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统筹论文范文

本文一共涵盖3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城乡统筹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城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前瞻性地开展中国城镇化道路的探索研究，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也具有重要理论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在实现城乡统筹和城乡融合发展方面先行一步，初步走出了一条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联动发展的成功之路，城乡融合发展态势逐渐显现。据此，提出了以城乡融合发展为目标的中国城镇化道路的若干前瞻性思考。

第一篇：城乡统筹论文范文

重庆统筹城乡改革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吗？

摘要：2007年重庆市被设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推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其中户籍制度、地票制度、“三权”抵押融资等改革措施，有效促进了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利用合成控制法分析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对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如果没有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7—2011年重庆城乡居民收入比的降幅为12.7%，而重庆城乡居民收入比实际降幅为21.8%，即重庆的统筹城乡改革使其城乡居民收入比多下降了0.37。可见，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重庆的统筹城乡改革通过促进资源自由流动提高了农村居民相对收入水平，对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此，资源错配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和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破除对资源自由流动的限制可以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统筹城乡改革；合成控制法；城乡居民收入比；资源错配；资源自由流动；户籍制度改革；地票制度；土地流转；“三权”抵押

一、引言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与蔡昉（2003）、陆铭等（2004）、周端明等（2008）、陈安平等（2010）等文献一样，本文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定义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值。　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其原因在于中国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以及城乡收入差距对于中国收入差距较强的解释力度。2007年中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与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之比为32.8，全国基尼系数高达0.53（李实　等，2011）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的标准，基尼系数超过0.5意味着收入差距悬殊。　，收入差距的扩大已成为中国一个重要的、有待解决的问题。根据现有研究，城乡收入差距对中国收入差距增加的贡献最大（陈宗胜　等，2002）；如果使用Teil指数分解，那么1995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可以解释中国总体收入差距的34.2%（李实　等，1998）。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成为解决当前中国收入不平等问题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图1为1992年至2011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图，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在这段时间都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但是总体而言，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上升幅度要高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上升幅度。从城乡居民收入之差来看，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不断在增加，从1992年的1　242.61元上升到2011年的1　4833元；从城乡居民收入之比来看，1992—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58上升到3.13。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在1994至1997年间经历了一次短暂的下降之后便开始了其上升的过程；在2009年之后才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是直到2011年依然没有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

图11992—2011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

注：阴影部分下限为农村居民收入，上限为城市居民收入。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存在和扩大有其根本性的原因，比如，由于城乡不同生产方式导致的城乡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以及人力资本的差异（周端明　等，2008）。除此之外，通常认为城市偏向政策、金融发展的二元结构、经济开放等因素也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影响。

余静文：重庆统筹城乡改革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吗？城市偏向政策在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政府通常会采取城市化、工业化偏向的政策，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一种选择。这种发展战略的具体措施包括农业税、工农产品剪刀差、金融抑制等，扭曲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从而形成了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　往往以农业的损害为代价来支持城市的发展。中国所实施的城市化、工业化偏向的政策在实现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居民收入显著提高的同时，也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Lipton，1977；林毅夫　等，1994；蔡昉，2003）。城市偏向政策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便是金融发展的二元结构，目前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注重金融发展二元结构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Burgess等（2005）、Clarke等（2006）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有利于基尼系数的下降。然而这些研究的背景与中国的现实有很大的差距，比如，Burgess　等（2005）得出金融发展有利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是建立在印度政府大力提倡和发展农村银行支行这一基础之上的，这意味着金融发展在其语境中是指农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相反，中国的金融发展存在“二元经济”的结构特征。农村金融抑制和城市金融深化同时存在，金融资源在农村地区的稀缺和低效率阻碍着农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对于中国而言，金融发展会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孙永强等（2011）、叶志强等（2011）的经验研究均对此进行了证实。

同时，经济开放也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了影响。根据Stolper-Samuelson定理，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贸易，一国出口相对丰富要素密集型产品，需求增加导致要素需求增加，从而使得该国相对丰富的要素价格上升；反之，该国进口相对稀缺要素密集型产品，需求下降导致该类要素价格下降。对于中国而言，非熟练劳动力相对比较丰富，而这部分劳动力也主要是在城务工人员，因此，可以认为对外开放有助于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然而，现实中，对外开放也使得本国企业可以得到更先进的技术并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使产品技术含量有所提高，对熟练劳动力需求也会增加（Panagariya，2000），这反而不利于非熟练劳动力就业，加剧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等（孙永强　等，2011）。同时，中国还处于结构转型之中，传统农业部门还存在大量的劳动力，按照Lewis二元经济理论，传统农业部门为现代工业部门提供大量的劳动力，使得劳动力工资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进而导致中国出口贸易表现出显著的低工资增长、加工贸易为主的扩张特征，对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提高有抑制作用（包群　等，2010）。

此外，蔡昉（2003）和林贤彬（2004）还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他们认为，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一个制度问题，是国家资源、社会机会、基本权利和发展空间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非对等的配置导致的，这种特别的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社会等级关系，比如，城市阶层在政治上有过大的影响力，农民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对于政策影响力却很小；进而导致当前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国家采取的扶强扶优政策又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本文将从资源错配的角度来对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进行研究。资源错配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经常遇到的问题，它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而资源错配的根源便在于对资源自由流动的限制，比如二元经济结构和制度限制和阻碍了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然而如何定量分析限制资源自由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由于经验数据的缺乏以及分析方法的缺陷，一直都是研究的空白。

2007年6月，国家将重庆和成都设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目的便在于在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的自由流转上进行开拓和创新，找出合适的方式的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作为“中国的一个缩影”的重庆重庆“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突出，小城市与大城市、大工业与小农业共存。2007年6月，重庆设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汪洋便表示“重庆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如果重庆在探索城乡统筹发展中创出一条新路，将对全局具有推动意义和典型示范意义。”　也采取了诸多措施来进行户籍制度、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方面的改革，较其他省区更为有力地促进了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自由流动，并经过5年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这种试点改革，使重庆的资源流动情况不但在改革前后生产了显著差别，也使其与其他省区产生了明显区别本文未选择成都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成都只是省会城市，不适合进行省区间的比较分析。　，这就为我们定量研究资源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提供了经验材料。本文将使用比较案例研究中的一种新方法——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合成控制法可以从数据自身出发，挖掘数据中隐藏的信息以赋予比较组对象适当的权重，利用这些权重得到一个在处置发生前与处置组拟合最好的比较组。Abadie等（2010）还提出了对合成控制法估计的结果进行统计推断的方法。合成控制法的优势之一在于利用现有数据将潜在的诸多控制组合成为一个控制组，下文将对该方法进行详细介绍。　来研究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对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对这种影响进行量化，以明确重庆所进行的统筹城乡改革是否有效缩小了其城乡差距？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城乡差距的缩小？

二、重庆试点改革与城乡收入差距

2007年　6月，国家批准重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市和成都市的改革试验区与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深圳、厦门、珠海和汕头特区相比，存在三点区别：第一，试验区建立的体制背景不同。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特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来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重庆和成都则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日趋完善背景下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第二，试验区建立的目的不同。深圳等特区的建立目的是通过对外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并没有涉及“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重庆和成都则主要在于解决中国长期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第三，试验内容不同。深圳特区在于采取诸多优惠政策来吸引资本的流入，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以此来作为发展经济的基础，而重庆和成都则是利用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来发展农业经济、转移农村劳动力，为城乡协调发展创造环境（廖元和，2007）。　，其目的便在于从制度和体制上进行创新，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其中的一向主要内容是，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改革，提升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化水平，促进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到2012年，重庆农村土地规模经营“一圈”要达到30%以上，“两翼”要达到20%以上。其中，“一圈”即“重庆一小时经济圈”，“两翼”是指渝东北地区（即三峡库区）和渝东南地区（即原黔江地区）。　。土地流转意味着土地可配置到最有效率的经营者处，提高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获得土地经营的规模效益。通过依法土地流转，农民不仅仅实现了较为稳定的租金、股红等直接收益，还可以通过转移就业实现薪金和二、三产业经营收入等。

作者：余静文

第二篇：由城乡统筹走向城乡融合

摘要：城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前瞻性地开展中国城镇化道路的探索研究，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也具有重要理论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在实现城乡统筹和城乡融合发展方面先行一步，初步走出了一条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联动发展的成功之路，城乡融合发展态势逐渐显现。据此，提出了以城乡融合发展为目标的中国城镇化道路的若干前瞻性思考。

关键词：中国城镇化道路；城乡统筹；城乡融合；江苏省

Key words：urbanization in China；urban-rural coordination；urban-rural integration；Jiangsu Province

城镇化是工业化、现代化的显著标志，也是人类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向。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城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解决中国特有的“三农”问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途径和主要战略之一。党的“十七大”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既是对城镇化发展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也是对中国城镇化未来发展前景的重要规划和要求。因此，深入地进行中国城镇化道路的探索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基于江苏实践，从城乡统筹走向城乡融合的视角，力求对中国城镇化道路进行一些前瞻性思考。

1城乡分离到城乡统筹，再到城乡融合：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新中国60余年的城镇化发展历程表明，从城乡分离到城乡统筹，再到城乡的融合，是一个较长时期的演进过程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1.1城乡分离发展阶段

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为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选择了赶超型发展战略和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建立了全面控制经济生活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利用行政指令调整国民收入的一、二次分配，千方百计加快工业化的资本积累，把有限资源优先向工业部门配置和整合。为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将城市和农村分割为缺少市场联系的两个单元，实施了包括城乡二元产业政策、二元就业政策、二元财税政策、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以及农产品统派统购等一系列重大政策和制度安排，最终形成了以农村为工业化提供积累为内核的城乡关系。这种城乡关系呈现出两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1、实行统购统销和城乡二元财税体制，从制度上保障了农业的剩余向城市和工业转移。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资金短缺，国家通过低价向农民征购农产品，获取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工业提供积累。同时，农业税作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也为推进工业化提供资金支持。此外，农民单独承担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的投入，大大降低了国家财政负担，使其有更多资金投向城市，相对提升了城镇公共资源的供给能力，扩大了城乡享用公共资源的差距。

2、实行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和二元就业政策，从制度上阻断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工业的转移。在城市，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主要面向城市居民计划招工，在农村，实行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内部不能跨区域转移，更不能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加之对城镇居民实行诸多形式的社会保障措施，最终导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福利保障和发展机会上的巨大不平等。

上述城乡二元体制虽然有效地推进了国家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快速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但是由于工业过度剥夺农业，城市过度剥夺乡村，城乡之间又缺乏正常的市场联系，造成了工农业发展的严重失调和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导致农村发展能力的萎缩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整体下降，倒头来也削弱了工业和城镇化发展的后劲。

1.2城乡统筹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至十七大召开前后，是市场经济取向下的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行，农民收入得以迅速增加，并且旧的“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的二元分工格局被打破。在东部沿海地区，乡镇工业率先崛起，以上缴管理费和部分企业利润的形式“以工补农”、“以工建农”，逐步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提升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得到解放，顺利地向二、三产业转移，加快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城市对周边农村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农村工业经营管理机制趋向优化，激发了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再发展的积极性，企业规模不断壮大，并且生产区位、企业逐步向城镇园区或大中城市转移，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由此更强化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力度和广度。

这一时期，我国城镇化水平年均提高0.9个百分点，城市综合实力不断增强。2008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含市辖县）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2%，财政收入占59%，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更加突出。从产业角度看，我国已经进入到了工业化的中期，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自身积累和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另一方面，随着城市的发展，其吸收农民工就业的数量急剧增加，从1983年的约200万人增加到2009年的1.45亿人，26年增长了近73倍，年均增长18%左右。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1997年的25%提高到2004年的34%，2006年又进一步提高到38.3%，2009年则达到了40%[1]。在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根本突破的背景下，农民外出务工已成为工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乡村、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的不可或缺的有效形式。

总体而言，此时期由于农村市场化推动了农村工业化，又由农村工业化推动了农村城镇化，中国已经进入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业反哺农业，城市馈补农村”的城乡统筹发展阶段。当然，这一时期城乡二元结构仍明显存在，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社会地位特别是享受公共服务的水平与城市居民仍有巨大反差。大量的农民工虽然长期工作和居住在城市，也不能同等享受到城市的各类公共服务，甚至成为“边缘人群”。

1.3城乡融合发展阶段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城乡一体化发展，也就是城乡融合发展，它是建立在城乡统筹基础上的城乡关系的更高境界。恩格斯早在1847年就提出了“城乡融合”的奋斗目标。他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说道：“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2]。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城乡关系一般要经历由“混沌”到“分离”到“联系”最终到“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社会分工高度发展和人类走向完全自由与解放的过程。所谓“城乡融合”，就是“将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两者的偏颇和缺点”[3]。进一步看，城乡融合应当是城乡之间相互吸收生活方式之优点基础上的社会整体发展状况，即是社会整体各子系统之间优势互补、协调统一的存在状态和发展态势，它是社会整体协调发展的理想状态。

从城乡融合的实现来看，它是要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条件下，通过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利用市场高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充分调动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以城带乡，以乡助城，互为接轨，相互渗透，实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诸方面的融合发展。它是“体制统一、规划一体、资源共享、利益共得”的城乡新格局。党的十七大以后，我国一些地区已经开始了这一进程。

2江苏率先实现城乡统筹并走向城乡融合的创新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在实现城乡统筹和城乡融合发展方面先行一步。窥探江苏这方面的创新实践，对于全国具有前瞻性的意义。

2.1江苏率先实行城乡统筹的创新实践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随着城乡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江苏大地上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小城镇蓬勃兴起，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方兴未艾，资源、要素逐渐突破旧的城乡二元结构束缚，在市场导向下加速流动，江苏由此进入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阶段。90年代后，随着城乡市场化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开放型经济的迅速发展，原有的城乡分割状况基本被打破，城乡之间的联系大大加强，初步形成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共同发展”的局面。

2.1.1“以工促农”的探索与实践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江苏特别是苏南地区凭借乡镇企业率先发展的优势，开始了“工业反哺农业”、“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探索实践。一般采取按一定比例从乡镇企业销售额中提取建农补农资金（一般在0.5-1%之间）的办法，协调工农业之间的收益落差，支持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无锡是苏南模式的策源地，乡镇企业最早发展，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也最早施行，对苏南其他地区乃至江苏全省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常州市武进县（现武进区）通过吸引城区企业外迁、企业合作和自主创业等多种模式，大力发展乡镇企业，1985年乡镇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已达23.5亿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70.57%，利税的44.31%[4]。常州全市乡镇企业平均每年新增3～4万个就业岗位，安排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收入中80%以上来自乡镇企业。农民纯收入由1984年的528元增加到1988年的1108元，年均增长20.35%[5]。九十年代以来，为进一步提升农业的比较效益和农民的收入水平，江苏推进贸工农一体化战略，以工业化理念、工业化模式建设现代农业，扶持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发展，全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达到250家，国家级龙头企业43家，带动农户200多万户，各种涉农合作组织12600个，成员达290万人[6]。进一步形成了以工促农、相得益彰的发展格局。

2.1.2“以城带乡”的探索与实践

20世纪90年代，以上海浦东开发和邓小平南方讲话为契机，江苏一方面呼应浦东开发，接轨国际，通过开发区和工业区建设，加大外资引进规模，优化外资投入结构，开放型经济得到蓬勃发展；另一方面，通过与外资企业合资合作和多种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乡镇企业实现了经营机制和发展机制的成功转换，进入新的发展快车道。开发区、工业区的迅速发展和乡镇企业的大规模集聚推动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城镇经济快速壮大，为“以城带乡”统筹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和良好平台。

全省城镇化的重点逐渐由小城镇转移到了重点城镇和县城以上的小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及大城市，由此推动了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以往农民“离土不离乡”，现在则离土又离乡。这一时期，江苏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主要体现在：一是农民大量进城务工经商，带动了收入的增加。2009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53.0%。二是许多农村企业不仅搬迁到了各类开发园区，甚至把总部设到了大城市，依托经济开发区和城市良好的基础设施及软环境，实现了素质提高、产业升级、规模扩张。进园区、进城市发展的企业，其股份大多仍属于农村和农民所有，反哺农业农村的能力更强了。三是城市资本参与农村资源的开发，推进了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到农村开发高效、生态、观光农业，或参与农村新居民区建设和小城镇改造，加速了农村面貌的改善。四是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民开放并向农村延伸，如学校、医疗、广播电视、电力、通讯、公共交通、卫生饮水、垃圾处理等，实现城乡全覆盖，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以城带乡、城乡统筹的力度与水平。

2.1.3城乡互动的探索与实践

城乡统筹发展的过程，不仅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过程，同时也是“以农支工、以乡助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城乡互促、互助不仅意味着城市对农村的带动，而且也意味着农村对城市的支撑；不仅是对农村发展的促进，而且也是对城市发展的推动。江苏在这方面也较早进行了探索与实践。例如，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实行了苏南城市与苏北农村的结对帮扶，使苏北农村得到了苏南城市源源不断的资金、项目、技术、智力等多方面的支持，同时也为苏南城市的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

2.2江苏在城乡统筹基础上率先推进城乡融合的创新实践

江苏早在“十五”期间就将城市化列为“五大战略”之一，提出“在更高起点上推进城市化”，城镇化水平每年以超过１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在此发展态势下，省委、省政府因势利导，在2008年11月省委召开的十一届五次全会上适时提出了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的战略思路，旨在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改变城乡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制度隔离。同年9月，确定苏州市城乡一体化发展作为省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要求苏州率先在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劳动就业等方面取得突破，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目前苏州市在农民中大力推行换股、换保、换房的“三置换”，吸引了全市95.6%的农户参与，其中90%以上农户拥有股份，股金总额接近160亿元，2009年收益分红27.6亿元，基本实现“户户有资本、家家成股东、村村有物业、年年有分红”，为缩小城乡差距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城乡空间融合方面，加快“三集中”步伐，33%的农户向社区集中、56%的承包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75%的工业企业向园区集中。已经初步形成城乡融合发展的先行区。

在此期间，江苏密集出台、落实了一系列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进一步破除二元结构体制的政策措施，以苏州为示范，开始了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

2.2.1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一体化与公共资源的城乡融合

实现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消除城乡差距的重要标志。江苏通过各级政府的强力推动，促进交通、水利、电力、电信、环保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城乡之间的“无缝对接”和共建共享共用。至2009年底，江苏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等级公路连通所有乡镇、行政村，客运班车同步通达。交通作为“先行官”，首先实现城乡“无缝对接”。进入2009年，苏锡常地区所有的乡镇基本实现区域供水全覆盖。全省行政村已基本实现“七通”，即通电、通公路、通公交、通自来水、通电话、通有线电视、通宽带网。至目前，江苏还在全国率先实施了“组保洁、村收集、镇转运、县（市）集中处理”的城乡一体化垃圾处理模式。

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城乡融合方面，建立城乡居民方便共享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鼓励医务人员向农村流动；建立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机制，优秀师资配备向农村倾斜；建立统筹城乡的文化事业发展机制，城市文化功能向农村延伸。2009年江苏全省构筑了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四道保障线”，初步实现了城乡基本社会保障的融合。苏州在达到“校园环境一样美、教学设施一样全、公用经费一样多”教育硬件均等化的同时，进一步推进教育软件均等化工程，形成了骨干教师和校长下乡或到相对薄弱学校支教的合理流动机制。到2015年，苏州乡镇中小学将达到城区同类学校平均水平，实现“教师素质一样好、管理水平一样高、学生个性一样得到张扬”的城乡教育一体化目标。

2.2.2产业布局的一体化与经济发展的城乡融合

产业布局的一体化是城乡经济融合发展的依托，也是城乡其他方面融合的最重要基础。江苏实现城乡产业布局的一体化注意从完善城乡功能和优化资源配置出发，按照合理分工、相互配合、各展所长、错位发展的原则，调整和优化城乡产业结构和布局。以泰州靖江市为例，他们一是坚持因地制宜，发挥城乡各自比较优势，集中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在城市，大力发展特色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农村，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业。该市新桥镇孝化村高效农业示范园通过土地流转将2300多亩土地统一经营，发展高效农业，当地村民在此打工，每年便可获得近3万元的纯收入。他们以乡村旅游休闲业带动市郊农村的发展，大批农民在家门口转身为三产的服务者和受益者。2009年，靖江市乡村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50余万人次，经营收入突破1亿元[7]。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吸纳了大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二是按照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的需要，实行城乡产业的相互衔接和配套，形成上下游产业链条，提高城乡产业连接和产品连接的紧密度。三是城乡工业统一向各类园区集中，以此既有利于建立各具特色的产业基地、工业园区和开发区，有利于统一管理，又有利于打破城乡界限，形成各类不同的产业集群，提高城乡产业集聚效应。全市的“两区四园”已累计集聚规模企业196家，形成船舶、金属材料、木材、粮食、能源等5大产业集群，为全市贡献了近50%的财政收入。这样一种包容城乡企业的共建园区，不仅成为城乡产业的结合部，而且成为城乡产业的共同生长点，有力地带动了全市二、三产业的发展。2009年，靖江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二、三产业的比重高达80%。

2.2.3城区、田园的一体化与生态环境的城乡融合

实现城区、田园的一体化有助于推动生态环境的城乡融合，它是将城市与农村生态环境纳入一个系统中，形成城乡生态环境高度融合互补、经济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城乡生态格局，实现城市与农村、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江苏在此过程中注重推动城乡双方共同努力，统一环境保护实现机制，健全城市、乡村生态环境协调体系，已取得显著效果。例如沭阳市充分利用特色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的优势条件，发挥“中国花木之乡”和“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的特色品牌优势，在县城周围规划建设了沭阳生态旅游示范区，区域面积331.8平方公里，人口24.3万，花木面积30余万亩，在放大花木产业规模效应的同时，大大提升城乡环境质量，逐步形成了田园城市的框架，使人感受到田园诗般的气息，实现了城乡生态环境的深度融合。邳州市则根据自身特点，着力打造人在城中，城在园中，园在水中，水在绿中的水景田园城市，充分展现了城市的文化魅力和田园特色。他们从田园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需要出发，尤其倾力发展现代农业。县城周边大片的粮田，数万亩的大蒜，近30万亩的银杏林，一排排挺拔苍翠的水杉和意杨，构成了一个偌大的绿色大田园，著名规划大师吴良镛先生赋予其“诗意田园”的美誉[8]。为了确保田园城市的建设，在政府统一规划和协调下，许多乡村的工业实现“飞地发展”，将企业办到本地“田园”以外的工业园区，实现田园与园区既相互分离又相得益彰。

2.2.4社会文明的一体化与生活方式的城乡融合

城乡社会文明的一体化，能够充分发挥城市文明对农村文明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城乡文明互动双赢和可持续发展。推进城乡文明共建，发挥城市文明的资源优势，把文明行业、文明单位创建成果开发、辐射、转化到农村去，这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文明“反哺”农村之路。实现城乡社会文明的一体化既为农村文明建设注入新动力，又给城市文明扩展增添新空间，从而从根本上有利于实现恩格斯所倡导的“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两者的偏颇和缺点”，促进生活方式的城乡融合。如果说产业上的城乡融合是最基础性的城乡融合，那么生活方式的城乡融合则是最深层的城乡融合。

江苏广泛开展“洁在农家、美在庭院”、“万家洁净、相约健康”、“双清双美”等创建文明村活动，广大农民讲究卫生、美化环境的自觉性明显增强，生产生活条件大大改善，涌现出大批全国文明村镇、国家生态村镇和卫生村镇。2006年以来，全省县级以上文明机关、文明行业、文明单位与农村行政村结成近7000个文明共建“对子”。全省实现“县有两馆、乡有一站、村有一室”，有线电视入户率达72.2%，农家书屋行政村全覆盖，使广大农民共享文明发展的成果。依托基层党校、新农民讲坛、农民网校等阵地，实施现代农民教育工程，组织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千万人次，农民创业培训50万人次。持续开展“百名教授兴百村”、“千名义工助千户”、“文明育农、科技富民”等特色活动，有力促进了农民素质的提升，促进了农村生活方式的进步[9]。

2.2.5发展规划的一体化与整体形态的城乡融合

规划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龙头。必须确立全新的规划理念，重视规划的先导引领作用，实现城乡一体的规划全覆盖，实现产业规划、城镇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四规叠合”，并建立定位清晰、功能互补、衔接协调的规划管理体制。

江苏在全国第一家制定了全省城乡建设的统一规划，并在全国率先编制完成镇村布局规划，将现有的25万个自然村，逐步调整为5万个左右农村居民点。为实现规划目标，近些年来，坚持因地制宜，政府引导，有序推进“三集中、三置换”，即耕地、工业、就业和居住适度集中，资本、产业、身份加快置换，有效地提高了城乡一体化水平，促进了整体形态的城乡融合。

3由江苏创新实践所引发的对中国城镇化道路的若干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总量一直位居全国前列，平均年增长速度高于全国2.9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高于全国10个百分点。在探索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实践中，根据自身区域特色，走出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联动发展的成功之路，城乡融合发展态势逐渐显现。江苏的创新实践可以超前为其他地区的城镇化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更可以引发我们对中国城镇化道路的前瞻性思考。

思考之一：走城乡融合的中国城镇化道路是实现包容性发展的必然选择

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区域内不同群体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这既是需要全人类共同完成的课题，也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遵循的原则。政府应当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重塑利益和权力分配格局，避免弱势群体因市场失效和管治缺位而受到社会排斥，让他们拥有公平参与经济增长的机会，并能够合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恩格斯在谈到城乡融合的时候，也特别提到要让城乡居民“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而我国乡村人口众多，区域广阔，长期以来，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普遍落后于城镇，并且差距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所以中国城镇化道路必须特别关注广大农村居民的利益共享权利，必须鲜明地体现城市居民对相对弱势的农民的包容，体现城市发展对相对落后的乡村的包容。不仅应当让农村大量劳动力有用武之地，通过诚实劳动获得稳定收入，而且应当让他们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逐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分享工业化、城镇化的利益和文明成果。这是缩小城乡差距和推进包容性增长的根本之策，走城乡融合的中国城镇化道路，正是实现这种包容性增长的必然选择。

思考之二：走城乡融合的中国城镇化道路要求实行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一体化运行

在我国，由于农村人口众多，未来城镇化率即使达到60%，仍将有5-6亿人口在农村，因此实现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双轮驱动和良性互动，是中国城镇化的必由之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更要求实行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一体化运行。在这里，应当深刻地看到，城镇化并非是要绝对地消灭农村，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旧式农村固然将逐步变得荡然无存，而新型农村将代之而起并展现其无限风光。从另一方面看，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又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之间有着基本的一致性。这个基本的一致性集中表现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就是农村城镇化的过程，新农村建设成功之日，就是农村城镇化实现之时。这既包括农村的一部分人口和土地将逐步转移到城镇，也包括广阔的农村将拥有城市那样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农民在乡村就能享受到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质量，甚至拥有比城里人更加优美的生活环境。这才是新农村建设的最大成功，也才是最理想的农村城镇化。

近年来，我国大城市发展模式基本走的是一条土地资源依赖型道路。大城市、特大城市规模扩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迅猛发展，为农村人口非农转移创造了条件，但也因城市房价飞涨、生存门槛日益提高，让进城农民“望楼兴叹”，难以安居乐业。大批长期进入大城市的农民工很少能够落户转为市民，致使土地城镇化远快于人口城镇化。相对而言，中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更易于吸收农业人口的转移，这既符合农民需求愿望，也有利于促进城乡要素的有序流动和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的一体化配置。江苏不少地方的新农村建设以县城、中心镇和中心社区建设为龙头，以产业培育和生产发展为支撑，以农村生产力提高为重点，高效集约利用土地，建设农民美好家园。这样的美好家园，正是城乡融合之杰作。

思考之三：走城乡融合的中国城镇化道路涵着生产要素向城镇集聚和城市文明向农村扩散的双向过程

城镇化追求城市文明的社会全覆盖。城乡一体化并不是城乡一样化，而是城乡之间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等方面所承载的文明形态上的统一。这就要求把城镇化的过程既当作生产要素向城镇集聚的过程，同时又当作城市文明向农村扩散的过程。用城市文明去融合农村，用城市文明去“化”农村，这才是城镇化的本质和真谛所在；城镇规模的壮大，城市土地的扩展等仅是城镇化的“量变”过程，而农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换才是城镇化的最核心内容。

城市文明向农村地域的扩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城镇化初期，由于极化效应显著，城市文明向农村辐射力量微弱，小比例的城市人口很难撼动大比例的农村人口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理念。在城镇化中期，农民逐渐了解城市并对城市现代文明生活产生心理上的向往和行为上的模仿，城市文明向农村区域的扩散随之加快。到了城镇化的高级阶段，由于城市人口和经济实力的进一步上升，城市文明向农村的辐射具有了强大的动力和丰富的可调动资源，政府通过在基础设施、社会公共事业等方面的重点投入，引导各类优质资源流向农村，从而以更快的速度促进农民与城市居民共享现代文明。

思考之四：走城乡融合的中国城镇化道路既要重视农村人口的自由流动又要重视城市“新市民”的塑造

城镇化从总体上和发展趋势看，是区域内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是农业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的过程，是农村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人口的自由流动是城市规模扩大的重要途径，进城人口综合素质的提升及观念融合则是城镇化的更高要求。为此，城市“新市民”的塑造就显得至关重要。“新市民”文明素质提升是一项系统工程，社区是“新市民”文明素质和公共道德观念赖以养成的新的根基，社区的主动接纳和教育引导是“新市民”文明素质塑造与提升的重要途径。社区优美的生活环境，卫生、整洁、有序的生活氛围，是有效提高“新市民”文明素质的外在条件，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升是“新市民”塑造的内在条件和重要前提。

“新市民”文明素质的塑造也需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新市民”文明素质的提升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而持续的努力，需要城市提供相应的公共资源和社会保障，为“新市民”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职业培训、文明礼仪教育等，同时也需要城镇原有居民的理性接纳与主动包容。当然，城镇原有居民在以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影响“新市民”的同时，也要向“新市民”学习农村居民所具有的勤劳、淳朴、节俭、友善等优点，以提高和完善自身。

思考之五：走城乡融合的中国城镇化道路应当重视不同地区在时序、路径上的差异性

首先，各地走城乡融合的城镇化道路 在时序上应有所差别。推进城乡一体化，实现城乡融合，要以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城市化的充分发展为前提，发达地区城市化水平高，经济实力强，以城带乡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优越，农民持续增收的产业基础和制度保障已经初步形成，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及基于户籍的福利差距相对较小，因此可以在城乡统筹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而欠发达地区由于自身的基础较为薄弱，尚处于扩大城镇规模和城乡统筹发展时期，目前重要的是通过城镇规模扩大和城乡统筹为城乡融合的实现创造条件。与此相对应，发达地区目前已进入城市现代化发展阶段，而欠发达地区还处于农村城镇化发展阶段，通过推进农村城镇化为将来进入城市现代化打牢基础。其次，各地走城乡融合的城镇化道路在路径上也应有所差异。例如，发达地区城市化基础较好，特别是由于多年持续的高强度开发，土地资源紧张，可以重点发展大、中城市和大城镇，走城市园林化发展园林城市的道路。后发地区由于工业化、城市化水平较低，城乡差别较大，需要广借外力与激发内力相结合，着力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依托土地资源的优势，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和中、小城镇，走城市田园化发展田园城市之路。

思考之六：走城乡融合的中国城镇化道路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城乡融合是城镇化的最高目标。城乡融合将通过彻底消除城乡居民由于旧式分工而导致的就业岗位、收入水平、福利待遇、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从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前述恩格斯在谈到城乡融合时，正是把它的落脚点放在“使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上。恩格斯还说道：“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足的物质生活和闲暇的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10]。显然，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城乡对立、物质财富匮乏、人们还是将劳动作为谋生手段的条件下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城乡差距逐步消除，城乡融合渐次实现，人民群众不只是追求物质富裕而是开始追求幸福感受和精神需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将一步一步地变成现实。例如已经成功实现了农村城镇化的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先进典型----华西村，2010年销售收入超过500亿元、村级可用财力超过30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8万元，目前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工业国际化、环境生态化“新三化”，建成了生态园、幸福园、健康园“新三园”。在这样的城乡融合发展、充满蓬勃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或新城镇，已经初步看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模样。

参考文献：

[1]韩俊，汪志洪，崔传义．中国农民工问题总体趋势观测[J]．改革，2010，8：5-2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7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68.

[4]汤永安．地区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8.

[5]常州统计局．常州五十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6]李俊超．对江苏“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浅析及思考[J]．江苏农村经济，2009，8：7-9.

[7]陈兵，孙波，张晓燕，等．江苏靖江市走出了一条城乡统筹的民本之路[N]．农民日报，2010-11-15（1）.

[8]周明生，李宗尧，孙文华．田园城市：统筹城乡发展的一种城市理想形态[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412-414.

[9]杨新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抓紧抓实[N]．新华日报，2010-12-12.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70．

责任编辑：张吉明

作者：周明生 李宗尧

第三篇：统筹发展城乡医疗保障

居民医疗保障制度是提高国民健康水平重要手段和组成部分，建立健全覆盖面广、体系完善、便捷高效、医疗服务利用率高的居民医疗保障制度是我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目标。经过长期的发展改革和大力的财政投入，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三项制度组成的国民医疗保障制度对我国全体居民实现基本覆盖。“三制并存、相互独立”的基本现状城乡医疗保障一体化要求，妨碍医疗保障制度公平性。三制分立的弊端要求我国必须改革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实现居民医疗保障一体化。本文将以宿州市萧县为例，通过分析比较各地区特色先行医保改革模式，分析统筹发展城乡医疗保障一体化改革，并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统筹发展城乡医疗保障一体化必要性

人民公平享有生命健康仅是我国宪法基本要求，也是政府公共职能必要组成部分;居民基本医疗保障中心在于使民众公平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居民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也是提升国民健康水平的必要手段。随着现行“三制分立”体系的弊端充分暴露并日益突出，为保障居民基本健康权利、确保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公平性、实现政府公共职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升国民健康水平，三制统筹发展势在必行。

当前“三制分立”体系的弊端：当前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基本格局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共同组成的“三元分立”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三个制度之间，由于保障对象不同、筹资方式不同、管理方和经办主体不同、运行体系和运行平台不同五大因素，造成三三项制度间医疗保障水平差异巨大;独立运行分贝占用行政及信息平台，造成行政部门工作量大信息平台系统维护成本高，制度运行效率偏低;“三元分立”，制度间存在监管“灰色地带”，监管难度大。“重复参保”现象在城乡结合部出现频繁;医疗服务提供方群体多且杂乱，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服务监管由其困难;政府财政压力增大，不利于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可持续性，阻碍医疗服务运行效率且医疗服务分布失衡。

实现城乡居民医疗保障一体化发展趋势和先进经验模式。城乡居民医疗保障一体化主要依据各地经济发展特点和城市化水平沿“分阶段、有步骤、异化趋同”路线发展。前期工作重点是扩大医疗保障覆盖面，保证基本实现全民医保、保障医疗保障服务、提高各群体医疗保障水平;中期工作重心是实现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疗统筹发展，统一管理运行机构、整合信息资源平台、统一经办组织体系监管，实现城乡医疗保障一体化;后期阶段实现统筹三制发展，完全实现“三元整合”居民基本医疗保障一体化、公平化、高效化，根本上提高医疗服务保障水平和国平健康水平。

各地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发展实践经验和典型模式。在各地在城乡居民医疗保障一体化实践中，各地区根据不同条件，出现四种代表性模式：以政府财政主导，以行政法规确立城乡医疗保障一体化的“神木模式”。以户籍内所有参保人为保障对象，财政资金负担绝大部分医疗保障资金，参保人负担少量费用。报销比例高、居民负担小、资金来源稳定，最大化实现居民医疗保险的保障功能。但是对地方财政压力巨大，居民大病实际报销比例不高，抗风险能力弱。这种模式适合区域经济条件较好、居民收入差距较小地方财政收入水平高的地区;

以“大刀跨越”为特点的高度一体化模式。这类模式以浙江嘉兴地区为典型：不设等级，统一缴费和补偿标准;个人缴费水平高、政府补助水平高、医疗保障水平高，充分利用现有医疗卫生资源统一管理。但是要求对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高，居民支付能力强居民收入差距较小;

突出引入市场化运作，“一次投保，二次分保”的“湛江模式”。居民以两个档次缴费参保并享受相应补偿标准，在此基础上政府向商业保险公司二次投保，用于负担参保人重大疾病时提供相应经济补偿。这类模式下对地方财政压力和居民投保压力均较小，但医疗保障水平和抗风险水平均较高，但对政府前期医保基金使用预算及大病风险概率评估能力要求较高，居民缴费率受市场化影响明显。此类模式适用于地方财政能力和居民支付能力较弱但商业资本市场较健全的地区;

以多档投保、对等保障为特点的“重庆模式”。“重庆模式”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基础整合城镇居民医疗，设置多重缴费标准及补偿模式，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收入差距、参保意愿和医保要求，实现城乡居民医疗保障一体化。但居民易选择低缴费低保障水平的医疗保险，各档位间医疗保险基金收支平衡难以控制。这种模式适用于地方财政压力大、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地区;

萧县地区统筹发展城乡医疗保障制度条件

萧县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地处淮北平原地区，城市经济结构仍以农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市化水平较低，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属典型中部农业型经济特点。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医保资金由企业、职工个人、政府共同负担，保障对象为企业职工参保人员，资金充足覆盖面小，保障水平最高;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起步较晚，主要保障对象为城镇户口自由从业者或外来务工人员等，参保人与政府财政补贴共同负担医保资金，覆盖面较广、保障水平中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起步晚，主要保障对象为农村户口居民。参保人与政府财政补贴共同负担医保资金，医疗卫生服务缺乏且层次低下，覆盖面广而保障水平低。

由于萧县地方财政较大无法提供强力医保资金支持，当前属于典型统筹发展中期阶段，工作任务主要为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医疗制度覆盖面，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和保障水平。因此萧县统筹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在筹资模式、保障对象、保障水平的共性，使二者统筹发展较为简单。统筹发展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工作应借鉴临近市县如宿州埇桥区及淮北市濉溪县地区，改革工作应将重点置于统筹发展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疗。

萧县地区统筹发展城乡医疗保险的政策性建议

萧县地区统筹发展城乡医疗保险应结合地区经济特点，参考“重庆模式”和“湛江模式”，从发展经济治本、财政筹资方面、整合优化管理方面、发展农村医疗方面、优化补偿政策方面、配套措施六个方面改革，实现科学统筹发展城乡医疗保险制度，切实降低居民医疗卫生负担、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大力发展本地经济，科学促进城市化水平，提高居民和政府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是影响医疗保障制度和国民健康水平决定性因素，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是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基本保障，政府部门管理水平和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水平是影响医疗保障制度效用的直接因素，因此大力发展经济科学推进城市化发展是统筹城乡医疗保障的根本方法和必要条件;

筹资政策方面：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实行多元化筹资;实现社保基金保值增值，缓解财政压力。政府主办公益年会等活动积极发动社会捐款及企业捐款;对大额捐款企业实施一定优惠政策优化经营环境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和社会资助积极性;公共场合以及部分公共设施设置适量广告设施促进广告营收。另一方面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按季度或月份支取让保基金，剩余部分定制或选择购买保本保息类风险低但受益相对较高的理财产品实现社保基金保值增值，缓解财政压力;

整合管理机构方面：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基础整合城镇居民医疗，合理分工、权责统一。统一管理医保基金、经办机构。参保对象等管理活动，卫生部门负责各环节监督工作以及医疗服务供应方、部分药品的统一管理;

优化补偿政策方面：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内容，设置多重缴费标准及补偿模式，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收入差距、参保意愿和医保要求，实现城乡居民医疗保障一体化，满足多元化需求，确保基本医疗保障覆盖率;

大力扶持发展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规范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服务行为;扩大农村地区社区医疗机构以及村镇医疗服务机构数量和医疗卫生服务水平。避免“穷帮富”现象，缓解城市医疗卫生机构压力;

其他配套措施：建立监督办公室单独负责监督三方责任主体各类行为;资金运行、管理规范、报销规范完全公开，接受并鼓励社会监督定期发布工作报告公布资金使用情况、医疗服务机构运营、医疗制度运行情况，阳光运行、公共监管等。

作者：贾美德　宗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