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现象学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胡塞尔现象学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精选8篇）

篇1：胡塞尔现象学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摘 要：巴塞尔协议III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吸取金融危机经验和教训，对一系列金融监管举措的改进和强化，巴塞尔协议III的推出将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产生重要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应采取对监管指标的“顺周期效应”进行全面评估、建立具有前瞻性的动态资本拨备计提制度等手段，积极响应巴塞尔协议III的实施。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 商业银行 监管

2010年9月12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召开央行行长及监管当局负责人会议（GHOS），就提高全球银行业资本要求和流动性监管标准等一整套银行监管方案达成一致，并首次将这一套银行监管方案称为“巴塞尔协议Ⅲ”（BaselⅢ）。这是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银行业监管机构针对商业银行监管所做出的大规模改革，巴塞尔协议Ⅲ必将成为未来数年商业银行监管的重要内容，并对商业银行的经营与管理产生深刻影响。

一、巴塞尔协议III的主要内容

（一）更严格的资本金要求

巴塞尔委员会认为，尽管在最初的巴塞尔协议中已经涉及了资本监管方面的要求，但由于存在缺乏全球统一监管调整标准、监管科目与会计报表科目不匹配等问题，导致银行业很多机构不能充分化解相关风险和信贷损失，也使得资本监管工作遇到很多问题，因此，新协议要求将核心一级资本（普通股和利润留存）充足率由2%提高到4.5%；核心资本充足率由4%提高到6%；包含附属本在内的资本充足率维持在8%。同时，对于上述监管标准的进程也做了初步的安排。从2011年开始实施，到2013年1月1日，商业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应达到3.5%；核心资本充足率应达到4.5%；资本充足率应达到8%。到2015年1月1日，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达到4.5%；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6%；资本充足率保持8%不变。

（二）设定资本留存缓冲比例

巴塞尔委员会吸取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教训，为了进一步防范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爆发，保证商业银行在金融和经济危机时期能够有效避免重大损失，引入了2.5%的资本留存缓冲，由扣除递延税项及其他项目后的普通股权益组成。如果商业银行的资本留存缓冲比率达不到该要求，监管机构将限制银行拍卖、回购股份和分发红利等。这一机制可以防止一些银行在资本头寸恶化时也肆意发放奖金和高红利的情况。这项规定将于2016年1月起适用，并于2019年1月开始生效。

（三）提出了逆周期监管的缓冲资本要求

银行监管当局可以根据对经济周期的判断，以及对单个银行运行状况的评估，要求商业银行增持缓冲资本，规模为风险资本的0%～2.5%，全部需要以核心一级资本形式持有。按照巴塞尔委员会的建议，缓冲资本要求从2016年开始实施，每年增加0.625%，到2019年1月1日，最终达到2.5%。

（四）加强流动性监管

此次金融危机给全球银行业监管者的一大警示就是要加强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监管，但至今全球范围内没有统一的流动性标准。因此，巴塞尔协议Ⅲ试图建立全球一致的流动性监管指标。

第一个监管指标是流动性覆盖率（LCR），衡量在设定的严重压力情景下，优质流动性资产能否充分满足短期（一个月）流动性需要，其目的是提高机构抵御短期流动性风险的能力。该指标是建立在传统的流动性“覆盖率”方法基础之上的，协议规定，流动性覆盖率的标准是不低于100%（即高流动性资产至少应该等于估算的资金净流出量）。

流动性覆盖率=流动性资产/净资金流出>100%

第二个监管指标是净稳定资金比（NSFR），用于度量银行较长期限内可使用的稳定资金来源对其表内外资产业务发展的支持能力。该指标为银行可用的稳定资金与所需的稳定资金之比，协议规定此比率必须大于100%。“稳定资金”是指在持续存在的压力情景下，在1年内能够保证稳定的权益类和负债类资金来源。净稳定资金比率=可用的稳定资金/业务所需的稳定资金>100%

（五）在风险资本框架之外，引入了杠杆率监管指标

新协议规定了最低3%的权益资产比指标，以控制银行的杠杆融资规模。但是，由于银行经营模式的不同，杠杆率指标与资本充足率监管指标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冲突。因此，巴塞尔委员会建议从2011年1月1日起，各国监管部门开始对杠杆率指标进行监控，以观察其与资本充足率框架的契合情况。2013年为正式实施期间，所有与杠杆率相关的信息披露应从2015年开始执行。

二、巴塞尔协议III实施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

（一）减少派息和分红力度，同时将主要融资手段由次级债融资转向股权融资

按照巴塞尔清算银行的研究，在过渡期间，一国银行业整体资本充足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导致该国GDP增速比基准水平低0.32%，滞后影响期为4年半；流动性监管方面，流动性指标的实施会导致GDP增速比基准水平低0.08%。

截至2010年9月末，我国银行业加权平均核心资本充足率为9.5%，核心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超过80%，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1.6%，较年初上升0.3个百分点。随着商业银行融资工作的有序完成，预计到2011年底核心资本充足率将保持在9%以上，国内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水平高于国际同业平均水平。因此，在我国经济未发生较大变化、商业银行经营状况未有明显起伏的情况下，新资本协议对我国银行不会形成较大的冲击。

但由于在新协议中，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进一步得到提高，这意味着普通股在监管资本中的地位越加重要，因此在融资方式上，商业银行将由侧重于发行次级债补充附属资本的方式向发行股票筹集核心资本的方式转变。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融资成本，商业银行将会减少分红派息规模，可能造成短期内股东回报水平的下降。

（二）降低经营杠杆系数，迫使我国商业银行从传统的信贷业务向多元化经营方式转变，扩大表外业务

根据新协议规定的核心一级资本的比例标准，在银行业全面实施该协议后，将使得经营杠杆倍数理论上从50倍降低至15倍左右，因此银行业的筹资和放贷能力明显降低，赢利能力或将受到一定影响。对于严重依赖利差收入的我国商业银行机构而言，将迫使其寻求其他手段以增加赢利能力，例如更加重视表外业务等。与巴塞尔协议Ⅱ强调如何计量风险资产不同，巴塞尔协议Ⅲ则

更加强调对资本尤其是核心资本的计量，诸多条款的核心要求便是增加资本，提高资本的充足率。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为了满足新协议要求，就必须提高储备资金以防范潜在风险，从而减少可动用的信贷资金规模。这对于我国粗放式增长的商业银行来讲，将被迫加快经营方式转变，由过渡依赖利差收益转向多元化经营，由粗放式发展向细分客户、细分产品、细分行业、细分区域的 精细化经营方式转变，例如在对信贷资金投放时，重点考虑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

益率（RAROC）等。

（三）提高了我国银行业的经营稳定性

新协议不仅对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的监管要求有所提高，还对流动性风险和“顺周期效应”等在巴塞尔II中尚未涉及的风险层面进行了探讨。所有这些改进，都是朝着提高银行业经营稳定性的目标进行的。因此，我国商业银行通过巴塞尔协议III，可以建立一整套更加合理的旨在强化自身风险管理手段和措施，以提高风险抵御能力，同时可以对跨市场的风险积累进行合理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爆发。

三、我国商业银行实施巴塞尔协议III的建议和 应对措施

（一）对宏观经济影响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的“顺周期效应”进行全面评估 由于资本充足率监管框架在本质上存在着顺周期缺陷，即在经济周期处于上行阶段时，银行业所面对的整体风险较低、资产价格的波动率不高，因此资本充足率状况也会趋于良好。但当经济周期步入下行阶段时，随着实体经济的下滑以及公允价值会计核算方法、信用评级等因素的推波助澜，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可能将不断降低。由于自2004年起，我国宏观经济始终处于上升阶段，因此按这一期间的现实风险所计算出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可能会低估我国银行业在完整的经济周期中所面临的全部风险。因此，不论是我国银行业监管机构还是商业银行，都应该对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进行“全周期”核算，同时采取压力测试等其他风险管理手段，合理评估周期效应对核心监管指标的影响。

（二）建立具有前瞻性的动态资本拨备计提制度

动态拨备制度要求商业银行在经济繁荣期多计提拨备，经济下滑期间则相应减少计提拨备，覆盖了对未来经济周期的预测。以全球第一个实现动态拨备制度的西

班牙为例，其要求商业银行在一般准备金和专项准备金的基础上，引入统计准备金（statistic provision），以反映对商业银行潜在信用风险的事前估计，在经济繁荣期，不良贷款率较低，基于事后计提的专项准备金小于潜在的信用风险损失，因此商业银行计提统计准备金；而当经济处于衰退期时，不良率开始变大，基于事后计提的专项准备金不足以覆盖贷款实际损失，因此采用统计准备金弥补损失。从西班牙实施动态拨备制度的经验看，其起到了平滑经济周期影响的良好效果。因此，为了更加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制度，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爆发，我国商业银行业应该建立前瞻性的动态拨备制度。当经济处于上升周期时，计提动态拨备，使总准备金大于应计提的专项准备金水平，而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时，要相应减少当年计提的专项准备金，采用动态拨备弥补专项准备金的不足，使得资产拨备计提的顺周期波动效应得到一定的平和。具体实施时，在建立初期，可由监管部门统一制定计提的标准，随着内部评级法工作的不断完善和深入，具备条件的商业银行可根据自身情况确定不同资产组合的计提系数。

（三）为巴塞尔协议Ⅲ的全面实施打造良好基础

巴塞尔协议Ⅲ并不是脱离巴塞尔协议Ⅱ的全新监管框架，而是对巴塞尔协议Ⅱ在监管内容和手段上的发展和完善。因此，为了积极妥善地实施巴塞尔协议Ⅲ体系，现阶段必须努力推进巴塞尔协议Ⅱ在我国银行业的实施工作，通过建立有效的风险识别、计量、控制、缓释、监控和汇报流程，完善银行业对不同类别风险的管理和信息披露等工作，构建一个基本全面的风险管理体 系。

（四）充分利用好实施巴塞尔协议Ⅲ的过渡期

巴塞尔委员会规定从2013年到2018年为实施新协议的过渡期，因此，我国各商业银行监管机构和营业机构要合理利用好2013年到2018年这五年的过渡期，稳步统筹推进我国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体系在监管手段、监管标准、风险计量等方面的工作，努力达到巴塞尔协议Ⅲ的相关要求。

（五）科学制定合理的资本管理规划和资本金补充机制

一直以来，除内部留存收益方式处于常态化外，我国商业银行资本补充路径一般为：贷款增长—资产规模扩大—资本充足率降低—寻找补充资本金的方法—向监管当局提出申请—核准后进行补充资本金的相应准备—实施方案—获取资本金—尽量使资本充足率与资产相匹配。资本金充实往往是在贷款和资产规模增长带来监管压力后才得以启动，被动性和时滞性缺点显著。为此，2009年我国银监会接连发布了《关于对实施新资本协议相关指引征求意见》和《关于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的通知》，要求商业银行大幅提高资本充足率标准，加大次级债券补充资本的难度和建立资本管理规划等。同时，通过巴塞尔协议Ⅲ可以看出，国际资本监管趋势正在朝着动态化、合理化和长效化方面发展，因此，我国商业银行要规划好资本补充方式，充分发挥资本对资产 的约束机制，并加大资本补充方式的创新力度，加强对信托混合型证券组合（优先股和混合债券组合）等产品的研究，开发切实可行的创新工具。

（六）建立资本实时监控系统

目前一些国际大型商业银行在强大的信息系统支持下，通过每日风险资产的变化情况，就能及时测算出资本充足率的变化，并不断修正风险资产增长速度，预测短、中、长期资本充足率，从而根据资本充足率变化提前规划好资本补充方案。我国商业银行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信息系统，将资产管理、风险管理进一步延伸到资本管理中，加快资本管理信息化工程，建立资本监控系统，实行深度、实时、精细的资本管理。参考文献：

[1]高增安，何京君．从金融危机看新巴塞尔协议的 改革方向[J]．西南金融，2010（7）：27-29． [2]张晓朴．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演进、成因与监 管[J]．国际金融研究，2010（7）：58-67．

[3]韦林克．巴塞尔委员会监管改革新思路[J]．中国金融，2010（13）：17-18．

篇2：胡塞尔现象学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摘要：2007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暴露出当前商业银行资本管理上的缺陷，推动了“巴塞尔协议Ⅲ”的诞生。本文基于协议的主要内容以及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现状，探讨“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中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流动性风险监管以及杠杆率三个主要部分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相应的结论与建议，力图在本质上揭示出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必要性及重要性。

关键词：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巴塞尔协议Ⅲ;重要影响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逐渐蔓延至全球，成为历史上最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之一，其影响之广、损失之大，足能够与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相提并论。作为全球大国之一，我国也深受其影响。在社会逐渐发展的今天，人们规避风险的能力理应不断增强，为何仍然出现了如此大的经济危机，这是令人反思的。从发生经济危机的原因上看，这是一个由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引起信贷危机最后转化为流动性危机的过程。可见商业银行在这次危机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过度放宽信贷标准大大提升了潜在的信贷风险；大量发行抵押贷款证券进一步促使了次级贷款的发放；互相提供信用违约互换外部信用导致已转移的信用风险回归；高杠杆率导致金融风险积聚等[1]。这些足以说明现今商业银行仍存在比较大的问题，那么如何改善其不足，使其发挥最佳作用呢？2010年9月，“巴塞尔协议Ⅲ”应运而生。

一、文献综述

（一）研究现状

随着“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和实施，其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作用也逐步体现出来。究竟有怎样的影响，我国学者已经做了相关的研究，综合起来可以得到以下三方面：

1、在资本充足率方面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短期内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另一类是长期角度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认为短期内单从资本充足率来看对我国商业银行影响不大的有：蒋媛（2011）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探究[2]；向彦臻（2012）基于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商业银行影响中单从资本充足率角度出发的研究[3]；贺育飞（2011）从我国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和总资本充足率角度进行的分析[4]；认为从长期来看，新的资本监管标准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是不容忽视的有：冯乾等（2012）通过对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重新测算之后得出的结论[5]；刘凤娟等（2011）从长远看我国银行单一的资本结构将难以满足银行的资本需求方面的研究[6]。

2、在流动性风险监管方面的研究一般分为以下三个方面：分别是需要建立近似于实时的

日间流动性管理模式，需要大力优化长期融资的结构性流动性管理，需要对资产和负债产品进行精确定价以实现流动性管理的精细化。如卢智明（2012）基于巴塞尔协议对流动性风险变革的核心思想对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提出新的看法[7]；陈波等（2011）将监管的重心由表面的监管要求转向防范到期转换上期限不匹配所带来的脆弱性的进一步要求[8]；卢义红（2012）从巴塞尔协议Ⅲ提出的两个新监管指标的目的出发对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的影响[9]。

3、在杠杆率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资本缓冲的较高要求以及影响银行规模扩张的因素两方面。如潘沁等（2011）在资本要求和杠杆率要求下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进行研究[10]； 尹继志等（2011）基于将杠杆率和动态损失拨备引入银行风险管理体系所带来的影响分析[11]。

（二）存在问题

不难发现，国内学者在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后续的研究做了较好的铺垫。但是仍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如下问题：

1、对资本充足率的研究多从短期角度进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长期角度对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影响。

2、对杠杆率的研究还比较少。由于“巴塞尔协议Ⅲ”中是首次引入了全球一致的杠杆率要求，作为资本充足率要求的补充，因此对这一方面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少。

因此，在本次研究中，将在基本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关注长远来看资本充足率对银行资本管理的影响，以及杠杆率的调整对银行资本管理的影响究竟如何这几个方面。

二、研究背景

（一）“巴塞尔协议Ⅲ”的主要内容

2010年通过的“巴塞尔协议Ⅲ”的主要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

“巴塞尔协议Ⅲ”对于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有所提高,引入了资本留存资本,提升银行吸收经济衰退时期损失的能力, 建立与信货过快增长挂钩的反周期超额资本区间, 对大型银行提出附加资本要求, 降低“大而不能倒”带来的道德风险。

2、严格资本扣除限制

对于少数股权、商誉、递延税资产、对金融机构普通股的非并表投资、债务工具和其他投资性资产的未实现收益、拨备额与预期亏损之差、固定收益养老基金资产和负债等计入资本的要求有所改变。

3、加强流动性管理

降低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风险, 引入了流动性监管指标, 包括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产比率。同时, 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其他辅助监测工具,包括合同期限错配、融资集中度、可用的无变现障碍资产和与市场有关的监测工具等。

4、引入杠杆率

为弥补资本充足率要求下无法反映表内外总资产的扩张情况的不足, 减少对资产通过加权系数转换后计算资本要求所带来的漏洞, 推出了杠杆率, 并逐步将其纳入第一支柱的地位。

5、扩大风险资产覆盖范围

提高“再资产风险化暴露”的资本要求、增加压力状态下的风险价值、提高交易业务的资本要求、提高场外衍生品交易和证券融资业务（SFTs）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CCR）的资本要求等[3]。

（二）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现状

与西方对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研究相比，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且早期的文献多为介绍性质，很少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此领域，但是总体上，从相关的文献研究中可以看出，国内对符合商业银行经营目标的经济资本配置模型的研究距国际一般水平还有一定的距离。

1、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发展 从1995年7月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规定了商业银行最低注册资本限额为十亿元人民币，并且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开始；1997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监控、检测指标和考核办法》中重新修订了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1998年在我国财政部的国债补充下，四大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已经达到了8%；2002年1月根据《巴塞尔协议》的有关原则，中国人民银行在《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指出，银行应计提不低于年末各项信贷资产余额1%的一般准备金，并且纳入银行附属资本。2004年中国银监会通过了以《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为代表的四项文件法规，这是首次以法规的形式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做出了规定。

目前商业银行的资本管理仍在不断深入，2012年6月中国银监会通过《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2013年1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该办法将从资本充足率计算和监管要求、资本定义、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计量、市场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操作风险加权资产计量、商业银行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监督检查、信息披露等方面对商业银行进行管理，从内容上可以看出，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管理正在往全面化和深入化方向发展。

2、资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经过近年来的发展，我国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体系正在逐步确立和完善，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如我国的资本金管理是以政策引导为主体，在监管部门的监督下进行的被动的、功利性的管理，在管理理念中缺乏全面并前瞻性的资本管理意识[12]；国内商业银行在资本的职能定位与供给机制方面，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距离和差别。虽然近年来，银行对资本充足率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但其基本推力不是风险防范和维护公众信心，而是来自于股份制改革上市融资在资本充足率的最低门槛要求。从而，使得资本充足率尚未成为银行资产扩张内在的约束条件，这也充分反映了国内商业银行资本管理职能的错位。

三、“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影响

基于我国目前对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研究不足以及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现状，结合“巴塞尔协议Ⅲ”的主要内容，其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影响可以从核心资本充足率，流动性风险监管以及杠杆率和动态损失拨备三个方面展开。

（一）对核心资本充足率的影响

在“巴塞尔协议Ⅲ”中，提升了对银行一级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根据规定，截至2015年1月，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将从现行的4%上调至6%，由普通股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银行风险资产的下限，将从现行的2%提高至4.5%。另外，商业银行应设立“资本防护缓冲基金”，总额不得低于银行风险资产的2.5%，这意味着银行必须把最低核心一级资本比率提高到7%。如未能按规定时间达到要求，银行派息、回购股票以及发放奖金等行为将受到严格限制。

1、短期之内不会造成太大压力

根据其调整的内容与我国商业银行的现状进行对比，可见在短期之内适当提高资本充足率对我国银行不会造成太大的压力。因为我国银行业一直十分注重保持“资本充足率”的稳定，与西方国家银行的同一指标相比，具有较大的优势。除了个别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没有达标以外，大部分都已经达到所规定的下限，有的甚至超出较多，说明在一定程度上，相对较高的资本充足率使得这一方面所受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2、长期来看可能会浮现深层次的问题

由于我国商业银行都存在着资本结构单

一、核心资本占比过高、附属资本构成不合理的问题。“巴塞尔协议Ⅲ”短期内对我国银行业影响不大主要得益于国内商业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普遍高于8%。但从长远看，随着商业银行资本不断消耗，届时只通过股票融资将很难满足国内商业银行的资本需求。我国必须提早防范，及时改善商业银行的资本融资渠道现状，并积极合理地改善银行的资本结构。

（二）对流动性风险监管的影响

在“巴塞尔协议Ⅲ”中，最重要的变革便是首次将流动性风险监管提升到与资本充足监管同

样重要的位置，强调流动性风险的可计量性和可操作性，在全球银行业引入统一的流动性监管标准。具体来说，引入流动性风险监管的两个量化指标：流动性覆盖率（LCR）和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并引入流动性风险监管的四个监测工具，分别是合同期限错配、融资集中度、可用的无变现障碍资产和与市场有关的检测工具。

1、影响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

巴塞尔协议Ⅲ所提出得新指标的目的在于实现两个指标之间的互补作用。首先，通过实施流动性覆盖比率的监管可以使得金融机构拥有足够的优质的流动性资源以应对短期流动性风险；其次，通过激励机制的建立保证银行融资渠道稳定、持久，以此增强银行应对长期流动性风险的能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这两个指标的实施将会对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发生重大的变化。

2、导致银行负债融资结构发生变化

巴塞尔协议Ⅲ的流动性要求明确了流动性风险管理的计量，同时也强调了改变流动性风险管理模式的重要性。与国外不同，我国的定期存款不存在“提前支取的罚金”，因此监管当局将定期存款都视作到期日小于30天的存款。获取存款是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融资渠道，因此流动性新监管指标的实施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冲击较大。因此，流动性管理理念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银行对负债稳定性的重视，克服银行自身期限错配问题，从而可以确保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

（三）对杠杆率的影响

在“巴塞尔协议Ⅲ”中，引人了全球一致的杠杆率要求，作为资本充足率要求的补充。杠杆率被定义为银行一级资本占其表内资产、表外风险敞口和衍生品总风险暴露的比率。同时，杠杆率指标所要求的银行风险暴露不经风险调整。具体来说杠杆率的最低标准为3%。对于参与资本市场业务（特别是表外和衍生产品交易）较多的银行来说，这一标准是较为审慎的。

从资本金要求和杠杆率的要求来看，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资本缓冲的要求上，即建立2.5%的资本留存缓冲和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目前，国内上市银行与2.5%的资本留存缓冲要求尚存在差距。针对这一情况，我国表外业务规模较大的银行可能会受到影响，同时股本规模较小的中小银行的扩张也会受到重大影响。

总体来看，短期内中国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会受到抑制，利差收入占比较高的中国商业银行盈利增长将会放缓，但这会进一步促使我国商业银行从传统信贷业务向多元化的综合经营模式转变，因此，从长期看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有助于增强中国银行业的稳定性，并积极促进其经营方式的转变。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对“巴塞尔协议Ⅲ”和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相关研究，结合其对我国商业银行

产生的影响，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议：

1、增加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补充渠道

在上文的分析中可得我国商业银行存在着资本结构单

一、核心资本比重过高、附属资本构成不合理的问题。从长远看，这些不合理的问题都会慢慢浮现出来。因此应增加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补充渠道，改善结构过于单一的现状；并且适当降低核心资本的比重，逐步使附属资本的构成合理化。例如从附属资本的角度来看，拿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项资本，即债务型资本来说，目前就应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债券市场，这不仅有助于改善金融市场的现状，更有助于增加商业银行的融资渠道，合理地改善银行的资本结构。

2、加快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方式的转变并且适当发展表外业务

从长远来看，“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对我国流动性风险监管和杠杆率的影响，将促使我国商业银行加快转变经营方式。不仅会促使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以及负债融资结构发生变化，而且我国银行传统的信贷业务也会受到抑制。因此建议未来银行应在发展基础业务的同时，适当发展表外业务，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如资产管理业务以及相关资产咨询服务等，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金融市场的创新提供了一次机遇，我国应紧紧抓住。

3、在应用“巴塞尔协议Ⅲ”时应结合我国实情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不能盲目生搬硬套，而要充分认识到“巴塞尔协议”中与我国实情不相符的内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例如说在引入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时，应注意同我国现行指标的统筹使用，我国现行的流动性监管指标主要有存贷比、流动比率、备付金比率等，其中流动比率是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例，与新推出的“流动性覆盖率”在功能上有相似之处。因此在引入流动性监管指标时，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统筹兼顾，合理使用，避免造成重复和浪费。

由于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使人们重新审视高度交叉的金融机构和市场，认识到不同金融机构之间以及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的关联度增加，会直接提高金融风险爆发和蔓延的概率。这促使了“巴塞尔协议Ⅲ”的诞生，其从核心的资本充足率、流动性风险管理以及杠杆率等多方面对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提出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银行体系的监管标准。如此严格的监管环境势必会对我国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带来一定的影响。不管怎样，在借鉴“巴塞尔协议Ⅲ”的监管思路上，遵循这监管的国际大趋势，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出适合我国银行业发展的新的规划和目标，转变商业银行的发展方式：更加注重资本的质量，积极探索新的银行经营方式，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等等。这不仅能够让我国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新形势，而且能对自身的资本管理起到警醒和激励的作用，对于我国商业

银行的发展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宁喆敏.巴塞尔协议Ⅲ的变革及其影响分析[J].湘潭大学学报.2012(5)[2] 蒋媛.巴塞尔协议Ⅲ下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探究[J].财税金融.2011(12)[3] 向彦臻.巴塞尔协议Ⅲ对商业银行的影响[J].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院报.2011(6)[4] 贺育飞.巴塞尔协Ⅲ的基本框架及其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分析[J].金融观察.2011(7)[5] 冯乾, 侯合心.资本监管改革与资本充足率[J].金融论坛.2012(2)

[6] 刘凤娟,万令.巴塞尔资本协议Ⅲ及其对国内商业银行的启示[J].财经视线.2011(6)[7] 卢智明.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监管的影响及启示[J].金融观察.2012(1)[8] 陈波,杨开泰.巴塞尔协议Ⅲ对全球流动性风险管理的革命性影响：变化与思路[J].金融改革.2011(10)

篇3：浅评胡塞尔的语言现象学

埃德蒙德·胡塞尔 (E.Edmund Husserl) (1859~1938) , 德国犹太人, 著名哲学家, 20世纪现象学学派创始人。

胡塞尔哲学思想的发展可分为3个时期:前现象学时期 (1900年以前) 、现象学前期 (1901~1913) 和现象学后期 (1913年以后) 。

胡塞尔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 海德格尔、萨特、伽尔玛和德里达的出发点都是对胡塞尔哲学的反思。胡塞尔认为, 哲学和科学相比, 有着自身的研究对象。它因对认识论的反思而产生, 因而是一门关于绝对意义上的关于存在之物的科学。这个绝对的存在物就是隐藏在变动不居的科学对象之中的“现象”。

二、现象学与符号学

胡塞尔是在1900-1901年发表两卷本的《逻辑研究》第一次公开而坚定地提出以“现象学”命名的哲学理论与方法。严格来说, 现象学是胡塞尔为使哲学成为一门严密的科学而首先作为一种方法提出来的。现象学所标识的是一种建立在直接直观和本质认识基础上的严格的哲学方法。有学者认为“现象学最重要的贡献是揭示出了一种新的哲学方法的可能, 或一个看待哲学问题的更原初的视野。”

现象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意义问题, 无论是在认识论还是在存在论问题上, “面向事情本身”的呼声都可以说是以意义问题为指归的。同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一样胡塞尔也从语言表达式现象来开始他对意义问题的思考。任何语言表达式 (如命题、谓词、专名等) 都是一种“符号”, 但是与一般符号不同的是, 表达式是“有意义的”的符号。表达式为何具有意义?在胡塞尔看来, 这是因为, 在运用语言表达式 (如言谈、交流、阅读、写作等) 时, 我们赋予表达式以意义。“赋予意义”大抵相当于“理解意义”或“把握意义”。在胡塞尔的术语中, 它们都被称为“意指”或“意向”。

符号学则是现代社会科学领域内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它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方法论探讨的重要方向之一, 被视为其他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语义学和逻辑学基础, 故被称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数学”工具。

随着符号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 人们的视野开始放宽, 逐渐发现现代符号学的理论来源不仅仅局限于索绪尔的语言学和皮尔斯的逻辑学, 德国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的现象学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理论来源。符号学从现象学研究理论中吸收了其有关意指作用 (signification) 的概念的大部分内容。符号学对于现象学的借鉴, 主要得益于德国哲学家胡塞尔 (1859-1938) 的《现象学的主导观念》 (于1950年译成法文) 和法国哲学家梅尔洛-庞蒂 (1908-1961) 的《感觉现象学》 (1945) 。

如果说英美的符号学研究被看做是逻辑学范式, 则在欧洲大陆传统的哲学, 在符号学中最有影响力的范式是现象学范式, 它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考察符号的意义空间, 形成现在所谓的话语符号学。话语符号学在考察符号的同时, 特别强调“身体”的在场, 强调身体所具有的根本作用, 这就开创了符号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现象学与语言学

语言学的研究建立在一定的哲学理论基础之上。例如, 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分析哲学;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混合哲学 (笛卡尔的天赋论和二元论) , 以兰盖克、约翰逊为代表的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 (强调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 。

语言现象学, 是胡塞尔用现象学方法, 研究语言的一种尝试。所谓现象学就是指研究现象的科学。这里需要弄清现象的真实含义。现象学的研究有句著名的口号, 即“面向事物本身”, 在这里现象的真实含义是显现出来的东西的意思。在现象学中, 事物的现象其实就是事物的本质。显现的是事物的本质, 而且这种显现是针对人的意识而显现的。这样事物本身, 事物的本质就同人的意识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胡塞尔对语言现象学的论述, 主要集中在《逻辑研究》一书的第一研究中。胡塞尔把第一研究的题目确定为:表述与含义。从这里两个名称来看, 都和语言有这密切的关系。关于表述与含义, 胡塞尔认为:“我们从指示性的符号中划分出有含义的符号, 即表述”。胡塞尔认为, 表述有两层含义, 其一是物理层面的, 主要是指人有目的、有意识地发出声音, 或写出文字符号。其二是心理层面上的, 这主要是指心理体验。

胡塞尔认为, 语言在意向性活动中的体现集中表现为含义意向和含义充实。这是因为人在做某件事的时候, 或在表达思想的时候都是带有一定的目的和意图。对于含义意向, 胡塞尔认为它是通过表述来实现的。我们的意识具有这种能力。所以胡塞尔说:“只要表述还是表述, 就是说, 表示只要表述还是激活意义的语音, 这些行为对于表述来说就是本质性的。

关于含义意向和含义充实间的关系, 胡塞尔认为在这其中, 语言和语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语音首先与含义意向达到一致, 含义意向又与有关的含义充实达到一致”。事实上, 含义意向和含义充实是同时展开和进行的。我们在说话时, 如果我们是有目的、有意识地说话, 那么发出声音, 与赋予意义是同时进行的, 即我在说话时, 同时赋予含义。用胡塞尔语言现象学的术语来讲就是:“充实的行为显现为一种通过完整的表述而得到表述的行为:例如, 陈述就意味着一个感知或想象的陈述”。对于语句所发生的作用, 胡塞尔认为, 语言具有一般的意指功能, 即它具有朝向、瞄向某个事物的能力。总的说来, 胡塞尔的语言现象学集中探讨了意向性活动中语言所发挥的作用, 指出了语言与表述、语言与含义、语言与含义意向、语言与含义充实的关系。

参考文献

[1]胡塞尔著, 倪梁康译:《现象学的观念》,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年。

篇4：胡塞尔现象学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美国语言学家塞林格(Selinker，1969)年提出中介语假说(interlanguage)的概念。中介语,Interlanguage,也有人译为"过渡语"或"语际语",是指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学习者通过一定的学习策略,在目的语输入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既不同于其第一语言也不同于目的语,随着学习的进展向目的语逐渐过渡的动态的语言系统。语言石化现象指在第二语言和外语教学中，一个时不时会出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正确的语言特征成为了一个人说或写一门语言的方式的一个不变的部分。第二语言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用目的语思考，能够综合的运用二语的词汇，语法，句法和文化知识说出及写出符合英美国家人们说话习惯的话语。然而,中介语石化现象是第二语言和外语教学常碰见的现象,也是教学的一个难点,尤其是口语教学中,学生时不时说出的话语让熟悉英语口语的教师感到总有点不舒服,不自在,但是要指出其错误分析其原因还得教师具备深厚的语言学和目的语本土文化知识才能让学生心服口服。

二、中介语石化现象对口语教学的影响

由于中介语的石化现象，对学习外语或者二语的学习者在交流时经常说出不地道甚至错误的，不符合语言习惯的句子，让听者莫名其妙的难以理解。特别是在如今的外语教学中听说领先的情况下，口语教学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再也不是哑巴英语了，所以中介语的石化严重的影响着口语教学。

口语中常出现的石化现象表现为学习者思维方式的石化，语法知识的石化以及受母语和目的语二语文化差异影响的石化现象。很多学习者在口语表述的时候大多数是借助母语思维。他们即使知道汉语和英语在表述上有明显的差异，汉语句子短小精炼，英语句子多用从句尾随其后。学习者经常说出没有谓语动词的句子甚至没有语法规则的句子来，弄得教师哭笑不得，并且还要及时给与纠正。

语法知识的石化经常表现在词汇选择，句法规则，语篇结构组织等方面。词汇选择学生经常借助英汉字典，不知道的词全部查阅字典，他们不知道英语几乎没有同义词，不同的词翻译成汉语解释的意思是一样，但是在具体语境下词的用法还是有明显差别的。所以许多学习者在口语的用词方面就显得单一化，简单化，说出的词汇很基础，看不出用词丰富，句式多样来，所以给世人的印象是中国的学生考试分数很高，在国际交流时口语的表述就不是那么丰富多趣了。在篇章组织结构中，汉语注重的是语义之间的连接，而英语要用上并列连词，从属连词及关系代词或者关系副词。所以很多学习者因为语法知识的石化说出的句子单一，很没有深度。

目的语与母语之间文化差异的石化也是影响口语教学的一个因素。在中国都说中国人是龙的传人，所以很多学习者说出的句子都折射出中国人的骄傲，这本身没有错。可是在与西方人交流时谈到龙时他们会很惊讶，因为龙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是邪恶的象征。所以，文化石化也严重影响着英语口语教学。

三、中介语石化现象原因的分析

不同的人对语言石化现象解释不一样，但目前在第二语言习得中，特别是外语教学比较权威的人物当属Selinker 。Selinker (1972) 将中介语石化形成原因归纳为五个: (1)母语迁移(language transfer) ; (2) 培训转移失误(transfer of improper training) ; (3) 外语学习策略( strategies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 (4) 外语交际策略( strategies of second language communication) ; (5) 目的语过度概括(overgeneralization of TL linguistic material) 。据笔者实践教学中经常听到学生很不地道的口语，特别是在学生初学外语阶段，因为他们学习语言的方式大多数是依赖母语，受母语的影响有正迁移也有负迁移。学习者在学习外语时过多的依赖母语，导致他们的思维方式出现石化，在口语课上学习者的表现经常是先用汉语思考，然后通过汉语翻译成英语再表达出来，所以很多时候他们的语法句法很不符合英语习惯。例如：学习者表达：我很高兴这句话，他直接说出：I very happy.这就是明显受母语的影响。培训转移失误主要是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接触的语言不正确或者不地道，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地区英语作为外语的环境下语言教师的语言输出质量问题而长久在学习者的耳边固定下来的一些不正确形式，这也是形成石化现象的原因之一。外语学习策略的问题也有可能导致中介语石化。很多学习者学习外语多 年可是口语写作水平仍然没有提高，原因之一就是学习策略没有提高，学习者的惰性，求易舌难，回避疑难问题，很多原先错误的句子没有得到修改，长期以来就石化中介语了。外语交际策略中经常采取的回避建华手段导致学习者对自己口语的要求越来越低，觉得能够达到交流的目的就可以，他们并不知道与人交流大部分是通过面部表情眼神及其他肢体语言就可以传达的，所以他们没有花大量力气去提高自己的口语，而是很久一段时间都停留在最简单表达上面。因此和一些学习者经常交流就发现他们天天讲的话语就是那几句，像孩子说话似的，没有深度。目的语的过渡概括是指学习者将所学过的语法规则或者某个词语的用法错误地与用到其他语境中去。

四、解决中介语石化现象的口语教学策略

在口语教学中，急需解决中介语的石化现象，以提高学习者的口语水平，这也是外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结合分析的现象及原因，提出以下几种教学策略来解决口语中的中介语石化现象。

1.加强正确的语言输入形式与内容 在课堂上，学习者提高口语水平很大程度上依赖教师的输出，学习者被动的接受语言教师的说话模式，语音语调等都会模仿。所以，担任口语教学的教师发音一定要纯正，口齿清晰，表述清楚，语言基本功底扎实，提高师资力量。并且学习者接触的教材尽量的是地道的外语，增加可信度，提高教材的权威性，让学习者得到正确的语言输入，才能产出符合语言习惯的正确口语。

2.培养学习者用目的语思维 母语很大程度上都影响着目的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尽量培养学生用目的语进行思维,减少母语对目的语的干扰,尽量的取得正迁移的效果。在语言教学中应给学生创设情境，进行模仿对话，培养学生正确、流利的表达能力和语感能力。此外，还要培养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通过阅读让学生多积累说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历史、地理乃至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知识，从而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其文化的内涵意义，让学生真正认识并掌握英语自身的语言规律及其特有的表达习惯，从而减少甚至避免中国式的英语发生3.教师正确对待学习者所犯语言错误，给予切当的反馈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交际教学法占主导地位过渡的强调了语言的流利性而忽视了语言的正确性，所以学习者的一些语言错误没有及时的得到教师的纠正，刚开始是个别学习者的语言错误而时间长久了就出现了群体的语言错误。因此在口语教学中，教师不要打断学生积极的发言，时不时地纠正错误，丧失学习信息，可是在总结该节课内容时应当及时地给与学习者反馈，给与正确的表达，让其熟记。教师课堂说的学习者会记得比较牢固，再说适当记笔记对以后的学习还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教师要正确对待学习者的错误，对于错误的口语表述应该及时反馈。

五、结束语

基于以上现象与原因的分析，我们知道中介语的石化现象在外语教学中是非常普通的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之一，作为外语教师的我们不是对该现象进行回避，而是要努力找出原因，提出解决的措施。同时作为语言学习者发现自己有类似的现象也不要担心害怕自己外语提高不了。要努力提高外语口语水平，教师必须努力帮助学习者，为学习者提供有利的语言学习环境，提供正确的语言输入，为学习者备好优秀地道的教材；学习者自己本身也应该加强外语的学习，减少母语的干扰，提高学习外语的学习策略，多向教师教材学习，增加自己正确的语言输入。

参考文献:

[1]戴炜栋,牛强. 过渡语的石化现象及其教学启示[J ].外语研究,1999.

[2]何娟 中介语石化现象及其教学启示[J ]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

[3] 张长松《英语专业教师中介语词汇石化现象的心理和认知分析》沈阳师范大学，2009.

[4] Rod Ellis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龙颖（1981，10）江西渝州科技职业学院教师，助教。

篇5：胡塞尔现象学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第一，短期内，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较高，满足巴塞尔协议规定的监管标准，受资本充足率提高的影响不大，并且由于我国利率管制，银行并不完全开放，表外创新业务并没有西方国家发达，受次货危机影响相对较小，经济处于稳步上升的态势，银行也能通过外部融资，获得实体经济提供的资本补充。

第二，长期内，随着中国版巴塞尔协议III的推出，更高的监管要求带来了银行业资本缺口的问题，必然要求银行增加资本，融资成本大幅上升。我国银行业主要选择外源融资的方式，势必对资本市场产生较大的压力，并且我国的资本市场不如西方资本市场发达，从资本市场融资受到较多的制约，融资周期长，监管规则多。为满足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商业银行应进行内源融资，扩大股本和留存收益的方式，节约融资成本，加强管理，更好的抵御风险。长远看，银行业必须转变融资方式，由外源融资过渡到内源融资模式，一方面解决了银行自身核心资本不足的资金压力缺口，另一方面，增强了银行经营的自主性，不再受资本市场的制约。

第三，从资本结构构成看，我国银行一级资本中普通股占比较高，随着中国版巴塞尔协议III中对普通股的要求增多，普通股的地位更加突出。普通股虽然吸收风险损失的能力较强，但具有成本高的特点，势必增加银行经营成本，而西方发达国家银行资本构成多样化，资本市场发达，融资渠道较多，不仅仅依靠单一的普通股融资，这必然造成我国银行业和国际银行业的差距，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二，、杠杆率指标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

一是，短期内我国仍会继续以传统业务为主，利息收入仍然占银行利润的主要部分，这样必然产生较高的杠杆率，因此我国商业银行较容易达到巴塞尔III的最低监管要求，杠杆率调控机制对于我国银行业的影响较小。

二是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的利息差收入在利润中占比较大，所导致的较高杠杆率，对于调控我国银行风险所起的作用较小，未来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存贷利差的收入空间日益减少，银行已不能在依靠传统业务的发展，杠杆率就必然会下降;并且我国与西方国家银行经营模式不同，西方国家更多追求表外业务，以获得高额的利润回报，我国银行业为在全球金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然会积极由发展传统业务向表外创新业务过渡，大量创新的表外业务的发展，杠杆率必然降低，由此伴随而生的是银行的高风险。由此，杠杆率的监管会激励银行业拓展表外业务，表外业务的发展为我国银行的经营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我国银行监督管理机构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三是我国杠杆率指标对所有商业银行均是同质化标准，并未针对不同规模、不同风险大小的银行提出不同的监管标准。在达到杠杆率最低监管标准的情况下，由于资产规模相同，为达到资本充足率标准，低风险的银行比高风险的银行需要补充更多的银行资本，这样必然导致银行不愿在经营低风险的业务，转而积极扩展高风险业务，追求高风险的表外业务，随着各大商业

银行的表外创新业务的发展，必然为我国银行业积累了大量系统性风险，因此可以考虑对我国不同规模和风险情况的商业银行，提出不同的杠杆率监管标准，既避免银行间的不公平竞争，也防范系统性风险在我国银行业爆发。

三、贷款撗失准备指标影响

一是我国商业银行已达到拨备覆盖率的监控标准，仅依靠拨备覆盖率的测算指标已不能满足对我国商业银行贷款的分析。贷款拨备率的引入较好地弥补了拨备覆盖率的不足。

二是不良贷款率和贷款拨备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容易导致高贷款拨备率和高不良贷款率的同时出现，我国引入贷款拨备率的监管指标所起的监管作用就大为减小，并且容易诱导商业银行从事高风险的业务。通过较高的不良贷款率实现较高的贷款拨备率，贷款拨备率既没有起到监管银行风险的作用，更没有缓解拨备率引发的顺周期效应。

三是为达到贷款拨备率的监管标准，商业银行往往会釆取缩小分母或放大分子的策略。缩小分母即减少贷款额，这对我国以传统存贷业务为主的银行冲击较大，信贷投放额的减少，影响了企业的融资渠道，严重阻碍我国企业的发展，同时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放大分子的办法即为增加贷款减值准备，通过多提损失准备方式提高贷款拨备率，多提损失准备的方法对银行具有较大影响，它的计提会较大减少银行账面利润，对银行的持续经营产生影响。对于上述问题的产生，我们应该考虑完善贷款拨备率指标的监管，首先监管当局合理化贷款分类，贷款拨备率就是在原来贷款分类不在有效的基础上提出，唯有监管者制定正确合理的贷款的分类标准，贷款拨备率才能起到对贷款的监测作用;其次，实行差别化待遇，差别化贷款拨备率标准和差别化贷款拨备率的过渡期，对不同的商业银行实行差别化贷款拨备率标准，以防有较高贷款拨备率的银行转而从事高风险业务，对不同商业银行采用不同的过渡期标准，资产质量好的银行实行较长过渡期，资产质量不好的银行敦促较早实行贷款拨备率，这样做可以避免资产质量较好的银行为尽快达到监管标准，由原来稳健的经营转而从事高风险的经营活动，也防止资产质量较差的商业银行利用贷款拨备率继续从事高风险业务。

四、流动性指标影响

篇6：了解范畴化现象促进语言学研究

了解范畴化现象促进语言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认知语言学地位的确立,在语言学研究领域里,语言范畴化的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新世纪以来,理论语言学方面的范式变化、人类语言学研究中的最新发现、大脑与语言研究中的“认知革命”,为跨学科的.语言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丰富了语言学研究的内容,扩展了语言学研究的疆域.在这种情况下,透过范畴化现象,通过社会认知研究,培养科学思维方式,提升研究水平,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本文通过:1)何为范畴化?2)为什么需要范畴化研究?3)范畴化与方法论的关系怎样?4)如何培养科学的范畴化意识?等4个方面问题的讨论,提出一些观点,旨在促进新时期我国语言学研究.

作 者：杨永林 庄元莉 Yang Yonglin Zhuang Yuanli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外语系,北京,100084 刊 名：外语与外语教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年，卷(期)： “”(5) 分类号：H0 关键词：社会认知   范畴化现象   科学研究   方法论研究  

篇7：胡塞尔对伽俐略物理学的反思

一、前言

德国现象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Husserl1859-1938)在其著作《欧洲科

学危机》(DieKrisisderEuropaeischenwissenschaftenunddieTranszendentale

Phaenomenologie)的第二部份第八至第十五节，关于澄清近代物理主义的客观主义与

超验的主观主义之间对立根源上，以大量篇幅探究伽俐略物理学的起源与发展，因为伽

俐略对「自然的数学化(Mathematizationofnature)」的模式形构出整个近代科学

发展的方向，也就是根据胡塞尔的定义下，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及量子力学都是伽俐略风

格的科学(SciencesoftheGalileanstyle)。胡塞尔在《逻辑研究》(Logische

Untersuchungen)中提出哲学有两种任务：首先，哲学是关于形式逻辑和方法论这类型

科学的理论，然而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者往往对他进行思考的原则与符号方法的应用欠

缺根源性的反思，即未能深究其中理论与应用的合法性所在，就此意义下科学需要哲学

的补充。此外，哲学必须澄清科学中所使用的观念。笔者参阅胡塞尔《算术哲学》中关

于数的观念所做的哲学论述为例，他指出：数学家在使用「数」与「量」这类观念时对

这些观念的本质并无明确的意识，因此科学的研究与哲学的批判其实是「互补性的科学

活动」。所以胡塞尔并非针对伽俐略物理学理论内容的剖析或非难，因为科学的进步不

赖于哲学，而哲学的批判也不会触及科学的内部结构，但是科学的假设与结论则必须透

过哲学性的反思做根本性的再解释则是必要的。1因此胡塞尔对伽俐略物理学甚至整个

近代科学的反思绝不是「反科学」的立场，相反地，是要进一步厘清伽俐略物理学形成

的根源和影响，揭露自然科学隐而未显的动机和目的。笔者以下将以《危机》作为主要

文献，论述胡塞尔对伽俐略物理学的批判与反思，并提出笔者个人的心得浅见。

二、伽俐略风格的物理学

伽俐略风格的物理学特点在于坚信主观的、相对的、觉知经验的世界背后隐藏着客

观的、绝对的、数学性结构的真理，即世界真实的.状况相对于觉知现象，整体世界应是

一种数学性的结构，因此科学家的任务就是穿透现象的面纱，揭露世界作为一种数学多

样性的呈现。换言之，俐略所深信的自然其实是以?学语言表出的自然，自然的形形色

色、千变万化的诸多样貌其实是规律的数学多样性真理的呈出，它的「实在(thereal

)」完全可网罗于数学公式公理计算推演的系统中。不过，人对于周遭世界的态度并非

自然而然是数学的(或科学的)态度，对于未经数学性训练或是不以数学

篇8：胡塞尔现象学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一对比的基础———术语的基本澄清

“心灵”、“身体”和“意识”这三个术语是延展心灵论题和胡塞尔现象学都经常使用的术语,但这三个术语在这两种哲学中的含义并非完全一致,因此要想实现延展心灵论题和现象学之间的对比,我们首先需要对这三个术语进行一些澄清。当然在对这三个术语进行澄清之前,从整体上对这两种哲学进行一些区分也是有益处的,从根本上讲,延展心灵论题属于一种物质主义哲学,胡塞尔现象学则是一种先验观念主义哲学。即使胡塞尔之后的一些现象学家对物质事物本身的研究兴趣日渐增强,甚至他们的研究领域也确实拓展到了先验观念主义之外,但他们从未企图还原到物质主义上[1]139,这是现象学与延展心灵论题显著不同的地方。从这一立场出发,下文我们将详细论述这三个术语在这两种不同哲学领域中的含义,并且尝试着把它们放到某种对话语境之中。

“心灵”(mind)是延展心灵论题和胡塞尔现象学都在使用的一个重要术语,但这一术语在这两种哲学中的地位截然不同。“心灵”在延展心灵论题中处于讨论的最高层次上,它是一个宽泛意义上的输入-输出系统(an input-output system),因为与心灵的计算主义模式不同,它不仅是一个逻辑-运算-符号机器(a logical-ratio-symbolic machine),而且也是一个知觉-运动系统(a perceptual-motor system),因此身体是它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4]53;另外,“心灵”还是自我的运作,它由活动(activity)所定义。[4]58但是从胡塞尔现象学的立场来看,“心灵”在意识的意向分析中隶属于“实在”范畴,对于绝对意识而言它仅仅是一个相关的或相对应的构造实体,胡塞尔在《观念Ⅱ》中甚至将“心灵”看作“一种建基于低阶感性权能上的‘精神权能’的统一体”[6]131。很明显,两者在“心灵”的定义上是不同的,原因在于与延展心灵论题所采用的mind相对,胡塞尔使用的是德文词Geist,它不仅包括mind(心灵)维度,也包括spirit(精神)维度。因此,相比较延展心灵论题中的“心灵”,Geist在现象学中的含义更为丰富,但Geist在人类经验的构造要素中处于一个不算高的地位,尽管它确实与身体相关。[6]166通过以上的对比我们发现“心灵”在延展心灵论题和现象学中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对克拉克而言,心灵只停留在物质层次上;但对胡塞尔而言,在先验现象学中,虽然Geist确实居于一个物质性身体中并且以物质的方式存在,但它还与先验意识密切相关,并且先验意识并不是一个先验实体,它是存在的绝对领域。[7]

“身体”(Body/body)在延展心灵论题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克拉克在为一种新型的心灵概念进行辩护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心灵是具身的。“具身-心灵”这一说法明显区别于心灵的计算主义模式,因为后者经常将心灵和身体区分开来。对延展心灵论题而言,身体是一个输入-输出系统,它是心灵的一个通道或者说它是心灵进入世界的途径,换言之,正是通过身体,心灵才与一个世界相关。但延展心灵论题所说的整个身体系统其实都是物质主义的,换句话说,身体只是一个反馈循环系统(a system of feedback loops),因为它只根据刺激物对自身的刺激而进行各种反应。在《事物与空间》中,胡塞尔也谈到了身体,他认为“身体(Leib)是我们心理-物理地与世界相关的方式”[8]3,从这一点出发一切经验科学都涉及了“实在性”[8]。但在德文中Leib(身体)和Krper(躯体)之间是有重要区分的:Krper是纯粹物质性的躯体,例如,我们可以谈论书或其他物质物的Krper,我们甚至可以谈论一具尸体(corpse),它不再是有生机的,它只是一个纯粹的物质躯体;Leib则意味着一个有生命力的、活的身体。[6]352正如胡塞尔所言,“心灵(soul)激活身体(Leib),而且被激活的身体(Leib)是在时空世界统一体内部的一种自然客体”。[6]185另外,与延展心灵论题的“反馈循环”系统不同,Leib是被体验的身体,正如胡塞尔在《观念Ⅱ》第36节分析触觉的时候所发现的那样,“身体最初以两种方式被构成:首先,它是一个物理事物,即物质……其次,我在身体中发现,在身体之‘上’和之‘内’感觉到手表面的温暖、脚的冷、指尖的触感”。[6]153因此,Leib既包含了身体的物质性,它现在又被赋予了“感觉状态”(Empfindnisse)这一特殊身体事件,这种“特殊事件”是纯粹物质物所欠缺的。[6]153通过以上的探讨,我们发现克拉克主要是从认知科学的角度对身体进行诠释的,而胡塞尔则是从德国观念论的视角所做的分析,注意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下文从先验哲学的视角对延展心灵论题所做的解析。

“意识”(consciousness)也是这两种哲学都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对延展心灵论题而言,“意识”是心灵的状态,它是当下意向的主动目光,或者说它是自我的当下直接性[1]125;但对胡塞尔而言,“意识”则是存在的绝对领域,它是时间、世界、自我和体验的构造性力量。[9]111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意识的结构,意识的意向性比心灵的主动的、当下的直接性更为丰富[9]349,这一概念也是先验观念论的根基。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发现,虽然与认知科学领域中的其他理论相比,“心灵”、“身体”、“意识”这三个术语在延展心灵论题那里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应该归功于现象学的启发),但这三个术语的含义远不如它们在胡塞尔现象学当中的含义丰富,因此从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立场来看,延展心灵论题始终走得还不够远。

二延展心灵论题的第一、第二个主张与胡塞尔现象学的比较

延展心灵论题的第一个主张:认知是情境性的。正如威尔逊(Margaret Wilson)所言,“认识活动发生在一个实在世界的周围情境中,并且它内在地涉及感知和行动”。[10]626所谓“情境性”(situatedness)其实指的就是“在那里”(being there),这一主张是延展心灵论题的最基本和最具影响力的一个观点[10]627,因为“情境性”是认知的推动力,它保证了认知发生在一个和周围环境密切相关的身体中,而不是发生在一个逻辑上合理运行的机器所预设的真空中。实际上,这一主张涉及的就是认知科学领域中的一个长久的争论:认知是以符号、表征、计算为基础的纯粹符号表征过程还是具身-主体在与世界的实时交互作用中建构起来的?克拉克的立场明显倾向于后者,对此他经常引用的一句格言是“心灵是鲜活的(on-the-hoof)”。[4]35在先验现象学范围内,这一主张似乎也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真实性,因为胡塞尔也是以身体为中心而将意识放置到世界中的:身体是定位的“零点”,“它的一个空间点,即使不是实际上可见的,永远在最终中心的‘在此’样态中被定性,也就是这样一个‘这里’,它在自身之外没有一个其他的‘那里’,相对于后者它会是‘那里’”。[6]166因此,周围的事物相对于“身体”而有其定位,同样我的世界的定位也是通过身体被给予我。正如胡塞尔所言,一切物都在“那里”,只有一个例外,身体永远在“这里”。[6]166身体的位置随着我的移动而在世界中不断变化,但一直处于中心的是我的身体,通过身体世界被构造。但上述这些观点只是胡塞尔在物质主义态度上对身体的描述,如果按照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要求那么上述观点可以作如下改变:构造意识的意向性关系总是通过一个被构造的身体而得以发生的,换言之,只有通过身体意义才得以产生、判断才得以构成。因为一切现实自我都是具身的,一切认知都将围绕着身体而发生,这样从胡塞尔的立场来看,克拉克的观点就还存在问题。因为对延展认知论题而言,“情境性”仅仅指的是物质世界和客观时间,而在先验现象学中,“情境性”还包括主体的时间性和先验样态。因此,从胡塞尔的观点看,意识不仅仅处于某个视域中,而且它正在视域化,它从一个中心延伸到可能体验的整体,换言之,我不仅被情境化了,而且我正情境化着,并且我正从一个永恒的“这里”把整个生活和思想定位于世界之中。但是“这里”并不能像延展心灵论题那样还原为身体的一部分,因为身体指的毋宁是作为整体的身体。

延展心灵论题的第二个主张:认知是具有时间压力的(time-pressured)。其实这是克拉克“鲜活的心灵”的另一种说法,正如威尔逊所言,认知是在现实-时间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的压力下起作用的。[10]换言之,认知不仅仅是空间情境的,而且它也是时间情境的。心灵的时间情境模式有力地反驳了心灵的计算主义模式,因为计算主义模式建基在内在表征的符号-意义系统上,它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特定情境下的人的机动性行为,特别是关于特定目标的行动,例如,当我们被一大群僵尸追赶时,我们并没有时间整理事物的符号、内在表征并迅速地制定出一条安全的逃生路线。克拉克等人因此强调认知必须要考虑到在与周围环境实时相互作用的压力下人如何活动这一层面:当情境要求认知主体快速地、连续地做出反应时,认知主体通常不能够形成关于环境的完整心理模型,并且不能根据这种心理模型制定行动计划。但是胡塞尔的解释与克拉克等人关于时间压力的物质主义解释不同,他将所有的先验意识都放在了时间构造性意识视域之下,或者说意识的最基本的、终极的层面是“时间-构造”,因此对胡塞尔而言,意识并不是时间压力的,毋宁说它是时间构造的,换言之,认知的“现在-点”是通过由原印象、前摄和滞留所组成的“时间晕”而被构造的[11],它并不仅仅出于进化论的需要或我们与事物之间交互作用的需要。如果我们必须考虑一种意识的“压力”的话,那也是因为它是“将来的”,它把自身投掷到时间中并且最终面对它自身的死亡,当然这是海德格尔从胡塞尔现象学那里所做的外推。在胡塞尔的思想中,“将来”之所以可以施加一种压力完全是因为它建基于时间综合中的“前摄”这一要素:它已经在当下现在-点中,它允许我们向下一个时刻移动。当然,值得强调的是,在先验视角之外,一些研究者们已经向我们展示了时间压力观点所面临的问题[5]10-15,但这不是本文想要进行重点论述的。

三延展心灵论题的第三、第四个主张与胡塞尔现象学的比较

延展心灵论题的第三、第四个主张:认知利用环境,环境援助是认知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通过现象学对“支架”(scaffolding)这一概念的批判而重新思考这两个主张。按照延展心灵论题的观点,“支架”是心灵将自身联结到对象上的神经中枢模式,它为主动性意识创造了新的路径和资源。但是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支架”或者说事物和空间最终相关于意识,换言之,世界为意识而在这里,每一个事物都围绕着正在进行构造的主体而被构造,当然这里也涉及交互主体性的构造问题,但“他者-心灵”在克拉克等人那里似乎并不是一个问题,这一立场也成为胡塞尔现象学批判延展心灵论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克拉克的专著《在那里》的最后一章,他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我怀疑心灵自身的直观概念是否应该不被扩展,以至于它包括了各种外在支撑:是否我们经常提到的那个作为‘心灵’的系统实际上比我们称之为‘脑’的那个系统更宽广……我们倾向于混淆精神和意识。并且我确实打算致力于声称个体的意识延展到头部之外”。[4]215虽然克拉克在这段话中强调了心灵和大脑的区分,但他接下来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我”和世界如何相连?自从笛卡尔以来,近代哲学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克拉克的解决办法是诉诸神经学模式:大脑的传输通过对刺激的收集和对它们的模仿而将身体和世界连接起来。这一解决办法来源于延展心灵论题所提出的一种超出于大脑的心灵概念:心灵构造了一个大规模的世界,它将自身与书写、语言、工具相关联。与之不对称的是,意识虽然是自我的,但它被严格限制在颅骨内,换句话说,克拉克将意识缩小为仅仅指发生在头脑中的主动意向,它仅仅是指“在线运算”(online computing),因此心灵和意识之间又是有明确区分的,现在的问题是心灵和世界交汇于何处?按照克拉克的说法,两者交汇于“语言”,因为心灵的最终延展是语言,特别是公共语言[4]193,“语言是一个不变之物,并且正因为这样它才可以被安全地信赖”。[4]214公共语言对教导很有益处,这特别表现在父母和儿童之间持续发展的对话中,但矛盾的是克拉克也注意到私人语言问题,“我们并不清楚它们是否是使用者的一种工具或一个要素”。[4]218从笔者的立场看,语言是一种终极的“公共场所”,我们甚至可以效仿维特根斯坦的说法将它称之为一种“游戏”[12],但更恰当而言,它是一种交互主体性现象,因此如果语言是终极的人工制品,那么它也可以被给予他人。[4]193-194事实上,克拉克认为正是由于更为复杂的语言系统的发展使得人类存在逐步形成了他们现在之所是的样子,我们和史前祖先之所以不能区分开,这全要归功于语言这个“支架”的发展。[4]208-211胡塞尔在其思想发展的后期特别强调交互主体性,历史、语言、社会文化的对象都存在于各个主体(先验人格)之间[1]139,只是对胡塞尔现象学而言,当我们谈论先验人格、语言的使用者、社会主体时,这都已经是在先验层面上进行分析了。我们现在返回到“支架”问题,延展心灵论题总的观点是要求我们把这些“支架”并入我们自身当中,并且通过它们而扩展我们自身的意义,对此现象学有不同的解释,按照胡塞尔的观点,事物总是已经属于构造性意识的一部分,因此它们从一开始就与主体相关,作为一个构造性意识,主体可以从它们自身的体验中重塑自身的同一性。

四延展心灵论题的第五、第六个主张与胡塞尔现象学的比较

延展心灵论题的第五个主张:认知是指导行动的。对克拉克而言,“行动”这一概念必然关涉物质,与之不同,在先验现象学中,行动是意识的根基,它首先指的是构造或综合;另外,当我们从被动性中勾画出行动的内涵时就必然涉及不同种类的综合之间的差异以及构造在何种程度上发生的问题。但克拉克与胡塞尔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即行动必然关涉现实自我的意向性,自我所发出的意向性射线在某种意义上是行动指向的。因此在构造的更高层次上,行动或意向性必然是一个关键要素,因为它被包含在所有意识中,甚至被包含在被动综合之中。另外,延展心灵论题并没有提出“灵魂”观念,换言之,对他们而言,不存在身体(Leib),存在的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一个复杂的“反馈循环”系统(feed-back loops),即所有的身体仅仅是躯体(Krper),这一解释极大地限制了“行动”概念。在这一反馈循环系统中,身体仅仅是一个对来自各种领域的刺激的采集者,它主动地核实这些信息并基于它所涉及的任务而对它们进行更正。克拉克经常所举的一个例子:人的眼睛如何聚集视觉材料?眼睛中焦点是一个微小的、高度局限性的、高分辨率的区域,围绕着焦点的领域都是一片低分辨率的区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目光转向视觉领域。这一事例特别适合于说明克拉克的这一观点,即,世界处于它的最佳模式上。虽然克拉克几次都回返到这一点上,但我们发现他这里所提到的“行动”仅仅是一种对刺激的回应,一种对世界的“跟进”而不是对它的构形。一个例子是儿童学走路或爬斜坡[4]36-39,克拉克试图运用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说明儿童在学习如何运动的过程中需要具体的关于斜坡的知识,即,“在具体语境中所描绘的关于斜坡的知识(这涉及行动)而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关于斜坡的知识”。[4]37这种知识来源于婴儿双腿的移动“回馈系统”,当然这一系统仅仅属于躯体意义上的神经系统,换言之,延展心灵论题所说的身体并不是Leib意义上的身体。环境是延展心灵论题中身体的情境,正是通过身体,心灵在工具中、在语言中以及在其他支架形式中延展自身。[4]45-47在这一点上,延展心灵论题似乎与身体现象学达成了某种一致,克拉克在解释延展心灵论题时甚至引用了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一段话,“我们自身的身体就在世界中,就像心脏在机体中;身体不断地使可见的景象保持活力,内在地赋予它生命并供给它养料,与之一起形成一个系统”。[13]相对于认知科学领域中的其他一些研究模式,延展心灵论题似乎更为现象学,但它的论点并不与现象学关于身体的描述完全一致,因为延展心灵论题所提到的身体仅是躯体(Krper)意义上的身体,它只是“计算循环的一部分”。[4]84延展心灵论题承认身体的重要性,甚至承认它在世界中的中心地位:身体位于世界的中心处,通过创造工具特别是通过运用语言心灵总是延展出自身;与之不同,从现象学的视角看,身体首先是一个被构造的对象,换言之,它是通过一个构造性意识而被构造的。对于胡塞尔现象学而言,心灵的“延展”是意识的普遍性结构(例如,意向性)的奠基性要素。作为“世界中的意识”的中心,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是意向性的承担者,它并不完全隶属于它所体验到的那个同一的自然世界,换言之,它并不仅仅是躯体(Krper),它还是身体(Leib)。

延展心灵论题的第六个主张:即使“离线认知”(off-line cognition)也是基于身体的,换句话说,即便脱离开环境,认知也是感觉处理和运动调节的进化机制。延展心灵论题的这一主张似乎是在有意模仿胡塞尔在《观念Ⅱ》中的一个观点,即“身体也介入一切其他‘意识功能’,而且它们各有其不同的根源”[6]160。作为直接指向对象世界和体验的纯粹意向行为,它必须在一个身体中,当然这不是说纯粹意向行为必须定位于身体上,正如胡塞尔所言,“通过这种方式,一个人的全部意识在某种意义上,通过其质素根基的方式与其身体连接在一起,当然意向的当下体验本身不再直接地和完全地被定位;它们不再构成身体的任何层次。”[6]166例如,感觉到高兴或生气都不在身体中被定位,虽然它们与身体相连。

尽管身体对我正确地理解世界和我在世界中的位置是相当重要的,但身体不是纯粹意识的先验要素,它也不是先验人格的一部分。“在线”行动,例如,决定、运动和知觉都是基于身体的,胡塞尔现象学也不会否认这一点,因为正如我们上文所言,身体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是定位的“零点”,它是意识进入世界的大门,并且意识在世界中的一切功能都是通过身体而发挥作用的。当然,从现象学的角度出发,我们还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断言:意识的所有可能的行动或功能都必须是具身的,果真如此的话,意识将不再是一个局外的“观察者”。事实上胡塞尔关于先验身体的阐述和“先验人格”这一概念密切相关,但胡塞尔对这一概念仅做过一些框架性说明,现象学家塞巴斯蒂安·勒夫特(Sebastian Luft)则对这个概念给予了特别关注,他指出,“‘人格’是处于构造的最完满———包含着其他的部分层次的最高层次上———解释中的有意识的存在。把先验自我理解为它的‘最完满’维度意味着把自我(Ego)扩展为人格(Person)”。[1]139按照勒夫特的观点,胡塞尔的先验人格概念不得不与自我的具体性连成一体,这个自我当然也蕴含着它的身体,就像胡塞尔所言,任何一个自我都从不可能与他的身体相分离。如果我们从这个观点继续进行推论,那么可能存在着一种“居于”先验身体中的先验意识。这一推论来源于胡塞尔关于“先验人格”的说法,“我,世界上的一个人,自然仅仅作为人而活着并且从人的态度上称自身为一个人,因此我不是在先验态度中发现的另一个自我……先验自我(作为它的潜在的总体性的‘极’和基质)好像是先验人格———它最初通过先验还原而被设置。”[14]胡塞尔这段话的核心观点在于将作为先验人格的先验自我和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居于世界中的实在自我(Da-sein)相互连接在一起。这一“连接”能够帮助胡塞尔避免这样一个批评,即在解释人格的个性问题上,“先验自我是一个太抽象的一个概念。”[1]152先验身体的观念将会具体化胡塞尔的一些想法,这一主张也为一切尝试将意识自然化的做法注入了“强心针”,它增强了先验现象学在面对“具身化意识”这一要求时的自信,因为即使在先验层次上意识也总是具身的。

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