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北农村低碳消费影响因素及对策探析

2022-09-11

1 制约川西北农村低碳消费的因素分析

经过实地调研, 川西北农村低碳消费问题的产生既有政策制度的原因, 也有农民自身的原因, 包括经济上的客观原因和消费观念上的主观原因。

1.1 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

一国的低碳消费政策法规反映其对低碳消费的态度。以农作物废弃物处理方法为例, 1999 年,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也于2016 年1 月1 日起施行。其中对露天燃烧秸秆属违法行为作了明确规定, 甚至对部分情节恶劣者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但我国现行的环保法律法规主要针对城市和工业, 对乡村环境整治具体规定较少, 具体完善的低碳消费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还未形成, 推行农村低碳消费步履维艰。比如, 据环保部向四川省政府的通报显示, 四川2015 年秋秸秆焚烧火点同比不减反增, 其中川西北地区有15 处着火点。

1.2 相关机构和机制不完善

1.2.1 倡导低碳消费的基层机构设置不完善。目前, 在川西北农村劳动力中, 小学及其以下文化程度的人较多, 文盲、半文盲现象仍然存在。因此, 倡导并有效进行农村低碳消费,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低碳环保基层机构的运行效率。1999 年的《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将秸秆禁烧做为村务公开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规定乡镇作为直接监管主体, 但并未发挥实效。近些年,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 包括川西北在内的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开始设置乡镇绿化环保办公室等部门, 但设置各异, 没有统一的规划, 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大多数为文盲半文盲的中老年农民, 工作时间不固定且主要精力和时间还是放在农业生产上, 不能形成有效的影响和示范效应, 难以发挥部门有效的低碳环保引导和规范作用。

1.2.2 生产生活清洁节能机制不健全。川西北农村地区可利用的清洁能源较为丰富, 但是清洁节能技术欠缺。目前只有沼气利用的技术比较成熟。比如江油市的户用沼气池总量到2013 年底达到9.2 万口, 除开使用天然气的农户, 已建池农户数占适宜建池农户数的87.8%。但2014 年江油市永胜镇朝阳村家庭能源消费结构变化中仅有8%的农民将沼气作为主要的生活能源加以利用。1究其主要原因, 很多地区的沼气推广技术不成熟, 沼气池设计存在不合理之处导致产气率低, 难以保证生活使用。此外, 现有的清洁节能技术的开发和推广脱离当地实际, 成本尚高, 难以在农村地区大面积推广应用。

1.3 川西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

1.3.1 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大。通过实地调查,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大而引起的经济收入不均衡是影响川西北农民低碳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 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民对低碳产品的关注度。低碳产品因技术含量较高, 其价格也较一般商品高。因此, 多数村民不会去刻意追求低碳产品, 更不会因为产品上有环保低碳的标志就乐意多花费自己的金钱, 他们更多的会考虑经济因素和方便性。

另一方面, 部分较高收入者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同时, 更倾向于选择奢侈性的商品, 满足自身对所谓的“高品质”生活的追求。而“一旦消费过度, 奢侈及炫耀性消费大量出现, 将直接影响到低碳消费模式的构建, 不利于低碳经济发展”2。

1.3.2 乡村产业发展具有不可持续性。乡村产业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表现在农业生产和乡村企业两方面。农业发展过程的日益高碳化, 具有生产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不可持续性。川西北青壮年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第二、三产业, 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难以维系。农业生产开始由高劳动力投入的传统农业转向高资本投入的化学农业、石油农业。农用机械的大量使用, 农药的大面积喷洒, 农田过度开垦和不合理的种植方式等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增。

大量城市高碳产业迫于城市环境和资源压力向农村地区转移, 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农民收入的渠道, 但其在生产过程中不注重改进生产技术和提高能效, 以高能源资源投入换来高产出, 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不断增加。这种高碳排放的不可持续的乡村产业发展模式, 难以给农民带来长期的稳定的经济收益, 影响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1.4 农民低碳消费意识淡薄

1.4.1 农村低碳消费宣传不到位。川西北为丘状高原山地区, 农民居住较为分散, 践行农村低碳消费需要大量有效的宣传工作做保障。通过调研数据统计, 朝阳村村民主要通过农村基层工作人员、邻里亲友、新闻网络、报纸等途径获得对低碳消费的相关了解, 各种途径的比例如下图所示:

虽然农民对低碳消费的了解途径较多, 但从调研数据看, 基层环保机构的宣传作用不甚明显。宣传人员的缺位导致农民对低碳消费的了解存在较大障碍。加上部分农民处于文盲、半文盲文化水平, 单一的宣传手段难以产生很好的效果。农民对低碳消费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认识不清, 容易产生对低碳消费的认识偏差, 也难以将低碳消费落实到生活细处。

1.4.2 农民个人消费偏好及消费习俗。个人消费偏好及消费习俗对个人的消费行为具有强烈的指导作用。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将人的需求分为“需要”和“欲求”。认为“社会的首要义务是满足人作为同一“物种”的成员所应有的东西, 即满足“需要”, 而当今社会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 而是欲求, 即因个人趣味和偏好产生的各种喜好。”3潘家华也提出相似的观点, 认为奢侈性消费即欲求, 具有无限性特征。在产品过剩的社会, 人们的消费更倾向于商品的符号价值, 并将此作为标榜自己的消费尺度。通过实地调研显示, 农村居民招待客人不离烟酒, 过年过节、走亲访友在烟酒方面的开支更大, 每户家庭一年仅烟酒消费支出就高达2000 元至5000 元。农村举办婚礼的费用支出一般至少要2 万至3 万元, 生活较宽裕的家庭则要花费10 来万元。能源节约意识的缺乏导致人均能源消费量远超实际需求量。

2 促进川西北农村低碳消费的对策

针对以上原因, 主要从基层政府、社会组织、农民个人三方面探索川西北农村低碳消费发展之路。

2.1 基层政府规范引导农村低碳消费

基层政府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织, 与农民群众的联系最为密切, 对农民消费行为的影响也最深。

2.1.1低碳采购, 发挥带头模范作用。基层政府的消费行为影响和指导着农民的消费选择。“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要使广大干部群众在思想上真正明确, 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 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4在不影响办公效率的前提下, 以“精细化”管理方法将低碳消费模式贯彻落实到办公环境和办公过程的各个环节, 建立低碳消费考核制度并纳入绩效评比, 限定政府用能支出额度。以低碳理念进行乡村规划、改造和建筑设计, 把握“源”上的替代, 注重“汇”处的吸收, 加强农民和社会组织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例如,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正加快推进川西北清洁能源示范区电力通道建设, 探索新能源建设之路, 打造川西北清洁能源示范区。

2.1.2制定并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

2.1.2.1 引导农村生产结构调整, 完善低碳产品服务体系。

完善农村低碳产品体系, 首先需要调整农村生产结构, 鼓励和支持绿色环保产品的生产, 引导生产结构向低碳化转型。乡镇企业在进行生产的同时, 既要注重产品的低碳性, 也要形成与周边产业的优势互补, 注重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产业, 充分挖掘当地特色产业的发展潜力。在农业结构调整中, 加快优势农产品产业带的建设, 积极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 推进生态农业、绿色农业、低碳农业建设。例如, 江油市积极探索江油农业转型之路, 成立了四川省第一家县级休闲农业协会——江油市休闲农业协会, 推动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启动“千斤粮万元钱”粮经复合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项目。制定了韭黄、黄瓜、胡萝卜、莲藕等绿色食品生产技术规程, 实施绿色食品标志使用证书管理办法。

2.1.2.2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为低碳农村建设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加大对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 做到基础设施建设低碳化;加大对节能环保技术研发的资助力度, 促进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采取补助和奖励制度, 鼓励农民使用节能产品, 进行低碳消费。提高对采用节能电器的家庭的财政补贴, 给予低碳发展型乡镇企业税收优惠。川西北也可借鉴欧盟农场通过给选择散养放牧的农民以奖金的方式, 来提高农民对生产性低碳消费的重视程度, 以激励的方式向农民传达保护环境是有经济效益的信号, 引导更多的人加入环保行列。

推进科技创新, 建立健全清洁节能机制。川西北农村以沼气、生物质燃气等为代表的生物质能源蕴藏量大、资源丰富且种类广泛, 可以充分利用其燃料利用率高, 技术条件相对成熟, 排放二氧化碳少的优势, 发展成为低碳能源的首选。大力发展沼气, 实现农村终端废弃物的循环利用, 积极推进农村能源利用结构向以沼气等清洁能源为主转变。积极推广秸秆还田, 增加土壤有机质并起到固碳的作用, 大大减少二氧化碳的释放, 充分发挥土壤碳库固碳自净机制。

2.1.3 建立低碳社区, 突出农民在社区构建中的主体地位。农村低碳社区建设涉及范围广、环节多, 如果单纯采用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 既难以立足各地实际, 也容易造成建设成本高, 管理不便, 低碳消费宣传不到位的不良后果。突出农民在规划和建设低碳农村社区中的主体地位, 建立政府引导和农民自主参与机制。学习借鉴韩国农村建设的方法, 政府进行物资、资金和技术支持。在实物公有的前提下, 由村民自己决定村庄建设需要的物资以及用量。充分调动农民参与低碳农村建设的积极性, 合理有效地配置农村资源, 达到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等各项新农村建设的要求。

2.2 社会组织宣传倡导农村低碳消费

社会组织, 是基于特定目标而有意识的组合起来的社会群体, 其分布广泛且深入社会各阶层, 能更广泛、深入地开展节能减排、低碳消费的宣传教育活动。村委会, 作为代表村民利益的群众性自治组织, 与农民的联系最为密切, 应当支持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依法开展低碳消费相关活动, 推动低碳农村社区建设, 为村民践行低碳消费搭建平台。

2.2.1 加大农村低碳消费宣传力度。大力改进宣传教育形式。除了采取传统的广播、电视及发放宣传手册, 开展讲座进行低碳宣传外, 也可以尝试通过网络这一新媒体, 建立和推广农村地区电子交易消费方式, 通过消费者的刷卡消费行为, 记录其购买低碳与非低碳产品的种类、金额和比例, 对低碳消费者进行嘉奖。通过网络记录来调整农民的消费方式, 鼓励农民选择清洁、绿色友好的生活方式, 进行绿色消费。

农村低碳消费宣传要把握宣传的重点。一是重视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引导。个人作为家庭中的一份子, 自身消费习惯的养成主要受家庭的消费方式和观念的影响。二是格外注重对乡村教师、青少年的低碳消费意识的培养, 充分发挥农村广大教师和学生的辐射带动作用。引导更多的乡村居民加入到低碳消费的行列中来。

2.2.2开展低碳教育, 培育低碳消费文化。充分利用精准扶贫这一契机, 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对农民讲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精神理念。各类公益性组织利用农民工返乡创业这一时机, 对其进行低碳经济、低碳消费教育, 提供最新的消费信息、咨询服务及相应的人才培训, 使农民认识到低碳消费并非高不可测的理论, 也不是对追求物质消费的完全否定与自身利益的损害, 而是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农民通过学习教育, 自身的文化素养得以提高, 更有可能在消费过程中充分考虑环境需要和生态需要, 以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为限进行消费, 将低碳消费成为自己的一种自觉自愿行为, 培育低碳消费文化。

2.3 农村居民大力践行低碳消费模式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西姆·施泰纳认为, “普通民众在二氧化碳减排过程中拥有改变未来的力量。”5践行川西北农村低碳消费的主力军是广大的农民, 用低碳消费承担社会责任, 推进低碳消费意识在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延伸, 进而形成保护环境、美化家园的良好乡村风气。

2.3.1 转变消费观念, 走出认识误区。倡导农村低碳消费, 转变消费观念是关键。前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就曾明确指出, 转变人们的一些生活方式、消费理念对于发展低碳经济、倡导低碳消费的重要性。积极改变传统消费的思维定式, 剔除传统消费中以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不合理做法, 清楚认识到低碳消费方式并不是原始社会的回归, 也不是对自己追求物质消费的严格限制, 更不是对提高生活品质的阻碍。相反, 低碳消费是一种科学、合理、可持续的绿色消费方式, 有益于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 实现社会的和谐。

2.3.2 提高低碳消费参与度, 深化低碳理念。经济学家布朗认为, 采取简化生活的方式, 甚至能起到缓和国际因争夺稀缺资源而产生冲突的作用, 这是一种能协调个人、社会、经济等各种需求的更为有效的方法。

我国科技部对百姓生活中衣、食、住、行、用等六大类36 种日常行为的节能减排潜力进行了研究, 通过节能减排的量化数据表明, “如果民众能够积极改变工作和生活方式, 36 项日常生活行为的年节能总量将达到7 700 万t标准煤, 并相应地减排二氧化碳约2 亿t。”6消费过程碳排放难以避免, 但可以从日常的衣、食、住、行、用等方面入手, 在生活和生产性消费上提高农村居民的低碳消费参与度。通过自身消费行为的低碳化和低碳观念的加深, 推广到邻里亲友, 鼓励周围更多的人加入到低碳消费行列中来, 形成低碳消费文化, 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

总体上说, 对川西北农民而言, 低碳消费成本尚高。一方面自身收入水平低导致购买低碳产品能力低下。另一方面, 自身认知能力局限且农村低碳消费宣传不到位影响消费观念的转变。另外, 低碳生产技术复杂, 多数农民仍然选择简便易行的方式进行生活和生产性消费。低碳消费如何由制度规范到自觉行动, 不仅是川西北农村, 甚至全国, 都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摘要:川西北生态经济区发展全域旅游作为四川省“十三五”时期的发展战略之一, 为川西北农村倡导低碳消费提供了契机, 本文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寻川西北农村低碳消费影响因素并试图从政府、社会组织及个人等多角度探索一条适合川西北农村发展低碳经济, 践行低碳消费的发展路径, 甚至推而广之。

关键词:低碳消费,农村,川西北,因素,对策

参考文献

[1] 肖金华, 《试析川西北农村低碳消费现状及问题——以江油市为例》, 《西部资源》, 2015年8月第4期。

[2] 王淑新等, 《低碳经济时代中国消费模式的转型》, 《软科学》, 2010年24卷7期。

[3] 江泽民, 《在海南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科学发展》,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9年1月第2版, 第108页。

[4] [英]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赵一凡等译, 北京:北京三联书店, 1989年。

[5] 王友良等, 《基于低碳生活方式背景下对高碳生活方式的伦理反思》,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26卷4期。

[6] 刘卫东等, 《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框架与科学基础》,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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