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木逢春——浅议法律未界定之自然资源的权属问题

近日, 江西省船滩村一村民发现近4000年的乌木, 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这河里的“宝贝”到底有多长?直径有多大?价值有多少?归属为谁所有?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不禁开始思考这些价值连城的乌木究竟为何物?为何社会各界会如此追捧?法律对其权属问题是否有明确规定?

一、案情简介与问题提出

(一) 案情简介

关于天价乌木归属问题最具代表性的案件发生在2012年初, 四川彭州一村民吴某在自家土地里无意中发现一“乌木”, 据专家评估, 其价值高达1000多万元。但就在挖掘的过程中, 吴某突然得到政府责令停工的消息, 并被告知“乌木”应属国家所有, 公民不得随意挖掘变卖。面对这一说法, 吴某并不认同, 他认为天然的乌木应该算野生植物资源, 且在自家地里挖的, 根据《物权法》, 应属于自己所有。经过持续不断的协商无果, 2012年7月, 吴某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该镇政府的行政行为违法并返还乌木、赔偿经济损失。案件立案后, 法院认为, 吴某的诉讼请求是确认权属诉讼, 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审理范围。这一裁定, 自然让“乌木归谁所有”又留下了一个谜团。

(二) 问题提出

在持续不断的报道下, 网民激烈批评政府“选择性执法”及“与民争利”的论言不断升温, 法学家们也纷纷献言。案件争论的范围已不单单局限在民法领域内, 甚至被评为中国十大宪法事例。《北京青年报》甚至称“乌木归属成法学难题”!更值得关注的是, 这一案例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个案, 当前乌木市场价格水涨船高, 挖掘和交易呈几何倍的速度增长, 乌木行业俨然已经成为一条从四川产地到京、沪、广的产业链条, 可以想象, 面对如此之大的利益较量, 此类纠纷将不断增多。由于当前相关的法律、司法解释不完善, 没有对乌木的法律属性予以明确, 导致法院在适用方面可能会造成不同的判项。因此, 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与权威性, 在立法层面对乌木的归属问题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尤为重要, 实为当务之急!

二、乌木的属性

中国人民大学王立新教授认为, 我们应当通过专业的研究、界定乌木的属性, 然后再根据乌木的属性来选择法律的适用。笔者认为, 如果乌木等法律未界定之自然资源连最基本的自然属性都没有弄清, 何来认定法律属性。自然属性是一个物体所固有的, 不可改变的。因此, 它能清晰地反映出与他物的区别。因此, 在立法之前, 应明确乌木等法律未界定之自然资源的自然属性, 根据属性的不同来进行立法规范。才能从根本确定其权属问题。

(一) 自然属性

乌木又名阴沉木, 是楠木等原始树木因自然原因埋于古河床等低洼淤泥中, 在特殊的生态条件下, 经过长达千万年的炭化过程而形成的。因其稀有性和不可再生性, 民间有“家有乌木半方, 胜过财宝一箱”的说法。跟煤炭和石油一样, 乌木形成的时间长达千万年, 据专家考证和C14同位素测定, 最早的阴沉木距今26000年, 而最晚的也有3200年, 是名副其实的“植物木乃伊。

(二) 法律属性

本案中关于确定乌木的归属问题, 首先应当解决的是乌木的法律属性问题。笔者认为, 解决这一问题是从法律逻辑上解决本案的基本前提。

乌木作为自然资源之一, 关于其性质, 主要有文物、化石、矿产资源、埋藏物、隐藏物、无主物等观点。笔者认为在国土资源部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中, 没有明确地把乌木划入其中。且乌木不属于现行法律规定的应属国家所有的植物化石、文物。综上所述, 对乌木这一特定物不属于现行法律规定的应属国家所有的矿产、植物化石、文物。关于乌木所有权争议焦点应主要集中在其属于《民法通则》第七十九条、《物权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所规定的埋藏物, 还是无主物, 抑或是属于《物权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的天然孳息。

三、“乌木”权属纠纷的法理分析

我国当前迫切面临着一个需要建立产权清晰的所有权环境。关于乌木所有权争议焦点应主要集中在其属于《民法通则》第七十九条、《物权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所规定的埋藏物, 还是无主物, 抑或是属于《物权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的天然孳息。

(一) 埋藏物

对于埋藏物的概念, 梁慧星先生认为, 埋藏物是指埋藏于土地及他物中, 其所有权归谁所属不能判明之动产。王泽鉴先生认为, 埋藏物是指埋藏于他物之中, 而不知属于谁所有的动产。谢在全先生认为, 埋藏物是隐藏于他物之中, 而其所有人不明之动产。笔者认为, 埋藏物首先要满足的基本要求是人为性地进行埋藏, 这样就代表必须有人为的作用力。若没有人为性, 即使存在于土地及它物中, 也不能认定为埋藏物。乌木虽然因自然原因埋于古河床等低洼淤泥中长达千万年, 表象上看仿佛是埋藏物, 但是终究其缺乏人为性。

(二) 无主物

我国法律一直没有明确规定“先占先得”, 尽管这是个普遍法理。在实践中, 导致所有人不明或无所有人的无主物面临官民争夺时, 其所有权往往都指向:国家。近几年, 四川等地发现大型乌木后, 都由当地政府收归国有。在具体的交易实践中, 先占取得作为习惯规则是得到人们承认和保护的。笔者认为公权力与私权利是平等的, 政府不能因为自己拥有至高无上的公权力就滥用以“强夺乌木”, 与民争利只会导致公权力威信的降低, 对于发现乌木的行为, 即使不能认定归发现者所有, 也应在合理的范围内给予发现者报酬。

(三) 天然孳息

我国《物权法》上对孳息一词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在大多数的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中, 也没有将乌木界定为天然孳息的法律规定。笔者认为, 乌木是因自然力被埋藏于土地当中的, 从这一形式上看, 乌木不可能是土地的自然孳息, 也就是说, 土地是不会自然出产乌木的。

四、归属问题之争———各方博弈

“公家和私家之争”是导致本案中乌木的权属问题成为争议焦点的根本。对于价值连城的乌木等法律未界定之自然资源, 在法律尚未定性之前, 各方对其所有权问题都莫衷一是。

(一) 国家所有

关于乌木的归属问题, 大多数的专家倾向于国家享有所有权。理由如下:

其一、根据《民法通则》第79条的规定。孙宪忠教授认为“可将乌木认定为所有权人不明的埋藏物, 由国家取得所有权, 原因在于, 其他几种处理方案都不和法理和中国法的规定。”

其二、著名民法学家、物权法核心起草人梁慧星教授称, 政府引用《民法通则》第七十九条, 吴某引用先占原则, 都是不恰当的。埋藏物、隐藏物的前提必须是人为埋藏、隐藏。“孳”是繁殖的意思, 该乌木既不属于化石、矿产, 也不属于文物。因此乌木不属于孳息。“先占”制度在我国立法中尚未写入《物权法》, 成立“先占”的前提必须是无主物。而在乌木纠纷事件中, 乌木是有主物。

(二) 个人所有

根据前文的论述, 乌木不非文物也非矿产资源, 更不是人为的埋藏物, 因此在监管处置乌木的问题上我国还找不到法律依据, 可以套用许多国家法律规定的“先占”制度, 即对无主物, 先占者先取得所有权, 即谁发现归谁所有。笔者认为, 这对于发现者来说比较切合实际, 但是先占制度在我国尚未有法律就其作出规定, 因此, 应从立法层面予以完善。

(三) 国家或集体所有

就在彭州乌木案事件尚未淡出公众视线时, 四川省某市板桥镇柏杨村5组挖出两根乌木, 据估计一根也有1600斤以上。当地政府针对乌木的归属进行了讨论研究, 最后决定将这两根乌木归属于柏杨村集体所有。在这起事件中其处理结果似乎更符合国民的可预测性。在法律尚未对乌木等法律未界定之自然资源的法律属性及归属问题作出立法规定前, 强行地将其认定为政府所有或者是发现者所有都显得不合情理。因此, 若将村集体土地中发现的乌木归于村集体所有, 其处分收益权亦归村集体, 那么, 乌木的所有权似乎合乎国民的可接受范围。

(四) 作者观点

综上, 可以看出, 对于乌木的权属问题各方都有不同的意见。笔者认为乌木原本就没有过主人, 不可能是人为埋藏、隐藏, 因此按照法理来说就不能被算作埋藏物、隐藏物。因此, 依据埋藏物、隐藏物的观点将乌木认定为国家所有是不正确的。不能因为公民发现的是价值高的乌木就认定其丧失所有权, 若发现了价值低的物品则享有所有权。这凸显国家与民争利的不利舆论。正如一位普通的受访者所说的那样, 政府若要取得乌木的所有权, 为何不就组织人员进行开采挖掘, 为何要等到发现者挖掘后, 才出来“澄清”乌木归国家。国家若要取得乌木的所有权, 必然会加快对乌木的开发与保护, 势必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这样一来, 大量乌木也顺理成章地归属于国家。这样也更有利于督促国家有关单位加快对乌木的保护。

五、立法建议

对于当前乌木买卖行情的日趋火爆, 一浪高过一浪的“掘木热”不断升温, 乌木的归属权问题也成为当前的热点话题。据相关新闻报道统计, 自2012年2月至今, 在四川省内经有关媒体报道的乌木纷争事件便达数十起。

(一) 立法明确规定先占制度

应当以乌木等法律未界定之自然资源的出土地点作为依据, 合理地适用先占制度以及征用制度。在立法中体现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这一价值追求;杜绝刻意拔高公民道德水准的“道德化”制度设计;结合现实情况, 不断完善度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在立法的初期, 要征集各方的意见, 避免公权力在立法中既当裁判者, 又当运动者。对于专家、学者、民众、官员的立法建议应一视同仁, 应继续允许和鼓励不同的利益诉求, 给予他们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 党和政府也要引导大家理性讨论, 所有的利益诉求都应有其应有的表达权利和空间。在各自摆依据、讲道理的过程中, 寻求最大的公约数, 把局部利益以及全局利益权衡好, 只要是符合法的价值、公平正义的, 就应纳入到法律规范中去。

完善的立法, 是现代国家治理以及公民财产得以保障的重要特征之一。加快将我国先占制度纳入法律体系, 才能与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相配套。重视并提高立法位阶符合广大民众对公平、公正、合理的诉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作为我国的最高立法机关, 应当严格按照《立法法》规定的立法程序将先占制度纳入于法律中去, 以保障乌木等法律未界定之自然资源的归属, 这不仅是强化政府权威的现实需要, 也是物权明晰的迫切需要。在制定过程中, 要借鉴国际上各国家的先进经验, 逐步完善、科学理顺各种自然资源的法律属性, 并协调好法律和条例的承接。在对法律条文的规定上要严谨精细, 防止产生歧义。

(二) 给予发现人合理报酬

《瑞士民法典》第724条的相关规定:1、学术价值极高的无主自然物或文物, 一经发现, 归发现地的州所有。2、自然物或文物发现人及埋藏物的埋藏地所有人, 有请求相当报酬的权利, 但报酬的数额不得超过该物本身的价值。笔者认为这种立法模式更符合国民可预测性, 毕竟公民在无付出的情况下意外发现价值较高的无主自然物, 若归其所有, 有失妥当。归发现地所有, 更有利于保护其价值的存续。但发现者将乌木或法律未界定之自然资源挖掘过程中, 势必会发生一定的劳动以及人工支出, 对发现者给予适当的报酬, 更符合现实的客观要求。毕竟, 在花费一定的精力后, 其劳动所得应得到合理的回报。

六、结语

面对接二连三的官民争夺乌木等法律未界定之自然资源以及权属难以划分的尴尬局面, 建议尽快对法律规定的埋藏物、先占制度、天然孳息等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的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 定纷止争。同时, 在法律尚未出台之前, 我国的公权力的行使不仅要看结果是否于法有据, 其每个程序、每个环节都应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在当前全面深化司法改革过程中, 我国应加快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 规范法律未界定之自然资源的权属问题, 平衡权利人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

摘要：近年来, 以乌木为典型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归属纠纷层见叠出,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法律界的热烈讨论。自2007年我国《物权法》颁布实施以来, 对物的所有权规范、界定产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法律发展与社会发展并不是同步的。法律发展与社会发展两者之间是决定与被决定、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社会的发展对于法律的发展起着决定、制约和影响的作用, 但同时, 法律的发展会也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社会的发展。正是由于这种发展的不一致性导致目前我国尚未就认定法律未界定之自然资源的法律属性以及解决权属纠纷方面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天价乌木”事件俨然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司法实务的热点与难点。本文通过多起乌木权属纠纷案件的争议焦点为切入点, 以法律的视角分析乌木的属性, 解析相关法律概念及法律规则, 提出完善现阶段立法的建议。

关键词：乌木,所有权,归属,先占,埋藏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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