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法律道德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摘要：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法哲学中一个亘古常新的问题，任何时代的思想家在研究法的问题，如果想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无一例外涉及到法与人性的关系问题。所以，人性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古今中外的法学家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而众所周知，人之异于其他物种的根本特性在于道德性，法律就是为了维护和增强人的行为的道德性所创制的一种社会机制。
第一篇：法律道德论文范文
法律与道德之间
摘 要：当“上海首例婚内强奸案”判决尘埃落定时，由此引发的法律与道德两者之间的界限争议曾掀起过讨论热潮，时间推移，案件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然则重新回顾此案，涉足法律与道德中间地带的价值判断走向依然面临着最终责任归属的实际选择难题，究竟是接受道德的谴责抑或法律的制裁，模棱两可的说法仍值得人们仔细探讨。
关键词：法律与道德；婚内强奸；法律；道德
上海某被告孙某因对其妻犯强奸罪，被浦东新区法院做出一审判决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作为上海“首例婚内强奸案”，引发民众热议。随着宣判终结和时间推移，社会大众对此案的关注度日趋消散，但这并不妨碍笔者对其进行学理思考。2006年10月，河南籍在沪工作者孙某与金某结识，金某虽不喜欢孙某，但在其父逼迫下于2008年9月与孙某办理结婚登记，双方婚后从未同居，财产归各自所有。2010年3月，金某起诉离婚，同年5月，法院驳回离婚之诉，双方也未上诉。2010年6月，孙某到金某工作单位叫出金某，强行将其带上出租，驶至暂住地，采用言语威胁、殴打等手段，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次日公安机关接警后至现场解救出金某并抓获孙某。金某同月再次向浦东法院提请离婚，7月法院做出离婚判决。
一、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联与冲突
“婚内强奸案”是上海第一个现实案例，究其根本，无非在探讨一个命题，事件本身到底该由法律刚性制裁还是道德柔性调控？著名学者胡适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先生此话无异于把矛头指向了法哲学中最常见的一对词语，法律与道德。
在社会规范体系中，法律与道德作为两种重要的调整手段，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通过不同机制对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发挥不同的影响和作用[1]。两者作为不同的行为规范，发挥作用的领域、调整的社会关系不尽相同。道德规范并不像法律那样，以文字的方式把它相对固定下来，而是依靠人们内心的信条、外界的监督、公序良俗的传承对人们加以约束。正如康德所说：“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良好的道德规范是区别人类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对道德的遵守象征人类社会所有成员对于美好事物的愿景。在某种程度上，对于道德的自我强制只是一种选择，人们的意志相对自由。而法律恰恰相反，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国家暴力机关做后盾，但凡有违反它的行为发生，就必须接受惩罚。现行法律若要让广大群众心悦诚服，就万万离不开道德的检查与审视，法律与道德绝非互不相干的存在，两者在纵向的经线上有着一定的关联与契合。
简单来看，法律是个小集合，道德是个大集合，彼此存在包含关系。二者在大多数场合下在各自轨道中运行良好的常态并不代表它们之间没有碰撞与冲突。例如今年3月广州白云区一男子跳楼欲轻生，围观群众见状纷纷起哄，怂恿其跳下，男子经煽动后情绪不稳，遂跳楼，状极惨。单纯从道义与良知的层面对看客们进行价值判断的话，他们的确应该接受良心不停的拷问与谴责。可是道德律并不像法律那样，具有强制执行力，纵然他们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张扬了一种恶的存在，扰乱了一定的社会秩序，然而法律在这种恶面前，却是苍白无力的。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是真实存在且无法避免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追问也由此展开了新的一章。“在人类社会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几乎再难找到比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关系更为复杂的问题了。”[2]243法律的外在性决定了它他律的属性，正如道德的内在性只能由自律来达成。法律作为维持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堤坝，以严厉和极端的面目呈现在世人眼前，驻守着整个社会最低限度的秩序与安宁，保护人们的财产、生命安全。因此，“慎刑”这个悠久的字眼在当今社会依旧没有失去它原有的色彩。西方的许多国家赌博业、红灯区往往受到法律保护，即使这些扰乱社会风气的行当同时也遭到道德者们的抨击，违反道德的行为不一定属于违法犯罪的范畴，在这种意义上，法律与道德之间有些时候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
二、行走在道德法律的边缘：婚内强奸案事件分析
在一个女权主义思想逐渐兴盛的国度，“婚内强奸”这一敏感而新鲜的话题无疑是在国内舆论界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此类行为究竟属于法律规制的对象还是道德调整的范畴，责任归咎的不同模式将直接导致案件结果的两重天。“人身上的每一种功能都是他借以判断他人相同功能的尺度。我借自己的视觉判断你的视觉，借自己的听觉判断你的听觉，借自己的理性判断你的理性，借自己的恨判断你的恨，借自己的爱判断你的爱。”[3]15对于司法从业人员来说，道德是一件人云亦云的事情，不同的社会主体之间从小接受的教育、赖以生存的环境、膜拜信仰的宗教可能千差万别，一百片树叶就有一百种形态，道德的判断依据价值取向不同，使得人们在司法实践时很难将其列为案件决断的标准。
陈兴良教授对于“婚内强奸”是如此看待的，“从法解释学的观点而言，‘奸’字并非指一般的性行为，而是特指婚外性行为。我国刑法中的强奸罪当然难以容纳婚内强奸。甚至‘婚内强奸’这一说法本身就是一种借喻。”[4]陈兴良教授从语言学的基本文字含义着手，把“婚内强奸案”置于道德衡量的模板上，主张“婚内无奸”的学术观点。他认为按照现行刑法不能认定其为强奸罪，而是否应当将其入罪，并不在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之内。这是一个法解释学的问题，与法价值论无关。夫妻之间互相具有同居义务，即使其中一方有违反配偶意志的性交行为，也不能与传统意义上的强奸相提并论，法律此时此刻对于夫妻双方私人生活不恰当的介入，未免有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之嫌。应当注意到的是，“法律处于政治和道德之间，政治表现的是力，道德表现的是理，法律是理和力的结合。因此，也存在法律不可能、不应该和不需要介入的道德领域。”[5]347自然法不能代表道德律，二者在广度上虽然有时刻扩张自我、吞食对方领土的对峙，但二者的外延是绝对不同的。
回归至案件本身，“上海婚内强奸案”是否能归划归入道德的范畴？不妨从案件本身进行分析，加深我们对它背后蕴藏的法理理解。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8条明确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第11条：“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金某与孙某到婚姻机关进行过结婚登记，金某即使是在父亲的逼迫下结婚的，一年内她也没有提请撤销之诉，同时二人并无婚姻无效的状况，婚姻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第1款明确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乍一看，其中的妇女并未排除掉丈夫与妻子一类主体。不过，正如陈兴良教授所指，“奸”字指的是违反婚姻契约本身，对配偶不忠的婚外性行为。流传至今的一些文言历史正传中，我们依稀能够透过历史看到古代文人才子流连花楼、娶妻纳妾的风流韵事，男性拥有三妻四妾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在女性地位低下的古代，虽则妻妾有别，然与妻或妾交合，却依旧不能称之为“奸”，只有对于没有名分的双方，才能称之。缘何在男女地位严重不平等，妻妾身份悬殊的古代，都没有把奸字套用在坐拥莺莺燕燕的男子身上，反而到了现代，却引申出“婚内强奸”的矛盾名词？如果单纯奉法而尊，那么丈夫对妻子进行强奸行为时，妻子是否就能对丈夫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以致导致丈夫伤亡都不负刑事责任？配偶间的性生活已然成为婚姻法中一个合理的应然部分而存在，如果因此而入罪的话，当然违背了前置性法律《婚姻法》的初衷：夫妻之间负有同居的权利与义务，有悖社会常理。第三，“上海婚内强奸案”原本只是一起违反道德的日常事件，它的存在并不能引发许多具有关联性的违法行为，婚姻关系存续过程中，“婚外情”、“小三”、“包二奶”等很多婚姻外的不良社会现象尚且由道德管控调整，法律作为硬性手段，对待“婚内强奸”的强行介入，大有凌驾于道德之上的趋势，真是一个令人警惕的信号。
三、对号入座：“婚内强奸”归于哪边
当婚内强奸行为跃入人们视线，成为一个新话题，潜藏在深处的法律所承载的不仅仅是一起案件那么简单。强行给予法律与道德冠以一个非此即彼的名头，未免有失偏颇。新自然法学派认为，二者尽管功能、作用、适用范围各不相同，但尚无明显的界限可循。制定法应当是“良法”，而道德是衡量实在法善恶的标准。法律是社会道德“看得见的符号”，没有社会道德意识的支持，法律可能仅仅是写在官方文件上的空洞词句[5]381-397。撇开这层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谈，法律独有的强制惩罚性也不能随意扩大，它的每进一步，势必使得公民的选择自由权后退一步，道德不能否定法律的效力，同样，法律不能过多的干预精神层面的信仰，法律体系内部并不可能全部消除不道德的事物。目前看来，婚内强奸行为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将其纳入犯罪领域未免太过上纲上线，将其划归至道德调整的范畴应当更为科学与严谨。
参考文献：
[1]吴汉东.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J].法商研究，1998（2）.
[2]西原春夫.刑法·儒学与亚洲和平：西原春夫教授在华演讲集[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3][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余涌，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陈兴良.婚内强奸犯罪化：能与不能——种法解释学的分析[J].法学，2006（2）.
[5]于改之，周长军.刑法与道德的视界交融——西原春夫刑法理论研讨[C]//冯军.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与融合.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王碧碧
第二篇：法哲学视域下法律的道德性与道德法律化
摘 要：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法哲学中一个亘古常新的问题，任何时代的思想家在研究法的问题，如果想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无一例外涉及到法与人性的关系问题。所以，人性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古今中外的法学家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而众所周知，人之异于其他物种的根本特性在于道德性，法律就是为了维护和增强人的行为的道德性所创制的一种社会机制。法律与道德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法律的道德性与道德法律化在中西方法律思想演变中多有体现，研究二者的补充关系对我国当前法治建设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道德;法律;德治;法治
法律是一种特定的秩序，是严厉禁止人民触犯的，具有强制性;而道德则内化于人民心中，是约定俗成且广为众人接受的，并无强制性，需要依靠人民的修养与社会舆论监督。由此，法律的制定与维护需要道德参与，而道德所无法触及的领域则需要法律予以规定和限制，二者互为保障，缺一不可。因此，法律与道德相互渗透，相互补充。
一、我国历史上“法的道德性”
关于法与人性的学说，我国古代思想家论述不尽一致但却有一个共同之处——法本于道德性。“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义生而制法度”，“故非礼，是无法也”荀子的这些话都旨在说明，法律是礼仪的派生物，是为了更好地维持礼仪教化而创制的社会规范。《管子》一书中也指出“仁义礼乐皆出于法”，到了秦之后的许多思想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汉代王充提出“出于礼，入于刑。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在他看来法不仅是德的保障和辅助，同时刑是礼的延续和补充。体现在今天就是，法律来源于道德，礼仪道德派生出法制，法律与道德共同致力于国泰民安。
我国古代思想家关于法与人性思想上虽然有着“质”上的共通之处，但是由人性是善是恶的分歧导致的道德与法律的互补上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量”的差异。
(一)“性善”基础上道德与法律的互补
孟子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作为人性的根本内容，在此基础上提出“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他说：
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尽心下》)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告子上》)
孟子以此来确证人的本性——道德性，明确主张“性善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皆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以人性善为理论起点，孟子提出了“仁政学说”。“仁政学说”是孟子性善论和道德价值论在政治法律思想上的具体体现，因此，孟子特别关注“德治”，又因其作为孔子的继承者，孟子在政治法律思想上又必然维护“礼治”，当然这里的“礼”是指制度。孟子主张省刑罚反对严刑峻法，重视道德教化，提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因此不难看出，主张性善的孟子在治理国家中更加倚重道德教化，为政以德，以法为辅。
(二)“性恶”基础上道德与法律的互补
在人性问题上，荀子与孟子的性善论观点相反，他提出“人之性恶，其善伪也，”关于“性”、“性恶”，荀子做了以下论述：
性者，天之就也。(《正名》)
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正名》)
面对性恶可能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争夺、贼杀社会混乱的境况，荀子提出了“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观和“德礼隆法”的国家宰制方略。荀子所谓的“伪”，即人为。他认为道德就是人为，人可以通过道德修养去恶至善。在国家治理上荀子非常注重礼，把礼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如荀子在《大略》中说：“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然而，由于人性本恶，“礼”的作用在于限制人的私欲，保证法律规范的实施，但仅限于道德层面，因而带有强制性的法便应运而生，有“礼”转为“法”，这就是荀子的“循礼重法”。而且，二者并用时更多的指涉法，制度。因此，性恶基础上的社会体现更多的是“法治”，“德治”是辅助补充手段。
(三)“性三品”基础上的道德与法律的互补
到了两汉，蕫子把人性做了“三品”分：“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也。”即一类是不教而善的“圣人之性”;一类是教亦难善的“都筲之性”;再一类就是可教而善的“中民之性”。其中，“中民之性”是社会的主体，且又是可教之群，因此教化便成必要。何以教化?道德礼仪是也。但是，由于社会还存在的教难亦善的“都筲之徒”，法律强制的限制甚至刑罚的惩戒便也成必要。所以，在董子的治国方略中主张遵循“大德小刑”、“德主刑辅”的原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德治为主，法治为辅。至唐宋，德礼刑政综合为治一直在延续。
二、西方历史上“法的道德性”
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流派众多，然从道德与法律是否有必然的直接关系上划分出了自然法学派和实证主义法学派。实证主义法学认为法学只能以实在法为研究对象，只能以实证的方法去进行研究。基于此，他们认为法与价值无涉，与道德没有直接关系，法只是一种规则或规范体系，一种社会控制的技术。同时，“自然法”是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最源远流长的观念，下面笔者就从自然法的角度对法律的道德性做以下阐述。
(一)古代自然法学
自然法观念萌芽于古希腊。苏格拉底把法分为自然法与人定法，无论自然法还是人定法都是正义的表现，正义是立法的标准。他说：“我确信，凡合乎法律的就是正义的”，“有正义而生礼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都把正义作为其法律学说的出发点，认为法律就是正义的体现。到了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真正展开了对自然法的系统论述。他说：“正义、忠诚、平等是怎样的产生的?羞耻、克制、规避丑恶，追求称赞和荣誉是怎样产生的?艰难和危险时的勇气是怎样产生的?无疑他们的形成都有赖于这样一些人，这些人在这些观念依靠哲学学说形成之后，把其中一些习俗肯定下来，另一些则通过立法确定下来。”在西塞罗看来，人性的正义、忠诚、荣辱、羞耻、追求称赞和荣誉等崇高的道德的那部分以习俗礼仪确定下来，成为鼓励激励人们向善的最高的道德准则，而这些道德情操中底线的部分通过立法予以确定，即成为体现正义、平等等道德要求的人定法。这些通过立法确定下来的“底线道德”在今天来看就是“道德的法律化”。
然而，实际来讲，法律是有国界的，没有哪一部法律管辖及于世界所有民族的，西塞罗从侧面也表明了自然法就是全人类最普遍的共同的道德准则，因为，只有公平、正义、平等、忠诚、荣辱等道德情感对世界所有人民来讲是共通的。
(二)近代的自然法思想
近代自然法学又称古典自然法学，这一时期的自然法思想根本特征在于他是理性主义的。这一时期的自然法思想都反映着一个共同特征——根于理性，而这里的“理性”是指道德理性，而道德原则或道德准则正是道德理性在思想上应然的固化产物。因此可以看出，道德仍是这一时期自然法的主要内容或者说是自然法所普遍遵循的最高原则。而道德正以此借以法律的外衣获得外在强制力以服务于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和公民之间的和平有序共处，只不过，近代的自然法冠以“理性”的名义，其实质就是“道德”。
此外，除了自然法学派，社会法学派、哲理法学派关于法与人性也都有论述。社会法学认为风俗习惯、社会规章、宗教礼仪本身就是法律，直接将某些层面的道德内容作为法律的渊源。综合法学则认为法律是由价值、形式和事实三个方面构成，而正义、公平、平等、自由等作为道德所追求核心价值的重要方面，在综合法学派那里道德无疑也是法律价值要素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综合以上各种法学思潮可以得出，法律在价值追求上必然会体现出道德性。
三、现当代道德与法律的互补
从政策上看，道德与法律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坚持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治国方略。从立法上看，法律的道德性越来越多的体现在道德法律化这一立法过程中。我国《民法通则》把公平、平等、诚实信用、公序良俗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贯穿民法的始终，指导人们正确地为民事行为。而公平、平等、诚实信用、尊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也是一个公民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其实质便是把道德义务上升到法律义务。《合同法》把欺诈行为作为合同无效或效力待定的法定要件，《刑法》中就诈骗罪、合同诈骗罪作了专门规定，其实质就是违反道德义务的行为到了社会大众所不能容忍的程度，便诉诸于法律予以制止甚至“施之以刑”。因此，就像有人说的：“法律是低级的道德，而道德是高级的法律。”法律的道德性在西方立法过程中也多有体现。《瑞士民法典》第二条规定“无论何人行使权利义务，均应以诚实信用为之。”表明道德义务已渗入法律中或者说法律已介入到道德领域内。同样的还有我国婚姻家庭法中规定的“夫妻间的忠实义务”、“父母抚养子女义务”、“子女赡养父母义务”以及《刑法》中遗弃罪的规定。只不过这里被法律强制规定的道德义务是一种最低级的道德——底线道德，这与西方的“见危不救”入法相比还有一段距离。
总之，无论政策上还是立法上，都鲜明的体现了道德法律化的趋势，然这一趋势正是以法的人性基础——道德性这一前提下实现的。
四、道德的法律化
基于以上论述，道德与法律相互依存，相互补充，道德法律化已成法治进程中的必然趋势，下面笔者就从其转化的合理性及其限度上简要阐述。
道德与法律相互补充，道德能法律化一个明显的前提是法律不同于道德，二者都存在着某些方面的局限。道德是靠是非、荣辱、羞耻之心牵制于人，如马克思所说：“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道德于人是一种内在的软约束力。然而，它对于泯灭人性，无视道德底线的暴徒无济于事，这时便须借助法律的外在约束力——国家强制力。然而，法律也是有局限的。关于法律的局限性，美国法学家庞德这样说道：“在决定法律秩序可以保障什么利益以及如何保障这些利益时，我们必须记住，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工具存在这三种重要的限度。这些限制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衍生出来：1.从实际上说，法律所能处理的只是行为，只是人与事物的外部而不能及于其内部;2.法律制裁所固有的限制——即以强力对人类的意志施加强制的限制;3.法律必须依靠某种外部手段来使机器运转，因为法律规则是不会自动执行的。[1]”而正是法律与道德彼此欠缺的又是彼此在这些方面有优势的，决定了道德法律化的可行性。加之，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经济水平多层次，价值文化多元化，尤其近年来道德缺失现象频发，道德立法成为必要，呼之即出，也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我国历史上曾有过“诛心”、“腹诽”之法，这就是法律过多涉入道德领域导致的荒唐之举。因此，道德法律化不是随意的，它要有一定的限度。只有那种“底线道德”即为社会普罗大众所能普遍接受的道德才有可能转化为法律。大众有理由相信，道德法律化的趋向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的社会会越来越文明，道德底线较以往会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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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严存生.法理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传馨]
作者：辛娜
第三篇：浅析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摘要：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的命题，一直是法学界中诸多学者思考与研究的重要问题。法律与道德是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是社会规范领域的两个基本维度。本文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比较法学流派对二者关系的各种观点，研究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分析法律与道德的联系区别。
关键词：关系；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
一、 道德与法律的含义
1. 道德的内涵
第一，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恩格斯讲：“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结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这表明道德的内容最终由经济条件决定，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有相应的变化；基于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因此，我们可以把道德简单地概括为：道德是生活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自然人关于善与恶、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见、野蛮与谦逊等观念、原则以及规范的总和，或者说是一个综合的矛盾统一体系。
第二，道德的特征。道德是以善恶为评价方式把握现实世界的。从道德上把握就是识别善恶；道德不依靠国家强制力来执行、实施，而是依靠人们的观念、社会的舆论和善良风俗来维持。强制力的不同，源于保证其实施的力量相差异；道德在调节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的时候,不像其他的社会规范那样强调人们的个人利益,而是强调他人的利益和社会集体的利益。
第三，道德的功能。道德的调节功能。道德的调节功能是指具有通过评价等方式来指导和纠正人们的行为和活动，以协调人们之间的能力。道德的教育功能。道德的教育功能是指道德能通过评价和鼓励等方式，造成社会舆论、形成社会风尚、树立道德观念、塑造理性人格，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观念。道德的认识功能。道德的认识功能是指道德反映在自己的特殊对象——个人同他人、社会的利益关系，反映的结果表现为道德标准、道德理想等。
2. 法律的含义
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道德，也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法律。今天的世界，代表不同利益的统治集团仍然还存在，但是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是根本不同或者是对立的。不同的统治集团各有各自的阶级利益，以及与其阶级利益相适应的道德。法律在本质上是统治集团的整体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既然法律是意志的具体化，而道德当然属于意志范畴，那么法律当然反映统治阶级的道德观。
从侧重道德的角度，我们可以将法律定义为：在主观方面，法律是国家意志和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客观方面，法律的内容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前者体现了法律的国家意志性和统治阶级意志，后者体现了法律的物质制约性。法律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矛盾统一体。
二、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道德的关系是法学研究的永恒命题。耶林：“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称之为法理学的好望角。法律与道德是人类维持社会秩序的规范，二者之间联系密切。法律与道德早期并无严格的界限。起源上，法律和道德都从古代社会最原始的风俗、习惯等演化而来。“所有或大多数社会都以某种方式把法律规则同道德箴规区别开来，但这两类社会规范之间的界限总不能明确、清楚地划出来。”
近代出现的实证分析法学，将法律与道德分开。西方法学分析法与道德关系，大致存在两个对立学派，即自然法学派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前者认为法律与道德不可分，富勒、罗尔斯、德沃金等自然法学家认为法律必须以道德为基础并与道德要求相一致，认为道德原则是法律的灵魂，没有道德的法律是不可想象的。而奥斯丁、凯尔森、哈特等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则主张法与道德相分离，二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认为“法律问题，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是社会技术问题，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
在法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笔者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立场，认为二者联系不可分割。法具有道德性，法律包含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外在道德指对实体法在价值上进行道德评价，即法律的目的与道德的目的具有同一性，都以公平、正义等为目标；内在道德指对法律规范本身进行评价，即道德的原则必须内含于法律的要领和内容当中，否则便不称其为法。即便分析实证法学派（哈特），对法与道德的关系也承认：“法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的发展，事实上既受特定社会集团的传统道德、理想的深刻影响，也受到一些个人所提出的开明道德批判的影响，这些个别人的道德水平超过流行的道德。”
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处理，如分析法学者将二者完全分裂，或者像自然法学者把它们等同一处都是颇为极端的。法律与道德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二者既相互独立，又相辅相成。法律最初源自道德习俗，随着不断发展和作用加强，才与道德并列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法律通过对人们的行为的调整达到规范社会的目的，而道德是通过对人们思想的约束调整社会关系。二者在各自领域发挥作用，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和最终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护公平、公正、正义、人道的社会目标，最终为社会的良好秩序服务。
三、 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
历史和现实中，立法者不可能摆脱传统或更新的道德观念的影响，将道德原则在法律体系中显现出来。大量的法律规范在确立的过程中，也伴随着道德的辩论，如安乐死的合法性、堕胎、同性恋、死刑存废等问题，道德观念的变化和更新可以直接影响法律规范的更改废立。由此出现：许多行为从公共道德的领域中进入强制性的法律范围，即道德法律化；一些从前被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也会游离出法律领域，转入个人道德领域，即法律道德化。
道德法律化，某种意义上是道德立法，是指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道德规范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是自律性的规范，而法律规范则是一种强迫性秩序，是他律性的规范。当道德上升为法律，就成为对社会的硬性要求，道德得到强制实施。当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道德性规范被赋予强制性后，道德原则约束力随即增强。每个时代总是将该社会重要的道德准则法律化，《宪法》规定：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等；《民法通则》把诚实信用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进行活动的基本原则；刑法中的禁止杀人、抢劫、强奸等，都是将道德观念转化为法律规定的体现。任何一种法律体系的建立，离不开道德基础。缺乏道德支持的法律就会与社会价值冲突，丧失其存在意义。法律因为蕴涵道德才有生机。各国法律及其发展的历史表明，法律无不包含伦理道德内容，道德观念原则往往渗透到法律中，法律体现的公平、平等、自由、诚实信用等道德价值观已被普遍认可。国家法制是否体现上述价值观，是评判法律良劣善恶的标准。
许多行为规范随着社会发展，逐渐退出法律领域、重归道德范畴，即法律的道德化。这种趋向日益显著。遵循法治原则，建立法治国家，必须完成法律的道德化过程。法律道德化的过程，是使法律内化为道德上的权利与义务的过程，更是法律得以被社会主体普遍遵守乃至信仰的过程。道德是法制建设的精神支柱，法律道德化形成社会规范的最佳结构及各个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状态，把法律的要求内化为自身道德观念上的行为准则，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必然选择。
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强调立法过程，是后者的前提，后者强调守法过程，是前者的必然要求；前者是社会主体由自律到他律的过程，后者反之；前者着眼于法制，遵从于法律义务，后者着眼于德治，遵从于道德义务。道德法律化到法律道德化，将法律意识建立在自身道德自律基础上，使守法从被动变为主动，是人治向法治转化、他律到自律飞跃的漫长过程。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律的概念[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2]汤姆.L.彼彻姆.哲学的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临沂师范学院法学院)
作者：朱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