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阶段论

经济增长阶段论（共9篇）

篇1：经济增长阶段论

基于阶段性的中国基本经济问题的认识

黄少安

阶段性与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和新旧动能转换、与产业结构和产业升级和金融发展阶段性（主要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和老龄潮还是老龄化、与几期叠加的关系、与国有经济定位和国有企业改革、与所谓的老工业基地问题、与公共福利支出问题、与房地产和财政收入。

一、大阶段：中国经济现在处于什么阶段，相伴随的是中等收入阶段、正在崛起却还没有崛起的微妙阶段

1，总体和大部分地区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期

2，投资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问题在于投资结构（空间、产业和主体）

3，消费拉动的贡献率问题：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常态性的65%以上。判断是否发达经济体的指标之一就是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4，如何解释2016年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率？非常态，因为投资（尤其是民营资本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下来了，总的增长率下来了。

5，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即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期决定：所谓“中国老工业基地如何振兴”是一个伪问题，中国现阶段基本上不存在老工业基地问题，东北不是，山西也不是。是否老工业基地，不是按创建或发展的时间来定义的，而是按是否成为夕阳产业、没有了社会需求来定义的。山西以煤炭能源产业为主，而煤炭能源消耗至今仍然占中国能源消耗的将近70%。所以，山西现在还不是煤炭产业衰落的问题，是产业质量问题，是经济周期性波动导致山西经济周期性起落。东北更加不是，东北工业绝大多数还是国家需要的 有很大发展前景，不需要钢铁、飞机制造、造船、石油、汽车制造等等了？完全不是。东北的工业远远没有到达失去需求的阶段，相反，正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大量需要的。东北的问题不是老工业基地问题，而是老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老的观念问题。是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地域文化使得企业、官员和民众一定程度上养成了等靠要的习惯。几次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为什么都不凑效？问题错了，原因错了。

二、小阶段：中国是否陷入经济危机中？

1，判断经济危机的主要指标：3、3、3、30判断法

短期内增长率下降3%个点以上；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也就是企业的债务危机或大量债务违约）3%左右；通货紧缩（中国是大量货币供应却低通胀）即通胀率（cpi）3#以下；资产价格大幅度下降（中国房地产和股票价格的诡异性），短期内暴跌30%以上。

2，中国2015年危机特征全面显示。为什么2015年才显示？

中国经济危机特征显示总是滞后几年：因为政府全面、过度反危机，依据或逻辑：保增长-------保就业------保稳定（是对中国国情的准确认识吗？）。

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GDP增长率从9.5%下降到6.5%左右，是因为经济危机或经济周期性波动还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常态增长率”，如果是前者，根据一般规律，还会复苏到危机前的增长率，如果是后者，我国就没有必要努力稳增长或保增长，因为就应该是现在6.5%左右，是正常的增长率。当然，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现在的6.5%仅看数字是常态的，但是还是旧动力支撑的，如果不转变增长动力，可能保不住这个增长率，因此，要用新动力替代或置换旧动力，要争取靠新动力获得6.5%。

新旧动力不是简单地按时间来区分的，不是说原来的动力都是旧动力、都不能用，而是按照是否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可持续性来确定。原来中国经济增长一些动力，例如改革和投资，在现阶段和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将仍然是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技术进步在过去也是发挥了巨大作用，今后永远都是主要动力。

为什么2008世界性金融危机引发全面经济危机后，中国危机特征的全面表现滞后如此多年？反危机力度特别大：先是大量投资，复制和扩大已经过剩的落后产能，发现过剩后有在“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的口号下全民搞金融，导致金融脱离实体经济需要片面发展和多重的金融风险，实体经济发展更加艰难。终于2015年撑不住了。

3,过度反危机保护了落后，付出代价大。保护落后产业、企业和技术；保护落后的劳动技能；保护落后的体制。

4,2014年下半本人写的“谨防新的金融危机从中国爆发”，依据是什么？危机的规律和一些常识性指标：银行不良率、金融中介机构泛滥、实体经济部门获得资金的实际利率、政府债务、股票价格反常性大涨大落、社会各界对金融的非理性认识等。

三、走出危机、拉动增长的动力 1，供给侧改革很重要、很必要，但是，其的大部分措施不是促进短期增长的，而是着眼于长期增长和发展的，对短期反而是不利于增长的。各级地方政府再寻找经济短期增长动力时不要找错了方向。

2，刺激消费作用不会太大，不刺激也会稳步增长；还得靠适度投资，既有利于短期增长、又有利于长期增长和发展的投资。现在的ppp是这个目标，但是具体操作有待优化。

3，向改革要动力：国有经济定位、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质性进展怎么样？ 4，货币政策忌急紧急松，要软着陆和软升空，包括“去杠杆”，也是如此。

篇2：经济增长阶段论

从利用财政政策,发展小型高科技企业与跨国公司及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等几方面,论述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有关问题,以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作 者：陈明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发展规划办公室,辽宁,锦州,121000 刊 名：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BOH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2004 26(3) 分类号：F120.3 关键词：小型科技企业   跨国公司   财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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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经济增长阶段论

一、运用经济增长阶段理论界定中国所处阶段的意义

首先, 二战结束后, 面对广大亚非拉美等新兴民族独立的国家对发展本国的强烈诉求, 各领域学者们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 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 正是他考察分析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发展历程之后, 针对经济还未起飞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出的。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诸多问题, 运用起飞理论准确的判定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的具体对策, 是十分有可能而且可行的。

其次, 建国以来, 我国的经济社会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 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 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没有经验可以借鉴, 只能在不断地探索和实践中进行。经济增长阶段理论是描述经济发展的共性问题和一般规律, 借鉴此理论有助于我们跳出原有思维模式, 用另一种方式来认识和理解经济发展的道路, 认清我国目前面临的形势,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很大帮助。我国经济在经历了高速发展之后正逐步向平稳增长阶段迈进, 为了实现稳步发展, 运用经济增长阶段理论来界定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是很有必要的。

二、中国目前所处阶段的界定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界定的问题, 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 中国目前已经基本完成起飞, 正在迈入向成熟推进阶段。

1、起飞必须具备的三个相关条件

罗斯托认为经济起飞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相关的条件, 只要具备了这三个条件, 一国就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 即实现起飞。

(1) 生产性投资率提高, 例如由占国民收入的5%或5%不到增加到10%以上。生产性投资是一种社会财富积累过程, 有益于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和经济增长速度。从1978年至今, 中国的投资率始终保持在30%以上, 而我国向来是重生产性投资轻非生产性投资, 因此我国的生产性投资率已经远远超过起飞条件中所要求的10%以上。

(2) 有一个或多个重要制造业部门以很高的速度发展。罗斯托认为, 经济前进的势头得以保持的原因, 就是因为少数主要增长部门迅速发展。经济增长不同的阶段, 主导部门也会不断发生变化, 每个阶段都有与其相适应的、可以起主导作用的部门。这种主导部门是指本身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而且又可以带动其他部门增长的部门。在中国, 担任主导部门这一角色的是出口加工业。改革开放后, 我国实行“引进来、走出去”发展战略, 利用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成本低的优势, 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 这一产业的发展给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 引进了技术, 赚取了外汇, 同时还带动了交通、运输、通讯、金融等服务行业的兴起和发展。

(3) 有一种政治、社会和制度结构存在, 或迅速出现, 这种结构利用了推动现代部门扩张冲力和起飞的潜在的外部经济效应, 并且使增长具有不断前进的性质。

罗斯托认为, 起飞的开始通常是因为受到了一种特别剧烈的力量的刺激, 这种力量可能表现为三种形式:政治革命、技术创新、国家环境的不利变化所提出的挑战。在中国, 这种刺激力量表现为政治革命, 即新中国的成立。“这种革命直接影响社会权力和有效价值观念的平衡, 影响经济制度的性质、收入的分配、投资支出的形态以及潜在创新实际采用的比率。”新中国成立后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 使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 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国的经济基础。建国后的30年间, 我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为之后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一切进步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变是在最初的工业阶段发生的, 而以后工业的成熟可以直接追溯到在这些初期阶段中所奠定的基础。”虽然在1978年之前我国在经济上的发展比较缓慢, 更无法和改革开放后飞跃性的进步相比, 但是如果没有之前的基础, 也不会有1978年以后的迅速发展, 所以笔者认为, 我国经济制度上的变革要把建国后前30年经济的发展包括进去, 因为这是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的基础。

但是, 在经济体制方面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又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我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所有制结构上, 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并给外资以大量优惠政策以吸引投资, 自此, 中国的经济开始蓬勃发展开来。

在农业领域, 基础更为广泛的革命也发生了, 这也是罗斯托所认为的起飞阶段必须的一个条件。对内改革后, 我国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 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近几年来, 我国实行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制, 也是适应我国经济起飞阶段所遇到问题的一种政策, 这种制度的实施可以使农村劳动力更自由的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中, 而又保证了土地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

以上, 即为我国在政治、经济体制和农业方面发生的变革, 这为中国经济的起飞创造了有利条件。

综上所述, 罗斯托所提出的经济起飞所必须的三个条件我国均已具备, 所以, 笔者认为我国经济已经实现了起飞。

2、向成熟推进阶段的特征

在罗斯托看来, 经济起飞后, 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 虽有波动但仍自动持续成长的时期, 即向成熟推进阶段。他认为从起飞阶段进入成熟时期大体需要60年的实践, 如果按照这种时间算, 从新中国成立起, 中国也到了向成熟时期过渡的时间, 但是这样下结论未免太牵强, 笔者认为要从成熟阶段的主要特征来分析中国是否已经达到了这一阶段。

首先, 起飞后应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由于正常增长的经济推动着现代技术在各个经济领域的广泛使用, 起飞之后紧接着是一段长时期的持续的 (即使是有波动的) 增长。国民收入的大约10%-20%被稳定的用于投资。”

联系我国近年来发展的实际情况, 结合图1所示的中国历年GDP增长率和上文提到的投资率, 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已经步入了稳定的增长时期, 并且成为国际经济增长中不可缺少的生力军。

其次, 在成熟阶段, 工业朝多样化发展, 新的主导部门逐渐发展壮大以替代起飞阶段的旧主导部门, 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垄断组织。“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已经完成起飞阶段的方法之一, 就是看这个社会有没有能力重新有效地组织它的资源, 和加速一系列新的主导部门的发展。”

2010年, 我国把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汽车七个产业确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重点培育, 加快推进。旧的主导部门加工出口业着力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增强产品的知识产权价值。但是, 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自主性知识产权产业的培育才刚刚起步, 远远没有发展到可以取代起飞阶段的传统工业部门成为新的主导部门的程度。我国的目前的发展状况只能说明我国已经完成了起飞阶段, 但不能据此断定我国已经完成了成熟阶段走向大众高消费阶段。

再次, 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方面的变化。罗斯托认为, 在起飞阶段结束时, 从事农业的人数可能下降到40%;到成熟阶段, 在很多国家中下降至20%。受过高度训练的技术人员和专职人员的人数不断增加, 工人的文化程度越来越高。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中国历年三大产业占GDP的比重与历年就业人员构成数据统计显示,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已下降到10%左右, 第三产业比重从1978年的23.9%上升到2008年的40.1%, 虽然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但与本国过去相比已经变得更加合理;就业构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三产业就业比例持续增加, 然而, 虽然第一产业的就业比例一直呈现下降趋势, 但直至2008年才降低至40%以下, 这只能说明我国起飞阶段刚刚进入尾声, 但远远达不到成熟阶段时的20%的比重。

最后,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非经济方面的要素, 纵观各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 在一国经济进入成熟阶段后, 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的政治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新的观念和制度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不仅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而且不断推进了民主法制建设, 政治体制改革迈出了新步伐, 科教文卫事业全面进步, 思想道德建设不断加强, 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日益丰富。但是, 就业保障、福利保障、住房、收入分配等许多方面都远没到达完善的地步,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正处于瓶颈期, 这些问题日益突出, 都是在成熟阶段要逐步解决的。

综上所述, 目前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起飞阶段的任务, 也出现了某些成熟阶段的特征, 但只是初步显现, 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远远未能完整的体现出来。所以, 笔者把中国所处的阶段界定在基本完成起飞阶段, 正向成熟阶段逐渐过渡的时期。

有人根据目前中国部分耐用消费品销量迅速提升、多种服务产业迅速崛起的状况, 断定中国已经进入了大众高消费时代。但笔者认为, 这些现象只是部分出现但并未普及。诚然, 中国某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已经出现大众高消费时代的特征, 但也只可据此断定是那些地区已经进入了大众高消费阶段, 我国的经济发展区域差异很大, 绝对不能以经济发达地区出现的现象以偏概全, 认为中国已经进入消费主增长时代。

参考文献

[1][美]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2]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

[3]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3.

篇4：加速进入新经济驱动增长阶段

“新

经济”一词贯穿“十三五”《规划纲要》，这既是党中央对当前发展态势的总判断，也反映出我国增长模式和增长路径选择进入一个新阶段。

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仲文表示，新经济是新发展理念的体现，是对接新需求、释放新需求、挖掘新需求、培育新需求的新供给，是吸收劳动力的大容器，更是推动中国经济迈向新台阶的主力军、生力军。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每一阶段均有明确的增长引擎。改革开放之初到1990年代末的近二十年，经济发展以满足民众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为主，发展引擎也就落到了纺织、农产品加工、初步的汽车和建筑行业上;1990年代末以来，以改善性需求为主的房地产、汽车、基建、电子等行业，以及出口贸易，形成了主要经济增长点。

随着新常态到来，基建、房地产投资减速，钢铁、水泥、煤炭、建材等传统行业的供需矛盾、产能过剩、有效供给不足问题凸显，利润率逐渐降低。此外，全球需求疲弱、新兴市场动荡，对出口形成掣肘。

三十多年的超高速增长为下一步结构调整奠定了坚实基础。引擎迭代、新旧动能转换之际，加快发展新经济，成为推动国内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新经济是对旧经济系统性的切换，会全面改变技术线、产业结构和经济活动组织形态，推动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和发展空间的再造。

共享是新经济的一大特征。共享不断深化和强化的基础是互联。网络、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让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形成智慧的互联，经济主体间协同性增强。通过万物互联，新经济显现出智能经济、大众经济、指数经济、跨界经济等特征。也因此，从广义上说，凡符合未来趋势并能够支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新形态，都可视之为“新经济”，其驱动力包括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

创新是新经济的内生动力。我国新经济尚处于萌芽阶段，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尚未占主导地位，但新旧动能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新经济的培育和成长，离不开创新生态的打造。去年以来，“互联网+”行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制造2025”等加快实施，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悄然崛起，成为对冲下行压力、护盘兜底的重要力量。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智能制造、大数据、高端装备与材料、精准医疗、数字创意等出现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的新业态，都将成为一个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我国迈向追求更高效率、更低成本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时代。

开放是新经济的制度保障。新经济的发展主要靠市场推动，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至关重要。政府的首要职责是创造良好的生态，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建立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给创新者最大的激励。

具体来说，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应做好“放、管、服”。

首先，要多“放”，大幅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给予企业宽松的环境，允许其先行先试，多探索多创新;

其次，要善“管”，对于新模式、新业态带来的经济风险或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在建立完善的诚信机制、开放、弹性的监管体系上多下功夫;

再次，要增强“服”的效能，政府对从事新经济业务的创新创业企业做好服务，并确保各项减负举措的落实。尤其在产业政策方面，对新经济要有配套明确、普惠的支持举措。

此外，还要加快建立反映新经济发展的统计指标体系，使统计能够更准确地反映新经济发展成果，促进新经济发展。

篇5：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规模的扩大及经济金融的持续深入,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分散风险等方面体现出来.为了使金融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增长,我国金融应加快商业化改革的进程.

作 者：薛斐 作者单位：中南工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83刊 名：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XI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年，卷(期)：22(6)分类号：F83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贡献

篇6：论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37年前，我国政府曾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是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当历史跨入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当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时候，当市场机制渐变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的时候，当财政政策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调节工具的时候，公债重新登上经济舞台!

然而，公债融资与经济运行特别是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如何实现的?如果站在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政府该不该发行公债?在何时发行公债合适?是发行长期公债还是发行中短期公债?发行多少公债为宜?如何确定公债利率水平?诸如此类的问题，无不涉及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要素和经济稳定的影响。如果不搞清这些问题，政策就不可能正确地制订公债管理政策，也就无法有效地利用公债管理政策实现财政政策目标。

遗憾的是，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我国理论界一直把财政范畴置于上层建筑领域里，没有把它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一种手段来研究;再加之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匆忙发行公债，理论界又转而讨论公债发行、管理中的具体操作问题，没有顾及公债理论的深层次问题，特别是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理论研究。尚属处女地。因此，本文试图依据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框架，探讨在赤字预算政策是一种无法避免的政策选择的情况下，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并结合实际分析我国公债融资与十余年来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文的结构安排是：首先，确立分析财政政策效果的经济增长模型，并简要说明各项财政政策措施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途径。然后，把公债融资效应区分为财政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全面研究公债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根据这些理论分析，这我们剖析我国的公债融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的财政政策效果

我们曾经根据藤田晴的研究[1]利用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分析过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本文仍将依据该模型讨论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由于公债政策是财政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在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公债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又是通过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实现的，因此，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我们以前研究各项财政政策措施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基本结论。

我们在研究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曾提出三种经济增长率，即“充分就业增长率”、“支出增长率”以及“最优经济增长率”。充分就业增长率又称“能力增长率”或“必要增长率”，是指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国民经济能够达到的增长率，这是在没有通货膨胀压力下可能实现的最大增长率。所谓支出增长率是指各种支出函数所规定的国民支出增长率。所谓最优增长率就是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正好相等的增长率。均衡增长率是指充分就业增长率与支出增长率相等状态下的增长率。哈罗德称谓的自然增长率是指在充分就业下等于劳动力人口增长率加上生产增长率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如果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正好相等，那么，至少作为一种长期倾向，生产设备充分利用和劳动力充分就业的理想的经济增长过程就会出现。因此，我们认为，如果经济中存在大量潜在失业人口，最优经济增长率就是能够达到的最大的均衡增长率;如果经济中没有潜在的失业，则自然增长率就是最优增长率。

根据我们的分析，提高充分就业增长率至少可以通过四种财政政策措施来实现：(1)提高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率。(2)提高政府投资在政府需求总额中的比率。(3)提高政府投资产出系数。(4)降低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率。提高支出增长率的财政措施包括：①提高政府支出比率。②降低税收比率。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率的财政政策措施包括下列三种组合：A降低税收比率，提高政府投资比率或政府投资产出系数;B提高政府支出比率、政府投资比率以及政府投资产出系数;C政府支出比率和税收比率呈同向变动。

下面，我们根据上述这些基本结论，具体分析公债融资的财政效应与流动性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所谓公债融资的财政效应是指公债融资配合政府的收支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所谓公债融资的流动性效应是指公债融资因改变货币供给量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

二、公债融资的财政效应

1.公债融资对充分就业增长率的影响

公债融资对充分就业增长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增支公债和减税公债的影响上。

(1)增支公债。在税收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政府支出的增加用公债发行来融资，可能会降低充分就业增长率。一般来说，政府支出总规模中，政府的消费性支出所占比例较高。根据上述分析结果，由于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率提高，会降低国民储蓄率，从而抑制经济增长。因此，增支公债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如果公债来源于消费资金，或者说持有公债的主体是居民，增支公债的逆效应可能比较小;如果公债来源于投资资金，或者说持有公债的是企业和商业银行，增支公债的逆效应可能比较小;如果公债来源于投资资金，或者说持有公债的主体是企业和商业银行，增支公债的逆效应可能很大。当然，如果公债发行为政府投资的增加融资，使得政府投资在政府需求总额中所占的比率提高，经济产出的能力增长率必然提高。

篇7：浅论中国的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许多新成就，但在经济运行中也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经济运行中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消费投资增长较弱;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利率效应不够明显，金融调控任务艰巨;我国在未来仍可能面临通货紧缩压力。这些问题相互影响，互相制约。本文选取了一些国家(美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结合国际比较分析，进一步认识今日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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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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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选取的这些国家比较典型：美国经济和金融高度发达，经济总体上比较稳健;日本在经历60、70年代高速发展后，经济于90年代陷入长期低迷;韩国经济一度高速发展，但曾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经过痛苦的调整后，经济发展势头有所好转;印度是与中国存在诸多类似的典型的发展中大国，其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虽滞后于中国，但在某些方面也有可借鉴之处.

一、我国近期出现投资过热，但消费增长一直相对较弱

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从年初以来已表现出明显的过热迹象。

20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24.5%，一季度更是高达43%，这已接近1992和1993年经济过热时期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主要源于几个方面：一是地方项目投资。20一季度，地方项目投资增长60.2%，中央项目投资只增长4.8%。二是集中于工业和建筑业的投资。三是私营和外企的投资。四是部分省市的投资。江苏、广东、浙江、山东、上海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居全国前五位，占全国的.48%。投资明显过热，结构不合理，存在着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过于依赖投资的拉动，消费需求亟待提高。多年来，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实际增长率一直远低于投资的增长率，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近年来，发达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约为74%，而我国则要低很多。

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应协调发展。如果投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与未来的消费相匹配，就会导致产能过剩，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如果投资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则可能产生大量新增不良资产。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效率降低，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也称作投资率)在全球一直居高，而且爬升速度也很快。年我国投资率为42.7%，仅次于1993年45.3%的最高水今日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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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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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这表明，我国增加单位GDP所需的投资越来越多，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资源投入而非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固定资产投资的迅猛增长带来许多问题，包括带来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高耗能行业的巨大需求，造成瓶颈制约。但其最主要的威胁是增大了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增速过猛与货币信贷投放偏多相互推动、互为因果。如果任凭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势必导致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银行呆坏账增加，金融风险加大等问题。依靠高投资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但不具有可持续性，这已有前车之

篇8：经济增长阶段论

一、中国经济已进入结构大调整阶段

2008年初中国经济还在“双防” (防过热、防通胀) , 2009年初中国经济就转为“三保” (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 , 为什么一个金融危机会对中国带来如此之大的冲击?从经济发展的周期规律来考察就会发现, 我国经济目前存在的困境不仅仅是由国际金融危机所引起的, 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国自身经济增长的脆弱性, 即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已经不适应新的个内外经济环境。所以, 内因在先, 是主因, 外因在后, 也是次因, 金融危机的发生只是造成了叠加的双重冲击的结果。由此, 解决目前的经济问题应从内因入手, 着重解决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问题。

中国30年转型、30年的经济发展模式, 确实创造了我国经济腾飞的世界奇迹, 但30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也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显示, 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2008年, 中国的经济总量 (世界第3, 达到4.3万亿美元) 、经济增长速度 (改革开放以来年均增长9.9%) , 工业化主要指标如人均GDP (3266.8美元) 、产业结构 (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为88.7%) 、工业结构 (2007年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比重为62.8%) 、就业结构 (2007年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为59.2%) 、城市化率 (45.7%) 等社会经济指标, 都充分展现出中国工业化进程新阶段的到来。

然而, 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相应的经济结构并没有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完全改变, 经济增长的高潮迭起掩盖和弱化了发展模式及结构性矛盾, 当经济高潮遇风逆转而退之时, 问题终究显现出来。在这次经济危机中, 受冲击最大的产品是中低端产品。从经济规律来讲, 这是市场机制作用的必然, 然而这种“曾似相识”的场面对于今天的中国市场、中国企业来说, 却有着深刻的经济内涵。它意喻着, 中国制造业靠低价原材料、低成本劳动力、低附加值的“三低模式”已走到尽头, 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升级势在必行。

辽宁目前正处于全面振兴阶段, 必须审时度势, 不仅要“保增长”保持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更要从战略视角审视辽宁经济发展的长期、可持续问题。改革开放以来, 辽宁紧紧围绕发展主题, 以结构调整为主线, 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良性互动, 经济实力显著增强。2008年, 辽宁的经济总量 (位居全国第8, 达到1.35万亿元) 、经济增长速度 (改革开放以来年均增长9.7%) , 工业化主要指标如人均GDP (4573.6美元) 、产业结构 (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90.3%) 、工业结构 (2007年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比重65%) 、就业结构 (2007年非农产业就业比重67.6%) 、城市化率 (60%) 等社会经济指标, 都充分展现出辽宁工业化进程由中后期进入到后期, 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已经到来。

应当看到, 金融危机的出现已经昭示着世界经济正处在一个大调整阶段, 中国经济受内在结构和外在环境的影响, 都将会随新的世界性经济调整出现大规模的行业洗牌和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升级。

二、保增长与转变发展方式结合起来

保增长需要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支撑, 为了追求既定增长率目标, 很容易导致重回以投资拉动为主、粗放增长的老路上, 从而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根本内因没有得到解决。

为了保增长, 国家已经制定和实施了多项产业振兴规划, 而这些产业具有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但却不一定具有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因为这两种导向的产业选择标准是不同的, 转变发展方式的产业标准范围比经济增长更宽, 包括科技进步基准、经济增长基准、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基准、就业基准、内需扩大基准等。这就使得保增长与转变发展方式的产业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很难找到最优解, 产生了矛盾。如果仅仅是保增长而忽视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那么即使实现了保增长的目标, 调控也不能说是成功的, 如果再次遭遇外部冲击, 经济还可能会下滑, 出现W型经济发展态势。那么, 就要研究化解矛盾的最佳解。

实际上, 经济社会中的问题找到最优解是很困难的, 甚至超越了人类的能力。在外部环境不确定、人类有限理性的情况下, 经济学家西蒙就提出了满意原则。那么, 以保增长为先, 同时又适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是符合满意原则的。这里的关键就是找到既能促进经济增长, 又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产业范围。综合考量, 重点发展通用及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与电子计算机制造业、纺织业、建筑业等, 比较符合上述双重标准的。而其中的通用设备及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正是辽宁主导产业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重点产业, 这正是辽宁的优势所在, 也是机遇所在。经济发展减缓之时, 正式装备制造业调整之机。

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 就能够把保增长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起来。目前, 辽宁装备制造业的问题主要是附加值低、规模小。辽宁工业增加值率一直徘徊在28%左右, 而美国、日本这一比例在48%以上。辽宁装备制造业年销售收入过百亿元的大企业十分有限, 资产利税率不足6%。2008年, 辽宁6户重点样本企业中, 利润总额为8.5亿元, 销售收入为350亿元, 销售利润率为2.4%。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 传统的低端制造业需求明显下滑, 而高档产品仍然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这说明靠低成本比较优势、靠大量的物质消耗无法抵御外来以技术为核心的竞争冲击。因此, 要想改变这种不利局面, 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实现科技创新驱动。

由于装备制造业竞争的全球性, 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装备制造业基地, 辽宁必须具有全球视野、战略谋划, 将增长与发展、扩内需与搞创新、上项目与上技术有机结合起来。市场需求的恢复需要时间和空间, 但要走出低端产能过剩的漩涡就必须靠技术创新。对于辽宁装备制造业企业来说, 在采取稳健经营、有效“止跌”的同时, 应由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 狠抓技术创新, 拥有独创性技术, 研发新产品, 优化调整产品结构, 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为企业创造生机和活力, 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

三、保增长与结构优化升级结合起来

无论是国际经济还是国内经济, 始终是在经济周期起伏中发展运行, 而经济下滑的时期恰恰是调整经济结构的最佳时期。产业结构性矛盾一直是困扰辽宁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辽宁作为国家重要的重工业基地, 以工业主导的刚性产业结构是初始制度安排和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 辽宁产业结构得到有效的改善和提升, 但产业结构性矛盾仍非常突出。虽然辽宁经济的外向度很低, 但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也十分严重, 资源型、重化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面临严峻的挑战。辽宁应抓住机遇加快结构调整升级, 这是寻求长期、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本所在。

三十年的结构调整, 辽宁产业结构由“二一三”转向“二三一”结构产业。第一产业比重由1978年的14.1%降到2008年的9.7%, 第二产业比重由77.1%调整到55.8%, 第三产业由14.8%提高到34.5%, 工业比重67.7%降到49%。2008年, 辽宁GDP增长13.1%, 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8.5%, 工业的贡献率为57.6%。辽宁“三产化”趋势十分明显, 但近几年出现回落, 受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和重化工结构的影响, 农业升级改造相对滞后, 服务业总量偏小, 工业大而不强, 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的局面尚未改变, 三次产业之间缺乏协调性和相对均衡性 (见下图) 。

从三大需求拉动看, 辽宁经济增长中投资拉动处于强势。2008年固定资产投资率达到74.4%, 相对于投资快速扩张, 消费率出现大幅度下降, 2007年投资率高于消费率16个百分点, 辽宁消费率比全国低7.2个百分点, 投资与消费严重失衡, 出口拉动则为负值。全面振兴阶段, 辽宁的投资率仍会呈现大幅上升趋势, 问题是如何将消费逐步转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将经济增长建立在更加健康和坚实的基础上。

辽宁保增长、调结构的基本思路应当是:提升“一产”保稳定, 做强“二产”保速度, 发展“三产”保就业。辽宁作为老工业基地产业仍呈现一种刚性结构, 这种刚性化决定了第二产业依然是辽宁经济发展的重心, 关键是以“二产”的发展和结构优化为“一产”劳动力转移和“三产”发展提供空间, 增强产业间的有效协同。提升第一产业保稳定, 做强第二产业保速度, 发展第三产业保就业, 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协调发展, 构筑以先进装备制造业、高加工度原材料工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和高技术产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2008年辽宁作为工业大省的“一产”比重仅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个百分点, 30年辽宁“一产”比重仅下降了3.8个百分点, 全国下降了16.9个百分点, 同为工业大省份的江苏下降了20.6个百分点, 目前辽宁“一产”就业人员的比重为32.4%。辽宁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居高不下, 表明产业更替转换进程比较缓慢, 也折射出非农产业的就业创造效应较低。辽宁应充分发挥工业优势, 为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产业基地化提供有力支持, 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大力发展有鲜明特色的县域经济和地方特色农业, 建设规模农业、绿色农业基地, 提高农牧产品深加工水平, 延长产业链条, 加快农牧业产业化步伐, 抓住机遇扩大农牧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工业是辽宁的优势所在, 然而成也工业, 败也工业。从结构性原因看, 辽宁产业结构主要受制于第二产业的工业, 工业的落伍导致辽宁经济的落伍, 资源型、重化工的工业结构严重制约了工业竞争力的提升和区域工业化进程。辽宁具有鲜明的“重工业化”特色, 目前重工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 在工业中装备制造业占28.7%, 原材料工业 (冶金、石化、建材) 占47.6%。虽然作为国家的重化工业基地, 发展高加工度的重化工业既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需要, 也是辽宁建设新型产业基地的重要基础所在, 关键是要建设“先进性”的重化工基地, 必须由初级型、资源依赖型、加工型向高深型、创新驱动型、制造型产业结构转变。

金融危机出现后, 对我国装备制造业冲击最大的是产能过剩的低端产品。辽宁应加快“重工”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升级, 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按照“大项目—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基地”的发展模式, 加快推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型产业基地建设;辽宁装备制造业应充分运用“国产化”政策, 围绕进口替代和产品结构调整, 以企业独有的核心技术占领高端市场;辽宁的出口拉动一直很低, 金融危机的出现恰恰装备制造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最好时机, 如成套设备、机械工程设备以及石油能源开采产品等以成熟的技术和适于的成本打入非洲、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 实现技术的梯度转移和企业的国际化经营。

辽宁的第三产业比重是伴随着第二产业的下滑而上升的, 1978年至2008年“三产”比重增长了21.8个百分点, “三产”就业比重达到40%提高了22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成为承接工业和农业转移劳动力和吸纳新增劳动力的重要空间。辽宁的“三产化”进程虽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低于上海 (提高了34个百分点) 。近年来“二产”快速拉升, 导致“三产”出现下滑, 2008年辽宁“三产”的产值结构比重低于全国3.5个百分点。产业结构的更替升级应带来从业结构的同步转变, 体现出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社会效应。从辽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的协同性看, 就业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反应比较敏感。由于辽宁第二产业为重工结构有机构成比较高、国有大型企业比重高等原因, 相对劳动生产率较高但产业结构偏离度大、就业弹性较小, “二产”就业结构比重仅为27.6%。

第一产业比重较高、第三产业相对落后是辽宁产业结构不合理、不协调的突出表现, 而产业结构直接影响着就业结构, 就业结构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收入水平、生活质量以及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要效率还是要就业?这是当前经济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辽宁面对失业率居高不下的严峻现实, 推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 以解决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与就业结构产业转移的协调发展。

辽宁第二产业有效的增长可以带动第三产业新兴行业的加速扩张, 围绕新型产业基地建设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壮大现代服务业和社会服务事业, 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城市化将是未来的经济增长的支柱, 辽宁在实施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战略、沈阳经济区战略、突破辽西北战略中, 应将产业发展与空间开拓结合起来, 充分整合城镇空间资源和城区发展之间的节点, 发展沿海、沿线、沿路经济, 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 大力发展房地产、金融、物流、旅游等现代服务业, 为劳动力转移提供更大空间。

摘要：“保增长”更要保发展, 目前中国经济已进入结构大调整阶段, 辽宁老工业基地在“保增长”中, 应以装备制造业为切入点,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实现“保增长”, 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实现“保增长”与结构优化升级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保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辽宁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课题组.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J].新华文摘, 2008年第1期

[2]2007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数据来自国家社会经济统计公报[DB], 国家统计局网, 2009, 3

篇9：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分析

关键词：经济增长 制度变迁 二元经济转型 产出弹性

一、制度变迁、二元经济转型与我国经济增长：一种回归分析

尽管对于制度与二元经济转型两者如何推动经济增长这一问题，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发展理论都相应的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为更有利于对问题的分析，我们这里拟采取直接选定变量并在建立计量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回归分析。

先看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由于实践中我国的经济制度变革基本上是沿着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经济主体产权制度的变革以及发展战略的全面调整这三个方面来展开的[1]，因此，我们在构建计量模型并进而进行回归分析时，就拟将具体的经济制度变量界定在以下三个方面：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水平与开放程度。实际测算中，市场化程度（MRL）用投资的市场化指数来表示，非国有化水平（NOSW）用非国有经济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开放程度（ORL）用对外贸易比率来表示。

依据上述制度变量的含义，我们首先可建立起制度——经济增长的经济评估模型：GY=A0=A1MRL+A2NSOW+A3ORL……（式一），回归后可得到方程：GY=167.37+5.784MRL+11.562NSOW+0.405ORL ……（式二）

（132.418）(2.377)(0.895)(1.450)

R2=0.991,DW=1.10, F=293.204

既然，（式二）中的DW值较大，也即说明了自变量之间存在着比较强的自相关性；这一点其实便说明了“非国有化”、“市场化”以及“开放水平”之间的变化并非是各自独立的，而是在发展中相互作用的。

由于“非国有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开放水平”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正相关[1]，因此要排除这种强烈的正相关对我们制度——经济增长分析的影响，我们这里可以利用岭回归（ridge regression）的方法，用 作为回归系数的估计，以考虑变量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其中，k为岭回归的参数）。随着k值的变化，我们即可得到不同的回归参数与k2的估计值（见表一）并进而验证我们的相关结论。

表一岭回归k值与系数估计

kR2NSOWMRLORL

0.000000.982161.128233-0.1782370.019750

0.050000.970920.852649-0.0193520.124967

0.100000.956580.7139080.0580570.172222

0.150000.944660.6291360.1028540.197453

0.200000.934820.5711930.1313200.212127

0.400000.905740.4468040.1801150.231166

0.500000.893770.4117730.1885390.231628

0.550000.888020.39747701909850.230494

0.700000.871260.3628550.1941130.226917

0.750000.865760.3533130.1942160.225165

0.850000.854840.3363600.1395320.221330

0.900000.849410.3287580.1928550.219304

0.950000.843990.5216420.1920120.217234

依据表一，我们又可作出岭回归系数的变化图（见图一）

结合表一、图一，我们可以看到，随着k值的增大，市场化程度的回归系数从负变成了正；而当k=0.5时，岭迹图已经比较稳定。为此，最后取k=0.5时，估计回归方程就为：GY=-421.714+6.119MRL+4.22NSOW+4.754ORL ……（式三）

(132.418)(2.377)(0.895) (1.450)

R2=0.945F=44.87

显然，这也就说明了我们所选定的制度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这些相关关系中，“非国有化水平”、“市场化程度”以及“开放水平”三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致相当；同时，岭回归参数k=0.5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又说明了这三个制度性变量之间是相互推进与相互作用的，其中任何单纯的制度变量的变化都无法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作用。至此，制度——经济增长这一结论也就基本上得以了证实。

分析完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后，我们再来观察二元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对于二元经济转型变量，我们选定“非农化水平（NA）”为变量，并据此建立简单的计量模型来测算二元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于是就有：GY=A+B·NA，计量后可得到回归方程：

GY=-762.79+26.94NA……（式四）

(72.49)(1.76)

R2=0.98DW=0.223 F=232.15

由此可见，二元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既然，计量方程（式三）与（式四）并没有拒绝（也即是验证了）制度——经济增长论与二元经济发展论，因而，我们也就不难作出如下判断：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制度转轨与二元经济转型的协同发展与作用下的产物[2]。如此，为谋求分析的准确性与有说服力，我们又有必要将制度变量与二元经济变量同时纳入计量模型中，以测算出这些变量在协同作用下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为此，我们又可以通过建立简单的回归方程来得出相应的计量方程：

GY=46.83+15.412MRL—4.567NSOW+1.810RL—14.653NA……（式五）

(2.77)(8.79) (-2.141) (1.303)(-2.453)

R2=0.994 F=290.994 DW=1.8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