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形象塑造范文

第一篇：论政府形象塑造范文

论公安文秘人员的职业形象塑造

前言：

何为警察形象?形象是指一个社会组织及其行为通过传播在公众心目中所确立的综合印象。而警察形象则是指人民警察给予人的直观的、具体的、形象化的总看法、印象或感受。它是民警价值观念、职业素质、道德修养、廉政意识、服务作风、办事效率、警容风纪的综合反映，体现了公安机关的精神风貌。

其中公安文秘人员的自身形象塑造又有着与众不同的特殊性。文秘人员形象的特殊在于，在公安机关内部文秘人员的形象代表了公安机关领导的形象。对基层民警有表率的作用，影响着基层民警的言行举止。在公安机关外部，文秘人员要经常与其他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组织接触，文秘人员自身的形象就代表了整个公安机关的形象。所以文秘人员的形象建设十分重要。

加强形象建设的必要性

公安工作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公安机关是党委政府与群众间最主要的沟通桥梁。民警是公安机关联系和伸向社会公众的触角，扮演着党委政府的公共关系人员的角色。建立人民警察的良好形象，意义重大。而文秘人员作为公安领导决策的辅助人员，在公安决策工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作为社会群众，基层民警和公安领导沟通的中间层，其形象建设更加重要。

(一)加强形象建设是新时期公安机关完成新的历史使命的需要。“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是公安机关在新时期肩负的三大政治和社会责任。没有良好的警察形象，公安工作就不可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就不可能完成任务。同样公安文秘人员如果离开群众的支持，一样不可能完成工作，甚至影响到整个公安工作的决策。只有加强文秘人员的形象建设，才能造就出一批合格的新时代公安文秘人才，才能从容应对并正确解决各种复杂公安工作问题，更好的服务于公安决策工作，更好地完成公安机关的光荣使命。

(二)加强形象建设，是深入贯彻和努力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需要。人民警察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与其一脉相承。通过形象建设，人民警察可以更好地为民、爱民，让人民满意。公安文秘人员作为广大公安工作者的一员，同样必须将人民警察的宗旨坚持到底，文秘人员作为公安领导的辅助人员，其自身形象就代表了公安领导的形象，有着重要的表率作用，文秘人员的形象建设要比普通民警的形象建设更加重要。

(三)加强人民警察的形象建设是树立新形势下警察公共关系理念的需要。其中树立公安文秘人员的形象又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加强公安文秘形象建设，有利于改善基层民警的自身形象，不断促进警察与社会各阶层群众的沟通，实现警察与群众零距离接触，在与群众密切接触中树立和改善人民警察形象，同时作为一名公安文秘人员要经常深入基层和群众中为公安工作调查研究，从而使群众在沟通与交流中达到对公安工作的理解，从而树立警察公共关系新理念，进而更好的为公安领导工作提供服务，使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方针在新形势下得到更好的贯彻落实。

如果不重视公安文秘人员的形象塑造就会严重败坏警察形象破坏警民关系，又因为公安文秘人员是公安领导的辅助人员，其自身形象代表这公安领导的形象，基层民警会对其言行产生一种上行下效的现象，将导致整个公安机关的形象的崩坏。从而使整个公安工作无法进行。所以必须加强公安文秘人员的形象塑造。。

建设方略

(一)、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

公安文秘工作是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精神及领导的意图，结合本级本部门的实际情况，通过撰写各类文书，以使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这就要求文秘工作者一定要讲政治，必须树立鲜明的政治意识和贵任意识，并始终如一地贯穿在公安文秘工作之中。[1]要带头实践“ 五个必须”：必须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必须具有鲜明的政治观点;必须具有严明的政治纪律;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鉴别能力和政治敏锐性，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易被假象所迷惑。

能否做到“ 五个必须”不是天生的，关键在于继承和学习这两方面：一方面是继承革命前辈的革命传统;一方面要长期而努力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树立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自觉性，同时，用系统的革命理论中学习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来判断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学习和掌握党的方针政策，来处理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只有不断学习革命领袖理论、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不断探讨新形势下的新理论，才能头脑清醒，判断和办事才能正确。而这对于一个公安文秘人员是特别重要的，没有扎实的政治素质基础是无法掌握国家方针、政策的，更别谈做好公安文秘工作的。

(二)、必须具备较高的职业道德素质 [2]一名合格的公安文秘工作者还应具有严肃认真、实事求是、不求名利、严谨仔细等职业道德。这是实现公安文秘工作职能、做好本职工作、塑造自身良好形象的重要前提。具体讲要做到以下几点：

1、严肃认真，敢担大责

公安文秘工作是为公安机关实施领导、处理工作事务服务的，每一项文书的起草制发都代表国家和公安机关法定的权威，事关全局，责任重大。公安文书撰写工作所处的重要地位，要求文秘工作者必须树立高度的责任意识和全局观念。责任意识;是指公安文秘工作者对待工作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决不能有任何懈怠马虎;全局观念，是指公安文秘工作者要充分认识自己工作岗位的重要性，时刻把自己的本职工作与全局性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忠于职守，胸怀全局。公安文秘工作者只有具备了这些精神，才能对自己的工作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自觉地把个人的劳动汇入公安事业和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

2、实事求是、坚持真理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在工作中不断地坚持和探求真理，从客观实际出发，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公安文秘工作者作为领导者的参谋、助手，对领导交办的任何事情都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要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要敢于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不弄虚作假、不夸大缩小，不做表面文章。因为工作中的任何疏忽和失误，都会直接影响公安工作的顺利开展乃至损害国家利益。因此文秘工作者必须具有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品格，敢于捍卫真理、修正错误。

3、不求名利、无私奉献

不求名利、无私奉献是公安文秘工作者的基本职业素养。公安文秘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文秘工作者应当是默默无闻的实干者。因为这项工作十分辛苦、繁杂，要求高，且付出多回报少，往往与名利无缘。没有埋头苦干、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很难做到的。正如邓颖超同志指出的：“秘书工作既具体又繁忙，无论是管文件、组织会议，还是从事公文写作，常常需要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地工作，而且很少能出头露面，留得名利。他们自觉地发扬这种埋头苦干、自我献身、甘当无名英雄的精神，正是秘书人员的高尚之处。”公安文秘工作者应努力成为这种高尚的人。

(三)、提高工作专业素质

公安文秘的一项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撰写公安文书，而公安文书有鲜明的时效性，这就要求公安秘书人员在公文写作要有快速反应能力。要提高公安文秘写作的速度和质量，必须培养训练公文作者敏捷思维习惯和能力，可以从丰富思维的内容和训练思维方法入手。

1、 分析和综合是思维过程的核心，亦是公安文秘写作思维的核心。

分析是把客观事物和思维对象有效分解成各个部分、侧面、属性，分别加以研究的思维方法。公安文书作者常常把“严打”斗争的某一战役或某专项治理工作的全过程分解为宣传发动、贯彻实施、总结回顾三阶段来考察剖析，分析得失，以求对整体工作深刻的认识。对某一客体的特有属性进行分析，以达到区别对待的目的，也是公安文秘写作常有的内容，如对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的反社会性、组织严密、活动诡秘、寻求经济靠山等犯罪特征进行分析，以制定有针对性的打击对策。公安文秘写作的分析离不开综合，综合是把对思维对象的各个部分、侧而、特性的认识重新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认识的思维方法。对事物的分析常常是为了对事物进行综合。

2、归纳与演绎实际是分析和综合的继续发展和具体运用。 [3]归纳是研究个别事实的共同点，从而引导出一般性结论的思维方法。公安文秘写作常常对工作中出现的诸多个别现象的共同点进行归纳，公安文书作者经常从动态性、零散性的信息收集中。归纳出苗头性、倾向性的信息，为领导科学决策提供客观依据。演绎思维与归纳法相反。它是以一般性：结论为起点，向个别特殊思维对象推进的思维方法。公安文秘写作往往用政策法规、上级文件精神、党政领导指示作为开展工作、评价得失、论证论点的依据。这种方法就是把一般性思维形式转化为特殊具体的思维形式的演绎思维。公安文秘人员在熟悉上述儿、种思维方法的墓础上，在思维课题出现时，能有针对性地选择、转换、综合使用，能加快思维速度、缩短思维过程，写出高质量的文书。

3、 加强文秘工作者的写作能力的培养

公安文秘写作主要是公文和公安的宣传材料，对这两者来说，质量和时效都是其命脉，文秘人员要把握好这两条命脉，仅靠被动服务是无法实现的。个人认为，必须要随时注意这两个问题，要“警钟长鸣”，要时刻注意在思想上、政策上把好关，在发挥本部门职能的基础上，要注意不越权、不包办代替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同时，要树立“举轻若重”的思想，公文处理无小事，每一个字都影响到公文的质量、机关的形象和权威，为此，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责仟感、强烈的事业心，充分发挥能动性，把好办文关，提高公文质量。同时公安宣传材料的撰写也越来越注重文学文艺的移情功能，将文学文艺作为公安宣传的一个可以发挥作用的武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以新闻写作的方式来写文学)依次来帮助公安干警全面理解今天的宣传工作，并在需要的时候借用文学的形式发挥宣传的作用。

(四)、提高文化素质，培养良好气质

公安文秘形象建设的基础在于提高公安文秘人员的文化素质，提升公安文秘从业人员的自身修养和文化素质。从而具备和培养良好的气质。

气质的含义一般是指人的个性特点，也指其风格、气度。秘书气质则此二者皆兼而共有，主见于风格气度。志向风操是一个人的主观价值取向及实现这种价值取向的自我操持。秘书气质即其志向风操的特殊外延，自我之志向风操是秘书气质的丰富内涵。 而公安文秘人员的气质的特点又与其他普通文秘人员不同，作为公安部门的文秘人员，其自身的气质应于其所在部门的职能相符。

远大的目标，坚韧的意志是秘书人员心灵的护卫和保障。一种披荆斩棘、破釜沉舟、不惜任何代价、任何牺牲都要达到其目标的决心、恒心、信心，就是坚韧的中心意志。它是秘书用以克服、解除一切困难的钥匙。一般情况下，许多人都能随众而向前，顺利时也肯努力奋斗。可是，在别人都已退出，或者都已向后转的情况下，对于一个既要参与政务，又要管理事务的秘书，如果不具有这种始终如一的中心意志，他的工作就会虎头蛇尾，有始无终，难以令人满意。有了这种贯穿始终的中心意志，他就能兢兢业业，满怀信心，胜利到达理想的彼岸。

自重自爱的人格操守。人格、操守是基本的、最可靠的事业之本。一个人能够知道尊重自己的人格，不把自己当作一件买卖品，不肯为了金钱、权势、地位而出卖自己的灵魂和人格、降落自己的操守，则他一定能成为社会中备受尊敬的人。这种人格之基石就是克已奉公，诚实公正，言而有信，行而有义。在社会生活中是否受人尊重，主要决定于一 个人的人格，不是一个人的职位。毋庸置疑，党和国家机关的秘书必须首先具有这种基本的人格，然后才谈得上党性、国格。

容忍的度量，就是一种广阔的胸怀。对国家、民族、共产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受到损害，即危害四项基本原则问题，对一切违法乱纪的行为理所当然不能容忍。容忍的前提，是从党和国家及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秘书为了协调工作的需要，对下要容，对上要忍，委屈求全，经得起敲打。容则能合众，忍则能抗压。秘书面对庞大的社会网络，身处复杂微妙的地位，不可持个人之性，不能逞一时之气，而要从非我的角度，谨言慎行，能容能忍。这就是秘书气质的基本要素。为秘书者应有“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灭”的心态和境界。

(五)加强沟通，外树形象

1、加强与外部的沟通联系，争取各种组织、团体和社会公众的支持与协助。一是公安文秘人员作为公安领导的辅助人员要经常与人大、政协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公安机关聘请的党风警风监督员保持密切联系，经常听取他们对公安工作的意见，加强相互沟通，展现我公安机关文秘人员的风采，从而树立良好的形象，进而为公安机关树立起良好的形象;二是要加强与民间团体的联系，公安文秘人员要经常代表公安领导邀请他们前来参观、座谈，获取他们的支持，经常与民间社团的接触，从而在人民群众心中树立良好的形象。

2、利用新闻媒介，增强工作的透明度。新闻媒介主要指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书籍等大众传播工具。要充分利用报纸、刊物等传播工具，宣传公安工作。公安文秘人员作为公安领导的辅助人员，需要代表公安领导经常与媒体接触，树立良好的形象，使媒体能够从我公安文秘人员的身上看到整个公安机关的良好形象，而为公安工作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创造一个有利于严格执法的社会环境。

尾语

在当今时代，我国正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攻坚阶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阶段。面临这一时代，身处公安文秘这一工作岗位的文职人员，肩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变化，公安文秘工作人员只有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才能更好的面对工作中的挑战，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公安文秘工作。才能为搞好的为公安工作服务，为人民尽职，尽责，尽忠!所以必须重视公安文秘人员的形象塑造工作。

参考文献：

① 廖用踤 文秘写作需要综合素质 《语文学刊》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2006 ② 李昌连 公安文秘工作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公安大学学报 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 ③ 牟家骥 公安文秘写作思维的特征 山东公安丛书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5

论文提纲

前言

1、 何为公安形象

公安文秘人员形象的特殊性

2、

加强形象建设的必要性

(一)加强形象建设是新时期公安机关完成新的历史使命的需要。

(二)加强形象建设，是深入贯彻和努力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需要。

(三)加强人民警察的形象建设是树立新形势下警察公共关系理念的需要。

建设方略

(一)、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

(二)、必须具备较高的职业道德素质

1、严肃认真，敢担大责

2、实事求是、坚持真理

3、不求名利、无私奉献

(三)、提高工作专业素质

[加强公安文秘者敏捷思维习惯和能力以及写作能力]

1、 分析和综合是思维过程的核心，亦是公安文秘写作思维的核心。

2、

归纳与演绎实际是分析和综合的继续发展和具体运用。

3、 加强文秘工作者的写作能力的培养

(四)、提高文化素质，培养良好气质

(五)加强沟通，外树形象

1、加强与外部的沟通联系，争取各种组织、团体和社会公众的支持与协助。

2、利用新闻媒介，增强工作的透明度。。

尾语

第二篇：论四世同堂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山西师范大学成教院

函授教育专升本科毕业论文

论《四世同堂》的人物形象塑造

函授站点 长 治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级 别 本 科 姓 名 刘 波 学 号 指导教师

2011年 月 日

提 纲

《四世同堂》是一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是老舍先生正面描写抗日战争，揭露、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讴歌、弘扬中国人民伟大爱国精神的不朽之作。一部民族的痛史、愤史，昭示着古老民族的浩然正气和无畏气概。读过之后，其中的故事情节及人物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好在我拿到论文的题目中有一篇是《论四世同堂的人物形象塑造》，所以就以此作为我的本科毕业论文。

写此文是为自己和读者更深刻地认识到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我们的民族是怎样带着鞭痕悲壮地生存着;我们的国家是怎样带着创伤，骄傲地屹立着;我们的人民是怎样带着鲜血顽强地站立着以及老舍先生独特、真实、合理、新颖的人物塑造方法。

本文从五个方面分别阐述了《四世同堂》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一、《四世同堂》中的人物大都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是老舍塑造人物的一突出特点。这不仅表现在人物的鲜明地方色彩和个性化的语言上，也不仅表现在那些人物都有活动在北平那个富有民族特色的环境中，而且更表现在那些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生活习惯上。

二、《四世同堂》在塑造人物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焦点”相对集中。作者在描写人物时，虽然也注意到了表现人物各方面的性格，但作者主要的注意力，不是多侧面地描写人物各方面的性格力求其“全”，而是多方面地描定人物性格的主要方面力求其“显”。因此，在作品所写到的五十多个人物中，虽然着墨多少不一，但个个都性格鲜明。

三、《四世同堂》对几个民族败类的描写，就有着大出读者意料的新颖。

四、《四世同堂》老舍自觉地把文化意识融入人物形象之中，在使文化获得实践性存在方式的同时，也使小说人物成为文化的载体。而且，如果说人物的国家、民族、市民属性是“自然生成”的，那么，人物的文化属性则是老舍“刻意追求”的。

五、怎样写人物?主要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认识问题，是有没有严肃的现实主义的态度问题。

论《四世同堂》的人物形象塑造

作者：刘 波

摘要 老舍以其对幼年和少年时代艰苦生活的真切体验，在《四世同堂》中，真实地记述了北平沦陷后的畸形世态，形象地描摹了日寇铁蹄下广大平民的悲惨遭遇，心灵震憾和反抗斗争。刻画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表现了开阔的视野和宏大的气魄。人物众多，性格鲜明，芸芸众生中，老派市民、新派市民和城市贫民三大形象系列，各具特色。 关键词 四世同堂 ; 人物形象 ; 真实 ; 合理 ; 新颖

正文主体：《四世同堂》是老舍的力作。它开始于抗日战争之前那个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光，结束于抗日战争胜利的美丽时刻，它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沦陷区北平普通市民生活的绚丽画卷。它以世大的篇幅和宏伟的结构，给我们描绘出了一系列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将北平沦陷区市民们和荣辱浮沉、生死存亡，都一幕幕的展现在读者面前。打开这部巨著，就象走进一座琳琅满目的画廊，一群栩栩如生的人物便活在我们眼前。他们的遭遇往往有着出人意外的新颖，却又使人感至那样的真实可信，合情合理，充分表现了作者的艺术匠心。

老舍曾说：“小说的成败，是以人物为准，不仗着事实”“‘目中无人’，虽有情节，亦难臻上乘”，而能否将人物写好的关键又在于是否能“首先把个性建树起来，使人物立得牢稳”。《四世同堂》正体现出了老舍的这一主张。它的故事情节，既不轰轰烈烈惊天动地，也不曲折惊险令人“拍案惊奇”。作者从现实生活的逻辑出发，将人物放在沦陷区这块屏幕上，让他们想其所应该想，做其所应当做，在流动的平平常常的生活中去展现各自的性格。

一、《四世同堂》中的人物大都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是老舍塑造人物的一突出特点。这不仅表现在人物的鲜明地方色彩和个性化的语言上，也不仅表现在那些人物都有活动在北平那个富有民族特色的环境中，而且更表现在那些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生活习惯上。

《四世同堂》所写的是北平的下层市民在日本侵略者的生活和抗争，这种特定的社会背景和题材，更便于作者发挥他这方面的特长。所以，这部作品中的人物具有更为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这种民族特点有着更新的意义。

主要人物之一的祁家老太爷是北平老派市民的典开型，在他身上渗透着浓重的传统色彩。祁老人因要维持四世同堂局面而不断妥协和过于谨慎，他怯懦的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甚至当日本人打到北平时，在他看来只要准备一些粮食与咸菜，堵上自家院门，就可以万事大吉。都快当亡国奴了，他还想着自己的生日。“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虽然自己有过是平头百姓，可心里总忘不了把人严格地分成尊卑贵践，忠实而真诚的按照祖传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他奉行着“和气生财”的人生哲学，“善良”到了逆来顺受的地步，但当自己被逼到“想作奴隶而不得”的绝境时，也终于勇敢地起来捍卫人的尊严、民族的尊严。

作品中的祁瑞宣是作者所花笔墨最多、思想性格比较复杂的一个人物。自北平成为沦陷区后，他就陷入了无法解脱的思想矛盾之中。他爱国，他感受到了做亡国奴的痛苦与耻辱。中国的一城一地的失陷都引起他极大的精神痛苦。他身居北平，而心连着前线。他想做事情而不知道做什么，他想到前线去服务，但又离不开家。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爱国”与“爱家”的矛盾，实际上即是“全忠”

与“全孝”的矛盾。他是祁家的长孙，是祁家这个“四世同堂”家庭的“中坚”。他对祖父辈要尽其孝，所以他不能丢下他们出走;他对兄弟要尽其“悌”，所以他对祁瑞丰的胡闹和胖菊子的无耻行为尽量容忍，对祁瑞全的一心出走是而般的不放心;他虽然不爱自己的妻子韵梅，但也努力尽到丈夫的责任。在他的身上明显地存在着中国传统的伦理道思想。而这种“孝悌”思想，恰恰变成他“全忠”的阴力。这个人物虽然是一个教英文的教员，而他的思想性格却完全是民族化的带有传统色彩的。这是一个爱中国传统思想影响较深而性格又十分软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

其实，作品中的许多人人物的思想性格的民族特色，表现得都有很鲜明。钱默吟的亲家金三爷，就是一个满身侠气的人。在钱默吟从狱中出来，带着遍体鳞伤去找冠晓荷算账时，金三爷也跟了去。全们来到冠家正见冠晓荷、“大赤包”、李空山等在打牌。金三爷怒从心起，抓住冠晓荷就要打。冠晓荷被从桌子底下揪出来，忽然“心灵福至”，向金三爷求道：“爸爸别打!”金三爷一听“没了办法”，抬起的拳头又放下了。因为在北平江湖上，只要一方“叫了”，就不能再打。这是“侠仪”的道德。金三爷临走还宣布道：“我叫金三，信在蒋养房，什么时候找我来，清茶恭候”。真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这就是那种传统的江湖游侠的性格。其他人物，如李四爷夫妇的慷慨助人，韵梅的贤良与忍耐等等，都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总之，《四世同堂》中的许多人物的思想性格都有着鲜明的民族色彩。正因此，读者对其中的人物无论是憎还是爱，都觉得面孔熟悉，似曾相识，自然就会“喜闻乐见”了。

当然，所谓“民族特色”的“传统”，并不一定都是“优秀传统”。作者

并没有将那些东西都当成是“优秀”的东西加以歌颂，而有着自己的是非倾向。如金三的“侠义”，在他帮助钱默吟上是好的，而在饶恕冠晓荷上就完全是消极的了，显然有着它的两面性。祁瑞宣的“忠孝”思想也有着二重性。因为他有“全忠”的思想，所以他爱国，但他那“全孝”的思想却成了惰性力量。在这些问题上，作者的倾向是明确的。

二、《四世同堂》在塑造人物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焦点”相对集中。作者在描写人物时，虽然也注意到了表现人物各方面的性格，但作者主要的注意力，不是多侧面地描写人物各方面的性格力求其“全”，而是多方面地描定人物性格的主要方面力求其“显”。因此，在作品所写到的五十多个人物中，虽然着墨多少不一，但个个都性格鲜明。

钱墨吟是作者着力描写的一个主要人物，但也只写了全两面三刀方面的性格特点。这个人物是书中最为光辉的一个形象。他是一个旧式文人，消极的避世者。在平时，他是个“向来不问国家大事的人”，“任着本国的人去发号司令”;他“每天的工作便是浇花，看书，画画和吟诗”;“他有时候挨饿，挨饿也不出一声”。他没有士大夫的阔绰，却力求士大夫的安逸;他无隐者之资，却有隐者之风。在那充满铜臭气味和趋炎附势的社会里，他那箪食瓢饮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情操，是值得肯定的，但他那种无论本国的统治者将国家弄成什么样子都超然物外的态度，却不足取。作者比较突出地描写了他这一方面的性格，使我们鲜明地看到了他的旧式文人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但作者更着力描写了他的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他可以凭

本国的统治者“去发号司令”，却不忍受“有人来往我的国”。当日本侵略者的坦克隆隆开过北平大街时，蛰眠在他心灵深处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被惊醒了。他冒着生命危险救助了一位素不相识的王排长;当他的开汽车的儿子钱仲石拉着一车日本兵故意开进山沟与侵略同归于尽时，他没有悲伤，没有自怜，而是自豪地说：“死得好”，“我只会在文字中寻诗，我的儿子—一个开汽车的—可是会在国破家亡的时候用鲜血去作诗!我丢了一个儿子，而国家会得到一个英雄”;他在敌人监狱里，受尽折磨而不屈。出狱后，已经妻死子亡。他养好伤，便将儿媳送回娘家，自己仙潜入地下去同日寇斗争了。钱默吟性格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①个人英雄主义或复仇主义阶段(宣传复仇暗杀)②合作的爱国主义阶段(不再是报私仇，而要雪国耻)③由复国报仇到要整个消灭战争，打击穷兵黩武，争取人类的永久和平。作者一层深一层地揭示了他这方面的性格。钱默吟没有先进的思想，也算不得“革命者”，但在他的身上表现出来的“宁作寸寸断，不可绕指柔”的民族气节和品格，以及那种“国将不国，何以为家”的精神，就象浮雕一样鲜明、突出，经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作者以卖唱为生的小文夫妇这对“尤物”的描写，所花笔墨的确有多。但由于作者集中有限的笔墨着力描写他们的“人格”，使这对夫妇的个性就显得十分鲜明。他们俩一拉一唱，似乎“乐以忘忧”，谁买他们便卖唱，几不知“国家”为何物;他们宁可饿着也不向谁去告借一文，但若有人向他们求借，他去会倾囊相助;他们卖给唱不卖笑，人格不可侮。在一资所谓“义赈”演出会上，当一个日本军官要侮辱文若霞时，他们便愤然而起，为保卫自己的人格，赤手空拳与敌人拼搏，终于双双饮弹而死。这两个人物，平进并不可爱，他们对富人虽不谄媚，

但也不对穷人亲近。那种无家无国浪荡哥儿的气质的确不能让人赞许。但在紧急关头，掩盖在他们那潇洒不拘的外衣下的纯洁人格却大放其光辉，而终于成为一对可爱的人物。作者对书中的其他人物的描写，大都采取这种笔法。似乎并不企图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而是着力表现人物的最突出的个性。

我们可以批评这样的形象有够“完美”，但却不能不承认其个性鲜明，具有生活的和艺术的真实性，其性格发展有着符合生活实际的合理性。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本就面目不同，性格各异。钱默吟受的是传统文化的熏陶，所以他有着旧式文人的清高。他不懂“政治”是怎么回事，却很知道“爱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本分。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文天祥、夏完淳那样的知识分子的影子。在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中国腹地，钱默吟当了亡国奴时，他由一个超然的隐者逐渐变成抗日志士，实在是他的教养和那特定的历史环境的必然。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有不少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两个阶的激烈斗争中他们取“超然”的或“逃避”的态度，但当侵略者的战火向神州大地时，他们“拍案而起”，一跃成为反侵略的斗士，从此与人民同舟共济。象朱自清、闻一多、戴望舒等就是代表。钱默吟的身上就概括着这类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象小文夫妇那样的既不珍“国”也不重“家”，只珍重自己的人格的艺人，在旧社会并不少见。“国”离他们太远，也没有给他们什么值得萦怀的好处;“家”早已不复存在，无从珍重。他们的所有就是赤条条的两个人。他们从事卖唱生涯，处于被侮辱被玩弄的地位。这样，在他们的心灵里，人格便成了唯一属于自己并最值得珍重的东西了。卖艺不卖身是旧社会正直艺人的座右铭，有多少艺人为保卫自己的纯洁人格而付出血的代价;小文夫妇就是这样的艺人代表。这样的形象，不是飘荡的影子，而是活生生的实

体，不是某种政治概念的传声筒，而是有血有肉的活人。这样的形象，所以能够“立得牢稳”，并给人以艺术的美感，靠的不是“完人”的美，而是个性的美。当然，要想从他们身上学得先进思想，似乎无从寻找，但他们那种民族自尊、人格自珍的精神，至今也还光彩照人。现在，人些人在“外汇”、“礼物”面前所缺少的不正是这种民族气节和人格自珍吗?

历史的本来面目就是这样，在抗日战争中，各种经历的人，从不同的出发点，用不同的方式，经过不同的途径，汇集到一个集中点;为民族的生存与独立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才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演奏出一曲威武雄壮的全民抗战交响乐。那些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在前线冲锋于枪林弹雨的战士，或出生入死没于敌后的游击健儿，是值得歌颂和崇敬的，而那此虽没有所谓“政治觉悟”却有着光辉的民族气节的人;那些在敌人的淫威下保卫自己的人格不受辱的人;那些同胞有难而全力相助的人;都有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血的代价，同样值得赞扬和歌颂。所以，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该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他们是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的是中华民族的气节和人格力量。我们不能用狭隘的所谓“阶级的眼光”来抹杀民族的光辉。

三、《四世同堂》对几个民族败类的描写，就有着大出读者意料的新颖。

老舍敢于创新，不墨守成规，他按照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独出心裁地描写了几个汉奸走狗的作为和命运。冠晓荷一心想在日本的治下飞黄腾达，为了得到主子的垂青，他对日本侵略者的忠心真比对他的娘老子还要虔诚。他请客、

送礼、托人情，甚至不惜陷害钱默吟，将钱家弄得家破人亡，还要搭贴自己的女儿，无非是想削尖脑袋往汉奸窝里钻。在日本侵略军攻占保定之后，在北平举行的所谓“庆祝保定陷落”的大会上，他拼命挤到台前去，为的是好给台上的日本兵“行个礼”;在挤不到台前时，他还远远地“深深”地向台上“鞠了鞠躬”，希望“心到神知”。然而，他使尽浑身解数，终得不到主子的赏识。最后他得了痢疾，被日本“消毒队”象对待其他病患者一样，拉出去活埋了。冠的老婆“大赤包”也同冠晓荷一样，想在汉奸窝里出人头地。她用自己的女儿换了一个“妓女检查所所长”的头衔，于是她便觉得自己象“西太后”一样的威风了，连冠晓荷也得称她“所长太太”。她讹诈、勒索妓女，强逼良家妇女为妓，弄得人人憎恨，个个切齿。后来日本人看着她弄得没法收拾了，便将她投入监狱，查抄了她的家产，终于疯死在狱中。那个无聊而愚蠢的祁瑞丰，光跟着汉奸兰东阳之类拉配套还觉得不过瘾，他想当日本特务。由于偶然的原因，他被日本特务抓进特务训练处，在受审中他说他想当日本特务。但特务们看他不够格便将他放了出来。他出狱后碰到兰东阳，于是便冒充，说自己的“特务”。结果被兰东阳派真的特务将他捉进监狱暗中杀掉，连尸骨也不知其所。

这样的写法是新颖的。这“新”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这些败类的经历新颖，二是这些败类的结局新颖。所以我们读了作品感到耳目一新。但这种别出心裁的描写真实合理吗?如果对于这问题不能做出肯定的回答，那么这些形象就没有典型意义了。

老舍在作品中就说：日本侵略者理想的汉奸，是能“完全听他们的话，同时又能敷衍中国百姓的”人。日本侵略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自然要收纳一批汉奸

走狗，但并非凡为中国人民所唾弃的民族渣滓他们都一律收留重用。这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豢养汉奸、走狗的唯一目的是便于统治中国人民。所以对冠晓荷那样的“无聊，无知”，“野心大而胆子小”的无能之辈，对祁瑞丰那样的只知吃、喝、玩的愚蠢角色，也是不感兴趣的。他们宁肯将冠晓荷的二女儿招弟纳为特务，而不愿收纳冠晓荷、祁瑞丰之流。

历史的规律决定汉奸走狗决不会有“皆大欢喜”的好下场。然而造成这种结局的因素却是复杂的。可以是中国人民的惩罚，也可以是敌人内部的残杀，还可能是出于日本侵略者更大的利益需要而自烹走狗。从《四世同堂》中我们看到，日本侵略者活埋冠晓荷是因为怕传染病的蔓延;杀祁瑞丰是兰东阳报私仇，也是怕他泄露机密;惩治“大赤包”是为了表示“天皇”的“仁政”。他们为了更大的利益，杀几个汉奸走狗是不当回事的。所以，对“大赤包”那样的“劣迹昭著”、完全失去了心因而也完全失去作用的走狗，对祁瑞丰那样的成事不足败事不余的笨蛋，加以铲除是完全可能的。由此看来，《四世同堂》的写法别具一格，却有着它的生活的真实性和充分的合理性。

四、《四世同堂》老舍自觉地把文化意识融入人物形象之中，在使文化获得实践性存在方式的同时，也使小说人物成为文化的载体。而且，如果说人物的国家、民族、市民属性是“自然生成”的，那么，人物的文化属性则是老舍“刻意追求”的。

在过去的老舍研究中，《四世同堂》中的人物主要是被从国家、民族或者生存方式的角度来认识的。有的研究者把《四世同堂》概括为“被征服者的愤史”，就是把人物作为中国人——被日本人奴役、做了亡国奴的中国人——来认识的。

有的研究者在把老舍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来论述的时候，也论及《四世同堂》中的人物，注重的就是人物的生存方式、生活环境与社会地位。这些看法当然符合人物的实际存在状况，但如果从老舍赋予人物的文化意义来看，许多人物则完全应当作为“文化角色”(文化象征物)来认识。

根据所属的文化形态的不同，《四世同堂》中的人物作为文化角色可以划分为如下四种类型。一是传统文化角色。以祁瑞宣、陈野球和被捕前的钱默吟最为典型。他们以中国文人传统的生活方式生存着，保持着中国文人具有历史性、稳定性的心理状态、性格特征和伦理观念。瑞宣为人清高、本分，学识渊博，但软弱、忧郁，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有心为国效力，却囿于传统的伦理观念，迟迟没有走出家庭。陈野球懦弱、萎靡，承认自己“简直是个妇人”，并直接把这种人格缺陷归因于传统文化。他说：“我们的文化或者只能产生我这样因循苟且的家伙，而不能产生壮怀激烈的好汉!我自己惭愧，同时我也为我们的文化担忧”(第十八章)。被捕前的钱默吟，则穿着长衫，像隐士一样闲居家中，以吟诗、饮酒、栽花为乐。二是市民文化角色(或称“都市文化角色”)。以祁老人、小崔、冠晓荷等人为最典型，他们身上体现了北平人的多礼、软弱、苟且、贪图享乐等生活习性(老舍在小说第二十

五、二十

六、三十各章多次提及这种习性)。祁老人面对为虎作伥、昂然而去的便衣背影谦卑地微笑时，老舍说：“当文化霉烂的时候，一位绝对善良的七十多岁的老翁是会向‘便衣’大量的发笑，鞠躬的”(第二十八章)。这显然是把祁老人看作文化霉烂的产物、霉烂文化的体现者。小崔脸上挨了大赤包的巴掌不还手，是因为“北平亡了，北平的礼教还存在小崔身上”(第六章)。冠晓荷这个看似“插科打诨的‘二丑’”式的人物，在

很大程度上也是被作为文化象征物来塑造的。“当一个文化熟到了稀烂的时候，人们会麻木不仁的把惊魂夺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在一旁，而专注意到吃喝拉撒中的小节目上去”(第二十六章)。冠晓荷在吃、穿、一举手一投足上的许多讲究，正是“熟到稀烂”的北平市民文化的产物。老舍这样说：“他是都市文化的一个蛔虫，只能在那热的、臭的，肠胃里找营养与生活”(第六十六章)，“在北平的文化里，无聊的天才才能如鱼得水的找到一切应用的工具。冠先生既是天才，又恰好是北平人”。写到冠晓荷煞有介事地谦让着请瑞丰吃饭时，老舍说：“他的虚伪极了的真诚是来自北平的文化”(第二十六章)。三是原始文化角色(亦可称之为“农民文化角色”或“黄土文化角色”)。以不太识字的农民和士兵为代表，仲石、金三爷亦可划归此列。其特征是没受过多少教育，但质朴、顽强。老舍在小说第六十一章写到北平城外黄土地上那些贫困、没有文化但善良、朴实、顽强的农民们，并从瑞宣的角度发出这样的感叹：“这是中国人，中国文化!”到小说第八十二章，又从瑞全的角度对黄土地上的农民作了这样的描写：“那滚滚的黄流与小得可怜的山村，似乎是原始的，一向未经人力经营过的。可是它们也就因此有一种力量，是北平所没有的力量，紧紧地和天地连在一处”;“他也爱那些脚蹬在黄土上的农民，他们的耕植方法是守旧的，他们的教育几乎是等于零的，他们的生活是极端艰苦的，可是他们诚实，谨慎，良善，勤俭。„„而且到时候，他们敢天拼命——尽管他们的皮肤是黑色的，他们血或者可是比他的更热更红一点”。第四种文化角色可以之为“前文化角色”，以蓝东阳为代表，因为在老舍看来他“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毫不相干”、“披人皮，没有人性，只有狡猾和残忍的兽性”，属于“人吃人，狗咬狗的蛮荒时代”(第九十六章)。

应当说明的是，上述四种文化角色的划分是就其基本倾向而言的，因此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有的人物有时徘徊于两种文化之间(如瑞宣曾被老舍称作“新旧文化中的钟摆”——第六十章)，不同的文化形态有时是交叉的(传统文化有缺乏生命活力这一点上与市民文化相通，并与原始文化相关联——老舍赞美黄土地上的农民们时说他们“心中印着三千年传下的道德”)。

五、怎样写人物?主要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认识问题，是有没有严肃的现实主义的态度问题。

老舍是那样认识现实生活的，是那样认识汉奸的，所以她就那样写出来了。他不是从什么是“典型环境”啊，什么是“典型人物”啊之类的概念定义出发，也不是从什么条条框框出发，而是从现实生活出发去塑造形象，所以他才能不走别人的旧路而写出新意。老舍曾告诉青年作者说：“你先就你所认为值得写的把它写出来”。“因为你要是脑子里有那么一个架子：什么人才叫典型呢?你就没法写了。”这当然不是说作家不需要学习文艺理论和文学常识，而是说要根据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观察、理解和认识去塑造人物。作家的经历不同，所见所闻不同，理解认识不同，写出作品来就自有其创新和独见。否则，在下笔之前脑子里就先有许多别人编制的框框，这样写怕越雷池，那样写恐坏规矩，最后只好将自己的见闻“削足适履”塞进那些框框中，自然就不会有新意。鲁迅如果要是按照历史小说的严格定义去写历史小说，就不会有含义隽咏的《故事新编》了。

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表现沦陷区市民生活和抗争的作品是不多的。正象一九七九年版《四世同堂》的编者在《致读者》中的说：“当我们伟大的古都北平不幸沦陷敌手后，广大市民过着怎样的生活，进行过什么样的抗争，对许多读者

来说当是非常陌生的，而反映这种生活的小说也是不多的。”《四民同堂》正是这“不多的”之中一部佼佼者。这部作品所塑造的一系列的艺术形象，大大丰富了我国抗战文艺的画廊，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大收获。

主要参考文献及附录

[1]吴小美：《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评老舍的〈四世同堂〉》。载《文学评率》1981年第6期。

[2]赵园：《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

[3]赵园：《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

[4]《老舍论创作.人物的描写》

[5]老舍：《勤有功》，见《戏剧报》1959年第18期。

[6]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7]老舍：《勤学苦练，提高创作质量》

[8]樊骏：《老舍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年)

[9]古世仓吴小美：《老舍与中国革命》(民族出版社，2005年)

第三篇：试论如何塑造大学生个人形象

《礼仪文化》课程论文

试论大学生如何塑造个人形象

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班级：11土地资源管理0班 姓名：徐志高

学号：20114258

2012年6月18日

试论如何塑造大学生个人形象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徐志高

个人形象通常由个人的仪容、举止、表情、服装、配饰等要素构成。 仪容，通常指人的外观、外貌。其中的重点，则是指人得容貌。对仪容的首要要求是：仪容美。它的具体含义主要有三层：首先，要求仪容自然美;其次，要求仪容修饰美;最后，要求仪容内在美。 举止，通常指的是人们在外观上可以明显地被察觉到的活动、动作，以及在活动、动作之中身体各部分所呈现出的姿态。作为无声的语言举止在一般情况下叫做体态语言，简称体态语。它的特点有三：连续性、多样性和可靠性。具体来说，要求人们的举止要文明、优雅、敬人。所谓文明，是要求举止自然、大方，并且高雅脱俗，借以体现出自己良好地文化教养。所谓优雅，是要求举止规范、美观，并且得体适度，不卑不亢，赏心悦目，风度翩翩，隽永姣好，颇具魅力。所谓敬人，则是要求举止礼敬他人，可以体现出对对方发热尊重、友好与善意。

表情，就是人们所说的面部表情。在人家交往中，表情真实可信地反映着人人们的思想、情感、反应，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心理活动与变化，也是人的无声的语言。表情礼仪主要讲眼神、笑容、面容三个方面的问题，起总体要求是：要理解表情，把握表情，在社交场合努力使自己的表情热情、友好、轻松、自然。

服饰，是对人们所穿着的衣服的总称。在人际交往中，服饰被视为认得“第二肌肤”，发挥着多重实用性功能;又可以美化人体，发挥着装饰性功能。不但如此，在正式场合，它还具有反映社会分工，体现地位、身份差异的社会性功能。

配饰，这里所指的是人么在着装的同时所选用、佩戴的装饰性物品。配饰的实用价值不是很强，有些配饰升甚至毫无实用价值。从总体上讲，它对于人们的穿着打扮，尤其是对于服装而言，只是起着辅助、烘托、陪衬、美化的作用。但在社交场合，配饰尤为引人注目，发挥着一定的交际功能。主要体现在：第一，它是无声的语言;第二，它是一种有意的暗示。

个人形象的如何，直接决定着人际关系的好坏。个人形象不止是外表的美丑还包括个人的行为修养，外表是我们改变的事实，但是一个

人的穿着打扮，谈吐举止是靠一朝一夕养成的。所以说大学生要塑造个人形象，首先要从仪容、举止、表情、服装、配饰这几个方面入手，更要深入到学习、工作、交际等生活的各个方面。个人形象的塑造也是一个长期积累、潜移默化的过程，需要自己去坚持，去恪守。 首先从仪容讲起。仪容，受先天条件限制，每个人都不同，有的天生丽质，有的不尽人意，但仪容讲究内在美。所以说大学生还是不必要过度纠结于自己的仪容,有的人因自己先天容貌出众而产生骄傲和鄙夷他人的情绪，也有人因自己先天容貌不佳而产生自卑心理。其实这些对大学来说就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因为后天的修饰对个人仪容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仪容的修饰，要扬其长、避其短，设计出美好的个人形象。但是仪容的修饰要把握几个基本规则：美观、整洁、卫生、得体。这在大学生这一群体尤为重要，大学生的仪容修饰尤为要得体，要体现大学生的身份和良好地精神风貌。从细节上考虑。头发，要勤于梳洗、长短适中、发型得体、美化自然;面容，修饰面容首先要做到清洁，要勤于洗脸。大学生在每日都要花固定时间去清理自己，使自己干净清爽，这不仅是对自己的卫生要求，也是对他人的尊重。对待仪容，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化妆。化妆是修饰仪容的一种高级方法，它是指采用化妆品按一定技法对自己进行修饰、装扮，以便使自己变得更加靓丽。在一般情况下，那大学生对化妆更加的注重。大学生化妆，一定要树立正确的意识，要注意遵守几项原则：美化、自然、得法、协调。有些大学生化妆过于夸张，这是不可取的，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尤其是女生，化妆要做到淡妆浓抹总相宜，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其中男生如果没有必要，个人觉着就不要化妆了，因为自我感觉男生化妆不能就太女性化，不能体现男生的阳刚之气。化妆还有几点要注意，勿要当众化妆，勿在异性面前化妆，勿使化妆妨碍他人，勿使化妆出现残缺，勿借用他人的化妆品，勿品论他人的化妆。这些都是女大学生要注意的，当然也包括男大学生。

第二点就要讲到举止，举止的一些具体定义前面已经结束，这里不做多说。举止是体现一个人的风度重要途径之一，所以说大学生要塑造良好的个人形象，就不得不在举止这一方面多下工夫。举止，具体一点就是手势、立姿、坐姿、行姿等四个方面。先讲手势，手是人体最为灵活自如的一个部分，所以手姿是体语之中最丰富、最具有表现力的。大学生在与人交往过程中切记要注意自己手势所表达的意义，不能做出易误解的手，不要在公众场合做不卫生的手姿，好有一点，

手姿要表现对人的尊重，切忌不要出现失敬于人的手姿。在者立姿和坐姿，这二者结合在一块讲，强调一个大家最熟习的：坐如鈡，站如松。当然，对于大学生没有强调到这么夸张，但是基本的一些准则还是要注意的，如对于男子要求是稳健，对于女子则是优美，切不可站着歪歪扭扭，不成体统。就座，则是注意顺序、讲究方位、落座无声、入座得法、离座谨慎;坐定，则是根据座位高低调整坐姿，挺直上身，头部端正，目视前方，双腿并拢，双脚自然下垂等。最后讲到行姿，行姿势人在行走过程中所形成的姿势，又叫走姿。在行姿方面，大学生要做到全身伸直，昂首挺胸;起步前倾，重心在前;脚尖前伸，步幅适中;直线前进，自始至终;双肩平稳，两臂摆动;全身协调，匀速前进。举止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改变，而是在生活中潜移默化的养成，大学生的举止再做到以上几点细节的基础上关键在于坚持。 第三点，这里就要讲到表情，与举止一样，表情也是人的无声的语言。表情礼仪，主要探讨的是眼神、笑容、面容三个方面的问题。起总的要求是：要理解表情，要把握表情，要在社交场合努力是自己的表情热情、友好、轻松、自然。先说说眼神，眼睛是人类心灵的窗户，所以眼神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在于他人交谈过程中应多注视着说的一方。笑容，是人的一种表达喜悦情感的重要方式，笑得本质在于自信、热情、友好。但是笑还是要注意场合，不可是无忌惮的乱笑一气，更不可假笑、冷笑、怪笑、媚笑、怯笑、窃笑、狞笑。作为一名大学生，对于笑要做到：声情并茂、气质优雅、表现和谐。面容，则是以上二者的结合，是个综合性表情，其中也加有眉毛、嘴巴、下巴、鼻子、耳朵等。这几者的综合运用，则要看具体场合和具体气氛氛围来表现，不可做到不和谐。

第四点就要讲到服装。正如以上定义内容中所阐述的一样，一个人的服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一个人的身份的体现。著名的意大利影星索菲亚-罗兰就曾经深有感触地说过：“你的服装，往往表明你是哪一类人物，它们代表着你的个性。一个和你会面的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会根据你的衣着来判断你的为人。”所以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你的穿着体现着的应该是和你身份相符，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你的个性，当然二者重要的一点还是要表明自己大学生的身份，切不可奇装异服。具体一点来说，首先强调款式。这里款式不是要求你追求时尚，要自己的服装符合潮流，而是要遵守TPO原则。所谓TPO就是时间(time)、地点(position)、目的(objective),它具体的含义就是：要

求人们在选着服装，考虑其具体款式时，首先应当兼顾时间、地点、目的，并应力求使自己的着装及其具体款式与着装时间、地点、目的协调一致，才能较为和谐般配。作为一名大学生，自己的着装应该遵循TPO原则，如上课就要着正式一点，不可拖鞋短裤进入课堂;参加社团学生会活动时，多要求着正装，而且正装颜色不可过于艳丽。这里在讲点着装方面的注意事项，着装既是一门技巧，更是一门艺术。它表现出来的是一个人的教养和品味，对于着装的要求就简单介绍几点：个体性，这里强调的是个人的个性应该在自己的着装中体现出来;整体性，就是要求衣服的搭配要基于统筹考虑和精心搭配，要在整体上显得和谐、完美;整洁性，要求人们的着装整洁，避免肮脏或邋遢;文明性，这里就是要求着装文明大方，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和常规做法;技巧性，这主要是要求着装时依照其具体的穿法而行，要学会穿法、尊重穿法。所以大学的着装就要不仅体现个性，也要符合身份，还有干净整洁，符合道德规范，注重技巧穿法。

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配饰。从总体而言，配饰只是起着辅助、烘托、陪衬、美化的作业。但是从审美角度来看，它却与服装、化妆一道被列为人们用以装、美化自身的三大基本方法之一。较之于服装，它更具体有装饰、美化人体的功能。在社交场合，配饰尤为引人注目，并发挥着一定的交际功能。这主要体现在与两个方面：第一，它是无声的语言。可借以表达所使用者的知识、阅历、教养和审美品位。第二，它是一种有意的暗示。可借以了解使用者的地位、身份、财富和婚恋状况。这两种功能，特别是第二种功能，是普通服装所难以代替的。对于大学生来说，自身的配饰就要体现和符合自身大学生这个身份和应有的经济状况，切不可浮夸。

以上从五点具体的细节来阐述个人修养的锻造过程，具体到大学生这个体就又要产生一些改变，具体就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可用社会上的一些标准来强加于大学生身上。大学是每个学生准备走入社会的跳板，是个人修养锻造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所养成的一贯会随着自己毕业而带入社会，而这在大学形成的个人修养对于一个大学生日后在社会上打拼至关重要，所以对于大学生如何塑造个人形象这个课题就显得更加要注意。

第四篇：论《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的塑造

德州武城

张艳美

指导教师

吕高超

潘庆玉

关键词:三国演义 刘备 重德尚义

礼贤下士

计谋过人

坚韧不拔 摘要：在群雄逐鹿的三国时代，霸道昌而王道衰，诸豪强为了夺取天下而攻城略地，杀人盈野，弃仁义而不顾，凭恃的是实力、武力和暴力。《三国演义》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特征。与诸豪强相比，刘备势单力薄，既无实力，又无地盘。尤其是与曹操、孙权相比，劣势明显。曹操占尽天时，孙权占尽地利;刘备几乎是靠白手起家来与他们争天下，依靠的主要是人谋，即以仁德忠义来争取人心，招揽人才，扩充实力。刘备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更懂得“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因而从起事之初就刻意树立自己的仁德宽厚形象，并由此广泛地赢得民心。作为“采小说，据正史”的《三国演义》，虽然如实地描写了历史人物的主要经历，但却不囿于正史和某些历史著作，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采用一系列的艺术虚构的方法，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审美情趣，塑造了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曹操,周瑜等上百个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其中又以刘备最为突出. 罗贯中极力在《三国演义》中塑造刘备胸有大志、重德尚义、仁德爱民等方面的理想化的封建仁君形象，以“仁德”赢得了民心，人民纷纷归附他。罗贯中对刘备仁义之师，仁政之举，可以说是尽情颂扬彰显。同时又抓住其礼贤下士、重用人才、慧眼识英才等来塑造刘备的善于用人。他聚揽了一批又一批的文臣武将，特别是感动了诸葛亮出山辅佐，竭忠尽智，死而后已，最终奠定刘备三国鼎立有其一的基业。作者对刘备“仁君”形象的塑造寄托着儒家的仁政爱民理想。也反映出在当时兵荒马乱的年代里，百姓渴望贤君明主的出现，渴望太平盛世的到来。这部文学作品使读者进一步了解封建统治者的价值观以及正统思想在封建社会对人们价值取向的影响。

同时，作者在塑造刘备“仁德”形象的同时，还向读者呈现出善于审时度势，精于谋略的天下“枭雄”的 形象。刘备打起“汉室宗亲”的旗帜，标榜正统，使其自然成为他与群雄争霸的一张王牌，为自己赢得在政治上的优势。同时，作品又赋予刘备百折不挠的精神。在各路军阀穷兵黩武、逐鹿中原的时候，他还是位卑职小，势单力簿，无处安身，只得带着兄弟寄人篱下，委曲求全。他先从吕布，再事曹操，又投袁绍，后依刘表，直到曹操统一北中国、孙权坐领江东之时，他还几乎没有什么势力，更没有一块地盘，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虽连遭挫败，但刘备败而不馁，折而不挠，不懈奋斗，拥有雄心壮志的刘备何时何地都坚持“忍”为上策。他暗暗积累力量、蓄势待发，就为有朝一日复兴汉室。

论《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的塑造

绪论《三国演义》是一部脍炙人口的章回体长篇历史小说,在我国家喻户晓.它描述了从东汉中平元年(18年)的黄巾起义,到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 280年)统一中国的将近一个世纪中,魏,蜀,吴三国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历史.这段历史中,政治事件风云变幻,战争场面惊心动魄,谋士如云,猛将如雨.《三国演义》在曲折紧张,舒展自如的情节发展中,塑造了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曹操,周瑜等上百个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给人印象深刻,其中又以刘备最为突出. 本文就罗贯中如何在《三国演义》中塑造刘备的重德尚义,礼贤下士,计谋过人等性格及其成因加以分析论证,旨在进一步了解人物,感知社会,认识历史,借鉴历史.

一、少年刘备虽贩履织席为生，但胸怀大志

《三国演义》开篇置当时诸多显赫人物于一边，首先将后起的、出身孤寒、名不见经传的刘备作为第一英雄推向读者，以期收到先入为主的效果。渲染他的出身，描绘他的异形怪貌，凸显他的远大志向，预示他将获得成功而贵为天子，进而不断完善他的形象，提高他的身世。

(一)据《三国志》陈寿记载，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是汉景帝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刘备少年丧父，家道衰落，与母亲贩履织席为生。在刘备家东南角有一棵高五丈多的桑树，远远望去，“童童如小车盖”，刘备儿时与一群小孩在树下游戏说“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1】可见少年刘备虽出身贫寒，却胸怀大志。家境清贫使得刘备没有纨绔子弟的坏习气，反而坚定了他的志向。他“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与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时，立誓要“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兴复汉室。自桃园三结义至白帝城殒命，刘备为实现大济天下、兴复汉室的理想壮志，呕心沥血，死而后已。

(二)出身于皇族

首先在书中编造了宗族世谱。《三国演义》第二十四回编造了一个自汉景帝到刘备共十九代的直系传承世系，虽然祖父、父亲未及封侯，但使刘备出身皇族的“世爵之家”在书中得以明确。其次，让皇帝认刘备为皇叔。《三国演义》第二十回记载：帝排世谱，则玄德乃帝之叔也。帝大喜，遂拜玄德为左将军，宜城亭候。自此人皆称刘皇叔。

二、“仁德爱民”形象的塑造

作者用艺术虚构的技法来塑造刘备“仁德”形象，体现其“收民心之智”罗贯中在塑造刘备“仁君”形象时，始终让其“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贯穿于小说始终。首先， 刘备是以“仁”立世的。刘备的“仁义”是众所周知的，他在汉末诸强施虐时以宽仁誉满天下，感召百姓，聚拢英才，从而建立帝业。 是“仁义”使刘备成为东汉之末的乱世的人心所向，由一个贩履织席之徒

而成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天下枭雄，成为蜀汉开国的贤君仁主。

作者从生活小事和心理言行等微观方面来塑造刘备的“仁德”

任安喜县尉，“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入主益州后“开仓赈济百姓”， 因此当督邮来到安喜县要淘汰刘备时，五六十个老人一齐到督邮馆驿为刘备苦告求情。后来刘备遭到严重挫折不得不投奔荆州刘表，受命屯驻新野多年，他以安民为务， “军民皆喜，政治一新”，因而受到新野百姓歌颂：“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刘备的一生始终牢记“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结义誓言，即便到了穷途末路，也心系百姓。在生死关头，刘备表现出的仁德爱民品德更为感人。当他由樊城经襄阳向江陵撤退时，十几万百姓愿追随他渡江，因而只能日行十余里，曹兵追来，情况危急，众将劝刘备“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竟哭着说：“举大事者必以民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行至当阳，果然被曹操率兵赶上，十余万军民顿时大乱。刘备在张飞保护下且战且走，至天明，身边仅剩百余骑，他不禁大哭道：“十数万生灵，皆因恋我，遭此大难;诸将及老小，皆不知存亡。虽土木之人，宁不悲乎!”。这一仗，刘备在军事上虽遭到惨败，但在道义上却赢得了极大胜利。从此，刘备的“仁德爱民”更加名扬天下，远得人心，近得民望，成为刘备迥别于其他创业之君的最大的政治优势。因而刘备入川时，其军队“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百姓扶老携幼，满路瞻观，焚香礼拜”。刘备虽无权无势，但他靠自己对百姓的“仁德”征服了百姓。

(二)同时，作者还从人心所向、为人处世、教导后世等宏观大方向塑造刘备的“仁”。刘备的仁德品格给他带来了成大事者必不可少的凝聚力。原本被曹操打散的军队很快又集结到他的身边，参加了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后，已归顺曹操的很多刘表的部下又纷纷投奔刘备，短时间之内，刘备的势力迅速崛起，形成三国鼎足之势。甚至刘备临终时仍不忘告诫刘禅：“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正是这个 “惟贤惟德，能服于人”的基本政治理念，铸成了他一生受人敬重的政治品格，也自然成为历史上最有人缘的平民皇帝了。

(三)作者除了注重塑造刘备的“仁德”，还着重塑造刘备的“义”。

1、由于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需要而正史中又没有依据的内容，作者大胆采用民间传说，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性含量。如“桃园三结义”是采用民间传说为蓝本进行再创作，来展示刘备集团的向心力、凝聚力，颂扬他们的“义”。[2] 自桃园三结义刘备对结义弟兄关羽和张飞，视如手足，同食同寝，情同骨肉，患难与共。即使当了皇帝也从来不摆架子。为报关羽张飞之仇举全国之兵攻打吴国，后被吴国儒将陆逊火烧七百连营，大败蜀兵。刘备遂退兵白帝城，卧病不起。从"宴桃园豪杰三结义"到"雪弟恨"兴兵伐吴,为义而死,履行了当初桃园三结

义“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

2、在整个三国时代，刘备的人气和号召力是第一的，这无可置疑，因为他重情重义.化名单福的徐庶刚投奔刘备，曾试探刘备的仁德之心，说刘备所骑“的卢”马妨主，让他将此马先送给意中仇人。刘备闻言变色，斥责徐庶“初至此，不教吾以正道，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备不敢闻教”。刘备对徐庶坦诚相待，拜他为军师，打败吕旷、曹仁之后，刘备更视徐庶为天下奇才。而当徐庶得知母亲被曹操囚禁要辞别刘备时，刘备虽然难以割舍，但为顾全其母子之情，允其离去。刘备拒绝了孙乾所设留住徐庶的计谋，说“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亲送徐庶出城，置酒饯行，挥泪送别，甚至"伐树望徐"。可见刘备爱才之深又仁义之极。

3、曹操攻打徐州时，公孙瓒应徐州太守陶谦的求助，派刘备带兵解了徐州之围，陶谦让刘备接掌徐州之印。关羽、张飞等都劝他接受，刘备一再推辞，认为这是陷他于不义。刘备对同宗刘表父子也表现出大仁大义。曹操南征荆州，适逢刘表病死，刚刚继位的少子刘琮不战而降，诸葛亮建议刘备攻刘琮而夺荆州，刘备垂泪答道：“吾兄临危托孤于我，今若执其子而夺其地，异日死于九泉之下，何面目复见吾兄乎?”于是决定走樊城以避曹操。这体现了对同宗兄弟的“义”。

4、作者除了正面直接描写刘备讲义气，还从刘备集团的“忠”侧面烘托、刻画刘备的“义”。如在第二十七回和二十八回，关羽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张飞与见面怀疑他背叛兄弟投降曹操。而刘备相信兄弟，见了关羽也丝毫没有责怪。从侧面来看，关羽愿意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追随刘备而去，以及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为曹操的金钱美女所动。以及公孙瓒败落后收了赵子龙、赵子龙救阿斗杀了七进七出和马超投向刘备，诸葛亮为其呕心沥血，死而后已等事例，刘备集团的“义”，都从侧面烘托了刘备的“义”。是刘备“义”的感召，使部下甘愿为其抛头颅，洒热血。树立“仁德宽厚”的形象，争取人心。刘备曾对庞统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吾不忍也。”“此段话清楚地表明刘备之所以行仁履忠，是出于一种反曹操之道而行的政治智慧或曰权谋，是以仁义忠厚为招牌，争取天下人心以达到自己夺取天下的目的。”

三、用人之智

历史上的刘备，作为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的天下英杰和蜀汉政权的开创者，既是靠“仁德”来服民心，同时又是靠计谋来来立世的。既有“仁君”之誉，又有“枭雄”之称。作者罗贯中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示刘备“谋略大智”

的。

(一)礼贤下士

尊重人才

说起礼贤下士，尊重人才，大家自然会想到“三顾茅庐”。作者在描绘这一故事时善于铺陈，使妙笔生花.例如，为塑造刘备礼贤下士，求贤如渴的性格时，将史书中有关情节的简略记载渲染铺叙。如：“三顾茅庐”在《三国志》中只有“凡三往乃见”几个字，至《三国志平话》也只是简单讲述了三谒卧龙的经过，且文字粗率，缺少文采。而《三国演义》则对此进行精心构撰。先是以司马徽、徐庶等人的评论和推荐，使诸葛亮人未出场以经先声夺人。进而又写刘备在三次寻访时一再误认，既突出了诸葛亮的神秘魅力，又表现了刘备的求贤若渴的迫切心情，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3]且看对此事件的精雕细琢：初见孔明,刘备见其仰卧在草堂几席上休息,便不顾关,张二人的劝阻,愣是拱立阶下半晌;听罢隆中对策,先是"避席拱手谢,"继而"顿首拜谢";但闻孔明"久乐耕锄,懒于应世,不能奉命",当即"泪沾袍袖,衣襟尽湿",及至孔明答应辅佐,又不禁"大喜".通过对这一事件的渲染铺叙，生动的刻画出刘备思贤如渴的情怀。从“三顾茅庐”到“白帝城托孤”，刘备对诸葛亮始终敬重，委以重任，君臣之间可谓肝胆相照，如同鱼水。他临终之时，殷殷托孤于诸葛亮：“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对此，西晋陈寿在《三国志·先主传》末曾评曰：“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尽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不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4]感恩于刘备的知遇之恩，诸葛亮出山后,感恩戴德,励精图治,鞠躬尽瘁,为刘蜀集团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慧眼识英才

1、知人善任的政治情怀和美好品德在《三国演义》中所描写的刘备形象上也有充分体现。对几经周折而追随他的赵云，刘备予以重用，危难时刻也深信不疑。长坂坡惨败，糜芳见赵云冲入曹阵，他和张飞都说赵云是投奔曹操寻求富贵去了，而刘备却坚信赵云“心如铁石，非富贵所能动也。”果然赵云单枪匹马冲入敌阵寻救出阿斗冲杀回来。

2、在对魏延马谡的认识和任用方面，刘备更表现了超出诸葛亮的知人之明。魏延原为勇略过人的荆襄名将，刘备兵败投襄阳刘琮，魏延违背刘琮之意开城门迎刘备，后又在长沙斩韩玄、救黄忠、投拜关羽。诸葛亮主观地认为魏延有反骨、久后必反而欲杀之。刘备不仅救下魏延，而且用其长避其短，大胆委以镇守汉中的重任。史载“刘备为汉中王还治成都，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尽惊”。可见刘备对魏延的重用。马良之弟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

诸葛亮深加器异”，《三国演义》中也写诸葛亮非常赏识马谡，认为他是“当世之英才”。刘备临终前特别提醒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宜察之。”诸葛亮则不以为然。首次北伐时，诸葛亮将据守街亭阻挡司马懿的重任交给马谡，马谡好纸上谈兵且刚愎自用，坚持屯兵山上而失街亭，致使诸葛亮首次北伐的成果毁于一旦，从而验证了刘备的先见之明。刘备知人之长而用之，识人之短而不用，作者在对魏延和马谡的任用上，通过刘备与诸葛亮不同态度及结果的对比，更彰显刘备“知人善任”的性格特点。

3、刘备的宽厚待人、尊贤礼士、知人善任还表现在入川后对荆州旧部和益州新附能够兼容并包，惟才是举，“处之显任，尽其器能”。荆州名士刘巴，先是归顺曹操，后又归顺益州刘璋，他和益州名士黄权都曾力阻刘璋迎刘备入蜀，直到刘璋投降后他们方才归顺刘备。而刘备却不计前嫌，任命刘巴为左将军，黄权为右将军，其他文武降臣皆得任用

四、审时度势

善于谋略

(一) 打起“汉室宗亲”的旗帜，标榜正统。

为了实现安邦定国、称霸天下的雄心大志，刘备在创业时期准确把握天下情势，精心谋划并采取了一种重要的政治谋略。即打起“汉室宗亲”的旗帜，标榜正统。汉末**，群雄割据，拥兵自重。刘备家境贫寒，其实力和名气无法与袁绍、曹操、孙氏父子等诸豪强相比。但他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是汉室之胄、皇族宗亲。在我国封建时代，正统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刘备“汉室宗亲”的出身自然成为他与群雄争霸的一张王牌和独特优势。刘备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及时并不断地打出这面旗帜。每逢遇到生人作自我介绍时，刘备都会说：“我乃汉室宗亲”。于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共同起事，很快聚集乡勇500人。刘备任平原县令时，跟从公孙瓒参加诸侯联合讨伐董卓，见到诸侯盟主袁绍，公孙瓒将刘备的出身对袁绍细说一遍，袁绍即给刘备这小小县令取座，并对刘备说：“吾非敬汝名爵，吾敬汝是帝室之胄耳。”拜见汉献帝时，刘备自然先奏明“汉室宗亲”的身份：“臣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帝阁下玄孙”，遂倍加信任，封刘备为左将军、宜城亭侯，“自此人皆称为刘皇叔”，其名声和地位陡然上升。正因为刘备是“汉室宗亲”，当他兵败投奔荆州刘表时，刘表认他为弟，“亲自出郭三十里迎接”;而益州刘璋之所以主动写信请刘备这位族兄入川抵御汉中的张鲁，也正因为刘备是“汉室宗亲”。刘备在占据蜀川后，便在诸葛亮等群臣的劝进之下，名正言顺地做了汉中王。汉献帝病逝，诸葛亮等群臣又奏表劝进：“王上乃汉室苗裔，理合继统以延汉祀”，至此，刘备终于登极做了蜀汉皇帝。在汉末**年代，刘备审时度势，乘势而起，由一个贩履织席之徒而成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天下枭雄，证明了他打起“汉室

宗亲”的旗帜标榜正统争取人心的政治谋略是得当的。

(二)能屈能伸

随机应变

在三国的英雄人物里，刘备不是英勇善战之人，但他却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在各路军阀穷兵黩武、逐鹿中原的时候，他还是位卑职小，势单力簿，无处安身，只得带着兄弟寄人篱下，委曲求全。他先从吕布，再事曹操，又投袁绍，后依刘表，直到曹操统一北中国、孙权坐领江东之时，他还几乎没有什么势力，更没有一块地盘，但他从来没有放弃。吕布被曹操打败，到徐州投靠刘备，却趁刘备与袁术相攻之机，夜袭徐州，致使刘备失去立足之地，只得与吕布讲和，屯驻小沛。关羽、张飞心中不平，刘备则能屈身守分，以待天时。后又受到吕布的攻击，刘备只好屈身投靠曹操。此后，刘备随曹操至许都，可谓暂栖虎穴。刘备胸怀大志和杀机，又怕曹操看破，就在住处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可曹操还是看出刘备“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同他煮酒论英雄，竟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曹耳”。刘备以为自己的心机被识破，吓得筷子脱手掉在地上。恰在这时，大雨将至，响了个炸雷，刘备从容地拾起筷子，巧作掩饰：“一震之威，乃至于此”。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为避祸，刘备遂以截击袁术为名，离开许都，逃离曹操的樊笼。此时作者在刻画刘备是细致入微到人的心理方面了的。作者笔下变成刘皇叔的刘备不仅没有作威作福，而且内敛示弱于曹操，突显了他的聪明与远见。后来刘、关、张被曹操打得失散。此时。投在袁绍处的刘备又处险境，他两次花言巧语释袁绍之疑，随即以劝说刘表共攻曹操为由，巧妙脱身。凡此，均可见刘备的机变权略。后来又被曹操打得溃不成军，无立足之地，只得去投奔荆州刘表。虽连遭挫败，但刘备败而不馁，折而不挠，不懈奋斗，拥有雄心壮志的刘备何时何地都坚持“忍”为上策。他暗暗积累力量、蓄势待发就为有朝一日复兴汉室。刘备的“忍”，不仅是表面的忍耐，还是胸怀天下的肚量。在不懈奋斗、成就一方霸业的过程中，刘备或隐忍示弱，常常以真诚的眼泪感动别人，赢得同情和支持;或韬光养晦，把自己的雄心大志隐藏起来，待机而动。最终确立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刘备的隐忍，既是一种智慧，又是一种权术。

结语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是罗贯中根据自己追求的“仁政王道”理想极力刻画出来的人物形象。但是《三国演义》毕竟是历史演义小说，应该做到“七实三虚”，而且“王道仁政”在封建社会时期是不可能存在的。这种理想政治与现实政权存在着矛盾。刘备与历史上的封建君主一样，作为乱世开国之君，既是一个有几分骁悍之气、有韬略的虚伪枭雄，又是一个仁德爱民、尊贤礼士的仁厚明君。[5]

参考文献 【1】《三国志》陈寿 【2】《古代文学史》

(二)

2000年版

第258页

【3】《古代文学史》

(二) 2000年第259页

【4】《三国志·先主传》 陈寿 【5】《仁厚明君与虚伪枭雄》 ——刘备历史原型与文学形象之比较

广州日报

《三国演义》第二十回和第二十四回、二十七回、二十八回等

第五篇：论《子夜》的女性形象

摘

要

《子夜》的写作目的决定了它的主要内容，而《子夜》中的这些女性形象，只是作为话语叙事的陪衬，参与完成了男性化的主流叙事。茅盾运用男性叙事视角，比较客观地展现了众多女性在30年代的上海上流社会中的现实处境以及内心的彷徨。在这里，有不安、苦闷的杜太太和林佩瑶;有多年受禁欲主义思想的牵制而无法追求自己爱情的四小姐惠芳;有不知死活、及时行乐的“恋爱哲学”的宣扬者林佩珊;也有洋溢着新“时代女性”气息的表小姐张素素;还有腐化堕落的高级妓女徐曼丽、刘玉英、冯眉卿等。《子夜》不但为后人记录了畸形现代社会里的女性风貌，而且也为后人研究30年代的中国社会提供了资料。

关键词

女性形象

禁欲主义

恋爱哲学

时代女性

“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子夜〉和国货年》)瞿秋白的这句话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子夜》的广泛研究。然而，《子夜》中有一个向来不为评论者所重视的地方，那就是它为我们留下了一组三十年代初的中国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并非作家叙述的重心，只是作为话语叙事的陪衬穿插其中。“《子夜》中众多女性生活的环境——吴公馆，酷似《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是一个乱世风云中的人间仙地，是容纳一群游离于时代潮流之外的边缘人物的一个乐园”。[1]这些衣食无忧、百无聊赖的资产阶级的太太、小姐以及游走于上层社会的高级妓女，在30年代的上海，她们在对待各自的情感生活以及金钱的态度上，展现出了不同的人生取向。本文试图从情感生活方面对这群女性形象进行一次个人化的重新阐释。

一、不安、苦闷的资产阶级太太

在吴公馆里活动着这样两位资产阶级的太太：一位是银行家杜竹斋的太太——杜太太(吴家的二小姐芙芳);另一位是实业家吴荪甫的太太——林佩瑶。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能掩盖住她们内心的不安、苦闷，这种不安、苦闷还时时啃啮着她们的心灵。

杜太太是吴府中最年长的一位女性，虽然已经四十开外，但由于会修饰和保养，“看来至多不过三十左右”。作为银行家的太太，使她能与丈夫一起出入于十里洋场的上层。在外人看来，她是何等的风光。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位衣着华丽的资产阶级贵妇人，在她的内心深处，还有一种不安时时啃啮着她的心灵。她害怕失去丈夫对她的关爱，害怕失去现在她所拥有的一切。在畸形的现代社会里，“买淫的机会那么多，家里的女人直觉地感到自己地位的危险”。[2]对于一个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尚未完全独立的女性来说，容颜的衰老给她带来的恐慌更甚于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所以，她时时不忘化妆。即使在飞驰的汽车里，她也要“打开她的红色皮包，取出一个粉扑，对着皮包上装就的小镜子便开始化起妆来”。她“不觉在和娼妓竞争——自然，她们就要竭力修饰自己的身体，修饰到可以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3]她的一身“入时”的打扮，虽然主观上是为了博取丈夫的欢心，是她不安的一种外在表现，但在客观上，却是对她父亲终生恪守的封建思想的一种蔑视、嘲讽。所以，吴老太爷看着她觉得十分恶心，心里受到很大的刺激，在某种程度上说，吴老太爷患脑充血而死，与她有一定的关系。不过，她对封建思想的“背叛”也就仅此而已。她在骨子里，仍然留有浓厚的封建思想。在对待儿子的情感问题上，她极力反对林佩珊与儿子的自由恋爱，认为“两个人辈份不对”。她还在遵循着旧有的择偶标准，思想并没有解放，还被禁锢在封建礼教的牢笼里。她是一个打上了封建思想烙印的中年资产阶级的女性形象。

吴少奶奶林佩瑶的形象与杜太太有所不同，她是一个颇具复杂心理的资产阶级少妇。在喧嚣的人群背后，她感到做吴少奶奶的“现实真味”是那样的苦涩。在吴老太爷的吊宴上，昔日的情人雷鸣的出现，勾起了她对往昔岁月的回忆，使她非常怀念“密司林佩瑶时代”。在“五卅”运动的浪潮中，她曾与雷鸣演了一出短暂的“仲夏夜之梦”，但雷鸣的地位决定了不能给她幸福。当父母双亡后，雷鸣又突然从她的视野里消失，孤苦无依的她，只好嫁给了“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成了吴家大院漂亮的女主人。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能使她欢心，“总觉得缺少了什么似的”，有着“啮心的焦扰”。这“缺少”的，这“啮心的焦扰”就是她所追求的狭隘的爱。在求爱的道路上，她求爱不得，只能成为资产阶级华丽客厅里的“花瓶”。

她对现实有所不满，对逝去的美好回忆有所眷恋。她是一个依恋感伤于过去的人。在回忆里，她知道有一个男人曾爱恋过自己，这使她受伤的心得到了暂时的安慰。然而，即将奔赴战场的雷鸣，把昔日林佩瑶送给他的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和一朵枯萎的白玫瑰花又还给了她时，她的心里有说不出的哀怨。这本《少年维特之烦恼》是她俩秘恋的见证，是照亮她生活的一盏明灯，那朵白玫瑰花是她俩纯洁爱情的象征。如今，情人将昔日的定情物还回，仿佛是在她的伤口上撒盐。这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和这朵白玫瑰花已经象征了她们爱情的结局。从此以后，她就像维特一样，被烦恼所困，失去了人生的方向。她整日抱着那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和那朵枯萎的白玫瑰花，神情恍惚，心里有说不出的“幽怨和遐想”。作为丈夫的吴荪甫，缺少对妻子的关爱。即使在“事业”濒临失败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到她身上的变化。“即使他有时觉察到了，也不会理会，他马上就会忘记”。那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枯萎的白玫瑰花，在他眼前已经出现了三次，竟没有引起他一丝的怀疑，他已失去了作为丈夫的敏感性，妻子只是作为一件可以忽略的物品而存在。所以，林佩瑶与吴荪甫保持着一种很不正常的同床异梦的夫妻关系。

她虽然不满丈夫的无情，但在心里她还想做“忠实的妻子”。偶尔的一次“背叛”，使她背负了对丈夫的负罪感。当吴荪甫从报纸上看到双桥镇失陷的消息时，“克勒一声冷笑”，“吴少奶奶心里猛一跳”，“神经过敏的她以为丈夫这一声冷笑正是对她而发，于是便好像自己的秘密被窥见了似的，脸色在微现灰白以后，倏地又转红了”。当她得知“荪甫的冷笑和什么‘要来的事’乃是有所指，心头便好像轻松了些，却又自感惭愧，脸上不禁泛出红晕，眼光里有一种又羞怯又负罪的意味”。从此，她变得更加抑郁寡欢了。她虽然过着豪华的物质生活，却时时抚摸着这失去“自由”的伤痕。她不就是金丝笼里的一只美丽的鹦鹉吗?她明知道这种生活不是她所追求的，但是，却没有想过怎么去摆脱它，只能在苦闷悲戚中打发日子，就像那朵枯萎的白玫瑰花一样，已经失去了鲜艳和芳香。而她所珍视的爱情已经成为她生命中的全部。“她把爱情的贞洁给了情人雷鸣，把肉体的贞洁给了丈夫吴荪甫”。[4]这就注定了她要承担灵与肉分裂的痛苦。当林佩瑶与雷鸣动情的一吻之后，她便背负了对丈夫的负罪感，并惭愧地认为这是一种不道德，理应受人的指责。然而，她的情人与丈夫却可以和任何女人在外鬼混，并把这种性行为当作理所应当，可以看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只是作为男人的附属品而存在，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真正的爱情。这就是男权社会里作为女性的悲哀。

在对待妹妹林佩珊的感情问题上，她不同意妹妹与范博文交往，也不赞成丈夫把妹妹当作巩固联盟的筹码，嫁给杜竹斋的幼弟杜学诗，她有自己的“痴想”。她想让妹妹代替自己，嫁给昔日的情人雷鸣。为了自己心灵上能有一丝的安慰，不惜牺牲妹妹一生的幸福，这也反映出了资产阶级狭隘的自私的爱情观。

作为吴荪甫的妻子，她也曾对吴荪甫封建家长式的作风做过几次小小的抗争。但由于经济上尚未独立，还要依附于丈夫，使她没有说话的底气，也没有勇气与丈夫抗争到底，只能听从他的安排。当吴荪甫突然要带她离开时，“少奶奶猛一怔，霍地站了起来，惘然回答：‘那不是太局促了么?可是，也由你。’”毫无疑议，如果她不愿意当资产阶级华丽客厅里的花瓶，又没有“娜拉”一样的勇气，那么，等待她的就是枯萎的白玫瑰花似的命运。无情的岁月，使她美丽的容颜、温柔的个性、充满诗情画意的理想，都失去了原有的亮色。虽然她还保持着资产阶级少妇的端庄、温柔，但她的思想、感情已失却了“时代女性”应有的美，她已被时代的浪潮所遗弃，这是“时代女性”中一类典型的可悲的归宿。

这些资产阶级的太太们，虽然她们拥有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在内心深处，那种不安与苦闷还时时困扰着她们。她们也不愿意做客厅里的“花瓶”，但经济上的不独立，使她们还要依附于自己的丈夫，使她们没有勇气摆脱这种命运，只能在深宅大院里静待悲惨命运的到来。她们的悲剧是优越生活掩盖下的更悲哀的悲剧。

太太们的生活已成为固定的模式了，那么，小姐们的生活又将如何呢?

二、不同生活追求的资产阶级的小姐

在吴公馆里，有这样三位性格大相径庭的资产阶级的小姐，她们是：四小姐惠芳;吴少奶奶的妹妹——林佩珊;表小姐——张素素。作为“五四”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女性，在她们的情感世界里，却展现出了不同的人生追求，同时也暗示出了不同的人生命运。

四小姐惠芳是《子夜》中最能体现乡村封建文明与都市现代文明对立冲突的女性形象。她是禁锢在吴老太爷身边的“玉女”。刚到上海，她就对自己的衣服感到不满，她想摆脱那种灰色的、父权压迫下的不自由的生活，向往着现代都市的生活。但是，突然间，她的生活环境由封建思想道德观念筑就的深闺变成了奢侈淫蘼、光怪陆离的上海，种种的不适应，引起了她“心灵上的变化和感情上的冲突”。四小姐显赫的地位，使她避免了许多有形的伤害。可是，她与都市人有着必然的隔阂，在两种文明的夹缝中，她忍受着悲哀与孤独。她觉得林佩珊和杜新箨的谈笑很惬意，使她萌生了对情爱的渴望，但多年信奉的禁欲主义思想总在牵制着她，使她不能自由地和男人说笑，以致那个刚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杜新箨经人介绍要和她握手时，她的“一双手却贴在身旁不动，而且回答的鞠躬也多少带有几分不自在”。在兆丰公园里，她替范博文说情，使他从吴芝生手中解脱。范博文“转身抓住了四小姐的手，恭恭敬敬鞠躬说道：‘救命恩人!四小姐，谢谢你!’她赶快摔脱了范博文的手，背转身去，脸上立刻从眼角红到耳根”。这就是《太上感应篇》教育的结果。

在兆丰公园里，那些歇斯底里叫着的猴子，引起了她对五六年前童年往事的回忆。在“封建僵尸”的压迫下，使她失却了少女应有的纯真的笑容。如今，她再想找寻一只会笑的猴子，已寻不到踪影，这就是她现实生活的一种写照。当她看见一对相亲相爱的猴子夫妻时，这景象勾起了旧式“闺秀”少女的“幽怨感触”。身为女性的被动与软弱，使她没有勇气主动追求爱情。在孤独与苦闷中，她想出了逃避现实的方法——“回乡下去”，离开这个物欲横流的上海，远离“现代文明”的熏染。而作为企业家的哥哥，一心忙于他的“事业”，根本就不了解四小姐那种复杂的“心灵上的变化和情感上的冲突”，反而对他的二姐说：“也许是一种神经病”。在赤裸裸的金钱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冷漠，亲人之间缺少必要的关爱，这使得四小姐无处诉说她的生活苦闷。她回乡的目的没有达到，干脆就闭门不出，表示抗议。然而她的反抗方式是十分奇特的，她学着吴老太爷的样子，整天捧着《太上感应篇》，焚香静修，希冀“借此清心寡欲，减轻一些精神上的矛盾痛苦”，以此抵挡住花花绿绿的世界对她的诱惑。然而，喧嚣的世界，使她念不成经，睡不着觉，反而做起了与范博文幽会的桃色梦来了。她是一个“思想”大于“行动”的人，虽然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缺乏勇气不敢追求自己的爱情，但在梦里，她却失身于范博文，她也想追求自己的幸福，但《太上感应篇》多年的教育，使她无法跳出封建礼教筑就的高墙。正当她痛苦欲绝的时候，那位“元气旺盛的表姐张素素”来了，把她拉出了房门，逃出了分崩离析的吴公馆，到外面求学，去寻找新的自由。她的苦行僧生活就此以失败告终。当她离开吴公馆时，她“偷偷地滴了两滴眼泪，这是快乐的眼泪，也是决心的眼泪”。在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使她不可能一下子投身到社会解放的洪流中去，但已经表明了她投身洪流的决心，去追求真正的自由。这是作家给了她一个比较光明的不算结局的结局。

瞿秋白在《读<子夜>》中说，林佩珊是“不知死活”。确实，她虽然只有十六岁，但却耳濡目染了当时社会及时行乐的恶习。在大三元酒店里，李玉亭说上海危机四伏，共产党准备五月暴动。她并没有“居安思危”。她的一句“上海总该不要紧罢?有租界——”使我们看到，她受当时社会习气毒害之深，已经丧失了民族尊严。她不担心国之政事，反而想到的是“有没有优游行乐的地方?”当杜新箨提出要到丽娃丽妲村行乐时，她便“倚在杜新箨臂上走了”。这就是她追求的生活：“且欢乐罢，莫问明天：醇酒妇人，——沉醉在美酒里，销魂在温软的拥抱里!”

“在林佩珊那样的年纪，她那小小的灵魂里并没有觉醒了什么真正意义的恋爱，她一切都不过是孩子气的玩耍罢了!”所以，当范博文向她求婚时，她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害得范博文想自杀。回到吴公馆，她又向她的姐姐宣扬了一下她的“恋爱哲学”。“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爱，又都不可爱”“老是和一个人在一起，多么单调!”“要是和小杜结婚，我心里一定还要想念别人——”这位小姐对于恋爱并没有自己的主见，总是“吃着碗里的，望着锅里的”，不知和哪个男人结婚好。不久，她便扔下诗人，去与比她小一辈的刚从法国回来的”万能博士”——杜新箨恋上了。正如瞿秋白所说：“林佩珊与杜新箨是拿恋爱当玩艺，充分表现着时代病的产儿”。不过，我们也可以预想到，在杜太太的反对声中，她和杜新箨的恋爱将以悲剧的结局收场。 在林佩珊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颓废享乐的资产阶级思想是如何腐蚀一位少女的心灵的，以致使她失去了健康的生活追求。

在吴公馆里，表小姐张素素算是比较清醒的一位“时代女性”了。“她厌恶灰色的平庸，追求刺激，有着活跃的生命力，强悍泼辣的个性”。当吴老太爷死后，她发表自我宣言：“我不肯死!我一定不能死!”“如果一定得死，我倒愿意刺激过度而死!”“是狂风暴雨，是火山爆裂，是大地震，是宇宙混沌那样的大刺激、大变动!”这就是她所追求的刺激——“革命”。在“五卅纪念节”游行队伍中，我们看到了她的身影。然而，“大队的巡捕在后面赶上来”，挥着棍子乱打时，她不禁“手指尖冰冷”，“两只手在抖，而且全是冷汗了”。多亏吴芝生拉了她一把，于是，“两个人踉踉跄跄地赶快钻进了大三元”酒店，连“头也不回”。这是怎样的一位“弄潮儿”，在反动当局的镇压下，那参加运动前的“紧张”、“热情”都已跑到九霄云外。她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一个胆怯的革命旁观者的形象。她参加示威游行，只是一时的热情，一时的冲动，她还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但是，到“大三元”酒店后，她又恢复常态，还在为自己“身当其境”而陶醉。她非常激动地讲述着柏青的被捕，忿然质问范博文和杜新箨对示威游行的嘲笑。在她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五四”后觉醒的“时代女性”的身影，这就暗示着子夜社会的知识女性行将“不可避免的分化”。

当四小姐惠芳刚到吴公馆的时候，张素素就预见到了四小姐会变。当四小姐正在为情感生活中的苦闷而闭门不出时，是她这位活泼的、“爱管闲事”的表姐将四小姐拉出了家门，去寻找新的自由。她是一位比较清醒的女性，她的口头上不时讲出资产阶级生活“堕落”的话语。她带四小姐去丽娃丽妲村，让四小姐“看看上海的摩登男女到乡下干的什么玩意儿!”在这个所谓的“乐园”中，她看到的是“全部的堕落”，她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一个背叛者。她本不是革命者，但是，只要环境转变，这样的女子是可以革命的。

在《<子夜>提要》中，我们可以看到，张素素是一个比较饱满的人物形象，她的感情比较波折。然而，在《子夜》书中，她的感情呈线性发展，这是作家有意简化了情节，这不能不说是《子夜》的不足之处，但我们也可以靠推测来了解她的情感世界。在兆丰公园里，从范博文与吴芝生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经济学教授李玉亭曾令张素素心动。然而，张素素所追求的“强烈刺激”是这位“灰色”教授所不能给予的。所以，她感到失望。况且，这位李教授看重的是张素素家的钱。当听说张素素的父亲快把一份家产花完时，他很是失望。张素素看透了这位李教授不过是受资本家豢养的走狗，她们的恋爱关系很快就完结了。当四小姐说：“他们全有伴。我是一个人!”时，张素素“明知道自己有‘伴’”，但没有说出，这个“伴”应该是吴芝生。他与张素素一起参加“五卅纪念节”示威游行，并且经常发表议论像个革命家。张素素在丽娃丽妲村发现他时，她似乎感触很深地自言自语道：“全部堕落了!——然而也不足为奇!”从这句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吴芝生亦非革命家，她们的恋爱关系很快也会结束。张素素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也有自己的择偶标准，她冲破了旧有的封建礼教的束缚，不再只是“男择女”，“女亦可择男”。在张素素的身上，热情地洋溢着“时代女性”的新气息，让我们看到了革命后继有人。

这些资产阶级的小姐们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分化”。对她们来说，只有两种命运：一是像林佩珊一样继续堕落下去;而另一种则是像张素素、四小姐惠芳那样，冲出吴府的牢笼，作为新“时代女性”融入社会解放的洪流中去，去寻找新的人生方向。

不管怎样，这些资产阶级的小姐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那些处在资产阶级最底层的最不受人尊重的一类人——高级妓女，她们的生活又将如何呢?

三、畸形现代社会里的高级妓女

30年代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的阶段。在这个畸形的年代里，没有给女性提供一个自主的空间，反而使她们卷入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中，成为奢侈淫靡的娼女。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也当作商品。”“没有买淫的嫖男那里会有卖淫的娼女，所以，问题还在买淫的社会根源”。[5]茅盾为我们描绘了在畸形现代社会里徐曼丽、刘玉英、冯眉卿这三位高级妓女奢侈淫靡的生活。她们都是自甘堕落沉沦的金钱的奴隶，心甘情愿地成为权贵的玩物。她们从老到新，或专事欢愉，或别有用心，或为金钱的诱惑而陷入泥淖。她们从另一个侧面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腐朽和没落。

徐曼丽是一位典型的高级妓女。我们也只是从朱吟秋那里隐约地知道她“好像是某家的寡妇”。她凭她的姿色和妩媚，靠出卖性服务给上流社会中的男人们带来消遣，以此谋求她所谓的“快乐幸福”。她游刃有余地在众多男人中间周旋。几乎使所有金融界和实业界的要人为之倾倒，她可以“和赵伯韬到华懋饭店开房间”;可以和吴荪甫之类的实业家厮混;还可以和雷参谋吊膀子;周仲伟找老赵放款子，还得找她介绍;刘玉英为了探消息，不得不盗用她的名字，并且刘玉英还想成为“徐曼丽第二”。足见，她在上层社会中的能力和影响力之大，但她始终是“高等阶级的玩具”。弹子房里有她赤裸裸的“死的跳舞”，黄浦江上夜游时有她胆颤心惊的“金鸡独立”，她俨然奴隶一般听凭这些男人的摆布。对此，她并非没有一点知觉，她只是“假装不理会”罢了。虽然她有时也“觉得有几分的不自在”，“一缕被玩弄的感觉就轻轻地在她心里一漾”。就像鲁迅先生所说：“要别人‘养’，就得听别人的唠叨，甚至于侮辱”。[6]所以，那种“被玩弄的感觉”在心里只是一漾，就立即消失了，说明在她心里还有一点残存的自尊，这是与刘玉英、冯眉卿完全不同的。

茅盾没有介绍她的家庭背景，只知道她是个寡妇。也许丈夫死后，家庭生活比较艰难，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在畸形的社会里，她无法支撑起一个家，所以，被迫从事这一行。从这一点上来说，是社会造成了她的不幸。但是，她完全可以再嫁，组织起新的家庭。也许是受“女子从一而终”的封建思想的束缚，使她没有这么做，反而走上了一条靠出卖肉体与灵魂为生的不归路，过起了看似逍遥自在的卖笑生活。她已经为风月场上的老手，整日沉湎于纸醉金迷的生活，游戏人生。由于虚荣心的驱使，使她成为一个完全商品化的女人。

刘玉英是一个完全被金钱腐化的妓女。她在某些方面不如徐曼丽吃得开，但在投机钻营这一点上，却是徐曼丽所不能及的。她曾读过几年书，受父兄的熏染，使她对交易所证券市场的经络有所了解。婚后，受公公和已故丈夫的影响，她陷入“现金交易”的漩涡无法自拔。“鉴于哥哥的甚至丈夫的覆辙，她很稳健，做一万公债能够赚进五六十元，她也就满意”了。这个西洋型的女人，有她自己的一套投机哲学。“她知道女人生财之道，和男子不同;男子利用身外的本钱，而女子则利用身上的本钱”。所以，她把认识老赵，也当作是一种“投机”，而且“预备捞进一整票的”。

“她也算是一个‘聪明的女子’，可惜这种‘聪明’都用到投机事业上去了”。她盗用徐曼丽的名字，进入赵伯韬的房间，在赵伯韬面前充分发挥她的说谎的才能，利用吴赵之间的矛盾，胡编乱诌。当她意外地偷听到老赵与尚仲礼的秘谈时，“一心一意盘算着怎样也做个‘徐曼丽第二’!而且想比徐曼丽更加巧妙地把老赵完全‘吃住’”。“谁出大价钱，我就卖给谁!”这是她对自己的投机哲学做的最精辟的论断。此后，她便在吴赵之间周旋，充当双重间谍。这样的女人是靠不住的。当吴荪甫失败后，大骂“刘玉英，这不要脸的，两头做内线。”为了金钱，她在吴赵之间游走，促使双方力量的相互转化，吴荪甫敢和赵伯韬斗法，全靠她这张王牌。可见，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无所不用，为了金钱，不惜使用女色这样下流的手段，同时也说明了刘玉英是所有妓女中，最有心计的一个。

她是破落豪富家的寡妇，为赚钱发财不顾一切给人做姘妇，反以为荣，昂首炫耀;为人做内线，两面讨好，从中渔利。是金钱使她鬼迷了心窍，她不但贪图奢侈淫靡的生活，自甘堕落，而且还想找寻一个更加强有力的臂膀，可供依靠。

冯眉卿是逃亡地主冯云卿的独生女。为了探得公债市场的机密，为了金钱，冯云卿竟不顾“诗礼传家”的封建传统，教唆自己的女儿去施美人计。结果，弄了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可悲的结局，而在这一过程中，冯眉卿却充当了廉价的商品。 出身地主家庭的小姐冯眉卿，如何能从小姐的高贵身份转变为妓女身份，这其中有许多原因。除了她继母的推波助澜和她父亲对金钱的贪恋之外，她自身的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冯眉卿是一个初涉世事的美丽而天真的姑娘，因父亲的出卖和自己的幼稚无知，成了阔人嘴里的羔羊。她风流娇憨，曾为自己的行为羞愧，但对于享乐、安逸的生活的满足，很快使她忘乎所以而无所顾虑，以致由于她的错误，导致了父亲的破产。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对金钱和权势的渴望。

除了以上三位之外，还有冯云卿的九姨太。她虽然“不识字，不懂新法子”，可是到了上海，她的“价值”就显现出来了。当冯家接到绑匪的吓诈信时，是她“找到白府的五姨太这根线索，这才算是一个招呼打到底，居然太平无事”。从此，冯云卿“不敢过问”九姨太的“夜游生活”，传统的夫妻关系已破灭了，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金钱利害关系。她作为继母，对冯眉卿没有一丝的关爱，反而在丈夫面前贬斥女儿，促使冯云卿下定决心出卖女儿。她是一个恶毒的后母形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资产阶级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了”。

“徐曼丽、刘玉英、冯眉卿、老九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寄生虫，她们会搞钱、探消息、媚人，完完全全是资本家的泄精器，可是也是现代的产物!”(瞿秋白《读〈子夜〉》)在她们身上，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寄生腐朽的特点，以金钱、地位为中心，追求享乐和官能的刺激，醉生梦死，灵魂已泯灭成了花天酒地中的行尸走肉。徐曼丽、刘玉英、冯眉卿一类人虽然摆脱了封建旧礼教对女性的束缚，拥有空前的性自由。但是，她们的“现代”是以出卖肉体和灵魂为代价的，这与女性追求的真正的性解放、幸福自由是背道而驰的。当女性具备了经济能力和思想的自主性从而不再充当工具或商品时，一个社会才会有真正的文明。

总之，在男权社会里，无论是资产阶级的太太、小姐还是那些上层社会中的高级妓女，在她们的身上都反映出了对男人的依附，对金钱、地位的渴求。她们都渴望找到强有力的男人的臂膀作为依靠，为此，甘愿成为男人的附庸。尽管有些清醒的“时代女性”像张素素、四小姐惠芳冲出了牢笼，去寻找新的自由，但大多数的资产阶级女性没有她俩的勇气，或是像林佩瑶一样，继续在苦闷、悲戚中打发日子;或是像林佩珊一样，继续腐化堕落。

《子夜》明确的写作意图，决定了它的主要内容。资产阶级女性们的情感生活比起主角吴荪甫、赵伯韬来显得并不丰满。但她们个个被作家描绘得貌美如仙，带上了理想的色彩，这其中凝结了作家的审美感受，更寄予了他对一类女性的欣赏。《子夜》中所展现的现代都市中的女性形象是多方面的。由于作家对下层劳动妇女的生存体验和心理体验不够了解，使他依然按照男性的叙事传统完成了主流叙事，无意中简化了女性的生活。但不管怎样，《子夜》为后人记录了畸形现代社会里的女性风貌，也为后人研究30年代的中国社会提供了资料，这无疑都是《子夜》的功绩，这也就是长久以来《子夜》倍受瞩目的道理所在。

注 释

[1] 姜子华.一次女性视角的再阐释——论《子夜》的女性形象.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6(1)：10. [2] 鲁迅.关于女人·南腔北调集.第三版.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83. [3] 鲁迅.关于女人·南腔北调集.第三版.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83. [4] 姜子华.一次女性视角的再阐释——论《子夜》的女性形象.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6(1)：10. [5] 鲁迅.关于女人·南腔北调集.第三版.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84. [6] 鲁迅.关于妇女解放·南腔北调集.第三版.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160.

参考文献

[1] 赖伦海.“子夜”的中国女性.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81.2. [2] 杨有业.谈谈《子夜》中几个女性肖像的魅力.鞍山师范学院学报.1985.3. [3] 茅盾.子夜·茅盾作品经典.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 [4]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 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茅盾全集：3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6] 瞿秋白.读《子夜》.茅盾专集：第二卷.下册.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7] 萧三.论长篇小说《子夜》.戈宝权，译.茅盾研究在国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8] 苏珊娜·贝尔纳.走访茅盾.丁世中，罗新璋，译.茅盾专集：第二卷.下册.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9] 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茅盾专集：第一卷.下册.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10] 张颂南.从美学角度探索《子夜》.茅盾研究论文选集.下册.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11] Acker, Elizabeth Van.Woman Herself ——friendship, sexuality and love.Social

Alternatives,1991,10-2,55-56. [12] Wright, Erik Olin..Women in the class structure .Politics & Society,1998,17-1,35-66.

致 谢

本人的毕业论文能够顺利地完成，由衷地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的帮助。在各位老师耐心的教导下，使我有了一定的文学积淀，并且有了自己独道的文学见解，这为我独立完成毕业论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此要特别感谢我的指导教师李凤莲老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确实遇到了许多困难，经过李老师耐心的指导，才使得我的论文得以完成，对此真诚地说声谢谢。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得到许多同学的帮助，对此深表谢意。除此之外，我还要真心地感谢各位领导多年来对我的严格的要求，使我自己能独立完成毕业论文，完成大学教育的最后一课，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