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第一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临床14班11362367崔皓圆

摘要：19世纪末期，马克思的学说传入中国。20世纪初，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学习接受马克思的思想著作。可惜其传播比较零散，不系统。十月革命后的五四运动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系统传播。本文就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做一些探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唯物史观;

都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社会主义‛。其实马克思的学说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末期。

1899年，在《万国公报》上登载的一篇名为《大同学》的文章中，首次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1902年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一些介绍西学的文章中多次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了《德意志革命家小传》，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共产党宣言》的要点和‚十条纲领‛，并对《资本论》做了评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及其学说内容所作的较多的介绍。1912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在上海以《社会主义之派别及其批评》为题，连续发表三天演说，其中称赞马克思‚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阐发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之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

在20世纪初还可见于各报刊介绍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的学说的文章，例如，1907年在东京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天义报》，曾多次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1911年中国社会党首领江亢虎在《社会主义学说》一文中也对马克思的学说作了介绍。但是整体来看，20世纪初期马克思及其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是比较零散的，不系统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引起震动和极大反响，是在‚十月革命‛这一划时代事件后。准确的说，是在十月革命后爆发的学生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后。五四运动科学民主的精神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了很大作用：1，科学民主旗帜的高扬，对于封建专制﹑愚昧落后的封建礼教具有对治之功。2科学民主的启蒙号召，唯物论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反对有神论、封建迷信思想的基础。这两方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可以这样说：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寻求救国救命道路的探索相结合，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而五四运动的爆发，又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这样的传播和发展。 十月革命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像李大钊所说：‚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兴。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趁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机会，把他介绍与读者……‛与此前一些文章中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不同，李大钊1918年所写的几篇关于十月革命的论文，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其热情赞扬十月革命和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溢于言表，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所偏差，但同时也基本上表达了马克思主义观点。此后，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进行了阐释，并指出三大原理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自觉系统宣传的标志。

纵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唯物史观首先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主要内容。在中国最早介绍唯物史观、起启蒙作用的一篇文章是《晨报》译在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中国先进人物和知识分子的共同活动。五四运动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主要论述首先被介绍到中国。主要有《共产党宣言》，这个时期介绍唯物史观的杂志更是如雨后春笋，先进分子也自觉地以唯物史观的研究作为自己理论活动的中心内容。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都著译了大量宣传唯物史观的理论文章，并以此为理论武器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矛盾。李大钊在描述这一时期的状况时说：‚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

随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深刻的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呈现出风起云涌的趋势。

进入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被广泛宣传和运用，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也广泛流传，并逐步进入高等学校的讲坛。这期间，出版社出版和发行了大量的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著作或译作，同时，被列宁称为‚辩证法经典‛的《资本论》也开始部分的与中国读者见面。正如艾思奇所说，1927年以后，”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十二年来的哲学思潮始终所未有”。1927年大革命失败，却并没有削弱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反而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的发展着，为什么呢?原因不外乎两点：1对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还有待从哲学上加以反思和总结，以便获得正确的理论指导。2大革命的失败也使得一部分革命者提高了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认识。这样，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人士把理论的注意力指向了唯物辩证法。1928年至1932年短短时期中，除了普及文化的口号外，便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介绍。在这一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世纪30年代‚唯物辩证法‛的盛行，标志着马克思在中国走向成熟。

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与中国革命事迹相结合诞生了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等，本文就不做论述了。

参考文献：

李毅：《回顾与前瞻—-20世纪中国思潮与先进文化的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新青年》8卷4号

第二篇：马克思主义为何能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 马克思主义为何能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扎下根”来?

就像你去买了一件商品一样，你之所以要买那件东西，是因为，

一、商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费劲唇舌就是为了获得利润，他必须要把这件东西卖给你。

二、你也很需要这件东西来满足某种需求。

三、这件商品确实有它的价值所在。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扎下根”来，也可以从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从国际局势来看，1914年—1918年，帝国主义阵营因为利益分配不均的原因，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情的战火给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同时也以极端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人们重新审视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1917年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最艰难的时刻，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属于下层人民的政权。但是当时从世界范围来说，都是清一色的资本主义的天下，新生的人民政权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扩大影响和范围，寻求更多的同盟和支持者，这便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

二、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自古就不乏忧国忧民之仁人志士，他们一直在努力学习如何振兴中华。从19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天平天国运动到后来的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的维新运动到后来的辛亥革命，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中国人民始终不渝的在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大体看来中国人民的探索之路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器物，所谓“师

夷长技以制夷”。二是制度，由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三是思想，从迷信资本主义倒向马克思主义。这一路的探索，一路的失败使中国人民认识到，资本主义救不了中国，光有洋枪大炮也救不了中国，而一个导火线就是一战后的巴黎和会，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却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弱国无外交，中国的先进分子陷入了无尽的彷徨和苦闷中。恰在此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了，它昭示人们，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永恒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完全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创造出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崭新的社会制度，中国人民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那就是经济文化同样落后的中国也可以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人民的政权，于是马克思主义或说社会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三、从制度本身来看，马克思主义具有其优越性，即它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它科学的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提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必然的，同时它批判了资本主义的丑恶，这对当时的先进分子来说是一个极大地鼓舞，中国的大地上也继续一场革命。马克思主义也是实践性和阶级性的统一，它强调通过革命实践去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并且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代表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这正符合了中国当时贫穷落后的国情。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是由多方面原因共同造成的。

第三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的伟大贡献。

一、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前提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面临着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面临着教条主义的影响。在历史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曾面临来自外域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来自斯大林、苏联及共产国际的指挥，自身的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的挑战。中国共产党能够纠正错误，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在于重新恢复和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和战胜了教条主义。

二、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

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把握中国的特殊国情，坚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三、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渊源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这个西方先进的文化同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结合起来

四、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竭动力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在于以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深入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和发展途径，并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道路。

邓小平同志精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

当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的时候，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旗帜的光辉典范。

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推向前进，必须保持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个重大发展，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将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伟大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第四篇：大学生村官在农村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状况的调查问卷

大学生村官朋友：

您好!

我们是运城学院的学生，为了解当前农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情况和大学生村官在农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状况，进一步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为大学生村官开展此项工作提供参考，我们将向您了解您在农村工作中的一些情况。我们的调查是不记名的，不涉及您的个人隐私，希望能得到您的配合!

祝您和家人身体健康，生活幸福!衷心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

运城学院政法系社会调查小组

填答说明：

1.问卷中的问题没有对错之分，您只需依个人实际情况作答。

2.请您在“”上填写适合您情况的内容或在正确选项上划“√”。

1.您的年龄是：

2.您的性别是：A

A 男B 女

3.您的学历是：B

A 专科B 本科C 研究生

4.您所学专业属于：D

A 文科B 理工C 农林D 艺术体育E 医学F 其他

5.您上大学前的生源地属于：A

A 农村B 城市(县级以上城市)

6.对于您所任职村所在的乡镇，您属于B

A 本地人B 外地人

7.您是否中共党员：A

A 是B否

8.您到村任职几年了：

59.您是否在任职所在村办公A

A 是B 否

10.您是否经常深入村民群众中了解村民的生产生活情况A

A 是B 否

11.您认为村民是否欢迎大学生当村官C

A 欢迎B 不欢迎C 无所谓

12.大学期间您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掌握程度是：C

A 系统掌握并能联系实际运用B 考试通过了但不理解

C 对理论的内容只有一点印象D 完全没有掌握

13.您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实际工作是否有用B

A 有B 作用不大C 没用D 不知道

14.您担任村官后，是否感觉到马克主义理论知识的欠缺B

A 有感觉到B 没有感觉到

15.您担任村官后，有没有主动去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B

A 有B 没有

16.担任村官后，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渠道有(可多选)A、B

A 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B 上级组织的学习培训

C 个人购买的书籍D 其它

17.您认为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应侧重哪个方面?B

A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B 当前党和政府关于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方针和政策

C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D其它

18.在农村工作中，您认为首要的工作任务是什么A

A 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B 保证村民不闹事

C 发展生产，带领农民致富D 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E 其它

19.您认为是否有必要在农村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B

A 有必要B 没有必要

20.在工作中，您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的状况是 C

A 上级不要求，我不会主动去宣传(选A请跳过21题回答后面的问题)

B 上级有要求，我只按照上级具体指示去做

C 上级有要求，我主动选择好的方式去宣传

C 不管上级是否要求，我都主动去宣传

21.您向农民宣传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途径是：(可多选)A、B、C

A 广播B 召开全体村民大会

C 对党员干部培训，再由党员干部到村民中去宣传

D 利用农村传统节日集会宣传E 通过文艺表演形式

F 成立专门宣传队G 其它

22.您认为农民了解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对您的工作是否会起促进作用A

A 会B 不会

23.您认为农民对大学生当村官的评价是BD

A 大学生村官有知识、有文化，能带领农民致富

B 大学生就业难，大学生当村官只是解决就业的权宜之计

C 大学生村官吃不了农村的苦，待不长久

D 无所谓

24.您认为下列哪些因素会影响大学生村官在农村传播马克思主义?(限选三项)C、

D、E

A 大学生村官自身理论水平不足B 大学生村官还没有理论宣传意识

C 农民文化水平低D 农民对大学生村官的质疑和不认可

E马克思主义理论太抽象F上级领导不重视 G 信息传播渠道少H 其他

第五篇：教会医疗事业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6年第10期

教会医疗事业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顾建洋院长

13962079611

(阜宁协和康复医院基督教会医院)

摘

要：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是其传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直接、间接方面对于基督教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这是其它传教方式所不可比拟的。但是，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教会医疗事业在基督教传播上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这一切都中国特殊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关键词：基督教

医疗事业

近代中国

19世纪以来，新教在华医疗事业(简称教会医疗事业)有较大的发展规模，规模最大时拥有教会医院330所、诊所223所[1]、教会医学院校10多所，另有众多的护士学校。关于教会医疗事业在基督教传播中的作用，有学者对医学传教士在传教中的作用作过探讨。本文拟对教会医疗事业在基督教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全面的探讨，以进一步加深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关系的认识。

一、教会医疗事业在基督教传播中的作用

(一)教会医疗事业对传教事业的间接支持

教会医疗事业是一种世俗性很强的传教事业，有很强的社会适应性，对传教事业的发展起了多方面的间接支持作用。

首先，医学传教打破了初期传教的障碍。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实际上是一个跨文化传通的过程。本土文化中心主义是跨文化传通的严重障碍。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就面临着这一严重障碍。与此同时，清政府厉行海禁和禁教政策也严重阻碍了中西间的正常往来。因此，19世纪以来的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遇到很大的阻力。马礼逊来华时托身于东印度公司才得以在中国立足，但在严守夷夏大防的社会氛围下，他很难与中国人自由往来。所以，首先取得与中国人的接触对于传教是相当重要的。教会医疗事业在这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伯驾早期行医的影响就是明证。1835年，他在广州设立眼科医院，第一天无人应诊，第二天才有一个孤寡妇人前来求治，到第三天就有6人前来求医([2]，p.122)。此后，求伯驾治病的人日益增多，不少官员也到他的医院去求治。这样，行医为华、“夷”接触提供了方便，并为传教的进行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对此，有传教士说：“当欧洲的大炮不能拉开一个门闩时，伯驾却用手术刀打开了中国的大门。”([3],p.232)继伯驾之后，雒魏林、合信等医学传教士先后来华。他们在各处行医时都产生了与伯驾同样的影响。诚然，在清政府的禁教政策下，早期医学传教士的传教效果并不明显，他们却使西方差会从医学传教中看到打开传教局面的方法。

两次鸦片战争使传教士获得了诸多特权，他们开始进行公开的自由传教。但是，由于传统文化心理的根深蒂固，中西接触上的文化障碍并未立即消除。传教士初到一地，无不受到中国人的本能排斥。1860年以后，频繁发生的教案就是明证。教会医疗事业却起到了其它方式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虽然医学传教士在各地行医之初，也会受到当地人的猜疑，甚至引起教案与冲突;但是他们却通过先进的医术、免费施诊送药，逐渐博取一些中国人的信任。许多中国人纷纷抛弃偏见、歧视，络绎不绝地请医学传教士治病。有的中国人还与医学传教士结成友好关系。这就为传教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便利，奠定了许多地方传教事业的基础。浸信会“华东差会传道工作的始基”就是“医院工作”所奠定的([4],p.131)。

教会医疗事业不仅取得了一般民众的信任，而且逐渐取得了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官绅的认同。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在北京的京都施医院，“显宦贵官亦均有来就医者”[5]。许多地方官员在受惠于教会医院或医学传教士后，不仅对教会医疗事业和传教事业在租地等方面提供方便，而且在提供主动地为传教事业提供保护上或提供资助。因此，教会医疗事业被称为“打开传教的楔子”([6],p.252)。

不过，这里的“初期”不仅是指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初期，而且指其在华某个区域传教的初期。20世纪初，传教士永伟理在澜沧勐角董的细筒达佤族传教时，“由于治好了一个已被全寨弃置寨外、生疮将死的族人而导致全寨人的敬服和皈依，全寨的佤族群众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放弃了他们延续了几代人的鬼魂神灵崇拜而改奉耶稣为崇拜对象。”([7],p.101)到20世纪20年代，医学传教界还说：“在较边远和传教不充分占有的区域，它的先锋作用还是必要的。”([6],p.252)

因此，医学传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武力所不能打破的文化接触上的障碍，间接上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因此，1907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通过决议指出：“教会医疗事业不是打开和推广传教的暂时工具，而是整个传教事业的一个不可分隔的、永久的组成部分。”([8],p.288)

其次，医学传教在传教事业进一步发展中起了积极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教事业在华迅速发展，教会医疗事业也达到相当规模。有的传教士说：“行医只是在开辟传教的初期有作用，使用它的目的就是要消除偏见、获取信任和建立教堂”。“当以上几点实现后，传教就毫无困难，行医这种方式也就应当取消了”([9],p.12)这遭到一些传教士的反对。事实上，教会医疗事业对于传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仍然起了重要作用。医学传教士通过行医继续与中国百姓和官方保持良好的关系，为教会医疗事业乃至其它传教事业提供了诸多便利。柏乐文在苏州及周边地区的影响就是明证。他通过行医与苏州及附近的各阶层结成了很好的关系。他不仅为别的传教士租地建房提供方便，而且为东吴大学的创办起了重要作用。1900年东吴大学创办时，柏乐文的任务就是“征集苏州、无锡、常熟和南浔等地上流人士的赞助”，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是他的病人，并对他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10],p.20)。

民国时期，教会医疗事业依然对传教起了重要的间接作用。民初，东北教会中的中国人就说：“教会与官民联络感情，得力于医院者不甚少”([11],p.48)。20世纪20年代，滁县基督教会还称：“医院方面，卓著声誉，深得社会信赖，尤为辅助本会推行教义之得力团体。”([12],p.120)

以上是从教会医疗事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来分析。就它与传教事业的关系来讲，教会医疗事业对基督教的传播也起了重要的间接作用。教会医疗事业不仅为传教士及其家属的治病提供方便，还还为其它传教事业提供保健服务，如为教会学校的学生治病、定期体检等。最为重要的是，教会医疗事业的慈善性质正是上帝关爱众生的现实表现。这比空洞地宣讲基督仁爱更为直接，更容易引起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兴趣和信任。此外，基督教是一神教，反对迷信和偶像崇拜。有些传教士主张利用科学传教就出于这种考虑，近代西医恰好有力地冲击了中国人医药观中的迷信和偶像崇拜。所以，教会医疗事业对传教事业提供了多方面的间接支持。

(二)教会医疗事业直接传播基督教的方式

教会医疗事业在直接传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其具体情况如下：

1、特殊医疗单位的传教。这主要是指在戒烟所、麻风病院、疯人院进行的传教。戒烟所中的传教常常是由传教士到戒烟所宣道，有时医学传教士也进行一些传教活动。麻风病院的情况与前者大概相同。在疯人院里进行传教，情况稍特殊一些。以创办最早的广州疯人院(惠爱医院)为例，院长恂嘉理指出该院的宗旨是：“不特疗治有形之癫狂，使能愈者得起沈疴，不能愈者亦免流离失所，更兼以基督真理，感化人心，使之知罪改恶，可获永生之福”([13],p.186)。该院积极在病人和病人亲友、医院职员、施诊送药时的病人间进行传教，具体作法是：院内附设福音堂，每天上午祈祷;并设有女传道三人、男传道一人，由他们向上述各种人传教;至于病人中的传教则是针对“留医中之颇有智识及渐渐病愈之人”([14],p.248)。

2、教会医、护学校的宗教活动。宗教教育在教会医、护学校中占有重要地位。起初，教会医学校都进行宗教教育。汉口伦敦会医学馆专门规定：来学者必须早晚礼拜，还要同牧师读圣书([15],pp.86-87)。有的医、护学校还要求学生参加医院的传教活动。后来，随着教会医学院、校的正规化，其宗教活动基本上是在学校里进行的，它们一般都将宗教教育定为必修课。在上海女子医学院，“《圣经》课在四年中都要开设。这是由一名医学教师来讲授的，以特别引起对医学职业中的宗教问题的讨论。”([16],p.757)20世纪20年代，受非基督教运动的影响，教会医学校的宗教教育有所淡化。1927年后，各教会医学校向国民政府立案，宗教教育由必修改为由学生自由选择。尽管如此，教会医学校的宗教氛围还是比较浓厚的，除学校开设宗教选修课、组织宗教活动外，学生还组织青年会进行宗教活动。在这种氛围下，教会医、护学校培养出来的医生和护士大都是基督教徒。

3、医学传教士的巡诊布道。医学传教士在医院、诊所从事活动外，有时还到附近进行巡诊。在巡诊时，他们顺便进行传教，或直接宣教，或散发随身携带的宗教宣传品。这在医学传教的早期较受重视，后来由于医院工作的繁重、医学传教的世俗化，这种方式日渐式微。

4、公共卫生教育运动中的传教活动。公共卫生教育运动似乎与传教没有关系，其实它是医学传教的特殊方式。1917年，中华博医会指出：“鉴于卫生教育运动在与知识阶级建立有效接触方面的媒介价值，它为对一个人数众多影响极大的阶层进行直接宣教工作铺平了道路;又鉴于卫生教育运动具有基督教实用教义的具体表证的价值，可以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护教办法。”([17],p.978)因此，医学传教士积极利用公共卫生教育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传教活动。

5、医院和诊所布道。教会医院和诊所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起初，一些教会医院和诊所附设于教堂，教堂与医院、诊所合二为一，难辨彼此。1891年，刘坤一指出：“美国租界里，虹口有耶稣教堂一所，即体仁医院”([18],p.711)。随着教会医院的发展，教会医院独立出来。许多教会医院都附设有自己的教堂，有的则设立宣道室。

在教会医院或诊所里，传教方式主要是直接传教、散发宗教读物等。这些活动起初主要是由医学传教士从事。同时，一些院外的传教士积极利用教会医院或诊所的特殊环境进行传教。后来，由于医学传教士医务的繁忙，各差会都向医院派遣专职布道的牧师。在此过程中，教会医院和诊所将传教活动制度化。1860年以前，雒魏林就将上海仁济医院传教制度化，“医院每天早晨七点半打铃，所有住院病人凡能走动者，都必须到大门内集合，听外国牧师讲道并参加祈祷。下午门诊开诊前，所有候诊病人及院同事的家属，也都必须集中听各国牧师的宗教灌输，不管病人愿意与否，一概先听道后看病。那些重病人起不了床的，外国牧师就到病房里去讲道。”([19],pp.105-106)晚清时期，各教会医院和诊所一般都在早上、候诊时进行传教，并向病人发放宗教读物，有时还在周末进行特殊的宗教活动。

民国时期，教会医院和诊所继续实行传教制度，苏州博习医院等教会医院设立了宗教科等管理机构，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传教形式。据1915年的调查，教会医院采用的布道方式有14种，常见的是候诊室宣道、早礼拜、病房布道、与病人交谈，其他10种是：(1)散发宗教读物，如：散发宗教小册子、提供有关消息或医药的读物(均附有《圣经》章节)、给私人病房里的文化人提供宗教著作;(2)放映关于基督生平的幻灯片;(3)教病人读书，并把《圣经》发给学会读书的病人带回;(4)通过医院布道者为病人做善事(如为不识字者写信等)把病人引向基督教;(5)周日下午举行问询活动;(6)周一早晨让病人重复一周所学的宗教知识;(7)为病人开办主日学校;(8)建立病房图书馆;(9)通过医院中职员的工作感化病人，如精心照顾病人、同情病人等;(10)为医院里的中国职员开设读经班等([20],pp.306-307)。

以上14种方法是许多教会医院所采用的传教方法。此外，两广浸会医院除运用一般布道方法外，医院“宗教组负责按月两次，请得美国新闻处放影新闻片、宗教片、教育片、医学片”([21],p.8)。有些大的教会医院在职工中进行制度化的布道活动，苏州博习医院“每天早晨全院职工必集于一处，同做晨祷(早礼拜)：先全体合唱赞美诗，后由主领牧师或朗读圣经，或宣讲福音，晨祷为时约5到10分钟。”([22],p.28)院内传教的同时，教会医院还进行跟踪传教，由医学传教士和医院布道者访问病人，或介绍受感化的出院病人到其住所附近的教堂去。

比较前述五种传教方式，前三种方式易受传教对象影响，影响范围不大;第四种方式开始较晚，且受财力所限，在传教中的影响不大。第五种在接触对象和接触范围上都比前三种有优势，较少受外界干预。因此，教会医院或诊所是教会医疗事业中的主要传教场所。

二、医学传教的客观效果分析

(一)医学传教的客观效果

医学传教与直接布道、文字布道、教育传教等传教方式一样对基督教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关于这些传教方式的效果，李提摩太认为：教堂讲道花费时间太长，传教士接触信徒的数量有限，很难影响全体中国人;用办学校的方法去传教也是比较慢的，因为传教士不可能在中国各地都建立起学校，学生经过好多年的培养才能在社会上起作用;开办医院“收效也不很大”，因为“通过医院所接触的都是病人，而病人又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他认为文字布道是最有效的，别的方法只“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23],p.7)李提摩太的说法虽有道理，但是过分强调了文字宣传的作用。比较医学传教与其它方式的利弊，可以发现它对基督教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有效作用，但也有难以克服的弱点。

首先，医学传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传教的进行起到了其它方式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一方面，医学传教在打开传教局面上起着其它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众所周知，传教士为了在华传播基督教采用了诸多方式，这主要有直接布道、翻译或散发《圣经》等宗教读物、借助文化出版布道、教育传教、医学传教、借助慈善活动传教等。在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初期，没有一种方式能够如教会医疗事业一样打开在华传教的大门。就直接布道而言，在禁教政策下，马礼逊、米怜等传教士举步维艰。因而，直接布道长期以来很难打开传教的局面。最早的华人布道者梁发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24],p.199)教育传教因关涉到价值观，中国人顾虑较多，很少有人愿将子女送到教会学校去读书。文化出版方面，传教士曾发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但收效甚微。因此，在传教初期，甚至在1860年以后，医学传教之外的各种传教方式都不能打开传教的大门。医学传教却能广泛接触各阶层的中国人，消除其偏见、歧视，取得国人信任，打开传教的大门。

另一方面，医学传教对传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起着其它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教育、慈善、文化出版在传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教会教育能够培养教徒精英以扩大教会的影响，但宗教教育一直是中国人所反对的，其宗教教育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如有的学者指出：“教会大学的宗教影响实际不如中学、小学和医院。”([25],p.263)慈善活动又太受局限，其中的育婴事业又常与迷拐儿童相连，儿童死亡较多，容易引起中国人的反对;文化出版只能在知识阶层中进行，影响范围有限。而且，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以上诸种方式所起的作用都会减弱或受到限制。医学传教则可以在诸多阶层中进行，不受时空的限制，加上中国医疗卫生事业长期落后，因此医学传教对于传教的进行可以起到长期的持续作用。民初山西教会人士还认为山西“全省之防病卫生事业，教会独负其责，而晋省教会借医病布道，亦独有之良时也。”([11],p.60)同时，治病可以使病人直接受益，从而使传教界与取得信任的中国人建立多方面的友好关系，并为传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便利。

其次，医学传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有效的传教方式，对基督教的传播起了直接和间接的有效作用。教会医疗机构可以吸引大众的集聚，为传教提供了便利。“中国教会最初的定期宣道叙集”就是在伯驾的医院里进行的([24],p.223)。许多人在教会医院的影响下皈依基督教。一些学者往往以伯驾传教的成绩不理想而认为整个医学传教是不成功的。的确，到伯驾的医院就诊的人虽多，但是差会对传教的结果并不满意。到1847年，他才有一个华人信徒([26],p.156)。然而，该看法忽视了传教的社会背景。在当时的条件下，传教事业举步维艰，到1847年中国的基督教教徒仅有9人。[27]相形之下，伯驾有一个教徒也就不足为怪了。在行医与传教的两难选择之下，许多医学传教士尽力处理好二者间的关系，加上职业布道者的帮助，医学传教取得较好的效果。在东北，司督阁在行医传教的头两年就洗礼了14人([28],p.485)。而且，因医学传教而皈依基督教的人数在教徒中占有较大比例。1884年，德贞指出：“医院病人中的入教者占教徒人数的比例大大超过通过直接布道而入教的人所占的比例”([29],p.9)。1925年，马雅格称：中国“有一半以上的教徒第一次听讲《圣经》是在教会医院里”([30],p.585)。此外，有些病人皈依基督教后积极进行布道。([31],pp.304-305)因此，1925年，马雅各说“医学传教已经被证明是教会所拥有的最为有力的传教工具。”([32],p.585)

从非医学传教士的态度，我们也可看出医学传教的效果来。不少专职传教士都主张以简单的行医辅助传教，认为这对传教“有很大的价值”([33],pp.380-381)。在台湾传教的马偕就让他手的华人布道者多少学些医药知识，从而便传教。([34],p.435)。

但是，同其它传教方式一样，医学传教也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教会医疗事业是花费较高的传教事业，它往往不能达到西方差会所期望的传教效果。因为，到教会医院治病的人很多，但是皈依基督教的人所占比例并不高。然而，这些弱点并没有导致医学传教的终止，相反更多的差会认识到它是一种有效的传教方式。因此，美国学者古利克评价美国公理会医学传教政策的转变时说：“伯驾关于医学传教的观念被公理会整整抛弃了一代，但是却被其它差会拾起，并取得显著的成绩。”([35]，p.143)

(二)医学传教现实遭遇的原因分析

医学传教虽然为传教做出了贡献，但是病人中皈依基督教的人数毕竟只占全体病人的一小部分。这种现实遭遇正是中国特殊文化背景下文化选择的产物。

首先，这与医学本身的特性有关。中国传统医学虽然有较高的水平，但是医疗卫生事业的落后使广大民众有病难医。同时，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医学被排斥在儒家六艺之外，不涉及儒家思想的核心。这些不仅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对医疗的需求，而且决定了接受西医少有正统观念的束缚。医学传教士带来的西医建立在科学之上，治病较灵验，很容易给接受西医治疗的人带来切身的利益。因此，西医初来中国时虽遇到一些抵制，但很快为中国人所接受。这正是医学传教能够广泛接触中国人，进而打开传教大门的原因。这同时也说明：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人对医学传教的认同，更多的是倾向于行医。医学传教士行医治病的功能因此得到发挥，他们往往忙于行医，很自然地将行医的地位放在传教之上。难怪，伯驾说他每天要医治大量病人，“却无暇代表他们的灵魂向天堂呼救”，他说自己身上“世俗医生的精神太盛”，而“传教精神太少”([36],p.41)。医学传教士虽然可以通过治病的影响来传教，但是病人对医生的依赖性来自医生的职业权威([37],p.228)。这决定了医生必须注意行医的质量。因此，许多医学传教士很难兼顾传教与行医的双重功能，二者发生分离是必然的。20世纪，医学传教士直接从事传教的日益减少。他们在行医中的作用日渐突现，在传播基督教上的作用日趋间接化。此外，大量病人给医院专职布道者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他们往往忙于应付，同时由于病人来源地复杂，他们很难从事医学传教士所主张的访问病人的跟踪布道。其它传教士又不能充分利用治病带来的机会。因此，医学传教固然对传教有很大影响，但是现实却决定了其影响是有限的。

其次，与中国人的宗教观有关。近代以来，伴随着传教事业的发展，教徒人数不断增加，但是无论教徒怎样增长，他们都只能占中国人口总数的很小比例。这说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困难，医学传教也不能例外。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有关。中国是一个多神信仰的国度，中国人对宗教多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临时抱佛脚”，“入仕为儒，辞官为道，身死为佛”，这些日常谚语就是最好的写照。在这种宗教态度影响下，真正能信仰基督教的很少。加上基督教是外来文化，又随西方侵略而来，所以它遭到中国社会特别是上层社会的本能抵制。同时，中国社会毕竟有着许多宗教信仰和偶像崇拜，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信奉基督教就意味对这些信仰的放弃。当一个地方对基督教尚未达到宽容的时候，放弃本土信仰就会遭到当地社会的排斥。因此，一些中国人在信奉基督教上很有顾虑。如19世纪90年代，医学传教士在苏州附近开办诊所进行医学传教，一些病人想信奉基督教，但是却不无担心地说：“如果我们放弃了偶像，民众就不会容忍我们，因为在迎神的时候，他们将会让我们为迎神捐资，如果我们不答应的话，他们会来到我们家里，拿走任何东西。”([38],p.20)所以，医学传教虽然可以用科学改变中国人在治病上的鬼神信仰，但是却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在国民心理积淀很深的宗教和信仰。这不仅是医学传教的困境，而且是整个传教事业在中国的困境。

综上所述，教会医疗事业在近代中国基督教传播过程所起的作用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政治、文化封闭的环境里，教会医疗事业对传教局面的打开起着其它方式所不可替代的间接作用。在中国社会开始走向开放之际，教会医疗事业充分发挥其直接和间接的传教功能。进入20世纪，教会医疗事业虽然仍发挥着重要的传教功能，但是它的世俗功能却处于主导地位。20世纪20年代，有传教士说：“作为传教开启之楔的医学传教的早期功能在过去的时期里减轻了重要性”，其基本目标也应转变为“现实地展示基督般的仁爱和服务，培养基督教团体对于社会的责任感，以变化的形式向基督教团体、非基督教徒展现基督教的理想”。([6],p.252)这不仅是基督教传教方式变化的产物，而且是教会医疗事业适应中国社会的结果。

〔参 考 文 献〕

[1] Kenneth Scott Latoura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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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enry Fowler, Medical Mission Policy,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Vol. XXXVII, No.3-4,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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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文乃史著，王国平等译：《东吴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

[11]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四期，1917年。

[12]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七期，1923年。

[13]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二期，1915年。

[14]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八期，1925年。

[15] 李楚材辑：《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

[16] France W. King, Woman’s Christian Medical College, Shanghai,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Vol. XL., No.8 ,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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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五辑

(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

[19]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0]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6th issue,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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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苏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苏州第一人民医院院志(1883-1983)》(上册)1986年铅印本。

[23] 江文汉：“广学会是样一个机构”，《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三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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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27]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一期“附录C”，1914年。

[28]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XVI, 1885.

[29]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XV, 1884.

[30] James L. Maxwell, Medical Missions in China,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Vol. XXXVIII, No.7, 1924.

[31] 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年。

[32] James L. Maxwell, Medical Missions in China,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Vol. XXXVIII., 1924, No.7.

[33]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XX., 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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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36] (美)乔纳森·斯潘塞：《改变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

[37] F. D. 沃林斯基：《健康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38] Minutes of the Eighth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1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