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风险论文范文

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债务风险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产业发展基金及PPP等模式可能导致地方政府隱性债务增加。中国显性债务风险可控，潜在风险在于债务的不透明，由此可能滋生债务的不可控风险全国“两会”召开之际，财政减税增支政策成为重要看点，但此举可能导致债务的上升，对债务风险的影响问题备受关注。

第一篇：债务风险论文范文

高校债务风险及其评价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当前高校财务面临的债务风险问题。提出以企业财务报告为架构来重新设计和转换提供负债信息载体的高校财务报告，并以此为基础，设计出偿债能力的六项指标、Z计分模型和巴萨利模型，用以分析和评价高校债务风险，并以某高校2004-2006年度财务决算数据作案例分析，得出该高校三年量化债务风险指标。

分析高校的财务风险应首先了解高等教育投入体制。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高等教育投入既是消费性支出(这部分非补偿性支出需政府公共财政投入)，又是生产性投资(这部分投资补偿主要来源于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人或社会助学)。教育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非义务教育的办学经费，以政府投入为主渠道，由政府、受教育者和社会共同分担。而实际情况是199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大规模的扩招对高校进一步扩大基础建设、本科评估对内涵建设质量和速度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的基础设施和办学条件明显跟不上需求，建设资金需求不足的矛盾日渐凸显。至2003年末，教育部18所高校债务总额高达72.75亿元，较上年增长45%，其中基本建设形成的债务占82%。另据厦门大学邬大光教授的调研，目前全国公办高校的贷款规模达2000至2500亿元。这种扩张性内需和教育拨款投入不足的矛盾，是形成当前高校债务风险的动因。另外，《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等学校依法自主办学，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正是由于这种自负盈亏的主体意识，也使得高校有一种扩大投资的内在冲动。

一、文献回顾

对高校债务风险的研究已取得以下研究成果。有根据现金负债比等建立高校贷款风险综合监控模型预警线;有以总经费年增长率等建立的高校恰当举债数学模型;有将多个具有相关性的变量如生均总收入、收支比等变量综合评价的因子分析方法;有设计以高校各会计要素的现金保证率为中心的财务风险预警指标。这些成果基本建立在以《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为基础的财务框架之上来分析研究，但相对于目前高校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尤其是高额的银行贷款负债，以《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为框架设计的现有高校财务报告来反映高校资金的受托责任将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加上会计制度由于本身存在公共领域又为相关的会计寻租提供了便利，使得现有财务报告不能有效地衡量受托者资金风险。在没有新制度出台前，笔者以设计新的高校财务报告为突破口，在不改变原有核算模式的前提下探索一种新的评价方式。

二、财务报告转换规则

财务报告的列报是通过列报的原则和依据以及列报的形式和内容这两个层次来实现的，现行高校财务报告是基于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及收付实现制的基础上设计的，但资产负债表的设计存在严重缺陷，完全违反会计核算基本原理和规范要求;收支表只是简单罗列收支项目，无法提供信息含量更丰富、项目间更具关联性的综合收益表，更不能利用现有成熟的企业财务综合分析模型来进行有效的财务风险分析。考虑到高校是以收付实现制为核算基础，收支与现金流量的同步性，所以不需设计现金流量表。

说明：在以下报表中，“等于”前和后分别是新旧报表项目。

(一)资产负债表

资产类：1.货币资金(含财政应返还额度)、其他应收款、存货、长期股权投资、长期债权投资、无形资产核算口径与企业基本相似;2.固定资产原价等于固定资产，高校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3.在建工程等于借出款，一般高校事业财务和基本建设财务是分开核算的，是事实上的一个法人两个会计主体，但基建不能直接获取银行贷款，所以基本建设工程项目贷款是通过事业财务作为借出款借给基建，待项目完工交付并确定有资金来源时冲减借出款，列入结转自筹基建，如非上述方式核算，应作相应处理。特别说明：(1)高校财务不执行权责发生制，加上近年助学贷款力度较大，欠费率已处于很低水准，所以应收账款未列示应收学生欠费;(2)存货及相关资产不计提减值准备。

负债类：1.短期借款等于借入款(短期借入款)，一般高校如需借助流动资金贷款来维持日常运转，则属于典型的不良贷款;2.应交税金等于应交税金，主要是个人所得税;3.其他应交款等于应缴财政专户;4.其他应付款等于代管款项、应付及暂存款之和;5.长期负债等于借入款(长期借入款)，主要是项目贷款，即基建借款，是债务风险最关注的指标。

净资产类：1.股本等于事业基金(投资基金)和固定基金之和，从高校会计制度的设计和核算体系上来看，高校的净资产是不实的，以其账务处理来分析：(1)事业基金(一般基金)，是年终结账后形成的高校当年未分配的非限定用途的结余(相当于企业的未分配利润)。(2)事业基金(投资基金)，当对外投资时，实际上是将非限定用途的一般事业基金转入限定用途的投资基金，这部分可看作是国家对高校的资本投入，列入转换后的股本。(3)固定基金，购置时，借记事业支出，贷记银行存款，同时借记固定资产，贷记固定基金，可见固定资产在实际购置时已列入当年成本，并在当年收入中得到了补偿，但考虑到其单位价值较大且受益期较长，所以账务处理时又同时增记资产类和净资产类账户，是已经费用化的成本又当作净资产，同时固定基金中又包含未计提折旧部分，所以高校净资产是不实的。但在报表转换设计时，可视同国家用高校当年财政补助收入和非税收入购置了固定资产对高校直接进行的投资，而固定资产减少则反映为已归还投资，作为股本的减项。2.盈余公积等于专用基金，其来源是按一定比例从成本中计提或结余分配中形成的，属依规计提和有专门用途，在含义和经济内容上与盈余公积(法定公益金)类似。3.未分配利润等于事业基金(一般基金)，虽然事业基金(一般基金)受制度限制包含有限定用途的未完项目结余，但就高校全局而言，这种结余也是当年收支冲减后的净额。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只有事业基金(一般基金)和专用基金是属于严格意义上收支相抵后的净资产，是高校还贷能力的主要考察指标。(4)资本公积，高校普遍成立了类似教育基金会法人社团性质的机构，捐赠等都在基金会核算。

(二)利润表

主营收入部分：1.主营业务收入等于财政补助收入和非税收入之和，就高等院校而言，国家财政拨款和有收费许可的非税收入仍是高校正常稳定的收入。2.主营业务成本等于事业支出减事业支出(招生、就业指导、财务费用、成教业务、离退休、捐赠)，是高校维持其日常运转的各项支出，但必须将用于招生和就业指导的费用剔除，这两项费用相当于高校为获得产品(学生)和推销产品而发生的费用，应属于营业费用范畴;财务费用应单独反映;成教业务属其他业务支出;对外捐助捐赠支出应列入营业外支出。3.高校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没有所得税问题。

主营业务利润部分：1.其他业务利润等于教育事业收入(成教收入、培训等其他收入)、科研事业收入、其他收入(房租收入)之和减事业支出(成教业务)、科研事业支出和结转自筹基建，以上项目是从属于高校的辅助业务，其形成的收入应归于其他业务收入。自筹基建不属于高校的基本业务，应从其他业务利润中扣除。2.营业费用等于招生费、就业指导费之和。3.管理费用等于事业支出(离退休)。由于历史原因，离退休人员费用已占据高校人员成本的相当大部分，而这部分与高校正常运转业务无直接关系的成本应列在管理费用。同时考虑到近年来高教体制和后勤社会化改革，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后勤成本也未列入。4.财务费用等于事业支出(利息支出)减其他收入(利息收入)，这部分费用是反映高校未资本化的银行贷款资金成本，是高校负债重点分析部位。

营业利润部分：1.投资收益等于附属单位上缴款、其他收入(对校办产业投资收益)和其他收入(其他投资收益)之和。2.补贴收入等于财政补助收入(教育附加或其他专项)，属一次性财政补助，应列入补贴收入栏。

净利润部分：1.年初未分配利润等于事业基金(一般基金)的年初数。2.其他转入等于当年直接计提进入事业基金(一般基金)中的期间发生额。3.提取法定盈余公积等于专用基金当年计提数。

三、案例分析

本文采用某高校2004-2006年度实际财务决算数据来进行案例分析，受篇幅限制，转换后的财务报告全部省略。

(一)偿债能力分析

由表1可知，该校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现金流动负债比率、营运资本逐期上升，说明该校短期偿债能力增强，主要原因是该校通过调整银行信贷结构而使流动性资产增多(将2005年短期银行信贷1.1亿元调整为0.3亿元短期和0.8亿元长期贷款);2006年净增0.5亿元长期信贷后，资产负债率上升;已获利息倍数逐期下降，一是该高校结余逐期减弱;二是该高校银行贷款结构调整(长期负债利率较高)和贷款总额增长所致。如果不注意长期负债内部还贷时间结构和有效地组织还贷资金，则该高校长期还贷风险增大。

(二)Z计分模型分析

由表2可知，该校有二年Z<2>(非上市公司)计分值均大于2.99，而2004年值小于1.81且为负值，说明该校2004年由于流动负债较大，面临较大的短期还款压力，短期财务风险很大;2005年由于调整了债务结构，使得该高校2005年短期和长期财务风险都处在一个相对平衡的水平;2006年新增长期贷款0.5亿元，使得财务风险增高。三年横截面数据的基本态势表明该校债务风险已逐步处于可控范围内。

(三)巴萨利模型分析

由表3可知，2005年运营状况较2004年有明显改善，2006年较2005年，模型值减幅为6.85%，显示学校实力有进一步减弱的趋势，分析结果与Z计分模型相印证。三年巴萨利模型值横截面数据的基本态势分析表明该校债务风险仍处于可控范围内。

四、结论

本文在不改变现有高校收付实现制核算前提和模式的条件下，以企业财务报告为架构来重新设计高校财务报告，并利用现有成熟的企业财务风险预测模型和评价指标来对高校财务进行分析评价。通过对某高校2004-2006年度实际财务数据的案例分析，得到了该高校三年债务风险的量化指标及综合财务风险指数，这几组财务风险定量指标在现行制度核算框架下，是无法计算和反映的。●

作者：叶金平　刘　颖

第二篇：政府债务风险的误读

产业发展基金及PPP等模式可能导致地方政府隱性债务增加。中国显性债务风险可控，潜在风险在于债务的不透明，由此可能滋生债务的不可控风险

全国“两会”召开之际，财政减税增支政策成为重要看点，但此举可能导致债务的上升，对债务风险的影响问题备受关注。

特别是在去年经济实现L型增长的背景下，房地产调控构成今年经济的下行压力，为对冲房地产的影响，政府可能增大基础设施等相关投资，政府投资较快增长往往促使债务增加。如何客观评判中国政府债务风险，成为理解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空间及经济发展趋势的重要内容。

虽然社会发布了诸多关于政府债务风险的评论，但往往认为债务上升就会导致风险上行，也经常用欧盟《马约》赤字率3%、债务率60%的标准来推断会不会出现危机，这可能导致对中国政府债务风险的误读，债务风险问题非常复杂，相关研究需要更加深入理性的分析。

政府债务上升并不意味债务风险升级

在经济下行周期中，政府往往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稳增长，导致政府债务较快上升，业界经常将债务增加等同于债务风险升级，并据此判断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空间大小。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实施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地方政府债务出现了陡增的现象，促使近年来业界多次警示中国政府债务风险飙升问题。

然而，截至目前，中国财政并没有爆发债务危机，客观上要求我们反思中国债务风险问题。

从理论上说，不管政府目标赤字率多高，最终都取决于政府能不能继续举债弥补赤字的问题。如果政府面临着债务危机的困境，那么就不可能通过债务进一步融资，赤字财政政策也就无法实施。然而，目前有不少评论将政府债务上升等同于债务风险升级，以此评判政府债务空间，虽然这具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方法并不科学，原因在于对债务问题理解的片面性及对债务风险内涵的误读。

虽然政府债务风险并没有一致的定义，但从内涵上讲，债务风险就是出现债务危机的概率，债务风险上升就是债务危机的概率增加。当然，要更好把握债务风险的含义，还需要进一步回答什么是债务危机的问题。债务危机是债务政策不可持续的极端情形，从政府层面来说，债务危机就是政府陷入无法还本付息的困境，政府债务风险上升就是促使政府出现偿本付息难题的概率增加。

厘清了这些内涵，就容易理解政府债务上升为何不代表债务风险增大的问题。因为政府出现还本付息困境的问题，既和债务规模有着重要的关系，也和货币市场融资难易及利率等资金价格有关，还与政府现金流有关。虽然政府债务负担上升，但如果政府现金流充裕或者货币政策宽松导致货币市场融资更加便利，那么政府的债务风险可能不会上升，反而可能会出现缓解的现象。

重要的例子是，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时的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分别为146%、115%、96%及60%，但同期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216%，日本债务负担远远高于“欧猪”国家，但日本并没有爆发债务危机，表明债务负担较高并非一定导致债务风险上升。

当然，有人会认为日本与欧洲不可比，日本必须通过纵向与自身比较。即便如此，2016年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达到了250%，显著高于2010年的水平，但日本政府当前的融资问题并未紧张，日本债务风险并未出现上升的现象。

按照中国地方政府公布的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有报道测算认为今年地方投资总额将超过45万亿元，如此巨大的投资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社会担心政府债务负担会因此大幅飙升。

然而，结合中国的实际来看，201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56万亿元，2016年是59万亿元，只要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超过2016年的8%，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就将超过60万亿元。相比之下，45万亿元地方投资并不值得惊讶，由此得出债务将大幅上升的结论并不客观。

当然，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示，2017年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与此同时，房地产调控所构成的经济下行压力，客观上对基础设施投资等形成扩容的诉求。为应对基础设施等增支需求，政府无疑将继续实施赤字财政政策，政府债务发行将继续增加。尽管如此，债务上升并不一定伴随着政府债务风险的上行，这是必须厘清的对中国政府债务风险的误读。

如何看待欧盟《马约》标准

在评价中国政府债务是否会爆发危机的问题上，政府与学术界经常用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马约》)提出的3%赤字率、60%债务率的标准。自从相关标准发布以来，中国政府经常以此作为制定财政政策的参考。比如，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政府赤字率从2015年的2.3%提到2016年的3%，赤字率未突破3%的上限，相关学术评论也据此认为中国债务风险在可控范围。言下之意，《马约》是评判债务风险的标准，然而，结合现实来看，这是分析债务风险问题的另一重要误区。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赤字占GDP比重曾经超过10%以上，美国政府债务与GDP比重也显著超过60%而达到了100%以上，但美国政府并未出现债务危机。日本政府债务率早就超过了60%的水平，但迄今为止日本也没有出现债务危机。这种例子并不少见，高债务率与高赤字率并非就会构成政府债务危机的充分必要条件。在此背景下，盲目利用《马约》的参考标准评价中国的债务风险问题，显然有失偏颇。

从《马约》标准的制定来看，赤字率3%、债务率60%的参考值并非经过科学的测算得出，而是直接采用当时欧盟各国的平均数。1991年欧盟有12个成员国，它们的赤字率分别是：比利时6.3%、德国3.1%、西班牙4.5%、法国2.1%、爱尔兰2.3%、意大利10.1%、卢森堡盈余1.9%、荷兰2.9%、奥地利3%、葡萄牙6%、芬兰1.5%和希腊10%， 如果不考虑意大利与希腊两个赤字显著高于其他国家的异常样本点，那么平均赤字率刚好为2.9%，与3%的参考水平很接近。

同时，欧盟各国债务率分别为：比利时127.5%、德国125.7%、西班牙41.5%、法国35.8%、爱尔兰95.3%、意大利101.5%、卢森堡4.2%、荷兰78.9%、奥地利58.1%、葡萄牙67.3%、芬兰23%和希腊75%，平均债务率为61.8%。

为何说《马约》标准制定不科学?重要原因在于其为何不以其他国家的赤字率、债务率作为样本来测算平均水平，为何要选取1991年的平均值而不是其他年份的数值，这些目前均无法客观得到回答。

《马约》不仅标准制定不科学，而且还存在自我矛盾的问题。赤字是流量，债务是存量，即便在满足债务率60%的情况下将赤字率持续保持在3%以下，债务率也可能会自我加速，最终出现超过60%的问题。

根据债务率与赤字率的关系式，如果要保持《马约》提出的债务率60%、赤字率3%的标准，那么名义经济增长率必须保持在5%以上，这样才能保证赤字率持续保持在3%水平下时债务率不会超过60%。日常生活中，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在所难免，名义经济增长率不低于5%的要求过于严格。

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当前中国名义GDP增速仍然保持在6%以上，预计未来几年名义增速也不会很快下降到5%以下，而且，目前遵循《马约》标准的国家还没有发生财政危机的情况，在此情况下，中国在赤字率与债务率都没有违背《马约》参考标准的前提下坚持以其约束自身，这或许有利于促使中国财政和经济更健康发展。然而，即便赤字率突破3%及债务率突破60%，中国债务风险也不必然陷入危机的不可控地步，中国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应考虑更加全面的方式。

理性看待中国政府债务风险

既然政府债务增长并不意味着风险上升，欧盟《马约》也不是衡量债务风险的科学标准，那如何看待中国债务风险问题呢?直接的问题是有没有评价中国政府债务风险的科学标准?

纵观全球，世界上仍然没有哪个国家或者哪位学者客观得出了简明扼要具有强可操作性的债务风险标准，中国也还没有找到相关的标准。换句话讲，要客观分析中国政府债务风险，目前并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

然而，没有很好的评判债务风险的办法，并非就无法对债务问题做定性的评论。观察世界上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通常有着一个共性，即缺乏现金流或者融资渠道以支持债务还本付息，于是就发生债务违约，只要现金流没有问题，那么债务还本付息操作能够滚动进行，债务风险就不会出现危机的极端情形。

截至2017年1月份，中央及地方财政在央行国库存放的现金总额是3万亿元，近三年来平均余额在3萬亿元以上，如果包括各级财政在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及超过6万亿元的社会保障基金滚存结余，那么目前中国政府可以动用的资金可能超过10万亿元。此外，尽管近期外汇储备余额出现下滑，但仍然在2.9万亿美元以上，再加上中投公司等外汇资产，那么中国政府能够动用的外汇仍然超过3万亿美元。

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示，2017年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给侧结构性改革 降低企业税费负担 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具有如此高的资金储备而出现债务危机的，中国具有较强的债务还本付息能力，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府债务风险短期并不值得担忧。

全国债务风险可控并不意味着不会发生局部的风险，因为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财政实力不同，不少欠发达地区财政仍然大量仰仗转移支付，有些发达地区举债规模较大，这些地区可能会出现结构性的债务风险。

然而，由于中央财政具有充裕的现金储备，极端情形下中央可以为地方债务买单，极大降低了地方政府发生类似欧债危机的风险，这也是中国与欧盟最大的区别，中国是一个国家，但欧盟是多个主权国家的联盟，在地方债务风险升级等极端情形下，中国可以高效地进行转移支付以解决问题，但欧盟却往往因繁杂的谈判而错失救助时机。

中央政府巨大的财政实力虽然有助于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升级，但这也需要前提条件，即必须在地方举债机制透明且规范等情况下才能实现。近几年来预算法等法律修订已经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地方债置换推动了地方债务融资的规范化透明化。但也滋生了一些非常规的模式，特别是地方政府创新金融融资手段，推广产业发展基金及PPP等模式，可能导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较快增加。

截至2016年四季度，PPP入库项目共11260个，总投资13.5万亿元，其中落地项目数1351个，总投资2.2万亿元。未来预计相关融资还将持续增长，如何尽快让相关融资透明化，成为防范债务风险的核心。总之，中国显性债务风险可控，潜在风险在于债务的不透明，由此可能滋生腐败及债务不可控的风险。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世界经济室副主任、副教授，编辑：王延春)

作者：陈建奇

第三篇：美国如何防范高校债务风险

美国高校的经费来源包括政府资助、学费收入、学校创收、社会捐赠等。对于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来说，各种经费渠道所占比重不同，但不管哪类学校，借债都是其重要的资金来源，且债务几乎与上述各个渠道都有着密切联系。

美国高校的债务来源主要有两个，贷款债务和债券债务。美国高校贷款始于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出于振兴国家经济的总体目标，首次允许高校向联邦政府公共工程管理局贷款进行校园建设。到上世纪70年代，美国高校贷款活动逐步趋向完善和繁荣。这一时期美国高校贷款源于振兴经济的整体需求和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张。贷款主体是美国联邦政府而不是商业银行或地方政府。贷款期限及利率极为优厚，一般长达50年，平均利率仅为3%，远远低于各个时期的商业贷款利率。

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高校贷款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美国经济建设重心的转移，联邦政府对于整个高等教育基本建设的资助力度不断减弱，高校贷款热潮衰退。这一阶段贷款主体逐步由联邦政府转移到商业性贷款机构或地方政府。贷款方式由政府提供直接贷款转为由高校向商业银行贷款，政府为其提供担保或保险，一旦高校不能如期偿还贷款，由政府负责向商业银行偿还贷款本金和利息，或由投保的保险公司负责赔付。在担保或保险贷款中，政府根据各项目的实际情况提供一定比例的利息补贴，贷款利率由过去政府规定的低利率转为市场利率。

除贷款外，上世纪90年代初，在政府的鼓励下，美国各大高校纷纷开始通过发行债券来进行融资。发行债券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偿还已有的债务。由于高校发行的债券风险相对较小，社会效益大，较容易为民众所接受和欢迎，因此发行债券的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大，目前债券债务已经逐步成为高校债务的主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对于高校的贷款债务还是债券债务，美国均有相应的较为成熟的管理和风险防范措施。

高校贷款有法可依。早在1965年，美国《高等教育法》就对高校贷款的条件、年限、利率、贷款在各州之间的分配、贷款配套资金、贷款豁免以及接受补助和申请贷款的设施类型等方面作出了比较详尽的规定和限制。其后的几十年间，这部法律总能够根据经济形势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及时对高校贷款的有关问题作出修正和补充，使高校贷款工作始终有法可依。

美国法律规定，高校贷款只可用于图书馆、教室、实验室，用于教学、研究和科研教学管理的相关建筑和设备，以及这些建筑和设备的建设、日常使用、维护等。除此之外，为学生和教职员工提供医疗服务的学校医院、医务室及其他相关医疗设施设备的建设、日常使用、维护和保持所需资金也可申请贷款。公立大学和私立非营利性大学都可以申请贷款。但是，申请的贷款金额最多不能超过建设项目所需资金总额的80%。这就意味着，申请贷款的高校至少要有20%以上的自有建设资金才可以申请贷款。同一所高校再一次申请贷款的时间距离上一次必须相隔5年以上。这些措施均有效地限制了高校的非理性扩张。

提前还贷可享优惠。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尽快缓解财政压力，美国政府采用了多种措施来鼓励高校提前还贷。其中最为有效的就是提前还贷折扣优惠。里根任总统期间，就向高校提供了高达45%的还贷折扣，即高校只要在规定的时限以前还贷，就可以只偿还原先贷款的45%。正是这一举措，使美国高校的还贷拖欠率迅速下降到3.5%。

借助市场规范力量。随着高校贷款的提供方式由政府提供直接贷款向政府提供担保或保险贷款的转变，政府对于高校贷款债务的管理除上述措施外，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更多地借助市场以及中介机构的作用。政府首先委托或授权相应的担保机构为高校向商业银行贷款做担保，这个机构可以是政府的下属，也可以是政府参股或赞助的机构，可以是营利性机构，也可以是非营利性机构。一旦高校不能全部或部分偿还贷款，银行就会将相应债务转给这个担保机构并得到赔偿。担保机构接下来负责向高校催缴债务，如果可以在规定时期内促使高校偿还贷款，则担保机构可以从中获得一定比例作为奖励。

对于高校发行债券方面的监管，主要借助市场手段加以规范。美国的高校非常重视自身的信用建设，会定期主动向权威的、专业的信用等级评价机构申请评级，如果评出的等级较好，其债券的发行就会很顺畅，如果等级不高或下降，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债券的发行，使社会对其偿债能力产生怀疑。

政府为高校作担保。美国高校的层次差别很大。对于那些众所周知的、财力雄厚并易获得大量捐款的高校来说，顺利发行债券不成问题。但是，对于那些债券评级较低且财政状况不佳的高校来说，通过发行债券筹集发展所急需的资金就会面临障碍。政府会为一些社会影响力不够大，债券评级较低或者学校财政状况不佳，但又急需通过债券发行进行融资的高校提供担保或保险，以降低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吸引投资者购买债券。

作者：张万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