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散公司协议书

解散公司协议书（通用8篇）

篇1：解散公司协议书

公司解散协议书范本

___年___月___日___时，在___省（市）___市___区___街___号本公司第__会议室召开第__届第__次临时股东大会。

截至过户停止日，本公司共发行股份___股，其中有表决权的股份___股。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共___名，代表股份___股。其中有表决权的股份___股。出席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符合本公司章程第55条的规定（此句为到境外上市的公司用）。

___时整，会议主席、本公司董事长___先生宣布开会。会议开始讨论议题并通过决议。

第一个议题：解散本公司。

董事___先生代表董事会向大会报告，由于______原因，本公司经营陷于困境，自___年___月以来实际上处于休业状态，虽经董事会多方努力，仍未使公司出现转机，故建议公司解散。

报告后，与会者进行了认真地讨论。股东___先生就___问题提出质询，报告人对质询作出了解答。之后，以举手方式进行了表决。与会者（___票同意___票反对___票弃权）通过了解散公司的决议。

第二个议题：选任清算组。

董事___先生向大会报告，建议会议任命董事会全体董事，加上公司总经理、监事会主席及___名职工组成清算组。与会者经简短讨论，股东___及___先生建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任清算组。会议主席予以认许。语汇者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下列人为清算组成员。

姓名

身份

得票

___

董事

全票

___

董事

__票

___

监事会主席

全票

___

职工

全票

……

上列清算组成员已以书面形式承诺就职。

会议责成___先生为召集人，在会后___天内召集清算组会议，选举产生清算组代表人。

___时___分会议主席宣布散会。

会议主席（签名）

出席董事（签名）

记录人（签名）

___年___月___日

篇2：解散公司协议书

甲方： 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债权人会议

甲方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于 年 月 日被 人民法院宣告破产。年 月 日，甲方向乙方提出和解方案，乙方于 年 月 日召开的债权人会议上，通过和解决议。甲、乙双方经充分协商，特订立和解协议如下：

一、甲方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对公司进行整顿，开源节流，积极筹措偿债资金。

1.立即停止滞销品、的生产，库存、共 吨降价处理，在 月内收回销货金额 元。

2.扩大 产品的生产规模，提高质量，增加花色品种，在 月内增产 吨，增收 元。

3.利用减资不退股款方式，要求每个股东退回 分之 股票共退 张，折合股款 元。股款不退，以改善公司资本结构、减少亏损。

4.请求债权人__________企业作为保证人，以便向 银行借贷流动资金 元。

5.允许乙方监督甲方营业，甲方超过 元的营业计划或超过 元的现金支出，事先应经乙方批准。

6.乙方以现有全部财产，作为甲方各无担保债权人 分之一债权的担保物。

二、乙方对甲方采取配合、扶持政策，作出下列让步，帮助甲方走出困境：

1.各债权人免除甲方分之的债务;

2.各债权人均将甲方债务偿还期限顺延个月;

3.各债权人允许甲方以 产品折价偿还欠各债权人分之的债务。

三、甲乙双方应本着诚信原则履行各自义务。甲方逾期不能履行其义务时，乙方有权中止本协议。乙方不能履行其义务时，各债权人对甲方负连带赔偿责任。

四、本协议由经 人民法院认可后生效。

甲方：_____________(印)

董事长：(签名)

乙方：_____________(印)

会议主席：(签名)

年 月 日于______

附：

和解协议，又称和解方案或和解要约书，它是债务人在企业达到破产界限时，为了挽救企业，预防破产而与债权人会议订立的整顿企业、清偿债务的协议。

写作和解协议和和解要约书，应当首先概括交代提出和解的缘由，债务人和债权人，债权的性质、数额，清偿办法，企业清偿各个债权人债务的期限、让步事宜，要求对方应做到的事宜，以及其他条件。、写作时应注意：

① 由于和解制度具有减少破产，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利益的作用，程序比较简单，如能避免破产，对社会经济不会造成损害，因此是一种很重要的文书。但是和解协议是一种合同，不同于普通的合同，它是在国家干预下，由债权人和债务人达成的协议，即破产案件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合同。

② 和解协议草案应由债务人提出，由债权人会议按照法定的表决程序通过后即可成立。

③ 语言表达应注意谦恭、婉转，切忌生硬粗直。

篇3：公司司法解散制度设计

一、诉讼制度价值基础

综合各国立法详加考证比较后出现在公司法中，司法解散制度必要性不言自明，但未经社会实践自然发展，作为空降兵，逻辑不完满，结构不完整。制度是利益牺牲和价值衡平，完全公平是不存在的。每一制度价值在于有属于自己的直接强烈的功能。多种功能结合形成公司法和谐的运作体系。具体到此处，强调特性是否得以发挥，即司法解散诉讼立法原旨——保护股东权益。该制度决定公司命运非同一般，立法者在个人权利——解散请求权和社会权利——企业生存权维持之间苦思。法律本身并无严格界限，权利保护和权利实现一开始就应当被设计成为整体，思路平淡无奇，却是司法解散制度设计的要求。笔者试图对于司法解散制度的路径延展作初步构想。

二、诉讼类型及性质

民诉理论未明确“请求解散公司”具体诉讼性质规程，一般认为形成之诉。我国台湾地区《非讼事件法》§81规定了公司解散命令事件之管辖。§82规定“公司解散命令事件，公司声请法院准其退股及选派检查人事件，其声请应以书面为之。”“§85II前项程序费用，除驳回声请应由声请人负担外，由公司负担。”此处解散命令不是公权监督之事后监督而指须据股东申请的裁定解散。美国标准商事公司法《MBCA》14.31节(b)规定，股东不必作为解散公司程序的当事人，除非针对股东个人寻求救济。

非讼事件的定义及其与诉讼制度的区别向有很大争议。“有谓诉讼系为强制的解决纠纷所为之裁判权之行使，而非讼事件则指关系人任意的服从裁判权之场合，此乃从非讼事件(F R E I W I L L I G E ERICHT SBARKEIT)之语源上求之者。有谓诉讼系以确立既存之权利关系为目的，而非讼事件则以向将来形成新的法律关系为目的，有谓诉讼系以除去既存之纷争为目的，而非讼事件则以预防将来纷争之发生为目的。

司法解散作非讼事件处理更合适。其一，法院之判决导致公司法人于嗣后规定期间内消灭，股东不能通过在诉讼中请求主张直接的形成权，即没有直接依民法请求法院应如何解散公司并要求分割财产的权利，仅能请求的是解散的司法判决(仍然是司法的判令)。183条的形成权与民法中的形成权，表达方式无异，本质有别，前者不含股东要求的实体权利，请求内容不直接被法律所支持，甚至只是诉讼形成要件。法院不受股东所主张内容拘束，但必判决，或不解散(驳回)或强制解散。不是纯粹法律上的判断，重点不是司法作用，而是以判决做出行政上的处分。坚持司法解散本质为非讼事件，称为“表面的形成之诉”或者“形式的形成之诉”。其二，法院是主动的裁判者和全局审查者，此为强调其为非诉事件之原因。我国并无规定同样的制度，而把前者交由主管机关行政解决。股东诉由上的缺失与法院审判态度的限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法院不必然保持沉默。无论理论钳制，法院审理中不会将眼光停留在股东个人诉求，而是全盘审查以对公司存续做合理判断。我国既无商业判断规则经验指导，也无长期司法解散裁判实践累积，宁可社会承受残缺与遗憾来表示对商人自治精神鼓励，不如给法院以权责并重的坚定立场。“公司僵局”这一要件复杂性和个案性导致裁判解散将与行政解散的审查方式渐行渐近。

三、诉讼主体

法院不告不理，非股东无权起诉，有别于一般意义的司法解散即在国外包括法院命令或检察机关提请的公法上解散之诉。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11条，“公司之经营，有显著困难或者重大损害时，法院得据股东之声请，于征询主管机关及目的事业中央主管机关意见，并通知公司提出答辩后，裁定解散。前项声请，在股份有限公司，应有继续六个月以上持有已发行股份总数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股东提出之。”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60条第1款第3项、第6条第1款规定，若某股东持有公司十分之一以上的股份，他就可以提起解散之诉，这也是小股东享有的法定权利。日本、韩国皆有相似的条款。

（一）申请人

制度启动者。183条置于清算一节，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都适用。“持有公司全部表决权百分之十的股东”，单独或合计未明定。有认此制度以司法制度匡扶正义，无由区分。基本分类，依行权目的为分为共益权与自益权，共益权指股东以参与公司之管理营运为目的所享有的权利。自益权是为股东自己利益而直接行使的股东权利。又依股东行权方法分类，分为单独股东权和少数股东权。前者，任一股东可单独行使权利，与持股数无关。后者，股东须持有股份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一定比例。183条属共益权，直接目的结束公司营运而非股东直接诉讼直接请求自己利益。表决权是股东参与股东(大)会决议的权利，股东权权能之一。公司法“持有表决权的二分之一的股东”是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而股份有限公司使用“经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的三分之二通过”表述以及在表述股东持股时“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股份的股东”。资本多数决在两类公司中表现不同，“单独或合计”适用范围极为狭窄，仅限于持股，表决权无须采股份公司特为“单独或合计”来衡量，无须混合解释。基于公司法内在的统一性，采用表决权为单位正体现了立法者从保护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发扩大至股份公司股东的思路。

（二）被申请人

我国台湾地区非诉事件法规定，须通知公司提出答辩。也考虑了防止股东滥行声请，保护公司权益。提出申请的股东，实际可能有两个诉求，一是针对其认为敌对的股东，实质是一般侵权诉讼，一是针对公司，要求解散公司，前者是私力救济补救方式，后者是公力救济补救方式，在实际生活中的高度融合性。单独提出侵权诉讼首先排除。第一，在股东直接提出司法解散时，未针对任何股东，只对公司本身时，依据特别程序处理，类似宣告死亡等制度设计，无被告，公司为被申请人。法院进行实体审查，通知公司答辩，并且通知所有股东，股份公司则公告，其他股东可以作为异议人提出异议。第二种情况，实践中股东提请解散多以自己的股东为被告而要求解散公司。多数观点认为公司是解散之诉最终的责任承担者，应以公司为被告，笔者认为责任承担者是实体法的适用结果，不是程序法主体，无必然对应关系。基于公司的主客体两重性，在公司股东、公司本身和公司财产三者之间存在着独立的所有权法律关系。公司股东对公司拥有所有权，公司可被视为法律所拟制的一种特殊的“物”，是所有权关系的客体。公司一经成立，便有独立人格，被法律拟制为“人”，成为公司财产所有权关系中的主体。

公司股东——公司——公司财产

(客体性：股东拥有公司本身)(公司的主体性：公司本身拥有公司财产)

以何者为被告不在于当事人选择，而根源于两重性中强调的是客观性。股东同时提出解散公司区分两阶段，先依普通程序判决侵权，再由特别程序裁定公司解散。他股东如对原被告诉讼有争议，作第三人，仅对解散公司有异议，则为申请异议人。

四、特别的程序设计

立法承认这种司法解散的强制性，就要求实际可操作。我国台湾地区裁定解散则有特殊形式要件要求：其一，法院须先征询主管机关及目的事业“中央主管机关”之意见。如法院综合主管机关，目的事业中央主管机关及利害关系人之意见，认无裁定公司解散必要者，则应驳回股东之声请。(我国台湾地区“高等法院”暨所属法院65年度法律座谈会，民事类25号)。换言之，法院须先征询主管机关及目的事业“中央主管机关”(如保险公司之目的事业“中央主管机关”为“财政部”)之意见，盖主管机关与公司目的事业“中央主管机关”，基于监督权之行使，对公司业务状况自较法院熟稔，故对公司之经营是否有显著困难或重大损害较易为正确之判断，堪供法院裁定解散公司之参考所致。为避免被征询意见之机关，提出意见之时间过长，实宜访本法第二百八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明定该等机关提出意见之时限。其二，法院须以裁定方式解散公司。即法院根据股东声请之理由及主管机关及目的事业“中央主管机关”所提供之意见与公司所提出之答辩，经裁量之结果，认为公司之经营，有显著困难或重大损害时，得裁定解散，否则，即应驳回股东之声请，按法院裁定公司解散，亦系在剥夺公司之人格。在三人公司中，如果提起解散之诉的股东对公司中的矛盾负责，反对解散的股东对此没有责任，那么，法院也应该驳回解散之诉。”美国MBCA14.34节规定了选择购买股票以代替解散的内容，“股东提起程序解散公司时，如果公司股票未在全国性的证券交易所上市或者未在由一个或者多个全国性的或者关联证券联合会会员主持的市场上经常交易，该公司可以选择 (如公司未选择，由一个或者多个股东可以选择) 以股票的公平价值购买提出申请的股东的全部所有股票”等等。

分为受理后审查前，审理中，裁决后三区段。第一，受理后审查前，鉴于商业判断经验不足和规则缺失，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承担针对具体案件提出商业意见的责任供法院参考，加强处理专业化。经济法规纷繁复杂，更新频繁，法院无法独立承受重压，应由有关部门承担法定咨询义务。

第二，审理时法院必须保持审慎，解散判令之前，推动私力救济穷尽可能途径。选择性清购是司法解散道路上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替代性救济中的重要分支，调解程序有重大作用。任何在诉讼过程中的和解以及非解散方式都受到欢迎，即解散之防止。在这个防止的前置程序里，多样性和有效性因个案而异。

第三，裁决后，公司还必须进行清算。是否有必要建立解散登记制度，由法院直接将裁判送达有关机关，避免公司诈欺。我国公司法只规定了人民法院主持破产清算以及公司任意清算遭遇障碍时，债权人有权提请法院指定清算组。公司被强制解散，往往瘫痪难以清算，法院似应组织清算而非坐等债权人，在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下如何与清算制度衔接好也必须考虑周全。

结语

司法解散不是从实体责任导出局限于直接受害方的影响内对过去错误的补偿，相反，是前瞻的，根据灵活而广泛的救济原则特别设计的。与传统模式有明显差别，加深法院介入，确定行为界域，研究制度细分设计将给予股东真实权益和人格尊严。

摘要：公司法183条赋予股东诉请解散公司的权利, 引入了司法解散制度, 是先进性的体现。基于其新颖性和概括性, 笔者针对制度下产生的新空白, 探讨科学的制度设计, 通过合理的细则推动法律理想的实际完善。

关键词：司法解散,诉讼,制度设计

参考文献

[1]、吕太郎著:民事诉讼之基本理论 (一) 中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2页。

[2]、周友苏:《新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第492页。

[3]、郑若山著:《公司制的异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第5页。

[4]、柯芳枝著, 《公司法论》, 中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 第61页。

[5]、柯芳枝著, 《公司法论》, 中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 第62页。

[6]、[德], 莱塞尔著 (Raiser·T) , 高加军等译, 《德资合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666页。

篇4：公司司法解散制度

关键词：司法解散；公司僵局；解散事由

一、案情简介

常熟市凯莱公司（以下简称凯莱公司）成立于2002年1月，林方清与戴小明系该公司股东，各占50%的股份，戴小明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林方清任公司总经理兼公司监事。凯莱公司章程明确规定：股东会的决议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但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合并、解散、变更公司形式、修改公司章程做出决议时，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2006年起，林方清与戴小明两人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从2006年6月1日起至2009年，凯莱公司未召开过股东会。服装城管委会调解委员会于2009年12月15日、16日两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但均未成功。

林方清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称凯莱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陷入公司僵局且无法通过其他方法解决，其权益遭受重大损害，请求解散凯莱公司。

江苏省于2009年12月8日以（2006）苏中民二初字第0277号民事判决，驳回林方清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林方清提起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0月19日以（2010）苏商终字第0043号民事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解散凯莱公司。①

二、公司司法解散概述

按公司法理论和各国公司法实践，公司的解散主要有三种情况：（1）自愿解散；2）行政强制解散；（3）法院判决解散。自愿解散一般是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或股东合意解散；行政强制解散一般是在公司违反法律、法规，被行政机关依法撤销或吊销营业执照而解散；法院判决解散也叫公司司法解散，一般是在公司出现僵局或其他问题，经相关当事人申请，由法院判决公司解散。②

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第181条也规定了公司解散的三种情况。并于第183条和《司法解释二》对公司司法解散事由做了进一步规定。我国的公司司法解散针对的情形是：公司经营严重困难，财务状况恶化，虽未达到破产界限，但继续推迟会使股东和债权人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而因股东之间分歧严重，股东会、董事会又不能形成公司解散清算的有效决议，处于僵局状态。公司解散，在正常情况下应有公司自行决定，只有在特殊情况下，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法院才可依股东的申请解散公司。

三、公司僵局与公司司法解散事由

何谓公司僵局？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的定义，公司僵局是指在封闭持股公司中出现的由于公司的控制结构允许一个或者多个不同意公司某些方面政策的股东派别阻止公司的正常运作所致的僵持状态。 李曙光教授认为“公司僵局”是一个描述公司政治与利益冲突的形象词汇，它指的是公司股东之间、董事之间及股东与董事之间，在公司营运过程中，由于公司政治与利益冲突，彼此不愿妥协而陷入僵持、对抗，公司无法决策、正常经营甚至瘫痪的状态。公司僵局根据其发生的公司机关不同，可以分为股东会僵局和董事会僵局两种。③下文将股东会僵局和董事会僵局统称为公司管理的内部障碍。

我国将公司解散事由规定在《公司法》第183条和《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的相关条款中，下面将做具体阐述：

《公司法》第183条本身的内在逻辑关系中分析可知，解散事由应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递进关系并且缺一不可：第一，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第二，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第三，不能通过其他途径使股东利益免受重大损失。

《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条提出的四种情形都是对“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解释，或者可以说公司经营管理发生困难包括三种情形再加上一个兜底条款，该条同时表明人民法院受理公司司法解散必须符合以下条件：第一，主题适格；第二，存在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形并且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

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司法解散的事由，与公司僵局还是存在区别的，公司僵局强调因公司管理存在内部障碍，导致公司出现经营的障碍，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无法对公司的任何事项作出任何决议，公司的一切事务陷入瘫痪状态，公司的运营陷入僵局；而公司司法解散事由包括了三个递进的条件，条件之一公司管理经营发生严重困难，即公司管理存在内部障碍和公司经营过程中存在的资金问题，类似于公司僵局的规定，但公司管理经营发生严重困难可能仅指公司管理的内部障碍，这一内部障碍的存在并不一定使公司无法正常运营处于瘫痪状态。那么当股东具备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事由，但是公司未处于僵局状态，法院该如何判决。

四、案件判决分析

凯莱公司案二审法院在判决而理由分为三点，前两点理由说明了解散的事由，解散事由之间的关系是，首先经营管理已发生严重困难，其次由于经营管理已发生严重困难而导致的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最后，上述状况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解决。二审法院强调，在考虑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时侧重点在于公司管理方面存有严重内部障碍，不应片面理解为公司资金缺乏、严重亏损等经营性困难。可见法院在判断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时的标准有两个：第一是公司管理上存在的内部障碍，第二是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的资金上的困难，这两个标准，第一个符合《司法解释二》的第一条第一款至三款的规定，第二种标准符合第四款兜底条款的规定。该案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理由在于公司处于盈利状态，没有对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股东仅仅因股东之间的矛盾这一理由不可以判定公司司法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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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熊猫公司诉北京熊猫恒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一案中，二审法院认为解决公司僵局最彻底的方案是解散公司，但是对经营状况良好的公司，因为其内部决策和管理机制的暂时失灵即终止公司存在，显然成本较高，也是对资源的浪费。法院认为，北京熊猫公司虽持续一定时间未能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但对公司的运作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实际经营并未发生严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熊猫公司提起公司解散之诉，理由并不充分，判决驳回上海熊猫公司的诉请，维持原判。④

凯莱公司案二审法院侧重于强调公司管理的内部障碍即股东之间的矛盾；该案一审法院强调公司并未陷入僵局状态，公司仍在正常运作。上海熊猫公司诉北京熊猫恒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一案法院也是强调公司并未陷入僵局状态，公司仍在正常运作，可见法院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判决结果。因此法院在适用司法解散条款时应当慎重，因为一旦适用司法解散条款，公司即进入清算程序，法人资格即将消灭，对公司的影响是毁灭性的。

五、公司司法解散制度存在的问题

首先，我国的公司司法解散制度在制度设计之初是为了解决公司陷入僵局状态给股东带来损害这一问题，然而，公司僵局强调的是公司管理的内部障碍使得公司陷入本能正常营业的瘫痪状态，而我国的立法只强调了公司管理经营存在严重困难，继续存在对股东利益造成重大影响，过分强调了对股东的救济，忽略了虽存在股东之间的矛盾，但并不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行这一情形，如果仅因为股东之间的利益纠纷裁判正常运营的公司解散，并不符合国外关于公司僵局这一制度的立法本意，同时因失业人员的增加，也会对社会造成负担。⑤

其次，现行法律对股东遭受损失没有详细的规定，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判断股东利益受损，在各地法院的判决中并没有表明，一些案件中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也没有被法院采用，法院在判定股东利益受大重大损失时存在较大的自由心定的空间，法院的自由心定对案件的结果造成很大的不确定性，不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性，有损法律的确定性。

最后，在凯莱公司一案中，把服装城管委会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作为诉讼前的救济手段之一，然而纵观《公司法》法条，除了第183条之外却找不到其他的救济措施，虽然有第75条的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然而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的前提条件是具有有效的股东会决议，但是司法解散公司正是因为公司陷入僵局无法做出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因此在《公司法》上是不存在其他方式可以解决公司僵局这一状况。⑥

六、完善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建议

首先，明确司法解散制度的立法目的，公司司法解散制度设立的初始理由就是为公司的小股东提供维权的工具，各国在适用公司司法解散制度时，对于仍具有经营能力的公司的解散都保持审慎的态度，因为正如英国学者戴维斯所言，如果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解散公司无异于杀死一只下金蛋的鹅。⑦

其次，在确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时，考虑到公司管理的内部障碍时，更应强调这种障碍对公司的影响结果即：公司的经营状况是否陷于瘫痪状态，因为强调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更能体现对股东利益的影响，而法院直接选择对股东利益的影响作为判断标准，在实际运用法律过程中很难判断，存在较大的自由心证的空间。

再次，最好的救济方式是股东的事前救济，也就是理性的股东在设立公司、订立公司章程之时或双方处于友好关系时，就公司的控制权、经营管理等事项加以详细规定，就将来可能出现的纠纷及解决方案在公司章程中作出约定。

最后，除了公司司法解散制度，还应规定其他的替代性救济措施。例如增加买断措施的规定，买断措施允许法院判令公司或多数股东买断少数股东的股份；也可以将那些从事不当行为的股东从公司中除名，从而解决股东之间的纠纷，这些救济措施为少数股东提供了有效的退出机制，同时又维持了继续营业的公司的价值。⑧（作者单位：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注解

①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林方清诉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戴小明公司解散纠纷案[EB/OL].[2012-04-09]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2/04/id/478577.shtml

②王妍.法院判决公司解散——司法裁判权与公司自治的冲突与协调[J].法学论坛，2006-03-05，21（2）

③李曙光.新《公司法》中破解“公司僵局”制度安排的探讨[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6，19（3）

④http：//www.lawyee.net/Case/Case_Display.asp ChannelID=2010100&keyword=&RID=154478

⑤庄晨曦.论有限责任公司的司法解散制度——以《公司法》第183条及相关股东权利救济措施为视角[J].法制与社会，2013.3（上）

⑥万国华，原俊婧.论破解公司僵局之路径选择及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兼论新《公司法》第75条和第183条之公司治理解读[J]. 河北法学，2007，4（25）

⑦龚鹏程.论公司司法解散——对修订后公司法相关内容的思考[J].法学研究，2006，5

⑧范黎红.有限责任公司司法裁判解散的法理思考与实证考察[J].公司法律评论，2009

篇5：公司解散通知

在充满活力，日益开放的今天，接触并使用通知的人越来越多，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可以用通知，平行机关之间有时也可以用通知。那么一般通知是怎么写的`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公司解散通知3篇，欢迎大家分享。

公司解散通知 篇1

沈阳xx科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注册号：xxxxxx000xxxxxxxx)经营期限届满，股东会研究决定解散，请各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本公司申请债权。

公司住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公司解散通知 篇2

____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企业)子企业____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企业)已召开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解散合资企业。

____有限公司是成立于___年____月的中外合资企业，由本企业和日本兴南贸易株式会社合资组建，注册资本____万美元，其中本企业以厂房、设备、商标使用权折价及部分现汇投入_______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____%;日本兴南贸易株式会社以现汇投入___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____%。合资企业自运营以来，经营状况良好，投资收益稳定，截至____年____月____日，合资企业经审计的总资产为____万元人民币、净资产____万元人民币、全年净利润____万元人民币。目前为进一步适应市场需要，同时鉴于合营已满20xx年，合资企业董事会决定终止合同、解散企业。现合资企业已成立清算委员会，由清算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处理清算事宜。

特此公告。

_______股份有限公司

____年____月_____日

公司解散通知 篇3

公司股东会于20xx年4月29日决定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债权人应当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联系方式：

清算组联系人：

湖南xx投资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

篇6：公司解散通知

这份“云南xx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公告”中写到：根据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云南xx(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云南xx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的批复》(滇烟工资产[20xx]328号)，云南xx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唯一股东云南xx(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出决定，决定由其对公司进行合并，合并方式为吸收合并，此项工作完成后公司将解散，公司原债权、债务、合同及商业活动承诺由云南xx(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继。

而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吸收合并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吸收合并通知书》的债权人自本《公告》公告之日起45日内，决定是否向公司提出要求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申请。

据了解，云南xx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是玉溪xx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前身为云南xx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云南xx集团有限公司属国有独资公司，负责玉溪xx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包括能源交通、烟草配套、建材木业、金融证券等多元化投资管理。

篇7：实用的公司解散通知

现如今，用到通知的地方越来越多，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可以用通知，平行机关之间有时也可以用通知。大家知道正式的通知怎么写吗？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公司解散通知4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公司解散通知 篇1

10月16日，云南xx集团有限公司发出公告称：云南xx（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决定由其对云南xx集团有限公司进行合并，合并完成后，云南xx集团有限公司将解散。

这份“云南xx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公告”中写到：根据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云南xx（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云南xx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的批复》（滇烟工资产[20xx]328号），云南xx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唯一股东云南xx（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出决定，决定由其对公司进行合并，合并方式为吸收合并，此项工作完成后公司将解散，公司原债权、债务、合同及商业活动承诺由云南xx（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继。

而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吸收合并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吸收合并通知书》的债权人自本《公告》公告之日起45日内，决定是否向公司提出要求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申请。

据了解，云南xx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是玉溪xx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前身为云南xx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云南xx集团有限公司属国有独资公司，负责玉溪xx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包括能源交通、烟草配套、建材木业、金融证券等多元化投资管理。

20xx年xx月xx日

公司解散通知 篇2

公司股东会于20xx年4月29日决定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债权人应当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联系方式：

清算组联系人：

湖南xx投资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

年4月29日

公司解散通知 篇3

____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企业)子企业____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企业)已召开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解散合资企业。

____有限公司是成立于___年____月的中外合资企业，由本企业和日本兴南贸易株式会社合资组建，注册资本____万美元，其中本企业以厂房、设备、商标使用权折价及部分现汇投入_______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____%;日本兴南贸易株式会社以现汇投入___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____%。合资企业自运营以来，经营状况良好，投资收益稳定，截至____年____月____日，合资企业经审计的总资产为____万元人民币、净资产____万元人民币、全年净利润____万元人民币。目前为进一步适应市场需要，同时鉴于合营已满20xx年，合资企业董事会决定终止合同、解散企业。现合资企业已成立清算委员会，由清算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处理清算事宜。

特此公告。

_______股份有限公司

____年____月_____日

公司解散通知 篇4

沈阳xx科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注册号：xxxxxx000xxxxxxxx)经营期限届满，股东会研究决定解散，请各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本公司申请债权。

公司住所：

联系人：

篇8：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立法的完善

一、数据选择与处理说明

目前, 我国法院系统缺乏较为统一而公开的案例公示制度, 本文选择从“北大法宝”数据库搜集到的以“公司解散纠纷”为案由的130个案例作为研究样本, 并假设北大法宝网在上传案件时没有做某些方面的故意筛选, 以保证研究结论不带有某些倾向性。另外, 假设判决时没有案外人为因素如司法腐败的影响。本研究共下载159份裁判文书, 下载日期为2012年3月1日。排除公司司法解散制度建立以前产生的、做出管辖权异议裁定、案情重复或描述不清的裁判文书, 最终得到130个研究样本。其中, 经过法院审理最终判决解散的有62件, 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共34件, 驳回起诉的共15件, 一审或二审撤诉的9件, 调解结案的10件。

二、司法实践中的公司司法解散

(一) 法官如何理解183条的解散标准

《公司法》第183条 (1) 规定判决公司解散的条件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且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在现实生活中, 公司内部矛盾状况各有不同, 183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之解散事由的规定显得过于模糊, 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对183条的解散标准产生了不同的理解。

部分法官在适用法律时对183条内容进行字面解释, 按照字面理解适用法律。但是, 由于183条内容本身的模糊性, 法官对法条的字面意义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在长城宽带公司诉长城光环公司案中, 法官认为“公司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应当理解为“经营”和“管理”两个方面的困难。“经营的困难”主要是指因为重大事由的出现, 公司与外界的交易发生严重困难, 公司的经营目的和存在基础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继续经营将严重损害股东的利益。“管理的困难”主要是指公司权力运行发生严重困难,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公司僵局”。在王维国诉董小蕙案中, 法官则仅将183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理解为公司僵局。也有法官认为公司司法解散制度就是公司僵局解散制度, 经营管理严重困难是有限责任公司陷入僵局的第一个要件, 用尽其他救济途径是有限责任公司陷入僵局的第二个要件。当公司陷入僵局, 并难以通过其他途径加以改变时, 解散公司无疑是最后的也是最有效的救济措施。

另外, 部分法官从公司的基本制度理念出发, 对183条进行了论理解释。如法官在简榕桂诉郑宁等一案中提出在判断公司应否解散的标准问题上, 应从“资合性”要素和“人合性”要素两方面考察, 且以“人合性”为主要依据。股东之间具有良好合作意愿和稳定的协作关系是公司存续的必要条件, 公司的正常运行也是通过股东行使权利和公司管理机构行使职权实现的。如果股东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或情感对抗, 并丧失了最起码的信任, 那么, 股东之间相互合作的基础便完全丧失, 即公司存续的人合基础丧失, 进而导致公司管理混乱、运行瘫痪。

(二) 法官对司解二第一条第一款地位的理解

《司解 (二) 》第一条第一款规定,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 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 并符合公司法第183条规定的, 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1) 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2) 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 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3) 公司董事长期冲突, 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4) 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 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第二款规定, 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 或者公司亏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 以及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 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对此, 学界对《司解 (二) 》第一条有不同认识。

一种观点认为《司解 (二) 》第一条是有关受理条件的规定, 其第一款是应予受理的条件, 第二款是排除受理的条件。只有同时满足司法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四项之一且满足183条的案件才予以受理, 这实际上提高了案件的受理标准。

事实上, 司法实践中并未有法官将《司解 (二) 》第一条第一款理解为受理条件。首先, 法院决定是否受理案件时只对起诉材料的形式要件进行审查, 被申请解散公司是否达到董事会僵局或股东会僵局状态且满足183条的规定需要在通过诉讼双方的诉状和证据进行实体审查才能得出判断, 而这一实体审查是案件受理后的工作。并且, 若起诉案件不满足受理条件, 法院在受理案件后应裁定驳回起诉, 而在研究样本中的所有驳回起诉的案件中, 并未发现因不满足《司解 (二) 》第一条第一款的受理条件而被驳回起诉的情况。

也有学者认为《司解 (二) 》第一条是实体上“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细化标准[2]。在一些案件中, 法官确实将《司解 (二) 》第一条第一款理解为对“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认定标准的具体化和细化规定, 作为判断是否应予解散公司的实体标准。主要体现为以股东会或董事会是否两年未召开来认定其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 并以此来认定是否应予以解散。有法官在判决意见中提出“公司已经超过两年未召开股东会, 根据公司法183条规定,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因此判决公司解散”。虽然本案没有直接援引《司解 (二) 》第一条第一款, 但实际上法官将第一条第一款理解为了183条的细化标准, 如在34起驳回解散请求的案件中, 有8起案件的法官认为案件不满足《司解 (二) 》的“股东会或董事会未召开满两年”规定而判决不予解散。如在严国顺与北京国鹏飞宇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解散纠纷上诉案中, 二审法官提出了不予解散公司的几点理由, 其中之一便是认为国鹏飞宇公司成立于2007年8月, 其股东会于2009年2月5日形成变更住所地和修改章程的决议, 故国鹏飞宇公司不存在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的情形。

实际上《司解 (二) 》第一条第一款既不是对公司司法解散案件受理条件的普遍性规定, 也不是对公司法183条的进一步细化。因对“公司经营管理困难”的认定缺乏统一标准, 很多法院在实际操作中对许多经营管理已陷入极度困难的公司股东提出的请求解散公司的诉求予以拖延或不予受理。此规定就是基于这一情况而强调, 在公司已经出现了《司解 (二) 》规定的情况之一的情况下, 法院应当受理而不能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这是对受理案件中特殊案件的专门强调, 并不意味着不满足此规定的案件就不予受理, 更不代表应当根据此规定判决是否解散。之所以司法实践中很多法官将其认定为183条的细化解释, 是因为公司法183条规定过于模糊, 法官有对183条进一步细化的强烈期待, 而在司法解释出台后, 很多法官主观地认为《司解 (二) 》是对“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细化解释。但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 法官在缺乏解散标准的情况下无奈地将《司解 (二) 》第一条第一款作为对公司法183条的细化标准使用。

(三) 《司解 (二) 》之调解原则对裁判的影响

《司解 (二) 》第五条 (2) 提出审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应当注重调解, 并对当事人之间协商一致的使公司存续的股权收购和减资等措施予以认可。在130个研究样本中共有19件调解或和解而结案的, 其中10件是法院调解结案, 9件是通过庭外和解或法院调解后被告当庭同意解散而由法官作出判决 (3) 。其中, 2005年到《司解 (二) 》出台以前庭外和解或法官调解的案件有4件, 同时期判决的案件总数为35, 占同期所有案件的14.28%;《司解 (二) 》出台后庭外和解或法官调解的案件有15件, 同时期的研究样本总数95, 庭外和解或法官调解的案件占同期所有案件的百分比为15.78%, 增长1.5个百分点 (见表1) , 调解率前后变化不大。

《司解 (二) 》强调的调解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效果并不明显。民事诉讼法本身便对调解有相应规定, 这里只是对调解原则进行了强调, 调解原则本身无任何强制性。“当事人协商同意由公司或者股东收购股份, 或者以减资等方式使公司存续, 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此规定没有确立法官在股权转让或减资等措施中的主导作用, 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 股权转让和减资等难以实现。

(四) 对“公司是否正常经营”标准过度依赖

在所有研究样本中有96个案件做出了实体判决, 其中62个案件判决解散, 34个案件判决驳回请求解散公司诉讼请求, 现将案件判决结果与被请求解散公司的经营状况关系通过表2予以展现。可以看出公司是否正常经营与法院裁判结果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相关性, 法院在判决是否解散公司时, 公司是否正常经营是极为重要的考量因素。有40个对公司经营情况有明确描述且判决解散的案件中, 34个案件中的公司已经不能正常经营运转, 或虽然仍在经营, 但经营管理困难且公司亏损。在37家仍在正常经营的公司中, 法官认为其中34家公司或经营状况没有到要停业的状况, 或虽然经营困难但有回转可能而判决不予解散, 仅有3家公司被判决解散。大部分法官根据公司是否正常经营作为判决解散的依据, 而忽略了即便公司正常经营, 部分股东的利益仍会受损的情况, 这实际上增加了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难度, 不利于维护公司股东的利益。

不考虑股东利益是否受损而仅以公司经营状况决定是否解散公司是不合理的。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 公司正常经营并不是阻止法官判定解散的理由。2004年纽约州商业公司法第1111 (b) (3) 明确规定如果解散是处于对全体股东利益保护的目的, 那么不能因为公司还在盈利就否定解散救济的适用。美国的公司司法解散也不以公司是否盈利为标准, 股东关系才是判决是否解散公司最应该考虑的核心要素。在Radom v.Neidorff案中反对盈利要素的法官指出虽然公司持续盈利, 但处于无休止的诉讼中, 且两位股东存在根本性分歧, 没有比解散更佳的解决办法, 不应以盈利为理由保留一个内部关系紧张到无可修复的公司。在Hedberg-Freidheim一案中, 法官认为尽管公司一直在盈利, 但当股东之间的僵局导致公司不能再按照有利于股东利益的原则展开业务时可以解散公司[3]。

我国在判断是否解散公司时, 法官过分依赖于公司的经营状况与其错误估计了判决公司解散的不利后果有关。事实上法院宽松解释和适用183条的规定, 并不会导致大量的公司走向解散。对于一个有继续存在理由的公司, 如果公司具有较好的盈利前景, 股东能够在资本市场上方便的实现股份转让。即便法院决定判决公司解散, 或其他股东往往会在法院作出解散判决前将异议股东的股份全部买下。如果公司虽然仍在正常经营, 但已经没有继续运营价值, 即便法院不判决公司解散, 公司多数后来也会被解散, 因为公司的继续运营已经不符合多数股东的利益要求 (4) 。法院是否判决解散其实与公司能否存续没有太大的关系。

另外, 法官对“公司是否正常经营”标准的过度依赖与替代性措施的缺失有关。在很多情况下, 案件虽已满足183条规定的条件, 法官应判决解散公司, 但法官在判决时同样会考虑很多其他因素, 如公司解散涉及到的职工权益保护问题, 地方税收增长问题, 解散公司对当地的社会稳定的影响等等, 如此时股东利益与社会利益产生严重冲突, 法官多半会选择不予以解散。现有的公司司法解散制度没有提供在不解散公司的情况下能挽救股东利益的制度设计, 法官只能在解散或不解散公司两者中做出选择, 为此多数法官都会在解散公司问题上持谨慎态度。

三、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立法完善

通过分析可发现在公司司法解散制度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而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其一, 公司法183条与《司解 (二) 》的关系定位不清晰, 解散标准过于模糊, 法官在适用法律时缺乏统一标准, 对法条产生不同的解释;其二, 司法解散替代性措施的缺失导致法官缺乏选择空间, 在判决时趋于保守, 不利于股东利益的保护。因此, 未来的制度设计应当从细化解散标准和提供替代性措施两方面展开。

(一) 细化解散标准

通过对境外公司司法解散立法的考察, 并对130件公司司法解散研究样本进行分析, 公司司法解散标准的确立应考虑以下四点因素 (5) :

第一, 公司的人合性基础是否丧失。公司建立的本质是股东之间基于人合关系和资金建立公司, 人合性、公司资本是公司存续的最重要的部分, 一旦缺失一样都会造成公司的消灭。公司资本丧失的结果是公司破产, 公司人合性基础的丧失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共同经营、共同盈利, 相互信任、有好合作, 基于公司章程共同合作, 在经营的过程中, 若因为一些事情使得股东之间的人合性基础破坏, 已经影响到公司的正常经营, 公司的资产也正受到破坏性的损耗与浪费, 这时公司就有解散的必要。法国《民法典》第1844-7条第5项规定, 应一名股东的请求, 法院得以宣告公司解散的“正当理由”之一为, “股东之间不和, 致使公司处于瘫痪状态时”[4]。

第二, 股东对管理权的合理期待是否落空。在实践中, 股东之间互相争夺管理权, 一股东为控制公司而采用一系列手段剥夺另一股东的经营管理公司的权利, 被剥夺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权的股东只有分红权, 而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业务没有任何有效的渠道。这通常由第一种情形演变而来, 当股东之间人合性基础丧失之后, 股东之间互不信任, 在公司的经营管理上互相排斥, 甚至利用职务便利与优势采取一些敌对手段企图将对方排斥于公司的经营管理圈外。股东投资设立公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投资金钱回报, 但相对封闭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了希望获得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之外, 通常还期待获得心理上的回报 (6) 。因此, 股东是否拥有平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权利也是体现公司是否健康存续的指标, 应将其作为是否解散公司的判断标准之一。香港地区的司法判例普遍将被从管理层排除出来作为启动“正当和公平”停业清算程序的理由之一, 当合伙人各方明示或模式统一分摊或分割管理权利或者各方都有普遍的权利参与管理时, 一方被排除管理层就构成了对基本义务的违背[5]。

第三, 增加对大股东信义义务的要求。信托义务理论是公司司法解散的基础理论之一, 它要求股东彼此应施以最大的善意和忠诚, 在管理公司、行使其职责时必须遵循严格的诚实信用标准, 不得因贪婪、便利或是个人利益而违反此责任, 压迫或欺诈小股东利益, 义务的违反构成了公司司法解散制度启动的充分条件。外国的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中普遍将大股东信义义务的违反作为解散理由之一, 《美国标准公司法》第14.30条将公司的董事或者管理人员已经、正在或者将要实施不法、压榨或者欺诈的行为规定为提起解散之诉的情形之一, 英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因公司实际上仅仅是大股东、董事、或经理人实现个人利益“工具”或“外衣而解散公司” (7) 。

第四, 公司目的事业是否丧失或已实现。公司的设立是以一定目的事业为基础的, 是维系股东之间共同努力的基础, 一旦丧失, 股东对丧失的后果不满, 公司的经营基础与维系桥梁就丧失, 公司存续的本质意义荡然无存, 公司对于该目的事业来说没有存续的必要。很多国家 (地区) 对此项都有规定, 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61条对股东请求法院解散公司的事由之一是, 公司所追求之目的不可能达到[6]。也有法国法院判例认为, 从经济上看不再有活路的公司, 也可以宣告其解散 (8) 。香港地区的司法判例普遍认为, 缺乏公司建立的基础 (公司既定的目标不可能达到, 或者继续追求这个目标已经在事实上不可能) 和既定目标受挫 (特定的目标或机会被认定是本来就不存在的, 或以后不可能存在, 或不论什么原因都无法实现) 能启动“正当和公平”停业清算程序[5]。

(二) 提供替代性措施

在公司司法解散案件中, 公司解散并不是起诉解散公司股东的最终目的。公司解散往往会导致股东的股份大幅缩水, 并且会产生工人失业等社会问题, 诉讼双方与法院都希望能够在不解散公司的前提下找到其他解决办法。实际上很多国家在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中都规定了替代性措施, 并且, 这种替代性措施的效果是显著的 (9) 。

1. 股权转让。

在130个研究样本中有10件调解结案的案件, 其中6件转让股权, 《司解 (二) 》颁布前后各有2件。在有4份对各股东的股份比例情况有介绍的调解书中, 转让的结果都是占多数股份的股东收购占少数股份股东。占多数股份的股东一般都是公司内部信息的掌控者, 他们通常对公司的情况更为了解, 也更有能力以合理地价格收购原告的股权;同时, 占多数股份的股东多半在解散诉讼开始前就已经控制着公司的经营管理, 且不愿意解散公司, 他们也愿意通过收购起诉股东的股份来继续经营公司。

2. 公司分立。

在叶某某等诉宁夏恒运达综合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 (10) 中, 宁夏恒运达综合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分立成两公司, 按股东股份进行资产分割。这对于因人合性基础已破坏, 特别是因公司的经营管理理念、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或私人恩怨导致人合性基础破坏而双方都不想退出公司的情况下, 公司分立既可以避免公司大量裁员引发社会问题, 也能使股东的经营管理要求得到满足。

实际上无论是确立调解原则还是赋予股东请求购买股权的权利, 都是在至少有一名股东或本公司有购买意愿的情况下实现的, 而在公司或任意股东都不愿意认购他方股权而被迫解散公司, 其成本与代价也是巨大的, 也是违背替代性措施的初衷的。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在完善时, 应当考虑赋予法官能够直接判决公司或某一方股东购买另一方股东股权的权利, 这种判决必须是在考虑公司的经营状况与发展前景、公司解散的成本与代价的基础之上的, 具体判决谁有强制购买股权的义务, 需要结合股东之间对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过错、公司的资产情况、各股东以往对公司的努力与付出程度, 股东个人的能力 (技术知识、商业头脑) 等。为了缓解其他股东的受让股权的压力, 提高股权强制转购买判决的可能性, 可依据股权强制购买的义务方的请求, 将股权的具体购买方拓展至购买义务方寻找的第三人, 此第三人可以是公司的其他无购买义务的股东, 也可以是与公司股东之外的第三人。

摘要：通过对130个司法案例进行分析, 本文发现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对183条解散标准的理解不一, 一些法官在案件中将《司解 (二) 》第一条理解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细化标准;在判决是否解散公司时, 由于调解原则不能弥补替代性措施的缺失, 法官过度依赖“公司是否正常经营”标准, 股东利益并未得到充分保护。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可归结为公司法183条与《司解 (二) 》第一条的关系定位不清晰, 解散标准过于模糊与司法解散替代性措施的缺失, 未来的制度设计应当从细化解散标准和提供替代性措施两方面展开。

关键词：公司司法解散,实证研究,解散标准

参考文献

[1]孙晓洁.公司法基本原理[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416.

[2]汤兵生.公司解散诉讼的现实困境与司法对策[J].东方法学, 2011 (4) :111-114.

[3]杨奕.公司司法解散的适用标准[J].人民司法, 2010 (7) :60.

[4]伊夫·居荣.中国商法[M].罗结珍, 赵海峰, 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213-214.

[5]罗修章, 王鸣峰.公司法:权力与责任[M].杨飞, 林海金, 张辉, 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1099-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