员大约对应着16位志愿者，志愿者每人每年在地方冲突调解上的平均贡献为35小时。按当前的专业人士每小时服务26.83美元的估值来算，每个社区调解项目每年接受的专业服务捐赠约50，000美元，而全行业每年则大约要接受2千万美元的惊人数目的服务捐赠。[16]应当说，志愿者是社区调解项目的最大财产，他们的服务让全职雇员的工作变得更有效率，并大大提升了项目的名声和地位。[17]除此之外，美国大量的与社区调解相关的协会、研究所等非营利组织也为社区调解项目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如论坛发起、项目设计、技术培训、监督管理、协调推广、网络建设等。[18]

当前的美国社区调解项目已经从1970年代相对比较孤立的现象，发展成为公民的一种可以普遍享受的权利。从形式上看，各个项目都提供真正的一站式服务，解决所有与冲突相关的各类事情。它们经过演化、扩展，已经根深蒂固地扎根于成百上千的社区，成为了尽早解决纠纷的最佳选择。

（二）美国社区调解的典型案例

由于美国社区调解项目的种子基金一般来源于政府或基金会，其后即有多元社会渠道的参与和贡献，故其运作具有相当程度的可持续性。这其中，富有创新性的和不断模式化的调解机制，也是各个项目持续运作和绩效彰显的重要保障。下文拟通过一典型案例来展示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社区调解项目及内蕴其中的调解机制的具体运行。

奥兰治县争端解决中心（Orange County Dispute Settlement Center）成立于1978年，是一个非营利组织。该中心是北卡罗莱纳州第一个社区调解项目，在整个州扮演了一个刺激类似中心增长的重要角色。该州现已建立起27个社区调解中心。目前，奥兰治县争端解决中心董事会有12名组成人员，其中包括律师、社区调解员、中学校长、工程管理人员、报社记者和辅导与咨询师等。该中心有5位专职人员和50余名志愿调解员，他们每年为约3000名居民提供服务，而无论他们能否付得起费用。中心的使命聚焦于所在的社区——通过调解、敦促、调解和培训防止冲突升级，促进并带来争端的和平解决。其愿景是，“我们正在建设一个社区，在这个社区中，个人和团体能够意识到自己及他人所需，并对这些需要报以同情、明晰、智慧和公平。”中心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项目服务收费，政府、法院、非营利组织、基金会及个人捐赠。其2012年度报告显示，该年度共募集资金364，862美元，其中项目收费157，120美元，政府（包含法院）资助79，672美元，联合劝募会捐赠27，625美元，基金会捐赠67，900美元，社会筹款30，940美元及其他渠道1，605美元，多渠道的资金来源加强了项目的可持续性。[19]

奥兰治县争端解决中心负责处理各种案件，如人际纠纷、离婚及夫妻关系纠纷、公共政策纠纷、特殊教育和高等法院上诉案件、医疗补助上诉、老年照顾纠纷，等等。该中心还开发出大量的冲突解决培训项目，如青年、教师、青年项目领袖及其他专业人士的培训，学校同伴冲突调解培训，家长跟子女之间的矛盾冲突培训，一般性冲突解决和调解培训，为成年人在其工作场所或社区工作坊教授冲突消除、调解、会议建导等技术，为组织、社区和政府的司法部门设计共识建立及争端解决的程序并促进其实现，等等。最值得一提的是，奥兰治县争端解决中心还是北卡罗莱纳州3个在公共争端解决方面拥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中心之一，它在帮助州和地方政府官员应对各类公共问题和解决冲突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中心为有不同需求的组织，如政府机构、社区组织和团体、商业团体、学校董事会、政府委员会等举办调解会或建导会，处理包括土地利用、社会服务、环境卫生等事项。中心常设一位专门处理公共争端的职位，担任此职位的工作人员除了提供一般性调解服务，还与志愿调解员们一同提供会议斡旋与敦促服务。有一些公共争端会涉及到多个当事方，如在北卡罗来纳州西部的一个县里，地方政府官员、房地产商、住宅施工人员、大片土地的拥有者、地产商、建筑商、拥有大片土地的业主、住宅开发及出租机构、电力公司、环保组织和社区行动机构被召集到了一起，就该县住房紧缺问题展开讨论并制定出解决计划。在这个过程中，调解员敦促会议及时召开，帮助并协调利益各方围坐在一起，共同商讨解决方案。奥兰治县争端解决中心还处理了一个有关地方垃圾填埋场选址的争端。在调解员的协调和主持下共召开了四次“建导工作会议”，公民代表会见了来自三个地方政府的官员，商讨了在什么条件下政府可以购买附近的土地用于垃圾处理且不会对附近的居民和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会议在社会观察人士和新闻媒体的见证下举行，讨论解决了22个地方民众所担忧的问题，包括水质量保护、噪声控制等。最后，居民与地方政府达成了协议，该协议被三个政府司法管辖区的选举管理委员会所采纳。[20]

四、结语

社区生活事关人们的切身利益。缘于司法改革路径和社会行动路径的美国社区调解运动及其所形成的社区调解机制，立足于社区公民参与和对自身生活的自治，着力赋权社区和公民，追求社会正义和社会融合，强调公民中心地位及多元主体互动，体现了美国地方民主自治的政治传统。这是一种公民治理的机制，而不是一种以公民为名的统治方式。

就社区调解机制运行的决策层来看，其董事会的构成通常是多元化和具有代表性的，基本上能够反映整个社区的不同利益和声音。发生于社区调解中的实质性合作和各类主体对社区调解活动的参与，都能够鼓励和坚定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决策的信念。再有，美国的社区调解机制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作为社区成员的志愿者去运行并达成使命。志愿者在社区调解中可能担负了多种角色。最后，社区调解机制的担当主体涉及范围广泛。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急速的社会转型。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社会秩序的可持续生产，社会团结及融合的可行性的维持，都是与每个人休戚相关的时代性课题。合理借鉴美国的经验及做法，在社会生活基本共同体的层面建构纠纷解决机制，在公权力控制之外发育社区内部自我调整机制，创新诸如说服、疏导、仲裁、听证、社区论坛、当事人参与及协商等调解工具和方法，培育自身生活自治能力强的积极公民，这对于增进基层社会的凝聚力和治理能力，促使社会平稳转型和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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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4][16]Justin R.Corbett & Wendye E.H Corbett.The State of Community Mediation 2011. http：//www.nafcm.org/Resources.

[7][12][13][15]Mcgillis， Daniel. Community Mediation Programs： Developments and Challeng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1997.pp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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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Tim Hedeen & Patrick G. Coy. Community Mediation and the Court System： The Ties that Bind. Mediation Quarterly， 17（4）：351-367.

[17]Becky L. Jacobs. Volunteers： the Power of Community Mediation. Nevada Law Journal， 2011（11）.

[18]Brandal.Nowell & Deborah Salem. State-Level Associations： An Emerging Trend in Community Mediation. Conflict Resolution Quarterly， 2004（21）.

[19]http：//www.disputesettlement.org/wp-content/uploads/2012/09/2012-Annual-Report.pdf.

[20]http：//www.disputesettlement.org.

（作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行政学博士，北京100070）

（责任编辑熊洋）

作者：徐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