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交易所设立和解散论文

除了蒋介石外，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都在交易所充当过经纪人的角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之前，大家关于股票交易的印象，至多在矛盾的小说《子夜》里见过零星描写。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内地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自此，股票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最“亲近”的词汇之一。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证券交易所设立和解散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证券交易所设立和解散论文 篇1：

完善公司法律制度　促进经济市场化发展

作者简介：黄建初(1953－)，男，上海市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主任。

摘要：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新《公司法》在三个方面对我国公司法律制度作了修改和

完善：一是鼓励设立公司；二是落实公司自治理念，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内部监督机制；三是健全公司股东和公司相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机制，保护投资者，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关键词：《公司法》；完善制度；促进发展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新《公司法》已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公司法》是市场经济重要的基础性商事法律。原《公司法》是1993年由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1994年7月1日起施行的。《公司法》的颁布施行对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推动国有企业改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法》颁布施行几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经济结构、企业制度、证券市场等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我国《公司法》是在国家刚刚起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制定的，较多地带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干预色彩，被过多地赋予了清理整顿皮包公司、严格审批设立公司和推动国有企业改制等功能，对一些本应是平等的市场主体作了较多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一些本应反映股东和公司意思自治，可以由公司有关当事人自行决定的问题作了强制性的规定，影响了现代公司制度的有效实施。在具体制度安排上也存在一些缺陷。例如：公司设立门槛过高，难以满足社会资金的投资需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不够完善，对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有效保护机制不够充分；缺乏对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诚信义务及其法律责任的严格规定；缺少公司相关利益人可以提起司法保护的诉讼性操作程序等。此外，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法》都在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总的趋势是相互之间的差异逐步缩小，趋同化的特点日益明显。因此，1993年制定的《公司法》已不能完全适应我国经济市场化、国际化发展的需要。近几年社会各界要求修改《公司法》的呼声很高。这次《公司法》修改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认真总结了十多年来《公司法》施行的经验与教训，借鉴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公司法律的通行规范，适时、适度地调整有关制度，使《公司法》更加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我国经济的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一、鼓励设立公司，推动经济发展

公司是现代社会创造财富的主要企业形式，以公司为主要调整对象的《公司法》，应当鼓励投资、鼓励创业、鼓励设立更多的公司，由此提高整体经济效率，起到增进社会财富的作用。新《公司法》为此在以下两个方面作了修改完善。

(一)修改完善公司设立制度

1．降低公司注册资本数额，并可以采取分期缴资方式。原《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以生产经营为主和以商品批发为主的公司为人民币50万元，以商业零售为主的公司为人民币30万元，科技开发、咨询、服务性公司为人民币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l 000万元。对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款，都要求一次缴足和募足。对此，新的《公司法》作了三个方面的修改。一是取消了按照公司经营内容区分最低注册资本的规定。二是将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额降至人民币3万元，将股份有限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额降至人民币500万元。三是允许股东(出资人、发起人)可以按照法定的比例分期缴纳出资，即首次出资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20％，其余部分可以在2年内分期缴纳，其中，投资公司还可以放宽到5年。

2．扩大出资财产形式的范围。原《公司法》规定，股东(出资人、发起人)可以用货币、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和土地使用权出资。实际生活中，股东向公司出资的财产形式呈现多样化，比如，在企业重组中以股权出资，通过“债转股”形式以债权出资，以在证券市场上购得的有价证券(股票、债券等)出资，以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等用益物权出资。从现实生活和其他一些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有关规定看，只要是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要，可以用货币评估作价并可以独立转让的财产，就应允许作为股东出资的财产。为使《公司法》的规定具有必要的包容性以适应实际需要，这次修改采用了列举与概括相结合的方法，将公司出资方式规定为：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同时，为保证公司资本的确定性，防止以价值不确定的财产向公司出资可能带来的风险，法律、行政法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需要时，对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作出规定。

3．提高无形资产出资的比例。原《公司法》规定，以无形资产、产业、产权、非专利技术等；出资的比例不得高于公司注册资本的20％。新《公司法》只规定，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公司注册资本的30％，实际上提高了无形资产的出资比例。

4．放开公司对外投资的限制。原《公司法》规定，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公司累计对外投资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50％。新《公司法》将这一既不符合公司自主经营原则，又实际上无法操作的规定删去，只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力。

5．保留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开募集设立方式，并增加可以向特定对象募集设立的方式。原《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可以采取发起设立方式，也可以采取由发起人认购部分股份，其余部分向社会公开募集的募集设立方式。在这次《公司法》修改过程中，有的部门提出募集设立方式存在风险和弊端，对是否保留募集设立方式有不同意见。考虑到允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公开募集方式设立，有利于拓宽投资渠道，适应投资者选择不同投资方式的需求，有利于鼓励投资创业，方便公司设立，新《公司法》保留了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开募集设立方式。此外，针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机构投资者不断增加并日趋成熟的现状，新《公司法》增加了新的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还可以采用向机构投资者等具有较强的投资风险判断及承受能力的特定对象募集股份的定向募集设立方式。同时，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在《证券法》中，对采用公开募集方式和定向募集方式发行股份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行为作了相应的规范。

(二)承认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合法地位

依照我国原《公司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除了可以设立国有独资公司和外商投资的一人公司外，是不承认其他一个法人或者自然人设立的一人公司的。这种以所有制和内外资区分一人公司设立资格的立法方式不利于鼓励投资和创业，不利于集团公司的形成和发展，也不符合世界各国对一人公司法律承认的国际化趋势。从实际情况看，一个股东的出资额占公司资本的绝大多数而其他股东只占象征性的极少数，或者一个股东拉上自己的亲朋好友作挂名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即实质上的一人公司，已是客观存在，也很难禁止。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借鉴其他国家的通行做法，允许一个自然人或者一个法人投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将其纳入《公司法》的调整范围，有助于依法对其加以规范。因此，这次《公司法》修改借鉴了国际上的通行立法例，对一人有限公司做出了特别规定，明确承认了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合法地位。同时，为了防止有的一人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的有限责任，将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混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危及经济秩序，新《公司法》在允许一个法人或者一个自然人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同时，设立了5项风险防范制度：一是对一人公司实行相对严格的资本确定制度，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万元，并且必须一次缴足；二是一人公司必须在公司营业执照中载明自然人独资或者法人独资，予以公示；三是一个自然人只能设立一个一人公司，不能再设立新的一人公司；四是一人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五是在发生债务纠纷时，一人公司的股东有责任证明公司的财产与自己的财产是相互独立的，如果股东不能证明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自己个人的财产，就要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这些规定，既为公众投资创业多增加了一条渠道和方式，又有利于规范一人公司股东的行为，防止一人公司可能产生的弊端。

二、健全公司内部监督机制，提高公司运作效率

《公司法》主要属于私法范畴，《公司法》要反映私法的一般原则。由于各类公司的经营宗旨、资本结构和规模大小千差万别，不同的公司、同一公司的不同发展阶段对公司制度都有不同的要求，《公司法》不可能用强制性规范要求各类公司都采取一种统一的模式和治理结构。《公司法》的作用是提供公司自治的基本规范、标准模式，供公司有关当事方选择，以节约交易成本。同时，为公司有关当事方提供一个清晰、稳定的预期，并充分保障他们自主创制，明确有关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权利，确认并维护公司自治的效力，为解决公司自治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纠纷提供依据。公司法律制度只有在私法自治和政府管制之间取得平衡，才能真正起到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效运行的作用。新《公司法》为此作了以下一些修改。

第一，明确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公司法人财产权，是指公司作为独立民事主体所享有的全部以经济利益为内容的综合性民事权利，包括物权、知识产权、债权和股权等。公司法人财产权的客体由物、智力成果、行为、股份和一些法定权利等构成。公司法人财产权是公司存在的基础，公司享有法人财产权才能体现公司的法人人格，实现公司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而公司股东则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公司管理者，以及在公司依法解散、清算后收回公司剩余财产的权利。

第二，由公司章程确定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公司法》规定，公司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这一规定具有法定性和唯一性，在实践中对公司的管理和运作效率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法定代表人应可以由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的董事长、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或者公司经理担任。因此，这次修改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设置规定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也就是说，公司股东可以通过公司章程确定本公司是由董事长，还是由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法人代表。

第三，股东一致约定和公司章程规定效力优先。例如，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一般应当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也有权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但是，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再例如，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行使职权一般要通过股东会会议对有关事项作出决定。但是，股东对股东会会议事项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会议，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直接作出决定。由于我国电子签名法已经明确规定，民商事活动中的法律文件，当事人可以约定使用电子签名、数据电文。当事人约定使用电子签名、数据电文的，不得仅因为其采用电子签名、数据电文的形式而否定其法律效力。因此上述文件也可以采用电子形式。此外，公司章程可以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会议的表决权行使方式；公司执行董事和经理的职权；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转让方法；有限责任公司的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是否可以继承股东资格等。公司章程的上述规定如果与《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不一致，公司章程的规定具有优先的法律效力。

第四，完善了公司股东对股东会议的提议权、提案权和对股东会议、董事会议的监督权，实行累积投票制。一是将有权提议召开有限责任公司临时股东会的代表股东表决权比例由1／4以上改为1／10以上。二是增加了单独或者合计持有股份有限公司解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以前提出临时提案的规定。三是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四是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实行累积投票制，即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每一表决权在该次选举中只能行使一次，但可以加总集中使用。

第五，明确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应当设董事会、监事会。有限责任公司一般要设董事会、监事会。但是，股东人数较少或者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不设董事会、监事会，由公司章程规定只设一名执行董事、一至二名监事。新《公司法》为健全董事会制度，突出了董事会的集体决策作用，强化了对董事长权力的制约，细化了董事会会议程序。新《公司法》为使监事会能有效发挥作用，充实了监事会的职权，规定监事会有权向股东会提出罢免董事、经理的建议，列席董事会会议并对董事会决议事项提出质询或者建议等；规定监事会、监事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进行调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等协助，费用由公

司承担。

第六，上市公司设独立董事。按照原《公司法》的规定，上市公司必须设监事会，但未对设独立董事问题作出规定。独立董事是我国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为了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加强对公司高管人员监督，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借鉴国外经验引进的制度。自引进该制度4年多来，目前1300多家上市公司均已设立了独立董事。从国外有关法律规定看，有些国家实行独立董事制度，有些国家实行监事会制度。还有一些国家的公司法律中未规定独立董事制度，而由证券交易所在有关规则或者上市公司指引中作出规定。从实践情况看，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中设的薪酬、审计等专门委员会的职能与监事会的职能并不完全相同，独立董事参与董事会的决策过程，可以对一些重大决策起一些事前监督的作用。虽然目前独立董事的作用从总体上还不能令广大股民满意，但上市公司设独立董事对于维护公众投资者的权益还是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由于我国公司的监事会制度和独立董事制度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以有效地发挥对公司高层经营管理者的监督职能，对在上市公司中推行独立董事制度的问题，新《公司法》只作了原则性规定，“上市公司设独立董事，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1]为实践中进一步探索留下了空间。

第七，强化了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对此作了专章规范，明确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是挪用公司资金；二是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三是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四是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五是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六是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并归为已有；七是擅自披露公司秘密；八是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此外，明确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创立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即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股东可以请求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监事会或者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董事会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18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提起诉讼。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前述股东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保护投资者，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由《公司法》本质属性所决定，《公司法》的主要功能不在于管制公司相关当事人的行为，而在于保障它们的权利，并为当事方提供在它们交往、交易等互动过程中出现纠纷时的权利救济渠道，化解可能出现的争议和僵局，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新《公司法》为此作了以下一些修改。

第一，赋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权利。原《公司法》只规定，股东有权查阅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在现实生活中，有限责任公司的真实经营管理信息，特别是会计账簿被少数直接承担经营管理责任的股东所控制，其他股东难以通过了解公司的真实情况维护自身的权益。为切实保障股东对公司经营活动的知情权，新《公司法》增加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还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15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

第二，赋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在特定条件下可以退出公司的权利；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可以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目前我国公司实践中存在着股东利益保护不平衡，大股东控制公司，多年不分红，强制关联交易，擅自决定公司合并、分立等重大事项等情况，中小股东不同意有关决议也没有退出公司的途径，导致中小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为平衡股东权益的保护机制，新《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对股东会关于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也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自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60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9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也可以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第三，对公司对外投资、担保的程序作出规定。公司对外投资和为他人提供担保，可能给公司财产带来风险，损害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实际生活中这方面发生的问题较多，新《公司法》对此在程序方面作了适当规范。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与此项担保有关的股东不得参加股东会议的表决；该项表决应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第四，股东可以申请法院解散公司，进行清算。原《公司法》规定了公司自愿解散的三种情形，对法院可否依股东申请通过司法程序解散公司未作规定。目前有的公司经营管理发生困难，财务状况恶化，虽未达到破产界限，但继续维持会使股东和债权人利益受到更大损失；股东之间又因分歧严重，使股东会、董事会无法形成公司解散清算的有效决议，陷入僵局。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这次《公司法》修改研究借鉴了其他国家的有关立法例，在正常情况下一般由公司自行决定公司解散、清算的问题。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产生公司僵局，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一定比例股份的股东可以申请法院解散公司，法院可以依股东的申请判决或者裁定解散公司进行清算。据此，新《公司法》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可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第五，完善了公司解散、清算制度。在现实生

活中，有些公司在解散时，有关利益主体不及时进行清算工作；还有一些公司故意不办理工商午检，造成公司被注销，以逃避债务，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和职工等当事人的利益。新《公司法》针对这一问题明确规定，公司因营业期限届满、股东会议决议、被吊销营业执照、被司法判决等法定原因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15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清算期间公司存续，但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人民法院应受理该申请并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公司财产在未依法定清算程序清偿所欠职工工资、社保费、法定补偿金、税金和其他公司债务前，不得分配给股东。清算组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上述债务的，应当立即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公司清算组成员应当忠于职守，依法履行清算义务。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建立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现实生活中，有的股东滥用权利，采用转移公司财产，将公司财产、业务与本人财产、业务混同等手段，造成公司可以用于履行债务的财产大量减少，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为了维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和正常的经济秩序，对这类情形，应当在总体上维持公司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的前提下，针对个案中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的行为，要求他们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新《公司法》总结我国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践经验，借鉴国外有关判例，增加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一规定，是新《公司法》在放宽公司设立和经营活动条件的同时，为防范滥用公司制度的风险，保证交易安全，保障公司债权人利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制度安排。当然，适用这项制度必须严格掌握界限，关于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具体情形，还需要由最高人民法院按照从严掌握的原则，通过司法解释作出规定。

第七，增加了验资、评估中介机构的民事法律责任。现行《公司法》对中介机构出具虚假的验资证明、评估报告等材料的行为规定了行政处罚。实践中，有的中介机构出具虚假的验资证明、评估报告，使公司债权人对公司资本的真实情况产生误解，给债权人造成重大损失。对此，中介机构只承担行政责任显然是不够的，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因此，新《公司法》规定，承担资产评估、验资或者验证的机构因其出具的评估结果、验资或者验证证明不实，给公司债权人造成损失的，除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外，在其评估或者证明不实的金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为了保护公司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新《公司法》规定，公司要承担社会责任，切实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依法实行民主管理。公司应当为本公司工会提供必要的活动条件；公司工会代表职工就职工的劳动报酬、工作时间、福利、保险和劳动安全卫生等事项依法与公司签订集体合同；公司研究决定改制及经营方面的重大问题、制定重要的规章制度时，应当听取公司工会的意见，并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建议；公司监事会中应当有公司职工的代表。这些规定体现了我国公司立法的社会主义特色。

综上所述，新《公司法》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国际经验，使公司法律制度得到了完善，必将有效地凝聚中国人民的智慧和财富，提升中国公司的竞争力，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运行，促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丽杰．新《公司法》详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2] 公司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徐家英)

作者：黄建初

证券交易所设立和解散论文 篇2：

老上海股票往事

除了蒋介石外，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都在交易所充当过经纪人的角色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之前，大家关于股票交易的印象，至多在矛盾的小说《子夜》里见过零星描写。

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内地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自此，股票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最“亲近”的词汇之一。

实际上，作为中外商贸中心，清朝末期的上海，就已经成为各类中外企业股票及政府公债等有价证券的重要交易市场。

开交易所以筹措活动经费

早在1904年，外商便在上海租界设立了上海众业公所（Shanghai Stock Exchange）。民国初建，华商亦开始涉足证券股票买卖，主要由各类贸易商之间联合组织。

1914年，上海股票商业公会宣告成立，成员一度达六七十家之多，初具证券交易的雏形。同年12月，《证券交易所法》正式公布。1915年又颁布了《证券交易所法施行细则》与《证券交易所法施行附属规则》，进一步明确证券交易所的性质、经营范围等法律依据。

1916年，急需革命资金的孙中山在日本友人的建议下，计划开设交易所以筹措活动经费。

多年后，用知名报人金雄白的话来讲就是：“当二次革命失败之后，革命又陷于另一个最低潮的时代，经费异常枯窘，许多党中重要人物，都蛰居在上海，而藉交易所的盈利来为革命经费的挹注之力;陈果夫、孙鹤皋等均曾为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连蒋介石氏也时常出入其间。”于是，这批国民党人便找到当时上海滩最有名的浙江商人虞洽卿合作。

次年，虞洽卿作为发起人正式向农商部提出创建申请，但由于当时北京政局陷入“府院之争”及“张勋复辟”的动荡之中，此事也被迫搁置。

又过一年后，虞洽卿联合上海纱业公会会长闻兰亭、皮毛公会会长邹静斋、华业公所董事沈润等人再度推动交易所筹办事宜。

在致北洋政府的电报中，虞洽卿等痛陈利害，指出：“为挽回国权商利，于民国五年暮，发起上海交易所，中途因政局变乱，停止进行。日人乘我停顿期间，先发制人，组织上海取引所，沪上各业各商帮见时会址不容再缓，国权不能轻弃，乃于商业凋敝金融濡滞之时，不避艰苦，于去年一致联合，重行发起。”

由于牵扯利益繁杂，此事仍前后延宕甚久，才有了结果。1919年6月，北洋政府正式批准成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交易品种为证券、棉花、棉纱、布匹、毛皮、金银、粮油七种。

又经过多方筹办，1920年2月各主要发起人在上海总商会召开了证券物品交易所第一次会议，推选虞洽卿为理事长，选出闻兰亭、盛丕华、郭外峰、赵林士等6人为常务理事。交易所资本总额约500万元，分为10万股，运作模式“全照日本取引所，并聘请了日本顾问”。

“信交风潮”始末

1920年7月1日，上海四川路与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路口车水马龙，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在此开幕。

开张之初，交易所生意兴隆，受市场上各类商家的热烈追捧，半年的纯利润便达50万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利润皆用于资助国民党的各类活动。

除蒋介石外，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都在交易所充当过经纪人的角色。而这段插曲也成为蒋介石日后与江浙财团历史渊源的肇始。

当时，世人便传说蒋介石在交易所期间曾利用股票交易获取暴利，以至于二十年后他还要在自己的日记里自辩“清白”，坚称非但没赢什么钱，反倒被张静江输了个精光。

蒋介石在1937年4月24日如此写道：“今日世人以余在交易所投资百万元，所得资金贡献总理作军费之说，其或由此以误传而来乎！其实当时总理与余及季陶、静江四人所有之优先股，最高时亦约值百余万元，其后皆为静江投机输完，总理与余并未有获得毫利，更与革命无关。当静江投机倒账时，余反由粤借汇廿万元之数，以为发起倡导者之报酬而已，此世人传余为在交易所任成员或投机之说所由来也。”

然而，无论蒋介石本人如何解释，短短时间内能前后输掉“百余万元”亦可见当时交易所有多热闹，市场有多狂热。

就在同一年，原先于1914年成立的上海股票商业公会获准改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资本为100万元，经营品种主要以公债为主。开业后，同样获利颇丰，第二年时交易资本便猛增至300万元。其营业规模甚至超过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当时《申报》《新闻报》之类沪上大报所刊载每日证券行情也皆以“华商证券交易所”的行情为准。

由于这两家交易所的巨大成功，此后上海商界便群起而效仿，出现所谓“信交风潮”。1921年9月时，上海各类交易所多达70家;两个月更达到110余家之多，其中约半数经营证券交易业务。

然而，这股风潮并仅仅持续了一个冬天，交易所中几乎只见“投机”而无“交易”。

1922年，市场泡沫开始破灭，大量新兴的交易所便随之纷纷破产、倒闭，各类证券信誉亦开始贬值。一度红火的证券交易，几乎在一夜之间陷入困境。投机热潮破灭后，上海地区剩下的交易所仅有6家，信托公司也仅有2家尚能支撑。直至北伐战争前夕，证券交易行业的萧条情况一直未见改观。

尽管如此，上海在全国乃至远东证券交易中心的地位已得以确立。

上海作为证券交易监管的重中之重

有鉴于股票证券市场纷乱，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加强对证券交易的监管，继而推进行业整顿并以上海作为治理的重中之重。

1927年11月，当局便率先成立了财政部金融监管局，而其事务所理所当然地设在当时全国金融证券交易的中心——上海。

1929年10月后，南京政府将各类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监管职权交由工商部具体负责。次年，工商部与农矿部合并为实业部，此后便由实业部对各类交易行使监管之权。

1931年4月后，为了协调实业部与财政部在证券交易上的权限，最终决定两部共同在上海设立交易所监理员办事处。而监理员由两部各自派遣，负责随时检查交易所及经纪人的营业状况与相关票据。监理员主要职责是监督交易所的纳税情况，根据1929年颁布的暂行税率，当时交易所采取累进税制，盈利满1万元便课征2.5%的交易税，以此一直递增至30万元课征17.5%的交易税。

除了监督征税外，监管员也依据先颁布的《交易所法》来执行各类稳定市场权责，例如制止交易所职员、雇员的内部交易、在证券交易价格涨跌过大时采取应急措施，等等。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将《证券交易所法》和《物品交易所条例》合并为《交易所法》，1932年正式施行。

相较而言，该法较之北洋时代相关法规更为严格、完善，例如其明确规定每一个区域的每一个交易所均以经营一种业务为限，继而希望借此降低信用交易市场的风险。于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也不得不将除证券以外的其他物品分别归入其他交易所，如华商纱布交易所、金业交易所等。

该法还规定“本法施行时，现存之交易所如在同一区域内有同种营业者二所以上时，应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三年以内合并”。由于都涉及证券交易业务，所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两者中只能保留一家。

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全国市场

1933年5月3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停止经营，并入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后者因此成为全上海唯一经营证券业务的交易所。

此次归并很大程度是由于华商交易所素以经营公债交易为主业，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便一直通过该交易所来举发公债。所以，在交易所整合过程中，自然倾向于支持华商证券交易所来主导大局。

实际上，自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1936年间，国民政府累计发行的各类公债、库券高达26亿元。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额也随之水涨船高。1931年时，其成交额为29.2亿元，1934年时便猛增至47.7亿元。然而，在各类交易中，90%以上皆是公债项目，真正的行业股票交易则非常稀少。

值得注意一提的是，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在当时国内规模最大、交易额最高的证券交易所之一，但仍只是区域性的交易市场。

民国以来，由于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程度差异过大、战乱频繁等原因，中国实际上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贸易市场，而全国统一的证券市场更是无从谈起。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债券几乎都是江浙沪的企业机构或是南京政府之公债，而北方相关交易则多在北平证券交易所或天津证券交易所进行。

抗战爆发后，战乱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各行业发展停滞。上海沦陷后，华商证券交易所随之停业。

1941年前，上海市面仅余上海众业公所和中国股票推进会尚能维持，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亦告倒闭。

两年后，在汪伪政府的主持下曾组织华商证券交易所复业，但由于时局动荡等原因，经营状况时好时坏，1944年后更是日趋惨淡。抗战胜利后，该所便告解散了。

作者：沙青青

证券交易所设立和解散论文 篇3：

当前我国企业知识产权证券化路径选择

摘要：2018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鼓励海南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工作，使得国内对知识产权证券化的讨论进一步升温。为了配合知识产权证券化的需求，本文旨在进行有益的尝试。本文先通过分析国外知识产权证券化成功经验，结合国内学者的研究、资产证券化实践，在此基础上评价武汉知识产权交易所知识产权证券化模式。经过对比分析，本文认为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关键是高质量的知识产权资产和成熟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尤其是活跃的知识产权许可市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当前知识产权质量不高、知识产权许可交易市场不成熟的情况下，我国企业知识产权证券化应该选择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子公司设立的专项资产计划作为常设特殊目的机构，以许可历史、市场需求、技术成熟程度作为参考因素，按照一定比例给资产池配置中高级的知识产权，或者可以选择几个企业的知识产权的未来的许可收益、知识产权产品或服务的未来收益组成混合基础资产，两者均是不同企业的知识产权集中进行证券化。

关键词：高价值知识产权资产;知识产权交易;知识产权证券化;集中证券化

引言

根据“中国资产证券化分析网”《2018年中国资产证券化市场半年报》统计，2018年上半年发行的企业证券化（ABS）的基础资产根本不见知識产权的踪影，且企业ABS的前20名和新增的发起人大部分为金融机构、汽车金融机构或者房地产开发商，亦未见科技企业的踪影。一边是政府的呼吁，一边是市场的冷落。尽管如此，知识产权证券化也不应盲目铺开，应突出重点。本文分析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基本要求，知识产权证券化在中国的制度和现实土壤，以期为企业知识产权证券化路径选择提供建议。

一、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基本要求

“以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为支撑的，这是资产证券化的本质和精髓”翻，要想为知识产权实现证券化，知识产权基础资产必须提供稳定的现金流，否则知识产权证券化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国外知识产权证券化的成功案例表明，知识产权证券化包含三大关键因素（见图1）：一是持续稳定的现金流，而其前提是高质量的知识产权和结构化的知识产权资产池或者是成熟的许可市场;二是有效的风险隔离（SPv）;三是信用增级和科学的评级，选择有效的第三方担保或者购买债券偿付保险，保证债券本息的支付，对债券增级，在此基础上评级机构给予较高评级。

国内也已经有很多学者就知识产权证券化工作提出过不少理论探讨，并结合国外实践和我国现有制度，从知识产权证券化各个环节提出我国开展知识产权证券化工作的建议，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建立统一的知识产权公示（登记）制度，涉及知识产权转让、担保、授权的各种必须公示的交易信息通过登记整合起来，建立供大众查询的网上登记系统;2.选择选择多样化的现有的知识产权许可收益权等债权，已有基础的将来知识产权债权和部分无基础的知识产权将来债权（仅限于电影作品和个别的音乐作品）组成资产池，且注意不能过于集中。还应考虑不同知识产权的剩余保护期和知识产权产品的生命周期的搭配，确保证券化过程中每个时期均有持续和稳定的现金流;3.以资产管理公司或者国有独资公司设立公司型特殊目的机构;4.给特殊目的公司进行税收减免或减征;5.发展知识产权证券化中介机构，如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机构、合格的信用增级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等;6.建立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包括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会议制度以及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制度、证券信用评级制度等。

学者们从以上六个关键环节给出了框架性建议，但是并没有具体结合我国现有的制度，给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二、当前我国企业宜选择知识产权集中证券化

（一）我国现有制度和现实情况

1.知识产权公示（登记）制度不统一

为了不让企业的知识产权面临法律的风险，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首先要在权利的设立、移转和消灭上建立统一的公示制度。权利的登记在于向世人公示某项法律事实，按照性质登记可分登记生效主义和登记对抗主义，比如专利权的设立、转让和出质以及商标专用权的设立和转让即为登记生效主义。登记对抗主义目前仅适用于商标许可使用，不适用于专利权的权利变动。目前，我国专利许可采取的是合同备案制度，但如果没有备案，许可合同的效力如何并不确定，这就导致难免有许可合同并未备案，导致很多专利交易的不确定。专利交易的不确定，难免会影响到现金流的持续稳定，从而影响专利基础资产的未来现金流，使得基础资产的价值大打折扣，势必会影响投资人的信心。因此，笔者建议对于专利许可也适用登记对抗主义，即规定专利许可合同需备案，不备案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对著作权而言，集体管理组织实际上也发挥了一部分登记的职能。另外，对于在著作权管理行政部门已经登记的著作权也可倡导对转让、许可、担保等予以登记和公示。鉴于我国的行政体制，目前专利和商标同属一个部门管理，对专利和商标的登记可以实行统一登记制度。对于著作权，可以借鉴专利和商标的相应登记制度，实行自愿登记的基础上，鼓励权利人对权利的变动进行登记。

2.知识产权价值不高，许可市场不成熟

选择高质量的知识产权资产作为基础资产并进行结构化的安排无疑是知识产权证券化的核心。衡量知识产权价值的指标有很多，但知识产权的许可交易，尤其是许可频率和组合专利许可，无疑可以反映知识产权的价值。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7》，在国际贸易中，2016年我国被收取的知识产权使用费高达240亿美元，对外许可收取知识产权使用费仅为12亿美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国际收支统计年鉴》，2017年我国被收取和收取他国的知识产权许可使用费总共286.61亿美元，按照《中国统计年鉴2017》，也可推知这其中大部分为外国向我国收取。因此，可以说，中国知识产权价值偏低。在国内，2008年至2012年5年期间，从许可专利类型看，实用新型居多，占比超过50%，其次是发明，占比稳定在30%左右，外观设计相对较少，不足20%。总体来讲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占比近70%。从专利许可的频率来看，近五年专利被许可实施超过50次的、异常活跃的许可交易均为国外向国内的涉外许可合同。从组合专利许可规模来看，2009年至2015年，以1件专利进行许可的合同数量在当年的合同总量的占比从87%逐步下降至72%，组合专利许可规模仍然较小。另外，2017年，企业的专利许可率仅为7.2%。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知识产权的总体价值仍然不高，知识产权许可市场仍然不够成熟，尤其是国内自主知识产权许可频率低，许可率低。

上述情况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无高价值知识产权，证券化未来的现金流无法保障;二是没有可资借鉴的历史许可数据，无法较准确预测未来现金流数量。这无疑增加了知识产权证券化的风险。

3.三种类型特殊目的载体（SPV）

我国目前有两类资产证券化业务：一类是信贷资产证券化業务，金融机构为发起人，以其应收贷款本金和利息为基础资产，委托特定目的信托机构发行受益证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交易，由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另一类是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一般企业作为发起人，由具备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或者基金管理子公司设立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作为特殊目的机构，在证券市场发行交易，由中国证监会监管。按照我国《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九条，信托投资公司不得发行债券。该办法后来被《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7年第2号））所取代，新的办法并未直接规定信托公司不得发行债券，而其第十六条关于经营范围的规定，除了“承销证券”的规定之外再无其他关于证券的规定。因此，可以认为，新办法还是坚持了信托公司不得发行债券的规定。但同时，新办法的第十条第二款又规定“申请经营企业年金基金、证券承销、资产证券化等业务，应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最低注册资本要求”，结合第十六条第（十一）项规定“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笔者认为是特指《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5]第7号），以下简称《信贷证券化办法》）中规定的信托公司发行受益债券。因此，在国内，信托公司除了可以作为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特殊目的机构发行受益债券外，仍不能作为其他资产证券化的特殊目的机构发行债券。另一方面，专门从事资产证券化的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他们是专门从事资产证券化的公司，有丰富的资产证券化经验，且有各项制度对他们的证券化工作予以监管和规范，包括《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证券化规定》）《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信息披露指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指引》）和《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尽职调查工作指引》等。《证券化规定》第三条第三款规定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可以是企业应收款……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财产或财产权利”，该条为知识产权相关收益作为基础资产预留了空间。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特殊目的载体是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为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专门设立的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特殊目的载体”，这也为其他形式的特殊目的载体预留了空间。还有一种潜在的特殊目的载体，就是专门为资产证券化新设立公司（非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作为特殊目的机构发行债券，根据《证券法》第十六条规定，要发行债券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三千万元，有限责任公司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六千万元;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四十;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等。

4.现有税收制度导致知识产权证券化成本高

目前只有2006年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信贷税收政策》）对信贷资产证券化作出过税收减免或减征的相关规定，它的具体设计思路是暂免征收印花税，只对买卖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取得的差价收入征收营业税和所得税，对非金融机构投资者买卖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取得的差价收入不征收营业税，对信托项目收益在取得当年向资产支持证券的机构投资者分配的部分，在信托环节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等规定降低融资成本，提高非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兴趣。除此之外，再无关于资产证券化的税收减免规定。而在知识产权证券化过程中，有知识产权相关的基础资产转让合同、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合同、知识产权增信和评级合同、投资者买卖债券合同等一系列合同，这些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都应交纳印花税。同时，中介机构从事知识产权证券化服务的收费还要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等。另外，发起人向特殊目的机构真实出售基础资产的价款（融资款）要等证券发行后用证券发行收入支付。这里面就涉及资金的两次流动，即一次是投资者的资金流向特殊目的机构，一次是特殊目的机构流向发起人，两次流动就是两次征税，比如企业所得税，这无疑增加了融资成本。就连前述《信贷税收政策》也规定发起机构转让信贷资产取得的收益应当缴纳企业所得税。

还有一个与税收相关的问题就是中介机构的收费，评估、增级、评级、会计、律师事务所、承销等中介服务都会产生费用，虽然在计算应税额时这些费用可以作为成本予以扣除，但毕竟还是支出。仅以企业所得税为例，假如企业收入100万，没有任何支出的话，企业所得税为25万，如果中介费用10万，企业所得税22.5万，两项合计32.5万，企业净支出增加7.5万，这无疑也增加了融资成本。

5.知识产权证券化服务机构缺乏

在整个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与其他资产证券化服务机构一样，知识产权证券化服务机构包括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机构、信用增级机构、信用评级机构、资金托管银行、资金监管银行、法律顾问、会计顾问等（图2）。笔者认为在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和信用评级两方面，知识产权证券化与其他资产证券化不同，需要有知识产权专业知识和市场经验的机构。就知识产权评估而言，我国还未形成成熟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加上知识产权司法赔偿低，不能反映知识产权市场价值，因此，没有足够可资参考的横向对比和纵向历史数据，这对知识产权评估影响颇大。即使有评估报告，也很难令外部信用增级机构、评级机构和投资人信服，除非是市场应用前景好的高质量知识产权。就信用评级而言，我国目前仅有《中国人民银行信用评级管理指导意见》（银发[2006]95号）对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评级进行规范，明确了评估对象范围和相应的评级要素。而对企业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的评级并未有相应规范，以大公国际和联合评级为例，均无知识产权证券化评级服务，更未有知识产权证券化评级要素。

6.资产证券化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已初步建立

《证券化规定》对证券化管理人的职责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包括尽职调查、督促原始权益人和相关服务机构履行义务、为投资者利益管理专项计划资产、监督检查特定原始权益人持续经营情况和基础资产现金流状况，切实保障投资者权益。第三十条还规定：“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应当在计划說明书中约定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程序及持有人会议规则，明确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通过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最后，《证券化规定》还要求按照规定和规定所附的《信息披露指引》履行信息披露和报送义务。从这个角度说，我国已基本建立了一套证券化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

7.知识产权证券化资产向特殊目的载体转让的，仍应通知债务人

根据国外案例，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很多都是未来许可收益，这里面就涉及许可收益债权转让给特殊目的机构问题，而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债权转让应当通知债务人。据此，《证券化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基础资产为债权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将债权转让事项通知债务人。”而《信贷证券化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发起机构应在全国性媒体上发布公告，将通过设立特定目的信托转让信贷资产的事项，告知相关权利人。”该条实际上规定了债权人可以公告的形式履行债权转让通知义务。笔者认为，正是因为考虑到信贷资产的债务人众多，才考虑到以公告的形式履行通知义务。但是，《信贷证券化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还规定：“贷款服务机构可以是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起机构”，该条实际上解决了以公告推定债务人知晓而实际上不知晓的情形下，债务人继续向发起机构偿还贷款本息的问题，由于贷款服务机构就是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起机构，该偿付实际上就是对特殊目的机构的偿付，不会带来法律上的问题。而《证券化规定》并无相类似的规定，虽然知识产权被许可人也可能众多，但是如果以《证券化规定》为依据开展知识产权证券化的话，以公告形式履行通知义务，有可能导致被许可人不知晓，从而继续向发起人支付许可费，而引发一系列法律问题。因此，目前，知识产权证券化业务中的债权转让通知义务仍宜逐一通知债务人（被许可人）。

（二）武汉知识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知交所）模式述评

知交所探索的知识产权证券化模式可做如下概括：以企业核心知识产权所形成的许可、产品或服务产生的收益为基础，将其收益包装成类证券的知识产权融资票据，通过交易所交易系统向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有价证券（图3）。该有价债券是债权和股权的融合，债券持有人即可在合适的时机选择现金退出，实现债权，也可选择成为发行人的股东，实现股权。其实质是可转换债券，因此也称为科技可转债。该债券的发行人就是企业本身（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基础资产是发行人的知识产权许可、产品或服务产生的未来收益，可以降低对知识产权本身的质量要求。知交所模式具有操作简便、中间服务机构参与少、发行成本低、投资者退出方式灵活等特点。

但从图3仅可以看出，知交所似乎承担了承销人的角色，对于证券化工作的监管和信息披露工作由谁负责？是否由知交所承担？知交所的角色定位到底是什么？这些都不明确。

另外，知交所模式还存在两大障碍：一是“科技可转债”是否是证券法所规范的交易种类？是否是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是否适用《证券法》规范？n习对此，笔者认为，科技可转债的实质还是公司债券，依然应受《证券法》规制，知交所也应受《证券法》规制，因此知交所也应受证券公司设立条件的限制，发行后的债券交易仍应在证券交易所或者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转让;二是风险控制机制问题。对此，知交所模式要求企业（发行人）“增加担保措施，以及要求企业在还本付息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将还本付息的金额从企业资本中分离出来并冻结;如果企业没有分离还本付息的资金，则由企业公布解决措施”以应对发行人的信用风险，要求全流程全方位进行信息披露以应对收益风险。知交所模式控制信用风险的方式属于事后监管，如果发行人不照做或没有能力照做，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没有明确规定。如何将还本付息金额从企业资本中分离出来并冻结？是分离到知交所还是其他主体？还是分离到企业与投资者共同控制的账户？如果其他债权人起诉，能否执行该账户里的金额，如果是法律依据何在，如果不是，风险如何隔离？如果企业破产，该账户里的资金是否属于破产财产，如果是法律依据何在，如果不是，风险如何隔离？对于上述问题的答案不得而知。

对于需要信息披露的信息，其中的知识产权质量前景分析报告由谁承担？报告的质量的可信度如何？这些均不确定。知识产权的价值决定着其能给企业带来的竞争优势，也决定着其许可、其商品或服务产生的未来收益，这是决定能否产生持续稳定现金流的保障。这么关键的一步在债券发行以后通过信息披露的形式予以监督，恐怕风险过大，也难以使投资者信服。

总之，知交所模式是一种不同于现有证券化交易机制的模式，这种模式虽然可以降低对知识产权本身质量的要求，但是仍然风险较高，风险控制机制难以保证有效。另外，知交所模式需要证券监管机构对该模式作出特别规定，还需一系列配套机制也作出特别规定，恐怕难度较大。不过知交所模式组合配置基础资产的方式可资借鉴。

（三）知识产权集中证券化是当前我国企业的较合理选择

鉴于目前我国知识产权普遍质量不高的情况，我国企业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应该“两条腿走路”，即一方面要培育高质量知识产权，这涉及问题较多，不在本文讨论。还有一方面就是可以在现有制度和现实情况下进行探索。具体内容分析如下：

1.专项资产计划作为特殊目的载体

在信托公司、公司和证券公司或基金管理子公司三种特殊目的载体备选项中，根据法律规定，信托公司除了可以作为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特殊目的机构发行受益债券外，仍不能作为其他资产证券化的特殊目的机构发行债券。为资产证券化专门新设立公司，作为特殊目的载体。相当于新设立项目公司，资产证券化项目还本付息后即解散并办理注销手续。但是新项目公司却不具备发行债券的条件。根据前文所述，可发行债券的公司须有前三年的利润，光这一项条件，新设立的项目公司就不符合，更不用说注册资本金要求较高、债券余额不能超过公司净资产百分之四十等条件了，因此，专门新设立公司作为知识产权证券化的特殊目的载体没有法律基础。唯一的选择就是证券公司或者基金管理子公司设立专项资产计划作为特殊目的载体。不但有成熟的监管体系，证券公司或基金管理子公司也有丰富的资产证券化经验。他们要做的就是在现有业务基础上，新辟知识产权证券化业务。

2.多元选择，合理配置，集中证券化

要实行彻底的风险隔离就是把知识产权的所有权转让给特殊目的载体，让知识产权所有权变为基础资产。当然这样的操作具有法律基础，《证券化规定》第三条第三款规定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可以是企业应收款……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财产或财产权利”中“其他财产”为知识产权所有权的转让并作为基础资产预留了空间。但是这样做会存在以下问题：首先，《专利法》第十条第三款、《商标法》第十二条第三款均规定专利权和商标专用权的转让应当登记，要登记就要登记新的权利人，而上文所述的专项资产计划却又无法成为权利人;其次，以专利为例，专利权转移后，发起人作为原权利人在无许可情况下将无法使用该专利技术，这将给该技术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因为原权利人作为技术的开发者最了解该技术;再次，证券公司作为专业的债券发行机构，其对知识产权运营和管理显然不具有优势，其有两个选择来对受让的知识产权进行管理：一是委托专业的知识产权运营服务机构;二是委托发起人进行管理。专业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虽然有知识产权管理经验，但也同样不是最了解该知识产权的。因此，最后的“重任”还是落在发起人身上。要委托就要签订合同、就要向发起人支付管理费等等，不但增加了交易成本，还埋下了很多隐患，这也大概是为什么国外没有利用知识产权所有权作为基础资产进行资产证券化的原因吧。

还有一种常见的基础资产，就是将来债权，包括有基础关系的，如租金收入、借款利息收入等，和无基础关系的，如要建或者在建的高速公路的未来过路费收入。根据国外的经验，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基础资产是知识产权的未来许可收益，其可以是有基础关系（已有的许可合同）的应收账款，也可以是无基础关系（无许可合同）的预测收入。由于是未来债权的转让不涉及所有权和许可，因此按照法律规定也无须到行政机关登记，自然涉及不到权利人的变更和被许可人问题。作为基础资产的理想知识产权就是其不光有现有的许可，还有许可的历史、许可现金收人稳定、知识产权的质量高、市场前景广阔、发起人行业地位高等，但是具有上述知识产权的发起人可能往往也不缺融资渠道，给他们做知识产权证券化，只是锦上添花，多增加了一个融资渠道而已。而其他融资渠道缺乏的中小企业才是最需要知识产权证券化的主体，这能解决他们创新的资金问题。但是这些中小企业要么没有知识产权的许可历史，要么技术并不成熟且市场前景不明朗，更谈不上什么市场地位，这样的基础资产风险太高，恐怕证券化也难以促成。

因此，选择相应基础资产，并进行合理的配置，组成基礎资产池，就成为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关键。笔者建议，以许可历史、市场需求、技术成熟程度作为参考因素，按照一定比例给资产池配置中高级的知识产权。当然也可以选择几个企业的知识产权的未来的许可收益、知识产权产品或服务的未来收益组成混合基础资产。但不管怎样，发起人要多元，这样有利于降低风险。

3.债权转让通知

正如前文所述，转让的将来债权分为有基础关系的和无基础关系的。无基础关系的将来债权，债务人还不存在，不存在债权转让通知问题。有基础关系的将来债权涉及债权转让通知，在被许可人不多的情况下逐一通知也未尝不可。但是，如果被许可人众多时，比如某项技术成了标准必要专利，凡是生产该产品的都要用到该技术，就都是该专利技术的被许可人，逐一通知费时费力。因此，可以像信贷资产证券化一样，可以规定通过公告的形式加以通知。当然，在此规定下，如果被许可人不多，逐一通知的，也应承认其效力。

4.科学确定可证券化服务机构

确定基础资产的价值需要专业的评估机构，此时评估重点不在于确定知识产权的独立价值，而是未来一定期间的许可费收入。笔者认为许可历史、市场需求、技术成熟程度应当作为评价的指标，然后结合其他评估指标综合评估出将来一定期限内的许可费收入或者之产权产品或服务的收入。评估机构可选择国内从事知识产权评估时间长、经验丰富的评估机构，必要时，可以引进国外知识产权评估机构，与国内评估机构一道，针对知识产权进行评估。国内尚无信用评级机构针对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进行过评级，因此，首先要确定一套知识产权信用评级要素和规则，可借鉴标准普尔、穆迪等评级机构的相关评级要素和规则。关于信用增级机构，国内也尚无担保公司或者保险公司针对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进行过担保，如何引导它们也参与到证券化工作中来，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5减免税收，分摊成本

由于资产证券化涉及证券公司和证券化中介服务机构，每一次服务都会产生相应费用，这便是企业的融资成本，再加上签订合同缴纳的印花税、转让基础资产给特设目的机构缴纳的增值税、融资收入转给发起人时要缴纳企业所得税。最终，证券化融资很有可能成了“高利贷”，违背了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初衷。因此，既然要发展知识产权证券化，就要给其“减负”。一方面，集中证券化能够让企业按照融资比例分摊这些税收;另一方面，税务机关应当在知识产权证券化方面作出单独的减免税的规定，这样既能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成功率，又能吸引企业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进行融资。税务部门应尽快制定出相应规定，否则税收成本高将成为知识产权证券化的一大障碍。待时机成熟时，也可通过制定降低知识产权证券化相关税收的法律，为知识产权证券化进一步提供减免税收的合法性。

其他没有特别列出的问题，可直接适用资产证券化的相关管理规定。

结语

创新分颠覆性创新和持续性创新，颠覆性创新要破坏原有的秩序，而持续性创新是在保留原有状态的基础上进行更新。制度创新如果采用颠覆性创新模式，将有可能导致混乱，因此，笔者认为制度创新应采持续性创新为宜。知交所知识产权证券化模式可称为颠覆性创新，但是在没有相应配套制度创新之前，可能会带来负面效果。而以证券公司或基金管理子公司为主体的知识产权证券化，在保留原有资产证券化制度基础上，进行专门针对知识产权证券化相应配套制度的更新，更加具有可操作性。但是这种模式里的知识产权集中证券化在会计制度上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由于笔者知识和能力有限，无法得出答案，需要专业人士的进一步探讨。

作者：朱尉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