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暴行罪

2023-01-26

一、增设暴行罪的原因分析

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作为一项传统的、多发的、侵害公民人身健康权的暴力犯罪, 我国刑法学界对于故意伤害罪概念的界定比较笼统、简单。这就为故意伤害罪的诸多学界争论埋下了伏笔, 并进而致使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出现许多关于故意伤害罪难以认定的问题。

根据现行刑法第234条对于故意伤害罪认定的具体规定, 故意伤害有三种情形为:故意轻伤、故意伤害致人重伤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即行为人实施非法侵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 只有达到法律规定的轻伤标准, 刑法才将此种违法行为纳入自己的调整范畴, 进而定罪量刑。

刑法原则性的规定与现实个案中伤害行为的具体性、复杂性存在矛盾, 故《人体重伤鉴定标准》和《人体轻伤鉴定标准》得以颁布实施, 对于如何具体认定轻伤、重伤作出详细规定。但实践中认定又会受到鉴定机构以及具体鉴定人员专业水平的影响, 更有甚者, 有的当事人为使己方利益诉求获得法官的内心确信, 实现其诉讼利益, 对鉴定人员行贿, 这不仅造成了鉴定行业的秩序混乱, 而且严重挑战了法律的权威, 损害了司法公正。至此, 看似完美的法律制度设计仍未解决实践中关于故意伤害罪认定存在的诸多问题。

刑法理论界一直存在着关于故意伤害罪有无未遂问题的激烈争论。我国现行立法对于未遂问题的相关规定见之于《刑法》第23条规定, 已经着手实行犯罪, 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得逞的, 是犯罪未遂。实践中故意伤害未遂的案例较为少见, 多数侦查人员因未达到追诉的伤害后果而忽略甚至否认故意伤害未遂的存在, 不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究其原因, 我国法律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规定:殴打他人造成轻微伤的, 予以相应行政处罚。这使得司法实践人员认为, 故意伤害罪的立案追诉标准需要达到轻伤以上, 若这一硬性标准达不到, 则无法构成故意伤害罪。此外, 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 不认为是犯罪。即对于不构成轻伤以上的故意伤害行为即使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也往往由于伤害程度不够而被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这造成了故意伤害罪被视作是“结果犯”, 且将伤情鉴定作为唯一的“结果” (1) ———至此司法裁判中出现只以伤害结果论的不科学局面。

故此, 学界有很多学者主张故意伤害罪应该存在未遂形态, 一来能够与刑法总论关于故意犯罪的犯罪形态相统一, 二来还可以弥补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对故意伤害罪立法上的诸多诟病。对此, 笔者持不同意见, 理由如下:首先, 刑法作为惩罚犯罪最严厉的手段, 具有最后性和谦抑性, 它不可能将所有的侵害行为都囊括进刑法的调整范围内, 这也不符合刑法保障人权的目的。其次, 刑法理论中最重要的一项原则———罪刑法定原则, 禁止类推解释、适用。在故意伤害罪的犯罪构成规定中对于主客观方面都作了详细界定, 而并非上述持故意伤害罪应存在未遂观点的学者所说的仅以结果论。此处特别注意一点, 在刑法理论中分析犯罪行为应该从“客观结果”这一切入点进行, 遵循先客观、再主观的逻辑顺序。最后, 在刑法理论与实践的学习与研究中应该明确区分某一行为在立法层面与事实层面上的差异。就事实层面而言, 任何一种行为都存在既遂与未遂形态, 也就是行为的完成与未完成。但立法层面上, 刑法分则对于罪名的设立是建立在既遂的标准之上的, 其中个别未遂行为成罪的均有刑法条文专门规定。此时又引出一个问题———刑法评价的门槛, 刑法只评价“可罚”的未遂。显然, 我国现行立法并未将故意伤害罪的未遂纳入刑法惩罚范围。

二、完善立法、增设暴行罪的具体设置

在日本刑法中, 按保护法益所属主体的不同, 可将所有犯罪行为分为三大类:针对个人法益的犯罪、针对社会法益的犯罪和针对国家法益的犯罪。日本现行刑法典自1907年颁布, 至1947年, 受世界新宪法精神, 特别是平等主义、尊重人权主义的深刻影响, 对其刑法典进行了整体的修改。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增加了暴行罪的相关规定, 以与当时战后日本的政治、社会背景的变化紧密相连, 体现侧重保护个人法益的立法倾向。

日本刑法典第208条规定, 实施暴力而没有伤害他人的, 处两年以下惩役、三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拘留或者科料。相关法律对具体的犯罪情形亦作出详细规定, 立法体系相对完善。

何谓“暴行”, 根据各犯罪性质的不同, 暴行的意义具有程度上的差别, 即暴行概念具有相对性, 可分为四种:第一, 最广义的暴行, 如骚扰罪中的暴行, 它指的是所有不法行使有形力量的场合, 形式的对象不限定于人;第二, 广义的暴行, 例如妨碍执行公务罪中的暴行, 其突破了仅对人行使的局限, 规定对物行使的有形力量, 如果对人的身体具有强烈影响的情形, 也属于暴行的一种;第三, 最侠义的暴行, 最明显的是抢劫罪中的暴行, 它是对人的身体所直接施加的有形力量, 而且要求必须达到足以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第四, 狭义的暴行, 也就是暴行罪中的暴行, 要求是只要对人的身体施加有形的力量就足以成立罪名。

暴行罪中还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即暴行所施行的物理力是否要求与被害人身体相接触。对此存在两种观点, 接触不要说为多数学者所认同, 他们认为出于恐吓的目的把石头扔在被害人面前的行为、朝被害人扔椅子没有击中的情形、为阻止被害人的行为基于威胁的目的挥舞日本刀的行为、为惹人生气用自己的汽车将他人并行的汽车往路边挤的行为等都应被认定为暴行。与此行对应, 少数学者则持接触必要说的观点, 认为暴行也是结果犯, 侵入被害人身体周围空间的行为是暴行未遂, 不宜作为暴行来看待。综合上述发现, 暴行罪的保护法益是指他人的身体安全。接触不要说认为不仅要处罚已经“危害”身体安全的行为, 而且对“可能危害”的行为也要处罚, 即处罚所谓暴行未遂, 这无疑将暴行罪的保护法益改变为了身体安全感, 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 这是不可取的。但应该看到, 接触必要说若完全将没有身体接触的各种情形排除在暴行的范围之外也是不可取的, 因为暴行罪本身就带有伤害未遂罪的性质, 一定程度上也是为弥补和完善保护人身安全法益罪名体系而设立的。因此, 在肯定暴行罪具有危险犯性质的基础上, 将伤害未遂纳入暴行罪的处罚范畴之内才能更加全面的实现保护身体安全的立法目的。客观上接触身体就有产生伤害结果的可能性, 并行为人主观上有接触身体之目的即伤害的故意, 可构成作为伤害未遂的暴行罪, 这也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理论。

暴行罪是日本刑法中的具体罪名设置, 亦多见于许多西方国家, 通常指:对他人施加暴力, 没有达到伤害程度的违法犯罪行为。根据日本法院的判例, 只要打击力接触了被害人的身体, 即使缺乏造成伤害的危险, 也构成暴行罪;如果有造成伤害的危险, 行为人的打击力即使没有接触被害人的身体, 也成立暴行罪。可见, 暴行罪的构成要件是非常严苛的, 刑法对暴力行为基本上是“零容忍”。总体上, 在对暴力行为的刑法规制上, 各国是以暴行罪作为制止暴力的基本罪名, 将故意伤害罪作为暴行罪的结果加重犯, 再将故意伤害致人重伤 (死亡) 作为故意伤害罪的结果加重犯, 由此构成了对暴力伤害他人的完整刑事制裁体系。只要有暴力, 就属于刑事犯罪, 刑罚的适用就具有确定性 (2) 。

对比我国刑法, 在规制暴力行为方面则显得比较粗放, 关于暴力危害他人身体健康行为在罪名设置上不尽合理、刑法处罚上“厉而不严”、整个刑法制裁体系上存在断层。因此, 刑法中增设暴行罪, 完善我国立法尤为迫切与必要。综合国内外情形, 我国增设暴行罪的具体设置可以这样进行:罪名上仿日本直接定为暴行罪, 条文上可这样表述:“以殴打或者其他暴行侵犯他人身体的, 处拘役、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如此《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被纳入刑法罪刑体系中, 也能与《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罪的罪名与刑罚相衔接。至此, 我国对于暴力伤害他人行为的规制无论是在罪名设置上, 还是在刑事制裁上均形成了连续性的完整体系。

三、我国增设暴行罪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分析

由成文刑法将应该处罚的危害行为规定为犯罪, 意味着由法院根据实体刑法与法定程序作出判决, 遵循了法治的要求。

长期以来, 我国实行“承办与教育相结合”、“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的刑事政策;刑法只规定严重的犯罪行为, 司法机关只办大案要案, 轻微的犯罪行为一般没有受到刑法的规制。在依法治国的今天, 这种局面严重影响了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亦不是一个成熟社会的表现。

因此, 我国刑事立法亟需“活性化”, 其中一个具体的表现便是完善故意伤害罪的立法机制, 增设暴行罪。此举具有重大意义:第一, 有利于完善公民人身权利保护体系。我国《刑法》第234条只以两款条文规定了故意伤害罪, 且成立故意伤害罪要求造成轻伤及以上的后果。这种立法模式过于简略, 未体现对公民人身权的严密保护, 对暴力犯罪的打击力度不够, 纵容了相当数量的侵害人身行为。为了严厉打击暴力犯罪, 全面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 有必要将以暴行为行为方式的行为犯规定为暴行罪, 以规制一些轻微的暴力行为或者不具备其他涉暴犯罪的构成要件而实质上对他人产生一定侵害的施暴行为。第二, 有利于解决故意伤害未遂的处置难题。实施伤害行为没有发生伤害后果的, 不将其作为伤害罪的未遂犯来处罚, 而是将其定性为暴行罪。由此可以避免罪名确认中的混乱, 更加准确的定罪量刑。第三, 有利于规范公安机关的行政与司法职权。在我国, 作为行政部门的公安机关行使着一定的司法职权。对于故意伤害他人的行为, 如果该伤害行为只是属于一般的殴打行为或者仅是造成了轻微伤, 公安机关便进行治安管理;如果伤害行为造成了轻伤及以上的后果, 公安机关则行使侦查权进行事实认定, 即行使司法职权。故意伤害案件, 在事实尚未作出司法鉴定前, 公安机关的行政职权与司法职权会发生冲突。公安机关可能会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作出选择, 既可能将行政案件刑事司法化, 更可能将刑事案件行政化处理。这无疑使公安机关行使职权流于主观化、利益化, 不利于公民权利保护和公权力规范。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故意伤害事件频发, 但对其定罪处罚却出现一系列问题, 暴露了现存故意伤害罪的诸多缺陷, 对于未达到故意伤害罪轻伤标准的违法行为如何处理问题首当其冲。刑法立法亦现尴尬, 缺乏对故意伤害罪的具体规定。面对严峻的学理与司法实践拷问, 增设“暴行罪”无疑成为解决问题的一剂良方。

关键词：故意伤害,未遂,暴行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