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的教训和启示

第一篇：大跃进的教训和启示

晚清军事改革的教训和启示

甲午战争爆发前，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晚清政府启动了以自强为宗旨、以引进西方先进军事技术为核心的军事改革。这次不彻底的改革没有挽救晚清沉沦的命运，以甲午战争的惨败为标志而宣告失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晚清军事改革教训惨痛，发人深省，对于我们今天的军事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镜鉴作用。

晚清军改取得一定成效

内忧外患中的晚清政府于1862年开始实施洋务运动，开启了军事改革的大幕，意图通过引进西方先进军事技术打造“利炮坚船”和“利器精兵”，实现“自强御侮”、“救亡图存”的目的。这场军事改革在开阔军事视野、推行军事教育、培育军事人才、引进西方武器装备和借鉴西方军事制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其历史作用不容完全抹杀。

军事改革最主要的成就是将近代西方枪炮和舰船技术引入中国，购买和制造了一些近代武器装备，使得中国军队进入火器时代。洋务派建立了数十家近代兵工厂。经过积极的引进和仿制，甲午战争前中日两军火器的技术差距缩短到10年左右。中国的舰船技术在19世纪下半叶逐渐接近西方水准。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主体武装力量已基本实现了武器装备的火器化。以1888年北洋水师的正式成军为主要标志，晚清军事改革在海军建设方面达到了顶峰。

晚清发展近代军事教育，培育多兵种军事人才，并聘请了英法专家担任军事智囊。在开明督抚大臣的努力下，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等中国第一批近代军事学堂逐步建立起来。同时，清政府还先后派出数批90余人到西方国家学习军事。北洋海军主力舰只的管带均从福建船政学堂毕业，其中部分还是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同时，清政府还设立了崭新的近代海军军种制度，并对陆军兵种制度进行了局部改革。1888年颁布的《北洋海军章程》兼采英德等国海军制度优长，成为中国近代海军军种制度确立的里程碑，代表了甲午战争前晚清军事制度改革的最高成就。

“只变事不变法”流于表面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独特军事传统和保守战略思维的大国里，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情况下，洋务派能取得这些成就实属不易。但是，这场声势浩大的军事改革具有严重的片面性、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经不起真枪实弹的实战检验。

晚清军事改革流于表面，止于购买西式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器物”层面。军事改革没有触及军队战斗力提高的本质，盲目崇拜西方军事技术，在战争制胜根源的问题上始终存在模糊认识。军事改革仅仅停留在更新装备和改善教育训练的低层次上，对于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的深层次改革没有明确的认识和具体措施。晚清改革者“只变事不变法”，许多区域性改革最终也陷入因人而兴、人去则废的境地。

军事组织体制的改革收效甚微，军事制度改革方面没有多少建树。清廷固守腐朽没落的“朝制”，把军事改革局限于技术层面，缺乏对战略层面军事领导和管理体制的彻底改革。晚清军事制度十分混乱，旧规与新章互相干扰，装备新式枪炮的军队仍旧维持着过时的勇营编制，新建的海军官制也完全依照旧军制，用陈旧的陆战思维方式指挥和管理新式海军，导致清军的整体战斗力在走下坡路。

军事改革缺乏自主自立精神，始终没有建立独立可控的国防工业。晚清改革30余年，国防科技工业基础仍然薄弱，始终未能摆脱对外国的严重依赖。直到甲午战争前，清军还不能装备国产的系列枪炮，导致引进的枪炮、弹药型号繁杂，维修和使用极其不便，严重制约了清军战斗力。甲午战争前，清政府耗费巨资修建的9家舰船修造厂，相互之间不能配套成龙，导致了北洋海军维修保障能力低下，无法对战时受损的舰艇进行及时修复。火炮弹药等基本物资保障严重短缺，舰载火炮种类、型号没有统一标准，杂乱无比。

晚清军事改革始终没有突破军事制度这个“瓶颈”。在旧体制的边缘实施改良修补只能取得局部的暂时的成效，但难以应对真正的战争。

北洋海军“来远”号巡洋舰。1895年2月6日凌晨，包括“小鹰”号鱼雷艇在内的日军舰艇偷袭威海港，日军不仅未损一艇，甚至未伤一人，就击沉了包括“来远”号在内的三艘北洋海军舰艇。(资料图片) 北洋海军“来远”号巡洋舰。1895年2月6日凌晨，包括“小鹰”号鱼雷艇在内的日军舰艇偷袭威海港，日军不仅未损一艇，甚至未伤一人，就击沉了包括“来远”号在内的三艘北洋海军舰艇。

日军改革彻底剑指清廷

甲午战争前，从武器装备的角度看，中日军队实力对比不相上下;但从军事改革的角度观察，中国却落后于日本不止一个时代。日本的军事改革起步于明治维新时期，虽略晚于清朝，但改革目标明确，总体筹划得当，改革措施坚决，取得显著成效，变革的速度和力度远胜于当时的清朝，形成的近代化战斗力直接体现在甲午战争中。

日本的军事改革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日本高举“脱亚入欧”大旗，倡导“文明开化”，强调知识的力量并不亚于武器的威力。日本效仿普鲁士的集权政体，建立“皇权一系”的天皇集权国家，实行“武国”政策，形成了东西复合的军国主义。

日本大力引进西方近代化的武器装备，发展军事工业，打造近代化兵工厂。日本海军装备发展完全以清朝海军为参照系，着重提升舰队航速和火炮射速。到甲午战争前，日本海军总体实力实际上已超越吨位相当的北洋舰队。

日军全面模仿西方军队，陆军从编制到战术都模仿德国陆军，海军则师从英军。日本陆海军积极接受西方的军事文化观念，从思想观念、作战理论等各方面都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造，完全吸取了西方进攻性、掠夺性、殖民性的军事理论精髓。

日本还大力推进军事制度改革，建立近代军事领导指挥体制。1872年设立陆军省和海军省，1873年设立参谋本部和监军本部。1878年成立由陆军省、参谋本部和监军本部组成的中央军事机构，实现了军政、军令机关分立。1883年把军队镇台制改为师团制，建立近代化军队组织体制，实现了中央对军权的统一。1893年5月，日军制定《战时大本营条例》，确立举国一体、高度集权的战时最高司令部体制。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已建立起完善的近代军事法律体系。

清军改革失败被动挨打

晚清军事改革没有进行周密筹划，思路不清晰，措施不配套，过程不连贯，结局很凄惨。这场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晚清政府缺乏对当时安全环境的准确评估、对安全威胁的应有警觉和对作战对手的清晰判断。清朝君臣们对“天朝”之外欧洲近代工业文明的气息充耳不闻，对世界性的军事变革趋势视而不见，军事改革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宏观视野和内在动力。晚清军事改革缺乏明确的对手指向，单纯把军备建设作为消极防御的手段，危机意识严重不足，对迫在眉睫的中日战略决战茫然无知。

晚清统治阶层思想观念保守落后。洋务派所奉行的“中体西用”、“用夏变夷”等指导思想，企图将中国的“道”与西方的“器”进行嫁接，通过修补改良的方法“师夷长技以制夷”，结果导致了军事改革的畸形发展。这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片面认识，成为晚清军事改革的严重障碍，直接导致矛盾和问题越积越多，落后局面积重难返。

晚清军事改革缺乏明确指导思想和通盘规划。洋务运动一度搞得有声有色，但由于清廷内部政治斗争的影响，在政治上层和国家战略层面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中枢，军事改革始终没有统一规划和全盘设计。清朝的海军建设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歧路，海军开建的10余年间沿海各省各自为政，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直到1885年才“千呼万唤始出来”，但已晚于日本设立海军省13年。北洋水师更被视为李鸿章个人武装和政治资本，不得不在政治斗争的夹缝中艰难生存和发展。

晚清的军事改革没有充足的资源保障。清政府起初虽有改革意愿，但陋病积习和战略短视导致对军事改革投入逐渐减少，自上而下的改革缺乏持久动力，其中以挪用海防经费大兴土木最具典型性。军事改革后劲不足，犹如强弩之末。

军事改革没有建立新式战略理论和学术体系，治标不治本。洋务派虽然也翻译、引进了一些西方近代的作战理论和学术思想，但从根本上仍陶醉于中国古典兵学形成的虚幻谋略优势之中，对于近代海权思想、海战理论等缺乏系统的研究和了解。

战略文化传统深刻影响着军事改革的进程和结局。内敛自持型的陆地文明与扩张拓展型的海洋文明必然产生激烈的碰撞与冲击，其在中国的融合过程困难重重。民族尚武精神的缺失，战略指导上奉行处处设防、各自为守的消极防御思想，对军事改革产生了深刻的消极影响，加剧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抓住机遇深化军事改革

从历史脉络来说，我们今天仍处在“富国强兵”历史坐标的延长线上。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充分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仍是我们今天军事改革不能回避的时代课题。

必须牢牢抓住军事改革的历史机遇。当今世界主要大国普遍进入军事战略全面调整期、军事变革持续深化期、高新武器快速发展期，抢占军事斗争制高点的博弈日趋激烈。在周边安全环境严峻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抢占先机，克服“和平麻痹症”和消极守成思想，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

必须着眼战争形态的加速演变。甲午战争给军事改革设立了一个警示性路标：战争是最好的试金石，最容易暴露出一个国家的军事缺陷和战略软肋，最能验证一次军事改革的成败利钝。未来战争形态正沿着信息化方向加速演进，军事改革必须聚焦战争演变规律，剑指未来战争，把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作为核心指向。

必须准确破解战斗力生成模式和战争制胜机理。不断创新战略指导和作战筹划，加速推进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将战斗力标准贯穿和渗透于军事改革的各个要素、各个环节，着力解决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存在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

必须加强军事力量体系软硬件的配套改革与完善。军事改革必须实施学术理论创新、核心装备技术研发、组织运行模式和法规制度建设等综合配套工程，力争实现军事力量体系各要素的有机结合。

第二篇：华为的国际化历程给我们的启示和教训

今天的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已经是当今世界上一家大型通讯设备生产厂商，并成为全球第二大通讯供应商，同时也是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讯解决方案供应商。华为辉煌的国际化历程给了我们许多的启示和教训，值得我们去思考，去借鉴。那么，华为的国际化到底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和教训呢?接下来我将重点探讨这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先大致了解一下华为的国际化历程。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1987年，这样一个年轻的公司在成立当年就突破了数字程控交换机硬件技术，填补了我国该项技术的空白，此后，91年底大容量空分用户交换机HJD48在年底推出。93年底数字局用交换机C&C08EAST8000年底的全数字多功能ISDN华为公司一年一个新台阶。95年年产值14亿，销售额12.7亿;96年年产值26.3亿，销售额24.2亿;97年年产值则攀升至54.3亿，销售额达到了41.9亿元年超过100%的增长速度，使得华为公司由94年深圳市高科技企业综合排名第一名，95年中国电子百强第26名，上升至96年中国电子百强第21名，97年中国电子百强第18名。到98年底，华为公司已在全国设立了33个办事处，35个用户服务中心，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设立了海外技术援助部门，成为了一个国际化的公司。目前，华为在通信领域的众多技术上，已形成一系列突破，研 制了众多产品。短短数年，华为发展速度之快、势头之猛令人惊叹。华为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并成为一家国际化的企业，其留下的启示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启示之一：目标

华为的追求是在电子信息领域实现顾客的梦想，并依靠点点滴滴、锲而不舍的艰苦追求，使企业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现在社会上最流行的一句话是追求企业的最大利润率，而华为公司的追求是相反的，华为公司不需要利润最大化，只将利润保持一个较合理的尺度。华为追求依靠点点滴滴、锲而不舍，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来为他的顾客提供服务。正因为这种目标导向，才使华为从昨天走到了今天。

启示之二：人才

认真负责和管理有效的员工是华为最大的财富。尊重知识、尊重个性、集体奋斗和不迁就有功的员工，是华为的事业可持续成长的内在要求。华为要求员工要认真负责，但认真负责不是财富，还必须管理有效。尊重知识、尊重个性、集体奋斗、不迁就有功的员工，是华为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素。华为公司容许个人主义的存在，但必须融于集体主义之中。另外，华为公司十分重视对员工的培训工作，每年为此的付出是巨大的，这在华为国际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了作用。

启示之三：技术

广泛吸收世界电子信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虚心向国内外优秀企业学习，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开放合作地发展领先的核心技术体系，用华为卓越的产品自立于世界通信列强之林。华为的技术理念有以下几点：

1、紧紧围绕在电子信息技术领域发展，不受其它投资机会所诱惑。

2、高度重视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我国引进了很多工业，为什么没有形成自己的产业呢?关键核心技术不在自己手里。掌握核心，开放周边，使企业既能快速成长，又不受制于人。 只有拥有核心技术知识产权，才能进入世界竞争。

3、遵循在自主开发基础上广泛开放合作的原则。重视广泛的对等合作和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使自己的优势得以提升。优势更优势。

启示之四：管理

华为已经基本上建立起一套与国际接轨完善的管理体制，这对加强企业管理，规范和促进员工的工作，提高公司的效益，进一步推动华为的国际化进程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华为的管理文化也成为其企业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然，华为的国际化历程并非一帆风顺，期间也经历了很多的挫折和失败教训。华为在发展过程中的有很多成功经验，这些成功的经验我们往往比较难去复制，相反华为的失败教训却会让我们避免重蹈覆辙，

教训 一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1993年华为研发JK1000产品时，缺乏对竞争对手的了解和研究，特别是缺乏对于国际竞争对手产品和技术的研究，正因为这样华为对于当时的中国通信市场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但是从这个产品的惨败之后华为认识到对于竞争对手分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加强了对于竞争对手产品信息的收集和分析，不仅这样，华为在分析和研究竞争对手的同时也进行着技术的更新与创新。

教训二：市场是检验产品的唯一标准

JK1000的惨败让华为认识到产品必须满足客户需求，而不是凭空想当然的推出自己认为是好的产品，"市场是检验产品的唯一标准",客户永远是对的，他需要什么，你就应该给他什么，而不是先造出一个产品，然后去寻找可能需要它的客户。"

教训三：品质是产品永恒的话题

华为的JK1000凭借华为人苦口婆心和持续努力终于在中国的偏远农村卖出了200多套，但是由于技术的粗糙和品质管控的却是让华为的产品却出现了很多问题。从JK1000之后华为强烈意识到产品品质的重要性，开始致力于产品品质的提高。

从华为的国际化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才，技术，管理，企业文化，信息等对一个企业来说有多么的重要。因此，当代企业要想长久的发展下去，实现国际化，就必须重视这些因素，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第三篇：日元升值的教训及启示

近年来，美国频频对我国人民币升值施压，设置贸易壁垒，提出对我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内需等一系列要求。这种情况与80年代的日美关系有很大的相似性。只是相对于日本，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相对有限，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转轨国家，中美之间的不对称依赖程度不如当时的日美关系。但是日本80-90年代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广场协议前后日美间的博弈及其之后日本经济“10年迷失”的教训，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

汇率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广场协议并不是一次孤立事件，而只是80年代日美间一系列政策协调的组成部分，了解其问题的实质及世界性意义，需要对当时世界经济、金融不平衡的大背景有个认识。

80年代初，美国里根政府实施减税、放松金融管制以及货币紧缩，导致居民消费大增、财政赤字快速增加和经常项目赤字的扩大。另一方面，日本执行严格的财政预算管理(财政重建一直持续到1987年)，成功应对第二次石油危机，企业竞争力提高等，导致日本贸易顺差大幅上升，尤其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上升得更快。

与此同时，日本贸易顺差又大量投资美国国债，那几年美国国债发行收入中30%-40%为日本资金。世界经济形成了实物与资金相互支撑的循环圈：日本为美国提供融资，进口日本的商品、服务，同时又通过自身的负债为美国对外投资需求提供资金支持。80年代日美之间的政策协调，就是在这个大循环基础上进行的。

起初，美国认同强势美元政策，但认为因日元低估，导致日美贸易失衡，产生低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金融市场的封闭性(虽然日元的使用情况好于1978年日元汇率较高时期)。为此，设立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推动日本金融的自由化、对外开放和日元国际化。

其后日本采取渐进的方式推动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日美贸易失衡仍持续扩大，美国开始与日本谈判具体市场的开放，并签订一系列的MOSS协议(即从单一产品的贸易谈判转向市场和行业)。

其后强势美元损害了美国产业竞争力，美国转向弱势美元政策。美国通过广场协议进行外汇市场干预，实现美元币值有序下跌。为避免汇率调整失控，继续获得日本资金支持，美国要求日、德配合美国实行低利率政策。同时，日本官方还通过各种渠道，引导民间资金继续持有不断贬值的美国国债。

美元大幅贬值，日元大幅升值，给两国产业带来深刻变化，但对贸易失衡的调节作用仍不明显，日本经常收支顺差仍不断攀升，进而美国又在经济结构失衡中寻找原因。美国以修改后的超级301条款，以“维护日本消费者”利益的姿态，试图改变日本的经济结构，鼓励美国企业到日本发展，争取日美有相同的竞争条件。签订结构调整协议，要求日本扩大财政支出(美国认为如果增加民间投资，日本的供给能力会越发增长，进一步强化日本的竞争力，经常顺差会越来越大)，为促进土地利用而强化税制，修改《大规模店铺法》，改革流通体系，强化《垄断禁止法》，对排他性的交易惯例以及系列交易加强监督，修正内销和外贸之间的价格差异等。

在这期间，充满了大量的贸易摩擦和各种直接的贸易管制，并成为推动各种谈判的重要筹码。虽然日美政策协调以削减贸易失衡为目标，但始终存在消除日本经济威胁的意图，贯穿着打压日本经济竞争力、开放日本市场的商业利益诉求。即使如此，所有这些政策并

没有直接实现贸易平衡目标，仅仅因日本经济10年低迷而有所缓解，并将不平衡结构逐步转移到东南亚地区。美国企业则因此赢得了宝贵时间，在IT、计算机软件、金融、服务业等领域确立了全球竞争力。

美国经济长期运行中贸易的赤字，是靠在金融市场上吸引全球资金得以维持。一直到现在，危机后的奥巴马政府，经济上的压力，是减少失业，复苏经济。面对危机后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的缩水，经济复苏最缺的是资金。而危机中不断推高的巨额财政赤字，又严重影响了美元信誉，不利于全球美元资金回流美国。政治上，对奥巴马执政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医保改革，又需要大量后续资金支持，也迫切需要全球资金回流美国以支撑经济尽快复苏，在恢复增长中逐步减轻赤字负担。

从经济、政治上看，确保国际资金持续不断地回流，是当前美国的核心利益。近期美国并不希望美元对全球主要货币贬值，只是要求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拿中美贸易差额说事。人民币升值不是美国经济的核心利益，但其在资金回流的核心利益上，却是只做不说。

当年日本为何引发泡沫经济?

虽然当时的日本国内对日美顺差的原因、顺差能否靠政策来削减，以及是否必须由顺差国来全部承担等理论问题存在争议，在签订结构调整协议期间，日本国内甚至出现“美国干预日本内政”的抗议，曾一度影响了日本的选举进程，但日美间交涉的主题，仍是围绕削减顺差，隐藏着美国企业扩大经营的动机，结局是日本在汇率、利率等重大政策上又过于迁就美国的需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除了日美之间特殊的政治、军事安全框架和历史渊源外，还有一些原因。

一是美国市场巨大，日本考虑到它可能给国内经济带来增长，不得不和它谈。二是日本持有美元债权的积累，减轻了日本可能面临的外部风险。随着国力的强大，当时日本国民信心“膨胀”，日本精英想推动日本成为世界金融大国，愿意容忍日元升值，以使得日元与日本经济地位相符。在一定程度上也愿意加快推进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三是日本接受削减贸易顺差的目标，但80年代中后期致力于财政重建，经济结构调整和市场开放受到美国制约又较多，作为交换，接受日元升值。

但日本对日元升值的市场影响、后果研究不充分，广场协议签订前后甚至没有对汇率升值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展开充分的论证。

其实汇率升值并不会显著降低经常项目顺差，经常项目顺差也并不必然导致升值。广场协议前，虽然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和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美元汇率却大幅上升。相反，日本的经常项目顺差持续扩大，日元却有所贬值。之后，日元持续升值。

日元升值只是显著减少了日本对美传统出口商品的数量。日本80年代以后出现的高技术、高性能产品对美出口数量，不论以美元计算还是日元计算，都有很大增加。日本实行引导企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新需求、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等积极财政政策，是有必要的，而且也发挥了效果，使得日本较顺利地进行了结构调整。从整体上看，汇率大幅升值对日本贸易顺差的影响有限。

汇率升值意味着外部资金的流入，在国际社会充斥投机资金的时代，外部资金更倾向于流向非贸易部门，给资产价格上涨带来压力。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日元出现过四次20%以上的快速升值，其中1971-1972年和1985-1986年的汇率升值产生了资产泡沫，但其他两次并没有带来资产泡沫。从国际上看，既有汇率升值带来泡沫的案例，典型如我国台湾地区80年代的汇率升值，也有未产生泡沫的，如德国的长期升值。

日本1985年的汇率升值之所以产生资产泡沫，除汇率外，主要是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日本经济内在的增长动力已在减缓。20世纪70年代初以后，日本经济已从高速增长向稳定增长过渡。《广场协议》前，日本又出现企业资金需求下降，社会资金过剩，经济增长失去方向。此时，金融的扩张，成为企业利润的重要来源之一。在80年代早期，有7%的日本企业已将银行贷款减少到零，另有18%的企业将银行贷款降到其全部资本的20%以下。到1985年，日本企业自有资本已经比生产设备投资多出1.2兆日元，企业扩大生产能力的动力已经不强。这时，本应彻底放松管制，实施结构改革，促进民间的商业活动。但日本在应对减少贸易顺差的过程中，不愿开放国内市场，反而推动金融自由化，参与货币政策的多边整合，并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制造国内需求。由于缺乏有效的、深层次的结构改革，只是通过股市、楼市制造了虚假繁荣。

其次，汇率升值前后金融自由化措施不协调、不衔接，并且这种自由化主要停留在放松管制上，缺乏必要的微观主体改革和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措施配合。日本《广场协议》前后，在美国的压力下加快推进金融自由化，放开外汇交易管制，逐步推动大额存单利率的自由化。利率不受限制的银行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例，从1985年底的15%增加到1990年底的65.6%。金融自由化(使间接融资加速转变为直接融资，融资成本上升，资产运用收益下降，但资产扩张导致总利润增加)与财政重建(减少国债规模，使银行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投资对象)，压缩了金融机构的收益空间，加剧了金融机构间的放贷竞争，从而使得金融机构转向风险收益更高的领域。1986-1989年，金融机构对制造业的贷款余额持续减少，对不动产的贷款大幅增加，特别是不列入监管视野之内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80年代迅速发展。而当时欧洲日元债券市场管制的放松，使得日本的金融机构与企业在此国际市场又可大量低息融资，国内运用。在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的支持下，日本企业开始从实业转向金融投机，一般企业具备了部分金融特性，企业也从事大量的信托基金等金融性投资。

第三，持续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日本政府为了避免持有的大量美国资产贬值、支持美元发行，日本在过长的时间内将利率维持在低水平上，即使在经济已明显复苏后仍是如此。在产生资产泡沫的两次汇率升值中，日本政府都是在日元迅速升值时采取了扩张型金融政策加扩张型财政政策组合。相反，在1978-1979年，同样是日元迅速升值，政府采取了同样的扩张型财政政策，但货币供应是紧缩的，不断提高利率，日本经济就没有出现泡沫。

中国的政策选择

世界经济不平衡有深刻的国际经济、结构和制度的背景，仅是一国的某些政策无法根本扭转。不论是在第一次全球化时期，还是这一轮全球化，都出现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一定范围内的不平衡是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结构不同的反映，是全球化趋势加快的反映。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不平衡本身，而在于不平衡过于庞大。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和“中心货币”国家的货币、财政等宏观政策过于宽松、金融监管过于松懈。因此，要从根本上调整这种不平衡，应加快改善相关国家的经济结构，同时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入手，约束中心货币国家的宏观政策和金融监管。而国家间宏观政策的协调，包括汇率、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协调，仅有助于在一定时期内暂时缓解世界经济不平衡的程度，但对此不能寄予过大的期望。

当本国劳动生产率持续高于外国时，应主动引导反映经济基本面的汇率升值。但当主要是金融因素导致汇率升值要求时，特别是在国内实体经济内在增长动力不足时，要特别谨慎。汇率升值应与培育经济内在增长动力的经济结构改革等措施相配合。通过升值，要发挥能使资源顺畅流动且经济内部生产效率较快提高的作用。否则，如果汇率升值在破坏原有生产能力的同时，没能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只能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和资产泡沫的产生。日本70年代、80年代的两次升值，都使得日本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在下降。中国

当前的汇率升值压力，有劳动生产率提高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美国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世界动荡所致，金融性因素明显。有鉴于此，中国可考虑在保持汇率对美元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重新回到美国危机前汇率适度波动的区间。

当经济增长动力减弱时，宽松的政策(包括财政、货币和金融政策，特别是宽松的货币金融手段)，容易引发泡沫。而汇率升值后的政策搭配，对保持宏观经济平稳，尤其是防止出现泡沫，具有重要意义。改革措施和宏观政策的搭配不恰当，是日本产生泡沫经济的重要宏观原因。为应对币值升值压力，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为市场寻找新的需求、技术创新和对外投资等提供支持，但不能过于寄托宽松的货币政策手段，提供虚假的需求刺激。

第四篇：东芝公司审计失败的教训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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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芝公司审计失败的教训与启示

孙颖

摘要：历史达百年之久的制造业巨头日本东芝公司曾引领世界电子产品制造业走过一段辉煌时期，然而这个制造业巨头却因公司财务舞弊导致公司信誉瞬间崩塌，引起全球企业界和各国媒体关注。东芝公司审计失败的原因包括根深蒂固的“家族式”企业管理模式;高管一言堂，内部审计失效;与高管“合谋”，外部审计失察。企业防范审计失败应重视现代企业管理文化建设;重塑内部审计监察机构;完善外部审计制度。

关键词：东芝公司;企业文化;内部审计;审计失败

一、“东芝事件”的背景

东芝公司成立于1875年7月，是日本著名的电子制造业龙头企业。在东芝公司长达140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参与跨国并购活动，2006年曾以54亿美元成功收购美国西屋电气公司成为东芝发展的里程碑。2014年东芝收购英国NuGen核电公司60%股权，东芝公司得以在海外进一步扩张。但东芝公司2014年的财报两次延期发布，2015年9月6日方最终公布。该公司2014年财报信息显示，公司净亏损额高达387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0.2亿元。东芝公司在2001年设立外部董事制度，在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赋予了外部董事任命顶层高管等权力，同时设立监察委员会监督公司高管行为，2013年位于公司治理排行榜第九位，从该公司治理形式看，可谓健全和完善。然而十余年之后东芝公司深陷造假丑闻。2015年1月底内部监查委员发现其财务造假，并向监察委员会委员长东芝公司首席财务官进行汇报，请求彻查公司财务，但遭到拒绝。在2008至2014年7年间，包括3名总裁在内的高管层大规模参与了会计造假等违规行为，各业务部门共累计虚报利润高达1 518亿日元，约19亿美金，占到税前利润30%，造成2 248亿日元利润减额。此次会计造假事件是继2011年奥林巴斯以来又一重大财务造假行为，引发了外界对日本企业治理流程的质疑，公司积累的信誉轰然倒塌。东芝公司财务造假事件导致其半数董事高管及总裁撤职。东芝公司此次陷于财务造假漩涡，对东芝公司的负面影响将是长期性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此次东芝事件东窗事发?为什么相关审计机构没能制止东芝会计造假行为?面对东芝财务造假事件，审计部门应如何提高自身审计质量，防止此类造假行为再次出现?

二、东芝公司财务造假及审计失败的原因

(一)根深蒂固的“家族式”企业管理模式

东芝公司长期财务造假事件被日本媒体曝光后，任职社长田中久雄及其他八位高管人士宣布辞职，引发社会人士及股东等利益相关者对东芝公司企业文化的关注和思考。东芝公司一直秉承“忠实”、“效忠”的企业管理原则，“一言堂”、“家文化”的企业管理模式使得企业弥漫着高管至上的文化氛围。日本企业文化多数推崇“忠”为先，高管层决定公司战略发展方向、产品生产种类、阶段性营业额等，高层管理人员下达生产及营业计划后，下级员工只能按照其所收到的“命令”来执行业务，尽最大努力来完成公司业绩。此次东芝事件发生，因电子产品市场不景气，营业利润持续走下坡路，因此员工为完成业绩任务，不得不采取虚增利润等会计造假手段来暂时掩饰其未尽职责。这种“等级”分明企业文化的存在，使得公司对外公开发布的财务信息也不尽真实。奉行“家文化”的东芝公司最终导致其董事会和监事会也互通成为“内部人”，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外部监管约束力的影响，最终导致公司财务造假。

另外，“工匠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东芝公司利润增长逐年走下坡路。东芝公司致力于硬件产品设计、开发及生产，硬件产品类型多种多样。但当今电子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快、种类新等特点使得软件开发及生产使用占据上风。即使日本是电子产业强国，但其公民也大发表吧————专业论文发表组织，诚信可靠快速发表。长期有核心期刊论文转让! 发表吧————专业论文发表组织，诚信可靠快速发表。长期有核心期刊论文转让!

规模使用美国研发产品，iPhone产品家族同样蔓延大半个日本。在如此竞争激烈的电子产品行业竞争中，日本继续坚持硬件产品生产，保持原有“工匠文化”，只能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不得不面临业绩下滑现象。东芝公司在2015年第二季度损失总计109.6亿日元，相比2014年同期利润同比下降76.96%，业绩水平下降严重。由于日元贬值导致贸易逆差加大，进口产品盈利空间变小，同时东芝公司个人电脑(Personal Computer)、电视及其它电子硬件产品出口竞争力及业绩下滑，从而使得公司内部气氛紧张。因此，高管人员不得不下达增加利润率的强制要求。由于日本企业“家文化”员工为完成该项苛刻要求，采用“填塞分销渠道”法来虚增利润。

(二)高管一言堂，内部审计失效

日本政府出台的《公司治理原则》明确表示不允许高层管理者出任公司董事。而东芝公司社长西田在出任东芝全球总裁一职外还兼任董事会成员，故可造成东芝内部高管独大现象发生。除此之外，东芝公司内部监事会也没能真正对公司业务及关联部门起到监管作用，监管效用缺失等均造成东芝内部高管权力独大，引发员工为完成绩效数字不得不进行财务造假。

另外，东芝内部审计部门未能真正发挥其确认公司业务、识别公司运营风险及审查公司业务流程的审计作用，多为高管提供内部咨询等服务，改变了其原有的审查作用。同时，东芝公司存在高管与董事会兼任现象，监事会也往往被“内部化”，很难真正对公司董事、高管及其他业务起到监督检查的作用，监事会的效力基本丧失。当监事会工作失职，公司内部极易出现风险漏洞，引发财务造假等相关违法行为出现。这种职能失职对中小股东及利益相关者造成利益损失，因而，作为审计第一道防火线的内部审计部门失职是造成东芝财务造假的重要原因。

(三)与高管“合谋”，外部审计失察

内部审计是有效发现公司财务问题的第一道防线，外部审计是防止财务造假的最后一道重要防线。因此，东芝公司财务造假事件中，除了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失职，没有履行应有的内部审计义务之外，作为东芝公司外部审计合伙人新日本有限责任监查法人也存在相应失察现象，外部审计师没能发挥其外部监督作用。会计审计公司、合作银行、证券交易监查机构等金融机构共同构成日本企业发展监查体系，总体来看，日本国家其审查机构并不缺位，因此外部审计机构没有审计出东芝财务存在的造假行为，极有可能是因审计机构与东芝公司内部存在“合谋”现象，以致导致外部审计失察，没有切实履行真实审计行为。

另外，审计师发生道德风险及缺乏谨慎性使其过分依赖东芝内部审计机构，未能有效对东芝内部控制系统、重要性水平及审计风险进行恰当性评估，未能严格执行审计必要程序，抽凭等相关工作未能严格进行，审计工作不严谨，最终导致对东芝公司审计失败。

三、“东芝事件”对我国企业发展及完善审计制度的启示

(一)重视现代企业管理文化建设

1.完善现代公司治理机制

企业之间的竞争，除产品种类、技术、生产效率等硬实力竞争之外，作为企业软实力的“企业文化”也不容忽视。在日本企业文化中，多崇尚“忠孝”文化，“从一而终”的员工往往被标记为“忠诚”的员工。高管层的决定往往代表整个公司的决定，可谓“异口同声”、“一呼百应”。在我国，一些国有企业存在与日本企业相似的现象，公司内传承着高管至上，“一权独揽”的现象。“内部人控制”、“一股独大”等现象更不鲜见。但这种“一言堂”的公司治理模式一般不稳定，监督机制缺失，极易发生财务造假等相关公司危机，出了问题不仅给公司带来经济损失，还会伤害公司建立的信誉及声誉，这种公司所拥有的“无形资产“在短时间内是不易重新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建立健全公司内部质量结构时，要重视全责分明制度，董事会与高管层应实行分离制度。同时，董事会、监事会、职工代表大会等相关公司内部组织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切实形成制约关系并各司其职，方能使发表吧————专业论文发表组织，诚信可靠快速发表。长期有核心期刊论文转让! 发表吧————专业论文发表组织，诚信可靠快速发表。长期有核心期刊论文转让!

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重视企业人力资本

我国应吸取东芝公司财务造假事件教训，需重视企业管理文化建设，注重“以人为本”公司发展方式，科学合理储备人力资源，了解员工所求、所望、所需，尊重员工、理解员工，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责任感，同舟共济，加强员工团队协作能力，从深度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及认可度。此外，公司鼓励员工积极创新，提高员工专业水平及技能水平，积极与企业共同服务社会，履行社会责任出一份力。

(二)重塑内部审计监察机构

1.完善独立董事制度

东芝公司内部治理机构存在缺陷，监事会成员往往曾任公司高管及公司内部其他管理人员，因此，监事会在监督检查公司运营流程及运营风险上独立性较差，往往受公司高管决策影响，无法真正表达出真实检查结果。针对上述问题，我国企业应重视外部独立董事人员对公司内部的监督作用，适当增加独立董事人数或比例，真正选拔与公司无牵连关系人员出任公司独立董事，补充审计委员会及监事会内部审计“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境地，避免出现公司独立董事“稻草人”的形象，从而提高内部审计工作的有效性，争取从第一步就发现企业业务发展中出现的缺陷，将财务造假“扼杀在摇篮之中”。

2.优化内部审计模式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企业内部监事会与独立董事普遍存在交叉现象，监事会对董事会、高管只留有建议权及监督权，如若要求对高管进行必要惩罚则需通过股东大会同意，因此监事会在一定情况下作用有限，同时监事会往往只涉及对公司财务进行审计，对公司重大发展战略、业务流程、部门绩效、内部控制评估等方面仍存在较大不足。鉴于上述监事会监督权限问题，企业内部应加强监事会监事监督作用的有效发挥，并适时赋予监事会直接惩罚相关人员的权力，真正起到内部监督作用，完善内部审计部门监管体系。

(三)完善外部审计制度

1.建立健全审计质量激励机制

我国政府应加大力度对审计机构进行严格把控及分类检验，定期考核，进行审计信用分级。同时制定相应激励措施激励审计机构自觉完成审计任务，在最大程度上克服审计师与公司内部高管存在的相关关系，通过审计收费、审计任期及审计等级等规定来激励审计师审计专业性的发挥并提供高质量审计，发现并避免企业财务造假等违法行为的发生。

2.大力开展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应用

审计师在检查公司基本财务报表及其他基本业务信息之外，更重要把控企业整体发展风险的存在，从基本面及整体共同监督企业，这就要求审计师采取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来监督公司发展。审计师不仅要关注具体公司这一微观主体，还要具备“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的专业能力，从公司战略及会计信息背后的真实性考察整个公司的运营情况，关注高管层对公司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同时关注公司经营风险在财务报表上的量化体现，同时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建设，培养复合型优秀审计人才，得以由浅入深，发现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防止高管舞弊及财务造假类似事件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朱彩捷.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内部审计研究[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3)：85-86.

[2] 赵德武，马永强.管理层舞弊、审计失败与审计模式重构—论治理系统基础审计[J].会计研究，2006(4)：16-22.

[3] 杨易莹.日本企业文化对中国企业的启示[J].企业导报，2014(8)：67.

[4] 唐忠良.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合谋治理对策研究[J].审计研究，2012(5)：68-75.

[5] 陈晓阳.审计失败原因探究及规避措施[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05(2)：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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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丁戈戈.东芝惊爆会计丑闻凭空捏造1518亿日元收益[J].IT时代周刊，2015(8)：44-45. 发表吧————专业论文发表组织，诚信可靠快速发表。长期有核心期刊论文转让!

第五篇：印度企业发展经验教训对我国企业的启示

印度企业发展经验教训对我国企业的启示.txt28生活是一位睿智的长者，生活是一位博学的老师，它常常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为我们指点迷津，给我们人生的启迪。不要吝惜自己的爱，敞开自己的胸怀，多多给予，你会发现，你也已经沐浴在了爱河里。印度较为完善、高效的金融体系，为印度企业的快速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这证明，只有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体系，才能为企业发展营造出良好的环境

纵观印度企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及其诸多内外影响之因素，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一、建立高效的公司治理模式，才能推进企业健康持续发展

里昂证券有限公司曾经在《迅速发展市场中的公司治理》的报告中指出，在下列领域内中国公司治理的问题最突出：(1)国家是最大的持股人，这使得政治议程最有优先权;(2)很少有中国公司发布关于公司治理方面的公告或年度报告，中国公司没有创立优秀公司治理的紧迫感和强烈意图;(3)中国公司不具备恰当的、有鼓励性的经理奖惩机制;(4)与投资者的关系不紧密;(5)董事会成员和董事长没有独立性，他们的职责更多的是管理企业而不是监督企业。进而指出，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股份持有结构抑制了公司治理，导致了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低下。其结果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印度上市公司在股权回报率方面优于中国同类公司。这种状况近年来虽有改变，但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如中国公司2005年的平均股权回报率约为17.4%左右，远低于印度公司26.4%的股权回报率。中、印公司的这种差距，在未来几年内不会改变。其原因是“在公司治理规章条例、实施这些规章条例以及制度机制和公司治理文化方面，印度比中国做得好。”中国企业可以借鉴印度企业和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先进经验，清除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这个中国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创新管理机制、经营机制、投资风险控制机制和内部监督管理机制等，形成一整套有效的规范股东、管理者、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制度，并在实践中因应情况不断地完善法规体系，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与国际规范一致的、能够得到国际投资者认可的高效公司治理模式，从而提高中国上市公司及其它企业的治理质量，推进中国企业健康地持续地向前发展。

二、进一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才能为企业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制约印度企业快速发展的瓶颈问题之一，是政府效率较低。中国的情况虽然比印度好一些，但问题也不少，企业要办成一件事，也要往返跑多个政府部门，盖多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公章，耗费很长时间、很多人力和财力，有的还要拉关系、送礼、走后门，冒违法的风险。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必然制约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因此，中国政府部门要认真吸取印度的教训，坚决地按“实行科学民主决策、推进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这三项基本准则，深化自身改革，确立服务观念，进一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当前，应集中力量抓好三项工作：一是完善宏观调控体制，坚持政企分开，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企业提供各种方便;二是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着力解决企业关心的问题，加大对重大技术创新项目的支持力度，引导和扶植风险投资为技术产业化吸引初始资金，完善和加快发展技术产权交易市场，为新技术产业化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三是依法规范行政行为，深入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完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改变“当前政府公共服务‘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整体处于偏低水平”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为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三、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才能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印度较为完善、高效的金融体系，为印度企业的快速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这证明，只有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体系，才能为企业发展营造出良好的环境。因此，我国的金融系统要充分利用外国金融业进军中国并开展人民币业务的时机，学习借鉴他们的先进经营方法和管理经验，并结合国情和自己的实际，确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经营理念，创新管理体制，拓展经营品种，提高服务水平，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以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采取切实可行措施，扭转金融行业存在的四大滞后，即直接融资滞后于间接融资的发展、债券市场严重滞后于股票市场的发展、中小银行发展严重滞后于大银行的发展、保险业的发展滞后于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发展，同时，认真解决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存在的市场发展不平衡、金融结构不合理、金融产品种类少层次低、风险定价等市场功能弱、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困难、部分领域存在较严的行政管制、信息披露和信用评级等基本市场约束问题与激励机制尚未完全发挥作用等制约企业发展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人民币面临巨大升值压力而将抑制出口增长、以投机为目的的热钱大量涌入干扰我国资本市场等严重问题的情况下，我国的金融体系必须善于将问题转化为机遇，促使政府相关部门适当放宽对资本项目的管制，支持和帮助具有相应资质的企业，紧紧抓住天赐良机，大胆地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进行对外投资，充分享有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收益。这样，才能为中国企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四、发挥人才优势，大力自主创新，才能走上和谐而富有活力的企业发展之路

近年来，印度丰富的人力资源储备与印度企业较高的技术创新能力，在印度的软件等高科技产业迅猛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表明，只有充分发挥人才优势，大胆自主创新，才能推动企业快速发展。然而，中国的现状不容乐观。从人才方面看，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日益普及，中国各种高级人才的总量已经在发展中国家中居于前列。但是，由于目前中国经济依然处在粗放式增长阶段，所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应该发挥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从自主创新方面看，有关资料显示，中国专利技术的实施率仅为10%，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并且取得规模效益的比例为10%—1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仅占工业总产值的8%左右，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30%—40%的水平。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必须彻底改变这种现状。为此，中国企业必须紧紧抓住“人才”这个创新的根本，把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优秀人才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常抓不懈，全力为创新型人才提供宽松的工作环境和良好的协作平台，把他们在建设企业创新文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尤其在企业开展自主创新的进程中充分发挥中国已有的人才优势，把企业建成开放式的学习型的创新组织，从而，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上选择适当方式，着力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力求在核心技术上突破，形成自主知识产权，提升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五、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才能为企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制约印度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是电力、铁路和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发展严重滞后。这一教训说明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只有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才能为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对比中、印的基础设施情况，虽然中国优于印度，但中国的基础设施仍然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下一个浪潮———服务业大发展的要

求。仅以铁路运输为例，尽管从今年4月18日起，中国铁路运输实现了第三次大提速，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世界铁路运输的先进行列。但是，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很大，既没有像经济发达国家那样实现客、货分线，更未消除“春运”和长假日客票难求的状态。紧张的铁路运输状态，必然制约物流业的大发展，而物流业的发展受阻，必然连锁反应到制造业、零售业等行业方面受到制约。此外，中国电力供应和公路运输、水上运输、空中运输等基础设施，也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中国必须认真吸取国内外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快建设速度，为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

作者：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 赵中伟 李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