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双号限行”看所有权的限制

2022-11-11

所有权, 通常指民法内涵上的所有权, 一般又称财产所有权, 是所有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对属于自己的特定物全面支配和排他的权利。[1]由此可见, 所有权并不是一项“绝对排他性”的物权。所有权人对其特定物行使全面的支配和排他的权利的前提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因此, 笔者将从权利限制的基础理论出发, 结合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中关于“单双号限行”的规定, 就“单双号限行”中关于所有权限制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权利限制的理论分析

权利限制是指为了避免权利之间产生冲突, 而对相关权利进行限制, 从而使多种权利得以和谐共处的一种基本协调机制。

学理上, 关于权利限制存在两种理论, 即为外在理论 (external theory) 和内在理论 (internal theory) 。[2]那么, 相应地权利限制也分为外在限制和内在限制两种。“外在限制说”认为“公共利益”是基本权利之外的对基本权利的制约。[3]也就是, 法律所保护的利益不仅仅包括以基本权利为内容的私权利, 还包括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内容的公权利, 这是两种不同的法益。那么, 当私权利与公权利发生冲突时, 立法者为了保护公权利而对私权利加以限制, 这就是“外在限制”。然而, “内在限制说”与“外在限制说”有着本质的区别。“内在限制说”又称“本质限制说”, 该学说认为, “公共利益”这种限制实际上是依基本权利自身的性质产生的, 是存在于基本权利自身之中的限制。[4]也就是, 认为私权利本身应按照其本性应具备的相应的限制, 即私权利从社会伦理、社会道德等方面出发, 应由私权利负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

回归到民法领域, 探讨所有权的限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条之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 应当遵守法律, 尊重社会公德, 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由此可得, 若个人所有权的行使可能危及他人或社会共同体利益时, 则需要对个人所有权加以限制。即, 所有权的行使应受社会公共利益、社会道德的制约, 这是所有权自身所具备的限制。因此, 笔者认为, 我国《物权法》对个人所有权的限制更合乎权利的“内在限制说”。

二、内在限制的依据———公共利益

由上文论述可知, 所有权的限制属于内在限制, 而内在限制的理论依据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在民法领域, 对该限制进行理论分析的主要学说是“所有权的社会化理论”。“所有权的社会化理论”是指当所有权的行使可能或者已经危害到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时, 为了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而否定绝对的所有权并对所有权进行限制。该理论论证了以公共利益为驱动从而对所有权进行限制的合理性。

以“公共利益”为驱动具有了学理上的合理性, 可如何落实到实际中却成为了实务派最大的难题。笔者针对这个问题, 有以下几点意见:第一, 法律确定“公共利益”的范围。笔者认为, 法律应该将公共利益制度化, 但又不能过于抽象和原则, 以致使法律的规定丧失了可操作性。因此, 可借鉴我国香港、台湾以及国外的立法经验, 采用“概念+列举+排除+兜底”的模式确定公共利益的范围。第二, 公共利益确定需要正当法律程序。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可知, 所有权的限制是由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的结果, 那么不对行政机关的权力进行限制就会存在被滥用的可能。因此, 公共利益的确定应体现全体公民的意志, 同时, 公共利益的运行应当在全体公民的监督下进行。

三、所有权限制的补偿制度

在所有权限制过程中, 被限制所有权人让渡了他们的财产所有权, 他们的利益遭到了损害, 这就必须对他们予以补偿。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每个人都享有“作为平等的人”被对待的权利。[5]

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将征收以及具有征收效果的干预行为 (如我国的征用) 作为对所有权限制的典型情形, 并对它们规定了相应的补偿制度。最早体现在1789《法国人权宣言》中, 第17条将财产权称为“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un droit inviolable et sacré) 并且规定:“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须, 且在事先的正当补偿的条件下, 任何人的财产均不得受到剥夺”。[6]《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第三款、第十三条第三款之规定以及《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均体现了对所有权限制的补偿。

但笔者认为我国现行法律中对所有权限制的补偿存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 补偿对象的不完整性。例如, 现今的“单双号限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单双号限行”旨在减排减堵, 为了社会公共利益, 牺牲了被限制人对机动车的所有权的完全行使。即, “单双号限行”完全满足对所有权限制的补偿条件, 但法律并没有将其规定为补偿对象, 造成了立法上的空白。第二、补偿标准不具体。就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所有权限制的补偿条款来看, 标准抽象, 不具有可实施性。如《物权法》除第四十二条规定了足额补偿外, 其它的均为补偿, 那么如何认定“足额”以及补偿的数目就成了一大问题。针对以上两个问题, 笔者认为:第一, 应当与时俱进填补法律的空白, 为权利人找到法律上的请求权基础。并且在法律空白时期, 应当在司法实践中将单双号限行类推适用征收征用的补偿性规定。第二, 确定公平补偿原则。要确定公平补偿的原则, 必然需要制定明确的补偿标准, 且该补偿标准地制定应当遵循市场规律, 对所有权受限制人给予足额补偿。

综上所述, “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度里, 每一个公民都在法律保护下享有为自己福利或个人利益而劳动的权利, 不容许任何人违反共同利益。”[7]于此同时, 我们也不能忽视了所有权制度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大意义。

摘要：所有权是一种最为完备、最为充分的物权。所有权问题也是民法中的核心问题, 贯穿于民法始终。但任何一项权利都不是绝对的, 所有权也不例外。从权利限制的基础理论出发, 阐释所有权应受限制之理由, 并对目前关于所有权限制的补偿救济的问题进行了思考。所有权的限制必须符合基础公共利益, 并且国家应当对被限制人给予公平的补偿。通过构建公正的“牺牲—补偿”机制以协调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之间的矛盾, 从而使多种权利和谐共处。

关键词：权利限制,公共利益,单双号限行,补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