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投资风险评估——以新加坡等六国为例

2022-09-10

一、引言

2000年以来,中国对外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投资区位也非常广泛。2013年,习近平同志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响应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号召,其价值观与我们中华民族的对于共赢的传统价值观也是吻合的。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投资现今如火如荼,却还是存在涉及经济、法律、政治和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对外投资风险,不仅对风险的预测十分困难,投资项目失败的数量也非常大。“一带一路”倡议从表面上看,只是共同搞基础建设,帮助一些国家做工业开发等,只是一种常见的经济行为,殊不知随着国与国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重大变化[1]。这种合作方式,与之前美国、苏联的做法不同,这些国家的合作基本上都是以政治联盟,军事合作为出发点,而“一带一路”倡议以经济合作为纽带,试图与沿线国家共同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更好的国际关系格局,意义十分重大。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虽颇有进展,同时“一带一路”能否顺利实施也面临着国内外双重挑战。从国内发展面临的挑战来看,某些地区为了维护当地的经济发展,可能拒绝企业合作和进一步投资,如此就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了阻碍。在国际上面临的挑战也是十分艰巨,沿线国家多是新兴经济体,法制制度不稳定,政府经济发展意识落后,而“一带一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间的合作,社会动荡和权力更迭对“一带一路”的建设完全没有好处。而且沿线一些国家教派林立,民族、种族矛盾尖锐,一些居心不良的集团或者恐怖分子可能会竭尽全力对此进行破坏。而且沿线国家如果腐败问题严重,会造成增加投资成本和不公平竞争行为。因此在不确定性条件下识别和评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结合以上对“一带一路”实施困境的分析,本文研究“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投资风险就极具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创新之处在于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沿线六大区域目前直接投资存量较大的6个国家进行了对外投资风险评估,从而达到提示风险的效果。而且本文的实证分析选取了45项指标,体系相对完整,分析比较全面。本文通过计算得出能够直观反映风险水平的一个具体数值,期望能为该领域的研究学者和相关投资者提供一定参考。

下文结构安排:第二部分梳理了相关的文献,第三部分是风险评估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第五部分是总结。

二、文献综述

(一)对外投资风险的界定与分类

国内外学者针对国家风险与国家评级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与研究。国家风险研究的发展可归纳为五个时期:古巴革命起源时期、国际石油危机针对发展中国家风险研究时期、拉美债务与国际信贷风险研究时期、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和21世纪研究领域扩大时期[2]。各个国家风险还可以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商业环境和法制建设这四个角度来考察[3]。而姚枝仲[4]将国家风险分为了经济、社会、政治、国际对华的关系这几个类别共37个指标。国外很多权威的评级机构还定期对外公布其对各国风险评级的结果,使用不同的定性方法配合不同的定量模型,将复杂的国家风险指标整合为一个简单易懂的风险指标。

(二)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研究趋势

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学者主要是国内学者。有学者在对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2006年-2015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检验各因素对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5]。中国能源型企业海外投资的发展也是一个研究内容,研究者识别非经济风险的主要类型,并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改进能源型企业海外投资策略的建议[6]。郑小霞等[7]运用SWOT分析研究“一带一路”各国的投资环境,并提出应对不同环境和主权信用等级投资风险的差异化投资策略。Karolyi[8]将收集到的每个国家(地区)各个变量的数据进行整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客观地赋予各变化权重,得到每个国家(地区)的综合得分。杨淑霞[9]构建了一个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风险评价模型,并运用实证和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验证了该模型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卢文刚[10]也通过建立了评估体系得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公民的安全风险系数。

三、投资风险评估体系的构建与实证研究

(一)评估指标体系

本文总结以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研究的经验,借鉴《2017年中国对外投资风险评级报告》[11],以及“一带一路”和对外投资风险相关的研究文献,将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投资的风险指标归为经济基础、偿债能力、政治风险、社会弹性和对华关系五大类,据此通过一定的评估方法研究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风险水平。

(二)对外投资风险评估方法

本文实证部分将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投资风险进行评估。本文的实证部分重点借鉴了陈菲琼等[12]的主成分分析方法,并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构建一个关于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标的国家的投资风险主成分,然后将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所占比重作为主成分的权重,最后进行主成分的加权求和即能得到整体的投资风险得分。

(三)风险评估对象选取与数据来源

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总共有61个,本文评估体系选用“一带一路”沿线6大区域即东盟,南亚,西亚,中亚,独联体,中东欧中的6个投资流量、存量较大的国家作为评估样本:新加坡、印度、伊朗、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波兰。表1是2014年-2016年中国对这六个国家的投资流量、存量及排名情况。

本文实证部分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WDI数据、IMF数据库和《2017年中国对外投资风险评级报告》。数据统计软件为SPSS 20.0。

四、风险评估结果分析

(一)主成分分析

因子分析:将标准化数据导入SPSS中,对数据进行降维分析。投资风险可由5个主成分评估,累计的贡献率为100%,说明每个保留下来的主成分具有代表性,至少能解释一个变量的方差。

(二)总体评估结果分析

根据2014-2016年6个国家的各个主成分得分以及综合得分及排名,分数越高、排名越靠前,表示该类风险越高。

归入低投资风险等级的国家是新加坡和波兰。新加坡经济发展十分强势,人均收入一直在稳步增长,同时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也在不断完善。新西兰这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较高,法制民主程度高,政府执政相对透明。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的投资风险明显低于新兴市场国家。

归入中等投资风险等级的国家为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是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社会局势的不确定性还很高。而俄罗斯在此中等风险的行列主要是因此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高的同时还伴随着高通货膨胀率,而且俄罗斯政府的清廉、政治稳定性等指标都处于较低水平,大幅度增大了俄罗斯的政治风险,导致俄罗斯的总体投资得分较低。

归入高投资风险等级的国家为印度和伊朗。对这两个新兴经济体来说,经济基础和政治风险的得分与其他国家差距非常明显,政治局势的不稳定显著影响了其经济复苏,进而对直接投资的环境产生极大的不良影响。不过新兴市场依然存在非常大的工业开发缺口和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算是中国海外投资比较看好的地区,因此未来应该投资市场还会扩大和进一步完善。

五、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局势和政治体系比较稳定,科技发达,整体的投资风险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但发达经济体的对华关系指标有下降的趋势,主要原因可能是对中国企业的投资领域怀有警惕,担心威胁到其国家自身的经济发展,同时又对中国的投资依存度很高,所以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的对外投资受阻程度很低。对新兴经济体的一些国家来说,由于经济发展意识落后,科学技术研发能力弱,社会动荡,法制发展落后,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很差,因此投资风险很大,投资环境不容乐观。

在实证分析的过程中,所用的数据时间区间比较窄,指标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对风险进行概况,可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水平的评估还有一定的误差,因此未来研究可以选取更大的时间范围,以及创建更新颖的指标体系来考察对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另外,样本量仅选取了对外投资存量比较大的几个国家,之后的研究还可以进行对更多甚至全部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关案例、量化分析或田野实验的探究,或者结合这几种研究方法,使得研究结果更具稳健性。

摘要：自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企业逐渐加入了对沿线国投资的队伍，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日益复杂多变大大提高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本文选取2014-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六大区域的6个投资流量、存量较大的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基础、偿债能力、政治风险、社会弹性、对华关系五个角度，采用主成分分析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投资风险进行评估。本文研究发现相对发达的国家的整体投资风险显著低于新兴经济体的国家。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差距非常明显，经济基础很薄弱，政治风险非常高，社会局势不稳定等因素会影响经济发展，进而影响直接投资的环境。

关键词：“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投资风险,主成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