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早期不可通约性的探索

一、种类理论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 库恩认为不可通约性是科学家在评估竞争对手的范式时遇到困难, 因为没有共同的标准和概念在其中, 后来他修改了自己的立场, 认为不可通约性是在科学革命中, 科学家在讨论不同范式的概念时会遇到翻译困难, 因此不可通约就变成了不可翻译。20世纪80年代初库恩介绍了地方不可通约性, 声称“在科学革命中, 两种理论共同的大多数术语在两者中都有同样的作用, 他们的翻译是同音异议的, 只有在一个小组 (通常是相互间的) 术语和包含他们的句子, 才能产生可翻译性的问题”。

1986年在以“科学史中的可能世界”为题的演讲中, 库恩进一步提炼为词汇系统概念, 认为词汇系统由分类学词项或种类词项构成, 这些词项遵守不交叠原则, 任何两个类词项, 其指称在使用中不可以发生交叠除非是种属关系。种属关系, 又称包含于关系、下属关系, 是指一个概念的全部外延与另一个概念的部分外延重合的关系。非重叠原则建立在词类项之间的互连之中, 并反映了语言的词汇结构。这种词汇结构确定不能单独定义词类项。

“大多数物质术语作为一个或另一个对比集的成员必须被学习”;例如, 定义“液体”一词, 最了解“固体”和“天然气”这两个术语, 并确保这些术语之间的指示物没有重叠。词类项之间的相互联系使得同一个语言系统的成员以相同的方式定义术语, 因为他们具有相同的分类标准, 所以语言社区成员之间的不同范例是兼容的。

然而, 在不同社区的人之间, 不同的范例可能是不相容的, 因为没有一个共享的分类法标准。这种情况下非重叠原则被破坏, 两个社区之间沟通失败。因为他们之间的差异不能被理性的判断。

这样, 库恩重新描绘了科学革命的图景, 由词类项之间的相互联系而构成词汇系统, 科学革命就由词类项意义变化的不可通约转变为词汇系统的不可通约。

库恩现在强调科学革命的地方语言特色, 随后放弃了他的整体论概念转而专注于词类项这一有限的实体, 词类项又与词汇系统紧密相连, 前者的变化必然引起整个词汇系统的变化, 随后可能导致科学界之间的不可通约。科学革命中大多数词类项能够保留本身的意义, 这就为理性比较提供了可能。通过这次本地化尝试, 库恩希望他能够消除不可通约的相对主义。

但是词类项也是由中心和边缘区分, 如果只是边缘意义的改变可能不会产生不可通约, 如果是中心词类的意义变化, 不可通约也许还是不可避免的。

二、类比双语

20世纪80年代初, 库恩发现翻译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可区分的组成部分:技术翻译过程和解释过程。在技术意义上的翻译只是由本地人的语言替代外文词汇 (不一定是一对一) 。然而, 解释是一种学习过程, 通过将语言学习与其语言背景相关联, 而不是他们的母语, 试图弄清外语的局部意义。不可通约性在技术意义上与不可译性有关。这两个理论是不可通约的, 意味着他们的概念不能通过替代词相互翻译, 但是人们的支持者可以通过解释来学习他们对手的理论。许多人反对库恩的观点。

比如波普尔的批评, “甚至完全不同的语言 (像英语和霍皮语或中国话) 也不是不可转译的, 有许多霍皮人或中国人相当好地掌握了英语”[2]依然有效。

库恩后来进一步说明了不可译性的含义, 术语意义上的改变导致在两个词汇分类发之间的一个或另一个区域不可译, 一个外国术语的不可译不是因为我们在语言环境中找不到它的指示物, 而是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与外国人相对应的本地指示物。这种不可译性的新规则意味着翻译失败不会导致理解外语的完全崩溃, 我们虽然不能翻译它, 但是可以通过语境中的指示物来理解它, 因此不可译性并不意味着不可理解。

因此, 库恩实际上放弃了他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的翻译类比, 将翻译视为对手范式之间沟通的主要渠道。他反而引入了一种双语比喻来说明两个连续范式之间的认知关系。根据库恩所说, “允许理解的过程产生双语者, 而不是翻译者...”。双语的学习过程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首先, 当双语者获得第二语言时, 他们无法将每个术语翻译成母语。

双语可以不用第一语言进行调解直接获得第二语言, 因此无须翻译就能理解是可能的。第二, 他们实践的是一个语言附加的过程:他们获得了一个与本土分类法相分离的新的词法分类法, 并没有一个更大的词汇分类法将新获得的分类法与原生的分类法结合起来。

通过这种双语化的比喻, 库恩能够将翻译与理解分开。翻译失败并不再意味着理解失败, 即使术语不可翻译的情况发生, 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双语的理解的过程来实现理性比较, 因此意义上的变化和不可翻译并不意味着不可比性, 也不会涉及相对主义。通过类比双语, 库恩揭示了翻译和理解之间的区别, 但是理解两种语言和合理比较两种语言之间存在困难。

库恩提前赋予我们能够对不同语言和不同分类法进行合理比较的能力, 但理解和比较之间是有区别的, 例如一个中国人和美国人, 他们都是双语者, 根据库恩的理论, 我们认为他们能够进行合理的比较, 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 中国人认为汉语好可能基于汉语能够在单位空间留存更多的信息, 而美国人认为英语好可能基于英文的输入和输出速度, 这样由于他们的判断标准不同就不能确保他们能够合理比较两种语言, 除非他们能够采用共同的标准。但是竞争范式之间采用共同的分类标准是及其苦难的, 所以, 不可通约性仍然意味着不可比性。

三、进化论

库恩消除相对主义的最新发现是修订科学发展评估标准。为了阐述这些新标准, 他开发了一个进化认识论, 主要基于科学发展与生物进化之间的类比。“科学发展必须被看作是一个从后面推动的过程, 而不是受到前面拉动的过程-就像生物进化是从过去物种进化而来, 而不是向什么物种进化而去”[3]。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 库恩已经用类比的生物进化来说明科学革命:科学发展与生物进化是平行的, 因为它们都是竞争和选择的产物。所以科学发展是一个从后面驱动的过程, 没有从前面拉出来实现一个固定的目标。

通过这种与生物进化的比较, 库恩提出了进化认识论来确定科学发展的评估标准。我们能够给我们的科学发展一个最终真理的标准, 但是这套标准对于科学发展过程中的评估却不一定适用, 我们只能选择一套二级标准:如准确性、简单性、一致性和适用性来说明真理变化的合理性。

这些标准体现了人类知识进化过程的关键特征。知识增长是通过增加不同的专业来实现的, 每个专业都致力于提高自己领域内的逼近真理程度, 以提高准确性和其他二级标准。库恩的进化认识论给不可通约性带来了两个重要变化, 一是科学革命概念被定义为单一科学或专业的事件具有局限性, 二是科学革命与继续获得科学知识所需的科学专业人数增加相关联。

因此, 不可通约性可能会继续在不同社区之间产生不一致的评估标准, 特定二级标准的权重也会不同, 但是这并不会导致合理比较的完全失败。这样就把共享标准问题和理性评价问题分开, 即使采用不同的评估标准, 对知识发展的理性评估也是可行的。

此外, 库恩的进化认识论重新定义了不可通约性的功能。根据传统认识论, 不可通约性的影响是负面的:它造成沟通困难, 危及理性比较。但是, 库恩现在将不可通约性视为将两个专业分开的概念差异。因此, 不可通约性对于知识的演变是积极的:它通过创造沟通障碍来隔离社区, 促进专业的扩散。

但是, 库恩认识论的一个问题是他以生物进化的类比为基础来阐述他的观点。尽管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科学发展和生物进化并不一样, 也存在着重大差异。

四、工具的作用

库恩在早期就已经认识到工具在词汇学习和分类法建立过程中的作用, 他认为现实是由概念和工具创造的, 但是库恩并没有对此功能做更加深入的探讨, 我将在以下内容中进一步讨论工具的作用。

库恩意识到词汇结构和工具之间的联系, 并用牛顿力学中的三个术语的学习过程来说明-“力”、“重力”和“质量”, 基于对词类项学习过程的理解, 库恩指出, 定义起着微不足道的作用, 词类项是通过使用范例被采用。在这个应用的过程中, 不仅学习了术语的概念还学会了如何在现实中应用。科学中大多数的术语都是量化的概念, 但是由于我们感官的受限, 在学习过程中就要借助工具的作用来进行观测和考察物体的运动和变化。

工具在建立分类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以弹簧平衡为例, 人们把落石和弹丸分类为强制力的作用, 而把惯性运动看成没有力的作用, 这就导致了牛顿分类法的产生, 但是在十七世纪, 人们把弹射分为强制运动, 把落石分为没有力的作用, 这就导致了亚里士多德分类学, 因此工具坐在词汇分类法的节点上。

此外工具还建立了分类学节点之间的联系, 工具的使用需要理论的指导, 没有相应的现实工具实验又会导致理论的模糊。工具和分类法之间的联系为科学评估提供了新的尺度。库恩认为, 如果我们只考虑语言因素, 那么不兼容的分类法就与竞争理论的合理比较相互矛盾, 造成恶性循环, 但工具的加入使得这一矛盾被打破, 因为工具具有自己独立的发展系统, 工具的进步不一定是以范式和理论为主, 除了理论指导还包括诸如实验技术、程序、技能和专业知识等非语言因素的影响。

我们可能无法通过语言特征来合理比较竞争对手的分类法, 但是我们可以客观的评价他们和工具之间的联系, 科学评估的这个新的尺度是理性的:这种判断不是简单的意见问题, 也不可以通过任何修辞来说服和改变。因此只要工具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被考虑, 无相对主义的不可通约性是可能的。

总之, 库恩最新的不可通约性概念并没有使相对主义成功地消除。他的种类理论和双语类比在某些情况下仍然意味着不可比性, 虽然他的进化认识论是有希望的, 但是它主要建立在科学发展与生物进化之间的类比之上。库恩的重要贡献并不是在于他的结论而是在于他的研究方向的指导意义。

五、总结

本文作者认为库恩在消除相对主义方面所做的三方面的努力:种类理论、双语类比和认识论, 是没有成功的。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应该清楚什么是相对主义, 是一种认为观点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只有因立场不同、条件差异而相互对立的哲学学说。

相对主义有多种不同的形式, 取决于争议的程度。如主张没有普遍的绝对真理, 真实与否取决于参照系统, 如语言和文化, 文化相对论是其代表。

库恩由于范式和不可通约概念的界定不是很清晰, 所以很多读者会认为库恩陷入相对主义泥潭, 但是在陷入相对主义和走向相对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 我认为库恩的不可通约只是使人们容易走向相对主义而不是进入相对主义。

摘要：为了纠正不可通约性意味着不可比性的误解, 库恩最近对不相容性进行了新的解释。这包括科学革命 (种类理论) 的语言学理论, 认知探索语言学习过程 (类比双语) 和关于科学发展理性的认识论讨论 (进化认识论) 。本文的重点是回顾库恩在消除相对主义方面所做的努力, 突出了他新的不可通约性的见解和难题。最后, 我建议通过了解工具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理性概念来克服库恩的一些困难。库恩在原始的不可通约性版本中声称科学家在科学革命之后生活在不同的世界, 因此他的很多读者认为库恩的论文意味着范式之间的不可比性, 指控他走向相对主义[1], 库恩为了纠正这些误解从以上三个方面来进行新的解释。

关键词：不可通约性,种类理论,类比双语,进化论,工具

参考文献

[1] Luciano Floridi. On Defining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s Applied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J]. Social Epistemology, vol.16, no.1, 2002:43-46.

[2] Shera J H. Soc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ibrarianship[M]. Bombay:Asia Publishing House, 1970:83, 108, 96, 96.

[3] SheraJH.An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 for Library Science[A]. In E B Montgomery.TheFoundationsofAccess to Knowledge:A Symposium[C]. Syracuse:Syracuse University, 1968:13,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