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精选8篇）

篇1：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白马啸西风》读后感

——江南的杨柳，已经抽出嫩芽了。

第一次看《白马啸西风》是初中的时候，那时候真是个美好时光，前途和自己差的很远，幼稚也脱离了不少，朦朦胧胧的青葱岁月。平时除了和同学们嘻嘻哈哈的玩耍基本就没干过什么正经事儿了，不过在我看来我还是干过一些的，比如说看小说。

说起小说，真是久仰金庸先生的大名了，光是《射雕英雄传》的电视剧就看过两三种版本，还有《天龙八部》《碧血剑》《神雕侠侣》这些都是最著名的。小说书自己是买不起的，但是好在那时租书店已经遍布铜陵的大街小巷了，第一次就借了一本《书剑恩仇录》，之后便是一发不可收拾，想方设法要看遍金庸先生“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所有的十四本书。

《白马啸西风》在金庸的小说中，我看的是比较晚的，那时的我先被大篇幅的类似《笑傲江湖》中的逆天武学，惊天阴谋所征服，直到看完《连城诀》之后，我才有机会一睹李文秀的芳容。

《白马啸西风》很短啊，短到不足以单独成书。小小的李文秀牵着白马，漫步在草原上，听着天铃鸟儿的歌声，宛如一幅画，一副可以令人平静而又安宁的画，而苏普的出现则为这幅画添加了一些人的色彩。阿秀是个女孩子，即使我再不愿意，她也还是爱上了苏普，一无反顾，何况那正是一个春心萌动的年龄。作为唯一闯入阿秀生活的男孩子，他也闯入了文秀的心，虽然我很不喜欢文秀这样的早熟，好像自己的心上人被别人夺走一样。

两小无猜，青梅竹马，我想如果在江南，他们两个用这样的词形容是再好不过了。两个人一起聊着草原的狼和羊、草原的天铃鸟、也许还有那来自中原的小鸭子的故事。玩耍、嬉闹就如同当年正在上初中的我，即便心中有些什么也不会说出来，文秀也是。

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也许结局不会这样的忧伤，可惜没有。一只狼闯入了他们的世界，苏普用哈萨克人特有的勇猛击杀了狼，却也暴露可自己正在和汉人女孩子在一起玩耍的秘密。汉人曾经深深的伤害了哈萨克族人，哈萨克族人不会忘记，苏普遭到了毒打。为了救苏普，阿秀将苏普送给自己的狼皮送给了阿曼，将自己的心埋在了那座沙丘之下，从此再也不见苏普。

我只知道我当时已经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悲伤从眼中涌出。苏普的幸福与我无关，我只知道计爷爷从此失去了江南，失去了江南的杨柳桃花，失去了燕子金鱼，也失去了阿秀。阿秀则失去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最爱她的人。世界上没有比失去自己所爱的人更为悲伤地事情了，即便苏普娶了阿曼。

阿秀注定要独自一个人回到江南，那些哈萨克帅哥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偏不喜欢。

读完了《白马啸西风》，记得我沉默了很久，没有去掩盖自己悲伤的痕迹，只是在想。现在早已忘了当时在想什么了，也许是想为什么马家辉不能再厉害一点，完好的打败瓦尔拉齐呢？也许是在想阿秀回到江南后有没有爱上江南，又或者是有没有爱上江南的男子，再或者被一个江南的男子像计爷爷那样不顾一切的爱？

现在的我早已经成年，虽然依然是青春年少，却非要装成熟的看《白马啸西风》，思考人应该和一个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还是和爱自己的在一起。思考苏普到底是怎样一个男子，难道暗地里就没有对阿秀动过心？留阿秀在部落里只是为了报答阿秀？其实都是无所谓的，想的太多难道不累？爱过就是爱过，不爱就是不爱，就如同阿秀的不喜欢，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在我看来，金庸的这篇中篇小说是一篇中规中矩的小说，小说三要素也是完整无缺。虽说是中篇小说，但是却有着与大型长篇小说不一样的感觉。如果说长篇小说是一位闭月羞花的大家闺秀，那么这篇中篇小说则是一个身居闺阁的小家碧玉。有那么一种另类的风格。

别的且不说，但说这篇小说的故事情节，我就感觉到金庸大侠的不俗和才华。

从故事的开端来看，依照我们的思路，从白马李三夫妇死后，李文秀或是回到中原、江南或是武功练成之后再回老家一雪前仇。然而，金大侠却没有让她回去，而是留在了回疆，在回疆长大。平凡的生活让她忘记仇恨的伤痛，与一位哈萨克族的男孩苏普恋爱，埋下了深情的种子以至于影响后面整个情节。整个故事都是发生在回疆之中，与外界中原的武林纷争隔离开来，甚至毫无联系，可谓是世外桃源。这与金庸的其他小说有着明显的不同。小说的篇幅也限制了它自身的情节，我想金庸也可能故意只想在另一个世界撒下他向往的情结，寻找不一样的

篇2：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11607263637 李奕贤

金庸小说之所以能雅俗共赏, 是因为其中不仅有惊险曲折的武侠故事, 而且蕴涵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其中呈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准, 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严格意义上的成熟宗教,儒、释、道由此成为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最高体现, 成为中国人的意义世界。”金庸小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飘逸出浓郁的儒道佛文化气息。

一

金庸小说中侠的形象很丰富, 主要有儒侠、道侠和民间侠, 但金庸对侠的认识, 是从儒开始的, 在他的心目中, 也只有那些儒侠才担当得起“侠之大者”的真正称号。金庸善于把原始儒侠的思想据为自己笔下的英雄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金庸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为国为民, 侠之大者”的文化立场。在儒家的文化视域内, 家与国是同构同质的, 没有天然的鸿沟。可以说,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儒家不仅要求人们把对家的伦理情感施用于国, 而且强调要真正地献身于国。也就是说, 如何取舍个人在 “国家”与“家庭”间的正确位置, 是儒家文化传统判断个人人生价值的重要尺度。

郭靖是金庸早期用心塑造的一位成熟的英雄, 也是儒家文化的集中体现者。通过郭靖的形象金庸着力传达出一种敦厚的儒家风范: 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死而后己的道义感;三军可夺帅, 匹夫不可夺志的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甚至郭靖独特的言行性格也能在儒家学说典籍中找到相对应之处: 诚信, 刚毅, 讷于言, 敏于行, 微言大义, 大智若愚, 大巧若拙„„郭靖简直就是儒家理想人格在金庸小说中的翻版。在小说中, 郭靖屡屡道出“侠”的意义:“我辈练功习武, 所为何事? 行侠仗义, 济人困厄, 固然乃是本分, 但这只是‘侠’之小者„„为国为民,方为‘侠’之大者”,“但想人之在世, 便是做个贩夫走卒,只要有为国为民之心, 那便是真好汉, 真豪杰了。”(《神雕侠侣》)在这里, 小说中的 “大侠” 实际上成了儒家文化理论在现实社会中的实践者。

郭靖不仅是儒侠中的大者, 而且也是一切侠中的侠之大者, 因为他彻底地实现了“为国为民”这一目标, 有着“铁肩担道义”的巨大人格力量。“铁肩担道义”是中国老百姓最崇尚的英雄品格, 也是金庸最心仪的人格理想。他把这种英雄品质和人格理想, 尽情倾注在郭靖身上。郭靖坎坷的经历, 勤朴敦厚的个性, 高超卓绝的武功, 忧国忧民的心怀, 大仁大勇的胸襟, 无不让读者产生共鸣。他的身世经历契合孔孟思想, 他的言行和结局更有着楷模的作用。对父母孝、对国家忠、对爱情真、对朋友义、对子女爱,是典型的“侠之大者”, 是君子, 甚至可以说是“圣人”, 是儒家文化精髓的理想人物形象。郭靖身上显示出的这种“为国为民, 侠之大者”的风范, 也体现了金庸对儒家的内求张扬主体、外求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精神的肯定。在作品中, 郭靖获得“大侠”的名份, 不只是源于武功的高强, 更源于他保卫襄阳的民族壮举, 源于他“鞠躬尽瘁, 死而后己”的人生价值取向。

以天下苍生为念,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孔子反复强调的人生价值取向,也是传统儒家大侠的至高思想境界。金庸小说从多视角、多层面反复渲染了这一点。以郭靖为代表的儒侠之所以能达到值得称道的至高境界, 是因为他们具有可贵的精神品质:“仁者爱人”的高尚境界,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入世精神, 诚实守信、宽厚待人的侠肠义骨。而这些都在郭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也不愧为“侠之大者”。也许, 把郭靖写成儒家之大侠, 似乎有点令人费解: 一个连字也不识几个的“呆子”,怎能成为儒侠? 这也是金庸的独特之处。文化对世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因而受儒家影响的是所有的中国人, 包括识字和不识字的, 绝不是饱读诗书的儒生而已。小说中就连不识字的妇人郭母也时刻教导儿子不忘雪国之耻。其实, “识字不多的下层人民是凭着本能和信念去接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的, 因而这种影响不仅是表现在思想上, 而更多地表现在心理上和人格上。”所以, 金庸小说呈现出的传统文化意蕴, 很多时候是缘于民间的自觉。

二

郭靖等对政治社会的关注,体现了作者的思想深受儒家的影响。然而, 儒家理论在被统治者所采用的同时,产生了禁锢人性、等级森严、宗法专制等诸多弊端。金庸对于这些弊端是持否定态度的。于是, 他又向我们展示了追求精神自由的新境界。

“大侠”的特征可以概括为自由的精神、独立的个性和恣肆不羁的生命形态。金庸小说中描写了许多这样的“大侠”。他们行走江湖, 自持正义, 特立独行, 孤傲叛逆,率性而为, 不但反抗黑暗腐败的官府, 也反抗一切陈规陋习, 他们身上体现出中国传统的道家文化精神。道家传统的思想精髓是个人本位和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并且构建了逍遥游的人生理想, 这种人生理想正是冲破宗法专制和一切外在规范束缚, 反抗现实, 肯定自我, 追求个人精神自由独立的表现。另外, 道家作为儒家社会的反抗者, 它们的根本对立在于, 儒家强调社会价值高于个体价值, 道家则凸显个体价值的至上性, 重视个体生命在宇宙间的存在意义, 并不看重人的现世社会价值。

道家思想对金庸小说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其小说人物生活态度的旷达超脱, 适性得意。张三丰是金庸小说中最突出的道士形象。他清虚自守, 圆融无碍, 慈悲为怀而又不是遗世傲立。他的个性宽容、随和、开朗、大度、幽默、机智,可以说是道家的理想人格。他游乎四海之外,齐物我, 齐生死。如何面对死亡的问题, 极易显示出一个人的人品高下。当死亡的威胁降临时, 张三丰不仅视死如归, 而且还能自我反省, 继续思道。赵敏率蒙古武士侵扰武当, 其时俞岱岩残废, 其余人下落不明, 他自己身负重伤, 大敌当前, 他却低吟“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并且顿悟:“说来文丞相也不免有所拘囿, 但求我自丹心一片, 管他日后史书如何写!”(《倚天屠龙记》)这种精神实是俯仰天地, 得道深矣。作为道家文化象征的老顽童周伯通晚年练成了“左右互搏术”和“空明拳法”。这与其说是武功,不如说是人的心灵情感的外向宣泄,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形式。在这里,“武功与人的生命相互融透, 武功也就因此升入了文化本体”。

在道家之侠看来, 人性归属自然, 循自然之道, 率性而为, 才能真正实现自我的个性自由与人格自主。金庸小说虽然也写古代, 思想倾向却与旧式武侠大不相同,根本告别了“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价值观念, 渗透着个体解放与人格独立的精神。杨过是金庸小说中一位典型的“大侠”。他至情至性, 任性偏执, 既认西毒欧阳锋为义父, 又反出师门拜小龙女为师, 将师父赵志敬视为仇人。这在儒家正统观念中都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但在杨过看来, 只是“谁对我好, 我就对谁好”。尤其是他要娶身为自己的师父兼“姑姑”的小龙女为妻, 这更是儒家眼中的“禽兽之行, 乱伦之罪”。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 杨过却意志坚定, 毫不妥协, 他大声说道:“姑姑教过我武功, 可是我偏要她做我妻子。你们斩我一千刀、一万刀,我还是要她做妻子!” 这是杨过向不合理的礼教、习俗挑战的宣言, 体现了道家桀骜不驯的叛逆精神。

如果说杨过是封建礼法的叛逆者,那么,令狐冲就是传统文化的彻底的背叛者。令狐冲虽然行走于人欲横流的江湖, 却仍能保持一份率真的性情。率性而为, 任意所之, 游于江湖之中, 行乎山水之间, 追求着真与善。在“千秋万载, 一统江湖”的口号声中, 令狐冲却奏出了“笑傲江湖”的不和谐之音。在所有人都忙于争权夺位之时,令狐冲却表现出对政治斗争的厌恶与逃避。原因只在于他的自由的天性和追求自由的人格精神。庄子生活在人人危如累卵, 生命常遭不测的大**时代, 虽然真切地盼望着身心的全面解放, 却也深知这种自由解放不可能求之于现世, 而只能求之于自己的心灵。确实, 只有能够“游心于无穷”, 才能够超脱现实的藩篱, 打破闭锁狭隘的世界, 在恬淡适意的自然境界中自由地飞翔。令狐冲真正地领悟道家文化的精义是在练成绝顶武功独孤九剑之时。独孤九剑的要诀在于“行乎其不得不行, 止乎其不得不止”,“如行云流水, 任意所之”, 不论行或止都合于自然之气, 如行云与流水, 行到何处, 流向何方全凭气韵驱使。这等高妙的境界, 是武学的境界, 也是人生的境界。令狐冲就是一个自由之魂, 他的精神昭示着人类对于自由的永恒向往。

三

金庸在用传统的儒和道来阐述和言说武侠小说的同时, 并没有忘记向佛家文化的汲取。他在小说中试用佛教的透彻智慧正面观照大千世界, 以大慈大悲、大法力来化解人世的无穷冤孽。

在佛家眼中, 人生无常, 无常即苦, 众生世界苦海无边。进而能够“斩无明, 断执着, 起智慧, 证真如”, 才能超脱人欲苦海, 回头是岸, 找到心中的“净土”, 用之为苦海慈航。小说中人物凭借着他们的慧眼与意志, 置苦海却能自我超渡, 甚至自救而救人。《倚天屠龙记》 就是一部佛光普照的作品, 主人公张无忌天生怀有一副慈悲心肠。张无忌的“无为”看似与道家的精神暗合, 但骨子里却藏着佛眼与慈悲心。他行医又行侠, 堪称“江湖医佛”,出于慈悲与可怜之心答应娶相貌丑陋且性格古怪的殷离, 又出于天性的慈悲心肠, 劝阻武林各派纷争。除了主人公张无忌的慈悲心怀在小说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外, 杀人如麻、双手沾满无辜人的鲜血的刽子手谢逊, 在历经世事沧桑后“立地成佛”, 顿悟人生而毅然皈依佛门, 其最后归宿有助于揭示小说主题。紧随其后的下一部小说《天龙八部》也是这种主题的延伸。

《天龙八部》这部书的名字就取自佛经,小说以情孽、复仇、争权为三条线索来展开故事。段正淳处处留情, 结果使众情人互相嫉恨, 相互追杀, 自己也苦不堪言, 使其子段誉也成为他情孽的直接受害者。再说复仇,萧峰与中原好汉的悲剧冲突正是因为复仇而起。还有争权的斗争, 更是造成江湖混乱, 人生悲苦的缘由。不仅江山王位的争夺如此,江湖门派的掌门之位的争夺也如此。于是, 每个人都可能在他们织成的网中承担几种角色。其实, 这张网正是“人世间”的深刻象征。网中既是受害者, 又是织网者, 作者揭示了“命运”的成因: 不在天,不在地, 而恰恰在于人本身, 每个人都是命运的承担者,同时又是命运的制造者。叶二娘为恶是因儿子被别人偷去, 游坦之则是因萧峰杀死了他的父亲, 而萧峰本人也由别人带给他无法脱逃的悲剧命运。书中的人物就是这样无人不冤, 有情皆孽, 环环相扣, 因果交错。

四

金庸小说中的人物, 一方面受儒家影响, 关注现实人生, 积极进取;另一方面, 超凡脱俗、无拘无束、率真任性、想象丰富、情调浪漫, 又与道家有关。在“侠”的理想失落后, 道家的出世、避世便成了对其心灵的一种价值补偿,在金庸的小说世界中这又成为一种完美无缺的生活方式。老子说:“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那么道家的人生哲学也只能是自然无为了, 这是人生追求的极境。虽然这种孤寂清虚的人生很难被世人所接受, 但在金庸小说中, 入世与出世都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方式而占有独尊的艺术地位。儒、道、佛各自的思想体系中都具有强烈的仁爱精神。儒家讲求“仁者爱人”;道家虽无正面的主张, 但主观个体的清心寡欲、自然无为,也达成了客观群体的友爱和谐;佛家的救世人于苦海、普渡众生的思想更显示出博爱。其实, 真正的仁善可以是儒家的仁爱、道家的无为与佛家的慈悲的一种有机结合,金庸小说就呈现出这种结合的和谐美。“儒、道、佛„„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犹如三条闪闪发光的思想的大河,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生存智慧和精神资源。”

篇3：金庸小说与中国武侠文化

一金庸武侠小说主题概述

如果说梁羽生先生开创了现代武侠小说的辉煌, 那么金庸先生无疑是这个辉煌时代的最高峰。金庸先生的作品大多加注着曲折动人的故事框架, 用丰富的情节描写, 表现惩恶扬善的主题和大侠创造历史的新古典主义思想, 这一点和梁羽生先生比较类似。但是梁羽生的作品还是传统武侠居多, 金庸先生的作品中人物的刻画更加丰富多彩, 我们读金庸先生的十四部作品, 没有一部的主人公是累死的, 有儒之侠 (如郭靖、乔峰) 、道之侠 (如令狐冲) 、佛之侠 (如石破天) 走向非侠甚至反侠 (如韦小宝) , 在这些作品中国家的概念被渐渐的淡化, 而离人性人生的意旨愈来愈近, 也越来越深。从这方面来讲金庸先生可以说是受到西方小说创作模式的影响, 以感情和情节描写来打动读者, 但是作品的内同上却坚定地弘扬了儒道释三家思想的精华, 构建起古代精神世界的宏伟殿堂。

自融入传统文化的同时, 金庸同时也揭示了传统文化的负面, 给武侠小说的创作模式加进了新的血液, 有西方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色彩。《鹿鼎记》便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代表作, 鹿鼎记和其他武侠小说不同, 其主人公武学稀烂, 也没有很多侠义行为描述, 但是在曲折的情节脉络里透露着作者对千百年中国文化的反思。小说的主人公不再说满口仁义的大侠形象, 二十一个地痞、无赖, 满嘴的脏话没有所谓的善恶思想的韦小宝, 在妓院里混大的韦小宝, 清楚那些所谓的正统人事的嘴脸, 用“坑蒙拐骗”的手法去和这些人进行交往, 结果是无往不胜。这就赋予了作品以浓郁的悲剧色彩, 使我们在品领其艺术狂欢的同时, 情不自禁地对传统文化产生一弥满判和否定的情绪。金庸先生在尝试一种新的创作, 走进老百姓下层人生活的创作, 但是在取得成功的同时, 也造成了在传统武侠文化的一种矛盾, 最终这种矛盾使《鹿鼎记》成了金庸创作的最后绝唱, 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该书的后记中, 作者直言不讳地告知我们:“《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 毋宁说是历史小说”, 小说的很多人物在历史上曾经真实的出现, 以至于很多人想借用《鹿鼎记》去寻找历史上真正的“韦小宝”, 这种行为其实是侠的理想。

金庸先生武侠小说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功, 不仅仅是因为是武侠小说本身, 还体现着金庸先生的一种世界观、道德观和价值观。金庸先生敏锐觉察到普通民众对通俗武侠小说的一种需求, 借助于武侠能够满足普通人物的一种阅读欲望因此作品深受社会普通劳动者的喜欢。其次, 金庸又是一个政治活动家, 他的作品渗透了自己强烈的政治理想抱负和对社会历史的洞烛, 从而使小说具备了为其他作家所无法拥有的深度。而他的家族渊源和从事外交工作的志向, 又使他具有较为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和纵览西方文化的开阔视野。几方融汇, 成就了金庸作为武侠小说的大家之作和大家气象。总之, “正是政论家的见识、史学家的学养, 以及小说家的想像力, 三者合一, 方才造就了金庸的辉煌”。

二金庸武侠蕴含的中国武侠文化

1、劫贫济富、打抱不平的武侠精髓

劫贫济富、打抱不平是中国传统武侠精髓, 金庸先生的每一部作品渗透着这一思想, 共同闪耀着“侠义精神”的光芒。这种描写劫贫济富、打抱不平的史记载很早之前就已经出现, 如司马迁写《游侠列传》时, 赞赏他们“其言必信, 其行必果, 已诺必诚, 不爱其躯”, 同时也引用韩非的一句话——“侠以武犯禁”, 指出其尚武好斗的不足。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在我们可能觉得, 这种所谓“侠士”, 充满了血腥和杀戮, 实际上是对当时社会秩序的一种严重的挑战, 在现在尤为不可取。金庸却巧妙地解决了这一矛盾, 复活了“侠”的形象。金庸在刻画这些故事的背景时巧妙的运用了各种因素, 促使人们忽视这种血腥。首先, 金庸的武侠小说背景大多取材于一种动荡的社会环境, 如《神雕侠侣》写在蒙古入侵南宋的时候。在这种背景单纯的依靠政治手段混着其他的非暴力手段, 不能解决矛盾, 只能通过以暴制暴, 以暴扬善的手法来解决矛盾, 这样做的后果必然是充满了血腥和杀戮。其次, 在坚持传统武侠精髓的同时, 他牢牢地把握住了行侠仗义的准则。他笔下的侠, 从红花会英雄到袁承志、郭靖、杨过、张无忌, 都不滥杀无辜。如在《天龙八部》中, 乔峰为父报仇完全符合当时的社会行为准则, 俗话说“父母之仇、不共戴天”, 所以聚贤庄一战, 虽然他大开杀戒, 却也无损其威名。

2、武侠小说表现了“仁”这个中国武侠文化的最高价值观

“仁”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价值, 也是中国传统武侠文化的最高价值观。金庸之所以能够使武侠再次达到一个高峰, 是因他把“仁”的精义在他的作品中发扬光大, 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侠、义、仁是传统武侠的三个精髓, 金庸作品与传统武侠不同, 就是减少了关于侠、义的刻画, 更多的转向“仁”的刻画上面。儒家说仁是人道主义, 是一种“不忍”之心, 是对人本身价值的发现和肯定、弘扬与赞美。《倚天屠龙记》中, 明教经文“生亦何欢, 死亦何苦, 怜我世人, 忧患实多”, 正是金庸对“仁”的自我解说。对“仁“思想刻画, 最突出的就是郭靖, 郭靖宅心仁厚、匡扶正义, 为人谦虚谨慎, 正义感强, 在保卫襄阳中战死沙场, 符合儒家在“舍生取义”的思想追求。

3、突破封建文化的桎梏武侠信念

传统武侠小说中无不渗透着封建文化的桎梏, 如《大八义》中徐良的刻画就是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统治, 但是在金庸的小说中封建正统观念也得到了批判。乔峰的死是一个悲剧, 父母双亡不是源于个人仇恨, 而是因为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 其根源正是封建正统观念。乔峰是契丹人, 也就是儒家所谓的“化外人”“夷人”, 但他自己本身不知道自己是契丹人, 他靠自己的实力身居丐帮帮主的武林重位, 为了保卫大宋击退西夏一品堂, 威名天下;可是人们知道他是契丹人之后, 从大侠一下子就变成了“契丹狗”, 丐帮帮助做不了, 中原更是难以立足, 最后远赴大辽, 为此他自己在心里苦恼不已。在这里乔峰其实一步步地陷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文化怪圈。

4、武侠文化中的佛学思想

金庸武侠小说还蕴含着佛学思想, 无论是《天龙八部》, 还是《倚天屠龙记》, 无不渗透着避世维道、救民于苦的佛家思想, 在《天龙八部》中扫老曾点化萧远山和慕容博的话, 正是佛家行为之道。正如陈墨在《赏析金庸》中所说:“这部《天龙八部》浸透了佛家的哲学思想与美学思想它的意义来自于这种贪嗔疑的性之毒'及由此而造成的`人生之苦'与`人世之灾'的揭发与破解;它的境界来自于对这种人生、人世、人心与人性的大悲怜与大超越。”

总之, 金庸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最根本的原因是其所蕴藏的武侠文化内涵与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着深度的契合。金庸始终在自己的小说中梳理着我们的传统文化, 并极力将其融入到现代的人文意识中去, 这对于宣扬我们的传统文化, 唤起我们对民族文化的深层记忆, 深化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摘要：金庸是中国武侠小说的大师, 他开创了继晚清第一次武侠小说高峰以后, 又一个武侠小说的高峰时代, 金庸的武侠小说比较全面的展示了中国的武侠文化, 把武侠小说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 笔者通过分析金庸武侠小说与中国传统武侠小说的发展态势, 具体分析金庸小说中蕴含的中国武侠文化。

关键词：金庸,武侠小说,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N].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页

篇4：中国传统小说情节取胜之法

众所周知，小说有三个要素：人物、情节、环境。其中，人物起决定作用，因为小说本来就是以刻画人物、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来揭示社会生活本质的。情节和环境因素只在小说中起重要作用，因为情节说到底只是小说人物性格成长的历史，环境只是小说人物性格成长的空间。但中国传统小说却因长期受说书人所据有的“话本”的影响而过多地关照了情节，呈现出情节取胜的显著特点。那么，中国传统小说情节取胜的奥秘何在呢？

一、设悬聚焦：置人物于命运的“风口浪尖”

精明的小说家是很喜欢使用悬念的，因为悬念“就是兴趣不断地向前延伸和欲知后事如何的迫切要求”（美国戏剧理论家贝克）。人总是存有一种好奇和“求知”的本能的。越是迷惑不解的事物，就越想探究出个究竟。聪明的小说家就是抓住了人们的这一心理，在叙述中稍稍透露出一点足以引起读者期待的问题，就匆匆岔开话题，故意“不说明原故”，让读者“正不知葫芦里卖的甚药”，以激发读者的猜测与渴望，吸引读者迫切的读下去，等“琵琶女”“千呼万唤始出来”后，才恍然大悟，得到一种原来如此的满足感和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美感享受。

这，就是高明的说书人和精明的作家惯用的“伎俩”。大悬念套小悬念，新悬念套旧悬念；一卡又一卡，一关又一关。目的却只有一个：吊读者的胃口，提读者的神，让读者不得不老老实实的给牵着鼻子转。在这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波澜起伏的水面上泛舟览胜，自然会忽而心悬半空，忽而释然坦荡，激动不已。

悬念大师希区柯克曾对悬念作过的经典诠释：“如果你要表现一群人围着一张桌子玩牌，然后突然一声爆炸，那么你便只能拍到一个十分呆板的炸后一惊的场面。另一方面，虽然你是表现这同一场面，但是在打牌开始之前，先表现桌子下面的定时炸弹，那么你就造成了悬念，并牵动观众的心。”

而中国传统小说正是抓住了这“既刺激又诱惑，既警惊又奇崛”磁石一样的悬念，才让读者欲罢不能的。刘勰“缀之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是，章回小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也是，百姓“卖关子”还是，说书人“到了回头，恭请诸位奉点小费”又是。

至如《红楼梦》《金瓶梅》《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三国演义》等，或在标题，让人一看即精神一振；或在开头，突兀惊奇而难却；或在结末，诱人深入欲罢不能。《红楼梦》开篇在略叙“石头记”之后，就是一首震撼读者情怀的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知其中味！”；《三国演义》更是突兀得犹如横空出世，当头第一句就是“话说今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此开篇，不独提起悬念，更富哲理，同时也预示一部惊世骇俗之作即将问世。至于章节之末的“回头”、“卖关子”或是“且听下回分解”，更有各自的翻新花样，无庸多言。

但无论如何苦心经营，劳神费思，悬念最终还是要聚焦于一处，方能真正摄人心魄。

托尔斯泰说：“艺术作品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焦点一样的东西，即应该有一个集各种光线于一处从而发散各种光线的地方。”

中国传统小说悬念设置的“一个焦点一样的东西”，就是它时时指向人物的命运，置人物于人物的命运的风口浪尖，从而造成一种令人期待或紧张的情势，让读者欲罢不能。

首先，生死存亡。

《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们都是被逼上梁山的。这个“逼”字道出了悬念的聚焦指向。豹子头林冲本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既有殷实之家，也有相当的社会地位。按说，有这样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林冲是不会走向本阶级叛逆的道路的。但东岳庙烧香、被赚白虎堂、刺配沧州道、遇难野猪林、火烧草料场以及风雪山神庙，在诸多悬念迭起、险象环生之后，可以说，林冲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险隘。在退而无命、斗或可保，忍无可忍的绝境中，林冲终于手刃仇人，坚定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三国演义》的悬念也是变幻多姿。清小说评点家毛宗岗曾以杜甫的“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成苍狗”的诗句来形容《三国演义》悬念“星移斗转，雨复云翻”。但无论其怎样“如猛电之一去一来，怒涛之一起一落”；尺幅之中，尽龙腾虎跃之势，片语之间，穷跌宕顿挫之能，其聚焦之处只有一个，就是始终把人物放于惊心动魄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放于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

《聊斋志异》中的小说更是曲折离奇，跌宕起伏。一时“山穷水复疑无路”，一时又“柳暗花明又一村”；一时喜极而泣，一时又乐极生悲；一时“惟思自尽”，一时又“裘马扬扬”：真是生死存亡聚焦于一处。

其次，爱恨情仇。

中国传统小说的悬念设置，其焦点在指向人物命运生死存亡的同时，也过度的关注着人物的的爱恨情仇。其实，说到底，爱恨情仇本身就是生死存亡的一部分。

《红楼梦》中林黛玉焚稿断痴情，正死在薛宝钗出闺成大礼之时。“猛听黛玉直声叫道：‘宝玉，宝玉，你好……’说到‘好’字，便浑身冷汗，不做声了。”不知“绛珠仙子”的“宝玉，你好……”是“宝玉，你好狠心”，还是“宝玉，你好福气”。或许，二者都兼而有之。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悬念设置的焦点指向更具启迪意义。它完全抛开了传统的外聚焦指“物”模式，而采取了内聚焦指“人”模式，始终指向人物的爱恨情仇，就是李甲对杜十娘的“情”。“情”尽自然“命”终。

应该说，当今著名的武侠言情小说家，是继承了传统小说的这一优良传统的。

一部《天龙八部》，其实就是一部乔峰的死亡史。乔峰只能死，只有死。一掌误杀阿竹，等于自掘坟墓。小说家给读者开了个巨大的玩笑。

另有郭靖黄蓉的“平淡是真”，杨过小龙女的“十六年如等闲”，段誉王语嫣的“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怎不令人荡气回肠！

二、伏笔照应：成“张弛有致”于“细密机理”

中国传统小说既然以情节取胜，就必定追求情节既起伏跌宕又气势流畅。总是高峰迭起，风雷不止，必定让人紧张厌倦；总是平铺直叙、一马平川，又势必倍感单调乏味。只有首尾衔接、前后呼应、左右逢源，才能达到“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艺术境界；只有峰谷成韵、断续掩映，晴雾分明，才能给人“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美学感受。

篇5：传统文化与金庸小说

先要说的是琴，也即音乐。音乐由来已久，据说皇帝命伶伦为律，听闻凤凰的鸣声而制成十二律。十二律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弹奏音乐最常用的乐器是琴。传说神农氏用桐木制造了五弦琴，能够弹奏出宫商角徵羽五种音调，后来周文王添了两弦，音调为少宫和少商，改良为七弦琴。在小说《倚天屠龙记》第一回中，郭襄在少室山遇见弹琴的何足道，何足道弹的便是七弦琴，书中叫做焦尾琴。原是东汉左中郎将蔡邕以烧焦的桐木制造。二人先后弹了数首曲子，其中有两首都是出自《诗经》。《考槃》出自《卫风》，是一首隐士之歌。表现的是大丈夫在山涧之间自由游荡，独来独往，无拘无束，固然寂寞无伴，形容憔悴，却又志向高洁，永不改变。《蒹葭》出自《秦风》，说的是和美人隔水分离，相思之极，想象如见。在小说《碧雪剑》中，阿九思念袁承志，弹的曲子是《子衿》，同样出自《诗经》，表达的是男女相思之情，“一日不见，如隔三月”。小说《笑傲江湖》的名字就来源于书中的一首同名曲子，据说曲谱中间的一大段，取自嵇康的“广陵散”。嵇康是三国时魏国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音乐家，为“竹林七贤”之一。他厌恶烦琐礼教对人的束缚，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不为统治者所容，慷慨负死。临终之前曾弹奏一曲，便是《广陵散》，并叹息道：“广陵散从此绝矣！”书中的曲洋挖掘了二十九座古墓，才由蔡邕的墓中觅到了曲谱。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古琴还有伏羲离徵、黄帝清角、庄子橘梧、李斯龙腮、司马相如绿绮、赵飞燕凤凰、赵孟頫震馀等。

其次要说的是棋。古代说的棋大多指围棋。通常的棋盘，横竖各十九轨，三百六十一子。古人采用坐标的方式记录棋谱，方法众多。《天龙八部》中段延庆指点虚竹下棋，采用的是《忘忧清乐集》中的法子，将棋盘分为上平去入四个区域。《笑傲江湖》中提到了两个围棋古局，一个是《烂柯谱》，一个是《呕血谱》。前者出自于南朝梁任昉的《述异记》，说的是晋人王质到石室山上伐木，看见几个童子在那里下棋，便停下来观看。后来吃了童子赠送的仙果，回到家中时才知道已经过了许多年，斧子和砍到的柴都已经腐烂尽了。后者说的是北宋国手刘仲甫与骊山仙姥下棋，给杀得大败，气得呕血数升，那局棋的棋谱便称作《呕血谱》，共一百一十二手。

接下来说的书，即书法。将书法融入进武功的段落很多，如《笑傲江湖》、《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等都有描写。其中涉及了不少书贴，简单解说几篇。《裴将军诗贴》，唐朝颜真卿吟赠及书予裴将军，乃其晚年精品巨作。该贴以草书、真楷和行书三体书写，其字大小参差错落，随意安排，布局新颖。除以上三种字体外，还杂以隶书、篆书，写来高古雄浑，刚柔兼备，不拘法度，洒脱之极。《八濛山铭》，三国蜀汉大将张飞所书，隶书写就，笔法源于汉代“张迁碑”，下笔较重，极有气势。《怀素自叙贴》，乃玄奘法师的大弟子怀素所写，师承张旭的狂草，即草书中带有狂笔。书帖原文共七百二十字，字体大小悬殊，一气呵成，狂而不诞，严谨有致。《笑傲江湖》中，秃笔翁便以上面三帖里的笔法和令狐冲对敌，但令狐冲不懂书法，只以独孤九剑破之。在小说《神雕侠侣》中，朱子柳将书法和“一阳指”结合，大败霍都王子，也涉及到《房玄龄碑》、《自言帖》、《褒斜道石刻》三篇碑帖，这里不再详细论述。

说完了书法，自然便是绘画。《笑傲江湖》中提到的《溪山行旅图》最为有名。此幅图画为北宋范宽所作，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人一名中正，字中立，最擅长山水绘画，特点是：多描绘北方关陕地区景色，全景式布局，主峰峻拔，折落有势。山顶好作密林，水旁喜作突兀大石，山石用短促峻削的“雨点皴”，用笔凝重锐劲，墨色黑沉深重，风格壮武。

琴棋书画之外，其他传统文化涉猎繁多，难以尽数解说。希望有兴趣的朋友，今后共同探讨。金庸先生的小说底蕴深厚，雅俗共赏，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金庸小说的基本特点是大俗大雅，至幻至真。大俗大雅是指金庸 小说从“雅文化传统”与“俗文化传统”的接合部切入，融通雅俗而 超越雅俗。金庸小说一方面以“俗文化传统”中富有活力的文学形式 和合理的文化因素向“雅文化传统”渗透，一方面又把“雅文化传统” 中的文化理想融汇到“俗文化传统”中去。至幻至真是指金庸小说不 拘泥于细节的真实，甚至刻意追求超越细节的真实，直接诉诸人们心 灵的最深层次，达到了理念的真实、文化的真实，从而创造了一种具 有诗的功能的文化小说样式。惟其如此，金庸小说才能摆脱种种局限，将各种应有的情感推向极致，才具有了其他小说无法具有的魔力。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考察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武”与“侠”——征服世界与完善道德的恒久渴望。在伦理本 体型的文化中，“武功”、“武力”、“武术”等以“武”为中心的 概念反映的是人们征服社会的渴望，“侠客”、“侠义”、“侠行” 等以“侠”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则是对完善道德的祈盼。“武”的最 高境界是“神武不杀”，“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两者的终极目的都是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所谓“侠”是目的，“武” 是手段，两者在行为方式、道德追求、文化理想等方面和谐地统一起 来。金庸小说从武德和人生境界两个方面对“武”作了深刻的阐释。武德的高尚与卑下是决定武功成败的根本因素之一。作为社会道德的 武德要求练武要有“振人不赡”、“扶危济困”的正确指导思想，作 为文化道德的武德，主要表现在对武功的理解、选择和练功的方法上，由此而分出所谓的“正派武功”和“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应符 合儒家、道家乃至释家哲学的和谐理论，主张性、命双修，顺应社会 伦理道德和人性的基本要求，有助于构建弘大刚毅的人格；“邪派武 功”则破坏人自身及宇宙万物间的和谐，追求“片面的深刻”，违反 人性准则。武功与人格是相统一的，如“为国为民”的大侠郭靖练的 是符合《周易》文化精神的武功“降龙十八掌”，而东方不败则练戕 害人性的“葵花宝典”。武功也绝不是单纯的外在的技击，而是与人 的生活经历乃至生命感受密切相关。作为道家文化象征的老顽童周伯 通晚年练成了“左右互搏术”和“空明拳法”，飞扬佻达的杨过在经 历了人事惨变之后悟出了“黯然销魂掌法”。其实这已不是武功，更 不是武术，而是人的心灵情感的外向宣泄，是人们的生命外化形式。金庸小说把武功变成了体现文化理想的符号，把儒、释、道乃至诸子 百家学说中的合理成分相互融通并形象地显现出来，从文化、哲学和 人的生命的高度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道德文化体系，并以潜移默化的 方式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之中。

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主要可以分为四类：民间侠、儒侠、道侠 和“自由”型侠客。民间侠的典型代表是萧峰，他具有历史上一般侠 客的讲义气、重然诺、扶危济困等优良品格，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古往 今来的侠客中最为潇洒不羁、纵横无束而又豪爽纯真的性格和深厚的 怜悯情怀。儒侠的典型代表是郭靖，他的身世经历以及性格思想都符 合孔孟的论述，他的具有远大理想而又积极行动的大侠品格有着巨大 的楷模的力量。道侠的典型代表是张三丰，他清虚自守、圆融无碍、慈善为怀而又不是遗世独立，他的清明澄澈的智慧和静穆高大的人格 赢得了人们的恒久景慕。令狐冲是“自由型”侠客的代表，其特征是 以蔑视陈规陋俗的道家思想为底蕴，而又熔铸了五四精神的某些特点，他不顾武林中的正邪观念、门派观念和一切陈规陋俗，处处以生命的 真情来对待世事人生，因此才能笑傲江湖、笑傲江山乃至笑傲人生。人们对令狐冲的喜爱，充分说明了人们对真情与自由的渴望，对世俗 纷争的厌弃及对文化理想的向往。

“情”与“理”——本真生命与道德禁锢的纠结与冲突。金庸小 说最大的成功之一是通过爱情描写为我们建构了一种携手走天涯的人 生范式。由郭靖与黄蓉、杨过与小龙女、令狐冲与任盈盈、袁承志与 温青青等人共同构建起的这种人生范式有着恒久的激动人心的力量。“走天涯”是指仗剑行侠，“携手”则是指与红粉知己共闯江湖。仗 剑行侠之诱人，尚不在其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倒多是为了肆逞己志，抒解久遭压抑的情绪。“携手”的妙处就更多了，沙里淘金、自择伴 侣、追求幸福。这“携手走天涯”五字，既能满足人的社会实现的要 求，又能使人充分享受感性生活，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实现的方式： “走”。豪迈、刚烈、苍凉、忧伤、潇洒、自由，一“走”，就全出 来了。从这一意义上讲，“携手走天涯”确是一种诗意人生。这种融 “水浒”与“红楼”于一体的人生范式，既植根于传统文化深处，又 为正统的封建观念所不容，因为她把传统文化中符合人的本真生命的 内在的合理因素张扬出来，与维护封建等级秩序、道德观念的封建政 治意识形态有着尖锐的冲突，并对其发生着撞击性的破坏作用。

传奇与传统——以传奇的形式展示民族的文化原型和文化精神。郭靖想实现的是儒家的社会理想，萧峰企望以死来消弥刀兵，陈近南 则是一个兼侠客、忠臣、民族英雄于一身的人，书生侠客陈家洛的失 败及归隐异域正使我们看到了他身上的理想成分。袁承志自幼立志复 仇，但国仇、家仇、天下仇，仇仇报不得，却在层层的“复仇”过程 中升华了自己的人格。再加上杨过和小龙女归于玄寂，令狐冲和任盈 盈“曲终人不见”，狄云和水笙逃避深山，真是一部悲壮的侠客无奈 奏鸣曲。文人与侠客都是要建立一个德化淳美的世界，只是文人用笔，侠客用剑而已。

与此相关，中华民族追求理想境界的情结在金庸小说中也有鲜明 的体现。在《倚天屠龙记》中的冰火岛上，谢逊恢复了人性，正派的 张翠山与邪派的殷素素结为连理，一旦回到中原，一切都被“异化” 得面目全非。在活死人墓中，杨过与小龙女是那样的清纯自然，而来 到“花花世界”中，却是一次比一次更惨痛的折磨。所有这些，都表 现了传统文化中要建立一个清纯世界的文化理想与文化冲动。

金庸小说结局可以分为两类，或失败，或归隐，总之难有“大团 圆”的结局。成吉思汗怀着英雄的迷茫逝去，郭靖战死襄阳，张无忌 将江湖拱手相让，袁承志“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都是有志不 骋的失败结局。至于以令狐冲与任盈盈的“曲谐”为代表的归隐型结 局，是对江湖、江山乃至人生的超越与提升，也不是所谓的现实的成 功。其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理想只能向现实一点一滴地积淀，只 能永远走在现实的前面引导与提升现实，但永远不能完全取代现实，因此，金庸小说的结局不是谁的随意安排，而是历史文化的必然选择。此外，像对于恩仇观念和正邪观念的超越，《天龙八部》中无人不冤、有情皆孽的悲悯情怀，《鹿鼎记》对民族劣根性的挖掘，也都表现了 民族精神的一些重要方面。

篇6：《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

第三章 中国古代小说对传统写法的突破

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商品贸易的新途径，如海外贸易等。它开拓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更多地接触到外来的文化。这种变化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作品的内容即有所改变。比如《初刻拍案惊奇》中“倒运汉巧遇洞庭红”一卷，就是描写明季沿海民众泛海贸易的情形的。内容的改变势必引起表现形式的微妙变化，因此在中国古典小说的某些作品中也出现了不同于固有传统的写法。随着社会生活、作家创作思想的改变，中国古代小说终于突破了久远的传统，开始了创新的尝试，揭开了小说创作的新纪元。

如李汝珍的《镜花缘》，作品记叙唐敖和他女儿唐小山等人游历海外的种种见闻，充满海外传奇的浪漫色彩。作者在描述幻想中的君子国、淑士国、女儿国、无肠国等时，借遭遇到的各种奇人异事，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暴露和讽刺现实社会中不合理的现象，寄托自己的理想。这与西方小说借梦幻的游历来抨击现实是很类似的。《镜花缘》里要求提高妇女地位，反对男尊女卑，可以说是作品的重要主题，不过作者仍没有摆脱传统的说教的套式，动辄便是：

昔曹大家《女诫》云：“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节而不可无者也。……非素日恪尊《女诫》，敬守良箴，何能至此。所以古代的评论家们也仍以“正人心，端风化”(《镜花缘》洪棣元序)来评价这部小说。

再如刘鹗的《老残游记》，小说以一个摇串铃的江湖医生为中心，描写他周游各地时的见闻，作者借此着意抨击遍处四方的贪官污吏的恶行。作品中有关人物心理、自然景物的描写都较传统的手法有所突破。比如“明湖居说书”、“黄河上打冰”，都是经常为人们选读的叙景状物的较好片断;第十七回有一段表现翠环心理活动的描写，显然是受到当时林(纾)译小说的影响：

却说翠环听了这话，不住的迷迷价笑，忽然又将柳眉双锁，默默无言。你道什么缘故?他因听见老残一封书去，抚台便这样的信从，若替他办那事，自不费吹灰之力，一定妥当的，所以就迷迷价笑。又想他们的权力，虽然够用，只不知昨晚所说的话，究竟是真是假;倘若随便说说就罢了的呢，这个机会错过，便终身无出头之望，所以双眉又锁起来了。又想到大妈今年年底，一定要转卖他，那蒯二秃子凶恶异常，早迟是个死，不觉脸上就泛了死灰的气色。又想到自己好好一个良家女子，怎样流落得这等下贱形状，倒不如死了的干净，眉宇间又泛出一种英毅的气色来。又想到自己死了，原无不可，只是一个六岁的小兄弟有谁抚养，岂不也是饿死吗?他若饿死，不但父母无人祭供，并祖上的香烟，从此便绝。这们想去，是自己又死不得了。想来想去，活又活不成，死又死不得，不知不觉那泪珠子便扑簌簌的滚将下来，赶紧用手绢子去擦。

另外一部晚清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其写法和作品结构形式也与传统的表现方式有较大差别。作品以自号“九死一生”者为中心，历记他所见所闻的“怪现状”，笔墨所至遍及官场、商场和“洋场”。

于人物形象塑造和表现技巧有重大突破的是《红楼梦》。

鲁迅先生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曹雪芹不但冲破了传统礼教思想的束缚，创造出具有时代特点的新人物，而且在作品结构形式、表现方法诸方面都较传统的写法有所突破。“和以前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同前)，贾宝玉、林黛玉都是不能用传统的道德观念(忠、孝、仁、义、节)概括的复杂的新人典型。宝、黛的形象是我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红楼梦》的作者也不再借助历史的人物和事件来点缀自己的作品，而更注重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注重感情的抒发，正如题《石头记》偈语所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红楼梦》全书的叙述是以“情”为线索的，宝、黛爱情悲剧是全书的中心。有人曾对《红楼梦》在时间上的漏洞提出过指责，姚燮《读红楼梦纲领》说：

第四回点明李纨时系己酉年，就后文甲寅年云贾兰十五岁，则是时当八岁，其云五岁者误也。黛玉初入荣府时为十一岁，宝玉方十二岁，而前一回子兴云黛玉方五六岁，宝玉七八岁，未免长成得太快。元妃生于甲申年，书有明文，至省亲时，实系二十九岁，宝玉是年十五岁。……后元妃于甲寅年薨，系年三十一岁，今书中作元妃死时四十四岁，殊不合。三十九回时，太君年已七十八岁，其问刘老老年则云七十五，而太君云比我大好几岁，还这么硬朗，于理甚谬。或改刘老老年为八十一二，方合。三十六回云明儿是薛姨妈生日，时盖壬子年夏末秋初也，至第五十七回亦云目今是薛姨妈生日，时癸丑年春二月间也，岂一人有春秋两生日耶?至贾母生日已详叙八月初三一段事，今六十一回探春云过了灯节是老太太生日，则又何也?

但是如果不囿于“史”的传统，这实在是不足为怪的。第一回石头和空空道人的一段对话，道出了作者立意创新的.心志。空空道人说石头的故事“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石头答道：

“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假借汉唐等纪年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

《红楼梦》中还出现了细致的人物衣着、容貌的描写，每一个重要人物的出场，都有一番描述。中国古典小说向来不重视的人物心理的刻画，在《红楼梦》里也有许多地方描写得极为深入、细腻，成功地揭示了人物内心的思想活动。如“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一回写初恋中的林黛玉的感情的细微变化;三十二回中当黛玉听到宝玉背地里和人谈起自己的话，“又惊又喜，又悲又叹”的心理活动，原文如下：

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所惊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叹者：你既为我的知己，自然我亦可为你的知己，既你我为知己，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呢?既有“金玉”之论，也该你我有之，又何必来一宝钗呢?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况近日每觉神思恍惚，病已渐成，医者更云：“气弱血亏，恐致劳怯之症。”我虽为你的知己，但恐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的知己，奈我薄命何!

此处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大大丰富了人物的性格。可见作品一方面保持了注重描写言、行细节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有极大的发展。

篇7：鲁迅小说与绍兴民俗文化

摘要:鲁迅小说除了以深刻地思想见长之外,还常以绍兴为背景,反映了出一个地域、时代浓郁的风土人情与精神面貌。其间包涵的民俗文化不容忽视,更反映了民众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对鬼神的信仰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和心理。

关键词:鲁迅小说;民俗现象;鬼神信仰

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1]

民俗和文学有着太多的相同资源、相同想像、相同观念、相同任务,及宗教、仪式和风格上的相同类型,这使它们纠缠在一起,相互影响、变化、生长和消歇。民俗具有熔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智、实用与审美于一炉的多重文化品性,为作品中的人物提供一种特具民俗氛围的生存环境。

鲁迅的小说是一个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民俗文化体系,他在小说中向读者展示了婚姻民俗、祭祀民俗、信仰禁忌民俗、社会制度民俗、服饰民俗、交通民俗等等丰富而又翔实的民俗事象。这些民俗事象内涵丰富,形式多姿多彩,与浙江绍兴的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散射出久远的光辉。

一、鲁迅小说反映的民俗现象

(一)祭祀习俗

祭祀在当地也称“祭福”。灶神作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神祗,已有很久的历史《战国策,·赵策三》中有“梦见灶君”[2]的话。灶君亦称灶神、灶王。原始人有祭火的习俗,祭灶风习亦历史久远,《论语·八佾》中王孙贾就有“媚奥媚灶”[3]之问。人们认为灶神除执掌灶火外,还考察人间太平并告知天帝。腊月二十三晚上,家家户户都要送灶神上天,供奉一种富有粘性的糖,借此粘住灶神的牙齿,使他没法向玉皇大帝陈说人们的过失。每年的供奉就是为了“贿赂”灶神,求他在天帝面前多说两句好话,以保佑来年的风调雨顺。

送灶神之后,除夕之前,每户人家总要选择一个祝福的吉日,这是每家一年之中最为隆重的大祭典。《祝福》中就写了敬神祭祖这个习俗。每当旧历年底,地主阶级和有钱人家举行年终大典,杀鸡、宰鹅、买猪肉,并将三牲煮熟作为“福礼”,恭请天神和祖宗享用,感谢他们保佑当年“平安”,并祈求来年“幸福”。那种隆重肃穆的气氛,足以显示出祭祖的重要性了。

所祭的神像有“南朝圣宗”四字,绍兴人叫祝福菩萨、大菩萨,照老年人的说法,天上的菩萨,不进不洁之家。因此,祝福之前,必须把厅堂、祭桌、祭器等惮扫、洗刷得干干净净。“五牲福礼”煮好后,盛放在木制的朱漆大盘里。其摆法都有一定的规矩,如鸡鹅要跪着,头朝福神,表示欢迎;一尾活鲤鱼用红绳穿过其背刺吊在“龙门架”上,用红纸贴住色眼睛,是取“鲤鱼跳龙门”之意。祭典若在深夜举行,气氛更为庄严肃穆。男丁按辈份行三跪九叩大礼,妇女和个别忌生肖的男丁都要回避。别说寡妇祥林嫂,就是鲁府的太太、小姐们也是被剥夺祝福资格的。祝福后便祭祖(俗称“请回堂羹饭”)。祝福时桌子是照桌面的木纹横摆的,祭祖时则改为直摆;祝福时祭扫者朝外行礼,祭祖时则朝内跪拜。祭祖后,便用煮福礼的汁汤烧年糕或面吃,名日“散福”,表示神所赐之“福”放给了一家人。过年的习俗,绍兴和外地大同小异。“除夕吃喝,尤已穿着”,这是过年的高潮。在新年旧岁交替的一个月里,人们就是这么忙碌着的。

浙江绍兴过年最大的特色莫过于祭祀和社戏。“社”,最早指的是土地之主。渐渐引申为土地神。《左传通俗篇》有云:“凡有社里,必有土地神,土地神为守护社里之主,谓之上公。”[4]所谓社神就是土地神,其起源是来是对大地的敬畏与感恩:土地载万物,又生养万物,长五谷以养育百姓,此乃中国人所以亲土地而奉祀土地的原因。《药》中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这土谷祠就是社庙。《长明灯》里也谈到“有一天他的祖父带他进社庙去,教他拜社老爷,瘟将军,王灵官老爷”,这些都表明民间百姓对土地神的敬重。中国人对神祗的敬仰往往要通过某种方式表达出来,“稽山鉴水社戏热”,绍兴人自古有看社戏的习惯。每逢庙会和大年,社戏成为水乡绍兴最“露脸”的演出。光绪《金华县志》载:“一会之兴,有烟火、有戏班,且多至十顶。”[5]戏台搭在湖中央,戏台前的湖面上挤满了小划船、出畈船、乌蓬船。社戏深深地植根于绍兴人的心中,凡是有个喜庆之事,无论是知名的绍兴小百花越剧团,还是民间的戏班子,个个炙手可热。“水乡观戏”成为绍兴人一道必不可少的新春“大餐”。鲁迅笔下的《社戏》描绘出了一幅绍兴风情图。

(二)婚丧习俗

从作品中获知:初去鲁镇时的祥林嫂,大约二十六七岁,而比她小十岁丈夫已因病去世,那么可以推测,他的丈夫结婚时可能是十五六岁,或许更小。祥林嫂的小叔结婚年龄是多大呢?祥林嫂初来鲁家,“小叔十多岁”。卫老婆子第二年新正将尽时来鲁家拜年,她说:“现在第二个儿子的媳妇也娶进了”,可见,祥林嫂的小叔结婚年龄也不过十二三岁。鲁迅在作品中接连安排婆婆、祥林嫂、小叔三个不同年龄的人婚姻状况,是有特定用意的。可见当地的婚俗是女子比男子岁数大得多,且男子很小,一般十三四岁至十六岁就结婚。这种婚俗正是早婚习俗。这种落后的婚俗不仅表现在早婚上,而且还表现在女子可以作为婚姻的买卖上。祥林嫂被婆婆卖到山里去,婆婆得了八十千,为第二个儿子娶媳妇,财礼只花五十千,除办喜事费用外,还剩十多千。这种赤裸裸的婚姻贩卖,在世俗人们看来,“婆婆倒是精明强干”,“很有打算”,不但不憎恶,反而佩服赞扬。祥林嫂的婆婆不仅买卖婚姻,而且凭借宗法所赋予她的婆权从鲁家把祥林嫂抢来送到深山野林,这又是一种抢婚形式。小说这样写道:祥林嫂跪在河边淘米,一只白篷船上跳下两个大汉,把她捆在船上,劫去卖到贺家坳,与贺老六成了亲。这种抢婚习俗产生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是氏族社会婚姻形式。那时,绍兴抢亲不犯法,官府也听之任之,作者深层描写抢婚习俗,目的是揭露这一陋俗使祥林嫂受到巨大的心灵创伤。

早婚、买卖婚、抢婚,这就构成了当时鲁镇一带的婚俗,这些氏族社会遗留的婚俗,注定祥林嫂一生坎坷,为她的悲剧人生埋下伏笔。

鲁迅小说也多次写到死人、出丧的情形,比如《在酒楼上》通过吕纬甫之口述到他给他三岁时死掉的一个小兄弟迁坟;《药》中写到夏瑜和华小栓死后,两位母亲同时去上坟,“华大妈看他排好四碟菜,一碗饭,立着哭了一通,化过纸锭”;《明天》中单四嫂子的独子宝儿死后也是烧纸钱,烧四十九卷《大悲咒》,雇了两名脚夫,抬棺木到义冢地上安放。还有《孤独者》中的主人公魏连殳的祖母去世后,亲族聚议,要魏连殳在丧葬仪式上按照以下三大条件去办:其一是穿白,其二是跪拜,其三是请和尚道士做法事。法事这里指和尚、道士超度亡魂的仪式。可见,人们不但重视活着的人的终身大事,也关心人死后的亡灵问题。

(三)服饰饮食习俗

服素。《祝福》中两次写到祥林嫂的穿着打扮,前后看上去像是没什么变化,都是“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实际上是祥林嫂刚好两次都死了丈夫,两次都正在戴孝。

银项圈。在小说《故乡》里,少年闰土“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这作为饰物的银项圈,显然表现着民间信仰,不仅寄托着父爱,也有着对神佛的迷信。

素食。小说《祝福》中的柳妈“吃素”。柳妈是个善女人,即信神而吃斋念佛的女人。吃素是民间信仰在饮食结构上的反映。佛教传入中国之初,我国佛教徒对饮食并没有严格规定,有所谓食“三净肉”之说,即对于自己没有亲眼看见、没有亲耳听到和没有怀疑是杀生的三种净肉,佛教徒都可以食用。后来,南朝梁武帝大力提倡僧徒禁止肉食,认为“凡一众生,具八万户虫”,“若断一众生命,即是断八万户虫命”。食肉就是杀生,是违背“不杀生”戒条的。由于梁武帝的提倡,就改变了我国汉代以来僧人食“三净肉”的习惯,对后来僧侣的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柳妈的“吃素”,突出了柳妈的善,她因此在鲁四老爷家只洗器皿,而不肯“杀生”。

二、民俗背后的核心——鬼神信仰

每一种较为成熟的民俗文化,都有较强的教化功能和规范功能,对其俗民个体有着较强的控制能力。在民俗学看来,“民俗控制是由某些民俗事象在习俗化过程中对俗民个体施加影响,促使俗民在实践中想当然地恪守其约束,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控制力,一旦违背了这些民俗的约束,立即在俗民的心理和精神上产生巨大的压力,并把这种压力作为一种自我惩罚或超自然力的惩罚。”[6]

中国人务实求存、重视现实的利益,反映在宗教信仰上,就是功利主义的信仰心理。人们不是把宗教价值作为现实幸福的慰藉,不是在精神上向神“奉献”,而是索取。对神的精神虔诚和物质供奉,就是为了得到好处,免灾祈福,有着现实的具体的目的,信什么就需要从什么得到好处,“无事不烧香,急来抱佛脚”就是这种思想的形象注脚。佛教传来后,它所宣扬的因果报应、轮回转生的观念,与中国原有的灵魂观念结合在一起,使人们认为人死后的灵魂,可因生前的善恶或升天为菩萨,或重新投生为人,或转生为牛羊猪狗,甚至成为饿鬼,堕入地狱。在小说《祝福》中,善女人柳妈吓唬祥林嫂死后会被嫁过的两个男人锯身子,就是这种观念的影响。在《祝福》中,祥林嫂由于再嫁,就被同是佣工的柳妈的一席话说得恐怖万分。柳妈说:“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谁好呢?阎王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7]柳妈给祥林嫂提出的补救办法——到土地庙里“捐门槛”,也是道教所谓的禳解的办法之一,即让这条门槛作为祥林嫂的替身,让千人踏、万人跨,才能赎掉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从以上列举的各项习俗来看,其实反映了民众内心一个重要的信仰问题,即对鬼神的信仰和崇拜。原始人由于灵魂观念而产生了对鬼神的崇拜。鬼就是已经死亡了的人们的灵魂。鬼的观念后来又演变成神的观念。最初的神,就是远古时候的氏族部落的“大人物”死后的灵魂。因此,在先民看来,鬼与神在性质上没有根本的区别。除了祭祀鬼神以外,鲁迅在小说《补天》中,还曾形象地提到秦皇、汉武求仙之事:“落在海岸上的老道士也传了无数代了。他临死的时候,才将仙山被巨鳌背到海上这一件要闻传授徒弟,徒弟又传给徒孙,后来一(下转第12页)(上接第14页)个方士想讨好,竟去奏闻了秦始皇,秦始皇便教方士去寻去。”“方士寻不到仙山,秦始皇终于死掉了;汉武帝又教寻,也一样的没有影。”[7]汉武帝也是与秦始皇齐名的执迷不悟的神仙迷。

以上列举的民俗事象尽管在点缀式整合中并不是作品叙述的重心所在,却已为作品提供了耐人寻味的细节,仍给读者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记,为整部作品添色不少。总的说来,民俗的生成和发展,是艺术的契机和指向,文学作品也为民俗提供了展示其风采的艺术空间。

参考文献

篇8：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苏联“人学”思潮与80年代初小说本真情感的全面回归

1954年, 爱伦堡在苏联杂志《旗》上发表《解冻》第一部, 批判了社会主义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个人崇拜等不正之风, 继而引发了“解冻文学”思潮, 又称“人道主义”思潮, 强调“尊重人, 相信人, 关心人”, 倡导文学可以“揭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 “积极干预生活、政治”, “突破人性、人道主义的禁区写真实”。后来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作的批判、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正式掀开了苏联历史上非斯大林化的一页, 促使“解冻文学”思潮如火如荼的开展。在50年代中期, 中国文学就已受这种思潮的影响进行了干预生活和突破人权、人性禁区的创作, 但经历了反右斗争以及文革的摧残, 文学中的本真情感受到压抑。新时期, 作家们开始对“十七年”时期尤其是“文革”时期的这场浩劫进行反思, 人因而重新被发现、被认识, 作为人基本权利的情感, 开始受到关注和肯定, 苏联的“人学”思潮无疑契合了我国文学发展的这种内在要求, 因而在我国经过消化吸收, 使文学呈现出当代性特征, 主要表现为对人的尊他对钢琴各音区的色彩和表现手段运用的天才, 还有他那对音乐敏锐的洞察力。[4]

结语

钢琴技术发展到浪漫主义时期, 已被肖邦和李斯特两位大师推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技木技巧的发展也促使相应的理论研究达到一定的水平。钢琴练习曲一直是一种非常有实用价值的体裁, 为了更好地演奏大型的、复杂综合技巧的乐曲, 练习曲的练习与相应的技术课题的研究便有了极其重要的实用价值。本文的论述就是通过对肖邦练习曲的分析, 揭示了其创作的风格特征, 以便从更高的高度去理解肖邦练习曲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它不仅保持了古典传统练习曲的精髓, 还发展了具有肖邦风格的特殊的技术难度, 并在发展技巧的同时, 巧妙地借练习曲这一体裁, 融个人感情、细微的心理表现, 使练习曲兼有技术与艺术双重价值的魅力, 在更高的层次上体现了练习曲的练习意义与练习乐趣。

注释

[1]赵冬梅《肖邦练习曲的技术课题研究及其与肖邦其他钢琴文献技

严和权利的重新确认;对包括爱情在内的人的正常情感以及合乎人性要求的生命形式的直接肯定;对过去以阶级模式划分人物的僵化写作模式的丢弃;女性意识的觉醒。尽管70年代末随着伤痕文学的兴起, 人的本真情感就已开始回归, 但80年代初这种回归才更全面、广泛。

在我国文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及苏联文学思潮的推动下, 80年代初占主流的反思小说和改革小说对人的本真情感是予以全面肯定的。反思小说代表作——张贤亮《灵与肉》 (1980) 中, 主人公许灵均是右派分子, 身心饱受摧残, 但质朴善良的牧区人民温暖了他的心:解除劳教后, 因无家可归, 被留在牧场放牧;老牧民董大爷给他钉门帘挡冷风;董大娘送来热腾腾的面条;十年动乱中, 牧民们想方设法使他免遭横祸;李秀芝一点不嫌弃灵均的右派身份, 与他结为患难夫妻, 过着清贫但充实的幸福生活。在以阶级立场划线的狂热年代, 即使是亲人都会因立场不同划清界限, 而在这个反思的年代, 作者笔下的牧民、秀芝回归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本真情感, 用他们善良的心对孤苦的许灵均投注了人道主义关怀。在古华《芙蓉镇》 (1981) 中, 被打成“新富农”的胡玉音与“右派”分子秦书田在动乱年代, 非但没有为了自保避嫌, 反而相互扶持, 结为夫妻。作者最终肯定了这种真性情, 让他们摘掉“帽子”, 开始新生活。在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1980) 中, 大女儿存妮与小豹子真心相爱, 却落得个阴阳两隔的下场;母亲菱花为反抗买卖婚姻毅然与心爱的男子结婚, 但何曾想到身为人母的她竟会重蹈母辈的覆辙, 买卖二女儿荒妹的婚姻, 作者正通过对因物质精神匮乏而买卖婚姻的悲惨现象以及人们落后思想的含泪控诉, 揭示了人性回归的必要性, 并在小说结尾通过荒妹的反抗以及与许荣树的真挚爱情奏响了本真情感回归的赞歌。改革小说的代表作品王蒙的《坚硬的稀粥》里, 儿子曾就家庭秩序问题发表了一番言论:“我们家虽然有秩序但是缺乏爱。而无爱的秩序正如无爱的婚姻, 其实是不道德的。”[2]作者正是通过对秩序的谈论间接肯定了有本真情感的婚姻。

二、弗洛伊德“性欲论”与80年代中期“性意识”小说的勃兴

80年代中期, 随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系列著作中译本的出版以及与此相关的西方小说的问世, 如《査泰莱夫人的情人》、《洛丽塔》、《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 再加上对郁达夫、张爱玲、施蛰存小说的重新解读, 以及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创作, 中国掀起了“弗洛伊德热”。尤其是“无意识”理论中的“性欲论”, 强调性本能是人类潜意识中最重要的内容, 是生命本能主

术课题的对应关系》2002.4.

[2]A·索洛甫夫《肖邦的创作》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3]侯康为《西方器乐田园曲的肇始和流变》山东文艺出版社1994.[4]A·索洛甫夫《肖邦的创作》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参考文献

[1]A·索洛甫夫.《肖邦的创作》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2]帕德雷夫斯基 (波) 编.《肖邦练习曲集》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

[3]赵冬梅.《肖邦练习曲作品10的技术课题研究及其与肖邦其他钢琴文献技术课题的对应关系》2002.

[4]常桦.《让音乐带动技巧让技巧展现音乐肖邦练习曲的学习与探索》.[5]涅高兹.《论钢琴表演艺术》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6]侯康为.《西方器乐田园曲的肇始和流变》山东文艺出版社1994.[7]《钢琴艺术》.杂志相关期.

杨柳青, 河南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

要的冲动力量, 认为“性与其最密切的联系物生殖器相脱离, 而被看作一种更易理解的身体功能, 追求快乐是其第一目的, 其次才是为生殖目的服务”[3]。将人从生殖之性中解放出来, 鼓励人大胆追求性快感, 这对几千年来保守的中国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尤其对经历了“十七年”和“文革”动乱, 人性备受压抑扭曲, 人最本能的欲望被否定排斥的中国作家来说, 这种关注人本身生命需求的观点不仅契合了他们对传统价值观念反思、批判与重建的愿望, 同时也是向着人性觉醒的人道主义理想进行的一次探索与实践。因而, 80年代中期小说的情感描写不再仅仅是对人的本真情感的肯定, 而是越过中国几千年性压抑的鸿沟, 从对生命最本能的性的解放来谋求人的解放。

在80年代中期占主流的寻根小说、现代派小说、先锋小说中, 这种觉醒的“性意识”逐渐渗透到作家的作品中。如寻根小说代表作王安忆的“三恋”《荒山之恋》 (1986) 、《小城之恋》 (1986) 、《锦绣谷之恋》 (1987) 就将这种“性意识”发挥到极致, 无论是《荒山之恋》中不同生命轨迹的男女性爱, 还是《小城之恋》中少年间蒙昧压抑的畸恋, 抑或《锦绣谷之恋》中激情的婚外恋, 都涉及许多性爱场面以及女性细腻敏感的性爱心理描写, 作者正是将笔触伸入“性”领域借以探讨人性的奥秘。在现代派小说莫言的《红高粱》 (1986) 中, “我”爷爷和奶奶在高粱地里火焰般的野合不仅是人类自然本性的需求, 更是对封建礼教的亵渎, 是对长期压抑下的中华民族生命意识的自觉反抗。在先锋小说代表作家苏童的《妻妾成群》中, 颂莲嫁给了大她三十多岁的封建家长陈佐千, 被迫过着几女共侍一夫的淫乱生活, 待陈佐千失去性能力后, 她对大少爷飞浦的欲望实际上正是生命本能的体现, 是对扼杀生命本能与活力的腐朽礼教的反叛, 她的发疯正是人性受到压抑而扭曲的悲剧结果。

除了这阶段的主流小说外, 反思小说的代表作家张贤亮创作的《绿化树》 (1984)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1985) 描写的正是动乱年代人性尤其是人的性本能受到压抑而扭曲变形的生存境况, 这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男主人公章永璘就是经受重重迫害在精神和肉体上出现“阳痿”的残缺形象, 作者对其性心理与性行为的描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于对造成心灵与肉体畸形的原因的反思, 对人性回归的肯定。贾平凹的改革小说代表作《腊月·正月》 (1984) 、《鸡窝洼人家》 (1985) 中也蕴含着不少性意识, 充满了浓郁原始的乡土气息。例如《腊月·正月》中对白银的描写:“这是一个丰腴的女子, 新婚半载, 使她的头发迅速变黑, 肩膀加厚, 胸部高高地耸起来了。”[4]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性意识的描写, 不是色情的, 而是对淳朴原始的生命本能的讴歌, 是对备受压抑的人性的反拨, 正如孙犁在《谈腊月·正月——致苏予同志》中所说:“贾平凹的这篇小说, 没有色情的成分, 也没有武侠的成分。从现实生活取材, 写的是家常事, 平凡的农民。却也能引人入胜, 趣味横生, 发人深思, 有时代和社会的深刻意义。”此外, 王小波也受过弗洛伊德的影响, 他曾在杂文《弗洛伊德和受虐狂》里坦言十年前通读了弗洛伊德全集之后, 脾气好了许多。在80年代中期不断修改的《黄金时代》中, 这种影响尤为明显, 他在《我写<黄金时代>》中说:“性是《黄金时代》的主题之一。”小说正是以王二与陈清扬的性行为为线索贯穿全篇, 从因农场养病而结识的性铺垫到荒山上备受压抑而冷漠麻木的初次性体验再到逃入荒山后达到物我两忘境界的完美性体验, 小说最后更以两人多年后相遇重温荒诞年代的性行为结尾。可以说整篇小说中, 性不是爱的象征, 而是一种反抗的符号, 是备受压抑的人性的回归。

三、存在主义“沉沦”、“异化”与80年代末小说情感、现实间的两难选择

“十七年”尤其“文革”时期, 随着极左思潮的泛滥, 人们遭受了惨痛的人道主义灾难, 在狂热思潮的影响下, 人性要么为保持本真存在而被主流文化所吞噬;要么因受压抑而有意识地被迫扭曲变形;要么转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不但不为自身的扭曲变形痛苦彷徨反而高唱正义的赞歌。“文革”结束后, 作家通过反思逐渐认识到正是人道主义的缺失造成了人性的压抑变形, 这与西方的存在主义有着内在契合。存在主义强调人的存在先于本质, 人自由选择自己的存在, 将长久缺失的人提升到极致地位, 萨特更说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5];人性有意识、无意识的扭曲变形分别与海德格尔的“沉沦”“异化”相照应, 所谓沉沦强调此在 (人) 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离开本真存在却无法行动而选择自甘堕落的状态, 而异化则强调此在 (人) 没有意识到自身选择了离开本真存在的状态。80年代末, 旧有的思维方式被打破, 新的思维方式尚未形成, 我们赖以判断和评价社会现象、规范自身行为的价值体系还处在紊乱的状态中。因而, 人道主义虽已提上日程, 但并未走向成熟, 人的沉沦异化问题并没有彻底消失, 因为人不是孤立的存在, 必定是社会中的人, 面对日新月异变革下复杂的社会现实, 人的处境如何无疑成为作家考虑的对象, 并在探索中逐渐意识到在情感与现实的两难选择下, 人又因选择而离开了人的本真存在, 陷入沉沦异化的境地。此外, 随着80年代末海德格尔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中译本的问世, 因而围绕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热”会逐渐取代“弗洛伊德热”。这种转变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根据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有选择地向存在主义理论吸取养分的表现, 从对人基本权利——情感的肯定, 到对人最基本的生命本能——性的反拨, 再到新形势下对因情感与现实的矛盾而进行自由选择的产物——人的“沉沦”“异化”的反思, 其实质是将人道主义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是对以往简单化价值评判的人道主义思潮的超越, 体现了作家独立探索下的文学的个性化、多元化趋势。

在80年代末占主流的新写实小说中, 尽管作者采用“零度介入”的客观化叙述方式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 但从这种赤裸裸的还原中, 我们却看到了情感与现实的尖锐矛盾下, 人沉沦异化的存在状态。在方方的代表作《风景》 (1987) 中, 面对人性的各种情感 (欲望) 与极端贫困的生存现实间的矛盾, 有人不自觉地选择了脱离本真形态的存在状态, 在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七哥的异化。因被怀疑是野种, 而遭受家人的辱骂毒打, 被老师同学看不起。面对残酷的现实, 他对爱的渴求无法实现, 但又无法超越自己, 因而在不自觉中选择了脱离本真存在的异化状态, 人性开始扭曲变形:仇恨一切, 甚至违背伦理道德, 发下毒誓:若有报复的机会, 要当着父亲的面强奸两个姐姐和母亲;因将不择手段改变自身命运视为人生真谛, 而抛弃热恋女友, 娶干部的女儿为妻。这一阶段刘震云的新写实小说《新兵连》 (1988) 通过对特定年代高压权力钳制下农村士兵荒谬生存状态的还原, 使读者看到了情感现实两难选择下一些人无法超越自身而陷入沉沦异化的境地。王滴这个人物一心往上爬, 现实却处处与他作对, 满以为分配到了军部可以出人投地, 但迎接他的却是给军长的父亲端屎端尿, 他明知如此却只能认命, 这正是情感与现实两难选择下人的沉沦, 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沉沦却无力反抗而选择自甘堕落。李上进怀着满腔热情入党, 现实却给予他一次次打击, 仅仅因入不了党, 无颜去见女友乡亲而开枪打辅导员, 这其实是情感现实两难选择下人性的扭曲、异化, 无法超越自身而选择离开人的本真存在, 自身却毫不知晓。

总而言之, 在不同的时期, 随着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及中西文学与文化的相互交流, 文学的情感也在发生着变化, 但永恒不变的是对人的关怀, 对人道主义的张扬。无论是八十年代初人本真情感的全面回归, 还是八十年代中期对人类情感的最根本的生命形式——性本能的肯定, 抑或是八十年代末情感现实两难选择下对人的“沉沦”“异化”问题的关注, 八十年代小说对人的关怀已经从最初的简单解放上升到对人的整个存在状态的深层思考, 中国的人道主义无疑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摘要：在不同的时期, 随着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及中西文学与文化的相互交流, 文学的情感也在发生着变化, 但永恒不变的是对人道主义的张扬。无论是八十年代初人本真情感的全面回归, 还是八十年代中期对人类情感的最根本的生命形式——性本能的肯定, 抑或是八十年代末情感现实两难选择下对人的“沉沦”“异化”问题的关注, 八十年代小说对人的关怀已经从最初的简单解放上升到对人的存在状态的深层思考, 中国的人道主义无疑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关键词：80年代小说,情感,人道主义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 商务印书馆, 2005, 444.

[2]王蒙.坚硬的稀粥.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2.

[3]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 (上)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24.

[4]贾平凹.腊月·正月.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5.

[5]萨特著.周煦良, 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