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侵权诉讼责任论文

摘要：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在民事侵权诉讼中能平衡诉讼双方的权利地位，一般举证责任分配原则难以契合环境侵权的特殊性。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在环境侵权诉讼中的适用有着平衡主体双方地位、降低证据采集难度，提高证据的效力等效果。但是我国目前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关于环境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倒置仍有待完善。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环境污染侵权诉讼责任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环境污染侵权诉讼责任论文 篇1：

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

摘要 由于环境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特殊性，法律规定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实行因果关系推定。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是指法官根据法律规定，从已知的基础事实推定环境加害行为与环境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允许当事人提出证据予以推翻的规则。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实质上是直接将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加害人。受害人证明基础事实的方法有很多，但标准只有一个，即须达到高度盖然性。加害人对基础事实的反驳属于反证，而对推定事实的反驳则是本证。开展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讨论，对建立我国环境侵权诉讼理论体系以及实务操作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推定；证明责任

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对于及时救济环境受害人的损害、维护法律的正义价值、提高民事诉讼的效率以及促进环境保护均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学界关于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推定的讨论，相关概念混淆特别是对因果关系推定与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概念及其关系纠缠不清，这对构建我国环境侵权诉讼理论体系以及指导实务操作无疑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本文在对相关基本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试图厘清环境侵权诉讼中因果关系推定的理论框架，并对实践中的具体操作进行初步探讨。

1 环境侵权诉讼中实行因果关系推定的立法理由

在普通的侵权诉讼中，受害人负有证明因果关系成立的证明责任，若其不能举证使法官确信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将要承担法官不利判断的风险。在20世纪中期以前，与普通侵权的受害人一样，环境侵权的受害人需要承担因果关系成立的证明责任。但是，自20世纪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对环境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行推定法则，以减轻受害人的证明责任。究其原因，主要是基于环境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特殊性。其特殊性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其一，原因即环境加害行为往往极为复杂。同一危害后果可能不是由某个单一的加害行为引起的，污染物进入环境发生诸如毒理与病理转化、扩散、吸收等物理、化学或生物反应的过程相当复杂，甚至根据现有的科技水平也难以对有害物质的影响方式及其危害性有一个正确而全面的认识［1］。

其二，结果即环境损害往往极为严重。“环境损害”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和现象，由于人为原因引起环境污染与破坏,既对环境要素造成损害从而导致“环境公益”损害，大部分时候也通过“环境”这一媒介造成人身财产等“环境私益”损害；既包括已经造成的损害，也包括现实的危害性［2］。环境损害还具有长期性、潜伏性、反复性、广泛性等特点，往往会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

其三，相关取证极为困难。由于环境加害行为蕴含着复杂的专业知识，在对因果关系中的原因进行取证时需要相关的科技知识和仪器设备，这往往是受害人所不具备的。而且很多造成环境损害的原因，即使是用当代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也难以形成确定性的判断。环境损害长期性、潜伏性和广泛性等特点，无疑会造成取证上的困难。另外，在环境侵权中，加害人一般为具有一定经济、科技和信息实力的企业，而受害人则多为欠缺规避和抵抗能力的普通民众。加害人往往处于强势地位，他们手里往往掌握了造成环境损害的第一手资料，而加害人却通常会以企业秘密为借口拒绝向外界提供与污染和破坏有关的资料，这进一步加剧了对因果关系取证上的困难。

以上特点决定了受害人证明因果关系存在的极端困难性。按照普通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明路径，欲证明环境加害行为与环境损害中存在因果关系，一般须证明以下因果链条的存在：被告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有毒物质→被告将该有毒物质排入环境→该有毒物质通过空气、水、土壤等扩散→该有毒物质达到原告的身体或财产→原告发生损害。而且原告还要证明该有毒物质使人、养殖物、种植物等致病或致死的机理。这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害人来说，一般是难以做到的。若要求环境侵权的受害人和普通侵权的受害人一样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由于受害人往往不能证明这一责任构成要件，则绝大多数的受害人将不能得到赔偿，从而也使无过失责任原则形同虚设。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补偿，对于受害人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由于加害人掌握了造成环境损害的直接资料，若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则可能面临被告拒绝提供的情形，而且还可能使诉讼陷入科学争论的泥潭，这无疑会拖延诉讼。因此，为维护法律的正义价值和提高诉讼效率，法律规定对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实行推定。

宋宗宇等：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8年 第5期2 环境侵权诉讼中因果关系推定的基本内涵

关于因果关系推定的定义，学者们有着不同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因果关系的推定，是指在损害发生后，数个行为人都有可能造成损害，但是不能确定谁是真正的行为人，或者因果关系难以确定时，法律从公平正义和保护受害人的角度出发，推定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3］。第二种观点认为，所谓因果关系推定，意指依据一定的事实，推定损害与行为人的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认为加害行为就是受害人受损害的原因［4］。第三种观点认为，所谓因果关系推定，即对于某种表见事实发生损害，即推定损害与该事实的因果关系存在，受害人无需再证明其间的因果关系，即可对表见事实之行为请求损害赔偿，而行为人则惟于以反证证明损害与该事实无关时，始可免责的法则［5］。

上述看法都有相当道理，但是都没有全面阐明因果关系推定的内涵。第一种看法将因果关系推定的适用限于两种情形：一是在数人侵权时，不能确定谁是真正的行为人；一是在因果关系难以明确时。其实，难以确定谁是真正的行为人，也就是因果关系难以明确，所以，这两种情形其实可以合并成一种。同时，这种观点并没有表明，因果关系推定必须基于一定事实的特征。因为没有一定基础事实的存在，因果关系推定便无从进行。另外，这种看法还忽视了推定事实并不等于客观事实，因而允许当事人提出否定性证据予以推翻。第二种看法揭示了推定必须基于一定的事实，但是与第一种看法一样忽视了推定是可以被推翻的，因而也是不全面的。第三种看法认为行为人对推定事實的反驳是反证，但是，在法律推定中，由于法律直接将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的证明责任分配给了加害人，故行为人对法律推定中的推定事实的反驳并不是反证，而是本证。另外，这种看法在因果关系推定的定义中引入了“表见事实”的概念，易使人认为因果关系推定就是表见证明。而学界一般认为，表见证明仅是事实推定的一种特殊类型，故在因果关系推定的定义中引入“表见事实”这一概念欠妥。

关于推定的概念，各国学者的理解大致相同。一般认为，推定是指法官根据法律规定或者经验法则，从已知的基础事实推断未知的推定事实的存在，并允许当事人提出证据予以推翻的一种证据规则。推定之基本要义可以概括如下：其一，推定是一种证据规则，或者说是一种证明手段；其二，推定的依据是法律规定或者经验法则；其三，推定的前提是已知的基础事实；其四，推定的结果是确定未知的推定事实的真假；其五，推定的结果并不必然正确，应当允许反驳，但若无重要证据予以否定的，推定事实将被视为真实。根据对推定的上述理解，我们认为，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是指法官根据法律规定，从已知的基础事实推定环境加害行为与环境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允许当事人提出证据予以推翻的规则。此定义揭示了环境侵权诉讼中因果关系推定的以下几层含义：

首先，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实行因果关系推定的依据是法律规定。因果关系作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要对其实行推定必须有特殊的理由，并由法律加以规定。若无法律规定，而法官直接适用推定的话，无异于法官造法，这将使实体法上的许多规定失去意义，这在大陆法系是不允许的。在我国，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实行因果关系推定是有法律依据的。

其次，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必须基于一定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必须存在基础事实。根据法律推定的要求，在作为法律要件事实的乙事实（如因果关系）需要证明时，只要甲事实替代乙事实被证明，就认为该要件事实即乙事实获得证明。理论上将甲事实称为基础事实，而乙事实被称为推定事实。法律推定的实质在于通过证明较易证明的基础事实的存在使推定事实也获得证明。那么，怎样证明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基础事实呢？国外的一些因果关系推定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借鉴。例如，若证明某项环境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按照传统理论，须证明五项事实!①被告企业生产过程中特定物质的产生；②将其向外部排放；③通过媒体的扩散；④到达原告的身体、财产；⑤损害的发生。根据间接反证说，若原告能够证明被告有排放有毒物质的事实②，而原告因该物质受害⑤，或者能够证明该物质曾经到达原告的身体或财产④，即证明②＋⑤或②＋④，则认为其他事实均已获得证明，也即推定因果关系存在。在这里，原告对②＋⑤或②＋④的证明就是对基础事实的证明。在不能确定基础事实是否存在的情况下，原告不能凭空要求法院进行因果关系推定。当然，如何证明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推定的基础事实，恐怕要根据不同的案件类型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再次，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实行因果关系推定的结果是确认环境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在推定的概念之中存在着两个事实，一个是基础事实，一个是推定事实。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推定中的基础事实已如上述，而推定事实就是环境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法院判断基础事实存在之后，若无重要的否定性证据，法院将直接确认推定事实存在，即确认因果关系存在。

最后，环境侵权诉讼中因果关系推定的结果允许反驳。推定事实显然并不是必然符合客观实际的，为追求事实真相，应当允许加害人进行反驳。此推定事实显然是不利于加害人的，为维护公平，应允许进行反驳，同时加害人为避免不利推定，亦不得不进行反驳。

3 环境侵权诉讼中因果关系推定与证明责任的关系

因果关系本来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它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在人们欲通过诉讼证明这个客观事实存在时，却不得不对因果关系打上主观的烙印。由于人的主观认识不可能和客观实际完全一致，甚至可能相反，而诉讼却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终结，判决必须依据法官已掌握的事实作出，法律为此规定了各种证据规则，以保证判决的相对公平和提高诉讼效率。于是对因果关系的判断便与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规则联系在一起。因果关系推定与证明责任的关系，实是整个环境侵权诉讼中因果关系推定理论的关键所在。

英美法理论上一般把推论分为不可反驳的法律推定、可反驳的法律推定和可反驳的事实推定。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一般把推定分为法律上的推定和事实上的推定。法律上的推定是指法官直接依据法律规定作出的推定。事实上的推定是指在具体的诉讼案件中，法官依据经验法则所作出的推定。对于事实推定均允许反驳，而对于法律推定则有不同的立法例，如日本允许对所有的法律推定进行反驳，而法国则仅允许对部分法律推定进行反驳。我们认为，推定既然是一种对事物间的常态联系而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有可能与客观实际不符，故凡是推定都应当允许反驳。不可反驳的推定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推定，“可反驳的推定在用语上是一种矛盾”。［6］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除了推定的依据不同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在法律推定中，主张推定事實的一方对推定事实不负证明责任，而在事实推定中则相反。

证明责任是指在作为裁判基础的某个事实真伪不明时，依照预先规定的裁判规范由当事人所承担不利后果的一种负担。因果关系作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之一是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应当由哪方当事人来承担证明这一案件事实的责任是由法律预先设定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所决定的。证明责任的规定不是关于证明的规定，而是关于没有证明的规定，在诉讼开始或诉讼进行中，证明责任作为一种后果的责任规范都不会发生适用的问题，因为事实是否真伪不明并不清楚，只有在审理完结之时，证明责任才表现出来［7］。可见，证明责任只有在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才会表现出来，在案件事实已经真伪分明的时候，并没有证明责任适用的余地。证明责任是不可转换的，在诉讼过程中转换的是提供证据的责任。

从某种意义上讲，适用证明责任做出判决是法官在案件构成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所作出的无可奈何的选择。推定的适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弥补这种“无奈选择”的不足。因为在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出现结构性的举证困难时，如相对一方显然处于强势地位或者持有直接证据或者举证要求较高的专业知识，就会出现由他承担证明责任而有失公平或者违背社会观念的现象。于是，法律为保护受害人利益和出于某种社会政策的考虑而规定适用推定。

根据法律推定的要求，在主张推定事实的一方证明基础事实存在后，在无重要的否定证据的情形下，法官必须适用法律推定，将推定事实作为裁判的依据。因为“不是法官从推定的原始事实中得出被推定的事实的结论，而是法律这么做的”。［8］所以法官不得作出与法律规定不同的推定。可见，法律推定的实质在于直接将证明推定事实不存在的证明责任分配给了受不利推定的一方。法律推定规范具有证明责任规范的性质，在证明推定事实不存在的意义上，将产生证明责任倒置的效果。可见，证明责任倒置实际上是实行法律推定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学者认为这是我国有关司法解释对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实行因果关系推定的规定［3］。我们深以为然。该法条的逻辑可以展示为：在受害人证明基础事实为真时，法官应当推定加害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加害人要避免法官的不利推定，就必须证明该因果关系不存在，加害人不能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的，法官应当推定该因果关系存在。可见，在我国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属于法律推定。

有学者认为因果关系推定与举证责任倒置不同，从而认为以上关于环境侵权中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不是因果关系推定的规定［9］。我们认为，这些观点并没有正确认识法律推定与证明责任的关系。在一般侵权诉讼中，证明责任由提出事实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但在特殊情况下，比如因果关系的证明极端困难或者对方处于强势地位等，法律则规定由对方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环境侵权诉讼就是这种特殊情况。证明责任倒置就是这种特殊情况下的证明责任分配，“证明责任倒置只是一种证明责任分配的例外情况”。［10］可见，证明责任倒置是基于法律推定的一种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形式。

除了前述关于因果关系推定的第三种定义认为加害人对推定事实反驳是反证外，类似的观点还有很多。例如，有学者认为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出发，以加害结果为依据，以及时赔偿为目的，以举证责任的转换为特点，原告不必作严格的证明，只需作表面性证明，倘若被告不能做出推翻的反证，便认为因果关系存在”。［11］还有学者认为，因果关系推定的最后环节是加害人就因果关系不存在承担反证责任，须指出的是，举证责任之转换意味着加害人之反证并非仅使推定事实再度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即可，加害人必须就推定事实提供充分的反面证明［9］。我们认为，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加害人对推定事实的反驳不是反证，而是本证。本证与反证的根本不同在于，对某待证事实提出反驳的当事人是否对该待证事实负有证明责任，负有证明责任的，该反驳即为本证，不负有证明责任的，即为反证。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加害人对因果关系不存在负有证明责任，故加害人对推定事实即因果关系存在的反驳不是反证而是本证。但是，加害人对基础事实的反驳却是反证，因为推定适用的前提是基础事实的存在，而对基础事实的证明责任只能由受害人来承担。

4 环境侵权诉讼中因果关系推定适用的条件和程序

根据以上分析，几乎能够明确认定在环境侵权诉讼中适用因果关系推定的条件和程序，鉴于这个问题在实务操作中的重要意义，有必要再进行详述。

4.1 适用的条件

第一，须存在基础事实。基础事实的存在，这是适用推定的前提。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基础事实的存在只能由受害人来证明。因果关系推定的适用仅免除了受害人对推定事实的证明责任，丝毫没有免除其对基础事实的证明责任。受害人既对基础事实负有证明责任，其对基础事实的证明自然必须达到一定的证明标准以使法官获得心证，否则法官将不能确认基础事实的存在，从而也不能适用推定。

有学者认为，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应采取各种相应的降低因果关系证明度的方式进行因果关系推定［12］。还有学者认为，当发生环境污染时，力求以自然科学的证明为依据，确定污染因子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当无法确定时，就应在以实现社会正义为价值评价原则的基础上，采用各种相应的降低因果关系证明度的方式进行因果关系推定，以实现被害人救济的法律价值［13］。这些观点事实上并没有在因果关系推定中区分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而是笼统地论述因果关系推定。其内在的逻辑是：受害人对因果关系的证明显然没有达到使法官获得心证的程度，但为救济受害人的损害，却又不得不认为因果关系存在，于是只有要求降低证明度。这无疑是加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使民事诉讼法上的证据规则形同虚设。

我们认为，在环境侵权诉讼中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必须明确区分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推定法则仅免除于其有利的一方当事人对推定事实的证明责任，而没有免除他对基础事实的证明责任［14］。不管是受害人对基础事实的证明，还是加害人对因果关系不存在的证明都必须达到相应的证明标准。民事诉讼之证明标准和证明责任是一物的两面，证明责任回答的问题是，就特定的案件事实，应当由谁来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证明标准要回答的问题是，就特定的案件事实，当事人应提交多少证据加以证明。既然当事人对某特定案件事实负有证明责任，其对该案件事实的证明就必须达到证明标准，否则，该案件事实即为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该当事人就必须承担证明责任。受害人对基础事实的证明若不能达到证明标准，则法官无法对基础事实存在获得心证，法官不能对基础事实的存在获得心证，则推定不能适用。另外，从法律价值方面考量，对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实行推定，直接将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的证明责任加诸于加害人。这种分配的实质在于减轻受害人的证明责任，而加重加害人的证明责任。若在实行因果关系推定的情况下，还要降低受害人对基础事实的证明度，这对加害人来说有失公平，对很多生产企业来说无疑意味着讼灾。

受害人对基础事实的证明应该达到什么样的证明标准呢？虽然环境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具有特殊性，但是法律已经根据其特殊性作出了实行因果关系推定的安排，已经是对受害人的特殊照顾，没有必要再降低证明度，所以受害人对基础事实的证明应当和普通民事诉讼中的证明一样要达到民事诉讼法所主张的证明标准。我国传统之民事诉讼法理念主张“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目前多主张“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我们亦主张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所以，受害人对基础事实的证明应当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

受害人如何证明基础事实呢？国外关于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推定的理论，如疫学因果说、间接反证说、姑且推定说等，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这些理论事实上是关于受害人证明基础事实的证明方法。这些方法的目的在于如何使受害人对基础事实的证明达到一定的标准，以使法官获得心证。但是这些证明方法并不等于证明标准。换句话说，我们认为，标准只有一个，方法却可以有很多。

第二，該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有或然性的联系。或然性即可能性，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有或然性的联系，即表明由于基础事实的存在，推定事实有可能也是存在的。例如，受害人证明了以下事实：A加害人将某有毒物质排入某条河流，B受害人引该河流中的水灌入其鱼塘，C其鱼塘中的鱼大量死亡。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受害人的鱼很有可能是因为加害人排放的有毒物质而死亡的，即环境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但是，这仅是一种可能性，不具有必然性，因为鱼塘中的鱼的死亡的原因还可能是由于有人下毒；或者不是该加害人排放的物质所致，而是另一工厂排放的有毒物质所致；或者是该加害人排放的物质与另一加害人排放的物质相结合所致等等。当然这些可能的情形都是有待于加害人去证明的。如果受害人不仅证明了上述三个事实，而且还无争议地证明了其鱼塘中的鱼是如何因为该加害人排放的有毒物质而死亡的，即受害人已经证明了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则此时没有推定适用的余地。如果受害人仅证明了A事实和C事实，而受害人引入鱼塘中的水不是该河流中的水；或者受害人仅证明B事实和C事实，但是没有证明加害人排放了有毒物质，显然不能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因为在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之间没有或然性。

第三，须无否定性证据推翻基础事实或推定事实。与证明相比，推定的一个突出的弱点是结论不够精确，有时可能与客观事实不符［15］。因为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之间仅具有或然性，故其结论并不必然正确。另外，受害人对基础事实的证明仅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高度盖然性即高度可能性，即基础事实并不必然为真。所以须无否定性证据推翻基础事实或推定事实，因果关系推定方能适用。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加害人在反驳因果关系推定时，有两种证据攻击方法：一是对基础事实进行反驳，一是对推定事实进行反驳。对基础事实的反驳是反证，只需使基础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反证即获成功，法官将不能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对推定事实即存在因果关系的反驳却是本证，加害人之证明须使法官达到符合证明标准的心证程度，本证才能获得成功。综上，在言词辩论终结时，如果基础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则应认为基础事实为假，不能适用因果关系推定，亦即认为推定事实亦为假；如果推定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则应认为推定事实为真，即环境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4.2 适用的程序

有学者认为因果关系推定可以分为三步：初步证明→推定→加害人反证［9］。我们认为，适用因果关系推定的程序如图1所示

推定是适用因果关系推定的最后一步。在受害人对基础事实证明之后，法院虽 然可能确认推定事实，但并没有最终确定推定事实，是否确定推定事实处于待定状态。由于法院有最终确认推定事实的可能，加害人为避免不利推定，须对基础事实和拟推定的事实进行反驳。若反驳成功，法院将不能适用推定；若反驳失败，则法院将适用推定。但是，加害人之反驳是成功还是失败，须在言辞辩论终结之后才能确定。也只有在确定是否有否定性证据推翻拟推定的事实之后，法院才能决定是否确认推定事实。[KG)]

（编辑：徐天祥）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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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宗宇　王　热

环境污染侵权诉讼责任论文 篇2：

论环境民事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

摘要：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在民事侵权诉讼中能平衡诉讼双方的权利地位，一般举证责任分配原则难以契合环境侵权的特殊性。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在环境侵权诉讼中的适用有着平衡主体双方地位、降低证据采集难度，提高证据的效力等效果。但是我国目前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关于环境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倒置仍有待完善。

关键词：环境侵权；举证责任；倒置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9CFX039）

作者简介：肖爱（1971￣），男，湖南绥宁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吉首大学法学院讲师,重庆市秀山县检察院检察长助理。

为了公正推进环境侵权民事诉讼程序，通常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来分配举证责任。然而从立法与司法实践看，这一制度仍存在着许多不足，亟待深入研究。

一、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理

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又被称为证明责任，是指法律要求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1](P165)学界通常认为举证责任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主观的证明责任，是当事人在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负有提出证据以证明其主张真实的责任，所以往往又被称为“行为责任”或是“形式的证明责任”；其二是客观的证明责任，认为证明责任是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当事人一方所承担的败诉风险，所以又被称作“结果责任”、“实质的证明责任”。

举证责任是“民事诉讼的脊柱”，“是民事证据制度的核心，举证责任的分配则是核心中的核心”。[2]举证责任主要是用于引导法院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做出裁判，即将不利诉讼后果确定最终归属。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事实真伪不明的败诉风险，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使其平衡。其核心问题就是以怎样的标准来公平、公正地分配举证责任。

“谁主张，谁举证”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法律要件分类说、盖然性说、危险领域说、损害归属说等多种学说。我国的举证责任分配学说中目前主要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通说，该说认为应当依据实体法的法律要件的不同类别分配举证责任。罗森贝克认为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只有一条原理，即主张权利的当事人应当证明权利存在的要件事实；对方否认，“应当对妨碍权利的法律要件、权利消灭的法律要件或权利限制的法律要件之存在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3](P104)他将所有的实体法规范分为权利发生规范，权利妨碍规范、权利消灭规范和权利受制规范四类。主张权利存在的人适用权利发生规范，故而应当举证证明权利产生的法律要件事实。例如：损害赔偿请求权人必须举证满足损害赔偿的要件，这些要件包括损害事实的存在、有实施的加害行为、加害人主观上的过错和损害事实与行为人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赔偿请求权人不能对这些要件事实加以证明，则不能适用关于损害赔偿的法律规范，请求人的请求权也就不能成立；相应地，否认权利存在的人，应就权利受到妨碍或者已经消灭的法律事实进行举证。该方法依托于民事实体法严密的逻辑体系所呈现出来的稳定性，使得举证责任分配的标准便于识别和操作。据此，在诉讼中有必要依据公平、证据之保持、盖然性、政策等因素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二、环境侵权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国外、国内实践

美国证据法奉行举证责任分层学说。该学说认为举证责任具有时限性、不可转移性和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性。当事人双方在规定的时限内不向法院提交证据，将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对法院的判决不产生任何影响的后果。在举证责任分层理论指导下，英美国家诉讼效率很高，主要是因为举证责任不可转移，法院至少不会在诉讼开始就面临因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而错判的问题。因此，从理论上说，结案的正确率可能是比较高的。[4](P25)此外，在环境民事妨害排除诉讼中，由被告承担部分举证责任是必需的，主要是因果关系方面的说服责任。美国密歇根州《环境保护法》规定，原告只要提出表面证据，证明行为人已经或很可能导致环境污染，诉求即可成立，若被告否认，则必须提出反证。

日本和德国的环境法中以推定的方式确立了举证责任倒置。根据日本《关于危害人体健康公害犯罪处罚法》，如果某人排放了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并且其单独排放量足以危害公众健康，而排污后公众健康事实上受到或正在受到危害，便可以推定该危害是由该排污者引起的。德国《水利法》和《环境责任法》对环境侵权责任作出了较详细规定。法院则在司法实践中对举证责任分配进行具体化，受害人只要提出证据证明已发生的损害，且证明该损害是某废弃物造成的，就可以推定该废弃物的排放企业是加害人，应承担连带责任，除非其证明因时间或空间等原因，该废弃物不会与环境发生反应而导致损害，或者即使发生反应也不会导致该损害。

我国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1991年《民事诉讼法》以及1989年《环境保护法》都没有明确规定举证责任倒置制度。但是，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规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中，“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4条更明确地要求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2005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6条、2008年《水污染防治法》第87条以及2010年1月1日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第66条也相继做出了类似的规定。这些规定基本确立了我国环境民事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举证责任的倒置，是指将依据法律要件分类说应当由主张权利的一方当事人负担的证明责任，改由否认权利的另一方当事人就法律要件事实的不存在负证明责任，[5](P181)在侵权诉讼中，按照法律要件分类说，本应当由主张赔偿请求权的原告负证明责任，但实行证明责任倒置后，否认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被告须对自己的无过失、对原告所受损害与自己的违法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负证明责任。在1993年审结的养鱼户诉亨达公司污染案中，一审法院曾以原告举证不充分为由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二审程序虽肯定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采纳的定案证据而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同时也认为一审中以举证不充分为理由显属不当，认为此案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应由被告就其污染行为与养鱼户的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6](P107)

《侵权责任法》第66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环境侵权民事诉讼举证倒置终于获得了正式民事法律依据。当然，“我国环境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转移的只是部分要件事实，而不是全部”。[7]原告仍然要承担环境污染损害事实、损害后果等证明责任。完成这些证明责任后，被告拒不承担法律责任就应该举证证明存在上述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在刘德胜诉湖南吉首市农机局喷漆污染案中，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第二次再审的抗诉机关支持再审申请人的主张，认为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如果市农机局不能证明其喷漆行为与刘德胜患癌病的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就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对刘德胜进行赔偿。事实上，市农机局也曾经对此做过许多努力试图证明不存在因果关系，均告失败。但是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再审判决书中认为：“市农机局在生活区进行喷漆作业，对刘德胜等附近居民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但刘德胜主张患上癌病是市农机局喷漆行为所致，由于目前无法准确界定各种癌病的起因，在此情况下，如果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以市农机局举证不能为由推定本案所涉市农机局环境污染行为与刘德胜患癌病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缺乏事实依据。”《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湘高法民再终字第102号。该案代理律师曾祥斌的博客上公布了该判决书以及再审代理辞。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bfc91a01000bft.html.2011-1-16最后访问。显然，该判决书认可了刘德胜所举证的基本事实，但是实质上将喷漆行为与癌症之间因果关系的艰难甚至无法证成的举证责任施加给了刘德胜，该案中他作为环境污染的受害人始终处于知识、技术和信息等各方面的弱势地位；而市农机局掌握或至少是应该掌握喷漆技术和原理，应该遵守有关技术规则防止油漆挥散污染空气，他们忽视这些要求而造成了污染损害，却因该判决而转嫁了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这有违公正、公平分配举证责任以使其在诉讼双方获得平衡的基本原理，也损害了基本的环境正义。举证责任分配的不平衡必然损害判决的公正性。

三、环境民事侵权诉讼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理由

（一）环境民事侵权行为具有特殊性

环境侵权行为有着与一般侵权行为不同的特征，必然要求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给予回应和调整。

首先，环境侵权行为的主体关系不对等，地位不平等。在环境污染侵权中，致害方与受害方的地位、经济实力和动员社会力量的能力事实上都相差悬殊，传统民法中的平等性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实际上难以实现。只有通过举证责任倒置，以法律手段适当纠正这种实际的不平衡，社会公平才可能更好地实现。

其二，环境侵权行为具有间接性和复杂性。环境侵权人的行为并不直接作用于受害人，而是作用于环境这一媒介，通过对环境的污染导致受害人的权益受到侵害。同时，环境污染是伴随经济发展的副产品，经济发展或多或少会造成环境的污染，现代科学技术下的企业生产活动中，高科技成分很多，而且多种成分的复合也导致侵害行为的复杂性。[8]所以，为了在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与环境保护之间找到平衡，将更多的证明责任让掌握更多经济和技术信息的企业承担，强化破坏环境者的法律责任，使其积极参与环境污染的治理，合理利用环境资源。[9]

第三，环境侵权损害难有确定性。环境侵权损害发生的原因、发生的程度、内容，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不明确的。通常情况下，环境侵权受害范围广阔，加害人与受害人多数情况下也难以确定，如因汽车排放尾气造成的侵权案件、农作物受酸雨侵害等侵权案件等。

第四，环境侵权结果具有潜伏性和持续性。污染物的不断排放所导致的侵害后果通常并不会立即显现，即使立即显现，并且因此而立即停止了污染物的排放，但是其后果却并不会立刻终止。环境的污染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因此受害者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环境污染所带来的侵害。1925年日本氮肥公司在水俣湾建厂，长期将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含汞废水排向水俣湾，最终导致50年代日本水俣病大规模爆发。

第五，环境侵权往往同时产生公害与私害。在环境侵权中，不仅发生对受害者人身、财产等权益的民事损害，即所谓的私害；通常还会导致了对相当范围内的不特定公众权益的普遍侵害以及对作为准公共物品的环境本身的侵害，这就是所谓的公害。

（二）环境侵权实行无过错归责原则

正因以上所述的环境侵权的特殊性，世界各国普遍采用了无过错归责原则。“无过错原则是指损害发生后，不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为责任要件的归责标准，即不问行为人主观上有无过错，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和所管理的人或物与造成的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他就要承担民事责任。”[10](P1005)

在环境侵权无过错归责原则下，被告是否存在故意或过失不再是环境侵权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若环境侵权诉讼中按照一般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原告则需要对损害事实的存在、被告有污染行为和过错、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进行证明，显然不契合环境侵权无过错归责原则。所以，环境侵权民事诉讼应实行不同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三）一般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不利于环境侵权纠纷的解决

按照法律要件分类说，损害事实和致害原因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权利成立要件事实，受害方主张权利就应对该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这不利于在环境侵权民事诉讼中保护受害方利益。于是，德国学者提出在诸如公害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中应由加害方就因果关系的不存在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以弥补法律要件分类说的不足。

若在环境侵权民事诉讼中采用一般民事侵权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则可能出现不少问题。首先，原告难以获取有效证据。在环境侵权诉讼中，一方面作为受害人的原告往往缺乏环境污染知识和信息；另一方面，作为加害人的企业往往掌握着几乎所有有关污染的信息和技术，并且会尽可能调用其所有的经济和社会资源阻碍原告搜集证据，导致原告难以甚至无法获取基本证据来支持其诉求。如果“谁主张谁举证”，主张权利的受害人由于“举证成本”过高，基本上不能完成举证而遭致败诉，难以得到有效的司法救济。第二，很可能导致关键证据消失或被致害人藏匿。环境侵权损害的发生具有持续性和潜伏性，受害人往往缺乏未雨绸缪收集环境侵权信息的动力和能力，而且环境侵权的许多证据是难以长期收集存放的，结果待到损害发生时证据却自然消失了；作为加害方（通常是排污企业等）对自身生产工艺和所排污染物的种类、数量以及特性最为了解，相对于受害人具有更强的举证能力，[11]如果不强制其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他们很可能不择手段隐匿甚至消灭基本证据，这必然会导致环境侵权纠纷得不到公正解决，从而危及社会安全和稳定。因此，在环境侵权民事诉讼中，各国普遍采用了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四、我国环境民事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倒置制度的不足

首先，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过于单一。《若干规定》第4条第3款以及《侵权责任法》第66条均规定由加害人就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但是，让被告承担“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只能解决责任是否成立，而无法解决责任承担范围问题。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应该根据证明对象的不同对因果关系予以分解，并在原被告之间进行分配。德国法与日本法中，就将因果关系分为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及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前者指可归责的行为与权利受侵害之间具有的因果关系；后者指权利受侵害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就该损害所引起的后继损害判断其是否构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第二，易于被滥用。我国立法中，只规定了污染者就其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当原告完成举证责任后，被告很可能找到虽然受到污染行为的损害，但因为耐受能力强、个体差异等而没有表现出损害结果的情况。这样，污染企业就钻了举证责任倒置的空子。[12]如：浙江平湖师范农场特种养殖厂诉嘉兴市五家化工厂排放工业废水污染案中，原告认为被告排放的废水污染了其养殖水域，导致其数十万元的经济损失。原告不仅提供了当地环保部门做出的水质检测报告，而且还有数十名证人作证证明该养殖水域因被严重污染无法进行正常养殖。然而，该案被告提出该水域有两名养殖户正常养殖的证据，证明工厂的排污行为与原告养殖水域的损害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因此败诉。[13]

第三，虽然原告的举证责任大部分已转移给了加害人，但是，原告仍然需要证明自己是环境污染纠纷中实体权利的享有者、自己的合法环境民事权益受到污染损害（包括污染损害事实和损害结果）、损害系排污者的排污行为所致等证据。从我国环境司法实践上看，原告囿于知识和能力往往难以完成这些举证责任。

第四，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经济，企业的发展。虽然说环境侵权诉讼中双方主体的地位并不平等，企业一方往往依靠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在诉讼中占有优势地位，但是，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企业要面临现代科技尚不能解释的举证责任的风险，而恰恰这部分的责任又是完全由企业承担，反面否定的证明也通常比正面肯定的证明更加困难，企业有受到滥诉的可能。

五、我国环境民事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倒置制度的完善

第一，目前虽然在《侵权责任法》中对环境侵权的举证责任倒置做了规定，但是还没有作为民法基本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之一，《民法通则》应该对此作出回应；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根据当事人证据取得的难易程度、与证据距离远近、对证据控制的可能与否以及是否有利于防范损害的发生、是否有利于民事权利的救济为重点因素综合考虑，要防止当事人单一、片面地利用举证责任倒置来规避其应当承当的法律责任；要进一步扩大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实体法规定。同时宜在立法上引入证明妨碍理论以进一步降低环境侵权受害人举证难度。该理论“是指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因故意或过失，以作为或不作为，使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的证据提出受到妨碍。在这种情况下，应作出对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有利的事实认定。”[14]通说认为我国法解释中已确立了证明妨碍制度，应该总结司法实践，一般性地构建这一制度。证明妨碍理论的核心是防止加害人一方将证据控制，从而置受害者于败诉之地。该理论主张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将证据提出义务加于加害人，如果违反义务，实质上等于妨碍案件的证明，法院可以不论其是否有过失，都可以让其承担不利的判决。

第二，完善法官对举证责任倒置的司法裁量。可依法官自由裁量权裁量案件是否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但同时需由最高人民法院掌握举证责任倒置的决定权。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建立举证责任倒置的自由裁量的基本标准和细则，同时建立科学的核准制度，由最高人民法院对下级法院呈报的争议性案件是否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进行核准，以此统一、指导下级法院的司法实践，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因允许法官裁量举证责任倒置所带来的混乱，也有利于保持法律应有的统一性、公正性和严肃性。

第三，在司法实践中加强环境侵权案件判例的指导地位，以弥补现行立法的不足。由于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并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侵权案件，其所具有的科技性、时代性、复杂性常导致适用法律条款不当。在同为大陆法系的日本，虽然并没有明文规定判例的法律效力，但判例作为其侵权行为法的重要法源，其指导司法实践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我国也可在环境侵权诉讼中适当强化判例指导作用，以提升司法活动的灵活性、公正性、效率性。

第四，改变单一的举证责任倒置模式，在对因果关系的认定上，适当的案件可以适用传统的因果关系的认定方式证明危害与行为间存在因果关系；应该细化举证标准以避免举证责任倒置成为污染企业规避责任的方式。

第五，对于侵害案件中的例外现象也应作补充规定，例如明显证据显示侵害行为与后果间有因果关系的。但是例外的现象不应成为侵害人排除责任的事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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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春华.举证责任分配、举证责任倒置与举证责任转移——以民事诉讼为考察范围[J].现代法学2008(2).

[3][德]莱奥•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M].庄敬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4]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5]江伟.民事诉讼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6]王灿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案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7]彭本利.解读《侵权责任法》对环境污染责任的规定[J].世界环境,2010,(2).

[8]刘雪荣,刘立霞.论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的证明责任[J].河北法学,2006(10).

[9]马栩生,吕忠梅.环境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J].法律科学,2005(2).

[10]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11]刘永希.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特殊性[J].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学报,2008(6).

[12]郑世保.环境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之重构[J].求索,2008（7）.

[13]谢伟.环境侵权诉讼举证责任研究[J].中国环境管理,2005,(4).

[14]奚玮,余茂玉.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妨碍[J].河北法学,2007(3).

(责任编辑：彭介忠)

InversionoftheBurdenofProofintheEnvironmentalTortLitigation

XIAOAi,LIChang￣jie

(CollegeofLaw,JishouUniversity,Jishou,Hunan416000,China)

作者：肖爱 李昌杰

环境污染侵权诉讼责任论文 篇3：

论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构建与创新

2010年12月13日，全国第一个环境民事公益侵权诉讼，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环保部门首次作为原告提起了诉讼。在本案的庭审过程中，法官创造性地引入运用了大量法律制度，其中环保局第一次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参加了案件的诉讼和庭审，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讨论。

社会生活中，当人们用法律手段来维护环境权益时，基于多方面原因，法院却往往以“无直接利害关系”为由而不予立案，使得受到损害的环境权益无法通过司法制度得到救济，这一现状迫切需要我国尽快推进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立法和实践。因此，创新和完善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是目前环境诉讼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公益诉讼的产生及发展。公益诉讼是发源自罗马法。在罗马法中，公益诉讼是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明确的特别规定者外，凡市民均可提起此类诉讼。到了现代社会，因为国家公权力对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追究其法律责任，公民私人没有权利同时亦没有必要介入此類诉讼中。法院认为，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由于公民个人与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故其原告资格法院并不予承认。

但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中，仅仅依靠国家行政全能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维持各种社会福利的要求或恢复已遭到破坏的社会秩序的利益。环境问题的严重性逐渐凸显，环境侵权案件不断涌现，传统诉讼法解决不了环境公益救济，这已经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因此，建立起能够符合环境侵权纠纷案件特点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就成为了构建和完善环境侵权救济机制的必须。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概念明晰。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为了保护社会公共的环境权利和其他相关权利而进行的诉讼活动；同时也是针对保护个体环境权利及相关权利的环境私益诉讼而言的”。具体而言，是指包括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在内的社会成员，在环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坏，为了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不受损害，针对有关主体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为了保护社会公众的环境权利与解决环境公益纠纷案件而创设的民事诉讼制度。将其与传统的环境民事侵权诉讼制度作对比，发现其具有以下特点：

诉讼目的的公益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被诉行为一般并不直接损害原告的私人利益，但该被诉行为通常为已经侵害或可能危及到社会公共环境权益，“原告申诉的基础并不在于自己的某种利益受到侵害或胁迫，而在于希望保护因私人或政府机关的违法行为而受损的公众或一部分公众的利益”。

原告主体的广泛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原告并不局限于“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任何组织或个人为了维护国家、社会的环境公共利益都可以把侵害公共环境利益之人推上被告席。

诉讼提起的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增进环境公共利益，但是维护和增进环境公共利益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赔偿因为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而造成的健康损害或者经济损害，而是为了预防、减少或消除可能影响公共的环境权益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国外经验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法理论与实践中已存在二三十年了，属于“现代型诉讼”之一。基于此，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对比美国的相关做法，总结经验推动符合我国特色的公益诉讼体系建设。

美国的集团诉讼是以衡平法程序为基础，依据衡平法法则建制的。该诉讼制度在环境诉讼中运用广泛，其诉讼机制与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非常相似，但又有三个非常明显的区别：1.我国的代表人，只有进行了登记，法院才认可其在本诉讼中的原告地位；但是美国集团诉讼采用默示制度，充分保障了代表人相关权利。2.在代表人的产生问题上， 我国群体诉讼的代表人的产生是必须经由当事人推选，而集团诉讼同样允许以默示的方式认可诉讼代表人的地位。3.我国的诉讼代表人制度是允许此次诉讼中未参加登记的人另行起诉，只是必须在诉讼时效期间内的起诉，则法院就可以依法作出裁定，适用原判决；而集团诉讼的判决效力包括既判效果，即当一案件作为集团诉讼判决后，其它成员不管是否参加，都不能再以同一诉讼标的起诉。

此外，在美国环境法中，公民诉讼是指公民可以对违法排污者或未履行其法定义务的联邦环保局依法提起诉讼，要求违法排污者消除污染，对遭受污染损害的公民进行赔偿；督促各级环保局依法履行其法定义务，并加强环境管理。

三、以诉讼主体为中心浅淡我国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要建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必须要采取扩大原告资格范围，启动多元化诉讼模式等措，笔者认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应当包括公民个人、环保组织、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

公民个人。公民个人享有对破坏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利。根据对传统诉权理论的理解，起诉权只被赋予给了与受损利益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这样的法律规定明显不利于环境保护事业，纵容了侵害环境的行为人，受损害的环境利益亦得不到弥补，故不应囿于“直接利害关系”而对原告资格作出限制。近几年，我国部分补救性的环境行政责任有逐渐民事化的趋势，即环境行政机关以国家环境资源所有权代表人的身份，对侵害公共环境资源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此诉讼具有明显的公益性质，这是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一个相当大的突破。

环保组织。环保组织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具有多方优势，例如它们以保护公共环境为宗旨，拥有大量从事环境保护方向的专业人员。但我国目前通行法律法规中，在解决环境民事公益纠纷中都缺乏可执行性。此外，结合我国社会现状，我国环保组织的弱小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紧迫性、专业性、诉讼费用高昂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因此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要依靠环保社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困难尚多。但为了促进我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健康发展，我国应从制度上给环保民间公益组织创造生存的土壤，同时在民事诉讼法上明确规范其职责范围，促进环保公益组织作为合法的诉讼主体平等地参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环境行政机关。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均确认了环保部门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但，笔者认为将环境行政机关纳入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之内是不妥的。法律上已经赋予了环境行政机关保护公共环境资源的职权， 它们不但拥有管理权及一定的行政强制权，而且一旦这些行政行为不足以制止侵害环境公共权益的不法行为， 环境行政机关可直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故它们没有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必要。

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作为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设机关是各国均采用的制度。无论是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检察机关都作为“最高法律秩序和道德的代表者”，对民事争执和经济纠纷进行干预，以保护公益和维护法律。我国现行立法虽未明确作出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但从现实实践看，检察机关在实践中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成功案例屡屡出现。因此，通过法律赋予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利， 既符合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特点， 同时也体现了环境公益诉讼国家干预的原则。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是解决环境纠纷案件不可或缺的途径，同时它也是维护乃至激发公民司法信任感的重要机制，故建立起完善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势在必行。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现实的局限，决定了该制度从被认知到最终付诸实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因此这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时间和空间向度的积累，以建立起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从而更好地维护公共环境权益。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作者：于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