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历代服饰1范文
历代服饰
秦朝服饰
秦代國祚甚短，只有十五年，除了秦始皇按陰陽五行思想規定的服色外，一般服色仍是沿襲戰國的習慣。秦國本處西陲，向來不如中原的繁文縟節，服裝樣式較簡單，而且開始將古代做為常服的袍，正式穿著。在軍事上，也效法趙武靈王的胡服，即揚棄周制的上衣下裳之韋弁服，改為上襦下褲便於騎射的形式。
男服服饰
秦始皇在冠服制度上，廢除六冕，只採用一種祭祀禮服。
《後漢書輿服志》載：「秦以戰國即天子位，減去禮學，郊祀之服，皆以袀玄」。因此秦始皇規定的大禮服是上衣下裳同為黑色的祭服，原因是他相信秦代屬水德之故。
始皇廿六年，規定衣色以黑色為最上。又規定，三品以上的官員穿綠袍，一般庶人穿白袍。官員頭戴冠，身穿寬袍大袖，腰配書刀，手執笏板(上朝用的記事工具)，耳簪白筆。當時的男子多以袍服為貴，袍服的樣式以大袖收口為多，一般都有花邊。百姓、勞動者或束髮髻，或戴小帽、巾子，身穿交領長衫，窄袖。
女服服飾
秦始皇對於妃嬪服色，是以迎合他個人喜好為主，不過，基本上仍受五行思想的支配。 因此秦代妃嬪夏天穿「淺黃藂羅衫」、披"淺黃銀泥雲披"，而配以芙蓉冠、五色花羅裙、五色羅小扇、泥金鞋，以襯托它。
內衣外穿
秦代的袍服是一種有絮棉的夾層內衣，穿著時在袍服的外面要罩一件外衣。這種穿著習慣到了漢代產生了變化，袍服除了作為內衣，很多婦女時興把袍服當外衣穿，令袍服逐步演變為外衣，成為一種十分流行的服飾。
汉朝服饰
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男服服饰：
礼服：汉朝的祭祀礼服，承袭了秦代的废除「六冕」，以一种冕服为祭天地明堂之礼服的办法。冕冠服：为最尊贵的祭祀礼服，是天子及三公诸候、卿大夫祭天地明堂之时穿着。
长冠服：为夫子和执事百官，用在祭宗庙及各种小祀，如五岳、四渎、山川、社稷等典礼穿者。委貌冠服：相当于周代的冠弁服。为公卿诸候大夫行大射礼于辟雍的时候穿着。
皮弁冠服：此种冠服为大射礼时，执事者穿着，衣裳为缁麻衣，皂领袖、素裳。
朝服：汉代从皇帝至贱更小吏亦以袍作为朝服，也是主要常服。汉代的朝服，服色是随着五时色，即春青、夏朱、季夏黄、秋白、冬黑。朝服是衬以告缘领袖的中衣。
女服服饰：
庙服：相当于周代的禕衣，是女子礼服中，地位最尊贵的一种。太皇太后、皇太后之入庙服，皇后之谒庙服，其服色是皂下。
蚕服：相当于周代约鞠衣。每年三月，皇后帅领公卿诸侯夫人亲蚕礼时穿着。
朝服：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蚕衣为朝服。
南北朝服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有两种形式：一为汉族服式，承袭秦汉遗制;一为少数民族服饰，袭北方习俗。汉族男子的服饰，主要有衫衫由于不受衣祛等部约束，魏晋服装日趋宽博，成为风俗，并一直影响到南北朝服饰，上自王公名士，下及黎庶百姓，都以宽衫大袖，褒衣博带为尚。衣衫以对襟、交领为多，领、袖都施有缘边。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发式，与前代有所不同。魏晋流行的“蔽髻”，是一种假髻，晋成公《蔽髻铭》曾作过专门叙述，其髻上镶有金饰，各有严格制度，非命妇不得使用。普通妇女除将本身头发挽成各种样式外，也有戴假髻的。不过这种假髻比较随便，髻上的装饰也没有蔽髻那样复杂，时称“缓鬓倾髻”。另有不少妇女模仿西域少数民族习俗，将发髻挽成单环或双环髻式，高耸发顶。还有梳丫髻或螺髻者。在南朝时，由于受佛教的影响，妇女多在发顶正中分成髻鬟，做成上竖的环式，谓之“飞天髻”，先在宫中流行，后在民间普及。魏晋时期妇女服装承袭秦汉的遗俗，并吸收少数民族服饰特色，在传统基础上有所改进，一般上身穿衫、袄、襦，下身穿裙子，款式多为上俭下丰，衣身部分紧身合体，袖口肥大，裙为多折裥裙，裙长曳地，下摆宽松。魏晋时期冠帽很有特色。汉代的巾帻依然流行，但与汉代略有不同的是帻后加高，体积逐渐缩小至顶，时称“平上帻”或叫“小冠”。 小冠上下兼用，南北通行。如在这种冠帻上加以笼巾，即成“笼冠”。笼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冠饰，男女皆用。因以黑漆细纱制成，又称“漆纱笼冠”。 裤褶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服装，基本款式为上身穿齐膝大袖衣，下身穿肥管裤。南北朝的裤有大口裤和小口裤，以大口裤为时髦，穿大口裤行动不便，故用锦带将裤管缚住，有、又称缚裤。
唐朝服饰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无论是人们的思想，还是物质的生产都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唐代开始，工艺装饰普遍使用花卉图案，其构图活泼自由、疏密匀称、丰满圆润。特别是波状的连续纹样与花草相结合后，就是唐代盛行的缠枝图案。
唐代服饰图案，改变了以往那种以天赋神授的创作思想，用真实的花、草、鱼、虫进行写生，但传统的龙、凤图案并没有被排斥，这也是由皇权神授的影响而决定的。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向于表现自由、丰满、肥壮的艺术风格。
晚唐时期的服饰图案更为精巧美观。花鸟服饰图案、边饰图案、团花服饰图案在帛纱轻柔的服装上，真是花团锦簇，争妍斗盛。正如五代王建所说："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翩舞时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华贵优美的服饰图案，是画工们在敦煌石窟用艰苦的劳动为后人们保留下来的珍贵形象的资料。唐代服饰的发展是整体上的发展，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于表现自由、丰满、华美、圆润，在鞋、帽、巾、玉佩、发型、化妆、首饰的表现，都说明了这一特点。
唐代承前继承了周、战国、魏晋时期的风格，融周代服饰图案设计上的严谨、战国时期的舒展、汉代的明快、魏晋的飘逸为一体，又在此基础上更加华贵，使服饰、服饰图案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唐代的服饰、服饰图案对后代的影响一直沿续到今天。缠枝纹在现代服饰图案中的运用，展示了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意识结合所产生的意蕴。
宋朝服饰
宋代的服装，其服色、服式多承袭唐代，只是与传统的溶合做得更好、更自然，给人的感觉是恢复中国的风格。
宋朝时侯的服饰宋朝的男装大体上沿袭唐代样式，一般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长袍，做事的时候就把衣服往上塞在腰带上，衣服是黑白两种颜色。
当时退休的官员、士大夫多穿一种叫做「直掇」的对襟长衫，袖子大大的，袖口、领口、衫角都镶有黑边，头上再戴一顶方桶形的帽子，叫做「东坡巾」。
宋代的女装是上身穿窄袖短衣，下身穿长裙，通常在上衣外面再穿一件对襟的长袖小褙子，很像现在的背心，褙子的领口和前襟，都绣上漂亮的花边。
男服服饰：
冕服：宋朝开始减少冕服的种类，大典礼穿非冕服的情形，就经常出现。
朝服：宋代在劲下加上特别的装饰谓之「方心曲领」。
公服：宋代以常服为公服。
女服服饰：
礼服：其服色大致与唐代相同。
常服：均以大袖上衣，长裙、霞帔为常服。
元朝服饰
元代各民族的服飾不甚相同，一般來說，各民族大體上保持了原先的服飾。但由於近百年各民族問的文化交流，由於蒙古統治者的一些強制規定，各民族的服飾也不乏趨同之處。
元代的服装制度与辽金相似。
元代是由蒙古人统治，所以元代的服饰也比较特别。蒙古人多把额上的头发弄成一小绺，像个桃子，其他的就编成两条辫子，再绕成两个大环垂在耳朵后面，头上戴笠子帽。元代人的衣服主要是「质孙服」是较短的长袍，比较紧、比较窄，在腰部有很多衣褶，这种衣服很方便上马下马。
元代的贵族妇女，常戴着一顶高高长长，看起来很奇怪的帽子，这种帽子叫做「罟罟冠」。她们穿的袍子，宽大而且长，走起路来很不方便，常常要两个婢女在后面帮她们拉着袍角，一般的平民妇女，多是穿黑色的袍子。
男服服饰：
冕服：
天子衮冕服。
皇太子衮冕服。
公服：行礼时百官所穿的。
常服：元代上层主要服装。
明朝服饰
經過元代蒙古人統治之後，明代恢復漢族的傳統，明太祖朱元璋重新制定服飾制度。明代許多男子流行的髮式都是明太祖首創的。比如「網巾」，有象徵國家法令齊全的意思，「四方巾」象徵國家太平，還有「瓜皮帽」，它幾乎被現代的西方人當作中國典型的帽子了。
明代的男装，大人多穿青布直身的宽大长衣，头上戴四方平定巾，一般平民穿短衣，裹头巾。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六瓣、八瓣布片缝合的小帽，看起来很像剖成半边的西瓜。本来是仆役所戴的，但是因为戴起来很方便，所以就普遍流行起来。这就是清代「瓜皮小帽」的前身。明代的贵妇多是穿红色大袖的袍子，一般妇女只能穿桃红、紫绿及一些浅淡的颜色。平日常穿的是短衫长裙，腰上系着绸带，裙子宽大，样式很多，像百褶裙、凤尾裙、月华裙等。男服服饰：
冕服：从宋代起皇帝几乎只穿一种冕服。
朝服：有通天冠服、皮弁服、朝服等。
公服：百官的正式办公服。均用到它。
常服：恢复唐宋时代的常服糸统。
女服服饰：
褘衣：为皇后受删、谒庙、朝会时穿着。
翟衣：为皇后的第二礼服。
礼服：品官命妇的大礼服。
清朝服饰
清朝是我国服装史上改变最大的一个时代，清代是个满汉文化交融的时代，尤其是服装文化，也
是在进入中国后，保留原有服装传统最多的非汉族王朝。乾隆帝亦属好大喜功、浮慕好名之君，但他能清楚意识到，是承袭一套己涵在衣冠制度中的政沾理论，而不必是外观形式，方能传国长久。
清代的衣服长袍马褂，早先是富贵人家才穿的服饰，到后来普遍了，变成全国的一般服饰，平日所戴的便帽就是瓜皮小帽，颜色是外面黑，里面红。满族妇女穿的旗袍，早期是宽宽大大的，后来才变成了有腰身，在旗袍外面再加上一件「坎肩」(背心)。她们的鞋子也很特别，是一种花盆式的高底鞋。至于汉族妇女的服饰，则和明代差不多。
男服服饰：
礼服外褂：因纹饰不同而分别官阶
衮服：为皇帝穿着。
龙褂：为皇子所照。
补服：依纹饰不同而分别官阶。
朝服：最隆重的大礼服。
吉服：清代的礼服，次于朝服是为吉服，用于吉庆典礼时穿着。
常服：清代之服装制度，唯对常服，规定甚小。
女服服饰：
朝服：皇后的朝服则是朝裙、朝袍、朝褂，三件方为一整体。
吉服：由外褂与袍组成。
第二篇：中国历代著名诗人简介1
1、屈原(前340年-前278年，生卒年尚有争论)，芈姓屈氏，名平，字原，中国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其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因当年为屈原逝世2230周年，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位文化名人之一。
屈原本为楚国重臣，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同时主持外交事务。主张楚国与齐国联合，共同抗衡秦国。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此时屈原受靳尚等人排挤，逐渐被楚怀王疏远。怀王二十四年，屈原被逐出郢都，流落到汉北。流放期间，屈原感到心中郁闷，开始文学创作，在作品中洋溢着对楚地楚风的眷恋和为民报国的热情。后来曾经被召返。怀王三十年，楚怀王不听屈原劝阻，执意入秦，被扣留，后来客死秦国。楚顷襄王即位后昏庸无道，再次驱逐屈原。屈原流落在今湖南沅水湘水一带。
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挥兵南下，攻破了郢都，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于同年农历五月初五写下《哀郢》，之后怀大石投汨罗江而死。传说当地百姓投下粽子喂鱼以此防止屈原遗体被鱼所食，后来逐渐形成一种仪式。以后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划龙舟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据闻一多考证在屈原投江之前，吴越一带已有端午节存在，但从屈原2200多年前逝世一直到今天，中国社会主流所公认的一直是端午节祭祀屈原。
屈原作为诗人，是楚辞的代表作家。留下了《离骚》、《天问》等二十多篇著名诗篇。
2、曹操(155年-220年3月15日)，一名吉利，字孟德，小字阿瞞，沛國譙郡(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中國東漢末年軍事家、政治家及詩人。曹操出生在官宦世家，其父親曹嵩原是夏侯氏的後裔，後來成為中常侍大長秋曹騰的養子。曹操文武雙全，《魏略》說他「才力絕人，手射飛鳥，躬禽猛獸，嘗於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三國誌》說他「才武絕人」。
公元175年舉孝廉，任洛陽部尉。公元177年任丘頓令，公元179年娶卞氏為妻，公元180年升為議郎。公元184年，在東漢王朝鎮壓黃巾軍起義的戰爭中起家，任騎都尉。由於鎮壓起義軍有功，升任濟南相。後歷任東郡太守、都尉、典軍校尉等職。公元189年行刺大臣董卓不遂，逃亡。
公元192年，正式組建自己的軍事集團「青州兵」，公元196年率軍進駐京城洛陽，「挾天子以令諸侯」。公元200年到公元207年間，經官渡之戰等戰役，打敗袁紹和其他割據軍閥，統一中國北部。建安十三年(208年)十二月，於赤壁之戰中敗於孫權和劉備聯軍，從此形成中國歷史上魏蜀吳三國割據的局面。
公元213年，曹操進爵魏王，用天子旌旗，戴天子旒冕，出入得稱警蹕。他名義上還為漢臣，但權傾朝野，實際上已是皇帝。
曹操死於公元220年3月15日，終年六十六歲。
公元221年長子曹丕立魏代漢，追尊曹操為魏武帝。他是魏的奠基人。著有《孫子略解》、《兵書解要》等軍事著作和《蒿里行》、《觀滄海》、《龜雖壽》等詩編。
史書評論曹操「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 長篇歷史小說《三國演義》裡面，表現出明顯的貶曹。但後世學者認為，這是有意的歪曲事實，並沒有正確評價曹操。曹操唯才是用，軍事上靈活多變。他對東漢末年中國北方的統一，生產的恢復有著重大貢獻。身為詩人的他，其詩歌勢力渾厚，胸懷廣大。
曹操詩風
曹操的詩歌，極受樂府影響，現存的詩歌全是樂府歌辭。這些詩歌雖用樂府舊題，卻不因襲古人詩意，自闢新蹊﹐不受束縛，卻又繼承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例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輓歌，曹操卻以之憫時悼亂。《步出東門行》原是感嘆人生無常，須及時行樂的曲調，曹操卻以之抒述一統天下的抱負及北徵歸來所見的壯景。可見曹操富有創新精神的民歌，開啟了建安文學的新風，亦影響了後來杜甫白居易等之文風。
曹操詩的內容大致有三：反映漢末動亂的現實、統一天下的理想和頑強的進取精神、以及抒發憂思難忘的消極情緒。
漢末大亂，曹操又南征北討，接觸的社會面非常廣大，故多有親身經驗和體會如《蒿里行》謂漢末戰亂的慘象，見百姓悲慘之餘又見詩人傷時憫亂的感情。故後人謂曹操樂府「漢末實錄，真詩史也」。
曹操生於官宦，對天下具有野心，故懷有統一之雄圖，《短歌行》有謂「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可資明證。其進取之心亦可見出，如《龜雖壽》言之「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言己雖至晚年仍不棄雄心壯志。
一代裊雄，縱風光一世，亦有星落殞滅之時。曹操對此也感到無能為力，只有作詩感嘆，無可奈何。如《短歌行》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傷，《秋胡行》之低沈情緒，《陌上桑》等游仙作品中都可見他的消極情緒。
曹操的詩歌形式是十分創新的。他尤擅寫五言體和四言體。《蒿里行》原是雜言，曹操卻以五言重寫，非常成功。四言詩方面，本自《詩經》之後已見衰落，少有佳作，但曹操卻繼承了《國風》和《小雅》的傳統，反映現實，抒發情感。例如《短歌行》、《步出夏門行》等均是四言詩之佳作，使四言詩重生而再放異彩。曹操詩文辭簡樸，直抒襟懷，慷慨悲涼而沉鬱雄健，華美辭藻並不常見，惟形象鮮明，如《觀滄海》一詩：「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寥寥數筆，即能以遼闊的滄海景象，表現詩人的胸襟，不加潤飾。
3、曹丕(187年--226年)字子桓，曹操次子(曹操的长子是早逝于宛的曹昂，而与卞氏的所生的长子是曹丕)，魏文帝。220年曹操去世，曹丕继任为魏王，而汉室早在曹操时就已经名存实亡。曹丕一上任，法令一新，威逼汉献帝，之后废掉汉献帝称帝，建立魏。自幼好文学，于诗，赋，文学批评，皆有成就。与其父，曹操，弟，曹植，并称“三曹”。今存《魏文帝集》二卷。
4、曹植(192年--232年)，字子建，东汉时的沛国谯(现在的安徽省亳州市)人，曹操正室卞氏所生，曹丕之弟。曹操与卞氏的第三子，汉末、三国时期著名诗人。其才为兄曹丕所嫉，屡欲杀之，被母阻，方得免。他的作品百余篇，绝大部分是五言诗，被后人收进“陈思王集”里;其作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建安文学的成就和特色。曹植曾被封陈王，死后谥号“思”，所以又称“陈思王”。今中国北部山东省东阿县城南20公里处的鱼山西麓有曹植墓。
5、王粲(177年--217年)，字仲宣，东汉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擅长辞赋，为建安七子之一，被誉为〝七子之冠冕〞。有一次和友人同行，停下来读路边碑文，友人问他能背诵吗?王粲说：“可以。”当即表演，一字不差。又有一次，王粲看人下棋，棋局被人碰乱了，王粲凭记忆著记忆，把棋子重新摆好。下棋的人不信，以为他乱排，用手巾帕盖在棋盘上，请王粲在另一个棋盘上重摆一遍。王粲摆出来后，吓坏所有的人，一模一样，一个子都没错。实在很邪门。
6、蔡琰(177年-?)，字文姬(一作昭姬)，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乃蔡邕之女，三国时期著名女诗人。初嫁卫仲道，夫亡而无子，回归母家。后为董卓部将所虏，十二年流落匈奴，嫁南匈奴左贤王，生二子。建安十二年，曹操遣使以重金赎回，再嫁陈留董祀。
传世有《悲愤诗》二篇，一为五言，一为骚体，以及《胡笳十八拍》一篇。
7、阮籍(210年出生于陈留，263年逝世)，字嗣宗，是中国三国时期魏的诗人。
阮籍的父亲阮瑀曾任曹魏丞相。阮籍崇尚道教，他本人以潇洒和不拘礼节而出名。他常常待在家里读书，数月不出，或者出游，数月不归。此外他嗜酒成性，往往大醉。
阮籍做人非常小心，曹爽召他为参军，但他报病不出。后来曹爽被杀，司马懿召他为从事中郎，封关内侯。司马懿死后司马师继续用他为从事中郎。为了防止不测，阮籍尽量避免发表任何有关政事的评论，往往他也以酒醉来推脱发表任何见解的义务。司马昭想让阮籍的女儿作为司马炎的王妃，阮籍为了避免这场婚事，醉60天，别人无法与他通话，最后司马昭取消了这个打算。司马昭派钟会问阮籍对世事的看法，来试探他，但阮籍总是大醉，无法发表任何看法。
司马昭想进为晋王，但假意推脱，他的士僚们就让阮籍写一篇《劝进文》，阮籍不愿，又采取了喝酒大醉的手段来推脱，但最后被逼迫得没有办法，立地写了一篇《劝进文》，连改都没有改，而且文辞清壮，当时被非常看重。即使他往往冲撞其他官僚，他因此受到司马昭的保护。
阮籍所著的80多篇《咏怀诗》尤为著名，流传至今。
8、嵇康(223年-263年)，字叔夜，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县)人，三国时期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乃“竹林七贤”之一。少年丧父，家贫而勤学。曾任中散大夫。由于康不满专权的司马氏，后被司马昭杀害。其作品主要是诗歌和散文。诗今存50余首，以四言为多，其中代表作有《赠秀才入军》18首。散文中尤以论说文见长，今存说文9篇，代表作为《与山巨源绝交书》。另书信2篇。后人有辑《嵇中散集》。
9、陆机(261年-303年)，字士衡，吴郡吴县(今上海松江)人，西晋文学家，与其弟陆云合称“二陆”，后死于“八王之乱”，被夷三族。曾历任平原内史、祭酒、著作郎等职。，故世称“陆平原”。其祖父陆逊曾任东吴丞相，父陆抗东吴大司马。父抗死，时陆机14岁，与其弟分领父兵，为牙门将。20岁时，吴亡，与其弟隐退故里，十年闭门勤学。晋武帝太康十年(289年)，陆机和陆云来到京城洛阳拜访太常张华。张华颂之，二陆名气大振。时有“二陆入洛，三张减价”之说(“三张”指张载、张协和张亢)
陆机被誉为“太康之英”。流传下来的诗，共104首，大多为乐府诗和拟古诗。代表作有《君子行》、《长安有狭邪行》、《赴洛道中作》等。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评其诗云：“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赋今存27篇。散文中，除了著名的《辨亡论》，代表作还有《吊魏武帝文》。其文音律谐美，讲求对偶，典故很多，开创了骈文的先河。明朝张溥赞之：“北海以后，一人而已”。另外，陆机在史学方面也有建树，曾著《晋纪》四卷，《吴书》(未成)、《洛阳记》一卷等。南宋徐民臆发现遗文10卷，与陆云集合辑为《晋二俊文集》。明朝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有《陆平原集》。
10、潘岳(247年-300年)，字安仁，蒙阳中牟(今河南)人，西晋文学家。任司空掾、太尉掾、河阳县令、怀县令、太傅府主薄等职。死于“八王之乱”，罪夷三族。
其诗今存18首，其中《悼亡诗》三首为代表作。除了诗赋之外，潘还“善为哀诔之文”，今存诔、哀辞、祭文等20余篇。明朝张溥辑《潘黄门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11、陶渊明(365年--427年)，又名陶潜，字符亮。世号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九江西南)人。中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诗人。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不仕。田园生活是陶诗的重要题材，因此后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他最著名的作品为《桃花源记》，描述了一个他所憧憬的桃花源社会，和谐美好，没有战乱，自食其力的社会。使得桃花源与乌托邦齐名，都代表了一个美好的幻想。
陶渊明流传至今的作品有诗一百二十余首，另有文、赋等十余篇。著名田园诗有《归园田居》、《和郭主簿》、《于西获早稻》、《怀古田舍》等。咏怀诗有《饮酒》、《杂诗》、《咏贫士》、《读山海经》等。文、赋有《归去来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感士不遇赋》等。
12、谢灵运，(385年～433年)，中国诗人，谢灵运的主要创作活动在刘宋时代，主要成就在于山水诗。由他开始，山水诗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流派。谢灵运原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生于始宁(今上虞)，世居会稽(今浙江绍兴县)。出身江南大族，祖父谢玄为东晋名将。小名客儿、阿客，后人习称谢客。又十八岁袭封康乐公，世称谢康公.在政治上，谢灵运屡有沉浮，因此“常怀愤愤”，遂寄情山水，开创了山水诗派。他与陶渊明合称陶谢，在他遗存的山水诗中，咏剡诗占量最多。可惜其诗中玄言佛理令人费解，与景物描写不甚和谐。因此，名句虽不少，佳篇却难觅。
《隋书·经籍志》所录谢灵运著作，除《晋书》而外，尚有《谢灵运集》等14种。《谢灵运集》19卷(梁20卷，录 1卷)，北宋以后就已散佚。明代李献吉等从《文选》、《乐府诗集》及类书中辑出谢灵运的作品，由焦□刊刻为《谢康乐集》。
13、鲍照(约414年～466年)，字明远，人称鲍参军，东海(今江苏涟水县北)人，中国南北朝诗人。元嘉(424年-453年)中，刘义庆以他为国侍郎。其后成为太学博士、中书舍人。鲍照的诗主要学习张协和张华，善于摹写形状。鲍照的妹妹叫鲍令晖。鲍照一生浪迹天涯，进山东、下江苏、来江西、最后客死于湖北武穴市(原广济县)太平山。在南朝刘宋王朝时，与谢灵运、颜延之为元嘉“三大家”，其成就居“谢颜”之首，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诗人之一。传说，鲍照在匡山乙尖读书作诗，文思泉涌。常常面对巍巍庐山和无边的沧浪之水，下笔如有神，提笔一挥而就。其后不久，元嘉16年(公元439年)秋，他站在乙尖山顶遥望今安庆方向大雷郡望江县，电闪雷鸣的雷池切断了兄妹的联系，写成了著名的《登大雷岸与妹书》抒情散文，生动地传达出匡山神态，成为千古名篇。
第三篇：中国历代版图
禹建立了夏朝。夏朝虽然包囊了长江黄河，但其活动的主要区域是黄河中下游一带(相当于今山西、河南、河北地区)，都城建于安邑。
汤建立了商朝。商朝的统治区域，以现在的河南为中心。武丁在位时国势鼎盛，势力达于长江流域。曾多次迁都;盘庚时，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小屯一带)。在商的周围，还有许多臣服于商的属国，如西北的鬼方，西部的羌方。
周灭商前，周族活动于黄河上游(今陕西、甘肃一带)。周武王姬发灭纣后，建立周朝，定都于镐(今陕西西安附近)，后周朝中央政权衰落，游牧民族入侵，各诸侯国袖手旁观，被迫迁都到更安全的洛邑。
春秋时，周王室衰微，诸侯专政。主要诸侯有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越等。各诸侯互相争霸，形成了春秋五霸。同时各诸侯因称霸需要大肆招揽贤才，形成了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可以说是一场思想革命。凭着百家争鸣的智慧，中国文明历尽磨难一直走到现在。
战国时期，北起长城，南达长江流域的地区，各诸侯国之间经过一系列的兼并战争，先后出现了秦、齐、楚、燕、韩、赵、魏七个大国，但七个国家为了争夺土地人口不断发动战争，百姓受战争所累，苦不堪言。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嬴政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皇朝。秦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朝代，它成为中国历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它建立的一套行政体制经过不断改进，一直沿用至今。秦北伐匈奴南平百越第一次明确的划定了中国的版图。在北方则是立国不久的匈奴以及东胡和月氏，而西域诸国尚未与秦接触。
西汉是一个锐意进取开疆扩土的王朝，尤其是设置了西域都护将西域纳入了中国版图意义尤为重大，同时西汉势力进入朝鲜半岛将其半数领土划归中国。在北方强大的匈奴汗国与西汉征战不息最终被西汉所击败。
光武帝刘秀于建武元年(公元25年)即帝位，先后削平王莽以来割据政权，恢复统一，史称东汉。延光二年(公元123年)，东汉改西域都护府为西域长史府。由于北边匈奴族内部分裂，鲜卑乘机拓展强土，西击乌孙，东却扶余，尽据匈奴故地。其时青藏高原仍为诸羌所居。东北鸭绿江上游两岸则为高句丽国领土。
三国 公元220年曹操之子曹丕称魏帝，221年刘备称汉帝，222年孙权建年号，成三国鼎立之势。魏仍以西域长史府领护除乌孙之外的西域诸国。曹魏东北境外为高句丽、挹娄、扶余等，北接羌胡。大漠南北为鲜卑。青藏高原为诸羌地。
西晋结束了三国鼎力的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但其统一的时间仅仅51年。西晋由于宫廷斗争，引发八王之乱，继而导致五胡入中原，五胡和西晋各王爷各势力相互攻伐，大量汉人和游牧民族被屠杀，甚至有的少数民族惨遭灭族，可以说整个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东晋自西晋末到刘宋初，各族在中原和巴蜀先后建立了多达16个割据政权。公元317年司马睿即晋王位于建康，以建康在洛阳之东，史称东晋。东晋的版图只限于淮水以南、汉水的下游、巴蜀盆地的长江以南。前秦的东北是高句丽、挹娄等国，境外为高车、匈奴等族。西域校尉属国的西北是乌孙国。青藏高原有吐谷浑及宝髻、孙波、女国等羌族聚居。
南北朝 早期公元420年，刘裕自立为帝，是为南朝，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短命的朝代。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完成北方统一，与南朝的宋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南北朝晚期公元557年，陈霸先废萧方智自立，建立陈朝，陈后主就是该朝最后一个皇帝。550年，东魏高洋废其主自立，建号齐。557年，宇文氏废西魏帝自立，建号周。其时，突厥已臣服西域诸国和塞外诸部，控制了南北五六千里、东西万余里的大片土地。青藏高原则为吐谷浑、宝髻、女国、象雄等。
公元581年杨坚篡周，建立隋朝。隋朝虽然短命，但是它贡献了以考试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和南北交通动脉——大运河，后来的唐朝的强盛其实也有隋朝的功劳;589年灭陈后，结束南北朝分裂局面。583年后突厥分为东西二部，分据隋朝北部及西北部。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唐朝当时的强大，尤其是西部和北部的疆域超越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唐高祖公元618年即帝位，渐次削平隋末以来割据群雄，至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完成统一。至唐总章元年(公元668年)灭高丽后，唐版图臻于极盛。吐蕃兴起于七世纪初，据青藏高原一带，连年与唐争衡。唐之西南为濮子、金齿等部。东北松花江、黑龙江流域为靺鞨、室韦诸部。由于唐末藩镇割据严重，各藩镇互不统属导致唐亡后政权特别多而且小。唐亡于公元907年，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统治黄河流域一带。淮水以南至广东的地区，先后为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荆南、楚、南汉所分据，北汉则割据太原;合计而成所谓的「十国」。
公元960年赵匡胤取代后周称帝，建立宋朝，至982年才完成统一。传至1127年金兵破京师，徽钦二宗被掳北去，是为北宋。自十世纪后期至十二世纪初为辽、北宋南北对峙时期。除辽、宋、夏三国之外，其时云南为大理国，青藏为吐蕃诸部及黄头回纥，西域为西州回鹘及黑汗王朝。辽之北则为斡朗改和辖戛斯。
1127年金侵宋军北撤后，康王赵构即帝位于南京，是为高宗，南宋开始。自十二世纪初至十三世纪初为金与南宋南北对峙时期。西夏、大理、吐蕃诸部，疆界与北宋时相若。金兵灭辽后，辽宗室耶律大石率部西行，仍以辽为国号，史称西辽。其时，蒙古高原为克烈、萌古斯等突厥、鞑靼部族所有。
1280年元朝完成大一统之后，建立四大汗国。阿尔泰山以西阿姆河以东是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阿姆河以西则为伊利(伊儿)汗国，花剌子模以北是钦察汗国。其版图东北抵鲸海(日本海)和朝鲜半岛中部，北至西伯利亚北极圈内，西南接尼波罗(今尼泊尔)、缅甸、越南，东南临海，幅员极为辽阔。明1368年朱元璋即帝位后，即北伐中原，元帝北逃，明继续四出征讨，1386年终完成统一大业。1368年元帝被明军追击而北逃后，传至1402年去国号称鞑靼。鞑靼之西则为瓦刺。十四世纪四十年代察合台汗国陷于分裂。永乐十六年(1418年)，东察合台汗西迁至亦力把里(新疆伊宁)。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人建立的封建王朝。初期定都于应天府(今南京)，永乐十九年迁都顺天府(今北京)。明朝是中国继周朝、汉朝和唐朝之后的盛世。疆域最大时东、南至海，北抵西拉木伦河、阴山，西包西藏、云南，东北达外兴安岭，西北及哈密。包括内地两京十三省、南海诸岛，并曾在东南亚旧港等地设有羁縻管理机构，影响力波及整个亚洲和非洲东岸，1662年郑成功打败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岛，正式管理台湾全岛。
清 1636年清太宗(皇太极)即帝位，改国号为清。先后统一东北诸部族，吞并漠南、蒙古，于1644年灭明朝，并不断拓展疆土，于1759年完成统一大业。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及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先后订立条约，划定黑龙江、吉林与俄国远东地区间边界，并划定外蒙古与俄国西伯利亚间边界。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又定盛京与朝鲜之间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
中华民国基本承袭了清朝的领土疆域。直至1946年1月，当时的南京ZF承认外蒙古独立。抗战期间被日本侵占的南海诸岛，于1947年收回。此外，被日本侵占50年的台湾省亦同时归还。
中华人民共和国位于亚洲的东部和中部、太平洋的西岸。周边国家有俄罗斯、阿富汗、缅甸、尼泊尔、越南等。拥有漫长的海岸线。陆地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约占亚洲面积的四分之一。
第四篇：中国历代葬礼
《中国历代葬礼》
《中国历代葬礼》是一部较为系统阐述中国丧葬礼仪的著作，作者万建中。本书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中国丧礼的形成和发展的总的概述，主要从丧葬礼仪的起源、历代的发展演变和土葬实行的原因来具体分析。第二部分是尸体的处理和亡魂安顿的方法和途径，从属行、沐浴更衣、饭含覆面、报丧、招魂、送魂六个方面来描述，对这些礼仪的起源、发展演变作了介绍，其中还谈到沐浴时所用的买水、寿衣的颜色材料，饭含时所用的食物、覆面的物品以及民间的报丧、招魂、送魂习俗等的内容。第三部分是生者对死者哀悼的治丧礼仪，分为七期、奔丧、吊丧、大敛、丧服、娱尸六个方面。首先谈到七期产生原因，七期之间 分别需要做的事以及民间关于七期的不同习俗;其次是奔丧、吊丧、礼仪，主要从起源，吊丧前的准备和民间的奔丧习俗来论述。再次时大殓，那收尸入棺前的仪式，包括棺材的制作，入棺前的准备。入殓后的禁忌和盖棺后的铭归仪式;接着是对丧服的概说，其中讲到丧服的起源、演变、丧服的五等分类及具体内容、丧服制度所应遵循的原则和民间丧服的具体形式;最后是带有喜庆的娱尸礼仪，主要从不同地区的娱尸风俗和作者对人们矛盾心理的分析来阐述。第四部分是送亡灵上路的出丧仪式，包括葬日、起灵、哭丧、送丧、路祭五个方面。其中对民间葬时的禁忌，民间起灵前所做的具体准备，哭丧是所唱的挽歌，送丧的过程及所用的器具的规定，《金瓶梅》中关于送丧的描写和不同地区路祭的方式等内容进行论述。第五部分是墓葬礼仪。包括墓地的选择、坟墓的形式、棺訆礼制及演变。用器。下葬仪式和工葬中的各种藏式礼俗六个方面，谈到风水择墓的问题，清代惠陵的选择情况。坟与墓的起源，春秋时墓上修坟的原因，汉唐坟墓的具体情况，棺村的起源及演变，明器的起源及在历朝的表现、下葬前得准备礼仪。民间下葬习俗以及对土葬中仰卧直服葬、屈服葬、俯身葬、二次葬的相关内容的阐述。第六部分是藏后礼仪，首先谈到藏后礼仪产生的原因：接着是对哭丧礼仪中居丧年限的演变。居丧礼仪在历朝的具体体现。居丧礼仪中的具体礼节作较为详细的阐述：再者是对墓后祭祀礼仪的具体阐述，包括儒家经典中的祭祀礼仪如：反哭之祭、虞祭、小(大)祥之祭、裸祭等。其次是岁时祭祀礼仪如：忌日祭、三日之祭、春节祭、清明墓祭。中元节祭等。还有墓祭、祠祭、家祭;再次是对墓后祭礼的书面形式的具体论述兵提供相应的模板，包括祭文、悼词、吊问、、墓志铭和墓碑文等内容;接着是讲祭品的样式，有人性、纸钱、香、哭声、食用物祭品和象征性祭品;接下来是对葬后祀礼中的禁忌的描述，包括祭者祭祀，祭时禁忌、祭仪禁忌、祭品禁忌、祭器禁忌和祭事禁忌;最后是论述葬后祭祀礼仪的意义，从个人和社会两个大的方面来阐述，并对葬后的祭祀礼仪给予了合理的批判，号召移风易俗办祭事。
通过对本书的阅读，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哭丧送丧礼仪和人性人殉的论述。首先是哭丧送丧礼仪，哭丧礼仪是贯穿于整个丧葬礼仪的始终，是生者对死者的一种深切的哀悼的外在表现形式，送丧礼仪是生者送死者亡灵上路时的礼仪。作者在书中提到“有人为博取考的美名花钱请人哭丧，于是职业性的哭丧夫(妇)出现”，并且有的家庭则为显示自己的家族富有、权势，把送丧葬礼中场面的大小作为其家庭地位的象征，是一次家族向世人示威的大好机会。对于以上两个方面，笔者认为这既是一种对死者的不尊重，即不孝的行为，也是一种社会上奢靡风气在丧葬礼仪中的体现。哭丧礼仪本是生者对死者表达哀痛之情的礼仪，是对死者的眷恋不舍，这只有在亲属好友之间才能得到体现，而花钱雇人哭丧，已完全背离了哭丧礼仪的真谛，那些被雇佣的人与死者毫无联系，试问他们的哭丧怎么能真正传递出对死者的哀悼之情呢?不过是流于表面眼泪而已，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而在送丧礼仪中，一些家族为显示家族势力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不得不说这是一种风靡的社会风气，试想若将这些财物用于发展经济或下层百姓的生活，对社会发展也是一种巨大的推动。从哭丧送丧礼仪中就可看出，人们对死者的祭奠，表面上体现着孝道，而实际上是利用死者来实现他们追逐名利，盲目攀比的目的，是一种对死者的亵渎，把死者作为生者利用的工具。其次
是书中关于人性、人殉的的论述，虽然其篇幅不长，但从中可以看出丧葬礼仪中亵渎人性，草菅人命的本质。书中提到“人性，就是将人作为祭品，即杀人行祭;人殉是将活人作为死者的陪葬物品一起被埋葬，商朝是人性最发达的朝代，西周后则演变成人殉制度”。人性、人殉这种残酷至极的葬后祭祀方式，是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男尊女卑思想在丧葬礼仪中的体现，被实行人性、人殉的大多是奴隶、妇女，他们是统治者在鬼魂观念驱使下的牺牲品，他们或是被奴隶主宰杀用来祭祀其主宗、神灵，或是作为随葬品被埋葬。当然这其中也有妇女是自愿殉葬的，在《清稗类钞·贞烈类》中就记载了几位清代妇女殉节的事迹，但这毕竟是少数，多数人是地位低下而被迫要求殉葬。从人性、人殉中可看出，当时统治阶层是何等的愚昧无知，他们被鬼魂观念左右，认为人死后和活人一样，也需要享受服侍。在他们的意识中不存在人权观念，充分体现了他们草菅人命，扼杀人性的极端残暴的本性。同时从人性、人殉的行为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奴隶、妇女地位是何等的低下，他们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受到统治阶级的严格控制，是等级制度和男尊女卑观念的牺牲品。而这也不仅在人性、人殉上得以体现，而是贯穿于整个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直到近代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传入中国，解放人们思想，这种观念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从上面的哭丧礼仪和人性人殉的制度中，可以看出中国哭丧礼仪中存在一些问题，而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笔者认为是受到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马克思曾说过：“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当时落后生产力水平的支配下，人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十分落后……
本书对中国葬礼中的各种礼俗都坐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分为初丧、治丧、出丧、墓丧、葬后礼仪五个部分来对中国丧葬礼俗进行分析。书书中大量引用史料，史料来源广泛，不仅包含《礼记》、《三国志》、《元典章》等原始材料，《金瓶梅》、《红楼梦》等古代小说，还参考了许多现代史学家观念或有关丧葬的著作。如在本文第五章所讲到的二次葬礼中，就引用《后汉书》、《隋书》、《贵州通志》等史料来阐述二次葬在在古代明间具体实施状况，而且关于二次葬的起因，作者则是通过宋兆麟先生以民族学的角度来分析二次葬的原因，是死者都有与祖先归葬一处的信仰，而这一观点也被作者引用，作为二次葬的一个终极原因。本书采用史论结合，大量运用史料来印证作者的观点，这就使得本书观点有理有据，而且相对较为全面。本书在论述具体的丧葬礼仪时，不仅谈到该礼仪的起源及演变过程，而且还同时谈到一些民间地区在进行这一丧葬礼仪的具体操作状况，这不仅能让读者能对这一丧葬礼仪能有个总体上的把握，而且还能对民间的具体实施状况作一比较，对作者了解民间各地的礼仪历史也有一定的帮助。如：作者在论述报丧礼仪时，对于其起源，作者就引用《仪礼*土丧礼》与《礼记*丧礼》来产生甚古，还说道报丧的内容，及记诉死者生卒年月，祭葬时间地点等。接着就是关于;历代报丧礼仪的演变，最后就对民间各地关于报丧礼仪进行具体陈述，书中提到浙江一带，广西宁明北宁村，黑龙江一带，旧时的北京以及中国少数名族关于报丧礼仪的规定。由此，读者不仅能够对报丧礼仪的内容及演变有一个全面的理解，还能对不同地区的报丧礼俗有一定的了解，还有助于读者对民间各地区的丧葬文化历史的认识和掌握。此外，作者在论述每个丧葬礼仪时都将自己的观点引入书中，对该丧葬礼俗作一个评价。这就使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不仅能看到大量史料，还能看到作者对此的主观评价，这就有助于读者对丧葬礼俗的理解。如：作者在论述娱尸礼仪时，就对人们娱尸的原因及人们的悲喜交加的矛盾心理作了分析，认为人们对死者即眷恋有恐惧，对死者的眷恋其实是对生命的眷恋，而对死者对恐惧则是对死亡的恐惧，并指出人们悲喜交加的矛盾心理的根源在于人们在丧葬礼仪上他们寄托了他们的全部生死观，生之眷恋与死之恐惧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必然导致人们矛盾的心理。对作者这一观点中，我就更加深入地了解到了娱尸礼仪，他一方面是在对死者表示眷恋之情，而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生者对死亡的恐惧，希望借助一些愉悦的活动来掩饰人们内心深处不敢面对死亡的心情。作者在第六章中还提到了关于葬后礼仪的书写格式，包括祭文、悼词、挽幛等的书写格式、内容、并提供了模板，如在祭文的写作方面，作者介绍了包
括祭祖宗、祭父、祭母等21种对于不同
当然在读完本书之后，我认为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书主要是介绍丧葬礼仪的具体内容， 缺少丧葬礼仪在历朝的演变过程的系统分析，而只是分散地插入到个具体丧葬礼仪中。本本书主要侧重于对汉族丧葬礼仪的描述，而在各少数民族则是在某一具体礼仪上有简略地提到，很多少数民族甚至没有被提及，这不利于读者对少数民族丧葬礼仪的了解。此外，本书在葬法方面的论述也不够完整，只是提及以汉族为首的土葬的相关内容，而火葬、天葬、树葬、崖葬等形式多样的葬法在本书中并未提及。其次，本书在观点上也有一些不够完善。作者在论述土葬的原因时，认为这是汉族人民“入土为安”理念的体现，是最有条件表现阶级和等级差别的丧葬礼仪，同时也是对动物行为的模仿。而我认为除上述三点之外，还有一点是人们受到长期形成的“丧”的理念的影响，在原始社会早期，人死后并不进行埋葬，甚至有时候由于没有食物来源而将尸体吃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已产生鬼魂观念，认为人死后鬼魂会回到肉体。对于死者亲属而言，为体现他们的丧道，就需要好好保存死者尸体，以便死者日后寻找肉体。而只有土葬才能将尸体完整地保存起来，其他形式的葬法，如火葬、崖葬、腹葬等都不能完整地保存尸体。因此，选择土葬还应是生者对死者孝道的体现。此外，关于春秋时在墓上修坟的原因，作者提出三点：1.是方便人们识别墓葬的所在;2.由中原地区的社会发展及改、经、文的变迁造成的。3.在墓上修坟能体现地位爵位的高低，是身份等级的象征。而在《中国丧葬礼俗》中对此也作了详细的描述，除以上三点原因外，还提出两点1.是中原地区先已存在在墓上建筑的传统，从建筑向坟发展，较为自然。2.认为中原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交往，尤其是和南方吴国交往，因此受到吴地坟墓的影响。对于以上观点，我认为后者的分析更为全面，在商代时，中国已开始在墓上建造房屋，如殷墟妇好墓和安阳大司空村得多崖墓上都有建筑，这就为坟上建设提供了可能。
《中国历代葬礼》是一部系统论述中国丧葬礼仪的著作，虽然其中有一些我认为不足之处，但总体上是一本具有相当价值的书。通过对本书的阅读，我获益匪浅，不仅对丧葬礼仪的具体内容有一定的了解，而且还可以透过丧葬礼仪去分析当时的社会的风尚问题。因此我认为这本书是一部具有相当价值的书，是人们研究丧葬礼仪的必读之书。
第五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观后心得
前几天读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不厚，仅160多页，讲述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府组织、考试、经济、兵役等制度。读罢，仿佛重游了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而且是之前很少触及的中国政治史。毕竟，中国历史更像是一部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甚至军事史，惟独少有谈及政治的部分。读书时学唐诗宋词，所谓政治，也无非是作者被罢黜，郁郁不得志，如此作为讲述其文学价值的大背景而已。 贯穿全书，钱穆先生的一个观点是：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
这恰恰表明了钱穆先生写书时的环境。《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写于上世纪50年代，相比现今，那时候的中国仍是弱国，弱国就容易自卑，自卑就容易自我否定。书中，钱穆先生极力反对当时用“专制黑暗”评价中国政治制度的武断言论。想来当时的中国，应该仍有不少五四新文化的遗风，在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否定传统，并且是彻底的否定。(其实，这种倾向现在也没有完全终止，我们常常碰到一些中国人，一遇到问题就开始抱怨“中国文化如何如何不可取，如何如何落后”，好似中国害了他。)
与那时相比，现今的中国自信了，也更理性了，我们能够正面自己的问题，也理直气壮的接受自己的优点。百家讲坛的火爆就是最好的证明：无论它是否在以娱乐的方式讲述传统文化，但它毕竟证明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对传统、对历史乐于接触和探求了。但这种理性在当时尚不存在。对于当时抹杀历史的观点，钱穆先生在书中说："我们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书中随处可见从历史角度分析当时人所处的情境，以及对现代的影响。比如，对于中国没有专以政治思想成名的人物，钱穆先生的观点是：
"只因中国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早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了。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他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于是中国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
关于中国缺少西方的“民主精神”，钱穆先生认为：
"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见《左传》)。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关于明朝始创的八股文，钱穆先生认为其本意在于公平的录取人才，只是后来变坏了(是不是有点像当前中国已经实行了30多年的高考?如果我们简单粗暴的抹杀高考，那就是犯了武断的毛病)：
"开始时，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毁丧人才的，目的还是在录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终于为此而消磨了。现在只骂创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怀有极大的恶意，其实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时某一人所创始的。而且纵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创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们必如是想，才能对政治制度有深一层之研讨与警惕。"
最后，在总论中，钱穆先生谈到历史的作用：
"当前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减轻人一点武断。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我想，这本书的主要作用在于启发读者思路，使人认识到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有其复杂的一面，除此之外恐怕没有太多意义。
举一例，以该书对“贤人”政治的描述来说，钱穆显然具有一种中国传统士大夫式的精英意识，以及不谙政治实务的书生意气。我们这个国度的实际情况是，除了去世的人或学术、政治生命已经结束的人，哪里会有各方公认的“贤人”?台湾马英九的忠实拥护者或许会将陈水扁视为贪鄙小人，而对方的铁杆选民则往往将陈视为乡土英雄。在对人和事并没有一致看法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做到“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呢?
这里最为关键的问题是，由谁来判断哪一位是“贤人”?你?我?还是钱穆?如果“我”认为陈是“贤人”，那么马自然是恶意中伤陈的“小人”.既然应该由“贤人”主导，则是否可以无视马在2008年获得多数支持的实际情况，而陈来执政4年呢?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判断“贤人”权力的“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角色?莫非是一个为皇朝选择宰相的独裁君主?
我毫不怀疑，中国传统政治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部分内容可能至今仍有参照和借鉴意义。然而钱穆显然对“政治”过于外行，这位中国传统政治的辩护士在很多方面并不合格。钱穆在书中谈到了君权等问题，但现实中的政治并非那样简单。古代中国长期处于人治状态，这是讨论君权、政治制度等问题的前提。在人治情况下，一位君主的性格、才干乃至出身等很多方面都可以影响到他所能掌控的权力大小。我们可以找出太多事例来说明，君主所拥有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制度赋予他的，而是自己与方方面面势力博弈(或曰斗争)赢取的。比如汉代的刘询(汉宣帝)就是典型，而清代的载湉(清光绪帝)则是另外一个结果的典型。以他们二位的成败经验来看，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个君主所能拥有的权力，并非取决于某种体制或机制，刘询的权力不会因为有宰相而减少，载湉的权力不会因为无宰相而增加。即便仅拿清代来说，弘历(清乾隆帝)与载湉的权力也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我并不相信“制度”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无足轻重，只是认为它的位置和个人表现比较起来相对次要。由秦至清，古代中国皇朝政治体制的发展倾向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描述——如果君主有意愿和能力的话，制度越来越有利于他获得权力。
我是个理科生，一直不懂政治是什么，只记得以前政治书上有一句话，说近代的中国，农民起义救不了，太平天国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也救不了中国，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窃取了，唯有工人阶级引导的武装革命才能挽救中国。当时也没对这句话有什么特别的感受，现在渐渐地明白了，中国人做什么事都需要点体面的理由，就像陈胜吴广起义需要在鱼肚里放纸条，体现自己是奉承天意，就像刘备一直说的“我乃汉室宗亲”，没那么点体面的理由，就很难一呼百应。
可我还是相信，那时那些人心中的信仰，只是革命一次太过可怕，不分好坏、利弊，把中国以前的许许多多传统文化都给革掉了。就如作者说的那样，把中国流传了两千多年，优秀的制度都给全部否定了。在书中，作者讲的最多的还是每项制度后面的目的、关联，还有制度最终的发展走向，辩证的讲了各个朝代制度的利与弊。没有一项制度是绝对的好的，也没有一项制度是绝对的一无是处的，好多问题都要辩证的看待。
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这话实在是有道理。虽然“尽信书不如不读书”，但世间本来就少有绝对正确的真理。多了解一些历史，多明白当时人所处的环境、所受的约束、所要解决的问题、所经历的历史变迁，我们也就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反省，多一些客观的评价，最终以史为鉴，对当前、对未来，做更好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