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特别程序性质论文

内容摘要：有关机关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提起的海洋环境诉讼，其所保护的客体是环境公共利益，因此在性质上属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根据目前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框架，海洋环境行政机关、检察机关与符合条件的环保组织，都有提起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资格，其中又以海洋环境行政机关为优。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行政特别程序性质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行政特别程序性质论文 篇1：

非讼程序与相关概念的比较区别

摘 要：非讼程序是法院用以解决民事非讼案件的审判程序，它是民事审判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非讼程序与诉讼程序、特别程序、ADR和确认之诉之间有诸多不同。厘清它们之间的界限有助于澄清对于非讼程序的模糊认识、提高该程序在适用操作上的准确性及对其适用的自觉性。

关键词：非讼程序;诉讼程序;特别程序;ADR;确认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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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讼程序是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民事程序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注重弹性，快捷、便利以及经济等特点。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诉讼规则从一元化到多样化转变，司法理念从司法克制主义到司法能动主义转变，程序理念从追求程序的公平与正义为核心的程序保障理念到公平与效率、程序安定与弹性并重的程序理念的转变。这些转变使得研究非讼程序成为现代社会对民事诉讼提出的必然要求。然而，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上并没有非讼程序的概念和立法例，我国的非讼研究才刚刚起步，有不少人对非讼程序了解不够，极易混淆它和其他相关概念。因此，厘清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别对于更好地研究非讼程序，发展非讼程序相当必要。

一、非讼程序的概念及特点

非讼程序，是指法院用以解决民事非讼案件的审判程序，它是民事审判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1]。根据案件的性质不同，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行使审判权处理的案件可分为诉讼案件和非讼案件两种。诉讼案件以存在对立双方当事人且当事人之间存在民事权益争议为基本特征，非讼案件则以没有对立的双方当事人且不存在民事权益争议为显著特征。处理非讼案件的非讼程序有其自己的特点：

1.没有对立的两个当事人就实质问题有争议。在非讼程序中，没有对立的两个当事人，也即没有原告与被告的观念。申请人提出申请的目的在于要求法院确定一定事实，由于没有对立的当事人，故不可能存在争执。

2.追求案件的简易、迅速处理。由于非讼案件没有讼争性，因此，法院不需要经过复杂的辩论及调查取证才能做出裁判，而以简便易行的程序做出裁判。

3.采职权主义。非讼案件尽管不存在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争执，但是，它会引起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发生、变更或者消灭，因此对案外人权利义务的内容甚至对整个社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稳定都可能产生巨大影响。为此，非讼案件有较强的公益性。加之要求做出简易、迅速的裁判，那么非讼程序采取职权主义就相当必要。

4.不同类型的非讼程序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非讼程序的类型大体划分为民事非讼程序，商事非讼程序和家事非讼程序。这三种非讼程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不同类型的程序，在它们之间几乎找不到什么共通性。即便是同属一种非讼程序的不同纠纷之间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并列关系”。因此，日本学者将非讼事件法戏称为“百货店”式的法律[2]。

二、非讼程序与诉讼程序的比较区别

非讼程序是相对于诉讼程序而言的，非讼程序和诉讼程序是民事诉讼中并行不悖的两种程序。它们之间的区别有：

1.程序的启动方式不同。诉讼程序实行不告不理，程序启动的唯一方式是当事人提起诉讼。由于非讼案件没有对立的当事人，非讼程序的启动方式不是诉，而是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对一些非讼案件来说，法院还可以依职权启动非讼程序。

2.审理的基本原则不同。（1）诉讼程序原则上实行当事人进行主义，遵从处分原则;非讼程序原则上采取职权进行主义，并不严格实行处分原则。在诉讼程序中，是否请求启动程序，在什么范围内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做出裁判，诉讼过程中是否变更请求范围，是否与对方当事人达成和解或者调解，是否坚持诉讼等，所有关系到实体权利义务内容的事项，都完全由当事人自己决定，法院不加干预。但是，在非讼程序中，处分原则的适用遭到限制或者排除。非讼程序的启动有法院依职权启动的情形。同时，法律一般不限定利害关系人的请求范围，法院裁判也不受当事人申请范围的约束。非讼程序进行中，利害关系人一般不能变更申请事项，由于没有对方当事人，也就不存在和解和调解的问题。此外，对没有处分权的事项以及法院依职权决定开始的事项，申请人不得撤回申请以终结非讼程序。

（2）诉讼程序实行辩论原则，非讼程序则实行职权探知原则。在诉讼程序中，裁判所依据的事实和证据主要由当事人收集和提供，即诉讼程序实行辩论原则。而在非讼程序中，法院可以依职权收集、调取申请人没有主张的事实和没有提供的证据，即非讼程序实行职权探知原则。

（3）诉讼程序主要实行公开原则，非讼程序是否公开由法官自由裁量。对于当事人私权尖锐对立、公正价值优于效率价值的诉讼程序来说，主要实行公开审理原则，但是，“非讼程序不需要借助公开原则便能实现它的主导性价值，即确认非讼争议的事实或法律状态，调节正常的生活关系，适用了公开原则，不仅无补于其公正性价值，而且对其客观性与效率性价值的实现，也有产生副作用的可能。当然，对于具体非讼案件的解决，如果法院认为使用公开原则更有利于实现其主导性价值，即客观性与效率性，则也保留适用它的自由裁量权。”[3]

（4）诉讼程序采取直接言词原则，非讼程序多实行书面审理。与辩论原则、公开原则相适应，诉讼程序采取直接言词原则，即法官亲自听取双方当事人的当庭口头陈述和法庭辩论，形成案件事实真实性的内心确认，并据此对案件做出裁判。但在非讼程序中，由于没有对立的当事人进行言词辩论，法官主要依据书面资料进行审理。

3.证据制度不同。由于程序目的与价值不同，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的证据制度也有较大差别。首先，诉讼程序的证据方法及证据调查程序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而非讼程序的证据收集程序则不受有关证据方法与证据调查程序的约束[4];其次，诉讼程序原则上采取严格的证明标准，非讼程序则采取自由的证明标准;再次，诉讼程序严格的证据收集程序是以当事人平等、公开、言词辩论及直接审理等审理原则为基础的，而非讼程序相对宽松的证据收集程序则是与法院职权探知、职权进行、书面审理等原则相适应的。

另外，非讼程序还具有审限短、不收或少收案件受理费、审判组织简单、一般实行一审终审、裁判采取裁定的形式等特点。

三、非讼程序与特别程序的比较

我国民事程序立法没有采用非讼程序的概念，但发挥类似功能的程序却是存在的，典型例就是《民事诉讼法》第十五章的特别程序。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

1.非讼程序和特别程序的适用范围不同。《民事诉讼法》第15章规定的特别程序适用的案件包括选民资格案件、宣告失踪案件、宣告死亡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确认调解协议案件及实现担保物权案件。而非讼程序适用的案件除了宣告失踪案件、宣告死亡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确认调解协议案件及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以外，还有有关法人的信托事件、法人登记事件，有关家事的婚姻和亲权事件、夫妻财产登记事件，有关商事的公司、法人解散事件、票据事件、公司整顿事件等等纷繁复杂的非讼事件。并且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是有限的，都由民事诉讼法做出具体规定，而适用非讼程序的案件却包罗万象，不胜枚举，并不仅仅限于法律的明确规定，只要民事案件具有非争讼性，它就是非讼案件，适用非讼程序。

2.非讼程序和特别程序的分类依据不同。特别程序与通常诉讼程序对应，而非讼程序与诉讼程序对应，也即特别程序并不是与诉讼程序相对应的非讼程序，而只是与通常诉讼程序相对称的特殊审判程序。所以，在特别程序的法律适用方面，应首先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特别程序的规定，在不能满足需要时，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的其他规定。但由于非讼程序和诉讼程序是两种相对的审判程序，它们在基本法理方面的截然不同，决定了非讼程序不能适用诉讼程序的规定。

四、非讼程序与ADR的比较区别

ADR又称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或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所以，ADR与非讼程序容易混淆。ADR的概念源于美国，随着民事纠纷的增加，法院外的各种形形色色的非诉讼解决方式的利用和发展已经成为一种方兴未艾的时代潮流，它们不仅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而且日益成为当代社会中与民事诉讼制度相互补充的重要社会机制[5]。和解、调解、仲裁是ADR的主要形态。根据主持纠纷解决的主体不同，ADR又可分为：民间机构的ADR、行政机构批准的ADR和司法ADR。由此可见，ADR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和非讼程序的区别在于：

1.非讼程序属于民事审判程序，具有司法性。而ADR不属于民事审判程序，是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具有非司法性。即使是司法ADR，它也是案件进入法院之后的一种非审判的纠纷解决途径。

2.非讼程序无对立的双方当事人，而ADR有存在纠纷的双方当事人。

3.非讼程序的纠纷解决主体仍然是法院，而ADR的纠纷解决主体却不限于此。为此，从中立第三方与纠纷当事人的关系来看，不同于非讼程序，ADR方式体现出更多的平等性，当事人的合意在这里显现出更为重要的意义。

五、非讼程序与确认之诉的比较

确认之诉，也叫宣告之诉，是通过请求法院对一定权利或法律关系的存否以判决确认的诉讼类型。非讼程序也是对某种权利或者事实状态的确认，似与确认之诉有相同之处。但两者之间的区别其实是很明显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确认之诉是诉，具有对立的双方当事人，确认之诉的对象原则上必须是存在争议的权利或者法律关系。原告实际上存在法律上的不安定性或有存在着可能损害原告地位的不确定事态，有通过确认判决予以消除的必要。而非讼程序没有对立的双方当事人，只有对该事实申请确认的利害关系方。

2.法院对确认之诉的判决虽没有执行力，但存在既判力，即对以后发生的给付之诉具有预决的效力;在非讼程序中，由于非讼程序裁判结果的继续性，裁判的既判力便受到缓和或者排除，即非讼裁定确定后，如发现错误，原申请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可以重新申请，请求法院撤销原裁定。

参考文献：

[1]蔡虹.非讼程序的理论思考与立法完善[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4（2）.

[2]赵蕾.非讼程序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307-308.

[3]江伟.民事诉讼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723.

[4]杨荣馨.民事诉讼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645-648.

[5]陈桂明，赵蕾.比较与分析.我国非讼程序构架过程中的基本问题[J].河北法学，2010（7）.

[6]邓辉辉.民事非讼程序基本问题研究[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3（9）.

收稿日期：2014-10-20

作者简介：张彦芳（1986-），女，山西吕梁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民事诉讼法学研究。

（责任编辑：石 银）

作者：张彦芳

行政特别程序性质论文 篇2：

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四题初探

内容摘要：有关机关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提起的海洋环境诉讼，其所保护的客体是环境公共利益，因此在性质上属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根据目前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框架，海洋环境行政机关、检察机关与符合条件的环保组织，都有提起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资格，其中又以海洋环境行政机关为优。因海上油污损害引起的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兼具海事与环境公益双重性质，应同时适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与环境公益诉讼特别程序，两者乃互补关系，而非竞合关系。在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证明责任问题上，除了在因果关系上应继续适用证明责任倒置这样的减轻证明责任措施外，还应当进一步减轻原告方的证明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3条规定，由法院酌定损害赔偿数额。

关键词：海洋环境保护法 环境侵权之诉 船舶污染损害赔偿 公益诉讼

引言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现已经初步成形，司法实务部门也在积极探索，相信在不远的未来，环境公益诉讼将会成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种重要形态。为适应此一趋势，学界就环境公益诉讼问题的研究，相信会逐步侧重于法教义学方法的运用，以促进环境公益诉讼沿着从理论到制度再到实践这样的路线，不断向前推进。在此目标下，制度诠释和案例分析的意义更加凸显。由于获得成功立案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数量较少，因此每一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例都是值得珍视的研究资料。日前，上海海事法院受理并开庭审理了一起由环境行政机关提起的因海上燃油泄露导致的海洋和岸线生态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案件[上海市浦东新区环境保护和市容卫生管理局诉密斯姆航运公司、上海竞帆海运有限公司船舶污染损害赔偿案，案号：（2013）沪海法海初字第23号]。此案是值得关注的样本之一。本文试就这一案例所涉及的几个有关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问题进行一些初步探讨，供学界和实务界参考。

一、案例与问题

2012年6月25日，荷兰密斯姆航运公司（Maxima Shipping B.V.）所有的密斯姆轮空载从江阴驶往大连途中，在长江口上海段与上海竞帆海运有限公司所属中国上海籍散货船“竞帆1”轮发生碰撞事故。此次碰撞事故中，密斯姆轮共161吨船用燃料油入海，在长江口九段沙下游附近水域形成大面积油污，并随风向和海潮扩散漂移。由于事发地点位于长江口生态敏感区域，紧邻九段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浦东南汇野生动物禁猎区，此区域分布有众多经济鱼类和珍稀濒危动物的产卵场和洄游区，还是亚太候鸟南北迁徙路线上的重要驿站，溢油事故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后果。碰撞事故发生后，上海市浦东新区环境保护和市容卫生管理局（以下简称浦东环保局）根据上海市相关部门的指示及其自身的行政职责，组织下属的抢险力量对该水域附近的油污进行了应急清污。因为区域内生态系统、栖息环境、生物种群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危害，在应急清污后，浦东环保局还需要进行后续的生态恢复工作，包括岸线固沙、植被补种、替换和生物（鱼类）种群投放等，这些生态恢复工作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为此，浦东环保局于2013年3月8日以碰撞船舶所属的上海竞帆海运有限公司和密斯姆航运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确权之诉，确认原告就溢油事故产生的长江口九段沙和浦东南汇嘴区域的后续生态恢复费用500万元，有权从两被告设立的海事责任限制基金中受偿。

从环境公益诉讼的角度观察，本案涉及如下几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第一，《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的环境侵权之诉是否属于公益诉讼；第二，哪些主体具有提起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第三，兼具海事和环境公益双重性质的案件应遵循何种程序进行诉讼；第四，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减轻问题应如何处理。就以上四个问题，以下逐次分析。

二、《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的环境侵权之诉是否属于公益诉讼

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的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该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但是对于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以下简称海洋环境行政机关）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的诉讼，其在性质上是否属于公益诉讼，目前认识并不统一。学界多数观点认为，各类海洋环境行政机关所提起的此类诉讼，其诉权源自国家的海域所有权，是代表国家提起诉讼，属于法定诉讼担当。问题在于，这种以国家海域所有权为基础的诉讼，是否具有公益诉讼的性质？有人认为，负有环境保护职责的部门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其代表国家向污染者提出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原告资格的“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因此属于普通的民事诉讼，而不是公益诉讼。〔1 〕有观点在认可其属于私益诉讼的前提下，认为可以通过海域所有权与海洋环境容量具有同一客体（海洋水体）这一事实，将海洋环境损害（具体表现为环境容量损害）等量代换成海域所有权受到侵害，并凭借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这一法理基础，向侵权行为人求偿。〔2 〕换言之，有关机关代表国家提起的基于海域所有权的诉讼虽然不属于公益诉讼，但却可以实现环境公益诉讼保护环境的目的。以上两种观点的共同之处，是认为有关机关基于《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提起的海洋环境侵权之诉不属于环境公益诉讼。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有待商榷。海洋环境行政机关代表国家提起的海洋环境侵权之诉，其在性质上属于公益诉讼范畴。笔者不是如前述观点那样从海洋环境行政机关的诉权来源出发进行论证，而是从海洋环境行政机关提起诉讼所要保护的客体的性质出发来展开论证的。具体来说，笔者的理由是：

虽然海洋水体具有国家海域所有权的客体性质，属于国家利益的范畴，但不能因此否认海洋环境所具有的公共利益性质。就我国现行的立法来看，一般是将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相提并论，但是立法却并没有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进行明确的定义区分。也就是说，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上，我国现行立法存在模糊空间。就学界观点来看，则在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区分及其关系上存有争议，有学者认为两者是并列存在的两种不同的利益形态，〔3 〕也有学者主张公共利益包含着国家利益。〔4 〕但即使是区分说也不能否认环境利益所具有的公共利益性质。例如，根据我国学者王家福的观点，所谓国家利益，应包括国家的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利益，其中经济利益的主要内涵是对国有资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而社会公共利益，应解释为社会生活的基础条件、环境、秩序、目标和道德准则及良好的风俗习惯。其在法律上的地位和作用，相当于大陆法系所谓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5 〕根据这一定义，国民进行社会生活所处的环境，应当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范畴，而不属于国有资产，也不是国家从对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中获得的经济利益。

事实上，就陆上污染和内河内水污染导致的环境损害而言，我国立法和学理都不否认遭受损害的环境利益属于公共利益，并将环保组织和法律规定的机关提起的涉及环境修复或生态恢复的诉讼界定为环境公益诉讼。既然如此，那为什么海域环境尤其是海洋生态环境就不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究其根本是因为一些学者认为既然国家对海域享有所有权，那么海洋环境行政机关代表国家提起的诉讼，就是基于国家利益遭受损害所提起的诉讼，而不是基于公共利益遭受损害所提起的诉讼。但是，就陆上环境侵权而言，遭受损害的直接的客体，也可能是国家对之拥有自然资源所有权的陆地、水体、大气以及空间等，但是，国家对陆地、水体、大气和空间等拥有所有权，并不能否认与相应的陆地、水体、大气和空间等相关的环境利益所具有的公共利益性质，只要这个环境利益属于边泌所说的“组成公众的许许多多难以认定的人的利益”，而不仅仅是国家才能享有的利益。〔6 〕同理，承认国家对海域享有所有权，并不能否认与海域相关的环境利益所具有的公共利益性质。因为这个利益也是“组成公众的许许多多难以认定的人的利益”，而不是只有国家才能享有的利益。进而，我们既然承认为保护与陆地、内河内水的水体、大气和空间等相关的环境利益所提起的诉讼属于环境公益诉讼，那就必须承认与海域相关的环境利益遭受损害所引起的诉讼，也属于环境公益诉讼。道理很简单，两者所要保护的利益都是“组成公众的许许多多难以认定的人的利益”，而不是只有国家才能享有的利益。

三、哪些主体具有提起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早在1999年，《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就规定了海洋环境行政机关代表国家提起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之诉的资格。2010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又出台了《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法发[2010]18号，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在第13条明确要求各级法院“依法受理环境保护行政部门代表国家提起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严厉打击一切破坏环境的行为”。《意见》第13条中的表述是“依法受理”，依解释学原理，需有相关法律就环境政机关代表国家提起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之诉有所规定，人民法院才能受理环境行政机关提起的相关诉讼。而当时规定了环境行政机关有权代表国家提起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之诉的法律规范，只有《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因此，可以说《意见》进一步确认了海洋环境行政机关提起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7 〕

2012年，修定后的《民事诉讼法》在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才具有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同样，依解释学原理，此处所谓法律，应该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不属于这里所说的法律。因此2012年《民事诉讼法》生效后，若无法律的明确规定，环境行政机关将不再具有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但《海洋环境保护法》当然属于《民事诉讼法》第55条所说的“法律”的范畴，所以，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的规定，海洋环境行政机关当然具有提起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适格。之后在2014年，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第58条对有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组织作了专门规定；2015年7月2日，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发布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意味着检察机关也可以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根据上述规定，具有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原告适格的主体，包括海洋环境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和符合条件的环保组织三种。

就海洋环境行政机关来看，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5条的规定，在国务院层面，涉及海洋环境保护的行政机关有多个，包括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国家海事主管部门、国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等，此外还有军队环境保护部门。在这些部门中，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作为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统一监督管理的部门，对全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实施指导、协调和监督，并负责全国防治陆源污染物和海岸工程建设项目对海洋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工作。据此，除了对海洋环境保护工作进行指导、协调和监督外，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直接负责的工作是全国防治陆源污染物和海岸工程建设项目对海洋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海上油污造成的海洋环境损害事件，并不在其管辖职责范围内。而与海上油污造成的海洋环境损害直接相关的，是国家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因为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5条的规定，国家海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所辖港区水域内非军事船舶和港区水域外非渔业、非军事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并负责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航行、停泊和作业的外国籍船舶造成的污染事故登轮检查处理。船舶污染事故给渔业造成损害的，应当吸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参与调查处理。

本案是由上海市浦东环保局作为原告提起的诉讼，现在的问题是，浦东环保局是否对本案涉及的海上油污造成的海洋环境损害具有相应的行政职责？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5条第6款的规定，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的职责，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法及国务院有关规定确定。浦东环保局是否对本案所涉海洋环境损害事件具有行政管理职责，须看上海市人民政府为其设定的职责范围。从浦东环保局网页所公开的职责来看，与此最为相关的职责就是贯彻执行环境保护和水务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而浦东新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下属的海洋局在其网页上公开的职责范围则包括“承担保护海洋环境和生态”的职责，但是在具体事务里，却没有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生态恢复等方面的内容。此外，参与本次油污事件应急处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局属于交通部直属单位，其在网页上公开的职责范围里，有一项内容是：“负责辖区内重大水上交通事故、船舶重大污染事故处置及调查处理的组织、指挥和协调工作；负责组织、指导或具体实施辖区船舶防台、水上搜寻救助及水上交通事故、污染事故、水上交通违法案件的调查处理工作。”但上述职责是船舶重大污染事故处理，而不包括后续的海洋环境治理和修复工作。因此，从前述各部门自身网页对职责的表述上，难以看出哪一个部门对本次污染事故所造成的海洋环境损害及其恢复工作具有直接的行政管理职责。

但是，从本案所涉事件中各部门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来看，隶属于浦东新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海洋局，并未参与工作；上海海事局虽然参与了事件处理，但其所做的工作主要是船舶碰撞事故调查，在应急清污方面也只是通知和协调浦东环保局，实际上是浦东环保局来组织人力、物力具体完成应急清污工作。此外，本案所涉船舶漏油污染事故所造成的海洋和岸线生态环境损害，主要处在浦东环保局直接下属的上海九段沙湿地国家级保护区管理署和上海市浦东新区海塘管理所的管辖范围内，其具体的清污工作和后续的生态恢复工作，均由该两单位具体负责。因此，浦东环保局实际上在履行着辖区内海洋环境保护的职责。据此，浦东新区环保局应当属于本案的适格原告。

需要指出的是，在此类案件中，由环境行政机关提起诉讼，比环保组织和检察机关更有优势。首先，环境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职责以及相应的执法权，与公益诉讼的诉权并不冲突。在污染事故发生后，环境行政机关依法只能对污染事故的责任人进行有限的行政处罚，但是后续的生态恢复费用却数额巨大，罚款数额远不能弥补环境修复的巨额支出。巨额环境修复成本不能由国家（最终是纳税人）承担，而应当由加害人承担。并且，这些费用是国家通过环境行政机关支出，由环境行政机关代表国家向污染责任人追偿，也最为合理。因此赋予环境行政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并不意味着环境行政机关会怠于履行行政管理职责。其次，环境行政机关是具有环境保护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行政机关，并且依其职责直接参与了污染事故应急处理，在对污染事故的调查取证、后续损害的防治以及环境修复的专业知识方面，有着其他主体难以比拟的优势。最后，无论是应急的污染事故处理还是后续的环境修复工作，都是由环境行政机关具体执行的，至少也是在环境行政机关具有专业性的管理和监督下展开的。在很多情况下，如果由其他主体起诉，即使胜诉，最后的环境修复工作还是要依赖环境行政机关才能完成。与其如此，不如优先考虑由环境行政机关担任原告，可减少诉讼和执行中不必要的程序环节以及费用支出。因此，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由环境行政机关行使诉权，最为合理。只有在环境行政机关怠于行使诉权时，由其他的适格主体提起诉讼才是必要的。

四、兼具海事和环境公益双重性质的案件应遵循何种程序进行诉讼

浦东环保局所提起的诉讼是由海事法院受理，并依海事特别诉讼法进行的诉讼程序，法院将案由界定为确认之诉，也就是确认原告有权从海事责任限制基金中受偿的诉讼。同时，由于原告的诉讼主张是请求被告赔偿因污染导致的海洋和岸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其在性质上又属于海洋环境公益之诉，所以又涉及是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问题。原告在诉讼中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以下简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第23条规定，法院可以酌定被告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的数额。但是被告则认为，环境公益诉讼程序与海事特别程序并非同一程序，如果要按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第23条酌定损害赔偿数额，须按照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审理本案，而不是按照海事诉讼特别程序审理此案。此一问题值得研究。

首先，海事诉讼规定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中，而环境公益诉讼规定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中，两者确实在很多方面存在不同。例如，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所调整的主要是当事人因海事侵权纠纷、海商合同纠纷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海事纠纷提起的诉讼，因此专门针对海事纠纷的特征而进行程序设计，例如船舶和船载货物的扣押与拍卖程序、海事强制令程序、设立海事责任限制基金程序、船舶优先权催告程序等，均有别于一般的民事诉讼程序，甚至在审判程序方面，审理船舶碰撞与共同海损，也有不同的程序要求。而根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的规定，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是环保组织，环境行政机关只能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通过提供法律咨询、提交书面意见、协助调查取证等方式支持社会组织依法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另外，还规定了被告证明妨碍、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损害赔偿数额酌定、原告不利自认禁止、被告反诉禁止以及当事人自行和解撤诉禁止等内容。可以看出，《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内容与《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的内容几乎没有相同之处，确实属于不同的程序。适用不同的程序规定，在当事人诉权、诉讼权利义务、诉权与审判权关系构造，乃至实体方面的权利主张范围、救济方式和损害赔偿后果的确定等方面，都会有明显差别。

其次，本案是由于船舶碰撞引起燃油泄漏，进而导致海洋和海岸环境污染损害引起的诉讼，在性质上属于海事侵权之诉，根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4条规定，应由海事法院依海事特别程序受理和审理。但是，本案被侵害的利益又是海洋环境利益，在性质上属于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本案又属于环境公益诉讼，据此又应当遵循环境公益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现在的问题是，本案在该两种特别程序之间，是否只能选择其一？从法解释学的角度观察，似乎并非如此。根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2条的规定，在我国领域内进行海事诉讼，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换言之，就海事诉讼而言，《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就本案来看，其所涉及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问题，在海事特别程序法中并无明确规定。因此，在适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受理和审理的同时，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又是对《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司法解释，这些解释中与本案相关的内容，与《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并无冲突。因此，海事法院适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审理本案时，亦应同时遵循《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的相关规定。换言之，由于本案兼具海事诉讼和环境公益诉讼的双重性质，所以在程序法律适用上，亦应同时遵循《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的规定。当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的制定依据除了《民事诉讼法》以外，还有《侵权责任法》和《环境保护法》，但是，《侵权责任法》和《环境保护法》当然适用于包括领海在内的我国全部领域。其中，《环境保护法》还在第2条专门规定：“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

作者：段厚省

行政特别程序性质论文 篇3：

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的证明标准

摘 要：刑诉法新增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是本次修改的一大亮点。这一程序的证明标准，现阶段我国采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与刑诉中有罪认定的标准一致，易混淆对人诉讼与对物诉讼的界定，不利于对缺席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适用二元化的证明标准更为合适，申请人的证明标准程度应当采用明显优势的证明标准，而利害关系人应确立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申请人的证明标准高于利害关系人。

关键词：特别没收；证明标准；对物诉讼

一、引言

2012年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了不少新的程序，其中一大亮点是专章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的特别程序，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逃匿或死亡时，由检察机关向法院申请没收其违法所得以及其他涉案财物，克服我国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无法进行缺席审判造成的诉讼障碍，对于有力地打击贪污贿赂、恐怖活动等重大犯罪，避免国家财产流失，弥补立法空白等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此特别程序在实践的具体操作中，我国相关立法或付诸阙如或模糊不明，导致用意良好的制度设计陷入某种实践困境。为此，本文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证明标准的角度出发，对相关规定和实践操作情况进行探讨，分析其中不足之处，尝试提出完善的建议。

二、相关法条的规定

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的特别程序，我国立法在新刑诉法的第280条至第283条，作出了较为原则性的规定，当中证明标准的规定在实践中操作性不强。具体而言，第282条中 “经查证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表述，即是证明标准的阐释，用语宽泛，在实践中会引发不少的争议。如何理解“查证”的内涵，程序的证明标准应采用刑事诉讼中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还是民事诉讼中的“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在这一条款中找不到答案。

再看其他规定，刑诉法司法解释的则进一步细化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如第516条中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表述与刑诉法第195条的有罪认定标准完全一致，仔细考虑似乎有些不妥。一方面，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并不涉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定罪问题，相反正因为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因对象的逃匿或死亡，造成定罪困难，因此才有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设计的必要。如此来看，直接采用有罪认定的标准并不合适。另一方面，没收程序是一种对物诉讼，针对的对象是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但我国在刑事诉讼中的有罪认定标准适用于对人诉讼，用在对物的诉讼中有欠考虑。

综上，我们应当重新考虑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首先需要明确一个前提，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我国属于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程序，它本身也具有刑事诉讼的特征，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同时还是一种对物诉讼，不能直接采用有罪认定的刑事证明标准。

三、我国特别没收程序的特征

在国外法院的司法判例中，应根据哪些标准判断一个程序是否具备刑事特征，主要看该程序的目的是否包括惩罚性、威慑性等方面。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为此规定了一系列判断要素，包括：第一，适用该程序，是否必然会导致适用对象能力的限制或丧失；第二，制裁措施是否自古以来就被视为刑罚；第三，法院是否需要审查被告的主观状态为明知；第四，程序制裁的执行，是否符合报应性与威慑性的刑罚目的；第五，程序制裁针对的行为是否为犯罪等等。欧洲一些国家的法院在判断程序是否具备刑事特征的问题时，倾向于借鉴欧洲人权法院在处理1979年Engel v.Netherlands一案中考虑的标准，如：第一，国内立法对该程序性质的界定；第二，程序制裁针对的该非法行为的性质；第三，程序制裁最终结果的严重性。

依照程序的性质特点，结合各国可参考的标准，我国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具有刑事特征，属于刑事诉讼程序。首先，该程序的制定目的是为了在特殊境况下也能实现对犯罪活动涉案财产的没收，具有惩罚性和威慑性的国家刑罚权所具备的特点。而且，程序涉及的行为属于犯罪，并不是一般违法的行为，犯罪行为的管辖属于刑事领域。最后，刑事诉讼的基本特征是控辩双方的不平等性。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有所体现，程序由检察机关启动，代表国家向法院提起，是检察机关履行刑事追诉职能的体现，实际上在程序中原被告双方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属于刑事诉讼程序，但它同时还是一种对物诉讼，程序所指向的对象是物，这一特征与英美法系的民事没收程序具有共同之处。

四、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明标准

不同于我国，大陆法系国家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之情形的违法所得，法院可通过缺席审判的方式对其没收，并且通常只适用于对轻罪的处理，而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这种较特殊的情形中不适用缺席审判。我国目前已建立起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相反，英美法系国家在相关方面的制度建构却能给予我们启示，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或是死亡时的情况中，英美法系国家主要是通过民事没收或民事追缴的途径来实现的。以典型的英国为例：

英国《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中规定有两种对犯罪所得没收的类别，分别是刑事没收制度和民事没收制度。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潜逃的情况下，对犯罪所得的追缴可适用刑事没收的规定，但如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或死亡导致连刑事诉讼程序都无法启动，则适用民事没收的规定。该法的刑事没收部分第6条（7）款（适用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第92条第（9）款（适用于苏格兰），156条第（7）款（适用于北爱尔兰）均规定，法院应采用优势证据标准进行判断被告的犯罪方式以及行为的性质。并且，在民事没收部分第241条第（3）款规定：法官应根据优势证据原则判断（a）该行为是否为非法行为，或者（b）有无在非法行为中使用现金的意图。另外，从第46，91，239，244等条文的内容来看，犯罪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与其国民事诉讼也是一致的。由此可见，在犯罪所得的没收程序中，无论是刑事没收还是民事没收的途径，英国立法均采用民事的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可以说英美法系国家对犯罪违法所得的没收，主要是通过民事没收或民事追缴的方式来实现的，结合我国程序本身进行判断，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实际上与英美法系的民事没收中的特殊情形极为相似。

由此得到启发，即一程序的证明标准与该程序的本身性质是可以分离的。传统证据法理论认为，民事、刑事与行政这三大诉讼程序存在性质差异，采用的证明标准也应不同，其中刑事诉讼的最为严格。但是可以看到英美法系进行了灵活处理，一方面肯定没收程序的刑事性质，另一方面在程序中采用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我国可以借鉴英美法系的做法，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考虑采用民事证明标准，而不是刑事有罪认定的严格标准，同时，民事的证明标准也满足了对物诉讼的要求。具体到证明标准的设计中，鉴于检察机关与利害关系人二者存在力量悬殊，则证明标准的要求可有所区别。

五、特别没收程序的二元化证明标准

作为申请人的检察机关，不需要达到刑事证明标准的严格程度，但基于其天生优势地位，可考虑采用高于利害关系人的证明标准，结合我国现有的民事证明标准，以明显优势作为证明标准比较合适。

利害关系人参与到特别没收程序中，是出于自身对部分或全部拟没收财产具有的联系，针对检察机关提出的违法所得没收申请向法院提出异议。而相较于检察机关的天生优势地位，利害关系人处于弱势地位，不应对其设定比检察机关还高的证明标准，以一般优势证据作为证明标准较合适。而且，利害关系人只能在庭审阶段申请参与进来，一般优势证据证明标准更能照顾到利害关系人在程序中的地位与处境，因此设置较低证明标准是合适的。

六、结束语

伴随整个世界范围内恐怖犯罪、有组织犯罪、贪污腐败犯罪的日益猖獗，我国传统的刑事诉讼制度不能适应实践，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我国目前对某些重大犯罪类型的犯罪所得追缴不力的现状，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作为新事物，其程序设计仍需完善。本文从证明标准的角度出发，分析不足，并结合域外的经验借鉴提出建议。学界对这一程序的各种讨论和研究仍然在展开，热烈而繁荣的讨论是好的势头，因为一个新的制度或程序只有在受到研究和关注中才会渐臻完善。（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初殿清：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的性质与案件范围[J].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8期。

[2] 邵劭：特别没收程序的理论和适用问题探析[J].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4期。

[3] 万毅：独立没收程序的证据法难题及其破解[J].载《法学》，2012年第4期。

[4] 熊秋红：从特别没收程序的性质看制度完善[J].载《法学》，2013年第9期。

[5] 廖先志：英国没收制度与没收范围简介——兼与我国法比较[J].检察新论，2009年第5期。

作者：黄乔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