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改制问题管理论文

摘要：运用包含技术非效率模型的随机生产边界，以内蒙古灌区实地调研的326个农户玉米生产的数据为基础，对灌溉管理改革区和非改革区的农业生产效率进行了研究，定量分析了灌溉管理改革对农业技术效率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虽然改革地区农户在玉米生产中的技术效率高于非改革地区，但差额比较小，而且模型显示，灌溉管理改革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农业改制问题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农业改制问题管理论文 篇1：

可持续农业中的植物病害管理

摘要：在可持续农业中，植物病害管理是一个发展的、动态的管理。文章结合现在农业的发展情况，在植物寿命周期的全过程，从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提出管理的措施和对策。同时，根据技术和管理的发展，提出可持续农业病害的智能管理。

关键词：可持续农业；植物病害管理；病害智能管理

1 植物病害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1.1 植物病害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植物病害一直是粮食安全的重大隐患。水稻稻瘟病、水稻胡麻斑病、水稻病毒病、玉米小斑病、马铃薯晚疫病等植物病害都造成国内和世界范围内的粮食大量减产、人员饿死的现象。同时，像柑桔黄龙病、柑桔速衰病则造成大量柑桔树的大量死亡[1]，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打破了食物链的稳定。植物病害的直接影响就是造成粮食减产，大量植物死亡，恶化了生态环境，而后果则是造成经济损失惨重，导致人们更加贫困。

1.2 植物病害管理对可持续农业发展的作用

可持续农业主要是指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其主要特征就是支持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植物病害则打破了这种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植物病害管理将是维持植物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植物病害的管理要涉及社会、环境、经济等多个领域的管理，是一项复杂的工程。

2 可持续发展的植物病害管理

2.1 植物病害管理的理念

植物病害管理(Plant Disease Management)是实现不同生产要素有效利用与合理组合的管理活动。植物病害的发生和流行受到病原物、寄主、介体和环境制约，而其管理需要有人来主导。植物病害的发生和发展有其规律性，按照规律对病害进行最优化治理，是病害管理的目标。因此，植物病害管理的理念是“持续发展优先，预防为主，控制为辅”。

2.2全过程管理问题和对策

可持续农业从育种、生产到食用全过程都需要进行植物病害管理。其管理主要包括植物病害软管理和植物病害硬管理，两者是相辅相成。

2.2.1 技术管理 技术管理是植物病害管理的重要手段。

（1）问题。育种时为防止虫害所用的农药污染了农田的土壤和水分，单一植物播种所造成的土壤某一营养元素的缺失，同时造成植物病害的传播和单一生长环境抵抗力的减弱。同时，在植物病害管理的过程中，病害的抗药性增强，新病害的不断出现，都显示病害的管理是一个动态管理。需要技术不断地创新和发展。

（2）技术管理。技术管理主要有6个方面，分别是免疫技术的抗病育种、栽培控病和耕作改制免疫技术和防治技术的农药使用技术、农药研发技术和生物防治技术。

①抗病育种，优先选用抗病品种是最有效和经济的方法，特别是许多病毒病，灵活运用抗、避、除、治四字原则、证明是有效的治理方法；②栽培控病。栽培耕作是预防病害的有效手段。例如通过肥水调控，确保水稻均衡生长，降低稻株体内可溶性氮和非可溶性氮的比例，使稻瘟得以大面积控制；利用水稻品种多样性或水稻抗病基因多样性混栽套种，取得了大面积的控瘟增产效果[2]；③耕作变更。通过耕作改制、轮耕等方法，切断病害循环，丰富土壤肥力，减少对土壤、水分和环境的污染，促进环境的生物多样化发展；④农药研发。化学农药或多或少的会造成环境污染，影响人体健康。因此，新的高效、低污染甚至无污染的农药的研发在植物病害管理的优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植物源农药、微生物农药等新农药的研制也是管理的重要内容；⑤农药使用技术。使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新机具等来不断完善农药使用技术确保用药者安全，保护整个生态环境。使用低量喷雾技术、静电喷雾技术、丸粒化施药技术、循环喷雾技术、药辊涂抹技术以及电子计算机等技术；加强研制节省农药、减少农药污染的施药机具，尤其是应加强对喷雾器喷头的研究提高农药使用效率的。

2.2.2 制度管理 管理技术的实施需要政策和制度进行保障。植物病害管理技术和政制度域的有效结合，才能更好地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问题。我国投入大多集中于植保技术管理、技术创新，在植保新技术的研发上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在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建设上却进展缓慢。在出现科技成果产业化进度慢、植保技术推广体系不够完备、农户和中介组织缺乏技术创新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植物病害管理的优化。

（2）制度管理。物病害管理是一项需要农业生产者、农业企业(种子公司、农药公司)、政府部门(植保部门、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科研部门)等行为主体密切配合的工作，植物病害管理的首要任务就必须改善与规范主体行为。

①改变管理模式。从现行的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PM)模式向以植物生态系统群体健康为主导的有害生物生态治理(EPM)的转变，使之更有利于环境生态的发展；②政府加大扶持力度，鼓励可持续农业的发展，针对农业保险和可持续植保成本高、效益低等特点，政府应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③加强合作，确保可持续农业的全员参与形成政府扶持、企业参与、农户配合以及消费者监督的良好可持续农业发展格局。大力发展“公司+农户”模式、“技术+农业协会（专业协会）”模式，共同推动植物病害管理的发展；④营造植物病害管理的良好的环境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作用，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和办黑板报、张贴海报等多种形式，采取县、乡、村经办人员分片包干、走村串户的形式，推行以农民田间培训为主的“农民田间学校”，大力宣传可持续植保和农业保险知识，增强农户的农险和可持续植保意识。

4 结论

植物病害的管理是一个发展的动态的管理，需要系统管理、总体规划，在发展中完善，在完善中发展。

参考文献

[1] 谢联辉,林奇英,徐学荣.植病经济与病害生态治理[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5,10(4):39-42.

作者：麻玉香

农业改制问题管理论文 篇2：

灌溉管理改革对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摘要：运用包含技术非效率模型的随机生产边界，以内蒙古灌区实地调研的326个农户玉米生产的数据为基础，对灌溉管理改革区和非改革区的农业生产效率进行了研究，定量分析了灌溉管理改革对农业技术效率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虽然改革地区农户在玉米生产中的技术效率高于非改革地区，但差额比较小，而且模型显示，灌溉管理改革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从总体上说，尽管灌溉管理改革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改革地区的农户并没有比非改革地区的农户表现出更高的技术效率。

关键词：灌溉管理；农户；生产技术效率；改革

收稿日期：2014-11-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编号：11CJY060）；内蒙古自治区高校青年科技英才支持计划（编号：NJYT-12-B20 ）。

作者简介：赵立娟（1981—），女，内蒙古赤峰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研究。E-mail：zhaolijuannmg@126.com。灌溉是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灌溉管理体制的好坏影响着水资源的服务功能。近年来，灌溉管理体制尽管在不断完善，但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管理效率低下、管理成本偏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等。为解决这些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开始对灌溉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将农业灌溉设施的管理权、经营权从政府部门向私人领域转移，即灌溉管理权移交改革。中国水利部门深刻认识到，灌溉管理改革对于提高灌溉系统的性能和效率是必要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尝试着进行灌溉管理体制的改革，1992年，参与式灌溉管理方式首次引入国内，在湖北、湖南等试点地区组建了具有法人地位的农民用水协会，并引导农户积极参与这一管理方式，其主要职责是承担政府移交的灌溉设施管护责任。

国外很多学者对灌溉管理改革问题进行了研究。Vermillion 等指出，传统的政府集中管理的灌溉管理体制，不论是在系统维护上还是在绩效上都比较滞后，缺乏管理实体，导致灌溉工程老化失修，运行效率较低，促使旧的灌溉管理体制的瓦解[1]。改革是必要的，但要想获得成功，也需要一定条件。在政府为主导、农户为主体的灌溉管理改革中，关乎其成败的关键是农户的参与层次和参与水平[2]。灌溉管理改革为农户带来了切实的利益，在印度，第一个实施农民参与灌溉管理改革的州是安德拉邦州，灌溉管理改革使得灌溉面积有了显著扩大，减少了洪灾损失，提前了作物的耕种日期，提高了水稻产量[3]。在尼泊尔，由于灌溉管理改革，使得水稻生产率提高了30%，农业总利润也增加了1倍[4]。我国的很多学者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王雷等对灌溉管理改革的背景、动因等进行了分析，认为灌溉效益低下、管理主体缺位等问题是灌溉管理制度进行变革的首要动因[5-6]。穆贤清等对我国实施参与式灌溉管理模式的状况、绩效以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定性研究[7]。近年来，也有部分学者从农户微观视角出发，分析其参与灌溉管理改革的意愿，孔祥智等利用农户合作行为的博弈模型对影响农户参与灌溉管理改革意愿的因素进行理论分析[8]。但分析灌溉管理改革对生产技术效率影响的研究比较鲜见，本研究拟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已有研究结果表明，灌溉管理改革收到了一些成效，比如水利设施的管护责任得到落实，用水纠纷得到缓解，水资源浪费得到遏制，水费收取率大大提高。但是，灌溉管理改革能否直接对农户的作物生产起到积极影响，即是否能够提高农户的作物产量，还没有得到证实，为此，本研究部分参考郭善民的研究结果[9]，拟采用随机边界生产函数，对不同管理模式下，即参与式灌溉管理模式和集体管理模式下农户种植的玉米生产效率进行分析，探讨灌溉改革对农户的作物生产是否具有更高的技术效率，从而加深对灌溉管理改革的深层次理解。

1区域概况和数据来源[10]

1.1区域概况

巴彦淖尔市位于内蒙古西部，辖区面积6 594 252.5 hm2，总人口166.92万人。巴彦淖尔市南部是著名的河套平原，拥有亚洲最大的一首制自流引水灌区，巴彦淖尔市拥有耕地面积581 492.00 hm2，黄河自流灌溉面积达到525 194.00 hm2（表1），占总耕地的90.31%，是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河套灌区建有以三盛公黄河水利枢纽工程（包括引水总干渠）为主体的完整的引黄灌溉系统和以总排干沟及红圪卜扬水站为骨干的排水系统，引黄灌溉面积 57.40万hm2。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河套灌区作为我国三大灌区之一，自1999年以来，就开始推行“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的改革，得到了水利部及世界银行等灌溉农业援助项目的支持，先后组建各种形式的管水组织，成立农民用水户协会341个，改制覆盖面占灌区总面积的99%，对于促进农村节水、管水、用水发挥了重要作用。呼和浩特位于内蒙古中部，辖区面积1 722 400.00 hm2，总人口286.67万人，耕地面积 565 335.96 hm2，其中灌溉面积227 179.81 hm2，辖区内建有红领巾、五一、万家沟水库、以及沿山大小沟谷的清洪水，黄河流经托克托县37.5 km，境内有华北地区提水能力最大的麻地壕扬水站和扬程最高的毛不拉扬水站，形成了两大黄灌区，灌溉条件十分便利。为了解决传统农田水利管理方式带来的“产权不清、主体缺位、工程老化、效益衰减”等现象，呼和浩特市利用世行贷款加强农业灌溉3期项目契机，从2007年开始，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托克托县9个乡镇推行参与式灌溉管理方式，共组建48个农民用水户协会。

1.2数据说明

所用数据是课题组于2012年7月份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五原县、乌拉特前旗以及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托克托县5个典型灌区实地调查的353个农户，分析农户普遍种植的玉米作物，去掉了没有种植玉米的农户，还剩326个样本农户，其中参与灌溉管理改革农户240户，即这些农户所在地区灌溉管理模式为参与式灌溉管理，即用水户协会管理模式，没有参加改革的农户86户，即农户所在地区灌溉管理方式为集体管理方式。改革区与非改革区在农业气候、作物种植、耕地状况、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条件等方面情况大体相同，灌溉管理改革后，农民用水户协会在水利设施管护、减少用水矛盾纠纷、提高水费收取率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调研中发现非改革区在用水矛盾、水费收取率以及水资源浪费等方面存在问题。这2类地区除了灌溉管理方式不同外，其他方面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2研究方法和模型

2.1研究方法

为了研究灌溉管理改革对农作物（玉米）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首先需要对技术效率进行科学测度。根据已有研究，测量技术效率的方法有2种：（1）以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e analysis，简称DEA）为代表的非参数方法。该方法测量效率的思想是线性规划，无需对生产函数的形式进行特别假定是它的优点，能比较容易处理决策单元的多产出情况。该方法最大缺点是把实际产出小于前沿产出的原因全部归结于技术效率原因，忽略了随机因素对于产出的影响，它实质上将实际产出分为生产前沿和技术无效率2部分[11]。（2）以随机前沿（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简称SFA）方法为代表的参数方法，SFA是前沿分析中参数方法的典型代表，其优点在于能把随机扰动项和技术非效率的影响区别开来，并可以通过一个非效率方程进一步分析技术非效率的影响因素。实质上这种方法将实际产出分为3部分，即生产函数、随机因素、技术无效率。需要对生产函数形式、技术非效率的分布作出假定是此方法的最大缺点所在，并且使用范围比较窄，只适用于单产出多投入问题的分析。以农户作物产量为因变量，投入以及农户特征作为自变量，符合SFA分析方法的研究范围，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研究灌溉管理改革的技术效率问题。

Aginer等几乎同时提出随机型参数方法。在该方法中生产函数模型的误差项包括随机误差项和管理误差项2项，是复合结构。那些可控和不可控的随机因素对产出的影响由随机误差项反映，而技术非效率对产出的影响则由管理误差项反映，并假设管理误差项符合指数或半正态分布，当管理误差项等于0时，生产单位就位于生产前沿上，当管理误差项大于0时，生产单位位于生产前沿的下方，即处于一种非技术效率状态。下面介绍目前常用的Battese and Coelli（1992）模型和Battese and Coelli（1995）模型。

Battese and Coelli（1992）提出利用面板数据估计生产前沿面的随机生产函数模型[12]。该模型假定管理误差项（即非效率项）服从截尾正态分布，且技术效率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该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2.2模型选择

已有研究表明，在实证分析过程中，研究技术效率问题往往通过测度技术非效率来实现，而采取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测度技术非效率的方法主要有2种：（1）两步法。分两步来测度技术非效率，第一步是获得技术非效率的估计值，途径是随机前沿模型；第二步设定回归方程，方程的变量主要来自与农户相关的解释性变量，然后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技术非效率的决定因素[14-15]。（2）一步法，即采用极大似然法同时估计生产前沿面的参数和技术非效率的决定因素，做法是将技术非效率表示为1组外生变量函数和1个纯随机扰动项。但“两步法”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比如在第一步估计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时，需要假定技术非效率项与其他解释性要素是相互独立的，否则估计不具有一致性；但是第二步却又假定技术非效率项取决于一系列外生向量，并非是独立的，而且不能保证函数中其他解释性要素与这些外生性向量不相关。第一步时需要假定技术非效率项服从正态分布，但第二步随着不同外生变量的变化技术非效率项也随之变化，所以可能又不满足正态分布，这也形成悖论。由此可以看出，两步法中，技术非效率项在不同阶段值会有所不同，将导致参数估计的低效和有偏[16]。“一步法”通过将技术非效率项表示为1组外生性向量的函数和随机扰动项植入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进行一步估计，可以解决“二步法”存在的“悖论”[17]。

本研究就将以Battese and Coelli的研究为基础，来考察灌溉管理改革与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鉴于“两步法”存在的“悖论”，本研究将采用“一步法”并运用Coeili设计的计量经济学统计软件包Frontier 4.1来估计技术非效率，农户的随机边界生产函数定义如下：

lnYi=β0+∑6t=1βtlnXti+Vi-Ui。（5）

式中：i代表样本中的第i个农户，ln代表自然对数形式，Yi代表农户耕地玉米的产量（kg/667 m2），Xi代表投入变量，X1代表耕地化肥投入量（元/667 m2），X2代表耕地农药的投入量（元/667 m2），X3代表耕地投入的灌溉费用（元/667 m2），X4代表耕地的劳动投入量（人·日/667 m2），X5代表耕地种子花费的成本（元/667 m2），X6代表耕地投入的机耕费用（元/667 m2）。Vi 代表各种不可控随机因素以及误差，假设其服从正态二项分布。Ui为非负随机项，假设为服从截断正态分析。技术非效率模型定义如下：

ui=δ0+∑5k=1δiZki+δ6T。（6）

式中：Z代表反映农户特征的变量，Z1代表户主年龄，Z2代表户主文化程度，Z3代表农户家庭人口数量，Z4代表农户家庭种植玉米规模，Z5代表农户家庭非农收入比例，T代表模型虚拟变量“灌溉管理改革与否”。δ为需要估计的待定参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3计量结果分析

通过极大似然估计法，得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待估参数和技术非效率模型的估计值，结果见表3。

3.1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从表3随机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中的斜率系数或全部投入的产出弹性均为正值，其中灌溉对产出的贡献最大，为0.091。农药这个变量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该系数符号为正，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的原因是样本地区农户农药变量的变异比较小，其他全部投入的产出弹性在10%或更低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估计结果所示，表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误差中有98.10%的成分来源于技术非效率，不可控因素较小，表明技术非效率在解释玉米生产水平与变动幅度时非常重要，采用包含技术非效率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是合理的。

3.2技术非效率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从技术非效率模型的估计结果可看出，在农户特征变量中，除农户家庭人口规模外，其他所有变量都在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在技术非效率模型中，变量对技术非效率的影响是通过变量的系数来反映的，如果估计的系数为负值，那么该变量对技术效率就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因为该变量的增加导致了技术非效率的减少。家庭人口数具有负的系数，表明该变量对技术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家庭人口数量越多，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就越多，农业产出的可能就越大，比较符合常规，但这个变量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出现这样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受城市多彩生活和便利舒适条件的诱惑，当下农村很多青壮年劳动力不再愿意生活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他们把“跳出农门，跨进城门”作为目标，热衷于外出打工或非农自营，从而逃离农业生产。在被调查的353户家庭中共有280人外出打工，差不多每户家庭中就有1人外出打工。调查中发现年龄偏大的农户更倾向于从事农业生产。

户主年龄、文化程度、玉米种植规模3个变量对技术非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反映了户主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高，玉米种植规模越大，效率损失就越低，技术效率就越高，结果和预期相符，因为户主年龄越大，务农经验越丰富，文化程度越高，接受新事物、采用新产品、应用新技术的可能性越高，作物产量会越高。随着玉米种植面积的扩大，有利于发挥规模效益。非农收入比例变量系数为2.422，并在5%的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非农收入变量对技术效率具有负向作用，因为非农收入越高，种植业在家庭中的重要性就会降低，农户将更多的精力用于非农上，忽视了种植业生产，导致产量下降。

表3模型结果显示，系统虚拟变量“灌溉管理改革与否”，在模型中的系数为负，意味着在与农户特征相关的影响技术效率的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灌溉管理改革能促进技术效率的提高，即有利于作物产量的提高，但该变量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灌溉管理改革对玉米产量没有显著影响。原因可能一是农民对灌溉管理改革的认识有限，真正参与的程度不高，改革后的管理组织——用水户协会并没有真正的权利，对协会的有效激励不足；二是因为这里采用玉米作为分析对象，玉米不像水稻、小麦和蔬菜那样需水量较多，如果遇到光景好的年头，雨水已能基本保证玉米的生长需要，玉米的灌溉次数不多，导致灌溉管理改革对其产量影响不明显。

3.3技术效率估计结果

通过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利用公式（6）可估计出不同灌溉管理模式下的技术效率。从表4可以看出，改革地区的农户在玉米生产中的技术效率高于非改革地区，但差额比较小，仅为0.09，改革地区利用随机边界生产函数得到的技术效率的均值为0.865，非改革地区为0.847。从技术效率变动的范围看，改革地区技术效率变动的标准差为0.127，非改革区为0.121，改革区高于非改革区。

4讨论

本研究通过建立随机边界生产函数模型，以内蒙古灌区

实地调研的326个农户玉米生产的数据为基础，定量分析了灌溉管理改革对农业技术效率产生的影响。随机边界生产函数中，玉米的单位面积产量是因变量，化肥、农药、灌溉、投劳、种子、机耕是自变量，技术非效率模型中的自变量包括户主文化程度、户主年龄、家庭人口数，玉米种植规模、非农收入比例以及灌溉管理改革与否等。借助计量经济学统计软件包Frontier 4.1，运用极大似然法对模型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农户玉米产量受化肥、灌溉、投劳、种子、机耕的显著正影响，特别是灌溉，对作物产出的贡献最大。改革区与非改革区的农户在玉米生产中都取得了较高的技术效率。灌溉管理改革地区的农户在玉米生产中的技术效率略高，但差别并不明显，并且技术效率的变动幅度也略高于非改革区。从本研究的结论看，灌溉管理改革落实了水利设施的管护责任，有效解决了农户间的用水矛盾，提高了水费的收取率，降低了水资源的浪费现象，也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技术效率水平，但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样本地玉米生产技术效率提高还有很大潜力，特别是非改革地区。在今后的农业生产中，从政府角度，进一步加强宣传，提高对参与式灌溉管理改革的认识，重视用水合作组织的发展，加大对灌溉管理改革的支持力度，提高普通农户的参与水平。同时，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支出，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从农户自身来讲，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以便能够更好地接受新事物，采用新产品，应用新技术。要提高生产效率，农户还需因地制宜扩大作物种植规模，实现规模经济效应，提高村民组作物生产同质性，积极投资建设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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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立娟

农业改制问题管理论文 篇3：

我国农村信用社改制模式适用性分析及选择

摘要：农村信用社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农村信用社的改革的成功与否对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至关重要。尽管农村信用社改革已取得了很多成果，但仍存在许多问题，需要继续对农村信用社进行改制和调整。本文首先对我国农村信用社改制的历程及成效进行了分析，并根据区域适用性改制的原则在我国农村信用社改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国外农村合作金融的主要模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分别针对我国不同经济发达程度的地区进行农村信用社改制模式选择。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改制；国外农村合作金融；模式选择

一、引言

农村信用社既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农村信用社改革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切实搞好此项改革，对解决“三农”问题至关重要。我国金融理论界对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农村金融机构的支持，农村金融的发展需要深化改革的认识是一致的，而对作为支农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模式的选择仍不统一。

目前农村信用社主要有三种改革模式，县联社“一级法人”体制、农村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三种模式，三种改革模式在试点地区已经改革成功。然而，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严重不均衡，各地农村信用社在资产负债、服务对象、服务范围、服务要求、自身管理水平、经营状况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由此导致不同地区的改革模式也不尽相同。本文通过对我国农村信用社改革过程进行分析，在了解农村信用社改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必要性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提出要在改革中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给农村信用社以最大的选择自由，让它们有权利选择合适于本地区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组织架构和产权结构，针对不同经济发达程度的地区设计不同的农村信用社改制模式。

二、我国农村信用社改制的历程及成效分析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农村信用社改制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体的农村金融兴起的时期（1949-1957），由于政府的大力提倡和推动，在农村广泛试办农村信用合作社。第二个时期是农村信用社发展停滞的时期（1958-1976），由于受极左思想等的影响，农村信用社发展基本处于停滞阶段。第三个时期是农村信用社发展的恢复时期（1977-1984），这阶段明确农村信用社是集体金融组织，又是国家银行在农村的基层机构，并规定农村信用社由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管理，又移交给中国农业银行管理。第四个时期是农村信用社的大发展时期（1985-1995），中国农业银行对农村信用社进行了民主管理、业务管理、组织建设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推动了农村信用社事业的大发展。第五个时期是大力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时期（1996-至今），现在国家不断提出对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意见与管理办法，不断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

经过50多年的改制发展，农村信用社服务水平不断提高，金融监管得到加强，金融风险得到初步控制。农村信用社改制主要取得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成效，首先是农村信用社存贷款规模迅速扩大，其不良贷款的比例大幅下降；其次是农村信用社的增资扩股工作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中央财政对于农村信用社的支持力度也不断增大；再次是农村信用社的支持农村农业农民的力度不断加大，对于“三农”的贷款余额逐年增加；最后是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体制与产权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三、我国农村信用社改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前一阶段的改革改革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明显的阶段性成效，尤其是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的各项经济指标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是农村信用社在制度安排、经营环境、业务经营目标、经营管理模式等方面仍存在问题，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改革和调整。农村信用社改制出现的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农村信用社改制产权不明晰，责任与权利不明晰。农村信用社的归属问题模糊不清，其产权关系表面上是明确的，而且一般认为是“法人产权”，由社员入股组成，而实质上是产权始终未明晰，法人产权也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农户和企业入股的积极性普遍不高，股金数量十分有限，在农村信用社的资本中仍然无足轻重，农村信用社绝大部分资本仍然处于所有者虚置的状况。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中的权力义务严重失衡，很容易产生侵害信用社利益的行为。

农村信用社制度缺失，内部管理比较混乱。农村信用社规章制度严重不全，各项规章制度的建设严重滞后。信贷管理偏松，风险防范制约措施不健全，粗放经营，发放贷款不坚持“三查”制度，而是凭经验和主观武断，出现大量的人情贷款、关系贷款、违规贷款，从而造成放款“先天不足”，形成风险。多数农村信用社尚未建立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的内审机构及内部控制制度，内部稽核、监察力量配备不足。有些农村信用社的“三会”制度也流于形式，社员大会难以发挥作用；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缺乏制约监督；监事会职责定位不清，履行乏力。

农村信用社业务经营上存在多元目标之间的冲突。农村信用社具有合作性目标为社员服务、赢利性目标提高效益、政策性目标支持‘三农’和为防范金融风险、提高市场占有率、扩大业务品种范围而追求的规模经济目标。这些目标相互制约，不能很好的兼顾，存在一定的冲突，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农村信用社对于支持农村、农业、农民的力度还是不够。

农村信用社员工队伍素质较低，优秀人才匾乏。农村信用社员工素质问题，长期以来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相当一些农村信用社人员一直保持着高度封闭状态。管理人员文化素质普通偏低、思想素质偏差，潜在的道德风险大，这些都制约着农村信用社服务管理水平的提高。

农村信用社改革进度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缓慢。国家对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给予的扶持政策力度很大，通过中国人民银行资金扶持，使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得到消除，资本充足率得以提高，有利于推动农村信用社转换经营机制、改善经营管理、增强抗风险能力，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尽管有如此优惠政策，但是受多种因素影响，部分县级信用联社的进度缓慢，缺乏争取中国人民银行资金支持的有效措施和实施方案，导致了农村信用社整体的改革推进速度比较缓慢。

四、国外农村金融主要发展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

自从1849年世界上第一个信用合作社在德国产生以来，信用合作运动迅速传播到欧美各地，其中法国、美国等在合作金融发展道路上的成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一）国外农村金融主要发展模式

德国农村合作金融。德国的合作金融体系是典型的单元金字塔模式。最基层是雷发巽银行，为数众多，资本金全部来自于农户、小农场主、银行雇员、自由职业者以及社会援助。雷发巽银行是独立法人，存款者即社员既是所有者又是服务对象。它采取民主管理方式，其决策机构是社员代表大会。所有社员享有同等的表决权。第二层是区域性的合作社联盟，但合作银行除了大部分为合作性质的，也有少数股份制性质的。第三层也即最高层次，为中央合作银行。

法国农村合作金融。法国的农村合作金融由三个不同层次构成。第一层是地方农业信贷互助银行，也称为农业信贷合作社，是基层民间组织。第二层是省农业信贷互助银行，由若干个地方农业信贷互助银行组成。第三层是法国农业信贷互助银行总行，它是全国性的合作金融机构。各省级和地方农业信贷互助银行的资本金是社员自愿投入的，总行的资本金则由政府财政拨款。省和地区农业信贷互助银行的经营管理严格按信用合作的原则进行，总行则是最高管理机关，不经营一般的信贷业务，主要负责审查各省级农业信贷互助银行的有关帐表，监督其业务活动，同时向其办理结算，提供资金支持，并对个别亏损地区给予低息贷款或一定的补贴。

美国农村合作金融。合作金融在美国农村金融体系中居主导地位，主要由联邦土地银行、联邦中间信贷银行和合作社银行等几个金融机构组成。这个农业信用体系在创立初期是一个半官式和半合作式的联合体系，上层是设在华盛顿的农业信用管理局，为政府机关，直接对总统负责；下层是许多农业合作社，全是农民自动、自动与互助的合作社：中层是十二个农业信用区，每一区有一个农业信用分局及其所管的三个银行，这些分局内都设有农业信用委员会和一个总经理，其成员一部分由政府指派，另一部分由农民的合作社推选。在具体的贷款业务上，联邦土地银行专门向农场主提供长期抵押贷款，联邦中问信贷银行则向为农民服务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

（二）国外经验对我国农村信用社改制的启示

从组织架构上看，各国基本上都采用中央、地区、基层三级机构体系，且多采取“多级法人”制度。各级农村合作金融组织都具有自主的经营权和独立的法人资格，每级法人都由各自成员自下而上参股，形成一个较为独立的体系。从管理及运行体制上看，在保证各级合作金融组织自主经营的前提下，上级机构对下级机构在资金融通、资金清算、信息交流、人才培训等方面给予支持，同时对下级机构的经营活动进行必要的审计、稽核等监管活动。从而有利于其规避风险、稳健经营。从政府的作用上看，各国政府在实践中越来越认识到农村合作金融的地位和作用，采取了加强立法保障、设置专门管理机构、给予财税方面支持、甚至直接参股等形式的政策措施，从而保证合作金融体系的有效运行。

五、我国农村信用社改制模式的适用性分析

从我国农村信用社的改制路径以及现状出发，结合国外农村合作金融的主要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来看，农村信用社改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继续推进农村信用社进行改制十分紧迫。

（一）农村信用社改制都应遵循的原则

由于我国区域差异性现象明显，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能力一般、以及经济欠发达发达地区进行农村信用社改制的模式选择应该是具有差异性的，但是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性程度来进行具体改革模式选择，都应该遵循以下一些共同的原则。

一是要明晰产权关系，促进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和经营机制转换，使改革后的农村信用社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二是要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原则，实施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的改革，建立与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发展模式。三是改革要符合本地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改进服务方式，立足“三农”，使改革后的农村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真正成为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

（二）农村信用社区域适用性改制模式选择

农村信用社不同的经济环境要求实施不同的改制模式，我国的农村信用社应该根据所处地区的经济发达状况进行改制模式的选择。主要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对不同地区的农村信用社改制采取不同的改制模式。

1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宜采用农村商业银行的改制模式。我国目前经济发达的地区为东部地区，在该区域对农村信用社进行彻底的改革，建立农村商业银行对促进其经济发展既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解决农村信用社深层次矛盾有效途径，不仅如此，当地农村信用社的竞争力也将得到较大提升。首先，在东部发达地区，农村的商品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形成了数量较多的私营企业，已经具备了想商业银行借贷的实力和条件，在资金的需求上和城镇中的商业企业没有差别。其次，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村信用社按照商业银行的模式在运作，这些农村信用社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能够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信贷资金的投放方向和商业银行没有差异，都是以盈利为目标。最后，从人力资源方面来说，东部的经济发达地区对外开放的时间较早，人力资源的综合素质较高，其信用观念也相对较强，所以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组建农村商业银行的模式是可行的。

2经济发展能力一般的中部地区，选择组建农村合作银行的改制模式。我国的中部地区具有综合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改革开放的政策也给中部地区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经济发展一般的中部地区，存在相对落后的单个农户外，还有着大量的专业养殖户、种植户和中小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对现代化的金融服务有了一定的需求，更需要有专门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金融组织。股份合作制将股份制和合作制结合在了一起，既能够像股份制那样进行资本金的扩充，又保持了合作制为农民提供优先服务的特点，所以，在经济发展一般、混合经济较为明显的中部地区，可以把农村信用社改制成股份合作制的金融机构，组建农村合作银行。另外，中部地区的地方政府为了保障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农村信用社进行改制之后还是希望能够为本地的经济发展服务，所以也更加希望农村信用社选择农村合作银行的改制模式，而非农村商业银行模式。

3经济欠发达的地区，选择组建省联社的改制模式。在我国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的农村地区，存款和贷款的需求规模都较小，信息的离散程度也较高，商业银行进入中小企业和小农的存贷款需求市场，收集信息和更新信息的成本较高缺少规模效应，在这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当前还没有商业银行快速发展的相关经济基础。农村信用社缺少持续发展的潜力，所以应该选择引导模式来对农村信用社进行改制，选择省联社的模式是较为合适的。省联社模式和其他两种模式相比，和“三农”的联系是最紧密的，它既可以设立有效的委托代理制度来实现所有者的利益，又能照顾农村信用社管理水平比较低的现实。为了稳定中西部农村的政治和稳定，省联社模式利用政府的信誉来担保，保证了农村信用社的稳定经营。

六、总结

总之，农村信用社的改制势在必行，但是农村信用社的改制不存在一种最优的改制模式，不同的改制模式各有各的优点，选择改革模式的关键是是否能够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农村信用社改制遵循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按照一定步骤、逐步地进行改制。现行的农村信用社改制模式都有其局限性，在实际的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单个农信社的改革已经较为成熟，但是改革之后的竞争力尚需加强。因此需针对不同的改革模式采取不同措施来提升农村信用社的市场竞争能力，充分满足农业的发展对资金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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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易红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