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机关警示教育讲稿

第一篇：侦查机关警示教育讲稿

公安机关侦查刑事案件侦查质量调研报告

长期以来，公安侦查机关受重特大案件破案压力，以及源自于维护社会稳定而来自社会与行政方面的双重压力，造成了侦查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破案的单纯化认识，只要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侦查工作就算大功告成，而对证据的全面收集固定却失之偏颇，难以达到公诉对证据的标准要求,忽视了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要求。2008年以来，公安机关移送我院审查起诉的案件214件439人，无一直接起诉，经一次退回补充侦查案件占移送案件的24%，经二次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占移送案件的76%。证据是刑事诉讼的基础，决定着实体法的适用和诉讼的结局，没有证据，就无法确定犯罪事实，也就无从以犯罪事实为依据定罪量刑。通过以上数据不难看出，在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中证据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

一、证据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1、物证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痕迹的提取、比对和指认不重视。在审查案件过程中，对多处血迹仅提取几处，对现场遗留的痕迹认为没有价值而不进行提取;提取后的痕迹不进行比对、指认，在审查退回补充证据过程中，有部分物证、痕迹因保管不善，而无法进行比对、指认、鉴定，而影响了整个案件的认定。 二是在实践中，因物证的提取不规范，对物证的数量、外观特征记录不准确、不完整，导致物证失去证明力。物证随着犯罪行为的发生或实施而产生，与案件事实存在着必然的客观联系，但同时物证又是不会说话的证据，它不能“讲清”自己与案件有何联系，如果物证的获取和固定过程不符合法定程序，就会失去可采信性。

三是对犯罪工具指认不重视，有的有扣押清单而没有指认，或者经过指认但没有笔录和照片。

2、书证及复制相关文书中存在问题

在案件侦查过程中不注意收集书证等间接证据。例如，在毒品犯罪中，因为隐蔽性较高，更应收集反映犯罪嫌疑人活动的书证，车、船、机票，银行存款单据、汇款单据等。在审查起诉案件中还存在书证及复制相关文书因缺少证明其与原件相符的客观性，而不被法院采纳。例如，二人共同杀人，一人已被判刑，另一人被抓获时，应复制法院采信的证据，并应由法院证实复印材料的真实性、客观性。在复制照片的过程中，一定要采取足以清晰辨认的方式进行复制。

3、讯(询)问方面存在的问题。常见的情况有笔录首部时间、地点、侦查人员的姓名、被讯(询)问人的基本情况以及与案件当事人的关系等栏目没有正确填写或者填写不完全，例如只有开始时间，没有结束时间，或者是结束时间早于开始时间、讯问被告人的时间早于被告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时间等，与其他证据内容冲突，给证据的采信造成困难。公安机关调取言辞证据时存在交叉讯问，一人提讯的情况。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讯问时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交叉讯问、一人提讯违反了该案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对于违反程序取得的言词证据是不予采信的，违反程序取得的言词证据轻者造成该证词本身不被采信，严重的会影响整个案件的认定。

4、搜查记录，扣押物品清单存在的问题

公安机关制作的部分搜查记录，扣押物品清单程序不合法。《刑事诉讼法》规定，搜查要出示搜查证，应当有见证人在场并签名盖章;扣押要有见证人和被扣押物品持有人在场并签名盖章。公安机关制作的一部分搜查记录、扣押物品清单缺少见证人的见证及签名，缺少被扣押物品持有人的在场及签名，主要原因还是对程序法不重视所致。另外，公安机关要求犯罪嫌疑人对作案现场进行指认，并制作指认笔录。由于是犯罪嫌疑人主动指认形成的，指认笔录在证明犯罪方面起着较大的作用，但个别案件由于缺乏犯罪嫌疑人签字确认最终影响了证据效力，不能及时作为定案的依据使用，造成了该证据无效。

5、辨认方面存在问题

一是应做辨认而没有做辨认。例如，被告人在公厕内杀害被害人过程中，证人刘某、张某一同到公厕上厕所，看见被告人拿刀刺中被害人。此案如果安排两名证人对被告人进行辨认应该是认定左某犯罪事实的关键证据。

二是辨认时间不及时，待案件退回补充侦查时，才进行补充辨认，对辨认的效果和对法官的采信均造成影响。

三是辨认的程序存在问题，如被辨认人人数少于规定的人数，另有一起案件从被辨认的照片看，犯罪嫌疑人的照片明显与其他照片不同，只有犯罪嫌疑人的照片是近照，人像较大，其他照片的人像均较小。

6、鉴定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应做鉴定而不做鉴定。个别案件的被告人在公安机关供述其有精神病史，应当在移送审查起诉之前对犯罪嫌疑人作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的而未鉴定，结果在案件退查之后经鉴定犯罪嫌疑人无刑事责任能力，导致诉讼周期拉长和诉讼资源的浪费。

二是鉴定不全面。个别案件的鉴定仅是对部分现场提取物进行鉴定，不能完全反应案发现场的状况，对法官的采信造成影响。

三是鉴定不及时、鉴定时间过长。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在第一次移送审查时，均没有对现场的血迹及其他痕迹进行DNA鉴定，也没有对部分有精神病嫌疑的犯罪嫌疑人作刑事责任能力鉴定。在退回补充侦查过程中提出以上鉴定内容，又由于基层侦查机关无法进行此类鉴定，而送到省公安厅或中国刑警学院等处鉴定，致使鉴定时间过长，甚至出现案件已到审查期限，鉴定结论仍未作出的情况。

二、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体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过分夸大口供的证明力，轻证据的全面收集固定

部分侦查人员认为“嫌疑人一供，案件即破”，忽视了后续侦查取证工作，导致有的物证不及时提取，有的重要证人的证言不收集，勘查工作马虎，证据存在许多疑点和问题。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有极大的主观性和可变性，忽视证据的全面收集固定，不注重对间接证据的收集，使得案件的证据难以形成证据链条。

2、把同案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互作证言适用

同案被告人均是该共同犯罪案件的当事人，都与其所作陈述的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陈述可以相互印证，但不能互为证人证言。但在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中，却存在着对共同犯罪案件，仅有同案被告人的一致供述，无其他相关证据印证，一些侦查机关、侦查部门认为同案犯的口供对其他同案犯来讲就是证言，多个同案人的口供就不认为是单纯靠口供定案，认为既有口供，又有证言印证，就可以定案。所以，把取证重点都放在逼取同案人的口供上，忽视了对其他物证的收集，结果影响了案件的定性。

3、把孤证作多个证据适用，靠孤证定案

所谓孤证，是指单个孤立存在没有其他证据给予佐证的证据。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绝对的孤证。如强奸案件，只有被害人的陈述，没有其他任何间接证据印证，被告人又不承认，不作有罪供述。在这种情况下，认为被告人犯罪的证据就是一个孤证。二是相对地孤证，即相对于多个来源、多种形式的证据来讲，仍是孤证。如多个传来证据，来自同一个源头，仍为孤证。

孤证不能定案是指每一个证据的证明力之有无或者大小，都不能靠该证据本身得到证明，而必须通过对证据本身的情况、证据与其他证据之间有无矛盾及能否互相印证、证据在全案证据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全面的衡量，才能做出合理的判断。如果一个刑事案件全案惟有一项证据，如强奸案仅有被害人陈述等，绝对不能定案。

但在侦查机关移送案件中，一些办案人员往往把一人或多人的多次口供当作多个证据来适用，反复讯问，反复做笔录，认为这样就可以定案。有的把同一来源的证言取了多份，相互印证，以为这样的证据多了，就达到了确实充分的程度，实际上仍是孤证，最多是增加了可信度。传来证据再多，只要来源是一个，均属于同一来源的“孤证”，只要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不能定案。

4、过分强调主要情节，忽视案件细节

现在不少侦查人员，对刑事案件证据、事实的认识仅仅停留在静止、宏观和有利于自己的层面。没有证据就没有事实，证据缺乏就无法构成证据锁链，证据形不成锁链就无法定案，因此，要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必须对每一个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客观真实性逐一做出甄别和评判，只有这样，才能对案件的事实做出客观公正的认定。忽视任何一性，忽视任何一个案件细节，都有可能影响整个案件的认定。

三、现行的侦诉关系并不合理，侦诉各自为政的倾向比较明显。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相互体谅不够，抵触情绪不少。表现在诉方对收集证据的难度体谅不够;侦方对退回补充侦查存在抵触情绪，认为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后，其工作便告一段落，使得退回补充侦查解决实际问题不够。

二是由于缺少必要的沟通，文来文往较多，人来人往较少，导致侦查收集的证据起诉时用不上，而审判所需要的证据又没有调取，使得疑难案件增多，降格处理案件增多。

三是公安侦察部门不能对检察机关的退回补充侦查提纲进行全面分析，侦查人员对需要收集的证据理解不够充分全面，不知道补充的证据可以说明什么问题，仅是简单的从形式上进行补充，甚至有些补充的证据增加了案件的矛盾，破坏了原证据的说明力，为案件的认定增加了难度，更降低了诉讼效率。

四、解决侦诉关系的几点建议

1、充分行使自行补充侦查权，公安机关全力配合。自行补充侦查由于免去了退查手续，节省了案件往返时间，缩短了办案周期，从而提高了诉讼效率。公诉人员出于对案情、证据的全面把握，从公诉的角度去收集固定证据，自行补充侦查有助于保证收集证据的质量。侦、诉之间在案件定性、有关事实、情节上的认识可能存在分歧，自行补充侦查也有助于解决与侦查部门之间存在的矛盾。在自行补充侦查有困难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应全力配合补充证据。

2、完善公诉引导侦查机制。庭审模式的改革，一方面加大了公诉人的举证责任，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控辩双方的对抗性，这就对侦查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是公诉机关为确保公诉质量，完成指控、证实犯罪任务，就刑事证据标准向侦查机关提出建议和要求，引导其侦查和收集证据的一种方法。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对重特大案件的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机制。

3、完善退回补充侦查制度。对于诉方而言，要明确退补案件的程序条件、事实条件、证据条件，规范补充侦查提纲的制作，要尽可能详细细致，力求作到一次退查到位。对于侦查方而言，要认真对待诉方的退回补充侦查，全面的分析原有证据及补充证据的证明力度及证据体系是否完整，是否有利于矛盾证据的排除，尽量做到一次退查补齐。

附件案例：

1、2007年7月6日早4时许，王栋在自家院中，因嫂子王秀英用王栋家厕所，与其嫂争吵，并将其嫂殴打。王秀英喊来丈夫王罡，双方互骂后散开。当日中午11时许，王罡去王栋的房间，二人发生厮打，王栋用事先准备好的手斧击打王罡头部，致王罡颅骨粉碎性骨折，严重脑挫伤死亡。

承办人通过审查卷宗，认为该案事实清楚，但书面证据反映出犯罪嫌疑人王栋性情暴躁、易激动，说话不着边际，常因为琐事打人。后承办人又到了看守所对其进行讯问，发现王栋疑心很重，并称自己聪明，精神没毛病，这都反映其精神不正常，加之本案中王栋杀人的动机不明确，王栋有可能存在精神问题，故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要求公安对其做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完毕后，鉴定结论为：犯罪嫌疑人王栋案发时精神分裂，无刑事责任能力。后我院建议公安撤回起诉。通过承办人的认真审查，防止了一起错案发生。

此案卷宗中已经反映出王某的行为异于常人，而公安机关应当在移送审查起诉之前对犯罪嫌疑人作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的而未鉴定，结果在案件二次退查之后经鉴定犯罪嫌疑人无刑事责任能力，导致诉讼周期拉长和诉讼资源的浪费。

2、被告人刘士明怀疑本村村民李志海与其妻刘桂英通奸。李志海知道后，经常在晚间往刘士明家房前屋后撇石头。1997年8月初的一天晚上12时许，李志海到柳河县驼腰岭镇三合村刘士明家院门外往院里撇石子，刘士明从屋门口捡起斧头，悄悄靠近李志海并将斧头撇向李志海，致使李志海倒地死亡。刘士明见人被打死，当晚与妻子刘桂英一起将李志海的尸体抛至三合村砖厂前面的苞米地里。案发后，刘士明和妻子刘桂英逃匿。2008年5月31日刘士明在山东省烟台市被抓获。1997年9月19日发现尸体，经勘验：尸体已经腐败成白骨，尸体右额骨有粉碎性骨折。

案件移送后，经承办人审查，发现卷宗内没有可以证明被害人身份的相关证据、没有嫌疑人对现场的指认，现场勘查过程中仅对部分物证及痕迹进行提取。经过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将被害人李某的骨组织与被害人女儿的DNA分型比对，不符合遗传关系。此证据的补充，更无法对此案进行认定。后经二次退回补充侦查，建议公安机关将被害人的骨组织与其母亲的DNA分型进行比对，符合了单亲遗传关系，证明了被害人身份，最终对此案提起公诉。

此案由于公安机关的侦查不够细致、全面，不能对检察机关的退回补充侦查提纲进行全面分析，仅因退补说明中要求对李某及近亲属进行遗传鉴定，就简单的与其女儿进行DNA比对，而忽视了与其父母进行比对鉴定，一度导致案件不能认定，犯罪者得不到法律应有的惩罚。

第二篇：检察机关运用技术侦查问题研究

发表时间：2009-2-23 10:18:49 作者：倪金龙

【摘要】技术侦查是既陌生又熟悉的，陌生是因为技侦措施运用了现代科技手段，显示了科技的作用;熟悉是因为技侦还是属于侦查手段，跟传统的查询、调查等侦查措施具有相似的属性。当前，学者们热衷于探讨运用技术侦查措施查办犯罪，然而，各家观点往往将技侦有意无意地神秘化，本文主要从分析当前技侦的有关观点进行分析，并试图探究技术侦查措施制度中构建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技术侦查 犯罪黑数 实时证据 法律规制

一、技术侦查的概念及特征

(一)技术侦查的概念

在当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逐渐走向富裕、和谐。然而，经济发展也进一步拉大了社会贫富差距，也带来不可忽视的弊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犯罪率随着社会贫富分化加大而渐增，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和高发期，据统计，我国的犯罪黑数正逐年加大，犯罪黑数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社会上已经发生，但尚未被司法机关获知或没有被纳入官方犯罪统计的刑事犯罪案件的数量。[1]打击犯罪，保障社会稳定是政法机关的重要职责，但在逐步崇尚人权保障的语境下，运用传统的侦查模式和侦查手段来查缉犯罪，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对提高侦查成效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技术侦查就是近年来为学界所热衷讨论的话题，对于技术侦查的概念，学界有不同见解，有的学者认为，技术侦查简称“技侦”，是指侦查机关运用现代科技设备秘密地收集犯罪证据、查明犯罪嫌疑人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总称。技术侦查的种类一般包括麦克风侦听、电话侦听、窥视监控、邮件检查、外线侦查等。[2]有的认为，技术侦查措施是指利用现代科学知识、方法和技术的各种侦查手段的总称，技术侦查包括监听跟踪监视，监听通讯，电子监控，心理测试，秘密拍照、录音、录像等行为。[3]笔者认为，技术侦查是指侦查机关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设备秘密地收集证的一种侦查措施。其种类包括秘密录音拍照录像、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邮件检查、电子定位等。其中需要其他部门协助的为电话监听、电子邮件检查、电子定位。而其他技术侦查手段可由侦查机关自行实施。

(二)技术侦查与传统侦查措施的比较

技术侦查虽然披上了科技的外衣，但从实质看，其本身还是一种侦查措施，其与传统侦查措施，如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搜查、鉴定、通缉，相似性体现在：一方面任何侦查措施都包含着侵犯人权的危险性，如搜查、扣押、拘留、逮捕等强制性措施，即便是调查访问、侦查实验等强制色彩并不浓厚的侦查措施，如果非法实施或实施不当，同样可能侵犯公民权利。另一方面这些侦查措施都必须由相应的机关行使，并履行一定的审批手续，对其进行监督制约。

但是技术侦查与传统侦查措施的区别也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

(1)更具技术性。技术侦查要运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成果即现代科技设备。如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邮件检查需要强大的科技设备;窥视监控，秘密拍照、录音、录像也需要高质量的科技设备。技术侦查是以科技为依托的，没有先进的技术装备，技术侦查就只停留在书本层面。而其他侦查措施则对设备要求并不高，传统侦查措施往往只需要：“一支笔一张嘴”，强调发挥侦查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2)更加隐蔽性。秘密侦查的最大特征是必须秘密进行，一般是在犯罪嫌疑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的，这一特点也是秘密侦查发挥其特殊作用的前提。如秘密录音、拍照、录像的最大的特点在于

它的隐秘性，即侦查机关采取这些技术侦查措施，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面对面的调查时，不用暴露自己的身份，也无须取得对方的同意。被秘密录音、拍照、录像的对象处于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交谈时自然无所顾虑，甚至直接透露犯罪的具体情节，使侦查机关得以沿循有关线索查获犯罪嫌疑人或有关物证;而通过这种措施所获得的证据，在此后的审判中也可作为有力的指控证据。

(3)更易侵权性。相对于传统的侦查手段，秘密侦查措施极易产生侵害人权的消极后果。以电话监听为例，一方面通过监听可以获悉特定的犯罪信息，以有利于打击犯罪分子;另一方面也极易侵害无辜第三人的隐私权。此外，技术侦查的秘密性特点，导致其容易失去监督，存在被滥用的危险，作为侵犯私权的工具。

(4)具有强制性。强制侦查是与任意侦查相对的一个概念，是指侦查机关采取的涉及限制或者剥夺个人人身自由、财产、隐私等权利的措施，其区分的根据是以相对人是否自愿予以配合。如讯问犯罪嫌疑人、鉴定，属于任意侦查措施。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是为了有效侦查的需要，对相对人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不可能经过相对人的同意，也不以相对人的意志为转移，很显然，技术侦查手段属于强制性侦查行为。

二、检察机关运用技术侦查的合理性

技术侦查是随着科技的进步而发展起来的，其本身也是科技在社会的一个体现。技术和侦查相结合，解决了一些传统难以实现的问题，可以形象地记录发生的一些事实。在国外，运用技术手段来收集证据、破获犯罪非常普遍，我国在实践中也已逐步采用了技术侦查来查办犯罪，并已取得一定的成效，运用技术侦查措施来查办职务犯罪具有广阔的前景，如：记录行贿受贿的交易过程;秘密获得某些在正常情况下难以获得的证据;记录犯罪嫌疑人密谋实施犯罪的过程;另外还可以准确定位犯罪嫌疑人的所在位置，以便迅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为加大办案力度，惩治腐败，应当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

(一)政治上的合理性

我国对于技术侦查手段的使用一直保持谨慎态度，彭真同志曾指出在“党内不准搞技术侦查”，防止将技术侦查用于政治运动，这是我党长期坚持的一条政治纪律，表明党内同志之间不是敌对关系，在纪检监察部门是不可以采用技术侦查的，但目前这一方面也正在被突破，最近广东纪委纠风办就利用秘密录像的方法收集某些机关单位的不良作风。而至于司法机关能否采用技术侦查，可以从上述论述中推断出肯定的答案，因为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对象不是党员，而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纪检监察部门是对中共党员是否违反党章等违纪问题进行检查。显然，国家工作人员和党员这两概念之间不是全同关系，检察机关跟纪检部门的职能范围是不同的。

另外，我国当前腐败现象十分严重，职务腐败已严重影响了公共权力的规范运行，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平、公正原则严重背离。就连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后都坦言，中国的腐败现象接连不断地发生，而且越来越严重。[4]要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就必须同腐败作斗争。而我国当前对腐败打击力度不够，据统计，从1978年开始，官员腐败潜伏期正逐渐变长，被调查的省部级干部犯罪案件中，近年的平均潜伏期为6.31年，最长的达14年。[5]应该说这与反腐部门缺乏有力的侦查手段有密切关系。在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人民迫切期望公平、公开的法治环境，对国家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新要求。为了有效的查处和打击腐败犯罪，理应而赋予检察机关以技术侦查权，提高检察机关发现和惩治腐败犯罪的能力。

(二)法理上的合理性

有人认为：相比较而言，技术侦查更容易被滥用，更加侵犯公民权益。但是技术侦查跟传统侦查措施一样，每种措施都存在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而技术侦查因其秘密性和强制性，有更大侵犯人权的风险，这就意味着代表社会利益的技术侦查与代表私人利益的公民隐私权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笔者认为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种法律价值都是不可取舍的，面对“发现真实”与“保障人权”之间的永恒冲突，法治国家自二十世纪初即对此问题不断探讨，以期寻求一条折衷的道路：在“善与善的

价值冲突”之间只能进行价值选择。各国均认为，在对上述“善与善的冲突”进行价值衡量时，应作有利于具有高度公益性质一方的判断，即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国家侦查机关在一定条件下限制公民隐私权，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技术侦查是正当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公民隐私权的限制应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成本或代价。

但是，这种限制并不是任意的，在私人利益一定妥协的制度设计下，我们要对技术侦查进行严格限制，将技术侦查对人权的侵犯限制在一个可以接受、容忍的范围内。但什么是可接受、容忍的范围呢?笔者认为应当从限制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范围、实施期限、严格的审批程序，并给予相应的权利救济来保障这个目标的实现。

另外，作为检察机关侦查的对象——国家工作人员，由于其本身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也代表着公权力的行使，按照英国法律规定，公务人员的人格被其代表的国家机构所吸收。公权力本质上要求公开、透明运行，因此国家工作人员作为公众人物，其个人隐私要比一般市民的范围要小，这是合理和必要的。

(三)实践上的合理性

犯罪都具有类似的特性，尤其是在经济发展的今天，犯罪同样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显现出一些新的特性，如现在高智商、高隐蔽性犯罪越来越多;而现代社会的发展，人员的流动，使各种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化，整个社会形成一个大系统，各行各业都有一定的关联性。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犯罪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而突破犯罪的难度也会增大，职务犯罪同样具有犯罪的新特征，同样面临侦查取证困难的问题，必须采用更为有效的措施、方法来发现突破犯罪。我国在有关的法规中已明确规定侦查机关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手段，如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1989年颁布实施的《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对经济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对于极少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主要是贪污贿赂案件和重大的经济犯罪嫌疑分子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经过严格审批手续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上述立法表明我国已经认同了所有侦查机关都可以采取技术侦查，而技术侦查在实践中也已经显现出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我国尚未在《刑事诉讼法》上对其加以规定，显然是一大缺陷，需要尽快完善。

(四)国际法上的合理性

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规定，检察官对贿赂政府官员罪，有权进行监听、窃听、使用线人等技术侦查手段和措施。受“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美国更加认识到技侦手段的重要性，因而于2001年10月25日由众议院通过了一项立法，给予侦查人员更多的技侦权，其中包括监听个人的全部电话内容、监测民众使用互联网的情况等。日本《关于犯罪侦查中监听通讯的法律》

第三条规定，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员认为有充分理由足以怀疑将进行实行犯罪的通讯时，依据法官签发的令状对与犯罪相关联的通讯进行监听。我国政府于2003年12月10日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十条第一项规定，为有效打击腐败，各缔约国均应当在其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并根据本国法律规定的条件，在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允许其主管机关在其领域内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在其认为适当时使用诸如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和特工行动等其他特殊侦查手段，并允许法庭采信由这些手段产生的证据。2004年9月在我国召开的第十七届国际刑法学大会上通过的《国际交往中的腐败及相关犯罪的决议》中，就明确提出：各国应当为腐败犯罪的侦查规定适当的手段，这些手段在严重的案件中可以包括秘密侦查以及窃听通讯。

由此可见，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是世界各国通行做法，符合世界潮流。

三、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的制度设计

检察机关运用技术侦查手段查办职务犯罪，将可以解决实践中取证难的问题，并使自侦部门彻底

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转变，全面收集证据。但是我们也看到单靠技术侦查并不能解决实践中的所有问题，检察机关在运用技术侦查过程中，亟需解决自侦部门适合运用何种技术侦查手段?可以在哪些阶段运用?如何同其他侦查措施衔接运用，尤其是和诱惑侦查的配合使用。此外，为防止技术侦查被滥用，还需要对技术侦查进行法律规制，严格审批。以下对这几个问题分别论述。

(一)检察机关可采取的技术侦查种类及阶段

根据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犯罪类型，以贪污贿赂犯罪为例，其类型可以分为“监守自盗型”和“权力出租型”。“监守自盗型”包括贪污、挪用公款等，这类犯罪的实施过程除了密谋犯罪过程外，还可能存有其他书证、物证，如会计资料、银行记录等;“权力出租型”包括行贿、受贿等，这类犯罪书证、物证较少、或比较隐蔽，而收集有关“权力交易”的过程就成为突破犯罪的依据。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亚洲的新加坡、我国香港等地逐渐形成并确立了以取“实时证据”为主要的侦查手段。所谓“实时证据”，就是指通过采取窃听、跟踪、设置“圈套”、秘密录音录像等技术侦查手段，通过前摄主动性而不是反应性调查获得的与犯罪同步的证据。[6]这些措施可以秘密记录犯罪嫌疑人“自愿”展现犯罪的密谋过程。另外在犯罪嫌疑人逃逸的情况下，还可以借助电话监听和电子定位，锁定犯罪嫌疑人的准确位置，以便迅速将其抓获。根据办案实际和现行技术条件，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可以采取的技术侦查手段主要包括：电话监听、秘密录音拍照录像、电子定位、电子邮件检查。

目前初查这一侦查阶段并没有纳入《刑事诉讼法》，但职务犯罪的特点不像其他类型犯罪一样，留有现场或存在较多的见证人，可以马上确定犯罪的发生及犯罪嫌疑人。其需要经过初查，确定犯罪事实是否发生，以便对相关人员立案侦查，因此应当将初查纳入《刑事诉讼法》，并允许将技术侦查措施运用在侦查阶段且延伸至初查阶段。此外，还应规定技术侦查措施可以用在追逃工作，因为公安机关常用该措施来确定犯罪嫌疑人逃逸的地点，这对检察机关也同样适用。

(二)与其它侦查措施的衔接

技术侦查措施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总是服务于侦查目的，必须与其它的侦查措施配合使用，优化组合，将公开措施和隐蔽手段结合，内线侦查与外线侦查结合，使之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同时检察人员在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时，要进行周密细致的计划和布置，善于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把握时机，争取用较小的投入取得较大的侦查效益。在此，尤其要与诱惑侦查密切配合，诱惑侦查是指侦查人员或其协助者，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根据犯罪活动的倾向提供其实施的条件和机会，待犯罪嫌疑人进行犯罪或自我暴露时人赃俱获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如行受贿犯罪中，当自侦部门收到举报或发现犯罪嫌疑人有受贿嫌疑时，侦查人员可以化装成需要公权力的一方，向权力出租的一方——行贿人表达行贿意向，假如对方积极与“行贿者”讨价还价，侦查人员就可以将这些交易过程秘密录制下来，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

(三)司法审查程序

如何有效防止滥用技术侦查损害私权?我国规定：公安机关侦查中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对一般对象由设有技术侦查机构的地、市公安处、局长批准，需要使用省级公安厅、局技术侦查手段的，由公安厅、局的刑事侦查处长和技术侦查处长共同审批。侦查对象为党政干部的，按该对象的级别划分审批权限，其中科级及科级以下人员由省级侦查机关主管领导批准，处级及处级以上人员分别由省委和中央有关领导批准。笔者认为，由侦查机关的主管领导审批，不利于对技术侦查的控制，在国外，对技术侦查的规制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只允许经过法官批准后实行有证监听(如法国);一种是许可侦查机关在紧急情况下先监听，然后再申请法官批准(如美国);一种是授予检察官对监听的临时批准权(如德、意)。

我国部分学者认为在现有政治体制下，也应当由法院来进行审查。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原因在于：我国不是实行三权分立国家，由于这种差异，我国不应当由法院来实施审查。按照现行制度，我国司法领域没有实行分权制衡，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是属于一种流水作业式的分工

负责、协作配合共同履行国家司法机关职能。

我国不搞分权制衡，并不代表技术侦查权不受约束，对侦查机关的采取技术侦查的监督，应当由一个角色中立的部门来行使。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来实施审查是合理的。因为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负有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职责。《刑事诉讼法》第13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可见，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是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刑事诉讼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活动的内容包括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技术侦查作为刑事诉讼上的一种强制性侦查措施，其批准在本质上属于侦查监督的内容，因此，应由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来审批技术侦查，原因有两个：一是侦监部门的职能是对侦查过程进行监督，包括对采取逮捕强制措施进行监督，逮捕具有相当的人身侵犯性，而技术侦查也是在侦查过程中实施的，具有相同的性质，由侦监部门来审查技术侦查是合理的;二是侦查监督部门具有司法监督作用，可以对采取技术侦查手段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该部门在把握证据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另外，由哪级侦监部门来进行审核?笔者认为，作为一项新的措施，假如将审查权放到各级检察机关，在部门利益驱动下，权力被滥用的风险是极大的。当前由省级以上检察机关的侦监部门审批较为合理，限于省级以上，是出于谨慎考虑，因为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案件一般都是需要保密的，且是比较严重的犯罪，因此该审批权不能泛化，应当集中省级检察院以上，加强监督。

第三篇：浅议检察机关侦查监督的功能

时间：2010-11-04 15:35 作者：卢雪华 巫翠玲

新闻来源：

正义网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任务艰巨繁重。侦查监督部门在检察机关内部处于打击刑事犯罪和诉讼监督的前沿阵地，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侦监部门要认清形势、明确任务、准确定位，不断增强和忠实履行侦查监督职责，紧紧围绕“三项重点工作”的总体目标，加强和改进侦查监督工作，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责任落到实处，把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的首要任务落到实处。

一、当前侦查监督工作的主要特点

(一)故意杀人、伤害案件频发，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

人民的生命健康权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当前，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刑事案件频发，不仅影响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还因此而带来家庭破裂、劳动力丧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已成为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因素。

(二)侵财型刑事案件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财产权是人们生存的基本条件，而多发的抢劫、盗窃等侵财案件，不仅影响人们的财产安全，有的直接还侵害着人们的生命权，使人民安全感不强。

(三)有案不立、有罪不究、执法违法、侵犯人权等情况时有发生。

当前，由于各种原因或利益、亲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一些案件未能及时查处，有案不立、有案不移、有罪不究等情况依然存在，造成执法不公，使人民的合法利益未能得到有效保护。

二、当前侦查监督工作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一)执法观念和执法水平有待提高

当前侦查监督干警队伍整体素质是好的，工作业绩也是明显的。但部分干警参与引导侦查取证、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参与重特大案件的讨论、参与现场勘查等方面的能力还不强，缺乏进取创新精神，还不能完全适应日益发展的侦查监督工作的需要。

(二)侦查监督的方式滞后、被动

从目前法律规定看，侦查监督只是事后监督，只能通过阅卷或当事人的举报来发现，这种事后监督现状，导致很难发现侦查人员是否刑讯逼供、非法收集证据等违法行为，不能起到提前预防的作用。

(三)侦查监督职能发挥得还不够充分

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望相比，侦查监督队伍在思想观念、知识储备、能力水平、作风养成以及力量配置等方面都还有不相适应之处，仍然不同程度存在不敢监督、不善监督、监督不到位等现象。

(四)与行政执法机关未能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平台，一些涉及民生的犯罪案件未得到有效惩处

当前，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未能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平台，行政执法机关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往往出于自于自身利益考虑，对一些涉嫌犯罪案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与司法机关联系，使证据灭失，一些犯罪嫌疑人因此逃脱法律的制裁。

三、对当前侦查监督工作的完善

(一)牢固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司法理念，增强大局意识。

必须坚持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统领检察工作，牢固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司法理念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通过检察机关开展的“恪守检察职业道德，促进公正廉洁执法”主题实践活动和纪律教育月活动，真正从思想上解决“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重大问题，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始终把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检察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检察机关侦监部门人员要时时处处保持强烈的民生意识，关注群众需求，倾听百姓呼声，增强解决民生问题的责任感，加大侦查监督力度，以实际行动维护、实现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认真履行侦查监督职能，促进社会矛盾化解。

一是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积极参与严打整治、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及反腐败斗争，重点打击***等邪教组织的犯罪、黑恶势力犯罪和有组织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严重危及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犯罪以及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严重职务犯罪。

二是深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减少社会对立面。要立足实际，切实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穿于侦查监督工作始终，努力从侦查监督环节推动社会矛盾化解，促进社会和谐。一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和区别对待，对实施轻微犯罪、积极认罪悔过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依法不捕。二是初犯、偶犯和轻微刑事案件。对初次犯罪且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在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向被害方履行民事赔偿并得到被害方谅解的情况下，在批捕环节可以作出不批捕的决定。三是外来人员犯罪案件。在办理外来人员轻微刑事案件中，要改变对外来人员构罪即捕的做法，对具备取保候审条件的外来犯罪嫌疑人依法作出构罪不捕决定，平等保障外来人员诉讼权利。

三是进一步规范执法办案流程，强化信访风险意识。完善审查逮捕案件操作流程和信访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对于受理的每一起案件都要进行信访风险评估，划分风险等级，并针对个案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与公安、法院及当事人所在社区等单位密切联系，通力协作，化解矛盾，息诉罢访，力争减少或杜绝审查批捕环节涉检信访案件的发生。①

四是继续探索使用刑事和解，实行“检调对接”机制，推行答疑说理制度，积极促进社会和谐。对于轻微刑事案件，继续探索使用刑事和解政策与律师调解的对接工作机制(简称“检调对接”机制)，化解矛盾，减少对抗。积极推行不捕案件答疑说理制度。不捕案件答疑说理制度即受理的提请批准逮捕案件，在重事实、重证据的基础上，经审查决定不予批准逮捕的，在作出不捕决定的同时，随案向公安机关和受害人送达《不予批准逮捕案件理由说明书》一份，从案件事实、证据、法律定性以及无逮捕必要理由等方面，加强对不捕案件决定的说明，做到有理有据。必要时将不捕理由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告知被害单位、被害人及其家属，告知其不服不批准逮捕的处理方式，接受案件各方对不捕决定的监督，让他们明白不批准逮捕的理由，减少其对审查逮捕工作的误解，保障被害单位、被害人的知情权和救济权，进一步推行阳光检务，确保不捕案件质量，积极化解社会矛盾。

五是强化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切实维护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人民群众追求的基本社会价值取向，是衡量社会和谐与否的重要尺度。侦监部门应加大立案监督力度，坚决纠正有案不立、以罚代刑等执法问题。要改变以往单纯依靠办案和被害人向人民检察院控告这两种手段发现立案监督线索的方式，由静态监督变为动态监督，通过定期不定期到公安机关内部查阅受案登记，从治安处罚案件和劳教案件中发现立案监督线索，解决立而不侦、久侦不结等问题;要加大侦查活动监督力度，选择侦查活动中的严重违法，特别是刑讯逼供、暴力取证、徇私枉法、索贿受贿、滥用强制性侦查措施等为重点，积极开展侦查活动监督工作，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使执法行为规范，严格依法文明执法。建立起有效的侦查活动监督调查机制，使违法办案者受到应有的惩戒，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增强人们的法律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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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侯

当前需要把握新形势和新要求的主要内容是：侦查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保障诉讼与监督诉讼两方面的功能于一身，其自身具有独特的司法监督属性。当前我国形势总体良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社会大局稳定。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影响群众安全感的暴力犯罪、黑恶势力犯罪、毒品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情况也十分严重;人民群众对公正执法的要求、对加强法律监督的呼声日益高涨，我们要按照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进一步提高执法水平，提高执法的公信度。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侦查监督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围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坚持“一体两翼”的工作格局，着力提高审查逮捕的质量和效果，增强刑事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的力度和实效，认真落实司法改革任务，进一步加强队伍思想作风和监督能力建设，努力开创侦查监督工作新局面。

全面、准确地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全面、准确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侦查监督部门在新形势下提高工作质量和执法水平的必然要求。工作中，既要注意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从严从重”打击的思维模式，又要防止宽大无度、法外施恩等情况的发生;既要避免一讲“严打”就“构罪皆捕”，又要纠正一讲“从轻”就该捕不捕的极端做法，要用科学、辩证的思维把握好宽与严的关系。在严的方面，要始终保持对严重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对危害国家安全、涉黑、涉毒以及故意杀人、抢劫、爆炸、强奸、绑架等严重刑事犯罪，符合逮捕条件的要从快批捕，震慑犯罪，决不手软。对轻微犯罪特别是其中的初犯、偶犯、过失犯及老年人、未成年人，要依法从宽处理，慎用逮捕措施。

进一步提高办案质量，着力强化审查逮捕能力

办案质量是永恒的主题，是侦查监督部门的核心工作。结合我市实际，我们要做好以下四项主要工作：第一要全面把握逮捕的三个条件，加大对逮捕必要性的审查力度。根据刑诉法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二要建立告知、建议当事人刑事和解制度。当事人达成和解，有利于修复已经损害的社会关系和双方矛盾，有利于社会和谐。对于因民间纠纷引发的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等有直接被害人的轻微犯罪案件，应当告知、建议当事人双方就精神抚慰和经济赔偿自愿达成和解。第三要健全和规范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犯罪嫌疑人申辩和委托律师意见的制度。第四要加强办案质量监控和管理，建立办案质量分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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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工作的力度

当前，刑事立案监督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人民群众对维护司法公正的呼声日益强烈，中央司法改革任务中对完善立案监督工作机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立案监督工作肩负的责任，把握推动立案监督工作科学发展的难得机遇，坚持力度、质量、效率相统一的原则，认真研究解决影响立案监督工作深入开展的突出问题，把立案监督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要重点解决开展立案监督工作案件信息渠道不畅的问题，要突出立案监督的重点，要进一步提高立案监督案件质量，提高有罪判决率，突出监督实效，要与国税、地税、工商、烟草、技监等部门协商并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建立了立案监督工作联系制度，实现了行政执法与立案监督工作的有效衔接。在侦查活动监督方面，要通过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加强对错漏案件的监督，要对捕后改变强制措施和延长侦查羁押期限进行监督。

努力适应职务犯罪案件上提一级审查逮捕工作机制创新的新要求

职务犯罪案件批捕上提一级的改革措施将于近期实施，这是加强职务犯罪办案监督，提高检察机关执法的公正性和公信力的重大改革。也是学习科学发展观进行体制机制创新的一次新尝试。改革后审查逮捕的主体、报请和决定审查逮捕的程序与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作中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严格执行改革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审查逮捕职责。二是提高审查效率，严守办案时限，保证办案质量。三是既要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的监督，也要在工作上形成打击职务犯罪的合力。四是注意总结、调研。加强工作的理性分析，特别是对工作经验的总结和对问题的对策研究，缩短磨合期，保证工作的顺利衔接和平稳过度。

搞好业务培训，提高队伍专业化水平和法律监督能力

“打铁必须自身硬”。目前我们侦查监督部门的干警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检察工作科学发展和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搞好业务培训是十分必要的。加强业务培训工作，要做到坚持培训工作经常化、制度化、多样化，要遵循侦查监督工作的发展特点和岗位要求，要紧紧结合工作实际本着切实能受到启发的原则，采用集中学习相关规定、编制案例选编、对我们自己办理的典型案例进行研讨等多种形式，积极开展岗位培训，提高干警的办案能力和执法水平。加强队伍建设，重点提高侦查监督队伍的“五个方面”的能力。即及时准确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敢于监督、善于监督、规范监督，促进严格执法和公正执法的能力;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正确执行法律和刑事政策的能力;探求侦查监督规律，加强业务建设的能力。

第四篇：检察机关侦查终结的条件和程序

检察机关的侦查终结，是指检察机关对于自行立案侦查的案件，通过一系列的侦查活动，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和应否对其追究刑事责任而不需要继续侦查时，决定结束侦查，对案件提出处理意见或处理决定的一种诉讼活动。

一、侦查终结的条件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检察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的处理有移送审查起诉、移送审查不起诉和撤销案件三种情形，并有不同的终结条件：

1.移送审查起诉的条件是：(1)犯罪事实和情节清楚;(2)证据确实、充分;(3)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4)各种法律手续完备。

2.移送审查不起诉的条件是：(1)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

3.撤销案件的条件是：犯罪嫌疑人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在侦查过程中，发现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侦查终结，撤销案件：

第一、犯罪嫌疑人具有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包括(1)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2)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3)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4)依照刑法规定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5)犯罪嫌疑人死亡的;(6)其他法律、法令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二、犯罪嫌疑人没有违法犯罪行为的。

第三、犯罪事实并非犯罪嫌疑人所为的。

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在案件的侦查过程中，发现具有以上三种 “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应当撤案;而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检察机关起诉部门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具有以上第

二、第三两种情况——即犯罪嫌疑人没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犯罪事实不是犯罪嫌疑人所为两种情况时，将案卷退回本院侦查部门建议作出撤案处理(对第一种情况，即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5条规定，检察机关起诉部门作“绝对不起诉”处理)。

二、侦查终结的程序

1.审查案件事实和证据。检察机关经过侦查，对案件的事实和收集、调取的证据材料予以核实。经审查认为符合侦查终结的全部要件和要求的，提出侦查终结的意见。

2.制作侦查终结报告。侦查人员侦查终结时，应当制作侦查终结报告。侦查终结报告的内容包括：(1)案由，案件来源以及立案时间;(2)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3)是否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及羁押场所;(4)查明的案件事实、证据及犯罪嫌疑人态度和表现等;(5)结论和处理意见。

3.作出侦查终结决定。侦查人员写出侦查终结报告后，还应根据处理意见制作起诉意见书、不起诉意见书或撤销案件意见书，经侦查部门负责人审核同意后，提出起诉或不起诉意见的，报检察长批准;提出撤销案件意见的，报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其中，对于不起诉、撤销案件的，需要按照高检院《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侦查案件作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的规定(试行)》的有关规定办理。

4.释放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在押犯罪嫌疑人，处理扣押物品。侦查终结，作出撤销案件决定的，如果犯罪嫌疑人在押，应当制作《决定释放通知书》，通知公安机关依法释放。对于扣押的物品，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扣押、冻结款物管理规定》的规定，作出相应处理。

侦查工作中可采取哪些非人身强制措施

非人身强制措施是指在侦查活动中，没有直接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或强制的控制犯罪嫌疑人的措施。这些措施本身对人身没有直接的限制和强制作用，而是为进一步采取人身强制措施服务的，包括跟踪、守候、控制审查、传唤、阻止出镜、通缉等。 侦查工作中可采取哪些非人身强制措施?非人身强制措施是指在侦查活动中，没有直接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或强制的控制犯罪嫌疑人的措施。这些措施本身对人身没有直接的限制和强制作用，而是为进一步采取人身强制措施服务的，包括跟踪、守候、控制审查、传唤、阻止出境、通缉等。

跟踪是侦查人员为控制犯罪嫌疑人，防止其逃跑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获取必要的犯罪证据，而对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进行跟踪。

守候，也称蹲坑。侦查人员为控制犯罪嫌疑人、获取证据，在指定的地点，守候观察犯罪嫌疑人的活动情况。守候一般是预计犯罪嫌疑人逃跑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在必经之地进行守候。当守候目的达到时，应根据情况，采取人身强制措施。

控制审查。侦查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对有犯罪嫌疑的人可以当场盘问、检查也可以带到侦查机关，经批准对其继续盘问。经盘问不存在犯罪嫌疑的，应立即放行。如果有事实证明有犯罪嫌疑的，应采取相应强制措施。

传唤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为了解案情、获取证据而采取的一项非人身强制措施。侦查人员应当持相应的传唤证件，每次传唤应有时间的限制，即每次传唤不应超过12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的方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被传唤人应按指定的时间、地点到场接受讯问。传唤应在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

阻止出境。侦查人员为阻止犯罪嫌疑人逃出境外，采取扣留其出入境有效证件或者通过边防、海关等部门阻止犯罪嫌疑人出境。

通缉。侦查人员为控制犯罪嫌疑人，对在逃的犯罪嫌疑人采取的一种追查措施。检察机关通缉犯罪嫌疑人，应当作出决定，通过公安机关发布通缉令。一旦发现被通缉的犯罪嫌疑人，应协同公安机关将其缉捕归案。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应及时通知公安机关撤销通缉令。

第五篇：关于检察院机关整合侦查力量的建议

一九七八年新中国第三部宪法重新设立了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恢复工作以来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在这三十多年里，我国经济、社会等方面发生巨大变化。检察机关面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与时俱进，在自身建设和履行职能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现阶段，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在维护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方面寄予很大希望。检察机关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改革使工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建议检察机关将所有刑事侦查力量整合为一个业务部门(可以叫“侦察局”或“职务犯罪侦查局”等)。根据“刑事诉讼法”，贪污案、贿赂案、侵犯公民民主权利案、渎职等案件由检察机关直接侦查。目前，检察机关中许多部门可以行使上述侦察权，各部门侦查职能之间还有交叉。如，反渎部门办理的渎职侵权案件中往往涉及需由反贪部门侦查的贪污贿赂行为;另外，除反贪反渎部门有侦查权外，监所检察部门也有对“四类案件”中涉贪涉渎行为的侦察权，等等。做好侦查工作不仅要熟悉政策和法律，还要掌握侦查技术。整合检察机关的刑事侦查力量有利于提高整体和个体的侦查能力。建议以合并检察机关现有的反贪、反渎部门为基础成立侦查局，将检察技术部门和司法警察部门划归侦察局领导，将原反贪反渎部门的宣传教育职能划出，使侦察局轻装上阵。侦查局是检察机关中唯一具有刑事侦查权的业务部门，是反职务犯罪战场上的一把利刃，同时指导下级侦查部门的业务工作。整合检察机关的刑事侦查力量也是我国司法体制发展的方向。在欧美不同司法体制下，往往警察行使侦查权，检察官行使监督、诉讼权，法官行使审判权，即使对职务犯罪的法律工作亦是如此。在我国，检察机关中的刑事侦查人员将来可能先变为检察院领导下的警察，不仅有刑事侦查权，还有执行拘留和逮捕的权利。从更长远来看，待到我国警察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时机成熟，检察机关可以将这支刑事侦查队伍整体移交给公安部门，而检察机关更加专注于公诉和法律监督等职能。

吕剑锋

沈阳市皇姑区政协常委

2011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