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新闻传播论文

【摘要】Web2.0是一种技术存在，也是一种社会存在，它日益成为当今新闻传播变化的主要动因，也是舆论引导需要考量的重要一环。它兑现了关于互联网的许多早期设想，极大地改变了原有新闻传播的结构和游戏规则，自媒体的兴起、受众的主动化与“小众化”、新闻标准和流向的变化是最主要的三个方面。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人文主义新闻传播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人文主义新闻传播论文 篇1：

大数据背景下新闻传播要素的变革

【摘要】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新闻传播业也受此浪潮的影响。新闻传播过程的五大要素构成了传播学的五大研究领域，本文以大数据技术对新闻传播各大要素的影响为出发点，从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受众分析到媒介分析，探析大数据时代对新闻生产的传播者、传播内容、受众及传播媒介各要素带来的变革。

【关键词】大数据传播要素数据新闻变革

一、大数据的研究动态

2013年，一个与大数据相关的新兴学科出现，2013年甚至被有关媒体称为“大数据元年”。2014年，大数据获得迅猛发展，影响着各行各业。2015年，大数据技术的影响持续发酵，新闻业同大多数行业一样，无法摆脱时代思潮对它的影响。数据科学的技术权威——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他的《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一书中描述：“如今，一个大规模生产、分享和应用数据的时代正在开启……”。①2015年8月30日，在CNKI中国期刊网上，以大数据为主题词搜索，共有约550602条结果。按照学科分类，大数据涉及的范围广泛，计算机、经济、金融、图书、电信等等学科类别。各个领域都试图搭上大数据的快车，起源于计算机学科的数据研究也不断地向其他方面加以扩散，大数据对于新闻的生产与传播的影响亦是不容忽视。

二、大数据时代下新闻传播各要素的变革

美国学者H.拉斯维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构成传播过程的五种基本要素，即“五W模式”或“拉斯维尔程式”模式。五大要素的提出构成了传播学的五大研究领域，大数据时代对媒介生产的影响，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对媒介生产传播各个环节要素的变革：从传播者、受众、传播的内容、再到传播媒介，都将因为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而发生重大变化。

1、控制分析——控制力的重构与数据解读能力的要求

传播者在整个传播过程之中担任起点和中心角色，在传统的新闻生产和传播里，传播者通常以占主导性地位的控制者身份存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给了媒体更广阔的空间去搜寻信息，整合内容。大数据研究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他的《大数据时代》一书中指出：“大数据涉及思维变革、商业变革和管理变革。在各领域中，决策将日益基于数据和分析作出，而并非基于经验和直觉。”②换言之，记者的经验和敏感度或许并不是做出好新闻的决定因素，基于各种数据做出的新闻选题反而可能具有更好的传播效果，大数据时代为传播者带来的数字化新闻和数字化传播，一定程度上重构着传播者的控制能力。

在大数据时代，新闻所涉及的已不仅仅是消息、评论、通讯等各种体裁的新闻形式，而是各种各样的数据呈现。处在传播过程之首端的传播者必须以新的姿态面对新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以更全面的素质承担信息传播的职能，掌握生产、分析、解读数据的能力乃是传播者职业技能的题中之义。同时，传播趋向于因人而异、因时推送，大数据技术须满足新闻个性化服务的需要，实现“定制化”新闻内容的传播。编辑要多从受众的角度考虑问题，多以数据图表、图示等形式传达新闻、吸引受众，使新闻报道更具有说服力与表现力。在新闻生产与消费模式变革的新媒体环境下，数据解读、分析能力于记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2、受众分析——参与性与影响力的提升

互联网的重要优势之一便是数据的存储与记录。互联网上的受众，他们的每一个反馈行为都可以被分析与解读，每一个点击、“赞”与“踩”、互动评论等任何形式的反应行为都累计于数据新闻的生产之中。同时，大数据可实现受众需求的精准传达。例如，现在众多的移动新闻客户端都设有基于用户订阅的个人栏目，客户端通过用户自身的搜索痕迹向其推荐可能感兴趣的内容。并且，还有基于用户位置定位的地区性新闻专栏。大数据技术使媒体与受众（用户）的联系更为紧密，交互性的传播形态使定制化的新闻成为新趋势。

传统的新闻策划与选题通常是基于经验而来，制作流程很少受到受众的干预，而在大数据时代，新闻生产和传播过程中更多的环节开始由组织化向社会化转移，数字技术的使用，能够充分地挖掘和解读受众需求，使得选题策划在效果上有新突破的可能性，通过数据分析“受众最关注的是什么”、“受众了解多少”以及“受众还想了解什么”再确定新闻选题，能够更为精准的契合受众的需求，受众行为影响新闻生产的能力大大提升。

3、内容分析——新闻报道新范式

传播内容是传播活动的重要内容。大数据对新闻报道内容的影响更加明显，顺应时代的新闻报道范式便应运而生。从大数据库中挖掘数据信息，可以形成数据新闻。数据新闻是利用数据挖掘、数据分析、数据统计等技术手段从海量数据中发现新闻线索，通过可视化技术呈现新闻故事的新闻报道方式。③数据新闻改变了传统的新闻表达方式，新闻呈现不局限于单一的文字、图片、视频与音频内容，多种表现形态日渐融合，各种可视化的圖表，以及音乐图文等新形式的表达也日益增多，增加了新闻报道的范式，丰富了新闻的表现形态。在新闻报道方面，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能够将原本碎片化的数据信息，形成自动化新闻、人机协作新闻、预测性新闻、众包式新闻等多种新形式的新闻。

（1）自动化、半自动化新闻

大数据催生了计算机直接写作的新闻，和人机合作的半自动化新闻（又称人机协作新闻）。“人机协作新闻又称为计算机辅助报道，是计算机在记者写作中，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背景资料的搜索与获取、数据资源的整合与分析的报道形式。”④美国《连线》的记者史蒂芬·列维甚至表示，未来机器人能代替人生产90%的新闻。语言甚是夸张，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出大数据对新闻报道的重大突破。在美国，已经出现利用计算机分析撰写报道的先例。Narrative是一家拥有大约30名员工的美国公司，它运用Narrative Science算法，大约每30秒就能够撰写出一篇新闻报道。协作新闻是一种人机合作的成果，是对传统的、单纯记者写稿的报道方式的变革。

（2）预测性新闻

预测性新闻不是今天才有，但并非依据经验总结而是技术数据分析产生预测内容将更具竞争力。数据新闻的出现冲击着传统的新闻生产理念。新闻价值的要素之一——新鲜性，即事实发生的概率越小越有新闻价值。舍恩伯格在书中论述大数据的核心是预测。对于数据新闻而言，似乎事实发生的越频繁就越有新闻价值。众多新闻媒体从微博的热门话题中进行新闻的选题策划便可窥见一二。正如黄蔚在《“大数据”“微文化”时代的深度报道》中指出，大数据技术既是参照物，又成为专业媒体的方法和工具，深度报道记者借助大数据进行预测与分析，提升了专业媒体的报道水准。⑤为了牢牢把握住受众的眼球，媒体有必要借助新的大数据技术、凭借自身强大的数据库资源，做到一些准确度高的预测性报道，预测性新闻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必将走的更远。

（3）众包式新闻

大数据技术使新闻生产具备众包模式的可能。世界上第一家由用户自己生产内容和众包集成商业模式的报纸是《卫报》，该报认为分享内容能够帮助开启新的服务和收入来源。《卫报》总编拉斯布里杰想让《卫报》的文章、图像和数据集在博客圈、社交网络和其他一些流行的目的地中也变成一个无所不在的特色。记者罗杰斯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众包是他们制作数据新闻的主要手段。”比如，《卫报》做的对国会议员开销的调查的经典案例，促成了众包式的调查性报道。

4、媒介分析——推进媒介融合进程

（1）电视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融合

不管是“三网融合”的推进，还是有线电视的数字化建设，都促进了PC端以及手机和平板上收看电视的受众的日益增多，使得受众日渐养成跨屏收看的习惯，传统收视率调查的技术和方法面临挑战。通过互联网浏览和收看纪录，可以解决收视率调查过程中样本量过小、收视统计和发布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使得媒介在收集、存储和处理数据方面更加高效与科学，传统收视率评估体系将有新的突破。李国杰、程学旗在《大数据研究：未来科技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领域》一文中指出，“大数据促使现有产业升级，同时推动新的产业诞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媒体纷纷建立数据平台、进行跨媒体融合了。”⑥

（2）纸质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融合

在美国，报纸比其他媒体更倾向于在报道中使用数据分析，报纸的网站更是数据新闻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⑦大数据的兴起，以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的崛起，颠覆了此前传统媒体在传播中占主导性地位的格局，将进一步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高静在《报纸如何迎接大数据时代》一文中指出，大数据时代报纸媒体要想生存发展，就无法离开大数据技术，因为它贯彻到新闻生产的全部过程当中，离开大数据报纸将失去市场竞争力从而无法存活。⑧面对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低水平泛滥，拥抱大数据媒介融合大潮，是时代对新闻传播媒介的必然要求，如此，新旧媒体方能各显其长。

结语

大数据的时代背景，给各个领域都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各个要素也发生了相应的变革，适应时代潮流，抓住时代机遇，在传播的各个环节中充分利用新技术更好地为新闻传播服务，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大数据的价值。当然，我们也不能盲目依赖于大数据技术，应用大数据技术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新的问题，如人文主义本质淡化、侵犯隐私权等弊端同样值得我们深思。面对大数据浪潮，只有趋利避害，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大数据的价值。

参考文献

①②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著，周涛译：《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122

③刘义昆，《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新闻生产：现状、影响与反思》[J].《現代传播》，2014（11）

④彭兰，《“大数据”时代：新闻业面临的新震荡》[J].《编辑之友》，2013（1）

⑤黄蔚，《“大数据”“微文化”时代的深度报道》[J].《新闻窗》，2013（5）

⑥李国杰、程学旗，《大数据研究：未来科技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领域——大数据的研究现状与科学思考》[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2（6）

⑦许向东，《对密苏里新闻学院数据新闻教学的考察》[J].《新闻爱好者》，2014（11）

⑧高静，《报纸如何迎接大数据时代》[J].《新闻研究导刊》，2013（5）

（作者：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责编：周蕾

作者：刘思文

人文主义新闻传播论文 篇2：

Web2.0对新闻传播的影响与舆论引导创新路径

【摘要】Web2.0是一种技术存在，也是一种社会存在，它日益成为当今新闻传播变化的主要动因，也是舆论引导需要考量的重要一环。它兑现了关于互联网的许多早期设想，极大地改变了原有新闻传播的结构和游戏规则，自媒体的兴起、受众的主动化与“小众化”、新闻标准和流向的变化是最主要的三个方面。面对这种变化，舆论引导需要在引导原则、引导方式、传播技巧、媒介素养以及传媒体制等方面进行系统优化和不断创新。

【关键词】Web2.0；新闻传播；舆论引导

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依靠书籍、报刊等媒介传播革命思想、组织革命行动，留下了许多舆论引导的佳话。而今，仅靠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进行舆论引导无疑会力不从心，因为新媒体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媒体存在——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存在。尤其是近两年，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Web2.0不再仅仅是一种作为技术的媒介，它更是一种不断创新发展的传播实践，博客、微博、微信等新的传播方式不断出现且爆炸式发展，日益成为影响新闻传播和舆论引导的一个主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工作要做到“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要做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1]，就必须直面Web2.0的新变化，做好新闻传播和舆论引导的创新发展工作。

一、Web2.0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Web2.0不仅改变着媒体通道的版图，也改变着人们的新闻传播方式和消费习惯，进而改变着新闻传播影响社会的方式、路径和深度。一方面，新闻信息数量、速度和范围不断扩张，如媒体数量增多、报道速度加快、新闻的国际化与全球化更为凸显等等，这方面的影响主要是“量”的扩张，是具体的、显著的。另一方面，较之于Web1.0，Web2.0更大程度地改变了新闻传播活动的性质和过程，改变着传受主客体的关系，使新闻传播真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即时互动交流时代。

（一）Web2.0：从互联网传播理想到现实流行色

从麦克卢汉的《地球村》到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再到曼纽尔·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的崛起》，许多学者早就探讨过数字化社会的前景。然而，在Web1.0时代，人们表述的许多关于互联网传播的乐观景象并没有实现。在新闻传播领域，网络媒体或者是传统媒体在互联网上的一种延伸，如各大传统媒体的网络版；或者是集成各传统媒体新闻信息的“收集站”，如门户网站。无论是从新闻原创能力还是从新闻议题设置能力来看，网络媒体都还难以与传统媒体抗衡，而随着博客等自媒体的发展，这种情况正在不断发生改变。[2]Web2.0技术的发展与使用，真正改变了新闻传播的媒体构成、实践方式及其生态环境。

1.Web2.0技术及其社会化应用改变了新闻传播的媒体构成。Web2.0促生了大批自媒体形式，如博客、微博和微信平台。根据相应企业的官方资料，去年底新浪微博注册人数已达到5亿，今年1月，诞生刚刚两年多的腾讯微信用户也达到3亿。尽管注册人数和活跃使用人数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尽管腾讯管理方一直将微信定位为一种通信工具而不是媒体，但自媒体彻底改变了新闻传播的结构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危机感日增的传统媒体正在不断加快数字化变革的步伐，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等大力推进的全媒体尝试，到人民网的高调上市，再到新近上海市解放、文新两大报业集团的合并，优化传统媒体资源、寻求数字化新媒体增长点是它们共有的规律。此消彼长，新闻媒体正日益转变为一种全新的存在。

2.Web2.0改变着新闻活动的实践方式。近两年以“移动化”“微革命”为主要特色的媒介变革不仅彻底改变了新闻媒体的构成，而且进一步推动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融合，使“微传播”和“微合作”成为一种流行的新闻实践方式。如果说博客使一般民众第一次能够便利地向全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则使他们能够随时随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能够相互交流、响应，这种以即时、互动为主要特点的传播有别于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大众化报纸的普及使新闻传播进入了真正意义的大众传播时代，基于Web2.0的自媒体正在促使新闻传播向人际传播回归，从而进入一个崭新的“融合传播”时代。与这种新闻实践活动方式相对应，舆论引导不仅要大大提高时效性，更需要在“你听我说”的传统引导方式等方面做出更多的改变。

3.Web2.0是推进媒介生态改变的革命性力量。尽管不断有“老”的互联网媒体被“收编”到现有媒体体制中去，但新媒体仍不断涌现且快速发展，它们在被“收编”的同时也改变着现有传媒的构成、性质及相应的体制、规范，为整个传媒业带来了勃勃生机，如个人网站、博客、微博、微信。这些基于Web2.0的新媒体在新闻信息传播、新闻议题设置以及相应的社会动员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在突发事件、群体事件等领域的新闻报道中，它们不断获得相对于传统媒体的比较优势，从而使传统媒体变成了网络媒体的一种延伸。正如首次报道克林顿性丑闻的德拉吉所说：“五年前的那些快讯，呈现的并不是某个人、某个网站，或者某位总统、某条有污迹的裙子。那些快讯，呈现的是一种力量，是利用新技术在体制外工作的每一个个人的力量。”[3]

（二）主动的“受众”及其分化

伯克哈特在概括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有一句名言：“发现世界和发现人。”[4]这句话用来概括Web2.0对新闻传播的影响同样合适：它的影响，不仅在于改变了外在的媒体世界如媒体构成和新闻传播方式，更体现在新闻传播主体的变化上，那就是“受众”不再是简单的“受众”，而变成了主动的新闻传播者。

受众，是传播学中指代被传播对象的一个概念。在早期的“枪弹论”中，受众就如同靶子，会被传者的“子弹”一击即中。后来虽然经历了有限效果论、霸权理论、重归强大效果论等理论的修正，“受众”的接收者地位并没有实质性改变。笔者认为，在传统媒体环境下，这种认识是合乎现实的，因为在这种环境下，新闻媒体掌握着绝对数量和质量的新闻信息，掌握着主要传播渠道，新闻传播主要体现为从新闻媒体向受众的单方向信息流动，如果说受众有一些主动性，那也主要是“接收或拒绝的自由”。

随着Web2.0的发展，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受众”不再是简单的新闻接收者，也不只是仅仅发出简单的反馈信息和面目模糊的信息源。在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中，许多“受众”变成了新闻信息的收集者、编辑者和发布者，变成了有感情、有思考而且有很大号召力的传播者。对于这些“受众”，“网民”也许是一个更加准确的称呼。这在近几年的网络热点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周老虎事件”“周久耕事件”到“表哥”“房姐”事件，网民都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他们不但接收传统媒体的信息，通过BBS、博客等网络渠道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而且运用“人肉搜索”等方式搜寻相关信息，通过各种自媒体和公共信息平台发布新闻，甚至组织相关的社会活动，如“网络观察团”等，并最终影响了相关事件的发展方向和结果。

由于新闻渠道、新闻偏好等方面的不断多元化，受众正由传统媒体时代的“大众”不断分化为利益、风格各不相同的“小众”。一方面，虽然尼葛洛庞帝设想的“我的日报”还没有变成现实，但媒体“菜单”已经越来越丰富，受众越来越“小众化”成为必然，如“博客群”“微博族”和“微信控”，还有逐渐“落伍”的“斑竹”“大虾”等等。另一方面，这种行为或多或少会阻碍人们对多样化观点的接触，形成桑斯坦所说的“信息茧房”效应，扩大社会舆论的“极化”趋势。而且，与传统媒体的受众细分所带来的“小众化”不同，由于网络传播相对不受空间的限制，全世界各个角落的“志同道合”者都有可能聚集起来，其数量往往并不小，其舆论影响也会相应增大。这种“小众化”无疑增加了新闻传播的多样性、复杂性，增加了舆论引导的难度。

（三）新闻的议题流向和选择标准变化

很久以来，网络媒体并没有真正改变新闻议题流向和选择标准的基本规则，即由传统主流媒体或精英媒体引导议题流向，并制定新闻选择标准，网络媒体一直扮演着延伸者或参与者的角色。然而，进入Web2.0时代以来，这种情况正在不断改变。

首先，新闻的议题流向正在悄然变化。长期以来，新闻议题基本上由传统主流媒体（或精英媒体）设置，然后流向一般媒体（包括网络媒体）和社会大众。然而当今，新媒体的影响力不断增长，名博和“大V”经常会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跟随者或关注者，其议题设置甚至议题建构能力不断增强。从比较严肃的国际报道，到各种社会现象报道，网络媒体经常先拔头筹，传统媒体才陆续跟上。根据Sharon Meraz的实证研究，目前传统媒体对博客网络的议题影响非常有限，而博客网络对传统媒体的议题设置却影响明显。[5]我国也是如此，无论是备受关注的“网络反腐”现象，还是人人喊打的网络造谣行为，都显示了网络媒体的强大议题设置能力及其对传统媒体的影响。

其次，新闻标准日益多元化。在网络新闻尤其是草根新闻中，真实、准确、双来源新闻原则等传统新闻标准不再具有神圣的权威，客观标准更是常常被草根们朴素、热情的报道所淹没。在叙利亚内战报道中，各种草根新闻铺天盖地，中外传统媒体均有采用，包括难以核实的视频和照片，无奈的中央电视台只能在屏幕上打出“网络信息，真实性无法核实”的字幕以提醒观众。我们不禁要问，这类缺乏核实的信息叫不叫新闻？该不该报道？答案也许需要在实践中探索，但敢于直面Web2.0时代新闻传播的新现象、敢于创新发展才是应有的态度，正如《美国新闻评论》的一位编辑所说：“有一件事是清楚的：无论新闻纯粹主义者和改革者怎么谴责，这种现象并不会因此而消失。精英媒体能够决定让什么东西出现的时代早已过去。”[6]7

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传统标准的失败，而是要求我们以更开放的眼光、更辩证的思维对待日益复杂的新闻传播现象。其实，传统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包括新闻的定义都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不过，真实、准确、客观等新闻准则历久弥新，恰恰是因为它们体现着新闻活动的本质规定性，当下的新闻传播现象也不可能完全脱离这些标准。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全盘否定，也不是抱残守缺，而是要将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相结合，探索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新闻标准以指导当今的新闻实践活动。比如，一些虚拟网络现象报道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按照约翰·费斯克的观点，“后现代传媒”不再提供关于现实的次级表征，而是在介入现实的过程中对现实进行着生产。[7]一些网络现象也许很难找到准确的现实对应物，但它们也是人们的一种实践活动，一旦它们成为人们关注的新闻事件，就具有了某种新闻价值，或者说已成为新闻。当然，如何在报道中厘清虚拟网络现象和它所对应的现实事物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二、舆论引导创新路径

面对新闻传播实践活动在内容、形式和理念方面的创新发展，舆论引导工作必须改变思路，深入基层，因势利导，锐意创新，把引导群众和服务群众结合起来，把思想教育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开拓舆论引导的新路径和新方式，做好Web2.0时代的舆论引导工作。

（一）原则：脚踏实地走群众路线

关于舆论引导，对互联网等新技术、新媒体一直存在神话、妖魔化两种倾向。神话倾向由来已久，无论是哪一种新媒体的出现，都伴随着类似的神话。进入Web2.0时代以来，从“一网就灵”到短信、微博和新近的微信平台，希望简单借助新媒体的神奇功能完成舆论引导工作的心理、做法屡见不鲜。在不少公共事件中，一些地方政府官派十足、无所忌惮，不了解群众意见，不考虑群众心情，只是将自己的“单方说辞”当作真理搬上各种新媒体，效果自然不尽如人意，甚至适得其反。

妖魔化新媒体，常常成为某些人寻找理由、推脱责任的借口，“互联网是谣言泛滥的罪魁”“自媒体使我们进入了媒介怀疑时代”就是两个典型的观点。其实不然。谣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只要有合适的社会环境，谣言就会泛滥，如战争多谣言。互联网作为一种工具，它能传播谣言，也是发布澄清信息的有效工具。谣言之所以能够“惑众”，关键不在于它的通道，而在于群众有疑惑，有不明白之处。所以，从舆论引导角度来看，治理谣言的关键不是堵塞通路，而是释疑解惑。同样的道理，自媒体使更多的观点得以传播、得以碰撞，也许从过程来看，“怀疑”成为一个显在特点，然而结果未必仍是怀疑，所谓真理越辩越明。现在不少危机事件中出现的“始于怀疑，终于怀疑”现象，不是自媒体之罪，恰恰说明了相应的舆论引导工作不到位。

要做好当今的舆论引导工作，要达成“始于怀疑，终于信任”的效果，就需要我们脚踏实地走群众路线。既要善于引导，又要善于调动群众参与，做到网上网下相结合，信息传播和互动交流相结合，观念引导和行为示范相结合，现实问题分析和虚拟文化探讨相结合。只有真正放下身段，深入群众，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真正从自身做起，“正身治病”，才能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二）方式：公开平等地互动交流

斯考伯和以色列曾预言，随着博客等自媒体形式的发展，“传播时代”即将寿终正寝，全新的“交流时代”即将来临。[8]目前，这种“交流时代”已经变成了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舆论引导必须改变由上而下的传统思路，改变宣讲式的简单做法。从“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产生的“高铁体”，到海南天价菜单事件中的官方微博“零投诉”，这些“舆论引导”行为之所以引起广泛非议，不仅仅在于其所表达事实的真伪，更在于发言方高高在上、拒绝交流的态度。

Web2.0时代是一个全民传播、全民交流的时代，舆论引导急需因势而为。目前，许多地方设立了官方“问政平台”，不少政府部门还设立了官方微博和微信平台，这都是值得肯定的探索之举。但是，“问政平台”如何真正成为有问有答、有问必答、有问爱答的良性互动平台，官方微博和微信平台如何真正摆脱简单化的“政策传声筒”模式，都需要做多方面的尝试和探索。

（三）技巧：与时俱进，不断提高

技巧是舆论引导的手段，不是目的，为技巧而技巧或为了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玩弄技巧，决非舆论引导的应有之义。但如果缺乏技巧，舆论引导活动就会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基于不断创新发展的新闻传播现实，舆论引导技巧无疑需要因时而变，不断创新。以下是具有普遍性的几点：

信息对应。信息对应就是追求舆论引导信息和原信息在渠道、内容、受众等方面的对应度。相比于20年前的传统媒体时代，Web2.0时代是一个真正的多媒体、多渠道传播时代，信息对应就显得更必要、更迫切。注意哪个渠道来哪个渠道去，讲究内容、方式甚至符号等方面的对应，尽量逐一回应、主动回应，传播效果就会好得多。

说谎。“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结合二战时期特殊的传播环境，如果不考虑道德评判，这句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宣传信条并不是毫无道理。但是在传媒异常发达的今天，戳穿谎言的速度和信息传播的速度一样不断提高。而且，在人人都是记录者、处处都有照相机的当今时代，“只要撒一次谎，你就永远是说谎者了”[6]115。然而在我国，基于各种原因的谎言仍旧屡见不鲜：油价是否上调、利率是否变动等等，相关部门往往口是心非，这些也许是“善意的谎言”，但昨天掷地有声的表达今天就被事实打得粉碎，自然难以取信于民。至于不少相关部门在突发事件中匆忙推卸责任，而后基于各种压力又不得不推翻前面的结论，更是有损公信，对党和政府、对社会、对公众，都可谓百害而无一利。

无可奉告。与说谎相比，无可奉告在性质上也许好一些，但引导舆论的效果就未必了。根据美国的一项调查，如果一家公司的发言人在有争议的情况下拒绝评论，大约会有65%的美国人认为是这个公司对不当行为感到心虚。所以，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共事务部部长比尔·哈洛说，他的机构“几乎从不说‘无可奉告’。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一个问题，我们就想办法从正面说点东西”[6]117 。

（四）素养：学习网络知识和技能，提高网络交流能力

胡锦涛同志曾指出，“人们对互联网的认识已知远不如未知，其技术发展和社会影响还将会发生深刻变化……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做到重视网络，学习网络，懂得网络，用好网络”[9]，可谓语重心长，掷地有声。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已达到5.9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4.1%，手机网民数量达到4.64亿。[10]而且，随着3G的普及、无线网络的发展和手机应用的发展，网络传播技术不断更新，网络传播形势日新月异，随时随地通过网络终端接收信息、处理事务成为越来越多国人每日必备的功课。基于这种现实，要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相关人员提升媒介素养就成为“必选动作”。很难想象，一个不了解网络传播“微”革命的人能够准确把握微博或微信领域的舆论形态，更不可能想象一个不熟悉网络表达方式和用语的人能够很好地与网民展开交流，并取得较好的舆论引导效果。

（五）体制：不断创新，追求更优

在我国的宣传工作领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较为普遍，敏感问题绕开走，关键环节“打太极”，空话、套话连篇，真话、实话、切中问题要害的话却“千呼万唤难出来”。究其原因，体制不完善尤其是问责机制和激励机制缺乏针对性是重要一环。

完善体制、机制，就是要激励当事方敢于引导、愿意引导，更要规范当事方，使其必须引导、优化引导。目前我国不断完善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和问政平台建设，都是有益尝试。这方面的建设也许永远不会有一个完美的答案，但只要秉承执政为民的理念，不断探索新形式，寻找新方法，不求最优，但求更优，不断挖掘社会主义新闻宣传的体制优势，舆论引导就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文为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网络舆论使用人群分析及其引导”（项目编号：09TQD014）成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强调：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EB/OL].http：//www.gov.cn/ldhd/2013-08/20/content_2470599.htm.

[2]Rens Vliegenthart and Stefaan Walgrave， The Contingency of Intermedia Agenda Setting： A Longitudinal Study in Belgium，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Vol.85，No.4，Winter 2008：860-877.

[3]http：//www.drudgereportarchives.com/data/2003/01/16/2003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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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50.

[5]Sharon Meraz， Using Time Series Analysis to Measure Intermedia Agenda-Setting Influence in Traditional Media and Political Blog Networks，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Vol. 88， No.1， Spring 2011：176-194.

[6]卡洛尔·M.霍华德，威尔玛·K.马修斯.紧急时刻：传媒关系处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7.

[7]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30.

[8]谢尔·以色列.微博力[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7.

[9]叶皓，等.正确应对网络事件[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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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副院长，博士）

编校：张红玲

作者：宋祖华

人文主义新闻传播论文 篇3：

新文科文献考察及新闻传播学的两个维度

【摘 要】  新闻传播学有着源远流长的学科交叉发展传统，也有着与科学技术相融合的新文科基因。中国学者以中国人文学科为考察对象，既发现了技术性、商业性引发的人文学科危机，即工业社会文化与农业社会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科学技术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也发现了人文学科的中国化问题，即人文学科危机在中国所表现出来的两重性。前者关注的是人文学科的现代化，后者关注的是人文学科的中国化。中国学者提出的人文学科现代化与中国化的论断，为新闻传播学的新文科建设提出了两个维度：一是新闻传播学科的现代化;二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中国化。

【关  键  词】新文科;新闻传播学;维度

【作者单位】韩立新，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河北省城市传播研究院;杨润东，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传统媒体的分化与跨界融合研究”（17BXW031）的阶段性成果。

2018年，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程院联合发文《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明确提出“高等教育要努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简称“四新”建设）。2020年11月，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举办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科建设做出全面部署。

新闻传播学有着源远流长的学科交叉发展传统，也有着与科学技术相融合的新文科基因，其研究领域又作为“社会的皮肤”充盈在社会外层，贯注于人们生活的空间，理应在新文科建设中站在前沿，有所探索。在大力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今天，新闻传播学科如果能够以中国悠久的传统、伟大的实践为研究对象，以新技术应用为手段，沿着新文科指引的方向，一定能够构建起中国特色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体系。

一、新文科文献溯源

新文科是世界各国应对人文学科危机采取的对策[1-2]。文献考察发现，自1917年以来，西方学界出现了三次以人文学科危机为主旨的学术讨论。

1.第一次讨论发生在20世纪初至中叶，主要议题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学者们提出的对策是两种文化的融合

1917年，马克斯·韦伯开展以“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为主题的系列讲座，提出了“对学者这一职业更为专业化、商业化的理解”[3]，观察到商业化对人文学科的影响。研究者认为，这是掀起第一次人文学科危机话题讨论的起始。

1930年，哲学家埃里克·沃尔克对过去十年来韦伯的讲座所引发的争论进行了反思，并将韦伯描述为“现代人文学科危机的典型”[3]。

20世纪30年代，科学史家萨顿曾提出“新人文主义”，指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人文主义。萨顿认为，新人文主义不会排斥科学，它将包括科学，也可以说，它是围绕科学建立起来的[4]。

1959年，英国物理学家、小说家C.P.斯诺在剑桥大学作了一场著名的演讲，提出当时社会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斯诺认为，在整个西方世界里，作为整体的西方文化中，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正在被分割成两种文化，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相互隔离且难以跨越的鸿沟，两种文化的对峙成为西方文化的一大奇观[5]。斯诺对两种文化对立的现象进行了阐述，剖析了两种文化对立的弊病。

这一时期，研究者发现，在技术主导的工业社会中，商业化潮流冲击着人们的社会观念，人文学科受到了漠视。研究者还发现，在工业社会，成长于农业社会的人文学科的解释力下降，表现为“难以对当下问题进行把捉”，这在实质上是工业社会文明与农业社会文明的关系问题。这一时期，学者提出的应对人文学科危机的对策是两种文化的融合，既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也是工业社会文化对农业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2.第二次讨论发生在1960—1990年，主要议题是人文学科在当代社会的历史限度，以及人文学科过度专业化，脱离大众土壤的现象。学者们提出的对策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融合

1964 年布鲁姆（J.H.Plumb）在其著作《人文学科的危机》中阐述了人文学科存在的问题：（1）过渡的专业化，使得人文学科研究领域趋于狭窄;（2）人文学科中晦涩难懂的词语，使人文学科脱离了大众的土壤，阻碍了其与社会的沟通;（3）人文学科的课程设置较为松散，不系统;（4）人文学科的教育目标过分空泛，指向不明确;（5）人文学科技术主导的时候不受重视[6]。

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人文学科的危机探讨更为充分。1985年，英国的E.H.贡布里希发表了《严阵以待的人文学科——大学处于危机中》一文，分析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危机现状[7]。挪威的奎纳尔·希尔贝克也发表了《人文学科的危机？》，提出“克服这种危机的前提是意识到人文学科在当代社会的历史限度，意识到人文学科有必要和研究社会结构性问题的学科携起手来， 一起克服表现为意义丧失、凝聚力削弱和认同危机的文化危机” [8]。

3.第三次讨论发生在21世纪初叶，始自美国教育界“人文学科危机”的大讨论，后演变为世界性的“文理之争”。学者们提出的对策是人文学科建设要防止科学主义

2013 年，美国哈佛大学连续发布了三份针对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状况的调研报告，在全美教育界引起“人文学科危机”的大讨论。哈佛大学的调研报告《描绘未来：哈佛学院的艺术与人文教育》指出，一些已经選择人文专业的学生也在不断逃离。“人文学科失宠”“人文学科危机”已成了西方媒体报道最热门的话题之一[9]。同年，哈佛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在《新共和》撰文《科学不是敌人》，提出陷入危机的人文学科需要科学来拯救[10]。

2015年，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高等教育记事》上发表《大学的缓慢死亡》一文，指责大学已经丧失其作为人文批判中心的地位，认为大学教育呈现商业化和人文学科逐利现象[11]。

2014年，斯坦福大学维克多·汉森发表的论文《人文学科之死》指出，“没有人在乎人文教授会说什么”，反映了在当时人文学科面对社会评价及社会地位危机的情况[12]。

二、人文学科的现代化与中国化

我国学者自1990年起，开始观察和讨论人文学科危机问题。其中存在两条学术线路：一是介绍西方学者人文学科危机的研究成果，以及沿着西方学者学术线路所进行的探讨;二是结合中国人文学科实践和中国社会实践所展开的探讨。后者发现了人文学科危机在中国的两重性，为中国新文科建设指引了方向。

从原因上来看，西方学者讨论的人文学科危机主要是科学技术和商业功利主义。科学技术重塑了社会生活，人文学科对这样的新生活难以把捉;商业功利主义塑造的社会生活表现更强的社会科学属性，人文学科难以提供解释，难以商业化、市场化，难以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历史限度”显露[6]。中国学者以中国人文学科为考察对象，既发现了这种技术性、商业性引发的人文学科危机，并发现了这种危机的性质，即工业社会文化与农业社会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科学技术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也发现了人文学科的中国化问题，这就是人文学科危机在中国所表现的两重性。前者关注的是人文学科现代化，后者关注的是人文学科中国化。人文学科现代化反映的是中国人文学科与世界各国的共性，人文学科中国化反映的是中国人文学科发展的特性。

中国学术界对中国人文学科危机的特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中国人文学科学术西方化。王学典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已经经历了两次学术大转型，我们眼下正在经历第三次学术大转型。第一次是用共和国学术来取代民国学术，即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来置换在民国年间占统治地位的胡适实验主义和自由主义。这次大转型奠定了我们今天文科发展的基础。第二次大转型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用现代化（西方化）的学科体系来取代以阶级论为基础的学科体系。”“而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所谓第三次学术大转型，就是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取代从西方直接移植照搬过来的那些学科……未来中国30年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解决的是我们学科的中国特色问题，改变长期以来学术西方化这样一种趋势、一种模式。”[13]新文科建设就发生在第三次学术大转型。

二是中国人文学科学术问题输入化。尚德平、范大武认为，“我国当代人文科学，在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短暂‘繁荣’之后，到了今天正面临1949年以来思想文化史上的深刻危机”，其表现之一就是人文学科学术问题提出路径的输入化[14]。为什么需要反思问题和理论输入式的人文学科学术发展线路呢？朱国华认为，一方面，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或应用科学共享某些根本的方法、论证线路或者观物方式，它们都共同指向真理 ;但是另一方面，人文学科始终与传统、经验、语言、记忆、理解、生活习俗尤其是价值观紧密相连，它无法做到符号化、形式化”[15]。也就是说，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因而结论也存在着相应的差别。

三是人文学科学术研究的唯科学化倾向。有研究者认为，社会实践和学术研究中科学文化的“唯科学化”和人文文化的科学化倾向，值得注意。“科学主义的‘唯科学化’， 意指科学在取得对认识自然 、认识社会， 乃至认识人自身方面的突破性进展的同时， 有意识地将自身打扮成新的‘万能的上帝’，进而取消其他认识自然、社会、人性的方法和途径。而人文文化的科学化，在人文学科内部指的是人文学科方法论上的科学主义倾向。它的一大特点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将自然科学中的实证原则和方法引入人文研究，归纳为一系列可操作性的程序。这就是摆在人文学科眼前最为紧迫的现实 ——引发了人文学科自身合法性的危机 。因此， 重振人文学科的首要意义就是维护自身的合法性。维护的途径大致有二 ：一是维护自身的‘非科学性’;二是与科学交融互补。”[5]

四是人文学科追求目标的实用化倾向。韩益风在《大学的人文危机及其反思》中提到人文学科在大学的边缘位置，“对人文学习的致命打击还来自相信实用，要求每个学习者必须是所谓社会体系中的角色扮演者，学习被迫向‘社会化’投降”[16]。

中国学者提出的人文学科现代化与中国化问题，描述了中国当前新文科建设的两翼。一是吸取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推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推动工业社会文化与农业社会文化之间的传承与创新;二是以中国社会实践为研究对象，以中国与世界有机联系为研究对象，吸取世界各国学术界的成果营养，培育中国特色的人文学科理论体系。前者反映的是新文科建设的方法和路徑，后者反映的是方向和目标。

三、新闻传播学的两个维度

中国学者提出的人文学科现代化与中国化的论断，为新闻传播学的新文科建设提出了两个维度：一是新闻传播学科的现代化;二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中国化。

1.新闻传播学科的现代化问题

新闻传播学科现代化的内涵，蕴含于中外学者对人文学科危机的探讨之中，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代科学技术与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融合;二是现代工业和信息社会传播观念对传统农业社会传播观念的继承和创新。

现代科学技术与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融合处于新文科建设的最前端，具有当前性和首先性。这种当前性和首先性是由媒体和传播的社会实践决定的，当前，新媒介技术支撑的媒体与传播实践已在规模和社会影响上占据传播的主体性地位。媒体与传播格局的这种变化，使现代科学技术的逻辑与新闻内容生产、传播的逻辑发生着相互作用。一方面，从事信息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科学研究的学者进入新闻采制、呈现、管理和传播研究领域，使新闻传播的技术知识迅速增长;另一方面，新闻及新闻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大数据现象，使建立在小数据基础上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显示手段性和视野性的缺陷。作为自然科学知识的科学技术，与作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闻生产、传播实践之间，在实践上进行融合，驱动着新闻传播学科的现代化。

现代科学技术与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融合是表象和手段，现代工业和信息社会传播观念对传统农业社会传播观念的继承和创新则是本质和目的。从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上看，传统农业社会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的人们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靠血缘关系，而不是靠生产交换关系 [17]。现代工业和信息社会是社会化大生产，人们之间的联系主要是生产交换关系。建立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上的血缘关系之间的传播观念，以及在这种观念基础上的传播知识，与建立在生产交换关系上的传播观念，以及在这种观念基础上的传播知识是有着质的不同的。今天，正在进行着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与新闻传播学知识的融合，是以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形态为基础的，这与基于传统农业社会所形成和绵延的传播观念经济基础不同。在媒体和传播实践中，这种绵延、继承和创新仍在发生着，新媒体形态让这个变化显得更加激烈。

从社会的组织方式上看，传统农业社会因为交往多发生在血缘关系之间，是伦理化、小团队化和地域化的;现代工业和信息社会因交往多发生在生产和交换关系之间，所产生的关系是法律化、组织化和广域化的。这种交往对象、内容的变化，反映着传播对象、传播内容、传播规则和传播方式的变化。当前，这种变化正实际发生着，但旧的观念仍然试图将新事物旧观念化，如“网友”概念的普遍使用，这里的“友”显然不具备传统农业社会的亲密性。这表明，这种变化虽然在实际上发生着，但仍与文化藕断丝连，在传播的知识领域亦然。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与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融合在实践领域发生着，但在传播观念上——现代工业和信息社会传播观念对传统农业社会传播观念的继承和创新，在知识体系和文化领域存在着意识的反作用，也存在着旧观念熔化新事物的现象，即用旧观念定义新事物。所以，新闻传播学科的现代化，既是科学技术知识与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融合，也是现代工业和信息社会观念对传统农业社会观念的继承和创新。

2.新闻传播学科的中国化问题

新闻传播学科中国化的内涵，同样蕴含于中外学者对人文学科危机的探讨之中。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中国样本的理论概括问题;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问题。

在学术实践中，基于中国样本的理论概括，有三条基本的学术路线：一是考察中国的样本，基于中国的学术传统，从中概括出一般性的知识;二是考察中国的样本，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从中概括出一般性的知识;三是考察中国的样本，以西方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理论为指导，从中得出一般性的知识。现在，基于这三条不同学术路线所形成的学术成果规模如何，需要进行严肃认真的文献统计和分析，不能妄断。但从新闻传播学科中国化的要求来看，從人文学科危机的化解与新文科建设的要求来看，基于中国学术传统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考察中国样本，是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和传播学的首要学术路线。

中国的学术传统源远流长，文献充栋，对政治传播、文化传播、危机传播有着深入的探讨，并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话语。我们至少需要从先秦文献的考察做起，研究中国的媒介史和传播史，梳理中国关于传播的思想文化传统，作为我们研究中国样本的理论资源。可以说，发生在中国过去和当下的传播现象，中国传播思想史中都有解锁的钥匙。

中国社会从古至今，经历了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和信息社会的转型，其间新旧的交替至今仍在碰撞和生发。这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指导，使我们能够识别传播现象中的进步和落后现象，使我们能够识别各种理论背后的睿智与虚伪，古为今用，西为中用，既建设好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体系，又为新时代的传播实践提供理论工具。

以上的思考和分析，是基于人文学科危机学术研究进行的考察和思考，存在着认识的局限性。比如，新闻学和传播学是人文学科吗？有的研究者虽然认为传播学有着深厚的人文因素，但更倾向于将传播学归为社会科学门类等。新文科建设意义深远，本文愿意抛砖引玉，见教于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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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立新?杨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