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分析论文

【摘要】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教育改造的刑罚执行方式，经《刑罚修正案（八）》正式写入刑法，既是对社区矫正试行的肯定，同时也是对我国刑法轻型化、社会化的考验。本文将分析社区矫正在我国实践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借鉴域外经验的解决道路。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分析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分析论文 篇1：

异地法院裁判、决定的社区矫正人员收监执行问题实析

社区矫正工作中的被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以下统称“非监禁刑”）三种矫正人员被裁判、决定收监执行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发现漏罪或再次犯罪，应该撤销原判，数罪并罚而收监执行；二是严重违法或条件消失，被撤销非监禁刑，予以收监执行。本文讨论第二种情形。异地法院裁判、决定的社区矫正人员收监执行问题，是指在裁判、决定非监禁刑的法院所在地与社区矫正人员居住地不一致时，社区矫正人员回居住地接受矫正，若撤销非监禁刑，如何对其收监执行的问题。《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未明确异地法院裁判、决定收监的社区矫正人员在居住地收监执行还是在原裁判、决定法院所在地收监执行。本文从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所辖区县的三个缓刑犯收监执行案例入手，阐明异地法院裁判、决定的社区矫正人员收监执行的现状，分析利弊，并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以期对解决实践中此类收监执行难的问题有所帮助。

一、三个案例的对比分析

[案例一]严某某，重庆市巫山县人，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回巫山县社区矫正期间，因未按规定时间报到长达六个月，后又脱离监管超过四个月，被惠城区人民法院裁定撤销缓刑，由巫山县司法局送惠城区看守所收押。

[案例二]罗某，重庆市忠县人，因犯重大责任事故罪于被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回忠县社区矫正期间，因多次不按规定时间到司法所报到，屡教不改，脱管时间超过一个月，被萧山区人民法院裁定撤销缓刑，由忠县看守所收监执行。

[案例三]周某某，重庆市万州区人，因犯容留他人吸毒罪于被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回万州区接受社区矫正期间，拒不到当地司法所报到，脱管时间长达八个月，被云阳县人民法院裁定撤销缓刑，由万州区司法局送往云阳县看守所收押。

以上三个案例反映了异地裁判、决定的社区矫正人员收监执行中的两种情形和两种处理方式。两种情形：（1）案例一和案例二属于外省法院判处罪犯非监禁刑，回居住地社区矫正；（2）案例三属于省或直辖市内异县法院判决罪犯非监禁刑，回居住地社区矫正。两种方式：（1）案例一和案例三由原判法院裁定撤销非监禁刑后，由居住地司法行政机关将罪犯送往原裁判法院所在地的看守所或监狱收监执行；（2）案例二由原判法院裁定撤销非监禁刑后，由居住地司法行政机关将罪犯送往居住地的看守所或监狱收监执行。

下面笔者将从三个方面对上述三个案例进行对比分析：

（一）期限

从表Ⅰ可以看出，同属情形一的案例一和案例二，因处理方式不同，收监执行的期限相差甚远，而案例三与案例一采取同样的处理方式，因距离较近才缩短了期限，但期限仍是案例二的两倍长。由此可见，处理方式的选择是决定收监执行期限长短的重要因素。其原因主要在于案例一和案例三中文书的送达、人员的押送和交接花费时间较多。

（二）人力和物力成本

从表Ⅱ（见下页）可以看出，决定人力、物力成本大小主要取决于押送的距离远近。为保证罪犯不逃跑，防止路上可能发生的意外，跨省押送必然更耗成本，而就近收监执行则更简单、更安全。

（三）执行程序

从表Ⅱ可见，因法律规定不明确，在送交执行前，居住地司法局与裁判法院就罪犯在何地收监执行的问题需进行沟通、协调，这是三个案例中罪犯执行的共同程序，不过因为同属一个司法系统，案例三的这一程序更加简单、方便。确定收监地后，案例二中罗某的执行只需要忠县司法局与忠县看守所达成一致，就可以直接由司法局送交看守所收监，再将相关文书抄送检察院以接受监督。而案例一和案例三裁判地的法院和看守所尚需要协调，跨省（县）押送还要公安局的人员和装备支持，检察院派员同行监督，交接之后还要致函裁判地的检察院完成剩下的收监执行监督工作，故程序就更加繁琐。

二、合理处理方式的选择及其障碍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对比可以看出，方式一耗时长、成本高、程序繁琐，而方式二简便易行，按理应该成为统一的处理方式，但是从案例中可以看出，即使在同一个直辖市内，各个区县的处理方式都不一致。笔者以为妨碍方式二实施的因素主要有三个：

其一，法律规定不合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25条、26条规定撤销非监禁刑的建议应当向原裁判法院或者批准、决定机关提出，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原判法院或者批准、决定机关更加熟悉案件情况；二是维持法院或者批准、决定机关裁判、决定权的完整性。然而，如此规定不仅理由站不住脚，还增加了执法成本，降低了执行效率，这在下文还会有更详细的论述。

其二，法律规定不明确。关于异地法院裁判、决定撤销非监禁刑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仅规定由司法行政机关将罪犯送交收监，却没有规定送交何处收监，以致方式二实施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其三，司法系统的地域性。我国各地的司法系统自成体系，当地法院只接受当地检察院起诉的案件，当地看守所一般只接收由当地法院裁判的罪犯，当地监狱也只接收当地或者其他指定看守所移送收监的罪犯。《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撤销非监禁刑的建议应当向原裁判法院或者批准、决定机关提出，那么异地法院或者批准、决定机关的收监执行文书在居住地的看守所就得不到认可，故只能送往原裁判法院或者批准、决定机关所在地收监执行。

三、完善合理处理方式的对策和建议

（一）修改立法，由居住地法院裁定撤销非监禁刑

笔者认为，异地法院裁判、决定的社区矫正人员收监执行应由居住地法院裁决撤销非监禁刑，理由如下：

1.撤销非监禁刑的事由与原判事实之间关联性不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25条、第26条规定了撤销非监禁刑的事由，归纳一下有以下几种情况：（1）违反人民法院禁止令，情节严重的；（2）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的；（3）脱离监管达一定期限的；（4）因违反监督管理规定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5）违反监督管理规定中关于报告、会客、外出、居住地变更、提交病历复查情况等规定，情节严重的。由此可以看出，上述五种情况均为罪犯在执行阶段不按规定接受矫正的表现，是独立于原判事实的新情况，与原判事实只有程序上的先后关系，不存在内在的关联性。因此，原判法院不可能因为熟悉原判事实而在审查撤销非监禁刑的事由上具备优势。

2.不会侵犯原判法院或者批准、决定机关的裁判、决定权。刑事裁判权、决定权皆因具体的案件事实而存在，一旦作出裁判、决定，对该案件的裁判、决定权也就终止。那么，原判法院或者批准、决定机关对罪犯原案件事实的裁判、决定权，也就随着裁判、决定的作出而终止。撤销非监禁刑的事由系新事实，其裁决权并不必然依附于非监禁刑的原裁判、决定权。因此，基于审查的便利确定新事实的管辖权归属于居住地法院，不会侵犯原判法院或者批准、决定机关的裁判、决定权。

3.有利于法院对撤销非监禁刑事由的审查和认定。撤销非监禁刑的事由发生在居住地，与此相关的证据就基本上都在居住地。如果由原判法院审查，当通过书面审查难以认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时，其难以亲自讯问罪犯、传唤证人、勘查现场等，尤其是上述归纳的撤销非监禁刑事由的第四种情形，如经云阳县人民法院判决在万州区社区矫正的罪犯刘某某，以“丢包撒砣”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后被撤销缓刑收监执行。而如果由居住地法院审查，则可以充分利用“就近优势”，既可低成本、高效率的解决证据审查的问题，还可以避免证物、文书远途送达增加的安全隐患。

4.有利于检察机关对法院裁定的监督。按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37条、第25条第2款、第26条第2款的规定，社区矫正人员居住地检察机关负责监督社区矫正执法活动。原判法院裁定撤销非监禁刑的，居住地检察机关不能及时掌握有关情况，对跨区域人民法院的裁决不能及时有效监督。只有居住地法院负责裁判，同级当地检察机关才方便进行监督，其现行有限的监督方式如口头纠正、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或检察建议，才可能取得相应的监督效果。

（二）在立法上明确将罪犯送居住地看守所或监狱收监执行

解决了撤销非监禁刑由居住地法院裁决的立法问题，同时也为将罪犯送居住地的执行机关收监执行扫除了司法机关地域性的障碍，此时再于立法上确认则顺理成章。虽然《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没有对此予以明确规定，但是类似的尝试已见于司法解释。2009年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共同制定颁布的《关于加强和规范监外执行工作的意见》第3条规定：“罪犯服刑地与居住地不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需要回居住地暂予监外执行的，服刑地的省级监狱管理机关、公安机关监所管理部门应当书面通知罪犯居住地的同级监狱管理机关、公安机关监所管理部门，由其指定一所监狱、看守所接收罪犯档案，负责办理该罪犯暂予监外执行情形消失后的收监、刑满释放等手续，并通知罪犯居住地县级公安机关主管部门、县级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罪犯收监执行的，由罪犯居住地公安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决定，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上的送交暂予监外执行地就近监狱执行，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送交暂予监外执行地看守所代为执行。”

笔者认为，可以参照以上两条规定，在未来的《社区矫正法》或者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撤销非监禁刑收监执行的，由司法行政机关根据法院裁决，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上的送交居住地就近监狱执行，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送交居住地看守所代为执行。

（三）立法修改前，加强各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统一适合本地的处理方式

由于《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实施才一年有余，修改立法非短期能为，因此，实践中撤销非监禁刑仍应该由原裁判法院或批准、决定机关裁定，但将罪犯送何处收监执行则可以选择。

笔者认为，对于情形一，可以参考案例二中忠县的做法。首先，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由政法委牵头，召集居住地的司法行政机关、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各部门，集体协商决定将异地裁决收监执行的社区矫正人员送本地看守所或监狱执行；然后，在具体个案中，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与原判法院沟通、协调，必要时可以上报上级部门，由上级部门与外省市的同级部门进行协商；最后，将罪犯送交本地监狱或看守所执行后，将相关文书抄送原裁决机关。

对于情形二，因罪犯居住地与原判法院或批准、决定机关所在地在同一个省市，故一方面如送交原判法院或批准、决定机关所在地执行，相比情形一，成本要低，效率要高；另一方面，如送交居住地执行，沟通、协调的程序要比情形一更简单、方便。笔者认为，两种方式各有优劣，实践中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选择。

2009年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重庆市人民检察院、重庆市公安局、重庆市司法局共同制定颁布《办理撤销缓刑、假释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其中第7条规定：“原裁判人民法院与被宣告缓刑罪犯的监管地均在重庆市内，但罪犯的监管地不在原裁判人民法院辖区的，可由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各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罪犯监管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这为重庆市辖区内异地裁判的社区矫正人员送居住地收监执行提供了法律依据。因该条规定并未限定应当指定管辖，故可以看到案例三中万州区司法局采用的是交原裁判法院裁定撤销缓刑并送往原裁判法院所在地执行的方式。

作者：米双鹏

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分析论文 篇2：

试论我国社区矫正的困境与前景

【摘要】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教育改造的刑罚执行方式，经《刑罚修正案（八）》正式写入刑法，既是对社区矫正试行的肯定，同时也是对我国刑法轻型化、社会化的考验。本文将分析社区矫正在我国实践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借鉴域外经验的解决道路。

【关键词】社区矫正；实践；困境；前景

一、社区矫正的一般理论

关于社区矫正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区矫正观点以美国学者艾兹恩和蒂默为代表，他们认为社区矫正包括审判前的释放和转处方案，判刑前的调查、缓刑、居住治疗和其他刑罚替代措施，如赔偿和社区服务等。狭义的社区矫正观点有两种：一种是“非监禁刑罚执行说”，强调社区矫正是对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活动。另一种观点是“刑罚执行说”，认为社区矫正并不完全等同于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

二、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实践

自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来，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正式展开并逐步扩大。自开始推行社区矫正，目前已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各自行政区划内实现全覆盖。中国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局长姜爱东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社区矫正工作推进会上表示，中国目前有32.9万名罪犯正在接受社区矫正，2003年至今年6月底，各地解除社区矫正的人达30万余名。全国社区矫正人员矫正期间重新犯罪率持续控制在0.2%左右，社区矫正人员中无重大恶性案件发生。统计数据显示，湖北省拥有社区矫正、安置帮教专业工作人员1974名，专职社会工作者1520名，社区矫正志愿者11657名，初步建立起社区矫正安置帮教专业工作人员、专职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三位一体的工作队伍。

三、实践中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问题

（1）社区矫正适用范围过窄，各地标准差异较大。我国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较窄，长期以来都以执行监禁刑罚为主，非监禁刑罚为辅。我国社区矫正对象为以下五种服刑人员：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由于法律仅规定了适用社区矫正的普遍条件，并无一个可供量化执行的标准，各地法院对适用缓刑和适用管制的标准把握尺度不同，特别是缓刑的标准难以统一，导致有的法院适用缓刑比例大。（2）社区矫正发展中社会矛盾突出。随着城市现代化的日益发展，社会人员流动性的增大使得社区的监控压力日益增大，某些社区居住人群混杂，地处城乡结合部真空地带，使部分非监禁或暂缓监禁的服刑人员，脱离户藉所在地，逃脱监控，群众监督与社区防控基本流于形式。（3）专业工作人员缺乏及经费不足。社区矫正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涉及到法律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内容，目前各地社区矫正实践专业人员严重缺乏，承担矫正工作的司法人员较少。社区矫正工作需要交通工具费、志愿者活动经费和日常办公费等大量费用，经费保障不力，制约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

四、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

（1）树立正确的矫正理念。社区矫正的关键在于使犯罪人回归社会，形成社会再生资源，因此正确的矫正理念是矫正质量的核心。“小社区、大社会”的矫正理念，是指在省或市司法机关的宏观领导下，以区（县）司法部门、街道司法派出机构或联系点为基本矫正组织，统一领导或指挥辖区中的派出所、矫正工作者、矫正志愿者、社会团体、厂矿企业、学校、社会服务保障组织融为一体，并以社区为单位划分矫正执法区域。（2）探索社区矫正的创新点。灵活选择矫正形式，如美国的社区矫正主要根据不同的犯罪类型采用家中软禁、电子监控、中途训练所、连续的报告中心、社区服务等不同的社区矫正形式。根据我国司法改革的实践和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需要，依据核查矫正对象的数据和犯罪类型统计，有针对性地采取社区服务、公益劳动等一些轻重不同的惩罚矫正形式。同时借鉴国外的专职缓刑官制度，立法上规定实行专门的监督考察负责人制度，使社区矫正工作在彰显其人文关怀的法律精神的同时，达到减少重新犯罪率的目的。（3）加快社区矫正立法进程。加快社区矫正立法，正式确立社区矫正法律制度，是改革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立法明确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执法依据、执法队伍，通过立法进一步推进社区矫正的深入实施。

参考文献

[1]杨基月，苗素江．《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思考》、《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

[2]高铭瑄．《结合<刑法修正案（八）谈我国社区矫正的本土化发展》．《中国司法》

[3]《中国有32.9万名罪犯接受社区矫正》．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7/31/c_121749844.htm，2011（7）

[4]《湖北探索刑法修正后社区矫正工作新机制》．http：//www.jssf.gov.cn/sfyw/sqjz/sqjz/201104/t20110422_42333.html

[5]牟位煜．《社区矫正制度的实施和完善》．正义网：http：//www.jcrb.com/jcpd/jcll/201008/t20100806_395742.html．2011（7）

作者：徐菲

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分析论文 篇3：

关于开展社区矫正监督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执行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刑事诉讼的末端环节，其执行的效果决定了刑事诉讼程序和刑法的效用能否真正体现。为强化刑事诉讼末端监督，上海检察机关从2010年开始探索由社区检察室逐步承担社区矫正监督职能，并于2013年7月将社区矫正监督职责从监所检察部门划归社区检察部门，初步形成了具有上海特点的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机制。

一、社区检察部门开展社区矫正监督工作的职能定位

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部署，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制定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将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从公安机关调整为社区矫正机构，使街镇司法所成为最主要的社区矫正执法力量。同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要“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这些都标志着社区矫正工作自2003年开始试点以来，在总结我国传统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的基础上，已初步建立了社区矫正法律制度，并逐步探索建立融教育矫正、监督管理与社会适应性帮扶为一体的新型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在此过程中，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也需要对社区矫正监督机制作相应调整和完善，通过派驻社区检察室承担此项职能，有利于检察机关弥补对基层司法所监督的空白，发挥检察室贴近一线的平台优势，在人员配备、工作方法等方面强化对社区矫正活动的监督。

目前本市各社区检察室均配1-2名社区矫正监督专职干部负责管辖司法所的社区矫正监督工作，各区县院社区检察科由专人负责全区县社区矫正监督工作汇总和分析，市检察院社区处设专职岗位开展全市社区矫正监督业务指导和协调，已形成市、区县、街镇三级社区检察部门对应社区矫正机构的分层监督模式。2014年5月27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会上高检院李如林副检察长提出要“健全社区矫正检察机构，特别是要加强基层检察院的机构建设”，从全国来看，上海的社区矫正监督，从职能定位、机构设置、监督模式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均具有较鲜明的工作特色，已初步实现了高检院提出的“建立和完善派驻基层检察室与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对接联动机制”、建立“承担社区矫正检察任务的专门机构”的工作要求。

二、社区检察部门对社区矫正活动的监督模式和工作做法

目前全市共设立社区检察室43个，已实现对全市17个区县218个街镇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监督全覆盖。总体来看，我市社区矫正对象已从2012年的6000余人增加到目前的8500人左右，同时随着劳教制度取消及速裁机制的推行，预计我市监外服刑人数仍将持续高位运行，这对本市社区矫正及法律监督工作的发展是机遇也是挑战，需要社区矫正监督工作的方式方法不断与时俱进。

（一）对外搭建监督配合平台

一是搭建联系平台，加强监督机制建设。市院社区检察部门注重与市社区矫正机构加强工作联系，在市级层面建立社区矫正监督协作机制，会签双方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监督工作支持配合的若干意见，旨在通过制发工作意见，固定检察监督方式方法，促进社区矫正监督的规范有效。同时各区县院社区检察部门与同级社区矫正部门已普遍建立起联席会议、情况通报、联组学习等工作机制，通过常态化的工作互通联系，深化监督工作。

二是搭建数据交换平台，多层次开展底数核对。依托社区矫正对象信息交换工作机制，全市各级社区检察部门及时掌握本地区社区矫正对象底数和交付执行情况，通过多层次底数核对，从源头预防和减少脱漏管。目前，各派驻社区检察室通过日常巡检工作，对街镇司法所进行常态监督，及时核对进入和终止社区矫正的人数；社区检察科与区县司法局于每月25日核对在册社区矫正人数，及时排查和纠正脱漏管；市院社区处和本市法院、监狱、公安机关与市矫正办形成每季度核对全市各类社区矫正对象人数机制，通过对判、交、送、接、管各环节数据的综合比对，发现社区矫正刑罚执行衔接中出现的问题。

三是搭建信息化共享平台，推进实时动态监督。信息化动态监督是社区矫正及监督工作发展的方向，目前在全市各区县已成立或试运行的社区矫正中心，社区检察部门已接入区域社区矫正管理系统数据浏览终端，提高了对社区矫正底数核对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在此基础上，市院社区处与市矫正办正结合各自业务软件的研发和升级，探索建立市级层面的社区矫正数据共享系统，以实现对全市社区矫正执法情况的动态掌握和同步监督。

（二）内部建立“三位一体”监督机制

一是逐人建档开展日常巡检。社区检察室对管辖内的社区矫正对象实行一人一档制度，通过开展社区矫正执法一线现场检察、文书审查、约见谈话、台账核查等工作，检察日常监管和矫治措施是否落实到位，并将监督措施与结果记入检察档案，实现对监督工作的动态管理。在开展日常巡检的同时，突出对监外执行重点对象的刑罚执行监督，2014年初，市院社区处通过对重新犯罪、社区矫正机构风险分级等情况的分析，并经过在部分区县的比例测算，下发了《关于对监外执行重点对象刑罚执行加强监督的通知》，明确将：1.被社区矫正机构纳入一级矫正的社区矫正对象；2.经常居住地不在列管地的监外执行对象；3.涉毒罪犯（依照《刑法》第六章第七节定罪量刑的罪犯）；4. 因同一性质犯罪行为被处两次以上（含两次）刑罚的监外执行对象等四类对象列为社区矫正重控对象，在日常巡检中要求逐人参加列管宣告、约见谈话，强化检察措施，并重点检察其集中教育、公益劳动、矫正档案及奖惩情况，及时预防和纠正监外执行对象漏管脱管，控制重新犯罪率。

二是常见多发问题重点检察。重点检察主要是围绕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判执交接、列管宣告、外出请假、教育劳动、期满解除等重要环节中的常见多发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检察监督，重点查明社区矫正的衔接、监管、检察监督等各环节上存在的衔接疏漏、监管不严等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防止类似情况再度发生。如在判执交接环节，针对日常检察中发现的审前社会调查制度执行不到位、列管地核实不准确、执行文书送达不规范而导致延期宣告多发的问题，加强与社区矫正职能部门的底数核对和文书核查工作。如静安区院与区司法局、区法院会签了《关于社区矫正判执交接工作的若干规定》，通过建立被告人保证和承诺责任制度、明确区司法局指定列管的期限、探索核实列管地听证会制度等方法，解决因司法行政机关对法院确定的列管地有异议而互相推诿不予列管的问题，自文件会签以来，区域内再未发生过因居住地争议引发的社区矫正人员脱漏管情况，总体运行情况较好。又如在宣告纳管环节，针对部分地区派出所参与社区矫正宣告的积极性不高、参与率较低等问题，黄浦、徐汇社区检察部门重点关注此类情形，统计民警参与率，向分局法制办进行通报，并针对公安机关配合社区矫正工作意识上、警力安排上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并且把专项检察后公安机关采纳意见、整改情况作为日常重点监督事项。通过检察，黄浦、徐汇两区建立了社区矫正宣告前向民警预通知制度，徐汇更是将通知纳入了信息化管理的网络平台，即将宣告时间预先输入信息管理平台系统，由系统自动向列管地派出所民警手机发送通知短信。目前，两区均做到社区矫正宣告执行地民警全参与，保障了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三是突出问题专项检察。围绕社区矫正活动及监督工作重点及发现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检察，力求通过专项检察反映并解决影响社区矫正规范运行的一类问题。2011年以来在全市层面，已开展“监外执行对象脱漏管”专项检察和“社区矫正人员监管矫正措施落实情况”专项检察，通过深入查找脱漏管症结，排查监管矫正措施不到位而形成重新违法犯罪风险的隐患，提出了落实社会调查制度、强化被告人承诺保证义务、提升矫治针对性等建议，并促进建立全市社区矫正信息联动平台。同时，各区县院结合本地区社区矫正工作特点，针对执法中的典型性、普遍性问题开展专项检察。2013年，全市各区县院社区检察部门共开展“交付执行衔接”“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列管宣告程序规范性”等主题的专项检察12个，有效促进了区域内社区矫正执行的规范性。2014-2015年，市院社区处连续两年与上海市社区矫正部门共同部署，针对当前暂予监外执行在法规规定的合理性、统一性和操作的规范性都有所欠缺，且容易受到法外因素干扰，暴露出很多执法难点的问题，由两家单位共同制文，联合开展“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查”活动，重点检察判执交接、监内监外衔接的交付执行和收监执行环节。检查发现暂予监外执行存在执行标准不一、特殊对象（流浪人员、精神病人、艾滋病人、未成年子女唯一监护人等）暂予监外执行管理及收监困难、暂予监外执行对象重新犯罪收监难等问题，各级社区检察部门将根据问题的典型性和严重性，按照个别问题口头纠正、严重问题发文纠正、一类问题汇总通报的形式，跟踪检察纠正情况，并注重在更高层面推动一类问题的协调和解决。

三、关于我市社区矫正及监督工作的设想与思考

社区检察室通过下沉工作平台、充实监督力量、深化监督措施，改变了传统社区矫正监督主要依靠对数据、查文书的模式，使刑事诉讼末端监督得以强化。但同时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快速发展，对监督工作的规范化和实效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需要我们深化认识，转变观念，通过认真做好检察环节的社区矫正监督工作，推动社区矫正整体水平的提高，服务新型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和社会科学治理。

一是积极转变观念，应对新形势对社区矫正监督的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听取司法部工作时指出：“社区矫正已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开，新情况新问题会不断出现。要持续跟踪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加快推进立法，理顺工作体制机制，加强矫正机构和队伍建设，切实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水平。”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为做好新形势下的社区矫正工作指明了方向，也对检察监督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在思想意识方面，针对行刑社会化趋势日益明显、劳教制度取消及速裁机制可能带来的社区矫正对象增多的趋势，需要社区检察部门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转变工作观念，变被动检察核对为主动推进制度完善，实现在观念和监督方式上的与时俱进；深刻认识当前“社区矫正工作经过试点试行已具备了较好的工作基础，《社区矫正法》已经列入立法规划，进一步全面推开社区矫正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的工作机遇，在市级层面积极推动社区矫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推进上海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另一方面在自身建设方面，针对上海社区矫正工作在矫正中心建设、专职社工队伍建设等方面全国领先的状况，需要检察机关在相应机构设置上给予进一步的适应和匹配，健全三级对应的监督模式，实现在监督方法上的进一步对接和深入；同时针对我市社区矫正机构在队伍结构上的充实和制度建设上的需求，也需要社区检察部门进一步提高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人员能力和相关配套建设，全方位补强监督力量上的欠缺与不足。

二是深入开展监督，切实提升一类问题监督水平和成效。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于2003年开始在北京、上海、江苏等六省市试点，2005年进一步扩大试点省份，2009年全国全面试行，各地普遍建立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组织实施、指导管理，法院、检察院、公安等部门协调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领导体制与工作机制，工作发展较快。但同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很多困难和难题，需要社区检察部门在工作中予以关注和推进解决。一方面立足职能，注重一类问题的提炼剖析。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快速发展，社区矫正法律制度不尽完善，执行主体变更后相应职权承接不清，基层司法所执法力量不足，相关单位协作配合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也日趋突出。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预防和减少脱漏管、个案纠正就能解决，更需要社区检察部门在检察监督的过程中发挥深入基层、专门化监督的职能优势，及时发现并剖析一类问题的形成原因及解决方法。另一方面善用载体，促进社区矫正工作规范有序。如针对实时定位监控缺乏制度规范、我市暂予监外执行监管标准不统一、社区矫正执行中止的条件及做法不一致等问题，需要社区检察部门加强同司法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公安机关等部门的沟通协作，依托社区矫正联席会议、监外执行工作领导小组等平台，运用情况通报、监督白皮书等载体推进一类问题的解决，在市级层面促进相关工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实现监督广度与深度的良性循环和有机统一，同时通过经验方法的积累和总结，为本市及全国的相关立法工作及制度构建提供案例和参考。

三是创新工作方法，提高社区矫正的监管水平和技术含量。现代的社会管理方式和司法理念，都致力于通过创新且相对合理的制度尝试，寻求一种更有效率和更有益于适应社会的社会化行刑方式，这也要求我们在社区矫正执行及监督工作中，不断更新观念及监管方式，提高社区矫正及监督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一方面推动社区矫正管理科技化。实时定位监控作为一项创新的技术手段，对于增强社区矫正人员服刑意识、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效率、深化刑罚执行效果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但相较于部分省市（如浙江）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实时定位监控高达70%的覆盖率，我市在此项工作中依然存在较大的顾虑，尚未形成规范性的做法。结合今年人大代表关于实时定位监控措施的书面意见，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推进实时定位监控工作力度，通过探索建立社区矫正计分管理制度，制订多层次的奖惩规则等方式，加强对实时定位监控使用中违规行为的界定和管理，弥补当前实时定位监控适用及奖惩措施上的制度空白，使之成为社区矫正执行中可用有效的监管方式和教育手段。另一方面推进社区矫正数据共享信息化。社区矫正对象的信息不仅是其刑事判决、执行变更的依据，也是其在社区服刑考察的重要内容，直接影响对其的奖惩手段及制订个性化的帮教措施，但随着执法主体的转变，对于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前科劣迹、行政处罚、采取强制措施等信息，司法行政机关与公安机关沟通不畅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亟需通过信息化建设打破沟通壁垒。建议在市委政法委领导下，积极推进本市公、检、法、司监外执行工作数据平台建设，形成社区矫正的大数据管理和大格局监管，在根本上解决各职能部门间信息沟通不畅、协调配合不顺的问题，增强社区矫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张曦、金晔，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作者：张曦 金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