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与启示范文

第一篇：教训与启示范文

苏联兴亡的经验与教训及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引言：

苏联，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立起来并取得巨大成就的社会主义国家，他的兴盛与衰亡深刻影响了近百年来的世界历史，并将继续作为他国学习的榜样与示警的红灯影响更长远的时间。

苏联的建立与急速发展，为20世纪浴血追求独立的受压迫民族指明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强道路;实践了社会主义的理论，证明了马列思想的先进性与正确性，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壮举。

苏共的垮台与苏联的最终解体，是苏联社会各种问题总爆发的结果，也是苏共执政能力逐渐下降直至完全丧失政权的结果;苏联的解体，有许多外部原因，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苏共的内部原因。

我国作为仅存的少数社会主义国家之一，面临全新的机遇与严峻的挑战，汲取苏联及苏共的经验教训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显得必要且紧迫。

一、苏联兴盛的经验

1.国家正确地干预、参与经济建设是落后国家快速发展的捷径

苏联成立之前，沙俄工业基础较之欧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经济薄弱，且科学技术远远落后美国。综合国力孱弱，虽有数百万陆军，但枪支都不能配发完全，一战及日俄战争的失败最终引发了社会的剧烈变革。也许正是这些惨败促使苏联人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与重工业，在国家计划经济的制度下，集中全国物力，使用国家力量，史无前例地大规模规划国家发展前景，通过两个五年计划的短短十年，就使苏联积累了雄厚的工业制造能力，为击败法西斯德国打下了工业基础。苏联初期的计划经济取得空前成功，与同期欧美自由经济的大萧条对比鲜明，使欧美人士纷纷前往苏联取经，甚至有美国记者回国后宣称在苏联看到了行得通的未来。

苏联的发展之路，是将国家力量充分运用到经济建设之中，正确地干预、参与经济建设。这种方法为我国所用，在建国初期完成了从没有重工业到初步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建立起了日后改革开放依靠的工业基础。美国罗斯福新政，也是美国政府充分利用国家力量监管、干预经济生活，使美国率先走出了席卷欧美的经济大萧条。可以说，国家干预、参与经济已经成了发达国家拯救危机的法宝了。近两年的经济危机，也正是美国金融市场缺乏国家监管、干预而爆发问题的结果;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不得不干预金融市场、直接参与通用公司的运作。

2.政权的统

一、思想的统一产生强大的凝聚力、激发高昂建设热情

苏共经过艰苦残酷的斗争，肃清了国内的反动势力，也镇压了所有的反对者。虽然我个人认为血腥的镇压远远超过了实际的政治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镇压之后在苏联国内苏共的统治能力大大加强、思想高度统一，在社会主义理想的指引下，工人阶级凝聚在一起，爆发出了空前的建设热情。采煤工斯达汉洛夫作为一面旗帜被高调宣传之后，苏联工人阶级更是热情高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生产技术革新运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劳动率竟提高了82%。他们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之高，令前去考察取经的欧美人士惊异。

思想的统一，往往能使人产生强大的精神动力，在理想的指引下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任务。苏共的政治政策，使苏联工人团结起来，用极大的热情参与这个新生国家的建设。这一点在我国也得到了验证。铁人王进喜就是一面为建设国家而不惧一切、不惜一切的旗帜。

3.领导阶层革命意志坚定、发展目标明确

苏联初期，因为战争的创伤加上自然灾害，国内经济极为困难。1918年出现了粮食危机，但是有权调拨千万吨粮食的人民委员瞿鲁巴，竟在一次会议上饿得昏倒了。从中可以看到列宁时期的苏共干部革命意志坚定，没有丝毫的特权。这是苏共可以在艰苦条件下依旧得到工人阶级拥护支持的重要原因。而且坚定的革命意志使苏共干部集中精力于国家的建设，没有想过花时间去享受特权，使政府的工作效率较高，让各种政策都得到了充分的执行，朝着预定目标步步前进。可以说，苏联的快速发展，部分源于革命意志坚定的苏共干部党员的无私奉献。

建国初期苏共领导人认识到，虽然击退了欧洲国家联军的武装干涉，但苏俄落后的工业不足以完全地保卫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中都将工业作为重点去发展，努力赶上欧美工业化国家的步伐。这无疑为苏联的快速发展指明了方向，虽然这一方向在后来变得不再正确，但在立国之初是必要且迫切的。根据形势选择正确的方向，是每一个国家不被淘汰都必须做好的，尤其是新生的国家和落后的国家。当今，虽然发达国家主导着世界，但是发展中国家应该做好自己的选择，朝着对自己民族有利的目标坚定前进。

二、苏联衰亡的教训

1.特权阶层贪污腐败致使苏共失去执政能力和执政基础

苏联的特权现象，经过建国初期的十来年后就渐渐显露，二战后形成了特权阶层。勃列日涅夫时期，强调干部的稳定，“终身制”开始大行其道。这样的结果是形成“官僚氏族集团”，集团内部儿女联姻，官官相护，贪污渎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这些官僚氏族集团腐蚀了苏共的执政能力，使苏共与普通群众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直至完全丧失民心，得不到人民支持，惨淡解散，政权旁落。更严重的是特权阶级的渎职，致使苏联国内问题不能反映到决

策层，使政策越来越脱离实际，尤其是经济上的问题越来越多，最后各种问题积重难返，落后欧美，使人民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任，倒向了西方的所谓自由主义。

纵观历史，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导致改朝换代不胜枚举，虽然苏联的建立不同于一般的政权更替，但他的命运依旧没逃过历史的碾压，最终被腐蚀了根基，一个超级大国轰然倒下，令世人震惊、深思。贪污腐败虽不能说要为苏联的解体负全责，但这是重要原因之一了。况且除了强敌入侵、自然天灾，又有几个国家是因为单一的原因亡国的?都是种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是贪污腐败太常见罢了。

2.国家经济结构失衡、体制僵化、农业失败造成国家崩溃

苏联的重工业与军事工业极度发达，其军力在70年代甚至超越美国，依靠其强大的军力在世界各地与美国针锋相对。虽然苏联成立之后，俄罗斯人不再仅仅是依靠强大的武力而是倚靠雄厚国力称雄全球，但可能是骨子里的尚武精神使苏联人热衷于武力解决问题，大力发展军工，展开军备竞赛，致使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失衡的结果是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随苏联国力的提升而同步提高，苏联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一直处在战时经济体制的紧缺状态下，引起了普通群众的普遍不满，致使部分人倒向了西方丰富的物质生活，社会主义也失去了吸引力。

苏联农业的失败，也是其最终解体的根源之一。中国有句古话，民以食为天。农业作为一切工业的基础，虽然工业化开始时不得不靠工农业的剪刀差去发展工业，但这也是有一个限度的。到了后来，工业必须反哺农业。但苏联领导人一直忽视了这个问题，将农民看做小资产阶级的一份子，把他们当做阶级敌人对待，一直剥削农民，以致农民们失去劳动积极性，苏联农业长时间萎靡不振，粮食产量不足，到后来竟要依靠进口粮食，不得不说苏联农业总体上讲是彻底失败的。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吃饭问题更是重中之重，我们不得不确保粮食安全，所以必须重视农业问题。

3.错误处理民族问题导致加盟共和国纷纷脱离苏联，最终苏联解体

众所周知，苏联国土面积世界第一，但苏俄土地大多是沙俄时期侵略扩张的战利品。沙俄征服了120多个民族，但也埋下了国家分裂的祸根。列宁认为苏联采取联邦制度是向最终统一的过渡，要经过相当长时间去完成民族融合，但继任者过于急于求成，在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影响下，人为加速民族融合进程，不顾及历史沿袭，以行政命令代替协商解决，造成民族关系紧张，且占总人口不足50%的俄罗斯人却拥有90%以上的政府要职，享有政治特权。苏联领导人忽视了实际情况，认为民族问题随着社会主义的建成已经解决，错误估计形势，造成民族分离主义大肆传播，特别是90年代初加盟共和国民族独立运动达到顶峰，最后各加盟共和国纷纷退出苏联，直至俄罗斯共和国退出，苏联解体。民族分离主义虽不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但在解体过程中充当了主角，是苏联解体的推手。

民族问题在多民族国家始终有着重要地位，虽然强大的主体民族可以暂时的压制少数民族，但压制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协商解决才可能不出问题。压制的后果就是问题最终集中地爆发，爆发得彻底，爆发得无可挽回。

三、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1.加强廉政建设、反贪反腐，确保执政地位、提高执政能力

我国现在的贪污腐败现象呈上升趋势，已经引起普通民众的不满，也成为西方舆论攻击的借口。贪污腐败不仅腐蚀政党的执政能力，更会导致政党脱离群众，失去人民的信任、支持，最终走向失败与灭亡。任何贪污腐败的政党，注定失败，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也是前车之鉴了。现在“送红包”现象较为严重，也许就是上层部分人贪腐在基层的反应。或者说，贪污腐败也成了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了，不是短时间可以杜绝的。所以，加强法制规范、法律监督、惩戒力度，从严从重处罚贪污腐败分子，在当今中国显得必要而且迫切，是共产党保持执政地位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苏共的失败要引起我们的警觉。

也许如新加坡那样高薪养廉、严厉罚贪是我们现在可以采取的较为可行的措施，让各层干部可以安心的工作，不用为物质问题分心进而贪腐。这是物质上采取的应对措施，但仅仅只有物质措施是绝对不够的，加强先进性教育、提高思想认识是必须同步采取的政策。

2.加强思想教育，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苏联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也是苏联人社会主义信念丧失的结果，在美苏的竞争中，苏联并未表现出超越美国的优势，尤其是经济的崩溃使得广大人民失望不已，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纷纷转投资本主义的怀抱，社会主义阵营不攻自破。连赫鲁晓夫都对自己的弟弟说不再相信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只是拿来糊弄老百姓的。面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全面冲击，我国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沿着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

思想教育不仅要面对群众，更要面对共产党员。如果共产党员都失去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很难想象普通群众还会相信共产主义。加强党员的思想就是要凝聚党员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确保社会主义的践行;同时，这也是预防腐败的重要措施，甚至比物质措施重要的多。

3.加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改善经济结构

经济始终是国家民生的命脉，在经济生活中，国家力量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经历了近年来的经济危机，国家干预、宏观调控的概念深入人心，没有国家的强力监管，资本贪婪逐利的特性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现今我国工业过度依赖出口贸易，致使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深受影响，这警示我们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改变外向型经济，提高国内需求，扩大国内市场，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美国作为自由经济的代表，周期性的经历经济危机，虽然美国通过转嫁、美元等手段化解了多次危机，也在几次危机中通国家力量干预经济生活顺利复苏，但这种危机能保证每次都被化解吗?我们要看到自由经济

的弊端，在未发生危机时就用国家力量正确适度地干预经济生活，避免发生不可挽回的危机。也许下一次大的经济危机就是另一次大战的祸根，或者说导致又一些国家分崩离析。

同时，在我国这种人口众多、特别是农村人口过半的国家，农业必定是立国的根本，我们不得不解决好三农问题。加快农业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力力水平，是当今中国农业的努力方向。13亿人的吃饭问题高于其他一切问题，13亿人的温饱是国家稳定的基石，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

结束语：

苏联在没有外敌入侵及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自行解体，不仅深深地震撼了世界，也留下长远的沉思。如普金所言，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是没有良心，但想恢复苏联是没有头脑。我们可以做的，是在追思苏联的同时避免重蹈覆辙，是在苏联失败的道路上走得更好，走的更远。

参考资料

《苏联兴亡史论》陆南泉

《大国崛起》

百度百科

第二篇：日元升值的教训及启示

近年来，美国频频对我国人民币升值施压，设置贸易壁垒，提出对我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内需等一系列要求。这种情况与80年代的日美关系有很大的相似性。只是相对于日本，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相对有限，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转轨国家，中美之间的不对称依赖程度不如当时的日美关系。但是日本80-90年代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广场协议前后日美间的博弈及其之后日本经济“10年迷失”的教训，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

汇率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广场协议并不是一次孤立事件，而只是80年代日美间一系列政策协调的组成部分，了解其问题的实质及世界性意义，需要对当时世界经济、金融不平衡的大背景有个认识。

80年代初，美国里根政府实施减税、放松金融管制以及货币紧缩，导致居民消费大增、财政赤字快速增加和经常项目赤字的扩大。另一方面，日本执行严格的财政预算管理(财政重建一直持续到1987年)，成功应对第二次石油危机，企业竞争力提高等，导致日本贸易顺差大幅上升，尤其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上升得更快。

与此同时，日本贸易顺差又大量投资美国国债，那几年美国国债发行收入中30%-40%为日本资金。世界经济形成了实物与资金相互支撑的循环圈：日本为美国提供融资，进口日本的商品、服务，同时又通过自身的负债为美国对外投资需求提供资金支持。80年代日美之间的政策协调，就是在这个大循环基础上进行的。

起初，美国认同强势美元政策，但认为因日元低估，导致日美贸易失衡，产生低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金融市场的封闭性(虽然日元的使用情况好于1978年日元汇率较高时期)。为此，设立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推动日本金融的自由化、对外开放和日元国际化。

其后日本采取渐进的方式推动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日美贸易失衡仍持续扩大，美国开始与日本谈判具体市场的开放，并签订一系列的MOSS协议(即从单一产品的贸易谈判转向市场和行业)。

其后强势美元损害了美国产业竞争力，美国转向弱势美元政策。美国通过广场协议进行外汇市场干预，实现美元币值有序下跌。为避免汇率调整失控，继续获得日本资金支持，美国要求日、德配合美国实行低利率政策。同时，日本官方还通过各种渠道，引导民间资金继续持有不断贬值的美国国债。

美元大幅贬值，日元大幅升值，给两国产业带来深刻变化，但对贸易失衡的调节作用仍不明显，日本经常收支顺差仍不断攀升，进而美国又在经济结构失衡中寻找原因。美国以修改后的超级301条款，以“维护日本消费者”利益的姿态，试图改变日本的经济结构，鼓励美国企业到日本发展，争取日美有相同的竞争条件。签订结构调整协议，要求日本扩大财政支出(美国认为如果增加民间投资，日本的供给能力会越发增长，进一步强化日本的竞争力，经常顺差会越来越大)，为促进土地利用而强化税制，修改《大规模店铺法》，改革流通体系，强化《垄断禁止法》，对排他性的交易惯例以及系列交易加强监督，修正内销和外贸之间的价格差异等。

在这期间，充满了大量的贸易摩擦和各种直接的贸易管制，并成为推动各种谈判的重要筹码。虽然日美政策协调以削减贸易失衡为目标，但始终存在消除日本经济威胁的意图，贯穿着打压日本经济竞争力、开放日本市场的商业利益诉求。即使如此，所有这些政策并

没有直接实现贸易平衡目标，仅仅因日本经济10年低迷而有所缓解，并将不平衡结构逐步转移到东南亚地区。美国企业则因此赢得了宝贵时间，在IT、计算机软件、金融、服务业等领域确立了全球竞争力。

美国经济长期运行中贸易的赤字，是靠在金融市场上吸引全球资金得以维持。一直到现在，危机后的奥巴马政府，经济上的压力，是减少失业，复苏经济。面对危机后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的缩水，经济复苏最缺的是资金。而危机中不断推高的巨额财政赤字，又严重影响了美元信誉，不利于全球美元资金回流美国。政治上，对奥巴马执政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医保改革，又需要大量后续资金支持，也迫切需要全球资金回流美国以支撑经济尽快复苏，在恢复增长中逐步减轻赤字负担。

从经济、政治上看，确保国际资金持续不断地回流，是当前美国的核心利益。近期美国并不希望美元对全球主要货币贬值，只是要求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拿中美贸易差额说事。人民币升值不是美国经济的核心利益，但其在资金回流的核心利益上，却是只做不说。

当年日本为何引发泡沫经济?

虽然当时的日本国内对日美顺差的原因、顺差能否靠政策来削减，以及是否必须由顺差国来全部承担等理论问题存在争议，在签订结构调整协议期间，日本国内甚至出现“美国干预日本内政”的抗议，曾一度影响了日本的选举进程，但日美间交涉的主题，仍是围绕削减顺差，隐藏着美国企业扩大经营的动机，结局是日本在汇率、利率等重大政策上又过于迁就美国的需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除了日美之间特殊的政治、军事安全框架和历史渊源外，还有一些原因。

一是美国市场巨大，日本考虑到它可能给国内经济带来增长，不得不和它谈。二是日本持有美元债权的积累，减轻了日本可能面临的外部风险。随着国力的强大，当时日本国民信心“膨胀”，日本精英想推动日本成为世界金融大国，愿意容忍日元升值，以使得日元与日本经济地位相符。在一定程度上也愿意加快推进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三是日本接受削减贸易顺差的目标，但80年代中后期致力于财政重建，经济结构调整和市场开放受到美国制约又较多，作为交换，接受日元升值。

但日本对日元升值的市场影响、后果研究不充分，广场协议签订前后甚至没有对汇率升值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展开充分的论证。

其实汇率升值并不会显著降低经常项目顺差，经常项目顺差也并不必然导致升值。广场协议前，虽然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和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美元汇率却大幅上升。相反，日本的经常项目顺差持续扩大，日元却有所贬值。之后，日元持续升值。

日元升值只是显著减少了日本对美传统出口商品的数量。日本80年代以后出现的高技术、高性能产品对美出口数量，不论以美元计算还是日元计算，都有很大增加。日本实行引导企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新需求、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等积极财政政策，是有必要的，而且也发挥了效果，使得日本较顺利地进行了结构调整。从整体上看，汇率大幅升值对日本贸易顺差的影响有限。

汇率升值意味着外部资金的流入，在国际社会充斥投机资金的时代，外部资金更倾向于流向非贸易部门，给资产价格上涨带来压力。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日元出现过四次20%以上的快速升值，其中1971-1972年和1985-1986年的汇率升值产生了资产泡沫，但其他两次并没有带来资产泡沫。从国际上看，既有汇率升值带来泡沫的案例，典型如我国台湾地区80年代的汇率升值，也有未产生泡沫的，如德国的长期升值。

日本1985年的汇率升值之所以产生资产泡沫，除汇率外，主要是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日本经济内在的增长动力已在减缓。20世纪70年代初以后，日本经济已从高速增长向稳定增长过渡。《广场协议》前，日本又出现企业资金需求下降，社会资金过剩，经济增长失去方向。此时，金融的扩张，成为企业利润的重要来源之一。在80年代早期，有7%的日本企业已将银行贷款减少到零，另有18%的企业将银行贷款降到其全部资本的20%以下。到1985年，日本企业自有资本已经比生产设备投资多出1.2兆日元，企业扩大生产能力的动力已经不强。这时，本应彻底放松管制，实施结构改革，促进民间的商业活动。但日本在应对减少贸易顺差的过程中，不愿开放国内市场，反而推动金融自由化，参与货币政策的多边整合，并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制造国内需求。由于缺乏有效的、深层次的结构改革，只是通过股市、楼市制造了虚假繁荣。

其次，汇率升值前后金融自由化措施不协调、不衔接，并且这种自由化主要停留在放松管制上，缺乏必要的微观主体改革和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措施配合。日本《广场协议》前后，在美国的压力下加快推进金融自由化，放开外汇交易管制，逐步推动大额存单利率的自由化。利率不受限制的银行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例，从1985年底的15%增加到1990年底的65.6%。金融自由化(使间接融资加速转变为直接融资，融资成本上升，资产运用收益下降，但资产扩张导致总利润增加)与财政重建(减少国债规模，使银行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投资对象)，压缩了金融机构的收益空间，加剧了金融机构间的放贷竞争，从而使得金融机构转向风险收益更高的领域。1986-1989年，金融机构对制造业的贷款余额持续减少，对不动产的贷款大幅增加，特别是不列入监管视野之内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80年代迅速发展。而当时欧洲日元债券市场管制的放松，使得日本的金融机构与企业在此国际市场又可大量低息融资，国内运用。在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的支持下，日本企业开始从实业转向金融投机，一般企业具备了部分金融特性，企业也从事大量的信托基金等金融性投资。

第三，持续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日本政府为了避免持有的大量美国资产贬值、支持美元发行，日本在过长的时间内将利率维持在低水平上，即使在经济已明显复苏后仍是如此。在产生资产泡沫的两次汇率升值中，日本政府都是在日元迅速升值时采取了扩张型金融政策加扩张型财政政策组合。相反，在1978-1979年，同样是日元迅速升值，政府采取了同样的扩张型财政政策，但货币供应是紧缩的，不断提高利率，日本经济就没有出现泡沫。

中国的政策选择

世界经济不平衡有深刻的国际经济、结构和制度的背景，仅是一国的某些政策无法根本扭转。不论是在第一次全球化时期，还是这一轮全球化，都出现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一定范围内的不平衡是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结构不同的反映，是全球化趋势加快的反映。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不平衡本身，而在于不平衡过于庞大。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和“中心货币”国家的货币、财政等宏观政策过于宽松、金融监管过于松懈。因此，要从根本上调整这种不平衡，应加快改善相关国家的经济结构，同时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入手，约束中心货币国家的宏观政策和金融监管。而国家间宏观政策的协调，包括汇率、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协调，仅有助于在一定时期内暂时缓解世界经济不平衡的程度，但对此不能寄予过大的期望。

当本国劳动生产率持续高于外国时，应主动引导反映经济基本面的汇率升值。但当主要是金融因素导致汇率升值要求时，特别是在国内实体经济内在增长动力不足时，要特别谨慎。汇率升值应与培育经济内在增长动力的经济结构改革等措施相配合。通过升值，要发挥能使资源顺畅流动且经济内部生产效率较快提高的作用。否则，如果汇率升值在破坏原有生产能力的同时，没能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只能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和资产泡沫的产生。日本70年代、80年代的两次升值，都使得日本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在下降。中国

当前的汇率升值压力，有劳动生产率提高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美国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世界动荡所致，金融性因素明显。有鉴于此，中国可考虑在保持汇率对美元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重新回到美国危机前汇率适度波动的区间。

当经济增长动力减弱时，宽松的政策(包括财政、货币和金融政策，特别是宽松的货币金融手段)，容易引发泡沫。而汇率升值后的政策搭配，对保持宏观经济平稳，尤其是防止出现泡沫，具有重要意义。改革措施和宏观政策的搭配不恰当，是日本产生泡沫经济的重要宏观原因。为应对币值升值压力，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为市场寻找新的需求、技术创新和对外投资等提供支持，但不能过于寄托宽松的货币政策手段，提供虚假的需求刺激。

第三篇：越南政治革新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作者：陈明凡

继中国改革开放后，越南也以1986年召开的越共六大为起点踏上了革新的征途。中国和越南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都成功地抵御了苏东剧变多米诺效应的冲击，并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越南在革新过程中学习和借鉴了中国成功的经验，但越南并没有机械照搬“中国模式”，而是从本国国情出发，力求走出自己的路，特别是在政治革新方面迈出了较大步伐。研究越南政治革新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一

越南在政治革新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取得了初步成效。其主要经验是：

1.把理顺执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为政治革新的主线

正确处理执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形成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机制，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极其艰巨的历史任务。越共提出“党领导，人民做主，国家管理”作为政治系统建设的基本原则，政治革新始终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进行。越共强调指出：决不效仿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决不搞多党制，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同时要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主要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决不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管理职能。

越共充分尊重国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革新前，国会的任务只是把党的文件按照国家法律程序规范化。现在党不再干预国会活动，对许多问题，政治局只是提出方向性的建议，具体问题由国会讨论决定，国会对政治局的建议也可以做出修改。在国会与政府的关系上，国会强化了对政府的监督与制约作用。政府总理签署的文件需经国会讨论表决后才能生效。根据越南《国会组织法》，国会有权否决政府的提案。2010年6月，越南国会投票否决了政府关于建设从河内到胡志明市的高铁规划方案。政府关于国家重大发展规划的提案被国会否决在越南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向人们表明了在决定国家重大问题上，国会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越南对政府的机构和职能也进行了改革。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使政府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全能政府的角色向有限责任政府转变，把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与企业的经营管理职能区别开来。

为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越共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祖国阵线和人民团体的自主精神。越南虽然只有共产党一个政党存在，但长期以来在她的身边站着一个强大的助手，即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祖国阵线。祖国阵线把各阶级、阶层、民族、宗教的广大民众团聚在党的旗帜下，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奋斗。越共是祖国阵线的参加者，也是领导者。越共高度重视祖国阵线和各人民团体在社会主义建设和革新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对其积极的、有创造性的活动给予大力支持，并虚心听取他们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意见和建议。2011年越共十一大补充、发展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指出：“党尊重祖国阵线和各人民团体的自主性，积极支持其活动，倾听他们的意见。党和国家为祖国阵线和各人民团体独立开展活动创造条件，使其充分发挥好社会监督和社会反辩的作用。”这里所说的“社会反辩”，是指在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和措施实施前后，祖国阵线通过组织民众对其可行性和成效进行质询和辩论，从而加强了政策的公开性，提高了民众的民主参与，以保证党的方针政策更加符合社会和人民的要求。国会和政府举行会议时，祖国阵线均可派代表列席。特别是在国会和地方议会代表选举中，祖国阵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候选人需经祖国阵线组织群众对其进行评议，并由祖国阵线监督选举结果。此外，越共还十分重视媒体的作用，把它看作是人民的论坛，不断改进党对传媒工作的领导，并将其作为民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2.把反腐败作为政治革新攻坚战的首要任务

腐败已成为困扰越南革新和建设事业发展的最大障碍，被越南人民称为“国难”。越南党和政府一直把反腐败看成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在政治革新进入攻坚阶段后，

反腐败更成为攻坚战的首要任务。2006年8月，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成立了以总理阮晋勇为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为副主任的中央防治腐败指导委员会;2012年5月，越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又决定成立以总书记阮富仲为主任、由政治局直接领导的越共中央防治腐败指导委员会，表明了越南党和政府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越南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防惩并举的措施，制定了《预防和惩治腐败法》及其他相关法律，公开审判了若干影响全国的大案、要案。2006年审判的交通运输部官员集体贪污案，涉及大小官员200余人，大批涉案官员被捕或被撤职，朝野为之震动。2012年3月公开审判了越南最大的央企之一船舶工业集团的腐败渎职案，该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违规经营，造成累计债务达40亿美元，相当于越南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5%，被判处20年徒刑。总之，腐败不除，国难不已。摆在越南党和政府面前的反腐败任务依然极其艰巨。

3.把加强人民对权力的监督作为政治革新的突破口

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这已被历史证明是公理。越共把建立健全对权力的监督体系作为政治革新的突破口，以此推动整个政治系统革新和建设的进程，其中加强人民群众对权力的监督是关键。为便于广大群众对执政党的监督，越共从九大开始提前几个月通过媒体向全民公布党代表大会文件草案，并在各大报纸上开辟“人民意见专栏”，然后根据各界反映的意见对政治报告逐条进行补充修改。这种做法拉近了执政党和广大人民之间的距离。为便于群众监督，几次越共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在总结革新和建设工作的成绩和经验之后，都要逐条列出工作中的缺点，分析产生这些缺点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并着重强调其中主要是主观原因。党代表大会讨论政治报告时，自然也包括对党中央关于工作缺点的检讨是否认同，是否满意。2012年10月越共举行第十一届六中全会，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代表政治局做自我批评，对党内存在严重腐败现象承担领导责任，并请求全会对政治局进行纪律处分。全会对政治局这种坦诚态度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决定不对政治局进行处分。据报道，这次全会用了1/2的时间听取和讨论了政治局的工作检讨。这种做法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增强了执政党的公信力。

越南党中央全会和国会还实行了质询制度。中央全会可以对包括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在内的其他委员提出质询，也可以对政治局、书记处、中检委提出集体质询。越南国会也实行了质询制度。国会在开会前通常会搜集民众的意见，选择意见最多的部委或负责人进行质询，被质询的部委或负责人要逐条答复民众的问题。比如，2012年6月召开的越南第十三届国会第三次会议，共有19位部长和部委领导人回答了国会代表提出的160个质询问题。每次国会质询场面通过电视向全国进行直播，让接受质询的官员丝毫不敢怠慢。越南不少官员曾被国会代表质问得额头直冒冷汗，当场下不了台。越南国会还实行了信任投票制度。2002年，第十一届国会规定如果20%的国会代表或者某个专门委员会提出议案，即可启动对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政府总理等高级官员的不信任投票，一旦2/3以上的国会代表投不信任票即可罢免。2012年3月召开的第十三届国会第六次常委会会议，又提出今后每年将对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国会主席以及国会选举产生的其他官员进行信任投票，其投票结果将向公众公布。连续两次得票不过半者，国会将审议解除其职务或责令其主动辞职。这种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国会对政府和其他权力部门的监督，代议机构的权力上升是人民民主得到扩展的重要标志。

4.把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路径

只有通过人民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才会接受人民的监督。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是否完善，是衡量人民当家作主实现程度的重要标识。越南在政治革新过程中加大了对党和国家选举制度改革的力度，对党政重要领导职务和代表实行了差额选举。从1992年开始，越南国会代表采取直选方式。国会代表候选人的产生要经过三次协商，反复征求选民意见;候选人确定后，要将简历和家庭财产等在新闻媒体上公布;候选人要与选民直接对话，

接受选民质询，并陈述工作计划;最后再通过差额选举产生，差额比例最高超过50%。国会代表选出来之后，在报纸上二公布代表名单，并公布每个代表的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例外。

目前，越共正在进行基层党委的领导干部由基层党代会直接选举的试点工作。2009年3月，越共中央组织部发布《关于基层党代会直接选举党委常委会、副书记、书记试点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省、市和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分别挑选5%～7%有代表性的基层组织，进行基层党代会直接选举党委常委会、副书记、书记的试点。2009年10月越共中央组织部又发布《关于省、县党代会直接选举党委书记试点工作的指示》，要求在15%～20%的县和省进行党委书记直选的试点。尽管在实行过程中遇到了较大障碍，但越共对推行此项改革下了很大决心。2012年1月召开的越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速对省级党委直选和差额选举工作的总结。这项工作如能普遍推广，形成制度，将会对党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党的领导机关的公信力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5.在保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渐进式政治革新

越共七大指出：“政治是极其复杂的领域。必要的前提条件尚未准备就绪，就匆忙地加速政治革新或改革得不对，将导致失去政治上稳定的局面，而政治上失去稳定，全部的革新工作就要遇到许多困难挫折。这是从我国实际和一些兄弟国家改革的经验中得出的重大教训。”[1]应当说明的是，强调政治稳定并不是说原有的政治体制都不能动。这里所说的稳定，是积极的稳定，不是消极的稳定;是动态的稳定，不是静态的稳定;是发展中的稳定，不是停滞中的稳定。正是以稳定为前提，越共对政治革新一直比较慎重，认为不能“操之过急”，而要“审慎地逐步地摸索进行”。此外，政治革新还是个敏感的课题，它不仅涉及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而且稍有不慎就容易被敌对势力借题发挥。如果在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上掌握不好火候，就容易出乱子：革新过快，会引起社会动荡;革新太慢，其他革新也进行不下去。因此，越共实行渐进的革新方式。这种革新方式的基本做法是：把政治革新的总体目标分解成各个阶段性目标，暂时绕开那些阻力很大而难以改动的领域，从解决最紧迫和已经成熟问题开始。实践证明，这一模式适合越南国情。

6.努力创造政治革新与经济革新良性互动的局面

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可以是良性互动，也可以是恶性互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的改革就是恶性互动的典型案例。越共汲取了苏联改革失败的教训，又借鉴了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努力使政治革新和经济革新形成良性互动局面。越南20多年的革新实践反复证明，任何政治领域的革新，都离不开相关领域的经济革新作为其必要的基础，而经济革新的推进也离不开政治革新的支撑和保障。越南的政治革新促进了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通过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保证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另一方面，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完善也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营造了宽松的环境和良好的秩序。越南正是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开始经济革新，然后又适应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民主和法制化的进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犹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二者只有协调发展，才能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总的来说，越南的政治革新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与经济革新相比，政治革新仍相对滞后，尚不能较好地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越南的政治体制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越南《共产主义》杂志前总编辑、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委员何登认为：“我们在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和政治体制革新上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在政治体制革新领域内，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在政治体制内，尤其是国家行政机关仍存在机构设置臃肿、关系杂乱不清和中间环节过多、活动的质量和效果不理想等问题。干部、公务员队伍不论是在业务能力还是在责任感上都不能令人满意。最令人担忧的是，干部、党员中的官僚主义、贪污受贿、蜕化变质等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情况严重，并已在人民群众当中引起强烈不

满。”[2]2011年“透明国际”组织公布的182个国家和地区廉政指数排行榜中，越南居第112位，说明越南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越南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越南曾经历漫长的封建社会，近代又沦为法国殖民地。越共领导越南人民先后打败日本、法国、美国侵略者之后，没有来得及认真清除封建主义地基，便立即在全国范围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封建主义历史传统的影响不可低估。革新开放后，越南改善了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美国把越南作为“和平演变”的重点对象，大搞政治颠覆活动，加强思想文化渗透，企图推翻共产党政权，使越南成为西方国家附庸。封建主义的影响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相结合，使腐败成为社会痼疾。历史经验表明：反腐败斗争比过去的战争要复杂得多、艰巨得多。过去作战，两军对垒，阵线分明;而今腐败这个“大敌”，就藏于我们的队伍之中，且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只有打赢这场高难度的战争，共产党才能真正取信于民，才能证明自己是除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私利的政党。

越共在领导越南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对封建专制主义遗毒的影响没有给予足够的估计和重视。在党的代表大会文件及主要领导人的讲话中对这个问题的论述都不多见。事实上，许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策、措施，在推行中都遇到封建专制主义历史传统和习惯势力的消极抵制，致使民主和法制的有些政策、措施只能成为纸上的东西而无法完全变成现实。

尽管越共对理论建设和创新高度重视，但是总体上评价，越共的理论水平远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在一个生产力非常落后、久经战争破坏的小农国家里，越过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阶段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场极其艰难的社会变革，在马列的著作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也不能完全照搬他国的经验，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国情，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就需要提高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越共在革新事业的进程中深深感悟到理论水平与实践要求之间的差距，认识到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越共几届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都谈到了这一点。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越南政治革新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来说是一笔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

二

越南政治革新的经验和教训，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属于发展中国家，并且选择了基本相同的社会制度和奋斗目标，新制度的建立和演进又经历了大体相同的历史环境，因此在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些共同性和重复性。越南和中国一样，是较早地沿着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改革的国家，其所进行的探索和试验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开拓者的足迹。

19世纪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历史经验时，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高难度的历史课题：如何防止国家政权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和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著名的“民主对话”中，讨论了一个事关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历史课题：如何才能跳出政权兴亡周期率?几十年来，这两个一脉相承的历史课题一直困扰和考验着社会主义国家。有些国家经不住考验，交了不合格的答卷，没有跳出政权兴亡周期率，也没有能够防止国家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终于酿成历史的悲剧;也有一些国家正在进行着艰辛的探索，以改革和建设的成就书写着历史的答卷。越南属于后者。应当指出的是，上述历史课题也正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至今没有哪一个国家真正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完全解决了这个重大历史课题，已经取得的成就和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成果。

对于上述这个重大历史课题，民主是解题的关键。毛泽东在回答怎样跳出政权兴亡周期率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3]社会主义国家建立

后，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从根本制度上说，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4]。但是由于受经济、文化水平的制约和工作中的失误，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还未能很好发挥出来。越共理论家黎友义说得对：“社会主义民主是百万倍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民主，是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民主，是实质性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如此，但是要体现并实现这种本质，就要有条件，有适合的形式、组织、机制。”[5]而要建立起与根本政治制度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民主化进程，才能为社会主义民主优越性的发挥创造条件，才能在民主问题上逐步实现理想与现实的统

一、内容与形式的统

一、根本制度与管理体制的统

一、应然与实然的统

一。越南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任重道远，但是越南的政治革新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样，让我们从中看到一种令人鼓舞的趋势：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程度正在不断提高，人民正在成为国家的主人;国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正在不断扩大，国家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机构。只要坚决和持久地把政治体制改革(或政治革新)进行下去，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我们就会一步一步地走向当年马克思提出的伟大目标：使国家回归社会。到那时我们才能有把握地说：我们已经消除了国家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条件。

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封建专制主义历史传统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也渗透到新政权的体制中，成为民主化巨大的抵制力量。官僚主义、特权、腐败现象之所以成为社会痼疾，封建主义的影响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像中国、越南这样有漫长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在推进民主化进程中，对封建主义传统的阻力必须有足够的估计。邓小平曾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6]越南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胡志明曾指出：“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虽被消灭，但它的遗毒(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还存在，革命就没有完全成功。因为这些遗毒暗暗地阻挠、破坏革命的建设事业”。他还说：“反贪污浪费是一种民主运动”，“一定要依靠群众力量才能成功”[7]。

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遇到的最大危险是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西方敌对势力企图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改变其政权性质，使之纳入资本主义轨道。1995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宣布与越南关系正常化时直言不讳地说：“我坚信，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及加强美国人与越南人的接触，将推动越南的自由事业，使其能发生过去东欧和苏联那样的变化。我深深地相信，将越南吸收进民主改革的阵营中来，对那些为了越南的自由而战斗并牺牲的人来说将是一种告慰。”[8]但是，越南的革新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所期望的那样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旗帜鲜明地坚持“改革而不改色”、“融入而不融化”的原则立场，这使得那些期待越南“和平演变”的人大失所望。正如越共一位理论家所说：西方某些人士对越南政治革新仍然坚持共产党领导颇有微词，“他们以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多少(包括政治和经济两方面)作为衡量革新力度的尺度”[9]。当然，我们并不一概拒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文明。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可以也应当借鉴西方国家民主制度中某些好形式、好做法，如公务员制度、行政管理和法制建设中的一些好经验，但绝不能模仿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殷鉴不远”，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悲剧留给我们的教训是不能忘记的。

在解决如何防止国家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如何跳出政权兴亡周期率这个重大历史课题的进程中，必须把执政党建设放在首要地位。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理顺执政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实现整个社会的最高和谐，是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要承担起这

个历史重任。党必须保持先进性，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一个国家要保持高度稳定，必须拥有一个强大政党。他说：“共产党国家在建立政治秩序方面的相对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它们自觉地把建立政治组织一事摆在优先地位。”[10]越南正是这样，无论在革命、建设还是革新时期，都把党建工作放在首位。越共领导政治革新，首先抓党自身的革新，把自己摆进去，身在其中，而不是身在其外。党既是政治革新的领导者，也是政治革新的对象。

第四篇：印度企业发展经验教训对我国企业的启示

印度企业发展经验教训对我国企业的启示.txt28生活是一位睿智的长者，生活是一位博学的老师，它常常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为我们指点迷津，给我们人生的启迪。不要吝惜自己的爱，敞开自己的胸怀，多多给予，你会发现，你也已经沐浴在了爱河里。印度较为完善、高效的金融体系，为印度企业的快速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这证明，只有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体系，才能为企业发展营造出良好的环境

纵观印度企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及其诸多内外影响之因素，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一、建立高效的公司治理模式，才能推进企业健康持续发展

里昂证券有限公司曾经在《迅速发展市场中的公司治理》的报告中指出，在下列领域内中国公司治理的问题最突出：(1)国家是最大的持股人，这使得政治议程最有优先权;(2)很少有中国公司发布关于公司治理方面的公告或年度报告，中国公司没有创立优秀公司治理的紧迫感和强烈意图;(3)中国公司不具备恰当的、有鼓励性的经理奖惩机制;(4)与投资者的关系不紧密;(5)董事会成员和董事长没有独立性，他们的职责更多的是管理企业而不是监督企业。进而指出，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股份持有结构抑制了公司治理，导致了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低下。其结果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印度上市公司在股权回报率方面优于中国同类公司。这种状况近年来虽有改变，但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如中国公司2005年的平均股权回报率约为17.4%左右，远低于印度公司26.4%的股权回报率。中、印公司的这种差距，在未来几年内不会改变。其原因是“在公司治理规章条例、实施这些规章条例以及制度机制和公司治理文化方面，印度比中国做得好。”中国企业可以借鉴印度企业和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先进经验，清除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这个中国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创新管理机制、经营机制、投资风险控制机制和内部监督管理机制等，形成一整套有效的规范股东、管理者、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制度，并在实践中因应情况不断地完善法规体系，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与国际规范一致的、能够得到国际投资者认可的高效公司治理模式，从而提高中国上市公司及其它企业的治理质量，推进中国企业健康地持续地向前发展。

二、进一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才能为企业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制约印度企业快速发展的瓶颈问题之一，是政府效率较低。中国的情况虽然比印度好一些，但问题也不少，企业要办成一件事，也要往返跑多个政府部门，盖多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公章，耗费很长时间、很多人力和财力，有的还要拉关系、送礼、走后门，冒违法的风险。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必然制约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因此，中国政府部门要认真吸取印度的教训，坚决地按“实行科学民主决策、推进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这三项基本准则，深化自身改革，确立服务观念，进一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当前，应集中力量抓好三项工作：一是完善宏观调控体制，坚持政企分开，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企业提供各种方便;二是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着力解决企业关心的问题，加大对重大技术创新项目的支持力度，引导和扶植风险投资为技术产业化吸引初始资金，完善和加快发展技术产权交易市场，为新技术产业化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三是依法规范行政行为，深入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完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改变“当前政府公共服务‘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整体处于偏低水平”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为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三、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才能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印度较为完善、高效的金融体系，为印度企业的快速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这证明，只有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体系，才能为企业发展营造出良好的环境。因此，我国的金融系统要充分利用外国金融业进军中国并开展人民币业务的时机，学习借鉴他们的先进经营方法和管理经验，并结合国情和自己的实际，确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经营理念，创新管理体制，拓展经营品种，提高服务水平，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以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采取切实可行措施，扭转金融行业存在的四大滞后，即直接融资滞后于间接融资的发展、债券市场严重滞后于股票市场的发展、中小银行发展严重滞后于大银行的发展、保险业的发展滞后于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发展，同时，认真解决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存在的市场发展不平衡、金融结构不合理、金融产品种类少层次低、风险定价等市场功能弱、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困难、部分领域存在较严的行政管制、信息披露和信用评级等基本市场约束问题与激励机制尚未完全发挥作用等制约企业发展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人民币面临巨大升值压力而将抑制出口增长、以投机为目的的热钱大量涌入干扰我国资本市场等严重问题的情况下，我国的金融体系必须善于将问题转化为机遇，促使政府相关部门适当放宽对资本项目的管制，支持和帮助具有相应资质的企业，紧紧抓住天赐良机，大胆地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进行对外投资，充分享有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收益。这样，才能为中国企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四、发挥人才优势，大力自主创新，才能走上和谐而富有活力的企业发展之路

近年来，印度丰富的人力资源储备与印度企业较高的技术创新能力，在印度的软件等高科技产业迅猛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表明，只有充分发挥人才优势，大胆自主创新，才能推动企业快速发展。然而，中国的现状不容乐观。从人才方面看，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日益普及，中国各种高级人才的总量已经在发展中国家中居于前列。但是，由于目前中国经济依然处在粗放式增长阶段，所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应该发挥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从自主创新方面看，有关资料显示，中国专利技术的实施率仅为10%，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并且取得规模效益的比例为10%—1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仅占工业总产值的8%左右，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30%—40%的水平。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必须彻底改变这种现状。为此，中国企业必须紧紧抓住“人才”这个创新的根本，把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优秀人才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常抓不懈，全力为创新型人才提供宽松的工作环境和良好的协作平台，把他们在建设企业创新文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尤其在企业开展自主创新的进程中充分发挥中国已有的人才优势，把企业建成开放式的学习型的创新组织，从而，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上选择适当方式，着力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力求在核心技术上突破，形成自主知识产权，提升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五、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才能为企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制约印度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是电力、铁路和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发展严重滞后。这一教训说明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只有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才能为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对比中、印的基础设施情况，虽然中国优于印度，但中国的基础设施仍然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下一个浪潮———服务业大发展的要

求。仅以铁路运输为例，尽管从今年4月18日起，中国铁路运输实现了第三次大提速，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世界铁路运输的先进行列。但是，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很大，既没有像经济发达国家那样实现客、货分线，更未消除“春运”和长假日客票难求的状态。紧张的铁路运输状态，必然制约物流业的大发展，而物流业的发展受阻，必然连锁反应到制造业、零售业等行业方面受到制约。此外，中国电力供应和公路运输、水上运输、空中运输等基础设施，也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中国必须认真吸取国内外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快建设速度，为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

作者：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 赵中伟 李建明

第五篇：我国历史上农村税费改革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一、历史上三次重要的农村税费改革

自从有了国家，便有税与费。我国古代社会以农立国，征税收费的主体是朝廷与官府，纳税付费的主体是农民。一部中国古代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农民负担史。农民负担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国家凭借其行政权力向农民强制性征收的“皇粮国税”即正税，二是正税以

外的各种行政性收费。一般而言，国家财政收入理应以税为主，以费为辅。但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朝廷与官府却反其道而行之，往往是费大于税、费重于税。我国历史上“苛费猛于虎”、农民不堪重负的严重状况，曾引起个别帝王及官员的不安与关注。他们实行过多次税费制度改革，其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三次税费改革是唐朝的“两税法”、明朝的“一条鞭法”和清朝的“火耗归公”。这些税费改革，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且许多改革思想对此后的财税改革也影响很大。

(一)唐代的“两税法”唐代推行的“两税法”首开中国费改税的先河，是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税费改革。两税法的出台有深刻的历史背景：(1)安史之乱爆发后，政治动荡，财权下移，财税管理紊乱，原有的“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的租庸调法无法继续实行下去。(2)中唐以后，由于土地买卖限制日宽，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少数人集中了大量的土地，均田制受到严重破坏。失去土地的农民大量逃亡，并归附于庄园主成为隐户，导致国家失去了纳税户，“王赋所入无几”，国家财政陷入危机。(3)在正税失控，官禄、兵饷日增的情况下，统治者对广大百姓横征暴敛，乱收费一发不可收。(4)收费没有固定期限，征收时间、征收次数随意性极强，百姓随时都面临交费的困扰，生产和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于是，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德宗不得不接受宰相杨炎旨在解决财政危机、归并杂费的建议，实行两税法改革。两税法的主要内容：(1)归并税目，把当时混乱繁杂的税种合并统一起来，归并为户税与地税两种;(2)集中征收时间，一年分夏秋两次征收;(3)费改税，将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全部改为正税，一同并入两税之中，作为两税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财税管理的角度看，两税法至少有四个方面值得肯定：(1)简化了征收手续，归并了收费项目，集中了纳费时间，抑制了滥收费，改变了过去“科敛之名凡数百”及百姓“旬输月送无休息”的状况，使人民得到了便利，体现出“方便”和“经济”的原则。(2)通过归并收费项目，规范收费管理，控制了收费的范围和数量。(3)两税法实施之后，中央统一控制了税费征收大权，强化了中央财权的集中性和控制力，抑制了地方为所欲为的乱收费和滥收费行为。(4)扩大了税基，增加了中央的财政收入。改革前，中央年财政收入只有一千二百万贯，而改革后猛增至三千万贯以上。

(二)明朝的“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是在明朝中期至清朝后期实行的一种赋税制度，前后持续了300多年，在中国赋役制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明初，税制仍沿用唐朝的“两税法”，即按土地、财产的多少来确定纳税额的税收制度。但由于当时战乱不断，人户逃亡，田园荒芜，户籍、地籍混乱，两税核定及征收十分困难，而军费骤增，财力不足，不得不用附加预征等方式增加收入。再加上豪强逃避赋税，官吏营私舞弊，农民负担加重，怨声载道。针对这种情况，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明皇采纳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建议，出台了“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法”就是把徭役与田赋合并，按地亩纳税，将繁杂的赋役项目合编为一条，故称为“一条编”，也称“一条鞭”。主要内容：(1)合并赋役。将田赋和各种名目的徭役合在一起征收，并将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过去按户丁派役，改为按丁数和田粮摊派。(2)出钱代役。“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即农民可以出钱代替徭役，力差由官府雇人承担。(3)田赋征银。田赋中除政府需要征收的米麦以外，其余所有实物都改为用银折纳，开始了由实物税向货币税的过渡。(4)官吏征税。赋役由粮折成银两交纳后，不再通过特设的粮长、里长征收，而由地方官吏直接征集，防止豪强富绅勾结作弊，避免了代收、代征的弊端。

实行“一条鞭法”简化了赋向的征收手续，改变了以往赋与役分开征收的办法，使两者合而为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劳役用银代替，农民照定额纳税，不另服役，使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农民的生产时间有了保证，可以合理安排生产，也为农民脱离土地、进行商品交换创造了条件，对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起到了催化的作用。经过改革，做到了“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且“小民得无扰而事亦易集”，税收增加，财政情况好转。万历十年至十五年(公元1582—1587年)，太仓积粟1300余万石，国库积银600余万两，出现“太仓所储，足支八年”、“公私积

储，颇有盈余”的盛况。

由于“一条鞭法”按亩征银，损害了大地主的利益，再加上明朝末年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军费开支猛增，税负在原来基础上又增加了“辽饷、剿饷、练饷”三大征，且加派不断，改革的措施逐渐被破坏。但清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缓解阶级矛盾，宣布继续实行“一条鞭法”，康熙五十二年还提出“续生人丁，永不加赋”，进一步完善

了“一条鞭法”，使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1911年。

(三)清代的“火耗归公”火耗是明清地方政府私自征收、自筹自用的一种附加费。自从明代中叶实行一条鞭法后，各地普遍实行田赋征银，因民间交纳的大多是零碎银两，各州县政府借口上缴税银需熔为整块，有火炼之耗损，所以在征收田赋时，要加征火耗费。实际上，熔铸碎银的损耗极小，耗损率只为1%～2%，然而地方官吏在征敛时要多于此20倍以上，要加耗20%～30%，有时更高。清初，征收火耗较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民不堪重负。清廷曾严厉禁止征取火耗，但“禁之而不能”。主要原因就在于自明代以来，火耗收入一直是供应地方经费开支尤其是弥补官俸不足的重要来源。地方加征火耗既是吏治不清的一个重要因素，又是侵蚀中央税赋的一个主要漏洞。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巡抚诺敏、布政使高成龄等于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提出火耗“提解归公”的改革建议，为雍正皇帝所采纳。

火耗归公的主要内容有2项：(1)将火耗改为正式的附加税，各省统一税率和征收数额，由省统一征取，州、县代收，提解布政司库，地方官府不得另外私派。(2)把原来由地方坐收坐支的火耗银，改为统一上缴国库，再由中央下拨一部分银两作为地方官吏的养廉银和地方行政开支的“补助”，同时必须接受中央的查核和督察，务要花销明白，支出清楚，多余的要上交。雍正皇帝在推行“耗羡归公，设养廉银”的同时，还追查亏空，严厉肃贪，惩处了一批贪官，打击了地方官吏的任意摊派行为。

火耗归公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1)加强了中央财政集中统一，使一向归地方支配的耗羡收入管理权牢牢地控制在中央财政手中。从此，耗羡收入一律以中央的名义拨付，或作地方官之养廉银，或用于地方的办公开支，或用于赔补亏空，使地方政府征收火耗的收支活动处于中央财政直接、全面的监督管理之下，有助于防止地方政府坐收坐支或自收自支，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了中央财政的集中统一。(2)有效遏制了地方官吏私自滥征加派之弊，整饬了吏治。耗羡归公后，由于中央把各省征收的耗银从过去的暗取改为明收，并使数量和用途固定化，不得再私自加派，从而使康熙末年以来的滥征加派之风得到明显遏制。此外，从一定意义上看，这种做法还从制度上堵塞了官吏腐败的漏洞。而且中央财政每年从“火耗”中提取二百八十多万两，支付各省文职养廉银和地方办公费用，使地方官吏得到了一定数目的补助，从而缓解了他们的生活压力，有助于他们安于职守。(3)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火耗归公改革后，羡额一般固定在10%左右，各地所收耗羡量比以往州县私征时减轻了许多，百姓的负担因而在一定程序上有所减轻。(4)大幅度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火耗归公后，中央财政收入随之充裕起来。到雍正末年，国家库存银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加到六千多万两。

历代的税费改革无非是确保政府的财政收入，维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制度，保障统治阶层的社会地位与相应的生活，而不考虑税费征收合理与否，税费结构与数量合理与否，其结果是人民的法定负担有增无减，税费的数量必然向超过劳动者承受能力的方向发展。这也是历代税费改革始终走不出“黄宗羲定律”怪圈的根本原因。

二、历史上税费改革对当前费改税的启示

这些年来，由于诸多原因，我国有些地方农村基层政府与村民组织对农民乱收费愈演愈烈，屡禁不止，给农村改革、发展与稳定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改革税费与农民减负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社会主义制度应该也可以成为农民减负的根本保证。从我国历史上对农民乱收费的根本性原因来看，一是剥削制度，二是生产力低下。如果说历史上受限于剥削制度与生产力低下而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乱收费问题，那么今天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日益提升的综合国力理应既有意愿也有能力为农民减负。

(一)减负：农村税费改革的立足点现在涉农收费五花八门，各种提留、摊派、罚款比比皆是，而且越是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方，收费越多越乱。一些地方和部门不顾农民的利益，向农民伸手，搭车收费，甚至有些基层干部强行收钱收物，酿成恶性案件，严重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减负是税费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必须坚持的首要目标，也是税费改革成功的根本保障。一是坚持减负治本之策。针对“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情况，实行“四个取消”：取消乡镇政府统筹(用于农村教育、计划生育、民兵训练、五保户供养、乡村道路建设等费用)和教育集资(用于农村中小学基础设施建设和危房改造等)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与集资;取消农民“两工”(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取消地方附加、屠宰税、农林特产税;农业税税率最高不超过7%，条件成熟时，最终取消农业税。二是严格征管手续。农业税的征管要增加透明度，让群众缴明白税。征管手续应严格，完税证要开到纳税户。应出台适合农村税收特点、对征纳双方都有约束力的征管办法，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同时也保证农业税征收机关依法行政。三是加强督察。督察的重点在于核定的农业税计税土地是否属实，确定的农业税常年产量与计税价格是否合理，计税面积和常年产量是否做到逐户核对、张榜公布。

(二)法治：农村税费改革的关键点农村税费制度要坚持依法治税理财，加强监督管理。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纵观历史上税费改革，“工于制法，拙于执法”是其最终未能彻底解决乱收费问题的又一重要原因。唐朝实行“两税法”后，明文规定官吏不得在“两税外加敛一钱”，否则，以贪赃枉法论罪。由于有法可依，所以唐代在这时期乱收费、滥收费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因执法不严和监督不力，非法加征依然严重。当今农村乱收费之所以屡禁不止主要也在于财政法制尚不完善尚不健全。因此，我们必须借鉴历史的教训与经验，并吸纳国外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功经验，走法治之路，依法治理税费。针对“部门出点子，领导拍板子，农民掏票子”和重费轻税、以费挤税、费先税后、费硬税软的突出问题，税费改革要按照“取消一批，改税一批，规范一批”的原则，着力做好三项工作：(1)依法消费立税。在全面清理整顿各类收费基础上，对没有法律依据或明显不合理的项目坚决取消;对具有税收性质又易征收的收费项目纳入税收。(2)依法规范收费。尽快出台规费征收法律，实现收费征收主体、项目设立、资金管理、征收秩序的法制化;依法加强对“一事一议”筹资的规范管理，如确需维护村公路或村办学校的维修与危房改造等，要按村民大会多数人通过的意见确定行与否，并严格实行上限控制。(3)依法强化监管。坚持财权与事权统一，加强财税体制建设，实现生财有道，聚财有方，用财有效，平衡发展的良性循环;加大对财政支出的监管力度。从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看，一方面要对乱收费的权力组织及个人加大惩罚成本，另一方面又要降低农民反对收费的成本。只有同时从这两方面着手，才能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三)饬吏：农村税费改革的根本点税费改革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社会系统工程，大量政策的制订实施都离不开政府。政府是否清廉高效，直接决定着税费改革的成败。纵观历史上税费改革，又一重大失误是饬吏不力，导致机构臃肿，腐败丛生，日趋危机的财政难以支撑巨额官俸和行政支出，地方政府“势不得不私派于民”，向农民大量派捐征费。收费—进入—收费，形成恶性循环。历史教训昭示：推进税费改革，必须开展以精简机构为主题的整饬吏治。我国乡镇政府职能过宽、机构庞大、支出膨胀，是造成农民负担过重、财政入不敷出的重要原因。农民负担重，是因为“办了一些不该办的事，养了一些不该养的人，收了一些不该收的钱”。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现在县乡两级政府财政供养人员已占到全国的71%，但其财政收入只有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1%。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负担约占实际负担的40%。一些地方搞了那么多的达标升级、形象工程，没有预算约束，不仅向农民摊派，而且使乡镇政府严重负债。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要下决心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首先把不在编人员减下来，在编人员也要大幅度精简。村组补贴干部的人数也要减少，提倡村组干部交叉兼职。

中国古代原都是两级政府，元明以后又加了一级为三级。“康梁”当年曾提过，把省分多一些就弱了，中央也就强大了。若按这个思路每个省管50个县，市级取消，然后乡镇自治，乡镇这一级可以省2000亿元。当然这只是一个探讨。但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乡镇政府行政职能弱化后，逐步转化为综合性的农村中介服务组织是可能的。村完全可以实行自治，村上选出代表联合组成合作理事会，不要行政编制，义务为农民办事，按照财政与事权相对称的原则，收费完全取决于人家需要不需要服务。乡村两级组织是农民负担的重要源头，堵住这个漏洞的关键是真正实行村民民主自治。

(四)制度供给：农村税费改革的成功点我国历史上税费制度改革的主体是皇帝及各级官府，他们本来就不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自然不可能从根本上为农民减负。当今我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与创新的主体当然是政府与农民，但依据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的现实国情，政府扮演更为重要的主导性角色。我国农村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充分利用已有组织资源(各级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纵向层层传递实现的。尽管农民自发性、诱致性、内生性、盈利性的创新活动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但又必须得到政府的默认、允许、批准与授权。换言之，政府的主导性角色既不容动摇又不可替代。有鉴于此，政府的制度供给头等重要。政府制度供给的意愿与能力，可以纠正农村制度供给不足，可以遏制对农民乱收费，可以减轻农民负担，可以主导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基本取向。倘若政府不从重城轻乡、重工轻农、重市民轻农民的“路径依赖”或制度惯性中脱身，依然在社会总资源配置与社会再分配格局中对“三农”采取“少给予多索取”的制度安排与政府偏好，倘若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关在社会公共分配领域中不能秉持公正与中立，依然对城市供给公共物品却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领域中大部分退出而强令农民进入，倘若政府不实施城市与农村的制度公平(市场公平)、市民与农民的负担公平(税费公平)，依然仅仅把治理收费、改革税费锁定在“农”内、“乡”内，那么农民减负就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