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探究论文

2022-04-23

【关键词】盗用；身份信息；信用卡；透支；责任分析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信用卡的使用应运而生，这一称谓产生于美国，起初商家为了扩大经营，而为顾客设立了信用卡，之后才发展到现在主要的发卡主体为银行。信用卡的产生的确为消费者的购物提供了一定的方便，同时也存在许多的缺陷和法律问题需要我们加以探究。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探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探究论文篇1：

略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判决

摘要：我国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原则性确立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但规定的原则性及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又使该条款无法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判决作出具体指引。本文从能动司法的角度出发，提出环境公益诉讼对侵害行为及损害后果着重于“量”的考量；在责任承担方式的选择上进行更为广泛的利益衡量，并对责任承担方式进行创新。

关键词：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能动司法；利益衡量

作者简介：丁毅诚（1981-），男，江西于都人，法律硕士，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审判员，主要研究方向：民商法学。

2012年8月31日我国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正式建立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然而，由于缺乏相应的程序法与实体法规定，基于解决传统社会问题的传统民事侵权及诉讼制度常常难以有效应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采取司法能动主义的立场，充分运用司法智慧在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之间进行利益衡量，以对环境问题作出积极的司法回应，既是社会发展的挑战，也是新民事诉讼法实施背景下的现实要求。

一、能动司法视角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诉讼请求

侵害环境的行为与现代工业社会的生产经营行为密切相关，行为的复杂程度大大提高，难以从直观上直接把握；法律评价方面也相当复杂，甚至不少是经法律许可的行为，至少呈现出合法与违法混合交织的状态；其损害后果往往具有长期性、累积性、潜伏性、复杂性等特点，要在道德及法律上对此类行为作出是非分明的评价均非易事。对此，司法必须采取开放的态度，积极发挥法律解释的作用，更广泛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将各种新型的诉讼请求纳入司法判决的审查范围。

二、环境侵害民事责任中的利益衡量

（一）环境侵害民事责任的构成标准

1.环境侵害行为的认定。环境侵害行为的存在是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更应当在“量”的方面确立具体的法律标准，包括：①污染物的种类、数量；②环境侵害的行为方式；③环境侵害持续的时间；④环境侵害的地域范围；⑤环境侵害行为的违法性及程度。

2.对环境的损害或危害。损害后果的存在是承担环境侵害民事责任的又一前提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标准：①环境损害的具体表现，如对人、动植物、各类环境介质及整体生态的不良影响及其程度；②环境损害的时间、空间范围；③生态环境恢复的可行性及难度。

3.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环境污染引发的损害不同于一般的侵权诉讼，其内在的因果关系并不显见，如何判断需要专业人员使用仪器设备来进行，而加害人比受害人更具备举证能力和条件。因此，法律规定对因果关系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由加害人承担起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

（二）被告的抗辩事由

为了获取充分的信息以便进行广泛、深入的利益衡量，应当赋予被告以广泛的抗辩权。

1.无责或免责抗辩事由。这是指被告主张其不构成侵害环境的民事责任或者应当免除责任的情形。如被告主张其不存在侵害环境的行为、其行为未造成环境损害或与环境损害无因果关系，或是该侵害环境的行为系由不可抗力所引发等。

2.减轻责任事由。在考虑被告应承担的责任时，被告可以提出以下事由以减轻其责任：对侵害环境行为的发生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在环境侵害行为持续的时间较短且已补救；环境侵害行为系经合法许可，并遵守了环境保护及监管的相关法律规定；环境侵害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较轻且易于恢复等。

3.选择责任方式的抗辩事由。考虑到不同的责任方式对污染者的不同影响，应当赋予被告在责任方式选择方面的抗辩权。如，被告可以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提出的救济方式技术上不具有可行性，或因费用昂贵而难以承受，或该责任方式的适用将会造成其他公共利益的损害，或者有其他更合理替代选择等，则可以阻止该责任方式的适用，进而而由法院采取其他救济方式。

4.其他任何合理的抗辩。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上述关于被告抗辩事由的概括难以涵盖所有情况，为了更好地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被告提出的任何抗辩，只要是合理的，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都不应当加以限制。

（三）法官裁判中的利益衡量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都是社会发展所必需，无法也不可能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加入了各种其他社会公共利益的考量。如拿大环境保护法中就规定了下列考量因素：1、环境的、健康的、安全和社会关注的；2、是否存在更好的解决方法；3、是否部长有适当的计划来纠正和减轻对环境或人类的、动物的或植物的生命、健康的危害，或者是否有适当的计划提出诉讼中提起的问题；4、其他任何相关的内容。我国民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也可以借鉴其经验，以使判决更能达到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统一。

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责任承担方式的能动选择

（一）传统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之比较选擇

1.停止侵害责任方式之适用。由于现代工业社会中侵害环境的行为大都是具有一定社会经济价值、为现代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行为，适用停止侵害这一责任方式，不但对污染企业的生存影响巨大，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政府税收、人们就业及有益物品的提供均有重大影响。在考虑是否适用停止侵害这一责任方式时，应当结合污染行为的过错程度、是否具有违法性及其程度、现实损害后果及将来危害可能性的严重程度、行为的有益性、是否具有替代方案及方案的可行性等一切相关因素综合进行考量。

2.排除妨碍责任方式之适用。环境公共利益并非一种私权性质的权利，更不是财产性质的权利，侵害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一般是通过对环境介质如水、空气、土壤等间接对公众的生活环境造成影响，很难说对具体私权利的行使形成了“妨碍”。故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可以将该责任方式的功能由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等责任方式予以替代。

3.消除危险责任方式之适用。由于环境侵害行为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具有长期性、累积性、复杂性、潜伏性的特征，因此，“消除危险”的判决，既要有一定的具体性，使承担该义务的污染者明确其所需采取的行动，又不宜将消除危险的具体方式加以确定，以免限制污染者灵活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或以完成了判决中确定的特定行为因而履行了判决确定的义务为由拒绝承担实质性的环境保护义务。可行方案是，在判决中明确污染者在特定期限内达到特定的环境标准，如一定范围内的水质标准、土壤标准、空气标准、噪音标准等，至于如何达到上述环境标准，则由污染者根据具体情况自行选择。

4.恢复原状责任方式之适用。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恢复原状即将环境恢复到被侵害前的状态。但何为“原状”，在污染行为长期存在、损害后果日益累积且短期内难以逆转的情况下，其内涵难以确定，所谓“恢复原状”也就无从谈起。因此，除特定情形外（如堆放普通生活垃圾形成的环境污染），其功能可以“消除危险”这一方式加以替代。

5.赔偿损失责任方式之適用。赔偿损失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严格来说并不适用，这种金钱的支付不是对具体的物质损害的填补，而是对环境治理费用的承担，实际上是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责任方式的延伸。既要使这一责任方式具有一定的威慑力，体现一定的处罚性，以达到预防环境污染的目的，又要考虑到污染者利益及其他社会公共利益，使赔偿的数额不至于成为污染者难以承受的负担。故应着重考量企业的财务状况、获利情况，此外，环境侵害行为持续程度、环境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污染者的过错程度、违法性程度等都应当列入判决裁量的因素。

（二）环境民事公益责任承担方式的创新

环境问题的专业性、复杂性，使得单一的，类型化的传统民事责任承担方式难以满足这一目的，需要对传统责任承担方式加以创新。

1.临时命令。临时命令是印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一项临时救济措施，主要目的是立即、全面地排除公共危害或救济受害人，无需考虑权利请求或主观过错。印度环境公益诉讼中的临时命令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运用次数也没有明确限制，对阻止灾害的发展至关重要。为了及时有效地采取措施防止环境侵害的扩大，赋予法官在个案中根据具体情况发布临时命令的自由裁量权，是实现环境公益诉讼目的的必然要求。

2.环保公益基金制度。环境的保护与恢复无疑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因此判决被告支付一定数量的金钱用于污染治理和生态恢复十分必要。为了更有效地集聚环境保护资金，同时也更为有效地利用这些资金，成立一些以保护环境为目的公益基金，由其来负责接受、管理、使用这些资金就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3.磋商计划。磋商计划是加拿大环境保护法规定的一项创新性救济措施。磋商计划实际上是环境公益诉讼的原、被告双方协商确定（在双方当事人不能达成计划或法院对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计划不满意时，也可以是法院指定的第三方制定）的一份环境治理和恢复方案。磋商计划则突破了传统民事责任方式的局限，赋予法院在选择救济措施时拥有更广泛的自由裁权，制定内容丰富、更具有开放性、灵活性的环境治理方案，无疑更切合环境问题的特点，更能实现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

（三）相关配套制度之建立与完善

1.专家调查委员会制度。由于环境侵害问题的专业性，复杂性，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法院，都没有能力回答这些专业、复杂的问题，如环境损害的程度、污染物作用的机理、消除污染及恢复生态环境的方法、环境恢复方案的可行性、恢复费用等。这方面可以借鉴印度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实践，成立由所涉各领域的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由他们负责探究科学问题并向法院提供专业性建议，帮助法院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作出科学的、合理的判断。

2.环保行政机关参与诉讼制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常常涉及到污染行为的调查、相关污染数据的获得、损害后果的评估、判决的执行监督等问题，作为原告方的公民或其他组织，一般难以获取上述有关问题的详细数据，因此也难以达到法律上的证明要求，也难以提出合理、科学的诉讼请求。而环保行政机关则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其不仅具有相对完备的环境污染监测体系，同时也具有相对专业的机构及人员，更关键的是其具有法定的职权，能够在作为污染者企业拒绝配合时，能够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要求其配合调查。

3.执行监督制度。环境公益诉讼目的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判决能否得到执行。特别是在法院命令污染者依据磋商计划采取相应的环境治理与恢复措施时，执行的问题则更为复杂。磋商计划是一份“计划”，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与原则性，并未规定也不可能规定具体的行为，以特定物或行为的给付为内容的传统民事执行手段显然难以保证磋商计划的执行。因此，为了保证判决的有效执行，建立属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专门的执行监督制度十分必要。为此，建立相应执行监督机构，定期对执行情况作出调查，监督磋商计划的执行情况，并向法院提交调查报告。

[ 参考文献 ]

[1]曹明德.美国和印度ENGO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及其借鉴意义[J].河北法学，2009（9）.

[2]栾志红.印度的环境公益诉讼[J].环境保护，2009（09B）.

[3]吴卫星.印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及其启示[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5）.

作者：丁毅诚张晨田

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探究论文篇2：

盗用身份信息办理信用卡后透支的责任分析

【关键词】盗用；身份信息；信用卡；透支；责任分析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信用卡的使用应运而生，这一称谓产生于美国，起初商家为了扩大经营，而为顾客设立了信用卡，之后才发展到现在主要的发卡主体为银行。

信用卡的产生的确为消费者的购物提供了一定的方便，同时也存在许多的缺陷和法律问题需要我们加以探究。

本文笔者试图通过对盗用身份信息透支信用卡的责任从民事和刑事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民事责任

盗用身份信息办理信用卡后透支的民事责任主要体现在侵权责任上，从归责原则和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等要素方面分，可将侵权行为分为：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

对于一般侵权行为，需要看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如果有过错，则行为人应承担侵权责任，因此该行为的责任承担方式为过错责任。

盗用身份信息透支信用卡行为需要承担的责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机动车事故责任、医疗损害责任、环境污染责任等特殊性质的责任相比，属于一般侵权行为。

过错是加害人在实施行为时主观上的一种可归责的心理状态，即加害人在实施行为时，心理上没有达到其应当达到的注意程度。[1]过错的表现形式包括故意与过失两种。盗用身份信息透支信用卡的行为在主观上明显属于故意。

笔者认为上述侵权行为不仅侵犯了持卡人的财产权益，还侵犯了持卡人的人身权中的隐私权。

虽然信用卡里的可透支数额不属于持卡人已拥有的现金数额，但是却属于持卡人的可支配现金数额，侵权人盗用他人的身份信息办理信用卡后透支，实际上是对持卡人潜在的财产造成了损害。

同时，盗用他人身份信息的行为也属于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因为身份信息包含他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通讯地址等个人信息，在现代的社会中，这些信息可以为很多不法分子加以非法利用，所以这些信息实际上已经被很多消费者认为不想为他人所知的内容，属于自己的隐私。

鉴于以上两种客体不同的侵权行为，被侵权人的救济方式也不尽相同：

（一）侵犯财产权益的侵权行为

对于该侵权行为，被侵权人的救济方式主要为请求损害赔偿，损害赔偿的客体简而言之是财产利益而非财产利益的给付。对财产损害的赔偿原则是：“能实物赔偿的，实物赔偿；不能实物赔偿的，以金钱折价赔偿”。因为盗用他人身份信息办理信用卡透支主要侵害他人的金钱利益，而金钱属于可替代物，所以对该侵权行为应当进行金钱赔偿。

（二）侵犯隐私权的侵权行为

隐私权属于精神性人格权的一种，盗用他人身份信息的行为属于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行为，一般来说对于这种侵犯精神性人格权的行为，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是由于这种侵权行为没有对被侵权人的人身造成损害，所以不存在人身赔偿，而对于精神上的痛苦，是不能用金钱弥补的，因此，对于精神损害给付的金钱，仅能叫做抚慰金。

至于盗用他人信息透支信用卡的侵权行为，被侵权人是否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应视个案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如果对被侵权人的银行信用记录造成十分不良的影响，则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同时也应参照《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相关内容的规定。

二、刑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

（二）冒用他人信用卡的；

（三）恶意透支的。[2]

笔者认为盗用他人身份信息办理信用卡后透支的行为，符合上述法条规定的第三种情况。

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是指非持卡人以持卡人的名义使用持卡人的信用卡而骗取财物的行为。应当属于信用卡诈骗的犯罪行为，不过信用卡诈骗的定罪有数额的限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规定行为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一）、（二）、（三）项规定的行为，诈骗数额在5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换句话说，5千元是信用卡诈骗的定罪数额，如果诈骗数额未达到5千元的话，则只对侵权人追究民事责任，而不对其进行刑事责任的追究。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探讨的是侵权者盗用身份信息办理信用卡后透支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主要包括民事和刑事两种，其实，除了盗用者需要承担相关责任外，银行一方也需承担一定的责任，在为办卡者开卡时没有进行正规、仔细的审查，从而没有将损害在未发生时予以制止。

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被盗身份信息的被侵权者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成为一个为社会关注的问题，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将这种现象遏制在萌芽中：

首先，要完善和加强银行看办信用卡的程序以及监管，例如要求本人持本人身份证办理信用卡，不可由他人代办；

其次，如果身份信息已经被盗用并被利用办理了信用卡透支，则要积极寻找盗用他人信息办理信用卡的侵权人，从而确定责任主体，来减少被侵权人的财产损失。

在进行责任追究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求被侵权人出具有力证据证明信用卡并非自己办理，另一方面要积极找到如果不能及时找到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话，由于银行的监管审查不力等原因才发生这一侵权行为，银行理应承担相关责任，此时由银行代为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一方面使被侵权人的损失及时得到补救，另一方面也对银行起到了警示、惩罚的作用，为银行在今后的业务办理中更加谨慎负责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参考文献：

[1]江平.《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2011年修正版.

作者：郑皓中范博为

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探究论文篇3：

高空抛物案件民事责任判断

摘要：就高空抛物案件民事责任而言，需明确高空抛物案件中应适用的归责原则，因此首要应对民事领域归责原则适用进行分析。基于刑法谦益性原则，发生高空抛物案件应以民事侵权判断为先导进而判断案件是否应进入刑事领域评价。对高空抛物案件的归责判断应坚持过错责任原则，《侵权责任法》及《民法典》对无法查明具体加害人的抛物案件是否规定了过错责任原则以外的原则需要检视。

关键词：高空抛物;归责方式;民事责任

一、侵权行为的归责方式

归责方式是侵权行为判定的核心内容，归责方式原则是划定行为人责任承担与被害人能否得到法律救济之标尺，在展开对高空抛物侵权行为中具体适用之归责方式之前，有必要对现存侵权行为法中各种归责方式予以探讨。

Jhering曾言：使人负损害赔偿的非因损害，乃因过错，其理如化学反应中，使蜡烛燃烧的非因光，乃因氧，一般的浅显明白[1]。此种归责原则，自然建立在个人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同时也扩大了侵权行为可受法律规制的范围，有利于对遭受侵权行为的受害人进行损害填补。尤为重要的是确立了注意义务、保护义务等规则，即行为人行为时尽到注意义务、保护义务的规范遵守，则即使发生损害仍可主张免责。

与过错责任原则密切相关的是过错推定原则，学说上对此存在两种不同见解，一为举证责任倒置说，二为独立侵权行为类型说。前者认为过错推定没有脱离过错责任原则的轨道，只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一种方法[2]。过错推定将证明行为人存在过错的举证责任交予了被告，过错仍然是对于归责原则的要求[3]。后者认为过错推定原则是法定的特殊侵权责任[4]。本文同样认为过错推定原则应当作为独立的侵权行为类型对待，但理由不同于上述相同立场论述。首先，我国《民法典》第1165条2款规定与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2款规定相同，也即立法者明确将两种归责方式并列规定于实体法条文中，若过错推定原则是举证责任倒置，应以诉讼程序法条文形式予以展现而无需经由实体法规定;其次，衍生出过错推定原则的实质法理在于行为人对自己行为负责，该行为是否经由违背保护他人的法律义务方式实施则无需由被害方证明，从而达到最大限度维护被害人利益的目的;最后，如不承认过错推定原则为独立侵权行为类型，则因他人的过错行为导致权利之外利益遭受损害的人难以因直接的行为侵害参与到诉讼中而失去求偿权。尤需说明的是，过错推定原则的适用是否及于为他人行为之责任，其中争议之处在于替代责任地位问题，若肯定转接的替代责任可以成为独立归责原则，那么特殊侵权行为之所以特殊反倒是因为其归责原则的确立而特殊。但应注意的是，替代责任虽多属严格责任，也不当然排除推定过错责任的存在，特别是行为人应对自己行为负责情形下同样需依据过失理论判断是否得以推定行为人责任。

嚴格责任是否能称为原则仍属争议，或曰无过错责任、无过失责任、危险责任等。追其本源都是在法律上对责任的设定，对损失和风险的转嫁。其合理之处在于行为过失理论中的监督与管理义务，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因社会、法律关系而形成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人与物之间形成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由此担负相应监督管理义务。违背此种义务发生他人致害情况，仍然可说违背此种义务的人存在实质过错，因此是以过错存在与否判定行为人是否应承担责任，仍是过错责任原则的实质体现。是否以当事人存在过错为要件，判定侵权行为需要承担责任的有无来认定采取“无过错”、“无过失”“严格”等名称，纯系文字游戏且无争辩必要。按通说观点认为严格责任仅存于法律有明确规定情形下的诸如监护者责任、用工者责任、动物饲养人责任、环境污染者责任、产品责任等等，都无外乎存在违背监督与管理义务的情形而导致的过错。虽然如此，但是由我国《民法典》1166条规定观之，其表述“无论行为人有无过错”，在认同“无过错原则”系属归责原则前提下，认定其为独立的归责原则且名之“无过错原则”并无不当。

从我国《民法典》编撰立法体例看，前述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均以法条列举方式并行出现在第七编第一章一般规定之中，因此应当承认其独立的归责方式地位。而所谓“公平责任”则出现在第二章损害赔偿1186条中，故不宜认可其独立的归责原则地位，我国学界对此也存在肯否两种观点。依公平责任之实质，事实上不存在所谓“责任”，因为受害人和行为人都没有过错，过错才是责任存在的前提，而由双方依照法律规定分担损失的规定，理解为遵循损害填补之目的的一种衡平负担实则更为妥当。

二、高空抛物侵权案件中的归责判断

高空抛物造成损害无疑系属侵权，对于可明确具体加害人案件，毫无疑问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判定方式。问题复杂之处在于随着时代进步、社会发展，高楼耸立现代都市发生难以确定具体加害人的抛物案件，如何确定相应归责方式，或曰现行归责方式对于判断具体案件中责任分担是否合乎侵权行为法理需进一步探讨。《民法典》1254条规定，相较于《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更为细致全面，第一款规定“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明确过错责任原则，其后规定内容并非归责方式。原因在于法条使用了“补偿”一词，这点在原《侵权责任法》也有相同体现，进步之处则体现在补偿之后的建筑物使用人有权向真正侵权人追偿。我国学界对此问题分歧颇多，肯定此处为实际责任承担说内部又可分为责任分担说、连带责任说与区分说[5]。责任分担说主张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适当分担责任，是公平原则的体现。但公平原则前提应当是适用于加害人与受害者之间，将侵权行为之外的其他建筑物使用人统统拉来分担责任是否真正公平，存在疑问。连带责任说主张以民事责任的财产性为基础，认为受害者对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的求偿权依据在于建筑物责任，而财产性特征表明责任的可替代性，从而使建筑物使用人承担责任具有合理性。然则高空抛物侵权行为能否界定为建筑物责任本身就存在问题，其不同于悬挂物、搁置物脱落致人损害，而是人为抛物、是在行为人意识控制下实施的危险行为，将两者等同视之难以自圆其说。区分说则根据高层建筑物生活用途进行分类，认为非供不特定人或多数人进出使用的高层建筑物致人损害，应使无法证明无加害行为的住户或使用人集体承担赔偿责任，而供不特定人或多数人进出使用的高层建筑物则不然[6]。此种观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区分看似合理，然而现代生活人与人交际的日益频繁，即使门禁森严的住宅或办公建筑，也不乏外来访客进入，是否界定供特定人进出使用的意义究竟有多大不无疑问。也即此种形式上的区分对于实践中的案件实质判断并没有起到真正意义的区分作用，相当于没有提供明确的归责方式。按此观点，实践中发生的高空抛物案件，即使是供不特定人或多数人进出使用的高层建筑，也无法排除建筑物以外的人进入高层建筑实施高空抛物行为。且其最大弊端在于依据建筑物是否供不特定人或多数人使用而决定建筑物使用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是否存在法理根据值得追问。

对具体加害人不能明确查明的高空抛物案件，各种肯定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应承担责任的学说都存在一定程度缺陷，强行合乎正义摊派损失分担看似公平，实际无外乎以形式公平掩盖实质公平。追根溯源，即使具体加害人不能明确查明的高空抛物案件，其侵权行为客观外在构造，与具体加害人可以明确查明的高空抛物案件中客观外在侵权行为构造并无二致。为解释《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而强行更改实质相同的案件事实可适用的归责原则，只会陷入二律背反的逻辑陷阱而前后矛盾。从侵权行为构造分析，此类案件侵权行为是高空抛物，损害结果是致人伤亡或财产损失，因果关系简洁明了，仅因无法确定行为人而解释出不同的归责原则令人费解。无法查明具体加害人的情形不只存在高空抛物侵权案件中，在各类刑事案件中也不乏无法找到作案人的现象，但这并不妨碍最终应当承担责任的人是真正的作案人。倘若枪支合法化，行为人选取高层建筑作为狙击暗杀点，埋伏于其间，由高层建筑中射杀过路的暗杀目标，事后无法查明杀手情况，难道对该高层建筑物中生活的持有枪支人员要实行“连坐”追责吗？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诚然这种极端个例不能说明高空抛物行为方式的特征，但是其中蕴含的追责方式，也即个人责任主义的内化是应当得到尊重的。在我国《侵权责任法》及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有关高空抛物责任规定中，让“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担责任的立法目的，无疑是为了发挥法律救济功能，使受害人损失得到有效填补。然而有损害就应有救济不等于有损害就应通过《侵权责任法》得到救济[7]。在任何社会中，从来都不是有损害就有救济的[8]。倘若加害人并不属于某个高层建筑，而是偶然进入某个高层建筑，在楼道内或非建筑物使用人住户内向外抛掷物品造成损害，事后也没有查明此加害人。此种情形并非不可能存在，行为人或因醉酒、或因其他原因误入非自己居所的高层建筑物也未可知。其主观心理是蓄意通过高空抛物方式杀害、伤害他人、损害特定人财物还是意图毁坏不特定人财物以发泄、取乐，亦或在楼道凭窗眺望、手持酒瓶或其他物品失手滑落导致损害发生，都难以查明。这种损害，如果必须得到救济填补，为什么一定要建筑物使用人来承担？或者说为什么这种损害，必须得到救济填补？在此种情形下，建筑物使用人也根本谈不上是可能加害人，反因与自己既无监督关系、又无法律关系的他人行为而遭受“无妄之灾”，又何谈公平呢？因此可以说《侵权责任法》第87条的规定，以实质不公平规定了表面公平，且在实践中，因为建筑物使用人确信自己并非真正加害人更不愿就被害人损害进行救济，真正进入执行程序也有相当程度困难。好撒玛利亚人是道德的鼓励对象，但坏撒玛利亚人也不是法律的苛责对象，英美法系制定法均对坏撒玛利亚人吝于施刑而采取容忍的态度[9]。举重以明轻，连法律都不去苛责在“局内”遇到损害发生而未施援手的坏撒玛利亚人，则法律更不应承认非因个人过错的“局外人”承担“局内”发生损害的责任。《民法典》第1254条的进步之处在于模糊了“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的责任人地位，明确其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虽然没有完全排除其对被害人的救济责任，但也可谓是对当下频发的高空抛物案件难以兼顾受害人和其他无辜者最终能够得以权利救济之两难境地的折衷。

从归责原则以外的角度出发来理解《民法典》第1254条可能是更为妥帖的方式，即引入损害填补及预防观点，回归侵权行为法本源机能，检视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说明责任保险对社会发展产生的日益深远影响。损害填补基于公平正义理念，强调个人责任自负的损害转移（loss shifting），发展至损害分散（loss spreading）的趋向，认为损害可先经由系统内部化（internalization）由创造危险活动的企业者负担，再经由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机能，或保险（尤其是责任保险）加以分散，由多数人承担。此处涉及的除加害人和被害人外，尚有社会大众，不特别强调加害人过失，而是在寻找一个“深口袋”（deeper pocket），有能力分散损害之人，并体认到这是一个福祸与共的社会，凸显损害赔偿集体化发展趋势[10]。高空抛物案件中无法查明具体加害人时，由可能加害建筑物使用人进行补偿是一种损害分散，但考虑引入责任保险制度，或许更容易为人接受。有学者主张将高空抛物造成损害纳入人身意外伤害范围，若发生高空抛物伤害事故，可据此向保险公司索赔并获赔偿[11]。然而投保是公民个人选择，这种方式能否起到良好实际作用在现实中仍存在疑问，即使将高空抛物造成损害纳入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其现实功能与意外伤害险存在的意义可能没有太大差别。从责任保险制度角度出发应对无法查明具体加害人的高空抛物案件，有必要以建筑物管理者、使用者对高层建筑管理义务为基础，强制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投保或将业主等建筑物使用人的物业管理等费用中的一部分作为专项赔偿基金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无法查清具体加害人的高空抛物案件。由此也可反向激励建筑物使用者、管理者增加监控设备、照明设备投入，通过情景预防模式减少可能出现的高空抛物案件，或有利于查找真正的高空抛物加害人。

参考文献：

[1]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481页-482页。

[2] 王卫国《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180页。

[3] 江平、费安玲主编《中国侵权责任法教程》，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148页。

[4] 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8页。

[5] 王成，鲁智勇.高空抛物侵权行为探究[J].法学评论，2007（02）：141-150.p144.

[6] 谢哲胜《高层建筑坠物致人损害的责任》，载王文杰主编：《侵权行为法之立法趋势》，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7] 孟祥沛.连坐恶法岂能死灰复燃——论《侵权责任法》第87条及民法典编纂中的高空抛物责任[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0，35（03）：104-115.p114.

[8] 杨立新、张新宝、姚辉：《侵权法三人谈》，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35 页。

[9] [美]乔尔.范伯格.方泉译.刑法的道德界限（第一卷）对他人的损害.商务印刷馆2013.p139.

[10] 王泽鉴：《侵权行为》（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9页。

[11] 李霞.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的法律救济——以《侵权责任法》第87条为中心[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1）：113-119.p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