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程序法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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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行政程序法论文范文

行政程序法湖南破冰

这是中国首部系统规范行政程序的地方规章，同时也是一部填补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空白的地方立法。

里程碑式的立法

9月20日，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法治政府建设与行政程序——《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高峰论坛。出席论坛的不但有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国家行政学院的权威行政法学专家，还有来自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等机构的负责人。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下称《规定》)只是一部地方性行政规章，为何引来如此隆重的关注?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应松年认为，《规定》是我国首部系统规范行政程序的地方规章，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这个规定的颁布和实施，使我们对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的讨论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现实文本，不再是纸上谈兵。这一规定的颁布和实施，为我国法制政府建设和行政程序制度的完善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应松年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湖南省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许显辉介绍说，于10月1日施行的《规定》，自去年初即开始酝酿起草。今年2月18日，《规定》草案公布征求意见，4月9日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通过。

《规定》共十章一百七十八条，以“公民享有更多程序权利，政府承担更多权利义务”为立法思路，贯穿了公开、参与、高效便民、信赖保护这四大原则。

“三统一”的创举

行政法学界对《规定》给予了高度评价。

有专家认为，从具体的条文规定来看，行政程序的规范化程度得到了大大提升，行政公开度和公众参与度在全国的行政立法体系中也是遥遥领先。这是一个开明的省政府与一个饱含智识的行政法学界的一次成功合作。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公众参与研究中心主任王锡锌认为，《规定》的最大亮点在于确定了行政程序的两项最基本的原则：行政公开原则和公众参与原则。这两大原则如同《规定》的“飞天两翼”。

王锡锌认为，行政公开原则和公众参与原则是现代政府行政管理的两大支柱。今年来发生的重庆钉子户、厦门PX项目、上海磁悬浮争议等事件，反映出我国政府在行政公开和公众参与机制上的缺失。

“按照行政公开原则和公众参与原则。政府的行政程序首先应该是决策公开、公众参与，然后才是补偿乃至责任追究。”王锡锌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行政公开原则必然要求政府信息公开。这使人联想起今年5月1日刚刚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该条例的目标即在于打造一个现代“阳光政府”。

“《规定》里的行政公开的范围要比政府信息公开广泛，其不但规定一般政府信息的公开，还规定了过程公开，也就是行政会议公开制度。”王锡锌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规定》的第149条规定，行政机关召开涉及公众切身利益、需要公众广泛知晓和参与的行政会议，可以公开举行，允许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出席旁听。

《规定》中的规范性文件“三统一”制度，也被学界看作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一大创举。

所谓规范性文件的“三统一”制度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范性文件实行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发布。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目前政府信息载体较多，但缺乏统一的、规范的政府信息发布平台，公民往往难以辨别信息的真伪，难以得到完整、权威的政府信息。

《规定》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规定，所有的政府红头文件必须统一编号、统一登记、统一公布，第一次规定了统一政府信息发布的平台，且明确规定：没有公布的信息不得作为政府行政管理的依据，也对行政相对人不具有约束力。

听证会是公众参与的高级形式。《规定》专辟一章规定了“行政听证”，分一般规定、行政决策听证会和行政执法听证会三节。

《规定》中规定的听证制度，新颖之处在于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对听证意见的合理考虑义务，以及在未采纳情形下的说明理由义务和行政公开义务。而以往的法律规定往往只是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听证意见，但对于是否采纳听证意见没有进行程序上的延伸规定，导致一度轰轰烈烈的听证会落下了“流于形式”的印象。

王锡锌认为，《规定》强化了听证会程序中的说明理由和行政公开的法定义务，这将使得行政决策的恣意性被大大排除，公众意见有了真正得到尊重与采纳的可能。

针对一些地区曾出现的“红头文件”过多、过滥和违法滥设权力问题，《规定》借鉴了美国联邦登记制度以及我国上海、广东等地的做法，规定了规范性文件登记制度、自动失效制度：政府的规范性文件有效性只有5年，标注了“暂行”、“试行”的文件有效期为2年，有效期满则文件自动失效。文件的制定机关应在文件有效期满前6个月对文件进行评估，认为需要继续施行的应重新公布，需要修订的则要按程序办理。

“先地方后中央”的立法路径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万华是《规定》的主要起草者之一，她认为《规定》的出台，对于我国行政程序法立法的路径和内容都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立法路径来讲，它实际上已经终结了学界之前的争论。

此前，对于行政程序法立法的路径的学界一直在争论一个问题：是先中央后地方，还是先地方后中央。

“这个规定出台后，我想中国的程序法典路径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先地方后中央的立法路径。”王万华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副主任许安标认为，回顾我国的行政立法过程，可以归纳为“三波浪潮”：

第一波浪潮，是以权利救济为核心的立法浪潮，其标志是《行政诉讼法》的出台;第二波浪潮是以《行政处罚法》为标志的行政程序法制化的浪潮;第三波浪潮以《行政许可法》为标志，是对政府职能转变的立法浪潮，从更深的层次问题上回答了政府要干什么、不要干什么的问题。

“在这三波浪潮里面，我们都已经深深地感受到了程序在这里面所起的作用。湖南省政府推出的行政程序规定又把这个立法浪潮向前推进了一个层次。”许安标说。

1989年出台的《行政诉讼法》是我国首部部分规范行政权力的行政单行法。此后，我国出台了《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多部行政行为单独立法。由此，确立了按行政行为的类别划分的单项立法模式。

虽然，行政法学界有过多次呼吁，由于行政程序法是行政法体系的核心，是基本法，应尽快出台行政程序法。但是，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始终没有出台。

王锡锌认为，单项立法模式有其合理性，但是局限性也很明显。主要体现在：多部行政行为单独立法，不完整、不系统、难以衔接统一。这不但造成了立法资源的浪费，也不利于行政管理模式的创新。所以，目前需要进行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

“很多年前，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一位老领导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我们的行政立法实行的是‘先零售后批发’的制度，先‘零售’了《行政处罚法》，接着要‘零售’《行政许可法》，可能以后还会涉及到收费法，检查法等等。这种‘零售’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恐怕是时候需要‘批发’一个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了。”马怀德如是说。

马怀德期待着统一的全国行政程序立法能够在《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基础上加快实施。“如果一时半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希望是‘地方包围中央，农村包围城市’，希望通过地方立法来推动中央立法。”

应松年也认为，在行政程序法规的制定上，地方先行一步意义重大。地方可以根据自身实际试行。国外很多地方也是先从地方开始，再到中央实施。以德国为例，其行政程序立法也是最先在其地方政府开始的。

作者：许　浩　孙晓巍

第二篇：行政程序法典将成为我国保障依法行政的基本程序法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以及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目标的确立，我国调整行政基本关系的立法步伐大大加快。制定行政程序法已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已经开始征求意见，进行立法调研。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介绍，2005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已有代表提出议案，建议尽快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并就行政程序法典的基本框架、调整范围、主要内容等提出过具体意见和建议。笔者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也曾把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作为提案递交全国政协，并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

一、什么是行政程序?什么是行政程序法?

对普通百姓而言，行政程序或许还是个比较陌生的术语，但近些年来不断见诸媒体的各类“听证会”，已经使人感受到行政程序的“魅力”。由于受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我国对于程序方面的立法往往不如对于实体方面的立法那样重视，尤其是有关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方面程序的要求历来是一个盲区。政府行为要不要依法，尤其是需要不需要依照法定程序办事，过去在许多人头脑中的答案是否定的，至少是模糊的。然而，这些年来情况已经有所改观。特别是我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和实施，使人们开始意识到行政机关必须依法办事，其中包括必须依法定程序办事;同时，由于行政机关违反法定程序而被公民告上法庭的报道也不断见诸报端。当然，情况也不容乐观，虽然我国近十多年来相继制定了《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重要行政法律，行政强制法、行政收费法等也在加紧制定过程中，但从整体上看，我国行政法律、法规中程序法不发达、不清晰的情况依然存在，许多程序性规范往往混杂甚至淹没在实体法中，对程序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尤其缺乏统一性和可操作性，而且还有许多重要的行政行为仍然处于“无法可依”的无序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无疑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反映了人民的呼声，它的出台无疑将对中国的行政法治建设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程序，是人们按照时间前后安排自己行为的步骤和顺序，它体现了事物之间客观的、内在的联系，也体现了人的活动的有目的性和有序性。行政程序是有别于立法机关的立法程序以及司法机关的司法程序的行政机关的工作程序。现代行政程序法既要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程序，同时也要规范行政相对人的行为程序，但它主要是规范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步骤、方式、顺序、时效等方面的规则。现代行政程序法的直接功能是规范、约束、监督行政权的合理行使，一方面促进行政机关工作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防止行政机关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使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得到切实的保障。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行政程序法的本质是人权保障法。行政程序法的存在有两种形态，一种是行政程序法规范分散存在于行政法律、法规、规章中，往往涉及规范某一种类的行政行为的程序;另一种是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是行政程序的基本法，也是行政程序的统一法典。现在，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行政程序法是指后一种，就是要借鉴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制定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

二、为什么要制定行政程序法?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人际关系交织的社会中，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更加紧密，整个社会生活离不开管理，以至于我们每个人都免不了要同政府打交道。西方有句俗语：现代人“从摇篮到坟墓”都离不开政府的管理，此言并非言过其实。但是，还要看到，政府管理也免不了有偏差，因为政府的行为是由政府工作人员做出来的。政府工作人员也有七情六欲，如果没有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他们很容易做出伤害人民的事情来，这就是要求政府依法办事最浅显的道理。除此之外，政府工作人员也有行政能力和认识水平高低的问题。因此必须约束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提高他们的执法水平。除了对他们的实体法方面的要求外，很重要的就是对他们行为的程序法方面的要求。因为政府工作人员随心所欲办事，往往集中地表现在他们不按法定程序办事，想怎样干就怎样干，以致背离政府存在的目的。大家知道，历史上各类专制政府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信息不公开，搞暗箱操作，什么事情都不让老百姓知道;专制政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蛮不讲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现在我们已经处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时代，情况已经大变。但是，应该看到我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官本位、权力至上的传统没落观念还不可能荡涤干净。即使经过了多年的改革开放，旧观念、旧传统还有相当大的市场。我们的资讯公开还有许多的限制;有些执法部门乱处罚、乱征用、乱强制，根本不讲什么理由，更不告知人民救济之道。近几年，听证之风开始盛行，但群众反映说：有些物价听证会完全是走过场，听证笔录没有实际意义，听证也就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实际上，老百姓为政府行为所苦，往往居多是为繁杂的行政程序所苦。有一种情况是我们经常会碰到的，一项正常的申请，行政机关总是拖着不办理;到行政机关办事，往往找不到人，办不成事。特别是要多个行政机关同意的只要一家行政机关不到位，申请人就只能“死”在那里。我们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调查中发现，当前行政执法人员执法缺乏程序意识还相当普遍和严重。行政执法人员为尽快达到行政管理的目的，有时不顾法律关于执法方法、执法步骤等的程序性规定，任意简化甚至取消程序;有些行政执法人员漠视相对人在行政管理中应当具有的程序性权利，根本不容许申辩，被处理人刚一申辩就斥责为“态度不好”，于是加重处罚，老百姓有口难辩，有冤难伸。在有些地方的所谓市容执法“突击活动”中，比较常见的是，城管人员执法时不出示任何执法文件和身份证明，随意罚没贵重物品，不予开具扣押清单，甚至对老百姓拳脚相向。产生这样一些违反乃至践踏程序的行政行为，势必严重损伤行政机关与执法人员的形象，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利益，跟建设和谐社会目标显然是背道而驰的。这种种情况都凸现出当前我国制定专门的行政程序法典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三、当前制定行政程序法典重点解决什么问题?

现在，世界上法制健全或者比较健全的国家和地区，通常都制定了比较完善的行政程序法，具有统一行政程序法典的国家和地区也不在少数。但各国、各地区的行政程序法典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有很多差别，都反映了本国、本地区的实际情形和具体要求，不是千篇一律的。中国有独特的国情特点，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善于借鉴和吸收别国、别的地区已有的制定行政程序法典的经验，另一方面一定要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来制定适合中国人民所需要的行政程序法。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个民主的有限的高效的政府，是一个服务型政府、责任型政府、法治型政府，这个政府所遵循的程序必须是体现公平、公开、公正的符合理性、保护人权的程序，在法律上来讲，就是要建立起一套行政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其直接目的就是以正当法律程序来控制公权力，主要是控制我国行政权的行使。因此，我们不能期望“毕其功于一役”，把所有的好的行政程序制度统统规定下来，也不能面面俱到，幻想我们的行政程序一步登天，天衣无缝。

第一，我们要确立行政程序法典的立法目的或者叫目标模式。根据我国国情，我们的目标模式应该是确立公正与效率兼顾、公正优先的模式，这是比较先进的，也是最适合中国发展中的国情的要求。行政程序法典的立法目的无非是贯彻依法行政、保障人民利益和提高行政效率这三项。

第二，行政程序法典必须确立我国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还在总结、概括、提炼过程中，但法治、公开、公正、公平、参与、便民、统一、效率等原则已经逐步成为共识。

第三，关于调整范围。总的来看，要看到世界行政程序法立法潮流是逐步扩大调整范围，我国也有这种实际需要。因此，中国行政程序法典不能完全不顾及实体法规定，但肯定以调整程序内容为主;在处理调整内部行政程序和外部行政程序关系问题上，应该以调整行政机关与外部行政相对人关系的程序为主，但也要兼顾内部行政程序的必要规定;行政程序法典主要调整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但是对于抽象行政行为不能不顾，尤其是必须针对我国目前规章以下的抽象行政行为(规范性文件)特别多、特别乱的情况，作出必要的程序性严格规定，有利于基层社会法治的实现;行政程序法典当然应该以规范各类行政行为共通的行政程序为主，从而使各类行政执法都共同有所遵循，但有些重要的、特别是新型的行政行为应有的一些特别行政程序(如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也需要在法典中作出规定。

第四，哪些制度和哪些程序必须重点加以规定。为了保障“正当法律程序”在中国行政法上的确立，信息公开制度、听取意见制度、说明理由制度、管辖制度、告知制度、回避制度、证据制度、救济制度等制度必须建立，而且要有明确而细致的程序规定。这些基本的制度和程序如果不能确立，行政程序法就会沦为空谈。

第五，必须确定违反行政程序的法律责任。这是行政程序法典必须解决的问题。违反行政程序的法律责任一直是相当困惑的难题。一般而言，行政程序可以分为法定程序和非法定程序，有的国家称之为强制性程序和任意性程序。对于非法定程序，行政机关有采用或不采用、这样运用或那样运用的选择权力;但对于法定程序，行政机关应该严格遵守，特别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带有强制约束力的行政程序，行政机关不能阳奉阴违。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属于违法行为，行为人必然要受到法律的追究。这里又要区分几种情况，一种是很轻微的瑕疵，对行政相对人不造成损失，那么可以采取补正等方法;如果违法情况比较严重，构成较明显的瑕疵，那么会由有关部门或机构予以撤销(撤销后该行为可以按照法定程序重做)，造成公民损失的应予以赔偿;还有一种更严重的情况，即构成违反行政程序法的严重瑕疵，那就可能宣告行政行为无效(自始没有效力)，也不允许行政机关再作出此种行为。此外，对于不同性质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法律责任的追究会有所区别，例如对于行政相对人的授益行政行为与不利行政行为同样违反法定程序，追究的责任会有所不同。以上只是简单的设想，行政程序法典将会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作出更细致、更科学的规定。

四、我们如何积极准备和迎接行政程序法典的出台?

行政程序法典的出台将是我国行政法发展史，乃至我国走向法治国家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正如一位行政法专家所说的：“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不仅为政府，为所有行政主体实施公法行为提供统一的、规范化的、标准的‘操作规则’，同时也将为全体国人通过一部系统的行政法治教材。”因此，行政程序法典的制定过程不仅是完成一个立法的系统工程，同时也是对全体人民，特别是对我国公务员队伍完成一次系统的、深入的现代行政法治教育工程。

第一，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是在党的领导下实行的法治，我们的政府是党领导下的政府。党的执政能力充分体现在依法执政方面。要想搞好依法行政，首先需要依靠党的领导。因此，行政程序法典的出台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法治道路上的创举，应该引起党的各级领导和全体党员的高度重视。由于历史条件等复杂原因，目前我们党内有些同志还存在着党委权力大于法律权威、政策威力大于法律效力等观念，还缺少关于国家机关严格依法办事，特别是依照程序法办事的观念和习惯，缺少权力应受制约、以权制权、以法治权等观念。因此，通过行政程序法典的制定和实施，对全体党员特别是担负领导责任的党员干部将提供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

第二，行政程序法典的制定和实施对于我国公务员队伍素质的提高意义非凡。行政程序法典的出台将标志着我国行政领域内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的巨大进步，这对国家公务员队伍也将提出更高的要求。许多国家和地区实施行政程序法的经验表明，公务员对于行政程序法的自觉接受程度往往决定该法的实施效果，而且在开始实施该法时又往往遭到行政人员的抵制，因为行政程序法要求行政程序的公开性、透明度，要求一切为了便利行政相对人，这对一些习惯于“我用权，你服从”思维方式的人来说会感觉非常“麻烦”、非常不适应。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实施行政程序法对于政府工作人员来说无疑是一场观念上的革命。他们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对于行政立法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来说，真正制定好一部行政程序法典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我们可以借鉴许多国家和地区已有的立法经验，但毕竟不能照搬照抄。中国幅员辽阔，情况复杂，从中央到地方行政机关林立，在社会转轨时期社会矛盾空前复杂的形势下，行政职能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要对各种行政机关的行政程序作出具有相当统一性的规范，必然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立法技术等方面的困难，因此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进行立法调研，就标志着这项有意义的工程已正式启动，但后续工作还很多，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和协作。

第四，实行法治的最终动力在于人民，而行政程序法典的制定和实施最基础工作的成功有赖于最广大人民的法律意识，尤其是民主宪政意识和行政法治意识的提高。如果公民缺少民主意识，缺乏对于公共权力的监督意识，缺乏对于公共社会生活的参与意识，那么行政程序法典所赋予公民的程序性权利，包括获得通知权、陈述权、抗辩权、听证请求权、回避请求权、卷宗阅览请求权、诉愿请求权等等都不会、不敢或不善于运用，那么最好的权利规定也都将停留在文字上。只有当人民的程序法律意识普遍提高、人民监督政府的民主政治意识普遍成熟时，行政程序法典才能真正在中国得以实施并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作者系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行政法学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

作者：杨海坤

第三篇：行政程序法之理论基础刍议

[摘要]：行政程序是法治行政的重要内容。依法规制行政程序是实现行政主体自我控制自由裁量权的必要之途。为了促进行政程序法治的建设和完善，必须加强行政程序法理论基础的研究。在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就是正当程序理论。正当程序理论是通行与世界法制发达国家行政程序法的共同的理论基础。我国正当程序理论的内涵即包括行政主体的法定义务，也包括行政相对人的法定程序权利。夯实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需要强化行政主体的法治意识。

[关键词]：行政程序　正当程序　理论基础

一、行政程序法及其理论基础的意义

所谓理论基础是指一门学科在研究其对象和范畴时作为基本立论的理论依据，它在构建学科理论与方法时起着支撑或指导作用。

在法治行政中，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不仅要有实体法律上的依据，为保证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特别是防止行政主体的恣意妄为——在使用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时，违背合理性，滥用或超越职权，要求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程序。法治行者观念是一种状态，而实现这种状态必须要以行政主体严守法定程序进行行政管理行为为前提。

法律规范从其规制法律主体行为的内容上来看，可以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实体法律规范有授权性规范、禁止性规范，义务性规范，程序性法律规范是规定法律主体行为所应当遵循的方式、步骤和时限。

行政法治实践中，行政主体违背宪法法律的实体规定公然从事未经法律授权的行政行为，在建设法治国已成燎原之势的今天，已经鲜有发生;但违背法定程序，从而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导致行政行为违法的案例已经占到行政违法的大多数。甚至导致像贵州省瓮安那样的官民矛盾激化。

有鉴于此，依法定程序控制行政权的行使被作为新的控权方式而提到行政法制建设的日程上来了。研究行政程序法，只有明确其理论基础，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行政程序法的历史，也充分证明：其产生和发展，与行政程序法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直接的联系。

二、中国行政程序法理论基础是正当程序理论

(一)正当程序理论的来源

美国学者罗尔斯曾提出过程序正义理论，他认为，公正的法治秩序是正义的基本要求，而法治取决于一定形式的正当过程，正当过程又通过程序来体现。他把正义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来加以类型分析：在纯粹正义的场合，一切皆取决于程序要件的满足，不存在结果正当与否的任何标准。在完善正义的场合，虽然存在关于结果正当与否的独立标准，但程序总是导致正当的结果。在不完善程序正义的场合，程序不一定每次都导致正当的结果，程序之外的标准便具有较重要的意义。其典型事例为刑事审判，无论程序要件如何完善，也不能避免冤假错案。程序正义的概念，在适用于法律程序是就成为法治。

程序正义，内涵正义的正当程序应当成为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

正当程序理论是程序法的共同的理论基础。诉讼程序法，亦即司法行为程序法，法院主导的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要以正当程序理论为其理论基础，行政行为的程序法也要以正当程序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同司法公正一样，行政公正也包含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前者要求经过程序所确认的结果是否准确的认定了事实和正确的使用了法律;后者关注程序的过程，即程序的内在价值，其标准是程序本身是否符合公正程序的某些基本要素。

在程序活动中，尽管当事人对行政结果可能不服，但由于程序内在价值的实现而接受对自己不利的后果。这种程序的功效就被称为程序的正当化功能。正当程序理论是公认的行政程序法的首要的理论基础。

(二)正当程序的内涵

由此我们知道正当程序以自然公正作为其正当与否的最低标准。为了阐述方便，我们从行政法律关系的双方主体两个方面来论述正当程序的最低要求。行政主体在行政行为过程中应当遵循的正当程序有;第一，向行政相对人的告知义务。行政主体的告知内容有行政行为之初的告知：如要亮明自己的身份，向行政相对人说明执法依据，包括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说明行使的职权及其职权的正当性)，目的是向相对人展示自己“师出有名”;行政行为之后的告知，如告知相对人救济途径和期限。其次，告知的程度要达到行政相对人充分了解的程度。章剑生教授把这里的“告知”界定为“法律上的到达”：被告知的行政行为在经过了一个法定程序以后，已形成了行政相对人充分了解被告知的行政行为的客观条件，在法律上可以推定它已经到达了行政相对人知悉范围。这种解释是比较到位的解释。

第二，行政行为说明理由。特别是行政主体做出对相对人不利的行政决定的场合下，行政主体应当向行政相对人说明理由。行政主体说明理由的义务就是行政相对人知情权的内容。说明理由的内容就是向相对人说明如此行政处分的道理(即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说明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特别使自由裁量权的正当行使。这种义务的履行，对当下实现官民和谐又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它又为日后可能接受司法审查奠定了基础。

(三)、正当程序理论成为行政程序理论基础的法理依据

程序应当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行政程序也应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基础。作为部门法的理论基础，从理论高度上看，应当具有指导力;从理论广度来看，应当具有涵盖力。从理论深度来看，应当具有渗透力;从理论密度来看，应当具有浓缩力。正当程序理论不仅能够对行政程序实践有指导力，能够涵盖行政程序法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而且能够渗透到行政程序的始终和行政法律关系的双方主体的行为。正当程序理论能够成为承受起整座行政程序法的重任。

三、夯实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促进行政程序法的健全完善

在有着重实体轻程序传统的中国，进行法制建设必须要从薄弱环节人手，如此才能革除流弊，促进社会发展。对于有着两千多年法律虚无、法律工具论和官本位盛行的中国，使正当程序理论成为各级各类行政主体的观念基础，继而主动践行行政程序法律规定，自觉维护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抗辩权和自我约束自己的自由裁量权与合法合理的限度内。难度应当是更大的。由此可见，行政程序法的建立和完善过程就是培养和提高行政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法律意识的过程，就是将正当程序内化为自己行政行为指导思想的过程。路漫漫兮而修远兮，吾辈将上下而求索!

作者：赵宝华　王书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