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科技论文范文

2022-05-11

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国家科技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国家科技传播能力是影响这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本文通过对国家科技传播能力影响因素相关问题的分析，提出了评价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的指标体系，一共包括六个一级指标二十九个二级指标。在分析这些指标波动对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的影响的基础上，建立了评估模型。这样进行定量分析，能计算出各项指标对传播能力的影响稀疏，有效提高了评估工作的科学性。

第一篇：国家科技论文范文

国家科技奖与高校科技发展关系的分析

摘要：概述了高校近年获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资助及国家科技奖励的情况，并以清华大学2003 2007年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为例，分析了国家科技奖励与科技项目及科技人员的关系，提出了对高校科技工作的启示。

关键词：国家科技奖励;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科研经费;平均持续研究时间

文献标识码：A

科技奖励制度是国际上普遍实行的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和激励科技人才脱颖而出的重要制度，是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性劳动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我国推进科技事业发展和促进科技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举措。以国家名义颁发的科学技术奖——国家科技奖，权威性高、荣誉性强、奖励强度大，在我国科技奖励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确认和肯定广大科技人员的重大创新和重要贡献，激励他们拼搏于科学技术前沿，开拓创新，不断攀登科技高峰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等学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被誉为“科技宝库、人才宝库、成果宝库、信息宝库”，以其综合优势和聪明智慧及创造性劳动，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得到社会的广泛赞扬和国家的褒奖。高等学校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原始创新的主力军，是解决国民经济重大问题，实现技术和成果转化的一支生力军。国家科技奖励以其崇高的权威性、荣誉性，严谨规范的法律性、科学性，在高校科技事业发展中具有战略意义，对推动高校建立两个中心(教育中心、科研中心)，实施三个基本功能(培育人才、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发挥着重要作用。

1 高校近年获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资助及国家科技奖励的情况

近年来的实践表明。国家科技奖励对推动高校科研工作的发展和培养、造就高水平的科研人才具有重要作用。随着高校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逐步增加，高校“科研重要方面军”作用日益发挥。

据统计，“十五”期间，高校承担的863计划项目数和经费额始终保持在全国总数的40%左右，高校作为第一单位承担的973计划项目占立项总数的54.5%;“十五”期间，全国高校共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约占立项总数的80%，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约占立项总数的70%。

高校众多的科研优秀成果促进了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国家科技奖励的表彰，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和充分肯定。2003至2007年，高校作为第一完成人所在单位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95项，占授奖总数(153项)的62.1%;高校作为第一完成人所在单位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94项(通用项目)，占授奖总数(148项)的63.5%;高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360项(通用项目)，占授奖总数(890项)的40.4%(详见表1)。

总体而言，高校获得国家科技奖的项目代表了高校科研的最高水平成果。高校获得国家科技三大奖的项目和完成人绝大多数曾经获得过省市科技奖励、部委科技奖励、学会奖励或协会奖励，经过通信评审、会议评审等同行专家评议环节。并且，高校获得国家科技奖励的成果项目绝大部分都获得了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各部委、各省市科技计划项目的支持和资助。

2清华大学2003至2007年获国家科技奖项目的相关情况

2003至2007年，清华大学五年累计共获国家科技奖励54项(包括参与项目/人)，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7项，国家技术发明奖16项，国家科技进步奖31项。在下文中，分析对象仅限定在清华大学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奖(6项)、技术发明奖(12项)第一完成人所在单位，和国家科技进步奖(13项)第一完成单位的范围内，共累计31项，见表2～表5。

在获国家自然科学奖的6项成果项目中，有5项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有3项获得过973计划支持。这6项获奖成果项目平均获得161.9万元科研经费的资助，获得最多的达到280万元，最少的为57万元。这6项获奖成果项目的平均持续研究时间为14.7年，最长的研究时间为24.8年，最短的研究时间也为7.7年。完成这6项获奖成果项目的19个完成人中，有3位院士，3位长江学者。在获奖时，获奖成果项目的第一完成人的平均年龄为58岁。

在获国家技术发明奖的12项成果项目中，有10项获得过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支持，其中获得过863计划等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支持的占75%，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计划等基础研究项目支持的占41.7%，获得过省市部委项目支持的达到50%。这12项获奖成果项目平均获得1 319.0万元科研经费资助，获得最多的达到8175万元，获得最少的为119万元。这12项获奖成果项目的平均持续研究时间为8.0年，最长的研究时间为20年，最短的研究时间也为3.5年。在这12个获奖成果项目的完成人中，有5位院士，3位长江学者。在获奖时，获奖成果项目的第一完成人的平均年龄为53岁。

在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3项成果中，有12项获得过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支持，其中获得过863等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支持的占61.5%，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计划等基础研究项目支持的占46.1%，获得过省市部委项目支持的占38.5%。这13项获奖成果项目平均获得4 590.5万元科研经费资助，获得最多的达到27000万元，获得最少的为63万元。这13项获奖成果项目的平均持续研究时间为7.9年，最长的研究时间为19.5年，最短的研究时间也为2.5年。在这12个获奖成果项目的完成人中，共有5位院士，9位长江学者。在获奖时，获奖成果项目的第一完成人的平均年龄为58岁。

3 国家科技奖对高校科技工作的启示

通过对清华大学近五年获国家科技三大奖的统计分析，结合对高校科技工作相关情况的研究，国家科技奖对高校科技工作在战略定位、基本渠道、队伍组织、环境建设等方面有着重要启示，需引起高度重视。

(1)高校科技工作必须把科技奖励放置在战略发展地位。

科技奖励，特别是重大科技奖励是科技实力和水平的重要体现。国际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高校，无一不把重大科技奖励放置在战略高度的重要地位

有800年历史的英国剑桥大学，以拥有80余位诺贝尔获奖者而骄傲，美国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都以诺贝尔获奖者数量作为学校影响力的体现。目前，我国在评价高校的指标体系中，国家科技三大奖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比重。而我国本土诺贝尔奖的缺失，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奖和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的稀缺，也反映出我国科技实力和水平的差距，反映出科技创造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差距。

高校科技工作要充分发挥我国国家科技奖的功能，包括：①开展国际科技前沿和国家发展急需项目的科学研究的导向作用;②培育创新人才，激励科技精英脱颖而出的摇篮作用;③推进自主创新成果形成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加速作用;④严格科技管理，遏制学术不端行为，加强学风建设的示范作用”]。高

校要以国家科技奖励有关法律法规为武器，制定奖励规划，落实具体措施，创建良好环境。通过国家科技奖励的战略性部署，高等学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要把科技工作推向新的台阶，不断提高竞争力，力争跻身世界科技先进之林。

(2)高校科技工作必须积极承担和创新性完成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积极承担和创新性完成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是获得重大科技奖励的基本渠道。据统计，在200(02006年期间，按2000--2003年和2004--2006年两个阶段分别统计分析，国家科技计划自主创新成果占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项目的比重分别为51.7%和69.5%;占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项目的比重分别为73.5%和56.3%;占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的比重分别为48.4%和45.896。据上述清华大学2003至2007年3l项获奖项目的统计分析，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自主创新成果占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项目的比重为100%，占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项目的比重为83.3%;占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的比重为92.3%。

数据表明，大多数国家科技奖获奖项目都是源自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长期支持。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是由国家层面制定并组织实施，集中反映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的重大项目。高校称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为“国家科技代表队”，主要包括863计划、97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为科研人员提供了稳定的科研经费来源，上文统计数据表明，清华大学的6项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项目共得到971.5万元科研经费的资助，12项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项目共得到15 828万元科研经费资助，13项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共得到59 677万元科研经费资助，这些科技项目资助为取得重大科技进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往往孕育有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其突出特点是：①国际前沿，往往当代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国际科技探索的最高水平;②国家急需，往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③国际封锁，往往是因种种原因受制于人，必须自主创新以求突破的科技难题;④周期长，难度大，需长期探索，一般企业或民间机构难以自发实现的重大研究课题。毫无疑问，具有上述特点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具有鲜明的高水平、高效益的挑战性，完全符合国家科技三大奖的主题要求。实践表明，高等学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必须积极参与“国家科技代表队”，努力承担和创新性完成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并不失时机地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和进一步实现产业化，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是高校科技工作的基本任务，也是高校高水平、高质量获取国家科技奖的重要基础。

(3)高校科技工作必须大力培育科技领军人物和加强科技团队建设。

科技领军人物和科技团队是科技工作的两大支柱，也是获取国家科技奖励的两支基本力量，特别是科技领军人物。清华大学31项获奖项目的完成人中，共有13位院士和16位长江学者，对他们的分析研究及高校科技工作的实践总结表明，杰出的科技领军人物需具有的共性特点是：①学术造诣高，国内外同领域的共同认可，有学术上的洞察力，创造力和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②组织能力强，对外能开拓局面。有高效开拓力;对内能协调组织，有高效驾驭力;③人品道德好，善于带队伍团结人，具有吸引人的凝聚力和亲和力;④身体素质好，往往能率领团队、持续作战、艰苦攻关、经受磨难、奋战到底。

科技领军人物和科技团队在当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竞争激烈的新时期，绝不能自发形成，必须下大力度积极培育，大力扶持。高校必须要以战略眼光、前瞻意识和全局观念，抓好培育科技领军人物和科技团队两大重点，并有机地结合起来，积极创造条件，在承接任务、队伍组建、科研设施、启动经费、研究生配置以及管理服务等各方面给予倾斜和支持。高校在培养科技领军人物、建设科技团队过程中，既要推崇大师的理念，还要关注人才结构的合理性，尊重不同学科人才的层次性、多样性、差异性特点，通过采取符合学科发展规律、人才培养总体要求的针对性措施，努力形成各类人才共生共长、互补共荣的人才培养、成长生态圈。

(4)高校科技工作必须大力创建良好的研究环境。

重大科技奖励、高水平的创新成果都是一项艰辛的、长期的、创造性的劳动结晶。据统计，从做出代表性工作到最终获得诺贝尔奖，一般需要10余年的时间，并且有增长的趋势。对我国2007年国家科技奖励的获奖项目调查表明，37%以上的项目经过15年以上的长期研究和积累。对清华大学上述31项国家科技奖获奖项目的统计结果显示：三大奖获奖项目第一完成人在获奖时平均年龄达到56岁;平均持续研究时间为9.2年;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最长研究时间分别为24.8年、20年和19.5年。

高校中良好的科研环境、求真务实的科学氛围是孕育国家科学奖的土壤。实践表明，高校科技成果要获取重大科技奖励，必须构建良好的研究环境，主要是抓好两方面工作：①在指导思想方面，大力倡导学术自由，思想活跃，视野开阔，环境宽松;大力倡导科学道德，反对抄袭、剽窃、弄虚作假;大力倡导扎扎实实，艰苦奋斗，耐得住寂寞;大力倡导急国家所需，急人民所需，甘于奉献，反对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争名夺利;②在政策措施方面，实行多元化评价体系，不搞“一刀切”，对探索性的研究项目采取延长考核，容忍失败等宽松措施;对青年科技人员和经费困难的创新项目设立种子基金、启动基金、交叉学科基金等给予支持;建立有针对性的服务平台，为第一线科技人员提供有效服务，以利于他们集中精力，提高效率，开展研究工作;广泛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学术活动，举办学术论坛，召开国际学术会议，通过交流推动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

作者：郑永平　孟宪飞　吴荫芳

第二篇：国家科技传播能力评估模型

[摘要]国家科技传播能力是影响这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本文通过对国家科技传播能力影响因素相关问题的分析，提出了评价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的指标体系，一共包括六个一级指标二十九个二级指标。在分析这些指标波动对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的影响的基础上，建立了评估模型。这样进行定量分析，能计算出各项指标对传播能力的影响稀疏，有效提高了评估工作的科学性。

[关键词]国家科技传播能力评价指标评估模型结构方程

1.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的提出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和社会发展依赖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扩散与应用，其基础是科技传播。科技传播的英文是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ommunication，相关术语还有“科学传播(Scientific Communication)”和“技术传播(Technical Communication)”。目前学者们在这些术语的使用上并无实质上的差异，都指的是“科学技术传播”。[1]本文将主要采用科技传播这个概念。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需要构架一个桥梁，实现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使科技信息在不同个体之间得到有效转化、共享和扩散。科技传播正是这样一个桥梁, 它在实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推动科技进步，有效地整合和配置科技信息资源, 促进经济发展，增强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提高人民科学文化素质等方而发挥着重要作用。[2]

国家科技传播能力是一个国家所具有的有效整合科技传播力量、高效配置科学技术信息资源的一种能力，体现为一个国家有效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广泛扩散科学技术成果的实际效能[3]。它主要体现在：第一，科技成果转化速度的提高。提高科技传播能力能够加速科技知识在研发和应用两类个体之间的扩散，实现了科技知识向生产力的快速转化，推动了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率高达70%—80%，而我国这个比例还不到15%，可见科技传播能力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重要性。第二，公众的科学素养的提高。只有科技传播得到了良好的推动，才能更多的把科技知识带给广大的社会公众。国外对此提出了“公众理解科学”的概念，旨在消除科学界与公众的距离感，这标志着国家层面上的有意识有组织研究科技传播的开始。[4]根据最新数据表明2003年我国公众基本科学素养水平比例仅为1.98%，而美国在2000年就已经达到了17%，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公众科学素养还很低，科技意识以及对科学关注程度还很薄弱。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对于增强公民获取和运用科技知识能力、改善生活质量、实现全面发展，对于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因此，研究如何提高国家科技传播能力势在必行。

2.国家科技传播能力评估指标体系

影响一个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的因素有很多。它既与政府对科技传播的投入程度、科普场所数量相关，又受到传媒对科技的传播力度、公众的科学素质、科技成果转化速度的影响。这些因素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

⑴ 设施资源，指的是科技传播过程中可靠的辅助性资源。科技传播中的设施资源主要承担着科技传播业务，如科普馆、大学、科研机构等等。它们承担着向大众进行科学传播的基础作用，其总体的规模和效果对国家的科技传播能力产生重大的影响。例如，展厅面积与建筑面积的比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科普场馆的功能比例和建设投资的公众受益程度，是科普场馆利用率的反映指标之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标准，科普场馆展厅面积应占建筑面积50%以上。而我国平均为33.5%，远低于联合国的标准[5]。可见这些资源在科技传播的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⑵传播媒介，传播科技信息的载体。主要在公众和科学间起桥梁作用，它在公众科学素质提高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新闻媒体是科技传播的主力军，因为目前公众接受科技知识的主要渠道还是通过各种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方式。很多媒体十分重视科技报道。例如BBC的Rough Sciences、discover等。最近几年互联网的加入使得科技传播更加广泛和快捷也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

⑶政策支持，指国家、政府对促进科技传播作出的相关政策、法规。科技政策控制着一个国家科技活动的规模、速度和方向。恰当的经济和法律等制度，也是科技发展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社会环境[6]。在政策支持中最重要的反映就是科技经费投入量，它是反映一个社会科学技术事业的规模和发展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例如，2005年我国R&D经费投入量为298.98亿美元，占GDP比重为1.34%;而美国达到3125.35亿美元，占GDP比重为2.68%。目前R&D占GDP比例中，发达国家 >2.0%，1.5%是发展中国家与中等发达国家的混合区。

⑷传播环境，指科技传播媒介及科技传播活动赖以进行的多种条件和状况的总和。其中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是科技传播能力的重要指标。2005年我国R&D人员达到136.48万人/年，但是每万名劳动力中R&D人员只有16人/年;而日本分别为89.62万人/年和134.9人/年。

⑸传播效果，指某一特定的传播信息作用于受众所产生的效果。是反映国家科技传播速度的指标，包括有论文、著作出版等。据统计，目前国际三系统收录科技论文总数中，美国有564090篇，英国139911篇，中国111356篇。

⑹成果转换，指对科技成果的推广，科技企业、科技园、专利转让等先后成为科技成果转换的重要方式。成果转换主要指的是科技成果的转换速度和效率。目前我国2004年的发明专利授权量已经达到了49360 件，而美国以164291 件仍然位居榜首。

这六个方面将共同影响着国家科技传播事业的发展水平，而且这些方面互相依存，不可分割，构成影响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的重要因素。

鉴于上述六个方面影响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的因素，从中选取了下列反映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的具体指标，形成了一个指标体系(如表1)

3.国家科技传播能力评估模型的建立

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的研究由于涉及范围之广、影响因素之多，其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水平相对较为落后。研究工作中缺乏对某些指标的定性定量的分析和评估手段，具有较大的随机性和经验性。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化，单纯以单个或部分指标来评价国家科技传播能力方法已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需要引入数学理论尤其是各种统计分析方法。

我们基于目前学术界关于国家科技传播能力评估方法的大量研究成果，结合结构方程模型，侧重采用数据分析手段，通过模型计算出各项指标对传播能力的影响系数，进行定量分析，得到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结构方程模型，如图1。

这个结构方程模型含有6个结构变量(隐含变量)、，11个关系(自变量作用的关系为€%1～€%4，因变量作用的关系为€%[ij)。结构变量也就是潜在变量，指的是不能直接观测的变量，主要分为内生结构变量和外生结构变量。内生结构变量指至少受一个结构变量影响的结构变量即因变量，用表示，它产生的变量关系为€%[ij，图中用红色箭头标示;外生结构变量指不受其他结构变量影响的变量即自变量，用表示，它产生的关系为€%1～€%4，图中用蓝色箭头标示。

4.结论

遵循科技传播原则来设计国家科技传播能力评估的指标体系，确定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的多级评估指标体系，确立层次化、条理化的各项评价指标，使得评价指标系数合理科学。科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合理确定评价标准和评价参数，以减少失误，保证决策正确。这为当前国家科技传播能力评估工作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全面依据，提高了科技传播中决策的科学性，对于提高国家国际竞争力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翟杰全.对科学传播概念的若干分析[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

[2]许亚丹，单泠.科技传播的作用分析与发展趋势[J].中国科技论坛，2001.2

[3][6]翟杰全.国家科技传播能力：影响因素与评价指标[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4]刘佳.浅谈英国的科技传播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J].集团经济研究，2006.11

作者：童雯婷

第三篇：建设适应科技竞争与国家安全的科技情报发展体系

摘要：文章分析国家安全视域下国家科技情报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认为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形势和大数据信息环境变化对国家科技情报事业带来了严峻挑战。梳理美国等国家为提升国际科技竞争能力、适应信息环境变化趋势，加强科技情报工作体系能力建设、围绕数据资源与管理、分析方法与技术、管理协调与组织等方面战略规划与政策措施。结合我国情报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即情报学研究与情报咨询服务工作的发展模式两相分离、科技智库与科技信息咨询体系建设中“库”有余而“智”不足、科技情报发展体系不适应科技竞争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需求等，提出我国应建立和完善适应信息环境变化、科技竞争和国家安全需求的科技情报事业发展体系：包括科技情报界在内的科技界应树立强烈竞争意识的国家安全科技情报观;建立国家科技情报事业发展的组织体系和统筹机制;完善科技情报研究咨询服务的项目资助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和业务交流体系;推进科技情报研究与科技战略研究的融合发展。

关键词：信息环境;科技情报;科技竞争;国家安全;科技情報体系;对策建议

Building a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System Suitable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Key words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telligence;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national securit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telligence system;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格局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动荡变革期。同时，近二十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以科技竞争力为核心的国际竞争不断加剧，科技革命更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决定性变量[1]。世界大国和主要科技国家在国际地缘政治竞争和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都将控制关键核心科技主导权作为战略必争领域。“科技战”无疑成为国际地缘政治竞争和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主导竞争形式。国际科技竞争加剧，必然离不开科技情报工作的战略性支撑。因此，科技情报工作日益成为国家战略安全工作的核心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国家战略安全及其重要支撑的情报工作高度重视。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2];2017年6月，《国家情报法》[3]的颁布，明确国家情报工作的重点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情报参考，为防范和化解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提供情报支持”。在国家政治、经济、科技、安全与发展高度融为一体的时代背景下，保障国家总体战略安全，科技安全居于核心地位;而保障科技安全，必须发挥科技情报的独特功能[4]。

随着世界变局的不断演进，全球科技创新竞争格局深刻调整和变化，国家间竞争博弈愈发激烈。特别是在国家安全和大国竞争最核心的科技领域，大数据信息环境日臻成熟，科技情报工作面临信息环境大数据嬗变与智能情报分析技术算力升级问题[5-6]的同时，作为服务国家战略决策咨询的“参谋助手”，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环境中需要承担更加重要的使命。为此，亟须研究新世界大变局、新科技竞争格局、新信息环境等形势下国家安全需求牵引科技情报工作统筹机制[7]，发展兼具战略性、竞争性、前瞻性和协调性的国家科技情报事业。

1 信息环境变化对国家安全与科技情报工作的影响

信息环境变化影响科技竞争与国家安全情报体系建设。“情报”的概念来源于军事领域，情报范畴的“信息环境”(Information Environment)概念源自美军军事术语，指收集、处理、传播或对信息采取行动的个人、组织和系统的集合，由物理、信息和认知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构成[8]。2005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第一版《美国国家情报战略》[9]，提出国家情报“一体化”战略目标，并在之后《美国国家情报战略》(2009年、2014年)两个版本中强调“建设一个完全一体化的情报体系”;第四版《2019美国国家情报战略》指出，美国国家情报工作已在体制机制、任务流程和资源管理等方面基本实现了一体化[10]，逐步建立了融合军事情报、安全情报、科技情報等于一体的国家情报系统，并且在美国情报战略由反恐向国际竞争转向过程中表现出敏捷适应、高效响应的特点。据《美国国家情报战略》演进分析，信息环境的概念在2009年时还只是加强信息整合与共享、建立世界一流信息集成与处理系统的一种目标倡议;到了2019年，信息环境已成美国情报机构收集和处理信息的重要能力[11]，并与人工智能、自动化分析和高性能计算等日渐成熟的新兴情报分析技术应用密切相关。因此，国家安全需要关注信息环境变化，信息环境变化对国家安全情报工作提出挑战，情报工作需要及时适应信息环境变化。

科技情报工作必须适应信息环境变化重构体系与功能。信息环境是情报学科生存与发展的物质依托，既是影响情报学科研究范式演变的基本要素[12]，也是面向国家安全与发展的科技情报研究实践必须重视的关键问题之一。特别是在日益发展的大数据信息环境与信息分析技术迭代发展的背景下，实际的科技情报分析研究工作范式必须转型发展。新信息环境下，科技情报工作必须直面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必须重塑新的发展范式和能力体系，这主要有以下两大方面：

(1)科技情报工作要明确支撑科技安全与国家总体安全的发展战略定位。科技情报服务国家科技安全的战略需求愈发清晰，面向国家安全的大情报科学体系正在形成。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极大丰富了科技情报工作的内涵及外延[13]，对情报学学科体系和业务范式发展都有重要影响[14]——情报学界开始意识到情报必须与国家战略、决策支持更加紧密地联系，建立面向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大情报科学体系已成为共识[15]。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态势下，情报服务应明确面向国家战略决策方向，以任务聚焦为目标，以智库、开源情报等新的情报主体或信息载体为情报手段[16]，开展面向科技领域前沿突破、关键技术、人才、成果以及重大科学问题的系统性事实型科技情报大数据研究与集成分析[17]，发展凸显战略性、竞争性、前瞻性和协调性的科技情报决策咨询服务核心能力。

(2)科技情报分析手段要加速全面现代化与智能化。开展数据驱动的情报分析，必须借助于新型大数据信息分析工具。要关注智能情报分析技术发展应用及其对决策支撑效能的提升作用，要提升面向开源情报(信息)的情报态势感知分析能力。开源情报(OSINT)是利用对公开数据和信息的搜集、处理、分析而成的情报。大数据时代，科技情报的信息来源由传统的结构型文献数据库向学科领域科研数据[18]、政策信息(科技战略与规划的文本[19]、科技政策报告等)[20]，以及与科技问题有关的舆情信息、社会事件信息(如“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等一系列复杂结构类型的信息系统扩展。与此同时，传统的“单线程”情报链分析也难以应对日趋多源的海量信息数据。随着决策需求的问题导向日益突出，“立体化”“多线程”“并发式”的情报态势感知模式，将成为今后情报分析能力建设的主要方向。

2 国际科技竞争趋势影响科技情报工作变革发展

从科技角度观察国家安全可以预判，大国之间的科技竞争乃至科技战将成为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事关国家安全整体态势的常态化挑战。日趋激烈的国际战略竞争本质上以国家科技竞争力为核心。在这种形势下，科技情报事业对保障国家科技竞争力的作用日益凸显，而我国科技情报力量尚未对此做好充分准备。美国智库兰德公司2021年12月发布《与中国的“极限竞争”指南》报告指出，中国是唯一有潜力在未来几十年内在许多最关键国家实力方面超越美国的国家，当前一段时期是中美两国竞争态势发展的关键十字路口[21]。美国国家安全情报部门也高度关注与中国的国家竞争问题，2021年10月，美国中情局局长宣布中情局将进行改组，其工作重心将更多针对中国，其中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建立中国任务中心(China Mission Center)，为研究中国问题提供更多情报资源[22]。与此同时，美国早在2006年就成立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IARPA)，专注于颠覆性技术、先进技术等科技竞争核心领域的情报工作。这一系列举动凸显出美国作为头号科技强国对科技情报服务国家安全的战略重视程度。目前，IARPA的主任是曾任CIA科学技术局首席科学家的Catherine Marsh，其他三位副主任也都具有国防技术或国家情报工作等方面的专业背景[23]。

梳理近年来美国等国家的有关战略规划与政策行动可以发现，近十多年来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发展，美国等世界主要科技强国高度重视情报工作与国家安全战略的对接与融合，并且始终把应对大数据时代对信息环境带来的冲击作为情报工作的优先关注事项，在国家战略、数据资源、方法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令我国情报界高度关注与警惕的进展。

2.1 国家战略规划强化科技情报工作

从国家安全战略看，美国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24]中，首次明确科技情报在支撑国家安全战略发挥了关键作用[25]，主要优先行动包括：监测并破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基于来源监测和遏制生物恐怖、反网络犯罪、阻止和扰乱恶意的网络行为者、信息共享和感知以及预测全球科技发展趋势。2020年，曾任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的David R.Shedd撰文《在大国竞争时代美国需要的情报姿势》[26]，强调美国决策层和情报界都应主动拥抱数字信息时代的情报工作新变化，关注新兴智能情报技术，建立可靠的情报数据管理系统和共享机制。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2021年发布《2040年全球趋势：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世界》[27]，该报告每四年发布一次，旨在为美国总统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服务，从健康、气候、金融和科技等角度分析影响全球趋势的主要挑战，预测未来世界发展的五大潜在情景。

此外，美国国内一流智库也高度关注情报业务与国家安全发展，持续呼吁政府关注信息环境变化对情报工作的影响。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2021年发布报告《保持情报优势：通过创新重塑情报》[28]，认为美国情报系统(IC)正处于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技术创新时代，在人工智能(AI)和云計算、先进传感器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推动下，情报系统评估全球趋势和威胁的能力与模式都将变革，并提出：使用国家情报优先事项框架提高科技情报的优先级，针对情报收集、分析、分发等流程的“情报创新计划”，建立“情报创新委员会”研究新兴技术应用与风险，设置情报局局长技术投资基金，将开源情报提升为核心情报等具体建议。CSIS在《赢得科技人才竞赛：没有STEM移民改革，美国就不会领先于中国》报告中指出，在维持开放体系的同时保护科研和技术安全，利用美国开放的科学技术生态系统的优势，在国际合作过程中获得科技情报，并建议资助建设针对国际人才流动和风险评估的开源科技情报系统。美国政府问责局(GAO)2021年发布报告提出，信息环境应成为美国国防机构重点关注并着力提升的能力[29]。

2.2 数据资源战略支撑科技情报工作

情报工作是数据挖掘和分析工作，数据和信息是情报工作的关键对象。没有数据生态的支持，情报工作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美国的数据战略一贯重视生态系统建设，涵盖了从基础研究、重点技术研发到技术创新应用、协调网络建立、人才培养和技术职称等不同环节[30]，为美国科技情报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分析平台支撑：2012年发布《大数据研发计划》[31]、2016年跟进发布《联邦大数据研发战略》[32]、2019年发布《联邦数据战略与2020年行动计划》[33]，不断完善国家数据资源管理水平;美国国防部自2019年起先后发布《国防人工智能战略》[34]《国防数字现代化战略》[35]《国防部云战略》[36]《数据战略》[37]等重要文件，支持和加速了美国国防军事的数字化转型。与此同时，智库方面也不断呼吁政府加强数字化时代的数据治理能力，形成国家数字竞争优势，如2021年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发布《推进印度—太平洋地区自由数字秩序》报告，建议美政府制定综合战略发挥在亚洲地区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影响力[38];CSIS发布《数据本地化的真正国家安全担忧》报告，强调数据本地化会对跨境信息访问造成障碍，限制军事、执法、情报和其他安全部门之间的协作，呼吁美国政府加强对机构数据本地化的管理[39]。

英国2020年发布《国家数据战略》，推动数据基础、数据技能、数据可用性和负责任的数据利用等核心能力建设;同年，英国国防部发布《2020年科技战略》，强调数据驱动的创新时代，必须通过高质量的数据管理与应用水平来建立竞争优势。英国战略司令部2021年发布《战略司令部战略》(The Strategic Command Strategy)，将采用以集成技术和数据为核心的方法，整合作战人员、装备和信息，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未知环境，指引英国国防部到2025年在信息环境下实现嵌入式集成并加速转型，具备结构优化、人员数字化发展等特征。

2.3 先进方法技术升级科技情报工作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于2019年发布《AIM倡议：利用机器的情报增强战略》，旨在通过集中开发和快速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利用“机器增强情报”战略，来指导美国情报界各机构开展人工智能相关工作，从而确保情报界的战略竞争信息优势，提出了创建数字基础、数据和科技情报、采用商业和开源的“AAA”(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过程自动化(Process Automation)和情报人员增强(IC Officer Augmentation))技术解决方案。美国国防部2019年发布《国防部人工智能战略概要》将人工智能描述为“确保美国能够打赢未来战争”的关键技术之一[34]。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2020年更新《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当前被整合到军事情报、监视和侦察应用，也将广泛应用于网络空间作战、信息战、“深度伪造”以及自主武器系统的指挥和控制中[40]。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NSCAI)2021年发布的《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最终报告》，建议情报机构利用人工智能对开源和公开信息进行分析，开发一种协调和联合的方法人工智能应用于开源情报，并努力将开源分析整合到所有情报领域的现有情报生产过程中[41]。美国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NCSC)2020年发布报告《美国2020-2022年反情报战略》，强调新兴技术为情报人员提供复杂多样的情报获取与分析手段[42]。

为了应对当前信息环境变化对情报分析带来的挑战，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于2019年启动了人工智能情报研究项目“知识导向人工智能推理”(KAIROS)，利用大数据技术构建全球事件库，采用有监督的机器学习技术训练系统对事件类型和关系的理解能力，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对海量事件信息的实时分析与预测(详情见图1)[43]。

2.4 组织体系变革保障科技情报工作

9·11事件后，美国情报界加速情报体系一体化的改革，成立了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领导下的美国情报界(Intelligence Community，IC)，现有成员机构18家(机构情况见表1)。情报组织体系一体化改革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各情报机构和部门间互相独立、分割的局面，促进了各机构间协作与共享，这为情报智能化过程中技术的共享流动扫除了体制障碍。同时，美国也逐步建立起了情报融合中心网络，并且形成了通过“信息共享环境”(Information Sharing Environment，ISE)连接的“联邦政府—州级政府—地方机构”三层树状结构[44]。美国情报融合中心网络以及信息共享环境的实践颠覆了传统的情报工作模式，为信息环境下情报工作的转变发展奠定了基础[45]。

从全球视角看，美、英、加、澳、新五国自1946年起就组建了以情报共享为主要功能的“五眼联盟”。近年来，为了遏制中国全面崛起，“五眼联盟”国家均成立网络安全中心机构(见表2)，执行网络威胁情报整合、分析、共享的任务[47]，频频在国际网信领域“搞阴谋”“秀肌肉”，并且极力拉拢非联盟国家形成针对我国的情报对抗阵线。

3 我国科技情报工作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科技情报工作发展中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科技情报机构支撑咨询能力与政府科技决策需求间存在缺口;科技情报体系缺乏自上而下的有效的组织机制;科技情报人才素质参差不齐[48]。科技情报工作缺乏总体发展战略规划，部门所属的科技情报机构各自为战。随着近年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不断推进，情报机构特别是专业型科技智库支撑政府决策咨询的能力得到持续提升，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情报支撑政府决策的需求缺口，但科技情报机构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充分认可、没有被纳入到新型智库建设体系。在面对国际形势和信息环境方面的复杂深刻变化时，科技情报工作在国家安全与发展工作中的新老问题空前凸显，特别是在主要国家纷纷瞄准国际竞争新形势、新需求，大力推进科技情报体系建设、提高国家科技情报能力的大背景下，我国科技情报事业发展仍然存在一些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情报学研究”与“情报研究服务工作”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长期脱节、发展模式两相分离。在情报学领域，随着数据密集型科学研究新范式的日臻发展，科学研究日益成为数据驱动的知识发现活动[49]，情报学科业已从传统的文献计量评价发展到目前的多层次科技评价、专业领域科技情报研究、科技大数据的知识发现等服务科技决策和科研决策阶段。今后一段时期，在融合了数据科学、学科信息学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等新兴学科理论、方法和技术后，面向国家安全、国际科技竞争等战略需求的知识发现分析研究框架也逐渐清晰。具体而言，情报工作的主要模式将包括科技综合态势感知、演进趋势追踪、前沿突破监测识别、竞争状态预警、潜在情景预测等等。但在我国科技情报界的实际发展中，由于科技情报主体的服务对象不同——科技口省部级单位及地方政府，大多都有专门的科技情报机构提供决策咨询服务;高校中的情报工作以学科教育为主(管理类院系)，兼有学科情报服务(图书馆)和校级决策咨询等工作——导致我国情报界长期存在决策服务范式与信息服务范式之争的问题[50]。高校的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偏重于理论方法研究而难免“务虚”，基本上归于信息资源管理、信息服务范畴。科技口省部级单位中的科技情报工作，则强调应能够真正支撑科技领域科学决策的需求，而须“务实”开展专业领域科技情报与科技战略研究，一定程度上说，这类科技情报工作基本上就属于科技领域战略研究的范畴。所以二者的话语体系其实不尽相同，发展步调也不尽一致，导致情报理论方法创新脱离于专业科技情报研究业务的范式变革进程。

科技智库与科技情报信息咨询体系建设中“库”有余而“智”不足。“科技智库”有余，“科技战略智库专家”不足;“科技数据库”有余，“智能分析技术”不足等。科技情报工作是智库开展战略前瞻研究的基础性核心工作。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启动建设以来，我国智库数量迅速增长。仅据《全球智库指数》的不完全统计，2020年上榜的中国智库达到1413家，较2015年的435家增长2倍以上[51]。在此过程中，以科技战略情报研究为主的科技智庫数量也随之大幅增长。决定科技智库决策咨询影响力最关键的是科技战略智库专家、思想型智库人才。但从目前复杂变化的国际竞争形势与国家安全需求的角度来看，壮大科技战略智库专家在内的战略科学家群体既是我国在新时代从根本上提高原始创新能力的关键任务，也是在新一轮国际科技竞争中占据制高点和赢得主动权的关键支撑[52];另一方面，随着大数据信息环境的发展，与科技情报有关的各类文献数据库、特色领域数据库、政策数据库等支撑科技情报分析的信息平台加快建设，但距离真正建成有实用价值的“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53]”还有较大距离。在避免信息资源重复建设、碎片管理、低效利用等问题的同时，也需要充分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方法，加强智能分析算力，提高科技大数据的情报化智能分析利用水平。

国家科技情报事业的工作组织体系不能适应国际科技竞争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需求。总体国家安全观特别是科技安全的要求已为我国未来情报工作和服务指明了重点和方向，集中统一、高效协调的国家科技情报工作制度是推动国家情报工作有效发挥决策支撑作用的重要保障，而国家情报工作制度构建的逻辑起点是解决国家安全问题[54]。纵观主要国家科技情报发展历史，自20世纪50年代起，欧美等国纷纷成立国家科技情报机构，普遍建立起三种类型的科技情报机构：一是科技情报咨议机构，负责研究讨论科技情报工作的方针政策，发挥科技情报管理智库作用，如日本国家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所(NISTEP);二是科技情报职能机构，负责科技情报工作的政策制定、规划设计、经费分配、组织协调、交流培训、标准规范和业务研究的组织管理等，如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下设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三是科技情报事业机构，承担文献、数据等信息资料的收集审核、加工存储和利用工作，如美国国家技术信息服务中心(NTIS)[55]。对比来看，我国在国家层面上缺少关于科技情报工作的具体归口政府管理部门，也没有国家级的统筹规划国家科技情报事业发展的业务机构和研究机构，导致情报元素淡化(“情报”难寻)、核心领域模糊、学科定位争议等，更为重要的是情报工作需要“绕道”至政务信息、战略规划、科技监督、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等职能司局机构，才能勉力发挥决策咨询作用。此外，科技情报机构在国家科技体系中受重视程度也不够，有的机构在其组织体系中存在感较低、专业化定位较弱。这显然不利于有效统筹科技情报事业涉及到的机构管理、项目资助、人才培养等具体工作。

4 建设适应科技竞争与国家安全的科技情报事业发展体系

科技情报工作是国家科技安全的哨兵。随着近年来国际形势风云突变，科技竞争力成为国家竞争优势的最重要构成，主要国家均高度重视科技情报工作的能力变革与创新。比较来看，当前我国科技情报体系的创新发展水平还有待提升，与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新时期以科技情报服务国家战略决策需求为导向，以发展更具战略性、竞争性、前瞻性和协调性的国家科技情报工作为目标，我国应建立和完善适应信息环境变化、科技竞争和国家安全需求的科技情报事业发展体系，以应对长期国际科技战略竞争、服务国家安全特别是科技安全，促进我国科技情报事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

(1)包括科技情报界在内的科技界应树立强烈竞争意识的国家安全科技情报观。竞争已成为科技发展的主旋律。科技领域的发展遵从科学技术发展规律，有跟跑、并跑和领跑之分，但我国科技界必须提高科技竞争能力和建立更多的竞争优势。科技情报工作是一种“耳目尖兵和参谋”能力，强调的是能够以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针对性的思想成果有效满足国家科技发展的战略决策需求，因此科技情报工作更要有“先行一步”的竞争能力。在以科技竞争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科技情报界应以国家安全发展为根本出发点，以有力有效支撑我国在国际科技竞争中建立和扩大竞争优势为目标愿景，全方位高度关注和研判国际科技竞争核心要素和竞争环境变化态势，不断产出服务我国科技竞争发展的高水平科技决策咨询思想成果。

(2)建立国家科技情报事业发展的组织体系和统筹机制。立足科技竞争与国家安全新形势下国家科技战略决策对科技情报支撑能力系统提升这一根本需求，在国家科技主管部门成立科技情报主管机构统筹规划和指导全国的科技情报事业发展，制定国家科技情报工作规划，牵头组建类似于“国家科技文献信息中心”的“国家科技情报中心”，以统筹国家科技情报资源组织开展战略情报咨询，汇聚体制内外多方优势科技情报力量，打造真正发挥“耳目、尖兵、参谋”作用的国家科技情报智库体系。在此机制下，明确“科技情报智库”的机构定位和目标，认定情报智库机构、情报专家等，组织开展与美国情报委员会的《全球大趋势》类似的《全球科技趋势》报告的重大科技情报研究咨询活动。同时，借助网络化数字政务机制畅通科技情报智库咨询渠道和研究成果报送与宣传体系。

(3)完善科技情报研究咨询服务的项目资助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和业务交流体系。情报工作对战略决策、战略研究等的敏捷响应能力，离不开日积月累的科技情报跟踪监测与分析机制。整体来看，目前我国缺乏科技情报业务的专门资助渠道，部门对所属的情报机构的有关项目经费资助力度也偏弱，甚至需要在其他项目体系中争取经费以“反哺”科技情报业务发展。建议在国家科技情报主管部门与“国家科技情报中心”体系架构下，设立科技情报项目的专项支持计划，同时创立年度的国家级科技情报学术论坛，开展科技情报专业人才培养，特别是要重视使用和培养科技情报的战略科学家。

(4)推进科技情报研究与科技战略研究的融合发展。战略研究对科技情报的需求体现在洞观世界科技发展态势、前瞻全球创新竞争格局、研判国家战略博弈锋面等方面。在科技战略研究与决策咨询服务的价值链上，科技情报业务与科技战略研究是融合发展、相辅相成和相互促进的。应该机制化形成科技情报、科技战略研究融合发展的研究工作体制机制，避免情报工作成为战略研究的“开胃菜”而一用了之。特别是在实战的以下主要类型的科技战略研究中，科技情报研究与科技战略研究应高度融合发展：以科技战略与规划、科技政策与管理为代表的宏观科技領域战略研究;以领域方向前沿态势感知、趋势预测、突破识别等为代表的学科领域战略研究;以产业技术突破监测与技术趋势分析、产业技术路线规划研制、产业技术竞争等为代表的科技产业创新研究等。机制化的科技情报与科技战略研究融合发展，将充分发挥二者的优势并大大提高科技战略研究咨询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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