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阶段征收遗产税的不可行性

2022-09-24

遗产税, 早在1950年就被中国政府确立为14项基本税种之一, 但仅在税制体系中空留概念, 无详细规范。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 居民财富积累速度惊人, 新时期的遗产税改革再次被提上议程。2013年2月, 我国国务院批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问题”。同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也强调要“完善税收制度”。那么何为“适当的时期”?新时期开征是否能发挥遗产税的现实作用呢?从目前的情形看, 深化遗产税研究, 理性讨论相关问题已经十分必要、不可回避。

近年来, 遗产税一直引发各方热议, 对于开征形势的判断, 正反两派僵持不下。赞成者着眼遗产税功能, 强调开征价值所在, 主要观点概括起来不外乎三点:一、开征遗产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二、开征遗产税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平。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多以我国GDP快速增长下基尼系数的攀升为依据, 认为遗产税不仅能够“削峰填谷”, 也能够实现初始资本中的机会平等、缓和社会矛盾。三、遗产税开征能带来积极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具体体现遗产税刺激生前消费所带来的财政受益, 另外, 由于遗产税的财产总额中并不包括公益事业的投入, 侧面也会刺激富人从关注家族的小圈子转移到公益事业层面, 带动公益事业的蓬勃发展。

以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剑文为代表的学者持反对意见, 刘剑文表示:“对于遗产税的调节分配功能不可过分夸大。结合目前的情况来看, 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开征条件的判断太过乐观。即便从现在开始启动立法, 也难以在‘十二五期间’开征。”对于开征形势的判断, 通常认为应乘顺推之势, 也就是说在在相关法律健全, 税制完善的情况下才能顺势开征, 当前的国情并不符合学者内心预期条件。

一、遗产税即刻开征论断值得商榷

笔者认为, 论述中国现阶段有必要开征遗产税的观点过分着眼于遗产税功能价值, 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首先, 遗产税并非调节收入差距的首要手段。在笔者看来, 遗产税具有收入调节作用毋庸置疑, 但是绝非首要选择。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和遗产税三大税制通常被形象地称为调节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的“三道防线”[1], 在西方发达国家, 通常都是在完善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基础上才会开征遗产税作为辅助手段, 个税和财产税比重合计可高达60%至70%。然而根据中国税务年鉴统计,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占比合计不超过20%, 从数据看, 显然前两道防线的调节功能未被充分发挥, 且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财产税中, 也只是开征了房产税、契税、车船税、船舶吨税, 并且税基和征税面也相对较窄。[2]在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未得到充分重视的情况下, 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也是意料之中, 倘若此时寄希望于大力开征遗产税能有效调节分配, 以遗产税的开征来弥补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的短板, 不得不说有本末倒置之嫌。

其次, 遗产税的开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 也未必能缓和社会矛盾。遗产税作为税收的一类, 从本质上说也只是国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手段, 对于社会分配不公问题, 追本溯源, 还是由于初次分配不公平造成的, 虽然我国初次分配中贯彻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但由于劳动力市场长期供给过剩、工资收入水平偏低等原因, 初次分配中仍然存在劳动收益流失等不公现象。初次分配不公的问题不解决, 遗产税开征只是扬汤止沸。在社会矛盾的缓和上, 也不能只着眼于富裕阶层的“无成本”继承和坐享其成所带来的阶层矛盾, 遗产税开征不止涉及富人, 起征点的拟定难免会触及中产阶级利益, 根据中国青年报与题客调查网所作的遗产税开征调查显示, 仅有34.03%的人认为适合开征, 可见大多数网友对遗产税的开征并不赞同, 不合民意的政策才会激发更大的社会矛盾, 遗产税开征的复杂性在于它还涉及到能否全面掌握信息、有效稽征等多个方面, 如果这些问题不处理好, 未必能起到设想的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

最后, 遗产税能带来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毕竟有限, 同时也会成为避税减收的暗道。从国外经验看, 遗产税稽征程序复杂, 投入多成本大, 以遗产税创收效果必定不佳, 且遗产税所允许的避税选择范围广泛, 以英国的遗产税减免规定为例, 不仅包括债务、慈善捐赠等税前扣除, 还包括了一定范围的农业财产、商业财产等。为达目的, 这就意味着遗产税纳税人的义务势必减少。暂且不论这种现象客观上不符合课税负担在纳税人之间公正分配的原则, 就从经济、社会效应层面上看, 各种避税策略的出台、企业的改组也难保不会对生产造成消极影响。

由此可见, 赞成遗产税即刻开征的主要论点并没有以宏观、发展的视角进行研究, 专注于遗产税开征理论价值层面, 而对国情的结合不够, 笔者认为仅以此为据难以支撑论断。

二、现阶段我国遗产税开征缺乏必要基础

(一) 人文价值基础缺失

遗产税的推进想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支持, 不能避开当前人文价值基础缺失的问题。在中国, 征税阻力巨大。一方面, 受中国古代宗族观念的深刻影响, 人们勤劳工作、子承父业, 内心充盈着家族兴盛发达美好愿景, 前辈拼其一生为子孙创造财富, 后辈也认为自己理所当然的要继承祖业。与国外开放独立的文化价值观不同, “肥水不流外人田”,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样的传统思想在中国民众心中早已根深蒂固, 难免导致遗产税遭心理上排斥;另一方面, 中国社会信用不彰, 偷逃税现象屡见不鲜, 民众的纳税意识本来就不强, 又囿于小农思想, 人们狭隘地认为只要自己想方设法避税, 就能“造福”子孙。遗产税的开征本身漏洞繁多, 避税空间广泛。美国法律规定, 对宗教、慈善、科学研究、文学和教育的捐赠可享受遗产税税前全额扣除, 并享有捐赠部分个人所得税10%的减免优惠, 而且还规定对经营性基金可以完全免税, 从而既可以为个人或企业规避缴纳所得税, 又可降低遗产计税基数, 减少遗产税税额, [3]如果说在法制更健全、纳税意识更强、配套制度更完备的发达国家尚有如此多的问题, 那么在信用不彰的发展中的中国, 人文价值基础的缺失必将严重阻碍遗产税的开征, 带来更多的麻烦和漏洞。

(二) 制度基础缺失

遗产税作为公民死亡之后对其遗留财产所课征的税收, 从征收的流程上看, 笔者认为主要分三个阶段, 即信息监控、稽征以及税收使用。只有这三个阶段能良好运行才能保障遗产税的顺利征收, 然而无论从哪一个阶段来看, 我国目前的配套制度都不完善, 难以承起遗产税征收这一重担。

在信息监控阶段, “死亡”信息显然是首要前提, 而我国对死亡信息管理不严格, 甚至出现了死者家属在其死后多年仍为其领取工资福利的怪现象, 遗产税主体的不确定性导致开征违背税收公平原则。除了公民死亡信息监控以外, 财产监控体系的不健全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我国政府向来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不够重视, 缺乏完善的收入申报和财产登记制度, 富人隐匿虚报财产的手段更是层出不穷, 从国外经验看, 只有将隐匿的财产充分透明化, 加大对个人收入财产的监管, 才能有效减少偷税漏税。虽然我国在21世纪已经有了储蓄实名制的巨大跨越, 但仅靠储蓄远远不够, 动产、无形资产比重的不断增大也不得不引起重视, 倘若在财产问题上不能有完备的监控制度体系, 遗产税的征收最终只能是有名无实。

遗产税稽征制度不完善。我国法律对税收强制执行程序只是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 且由于我国缺乏一部统一的税收基本法的指导, 对整个税收强制执行程序的执行步骤、相关主体的协助义务等内容缺乏体系性的构架。这样的执行制度应用于复杂的遗产税征收必然会暴露出更多问题:税金的强制征收涉及的不动资产、无形财产如何变现?如何防范税务机关滥用职权?遗产征缴过程中对后辈权益如何保障?这些都是现实而不容忽视的, 不仅对税务机关的征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也必须要有完善的税收执行程序加以规范。

如果说遗产税是“抽肥补瘦”, 那么在税收使用阶段, 遗产税应尽可能多的用于社会保障方面以实现分配公平的目的。然而现在的社会保障制度过分注重社会保障基金收支能否平衡的效率问题, 而忽视了以促进社会公平为根本目标, 除此之外, 还存在着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小, 广大农村的社保体系不完善等缺陷。遗产税若要更好的用之于民, 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不可小觑。

(三) 经济基础不够充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虽然说改革开放三十年, 经济发展迅速, 但是中国目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尚未达到共同富裕, 现阶段并不具备开征遗产税的经济基础。一方面经济发展不充分带来征收不易的问题, 若起征点拟定过高, 只向富人阶层稽征, 不仅税源不乐观, 且相较于遗产税巨额的稽征成本也并不合算;若起征点拟定过低, 刺激到更广大阶级的利益, 难免容易激发民众负面情绪。另一方面,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国政府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开征遗产税要先考虑开征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否在中国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笔者认为, 中国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 “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是本届政府的施政纲领, 如果现阶段贸然开征, 资产外流、投资吸引力下降的不良后果对我国经济是不小的打击, 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 难免会降低我国竞争力, 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 现阶段遗产税的开征弊处远远大于益处。

三、现阶段我国遗产税开征的不利影响

(一) 稽征程序繁琐成本巨大

遗产税征收带来最直观的弊端是繁琐的稽征程序所耗费的巨大成本。遗产税征收与GDP、高收入阶层比例、制度建设、文化环境等都密切相关, 每一项的准备和调查工作都需要政府大笔的投入。以英美为例, 根据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于1998年12月公布的研究报告《遗产税经济学》, 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成员艾丽西亚·芒内尔 (Aliica Munnen) 曾作出估计, 遵守遗产税法律的开支大致相当于所征集的税收岁入, 这笔岁入在1998年约为230亿美元。由此看来, 仅仅为了交纳或者规避遗产税, 通过遗产税征集的每一美元税收收入就使另一美元在经济中消失。[4]在英国, 税收资产评估情况同样不乐观, 2008年的《金融法》在将税收评估中新的处罚制度扩大到包括遗产税在内的其他税种后, 发现其中尤以遗产税的资产评估最为繁琐, 不仅因为遗产税涉及财产额度大, 还由于在土地评估和资产转移的索费程序上均十分复杂。[5]这些数据和结论的得来并非偶然, 日本、德国等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巨额的成本支出一直是政府苦恼的问题, 遗产税在中国的开征势必也会遭遇同样处境, 高成本、低回报会使得遗产税征收落得一个“劳力伤财”的名声。

(二) 不利于中产阶级和工薪阶级利益的维护

受通货膨胀, 房产泡沫的影响, 现阶段房价一路飙高, 一线城市居民的房产基本都达到上万一平米的价格, 遗产税起征点的拟定难免会触及更多人的房产利益。如若按照《新版草案》以80万元为遗产税起征点, 大多数有房产的居民都会被囊括其中, 这样一来, 遗产税的征税对象范围大幅扩大, 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 也不利于实现税收调节功能。然而, 房价的攀升速度并未体现在工资薪酬上, 不少“房奴”花上一辈子的心血才换来一套安逸的居所, 却在去世之后被政府要求缴纳大量税金, 可以预测得到, 一旦征收实行, 强逼出现卖房还税现象, 自然不利于民众的安居乐业。从个体角度而言, 起征点拟定不当势必会损害中产阶级的利益, 引发人们的极大不满;然而从宏观角度而言, 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大, 若是一味在全国实行统一起征点, 也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对于东部地区较合适的标准可能到了西部就显得过高, 反之, 西部适宜的起征点对于东部地区而言或许就成了一定意义上的“人头税”, 实际上并不能起到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

(三) 经济发展活力受打击

现阶段遗产税开征所带来的最大的负面影响集中体现在经济发展层面。在经济基础发展不够充分的时期, 遗产税所带来的拉动消费、抑制房价泡沫的积极影响永远只能是片面的、暂时的, 而它对经济发展活力的打击却具有持续性和长期性, 足够对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造成阻碍和威胁。

遗产税开征增加移民、资产外流现象。截至2013年, 中国海外移民存量已达到934.3万人。2011年个人可投资资产超过600万元的中国人在中国拥有约33万亿元的资产, 其中2.8万亿转移至海外。也就是说, 富翁们的资产已有近10%转移到了海外。[6]疯狂的“移民潮”使中国的资产大量流失, 在这样的趋势下, 税制的改革更应谨慎而为。在英国2010年提高个税到50%的筹备阶段, 大批居民已经虎视眈眈地将瑞士作为了移民目标地, 正是基于瑞士“包税制”以及税收上大规模的减免政策产生的巨大吸引力。[7]贸然开征遗产税, 可以预见的是, 资本和财富只会以更快速度从高遗产税的国家向低遗产税或者无遗产税的国家流动, 倘若真的到了那个时候, 中国还能顶住如此巨大的、压力吗?笔者认为, 近年来一些国家地区纷纷取消遗产税就是最直观的结果。拿新西兰来说, 1992年取消遗产税后, 第二年直接外来投资增长103%, 随后两年亦保持超过20%的增长。[8]就连我国香港地区, 也因为开征后大批“富翁移民”而被迫于2006年取消遗产税征收。现阶段逆势开征, 不仅移民、资产外流现象会陡增, 甚至还可能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可逆转的打击, 到头来得不偿失。

遗产税开征对民营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当前民营经济迅速崛起并逐渐发展成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量吸纳劳动力、增加社会供给, 使得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相较于国有经济, 目前民营经济多仍存在基础薄弱和先天不足的劣势, 多以家族企业为运作主体。遗产税对民营经济的破坏体现在税金的筹集缴纳上, 作为发展不够充分的中小企业, 自身运作应接不暇, 资源有限, 对遗产税的潜在账单没有能力作更多预算准备, 一时之间, 大量遗产税的缴纳自然会促成无数企业出售解散。税收本身具有强制性, 就算是效仿美国税法, 提供大量优惠待遇, 在中国民营企业借贷筹资、融资成本高昂的大背景下, 也往往没有能力及时缴纳。对于发展较好又及时规划的民营企业, 遗产税开征就意味着它们必须保留大量变现资产, 以备不时之需, 这样一来, 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了资本的限制, 不仅减少了投资可利用的资源, 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发展活力。遗产税开征的打击如此致命, 一旦开征, 不仅破产、失业源源不断, 甚至还会动摇国民经济基础。

四、结论

对现阶段是否开征遗产税的考量是关系到我国经济民生、社会稳定的大事。遗产税确实具有一定的社会公平效应和调节功能, 但是现实远比理想要骨感, 现阶段的中国, 面临着遗产税开征基础缺失的严重问题, 这时不能仅局限于遗产税的价值功能作出开征判断, 更应结合我国国情具体分析, 作出深入的研究和前瞻性的考量。我国现阶段开征遗产税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 贸然开征会暴露出更多的问题。笔者认为, 当前我国政府应该做的是集中主要力量大力发展经济, 在注重公平和效率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分配制度, 努力缩小地区差距、收入差距, 通过各种法律法规的健全和配套制度的出台一步步为遗产税开征创造有利条件。总而言之, 现阶段遗产税开征不具有可行性, 开征问题不必操之过急, 随着各种难题的攻克和开征基础的巩固, 客观进程自然会将遗产税推向决策的前台。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 遗产税的开征, 这个牵动着利益和情感的话题被越来越多的改革者推向决策前台。然而, 对遗产税的征收不能仅仅考虑其在税收调节中的功能, 还应纵观大局, 前瞻性地考量。现阶段我国遗产税开征缺乏必要的人文基础、制度基础和经济基础, 贸然开征, 不仅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还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不良的效应, 权衡利弊, 在条件时机都不成熟的当下, 开征遗产税不具有可行性。

关键词：遗产税,开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