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伐林木罪（精选5篇）
篇1：滥伐林木罪
是一个森林覆盖率达67.8%的林业资源大县，现有林地面积558万亩，活立木蓄积量1167万立方米。近年来，随着林业经济的发展，滥伐林木、盗伐林木案件的发生率也高，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县检察院所查办的滥伐林木、盗伐林木案件为23件，占当年涉林案件总数（40件）的57.5％；，我院所查办的滥伐林木、盗伐林木案件为21件，占当年涉林案件总数（31件）的67.7％；1至11月份，我院所查办的滥伐林木、盗伐林木案件为36件，目前占已查处涉林案件总数（51件）的70.5％。这是一类严重破坏森林资源、破坏气候环境、引起水土流失等方面的危害性案件。笔者拟结合我院所查处的涉林案件，就滥伐林木、盗伐林木案件的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进行初浅分析。
一、滥伐林木、盗伐林木案件的特点
1、涉案人员以农村中的农民和农业人员为主。
2、涉案人员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多为初中文化以下的人员。
3、涉案人员多为单人作案向结伙形式作案转化。
4、此类案件多发生在林场和森林资源集中的偏远地区，查处有一定难度。
5、盗伐、滥伐树种多以集体林木资源中的经济林和杂木树种为主。
二、涉林案件频发的原因
1、涉案人员法律意识淡薄，法制观念不强。近年来，虽然在农村地区加强了与森林资源有关普法的宣传力度，但是普法宣传力度还待加强、普法效果还不明显，农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森林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还不十分了解，对依法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规定漠然视之，对盗伐林木、滥伐林木的违法行为不以为然。普遍存在先砍树，后办证，或者根本就没有考虑要办证的现象。直到森林公安或林业部门工作人员找上门来，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犯罪行为。如：黄某滥伐林木一案，黄某砍伐自己承包的林地上的树木卖给木材经营商，在明知木材经营商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仍旧和木材经营商一起砍伐林木，当森林公安人员找到他们时，才意识自己涉嫌滥伐林木，触犯了法律。
2、经济利益的驱动，间接地催生了滥伐、盗伐林木等涉林案件的发生。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农村的村民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经常以招标或拍卖的形式将属于集体的林木卖给或租给木材经营商砍伐，而木材经营商将钱交给这些村民后，自以为合法了，在没有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批和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就乱砍、甚至盗砍滥伐，以图不交或逃避应交纳的办证费用和森林税费。即使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批办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也时常出现不按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时间、地点、数量、树种进行采伐的现象。对于这些违法犯罪行为，一些村委会或村集体组织由于得了一些利益，也放任不管。如：陈某滥伐林木一案，陈某向本村购买一处林地进行砍伐，在向林业主管部门申请了小数额林木采伐许可证后，超材积、超树种进行超额砍伐，当地村委会也没有及时地阻止，当林业主管部门发现后，陈某超额砍伐树木将近150立方。
3、涉案人员生活贫困、就业渠道狭窄，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滥伐、盗伐林木等涉林案件的发生。在目前，我县的许多农村地区，特别是较为偏远的山区，农民靠单一耕田种地维持生活，没有更多的经营渠道，致使一些农民经济收入少，生活贫困，在生活压力和文化程度较低的现实条件下，一些农民就将目光转向了山上的树木，盗伐、滥伐林木的现象不断发生。如：胡某盗伐林木一案，胡某一家地处偏远山区，收入较低，生活贫困，没有向林业主管部门申请办理采伐许可手续就动手砍伐，且砍伐数量巨大，最终走上了犯罪道路。
4、林业主管部门对森林资源管理模式不合理、管理措施不到位，甚至存在渎职行为。目前，我县林业主管部门分为林业局、国有林场、乡镇林业站来管理林业资源。林业局、林业站的大部份职工属于没有财政拨款而是“自收自支，以林养人”的工作人员，而我县的几个国有林场，在现有林业管理体制下，也是负债累累、大部份职工工资低，这种管理模式变相地放任了滥伐林木现象的存在。在林业资源管理措施方面，林业主管部门主要是通过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来控制树木的砍伐数量和树种等。但在实践中，甚至有一些乡镇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在该乡镇领域内却成为砍伐或收购木材的“通行证”，使盗伐、滥伐林木犯罪行为有了“合法”的掩护。自去年以来，该院共查处林业主管部门渎职案件2件2人。如：1月，该院接到群众举报，称县林业主管部门对县柘溪林场滥伐林木一案存在严重渎职行为。经查：8月，该县柘溪林场场长胡某某主持召开林场党政领导会议，做出了砍伐一批商品材的决定，并安排林场营林股股长金某某负责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8月28日，该场以23.8万元的价格，将共计1825根、505.37立方米的国有生态公益林树种全部发包给了村民夏某砍伐。金某某随后以雪损的名义做出了强度为50%的伐区调查设计表，写出了《关于采伐更新国家重点防护林和特种用材林的报告》，并持
篇2：滥伐林木罪
【发布文号】鄂政发[2000]16号 【发布日期】2000-03-21 【生效日期】2000-03-21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地方法规 【文件来源】中国法院网
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
坚决制止乱砍滥伐林木、乱捕滥猎野生动物的通知
（鄂政发〔2000〕16号2000年3月21日）
去年下半年以来，各地在加快造林绿化的同时，切实加强对森林资源的保护管理，总的情况是好的。但有的地方超限额、超计划采伐林木，违法开垦、非法征占用林地，违法收购、运输、经营、加工木材，乱捕滥猎、非法倒卖野生动物，致使林业大案要案呈上升趋势。为了切实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工作，现就有关问题作如下通知：
一、一、坚决制止乱砍滥伐和超限额采伐林木行为
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对林木采伐的限额管理，加强分项控制，坚持凭证采伐、按期采伐，落实全额管理。各级林业、公安、司法部门要密切配合，集中力量，深入到乱砍滥伐林木问题严重的地方进行专项，对已发生的毁林案件要依法严肃查处，狠狠打击乱砍滥伐活动，特别是要加大对超限额、超计划采伐林木以及越权批准采伐林木案件的查处力度，对超限额、超计划采伐的单位及其领导，必须依法严肃处理，决不姑息迁就。
二、二、严厉打击非法收购、运输、经营、加工木材活动
各地要认真贯彻《湖北省木材流通管理条例》，严格执行木材凭证运输、经营、加工的制度，进一步规范木材流通秩序。铁路、交通等部门要积极协助林业部门依法查处非法运输木材的行为，凡没有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签发木材运输证的木材，一律不得承运。从事木材经营、加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经批准并领取经营、加工许可证后，方可从事木材经营、加工。新建大中型木材加工企业，必须由林业主管部门进行森林资源论证，未通过资源论证的企业，一律不得批准立项和建设。各级林业、工商等部门要加强对木材流通的监督管理，坚决取缔非法经营活动。
三、三、强化对天然林区的资源管护
今年上半年，神农架林区政府及其周边地区的有关市、州、县政府，要组织林业、公安、司法、工商等有关部门，认真调查处理超限额采伐林木、越权审批采伐林木、哄抢盗伐滥伐林木、乱征乱占林地、非法设点收购神农架林区和自然保护区林木，以及殴打、伤害林业执法人员的案件，严厉打击非法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破坏珍稀危树种，非法干涉、阻挠林业执法和包庇、怂恿犯罪等违法犯罪行为，要有针对性地开展一次重点整治行动，依法从重从快惩处违法犯罪分子。对1998年以来发生的积案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对影响大、危害严重的案件要公开处理。
四、四、开展保护森林资源大检查活动
今年上半年，各级政府要组织林业、城建、水利、交通、铁路等有林木采伐权的部门开展一次保护森林资源大检查活动，检查的重点是，抓好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加强森林资源管护，落实限额采伐、凭证采伐制度，落实凭证运输、经营、加工木材有关规定的情况。对于退耕还林不到位，制止违法运输、经营、加工木材行为不力，执行采伐管理制度不严的单位，要进行批评、通报，并督促其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和防范措施，限期整改，消除隐患。
五、五、切实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
各级政府要重视对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落实各项保护措施，进一步建立健全有关猎捕、出售、经营利用、驯养繁殖、运输、进出口野生动物的审查和发证制度，坚持实行狩猎证、特许猎捕证、驯养繁殖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制度，严格管理猎枪、弹具生产及其销售使用。要利用国家确定今年为“野生动植物保护法律法规执行年”的有利时机，广泛开展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制宣传活动，动员全社会力量都来保护野生动物。要组织林业、公安、工商、海关、水产等部门开展保护野生动物联合执法行动，坚决打击各种乱捕滥猎、非法倒卖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违法行为，对有的宾馆、酒店等餐饮业经营野生动物的行为要加强监督检查，并采取措施制止。
请各地将此通知的贯彻落实情况于6月底前报送省林业局。
篇3：有关滥伐林木罪的法益的探讨
随着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现象的日益加重, 森林资源的重要价值也越来越被人类所认识。在1997年刑法颁行前, 1979年刑法、森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均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森林保护功能。为了更加适应打击盗伐、滥伐林木行为, 1997年刑法改变原有一个条文两种罪行的处罚方式, 而是采用一个条文两款的形式, 依照盗伐和滥伐林木行为特征, 分别规定了两个罪名及不同的量刑单位, 并明确了单位构成滥伐林木罪的, 应实行两罚制。
滥伐林木罪, 是指“违反森林法的规定,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并核发采伐许可证, 或者虽持有采伐许可证, 但违背采伐证所规定的地点、数量、树种、方式而任意采伐本单位所有或管理的, 以及本人自留山上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 数量较大的行为。”这是破坏国家林业资源的一种犯罪行为, 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及自然生态平衡, 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它不同于盗伐林木罪, 也不是普通的违法行为, 是要受到刑法处罚的行为。然而近年来, 农村滥伐林木犯罪案件呈不断上升态势, 而且滥伐自己承包、经营、管理甚至所有的林木的案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有些犯罪人甚至不知道砍伐自己的林木会构成犯罪。
二、滥伐林木罪法益保护
法益是由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利益[1]。在法理上分析和界定法益, 如同探究法的目的和价值一样, 见仁见智。笔者认为法益的内涵是分层次的。在表层上, 法益是一种利益或价值;在深层上, 法益则是一种秩序或状态。利益反映的是人与其周围世界中对其生存和发展具有一定意义的各种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人们受客观规律制约的各种需要, 如生命、健康、名誉、财产、社会秩序、自然环境等。关于利益的属性, 正如恩格斯所言:“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2]显然, 法益并不等于利益, 并非所有的利益都可以上升为法益, 只有那些经过法律上的利益选择、上升为国家意志、需要由法律加以保护的利益才可以成为法益。简单地说, 法益就是法所保护的一种利益。李斯特指出:“所有的法益无论是个人利益, 或者共同社会的利益, 都是生活利益。这些利益的存在不是法秩序的产物, 而是社会生活本身。但是, 法律的保护把生活利益上升为法益。”
“刑法法益”则是指为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利益。从逻辑上讲, “刑法法益”是“法益”的一种特殊类型, 其外延和其他部门法法益的外延共同构成全法秩序上法益的外延。但是利益和秩序的复杂性, 以及不法行为的差异性, 使得同一利益和秩序往往由多种法来保护。与其他部门法相比, 刑法法益的范围最广。
滥伐林木罪其实是两门法学的一个交叉点, 在《刑法》和《森林法》中都有规定。《森林法》和《森林法实施细则》等法规, 对森林经营管理、森林保护、森林采伐以及法律责任等作了明确规定。《森林法》规定森林资源只能归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 任何个人不能拥有森林资源的所有权。在这里要说明一下林木和森林之间的区别, 森林资源的所有权不同于林木所有权, 对于林木, 不仅国家和集体可以享有所有权, 个人也可依法享有所有权, 比如城镇居民、职工在自有房屋庭院内种植的林木。所以滥伐林木罪的法益中主要是指社会法益, 是为了保护社会的利益。虽然林木可以作为社会特定人群的私有资源, 需要保护其个人利益, 但同时作为自然资源, 也要保护其社会利益。林木的作用不仅仅在于能够被人们所利用制造工具或燃料等, 还在于是自然资源中的重要一环。不同种类的林木、不同地点的林木、不同树龄的林木具有不同的生态价值和环境意义, 在生物圈中起着重要的不可获缺的作用。对林木的这种多元的客观利益进行判断、评价、权衡和比较, 可以得出其社会法益更显重要于个人法益, 当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冲突时往往会取大舍小, 个人财产的处分不得侵害社会的共同资源。
分析了滥伐林木罪的法益后不难发现所要保护的主要是人类共有的自然资源的利益, 然而在立法上存在着一些问题,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对于滥伐林木罪的认定罪与非罪以及定罪量刑是以对林木的滥伐的数量作为依据的, 这样势必存在一个缺陷。由于不同种林木有不同的作用, 例如水土流失区的林木起到保持水土稳固的作用, 而风沙防护区的林木起到防沙治沙作用。不同林木的不同作用差距甚远, 但以数量来作为定罪的唯一标准是不科学的, 并不能很好的切合理保护好林木资源, 也无法有效保护生态平衡。随着人类生态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 世界各国在不断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的同时, 我们新刑法也加大了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 在环境资源保护方面, 在自然资源保护方面都有涉及, 但相对于我国现阶段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自然环境的恶化, 还是远远不够的。笔者认为应当对单一的财产立法的方式和以数量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予以修改或补充, 应该一方面针对不同的法益作出不同的裁判, 另一方面根据犯罪对象即林木的不同种类、地点、数量、树龄等多元的因素来定罪量刑, 这样方可真正起到对生态环境这一人类共同的利益予以法律上的保护和规定, 也符合刑法中关于环境保护方面利益的保护, 能更好得与环境法所交叉和互助。
三、结语
“滥伐林木罪”只不过是刑法中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一个罪, 连这么一个小方面都存在着那么多问题, 更别说在实践中对环境刑法法益保护, 作为我们, 必须在掌握刑法基础上认真了解和学习环境法, 才能彻底解决类似“滥伐林木罪”这方面罪名在实践中之问题, 而在法律上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则需要有关部门予以密切关注并对现行刑法加以完善。
参考文献
[1].杜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研究》, 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版1.杜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研究》, 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版
篇4：滥伐林木罪
关键词：滥伐林木罪 事前无通谋 共同犯罪
【基本案情】
2013年农历12月27日，被告人温某木在明知温某珍（另案处理）未办理林木采伐手续的情况下，以每砍伐1立方米人民币220元的工资接受温某珍雇请到“斋坑尾”山场砍伐林木。被告人温某木砍伐了一天的杉木（后来几天没有再砍杉木）后，与温某珍商议以人民币5000元的价格购买该山场的林木（包括已砍伐的杉木），同时，被告人温某木向被告人杨某借款人民币5000元用于支付给温某珍，被告人杨某同意并提出要包销其砍伐下来的林木。2014年元宵节后，被告人温某木雇请工人到山场砍伐林木，被告人杨某收购砍伐下来的林木后转卖至福建漳州，得款人民币11300元。经福建省连城县林业局鉴定，该滥伐林木山场坐落于连城县新泉镇林国村2006年“二类调查”林业基本图20林班2大班1（1）小班，滥伐林木的立木蓄积为39.0912立方米，其中杉木7.0773立方米、马尾松31.7774立方米、阔叶树0.2365立方米，被滥伐林木价值为人民币17777.00元。
案发后，被告人温某木、杨某分别于2016年1月18日、4月11日被连城县公安局抓获归案。2016年4月21日、5月5日，连城县公安局以被告人温某木、杨某涉嫌滥伐林木罪分别移送连城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6年9月19日，连城县人民检察院向县法院提起公诉。
【判决结果】
2016年9月29日，连城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温某木违反森林法，在未办理林木采伐手续的情况下到“斋坑尾”山场滥伐林木计立木蓄积39.0912立方米；被告人杨某明知被告人温某木滥伐林木仍向其提供资金支持并收购其滥伐的林木，计立木蓄积32.0139立方米，其行为均已构成滥伐林木罪且属共同犯罪。被告人温某木在滥伐林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曾因犯盗伐林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在5年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杨某在滥伐林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且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具有法定、酌定从轻情节，依法判决如下：被告人温某木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1个月，并处罚金18000元；被告人杨某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5000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温某木、杨某未提出上诉，连城县人民检察院未提出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争议焦点】
本案审查过程中，除对被告人温某木涉嫌滥伐林木罪无异议外，对被告人杨某的行为应如何定罪存在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杨某的行为构成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罪。被告人杨某和温某木之间就温某木砍伐林木明确不是合伙关系，对人民币5000元的性质明确是被告人温某木向被告人杨某所借，并非被告人杨某预先支付给温某珍的林木款。被告人杨某未实际参与滥伐林木犯罪，而且事先只是表示了由自己购买林木的意向，对被告人温某木怎么砍伐林木，既未指示，又未具体询问，从而可以认定被告人杨某没有滥伐林木的共同故意，其行为只是收购明知是被告人温某木滥伐的林木，应定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杨某的行为构成事前通谋的滥伐林木罪共犯。被告人杨某虽然并未实际参与滥伐林木犯罪，但主观上明知被告人温某木滥伐林木，客观上借款人民币5000元给被告人温某木用于支付温某珍的林木款，而后被告人杨某收购被告人温某木滥伐的林木，在滥伐林木犯罪中起了帮助作用，属于事前通谋的滥伐林木罪共犯。
第三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杨某的行为构成事前无通谋的滥伐林木罪共犯。被告人杨某主观上开始并不知道被告人温某木滥伐林木，只是被告人温某木滥伐了一天杉木后才明知，客观上借了人民币5000元给被告人温某木用于支付温某珍的林木款，而后被告人杨某收购被告人温某木滥伐的林木，在滥伐林木犯罪中起了帮助作用，属于事前无通谋的滥伐林木罪共犯。
【判决理由及法理评析】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被告人杨某的行为构成事前无通谋的滥伐林木罪共犯，即被告人杨某和滥伐林木的被告人温某木事前虽无通谋，但被告人杨某提供资金帮助并收购滥伐的林木，应认定为滥伐林木罪共犯。
（一）明确滥伐林木罪与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罪的区别
滥伐林木罪，是指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滥伐林木数量较大以10至20立方米或者幼树500至1000株为起点。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罪是指非法收购、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情节严重的行为。《刑法修正案（四）》将刑法第345条第3款修改为“非法收购、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情节严重的……”取消了以“牟利为目的”和“在林区”的限制，在非法收购行为之外增加了非法运输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在林区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情节严重”：（1）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20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1000株以上的；（2）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珍贵树木2立方米以上或者5株以上的；（3）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本案中，被告人杨某以收购滥伐的林木为目的，借款人民币5000元给被告人温某木用于支付温某珍的林木款而帮助被告人温某木滥伐林木的行为符合牵连犯的特征，帮助被告人温某木滥伐林木是手段行为，非法收购滥伐的林木是目的行为，因而被告人杨某的行为符合《刑法》关于滥伐林木罪和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罪两个罪的犯罪构成，但其收购行为属于事后行为，按照重罪吸收轻罪原则，所以只能以滥伐林木罪定罪处罚。[1]
（二）正确把握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和事前无通谋的共同犯罪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刑法理论上，根据共同犯罪故意形成的时间，将共同犯罪分为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和事前无通谋的共同犯罪。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是指共同犯罪人在着手实行犯罪之前，已经形成共同犯罪故意，就实行犯罪进行了商议和分工。所谓“事前”，就是在着手实行犯罪以前；所谓“通谋”，是指为犯罪而进行商议和分工。事前无通谋的共同犯罪，是指共同犯罪人在着手实行犯罪之时或实行犯罪的过程中形成共同犯罪故意的共同犯罪。如果共同犯罪人在着手实行犯罪之时形成共同犯罪的故意，并共同实施犯罪行为，则各共同犯罪人都应该对共同犯罪行为和结果承担责任。如果先行为人已经实施了一部分犯罪行为，后行为人意图共同实施犯罪而参与实行或提供帮助，则叫做承继的共同犯罪。[2]
本案中，被告人温某木在着手实行滥伐林木犯罪以前，没有和被告人杨某进行商议和分工，因而他们不属于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被告人杨某是在被告人温某木已经接受温某珍雇请实施滥伐杉木一天后，才借款人民币5000元给被告人温某木用于支付温某珍的林木款，他们符合事前无通谋的共同犯罪的情形。被告人温某木已经实施了滥伐林木犯罪行为，在继续滥伐林木犯罪过程中，被告人杨某欲收购被告人温某木滥伐的林木而借款给被告人温某木，为其滥伐林木犯罪提供帮助，而后被告人杨某收购被告人温某木滥伐的林木，也为被告人温某木滥伐林木提供了帮助，因而他们属于事前无通谋的共同犯罪中承继的共同犯罪。
（三）被告人杨某应如何承担滥伐林木罪的法律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伐、滥伐林木案件应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解释》第1条：“为收购木材、木制品以及其他目的，唆使他人盗伐、滥伐林木构成犯罪的，按教唆犯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被告人杨某没有唆使被告人温某木滥伐林木，而是欲收购被告人温某木滥伐的林木而借款给被告人温某木，并收购被告人温某木滥伐的林木，为被告人温某木滥伐林木犯罪提供帮助。根据《刑法》第27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起辅助作用的，实际上就是刑法理论上的“帮助犯”。因而被告人杨某应按帮助犯追究刑事责任。
显然，被告人杨某就其参与后的行为与被告人温某木滥伐林木犯罪构成共同犯罪。但是，被告人杨某对参与之前的被告人温某木先行的滥伐林木行为是否应承担责任？笔者认为，被告人杨某对参与之前的被告人温某木先行的滥伐林木行为不承担滥伐林木的刑事责任，但对非法收购被告人温某木先行的滥伐林木承担责任。因为被告人温某木已经先行实施的滥伐林木行为，被告人杨某后来欲收购被告人温某木滥伐的林木而借款给被告人温某木，并收购被告人温某木滥伐的林木的行为不可能成为被告人温某木已经先行的滥伐林木行为的原因，因而被告人杨某不可能对参与之前的被告人温某木先行的滥伐林木行为承担滥伐林木的责任。虽然被告人杨某了解被告人温某木先行的滥伐林木行为，但这不表明被告人杨某、温某木对被告人温某木先行的滥伐林木行为有共同故意，也不表明被告人温某木先行的滥伐林木行为由被告人杨某、温某木共同造成。
该案经鉴定滥伐林木的立木蓄积为39.0912立方米，其中杉木7.0773立方米，马尾松31.7774立方米，阔叶树0.2365立方米；被滥伐林木价值为人民币17777元。鉴于被告人温某木已先行滥伐一天的杉木，经鉴定滥伐的杉木立木蓄积为7.0773立方米，因而被告人杨某共同滥伐林木的立木蓄积为32.0139立方米（39.0912-7.0773=32.0139立方米）。被告人杨某应以滥伐林木32.0139立方米追究刑事责任，并非以滥伐林木39.0912立方米追究刑事责任。此外，被告人杨某非法收购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计立木蓄积7.0773立方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12月11日法释〔2000〕36号）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福建省公安厅《关于办理盗伐、滥伐林木等破坏森林资源犯罪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纪要》（1998年6月10日闽高法〔1998〕131号）的规定，被告人杨某涉嫌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罪未达到20立方米的刑事立案标准，不构成犯罪。
注释：
[1]张立保、闵钠：《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理论与实务》，中国计量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篇5：滥伐林木罪
关键词：盗伐滥伐林木,非刑罚处罚,适用原则
一、引言
林木资源是大自然的保护伞, 能够吸收二氧化碳, 减轻大气污染, 还能防风固沙, 减轻水土流失, 从而维护生态平衡。随着工业社会的高度发展, 对林木资源砍伐颇为严重, 以至于如今环境急剧恶化, 若不加以治理, 必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现实中, 不少人受利益驱使, 开始盗伐、滥伐林木, 虽然获取了短暂的利益, 但生态环境的疮疤却无法恢复, 潜在的危险不堪设想。为了更好地保护林木资源, 保护人类环境, 世界各国都将其提升至法律高度, 并制定有相应的法律。由于内中情形复杂, 过去的刑罚处罚难以起到良好的作用, 不妨换个思路, 从非刑罚处罚的角度去思考, 探讨出合理可行的对策。
二、我国盗伐、滥伐林木罪的特点和非刑罚处罚问题
(一) 特点
近些年来, 虽然国家对林木保护非常重视, 也相继出台了相关法规制度, 但盗伐滥伐行为依然频频发生, 而且多数案件已经构成违法犯罪。但同时, 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盗伐滥伐的行为主体有自然人和单位两种, 我国前者居多, 而且大都是经济贫困的山区的当地人。由于经济落后, 与外界缺少及时联系, 他们依旧遵循“靠山吃山”的规则生活, 砍伐树木并没有犯罪动机, 很多只是为了生存。还有一个特点, 犯罪行为主体的受教育程度不高, 加上法律知识宣传不到位, 他们并未意识到自身行为已构成犯罪。虽然没有经过相关部门许可, 但他们有时砍伐的只是自家林木。
(二) 问题
盗伐滥伐林木属于环境犯罪, 它并没有直接侵犯某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 这是其特殊之处。人类都生活在自然环境中, 每一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责任和义务, 可见, 环境权具有社会性, 其伤害不仅仅针对某个人, 而是会影响到全人类。其后果往往并不会随时可见, 但后果十分明显时, 已陷入无可挽回的境地。所以, 针对环境犯罪, 应该予以相应的惩罚。依据以上特点, 如何惩罚又显得颇为复杂。
首先, 我国早在夏朝, 就有了官方保护林木的记录, 可以说是最早的立法。当前我国针对环境犯罪的法律主要有《宪法》和《森林法》, 对盗伐滥伐行为加以规定, 包括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然而, 刑罚处罚太过严重, 难以起到教育作用, 甚至会引起恶性循环;如果不予以惩罚, 犯罪行为会更猖狂。可见, 目前的处罚结构非常不平衡, 缺乏对非刑罚处罚的研究, 相关处罚措施并不适用, 难以起到良好的实际效果。
其次, 非刑罚处罚需根据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予以相应的惩处, 这就需要有一个参考标准, 然而在实际案件中, 受地域差异、法官看法、盗伐数量、生态效益等因素影响, 目前还没有比较明确的适用标准。适用程序不够规范, 整套程序还未形成健全的体系, 与其他部门的沟通也相对不足。
三、关于国内盗伐、滥伐林木罪非刑罚处罚的措施研究
制定刑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合法权益, 减少犯罪, 而并非单纯地为了惩罚罪犯。我国正在努力建设法治社会, 越来越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 法律除了树立权威, 起到震慑作用, 还非常重视“宽”。宽严相济, 才能建设一个文明法治的社会。过去针对环境犯罪, 不是监禁, 就是罚金, 展示了法律的严厉。而非刑罚处罚, 则是法律宽的体现, 同时也是理性司法的要求。所以, 尽管非刑罚处罚存在一些不足, 但就目前形势而言, 依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应加以完善。可从以下几点考虑:
(一) 遵循适用原则
要想建立一个和谐的法治社会, 必须服从规则。就好像环境犯罪, 应对其行为加以限制约束, 否则毫无节制地砍伐, 后果不堪设想。按照我国国情, 法律具体规定的行为方可进行定罪。福建省的复绿补植案件是个例, 在《森林法》中有提及, 但《刑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非刑罚处罚有其适用性, 针对这一情况, 可增加一种恢复补偿制度, 即发生盗伐滥伐林木行为后, 需对此进行补偿, 主要是令被砍伐的林木重生, 如此也可以保护环境。在其他法律中, 也有恢复原状、限期治理等措施的规定, 可引入到环境犯罪中, 作为参考。环境权属于全人类, 非刑罚处罚能起到更有实际效用的作用, 应从立法角度予以重视。另外, 复绿补植制度不妨用于缓刑案件, 根据恢复程度来确定缓刑考验期。
以上所述, 可归为法定原则, 体现的是法律的稳定性, 但在实际执行时, 会发现往往有特殊情况, 还需灵活判处。非刑罚处罚应该具有多种不同的措施, 适用于不同的行为人, 和不同的案件。再者, 盗伐和滥伐有区别, 前者的某些细节也可以归为盗窃罪。在保证金、判刑上也有差异, 盗伐的最高法定刑有7年以上, 但滥伐并无此规定。这些都需要加强注意, 两项原则相互配合, 尽可能地实现最大平衡, 使得非刑罚处罚的优势充分体现。
(二) 完善适用原则
相对于其他惩罚方式而言, 刑罚比较严重, 正如前面所提, 如果刑罚过于严厉, 非但起不到震慑作用, 反而可能会引起行为人愤怒, 导致犯罪的恶性循环。非刑罚处罚亦是如此, 若惩罚太轻, 与其所用承担的法律责任不符, 也难以起到良好效果。所以, 在遵循适用规则时, 还需对此加以完善。
第一, 明确适用规则的条件。根据这几年的盗伐滥伐林木案件来看, 行为主体多是自然人。自然人犯环境罪和单位犯罪, 后果及影响都不同, 应对其适用条件进行明确划分。对自然人而言, 一般并不存在主观上的犯罪动机, 加上教育、宣传等比较落后, 他们多数是无意识的砍伐, 认为自身行为在许可范围内。而犯罪分子明显不同, 往往有明确的目标、对象, 和周密的计划安排。两种情况下, 惩罚力度应当根据严重程度而定。对企业单位而言, 盗伐滥伐可能会给其带来巨大经济利润, 他们甘愿被罚金, 因为罚金数量与其利益相比, 可谓九牛一毛。刑法中对其采用双罚制, 在此建议和前面的复绿补植措施结合使用。
第二, 规范适用规则的方式。选择最佳方式, 能够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效益最大化, 因此有必要对适用的方式进行规范。对现有非刑罚处罚制度进行梳理, 加以修改补充, 剔除陈旧落后的条例。比如盗伐滥伐林木的行为人, 应承担起修复森林的责任, 以抵偿经济损失。
(三) 复绿补植制度
在刑法处罚措施中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把其作为一种非刑罚处罚措施看待。把其作为一种强制令文件, 即法院在审理盗伐、滥伐林木案件中随判决书一并作出的法律文书, 所以可以把该强制令文件作为一种法院所颁发的执行书看待。而此时该执行书就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 具有权威性和执行力。同时, 从司法、执法等方面加以完善, 包括配套措施, 也要加强此方面的建设。
四、结语
保护森林资源、抵制盗伐滥伐行为是每个人的责任, 我们应当树立起此方面的意识。针对犯罪行为, 坚决予以惩罚, 但在体现法律的强制性和严格的同时, 还要体现出其宽柔政策, 采取非刑罚处罚制度。今后还需对此制度不断完善, 使得处罚措施能起到实际效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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