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的萌芽阶段

第一篇：中国教育的萌芽阶段

从统合走向制衡——中国宪政体制的萌芽必由之路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9-09-30 15:39:00 ] 作者：未知 编辑：studa090420

【摘要】：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表明中国经济领域的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制衡型宪政体制的建构将是中国政治领域的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因为，与市场经济一样，分权制衡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其是人类政治实践不断试错的最终结论，是东西方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呼唤制衡型宪政体制，中国的法治建设和腐败治理也必然选择制衡型宪政体制。中国的宪政体制从统合走向制衡并不意味着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也并不意味着对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全盘抛弃。

【关键词】：宪政体制 权力统合 权力制衡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被认为中国的立国之本。长期以来，中国宪法学者对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讳莫如深。特别在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初期，“三权分立”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被彻底批判。权力制衡一直被视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然而，三权分立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真的是洪水猛兽吗?分权制衡真的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吗?也许我们对三权分立有太多的误解和成见。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否定过“三权分立”，马克思不但没有否定“三权分立”，而且始终认为只有经过分权制衡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才能走向社会主义。恩格斯甚至认为，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现成的政治形式。[1]其实抛开政治意识形态，分权制衡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它使西方宪政体制充满勃勃生机，它完全可以为我所用，而不应拒之于干里之外。

一、权力制衡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

中国封建时代有些皇帝也搞过“分权制衡”。西汉初年，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大体上有一个分工，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皇宫相府各司其职。[2]隋朝创立的“三省六部”制中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分权”。因为，虽然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掌而治，但行政权(相权)仍嫌过重，有威慑君权之虞。[3]因此，历史上中国的不少皇帝都极力对相权进行分解和限制。到了宋朝，中书省职权扩大，同枢密院分掌文武大权，门下、尚书省遂废。另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分管行政，设三司使管财政。分散中央各职能部门的权力，互相牵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制约政府滥用权力，从秦朝开始设立了监察机关，到明代运用到了极致。监察制度是中国贡献给世界政治文明的宝贵遗产，其体现了以权制权的政治理念。尽管那只是皇权对臣权的制约，预防臣权危及皇权，其分权的目的是极权，但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其价值不可低估。

作为一种政治实践，三权分立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城邦国家的市民政治，商品经济的发展、贸易往来的频仍，形成了各种经济群体和利益阶层，要求政治多元及分立。当然，在古代地中海地区政治组织形态多为小公国，规模不大且较为分散，即使最为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没有形成东方一样的政治官僚体制。因此，很难产生长期稳定的中央集权政治。作为一种理论思潮，西方分权思想溯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他把政府权力分为讨论、执行、司法三要素。至罗马时代，波利比奥斯倡导“混合政府论”，认为罗马政体应为代表君主的执政官、代表贵族的元老院及代表民众的人民代表会议互相牵制和均衡(从这个意义上，将分权制衡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也不恰当)。分权制衡原则作为一种学说，最先由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洛克提出了立法权和执行权(行政权)的分立，并指出，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孟德斯鸠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洛克的分权学说，主张必须建立三权分立的政体，按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组成国家。他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后来的资产者及其国家法的其他大哲学家们以极其虔诚的心情把这种分权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4]这一原则已经为很多国家的政治实践所普遍奉行。国家权力分立，在各个宪政国家已经成为普遍特征和共同的趋势。当然，三权分立不是僵死的，总会因时而变。可以说，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三权分立格局已经不复存在，行政权的强势打破了三权均衡。但不变的是精神：控权与平衡。[5]无论如何，分权制衡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作用不能否定。凯尔森在谈及分权时指出，分权原则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与其说致力于赞成分权，倒不如说是反对集权。[6]

人类从专制走向民主，实现多数人的统治，强调人民的主权。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人民将权利授予国家，国家即是公益的体现，因此，人民权利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的。卢梭的理论并不是要保护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而是在一种主权性的集体“公意”的至高无上性中探寻社会生活的终极规范。他并未主张三权分立，而认为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司法权，它属于全体人民，而不属于像议会那样的代表机构。卢梭的理论极易走向专制民主制即托克维尔所谓的“多数人的专制”。[7]这一国家主权不可分的理论已经被很多晚近国家的宪政实践所摒弃。但社会主义国家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恰恰是在国家主权不可分的政治理念的主导下设立的，而卢梭理论所蕴含的专制危险性却果然不幸被社会主义国家所证实。前苏联斯大林的专制统治，以苏维埃的名义实施的暴政，在世界人民面前给社会主义国家树立一个极权的恶劣典范。前苏联法学家从血的教训中觉悟，要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具有符合宪法属性的一些前提条件：宪法明确规定权力分立原则，依据这一原则，行政权不得僭越立法权，而独立于政府的司法权能够自主地解决社会上发生的一切冲突。[8]对于斯大林的极权和暴政，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毛泽东虽然意识到了，但可惜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却未能幸免。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正是政治极权的结果吗?

近几年，我们才不能不接受一个现实：曾经被视为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东西，我们现在也采纳了，典型的如公司法人治理机制、企业破产机制等等。从排斥到接受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的艰辛历程。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思想解放是从经济到政治的逐渐开放，政治上的逐渐开化却是一个十分痛苦甚至是付出巨大代价的过程。清末洋务运动尊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只是向西方学一些“奇技淫巧”，无伤国体，无涉祖制，因此可以为当权者容忍和接受。戊戌变法在政治上对祖制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引起满清皇族的恐慌，但思想上仍以儒学为本，对西方宪政采用“制度移植、思想抵抗”的政策，因此，面临亡国灭种深重危机的清王朝也只能支持百日维新。但一旦危及到其切身根本利益时，当权者仍不免痛下杀手。激进的辛亥革命，政治体制上实现全面西化，但思想上似乎仍未打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国民党一党之治[9]是儒家一教独尊思想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反映，这其实还是继承了中国长期封建主义政治专制的衣钵。后来的国民政府虽然颁布宪法性文件确立五权宪法政治体制，但从未真正实行过西方式的“分权”。[10]“五权宪法”可谓中西合璧，将西方的三权与中国传统政治精华监察、考试两权熔于一炉。这一独创显现了孙中山不照搬西方宪政体制的创新精神。但“五权宪法”设计处于东方与西方、古代和现代的思想交汇和制度冲突中，其是对传统的借鉴，还是向传统的妥协?其是否破坏了三权分立的合理架构?[11]新中国的宪政体制因受前苏联的影响，既不是三权分立，更不是五权宪法，而是议行合一。[12]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就是议行合一，这是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工人起义时提出来的，后来被苏联演变成了苏维埃政体，到中国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这一制度假定国家的权力是统一的，国家权力为了实际的需要形成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但这只是“分工”，而不是“分立”。这一体制强调国家机关权力之间的合作性、统一性、协调性，而不是对立性、牵制性。

人们曾经甚至现在仍普遍认为，制衡型宪政体制产生于西方的制度文化土壤，中国长期的专制传统不适合搞制衡型宪政体制。但与中国同样具有长期专制传统的日本、韩国分权制衡却比较成功。日、韩两国的政治实践特别是日本首相频繁更迭与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弹劾案，最有力地批驳了分权制衡学说不适用于有着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的论调。与法人治理结构一样，分权制衡作为国家政治治理模式，可以极大地克服个人专断。因此，权力制衡体制也具有普适性。如果权力制衡在中国的适用也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这也不是权力制衡体制本身的问题，而是我国现有体制对其浸淫或排异的结果。因此，认为分权制衡体制不适合中国的观点是否经过深入的论证，在多大程度上是僵化思想的思维定势或政治立场的对外宣称?正像过去虽否定公司制，但中国已经出台了公司法，普遍设立了公司法人治理模式。这是否预示着权力制衡型宪政体制在中国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命运呢?

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表明中国经济领域的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制衡型宪政体制的建构将是中国政治领域的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因为，与市场经济一样，分权制衡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其是人类政治实践不断试错的最终结论，是东西方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就像市场经济只是经济资源配置的手段一样，权力制衡不过是政治资源配置的手段以及一个国家政治治理的工具。权力制衡设计初衷是通过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保障公民权利，具有自由民主价值，完全适应任何民主共和政体。即使以阶级分析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标准来判断，权力制衡既适合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也适合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二、市场经济呼唤制衡型宪政体制

统合型宪政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前苏联的政治体制其实都是“议行合一”。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体制还有存在的合理性吗?俄罗斯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易帜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政治体制随即进行了实质变革，纷纷转而选用制衡型宪政模式。似乎说明，一种经济形式对特定政治体制的对应关系，而不在于这个国家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人为政治标签。

计划经济体制对应统合型宪政体制。因为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在“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中，并不存在利益多元并可能引发的利益冲突。此时，国家机制内部不需要有代表不同利益阶层的人进行政治博弈。不但议会内部不需要，国家机关之间也不需要。统合型的宪政体制契合了这一经济形式的要求。计划经济体制凸显的效率价值，因为平均分配，国家主要精力不是如何公平合理地分蛋糕，而是把蛋糕做大。从经济计划的制定、审批到执行，需要各国家机关密切配合，而不是相互监督。然而，计划经济追求的是效益，牺牲的也是效益。或者说，其可能得到短期的或局部的效益，但却失去了长远的或整体的效益。在后农业时代，计划经济只是治乱之道，适合于一国初创或战乱之时，需要调整国家机器的全部动能来推动一国经济的振兴和医治一国的战争创伤。

市场经济对应的是制衡型宪政体制。因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财产私有和利益多元，单一的公有制体制被打破(或者说市场经济不承认所有制只承认所有权)。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需要在政治上寻求代言人，这就为制衡型宪政体制的产生提供了可能。美国的市场经济形式的利益多元化造就了其政治多元主义(political pluralism)，不同党派、不同国家机关代表不同利益群体。在宪政体制中，多党制、议会的两院制、三权分立、职权分离、司法审查无不与市场经济利益多元有关。应当说，市场经济才是工业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通常的经济形式，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在市场失灵或社会分配不公时，可以由政府通过法律、政策手段进行调适、纠偏。

中国已经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但仍然固守统合型的宪政体制。这一宪政体制似乎越来越不能适应现实经济发展的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甚至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产值是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计划经济的利益格局完全被冲破，多种所有制并存、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益的多元结构已经形成。不同的利益诉求在政治上的声音越来越强劲，需要在政治上形成一种机制，公平行使各自的话语权。统合型的宪政体制似乎更容易产生一个主义、一致意见、一种声音，多元利益的诉求被掩埋。中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构成似乎考虑到代表的多元性、普遍性，但由于党与人大的关系还没有理顺，使得人大代表虽然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但仍然没能使人大成为不同利益群体博弈的平台。每次“团结”的人大会议在一片掌声中“胜利”的闭幕说明，人大不能至少现在仍不能成为不同利益群体表达诉求的政治舞台。当然，近几年，中国人大会议出现了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的不同的声音，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但这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本应是常态的政治形式，仍受到现行体制极大的压制。

经济的发展从来都是政治变革最深刻的原因，这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断，也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所验证。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关口，市场经济推动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的发展呼唤政治体制的转变。虽然，党政分开是权力分离的有益探索，但作为体制内的调整，其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完善起到了的作用仍很有限。解放生产力，全面启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大势所趋。其中最重要的政治变革，就是变革统合型的宪政体制。

人们普遍认为，制衡型宪政体制也并非尽善尽美，它肯定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最大的缺陷就是权力分立、互相制衡，会造成权力的不统一，内耗太大，效率低下;而统合型的宪政体制虽然缺乏权力制约，但能够协调各个国家机关合力共进，效率会很高。其实，不妨比较一下厂长负责制与公司治理结构。厂长负责制实际上是首长个人负责制，在国有企业，厂长负全责、负总责，一人决断，可以省却了很多钳制(国有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不能决定厂长的选任，也不能罢免厂长，厂长不对其负责，因此其不可能对厂长形成有效制约)，办事效果当然会高。但由于缺乏监督和制约，厂长决策失误造成国家重大损失，厂长掏空企业导致国有资产巨额流失的案件屡见不鲜，一个个国有企业的破产和巨额财产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流失就是明证。如果没有监控，厂长负责制的高效率完全变成了高效率地掏空、吞蚀国有资产。这样的高效率是多么危险!法人治理模式通过分化权力，使在企业内部没有任何个人可以独断专行。股东会决策、董事会执行、监事会监督，使得公司内部进入一种良性运行的轨道。在此过程中，公司制可能比厂长负责制的运营成本更高，但运营成本与可能避免的损失相比则九牛一毛。正因为如此，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纷纷进行公司化改造、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厂长负责制与法人治理结构的效率关系，正是统合型宪政体制与制衡型宪政体制效率关系的一个真实写照。表面上看，统合型的宪政体制很有效率，但这一决策的高效率往往包藏着巨大的危险。制衡型宪政体制的各机关相互掣肘，运行成本比个人决断要高，但在相互制约的过程中可能避免的专断和腐败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会是多大?难以数计。总之，从成本效益角度分析，统合型宪政体制不比制衡型宪政体制更有效率，恰恰相反。

三、制衡型宪政体制是法治的根本保障

制衡型宪政体制与法治建立在相同的伦理基础和道德假设之上。中国统合型宪政体制的道德假设，是以人性善为基础的，将政府想象成好人政府。由于对人的善良预期及对政府的道德仰赖，国人不相信或不情愿相信他们的父母官会滥用权力。因此，对政府不是监督而是依赖。如果说，对政府有约束的话，主要还是政府自身内在的道德自律。然而这一道德约束是如此的脆弱，即使长期经受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道德观念熏陶的人在权力的诱惑下也不能自持、晚节不保。建国以后特别是近年来腐败案件频频涌现，似乎表明：在遏制权力上，道德自律是多么绵软无力。而权力制衡与法治的道德假设则都是以人性恶为基础。由于人是恶的，政府又是由人组成的，因此，人的恶性必然折射到政府身上。根据这一理念，人们对握有权力的人怀着极大的戒心，并相信：在权力意志的支配下，没有任何人是靠得住的。为此，为了防范其滥权，只能进行控制。此时，对权力的约束不是道德的软约束，而是诉诸法律的硬约束，不企望官员内心的道德自律，而是外在的法律强制。在权力制衡的宪政体制下，国家当权者因为滥权而被罢免甚至弹劾从而使其他当权者心存忌惮甚至如履薄冰。由此表明，在权力约束上，外在强制比内心自律更有效。

分权制衡是法治的结构性制度基础，是法治刚性的必要条件，属于法治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法律约束权力不能自动实现，它最根本的途径就是通过权力之间的分离和制约。[13]法治作为国家治理模式，需要确立宪法、法律的最高权威，将国家的任何政治权力纳入法律控制的范围，实现法律主治。不能人亡政息、更不能因言废法。法治作为一种理念和原则，必须诉诸一定运行机制，而分权制衡模式无疑是实现法治的最不坏选择。分权制衡体制强调国家权力的分划，禁绝任何两种及两种以上权力的结合，这样才能防范国家权力的专断，从而保障国家合理的法律秩序。在这一体制下，极大地降低了形成个人极权的可能，削弱了个人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使得任何政治权威身陷法律囹圄无法解脱。有人说，美国总统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下，权力很大，实际上是民主国家的皇帝。但美国总统小布什却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在形容自己的处境时，小布什曾发表过一段精彩的演讲：人类千百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眩目的科学技术，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14]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到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在分权制衡的体制中，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受到应有尊重，任何武断的权力都不免受到法律追究。立法武断可诉诸宪法诉讼，行政武断可寻求司法审查。在武断的权力与代表法律的权力对峙时，法律的威严往往能够占得上风。

而统合型宪政体制会形成对法治的巨大阻碍，因为该体制中监督的单向性和权力的金字塔架构促成的只能是一个部门最终是一个人的权威，形成人治而非法治的局面。中国统合型宪政体制最大的问题是人大作为权力机关，却权力虚置，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却不独立。这样对武断权力最有效的监督手段失灵了，防线垮塌了。在这一体制下，司法机关的地位相当尴尬，其不具有独立性，却要求其司法公正。因此，这注定了当下中国司法的险恶处境。而统合型宪政体制不可能使司法独立，制衡型宪政体制却能，这已经被国内外的司法实践所证明。当然，统合型宪政体制也可以一定程度上推行法治，中国近些年法治的进步就是明证。但这一发展不可能是可持续的，也没有根本保障。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法治发展值得肯定，但目前已经处于瓶颈阶段。中国法治的进步，更重要的不是立法数量的增加，而在于法律权威的树立以及对政治特权的法律监控。而在这一过程中，法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当下中国的法治进步最关键因素即是确立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威。而确立司法独立的前提则是制衡型宪政体制在中国的确立。

四、制衡型宪政体制是治理腐败的必然选择

中国目前最大的政治问题就是腐败，腐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而面对腐败问题，统合型宪政体制无能为力，而制衡型宪政体制却可从容应对。

多年来，中国政府意识到了治理腐败的紧迫性，并对腐败形成了高压态势，对腐败官员屡出重拳，很多官员甚至包括高级别的政府官员纷纷锒铛入狱。可以说，中国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不能说不够坚定，力度不能说不大。然而，让人忧虑的是，腐败并没有得到有效治理，反而“前腐后继”，愈演愈烈。个中缘由比较复杂，但人们几乎都认识到其中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政治体制没有根本性的变革。为此，中国政府也进行了一些立法上的完善(如监督法)、体制上的改革，但收效甚微。这是为什么呢?在笔者看来，中国对腐败的治理一直没有触及到法律制度的根本——宪政体制。可以说，不改革中国统合型宪政体制，任何表层的、局部的体制改革对整治腐败都无异于隔靴搔痒。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与中国相比，西方国家甚至中国周边国家、地区廉政指数高得多。是这些国家、地区的官员更有职业操守更注重道德自律吗?其实不是，在笔者看来，最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存在制度上的外在约束。在制衡型宪政体制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对官员行使公共权力的制约机制，如最近发生的泰国总理沙马案件。[15]因为在这些国家的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体制中，任何权力都得到了有效的监督，权力制约不是空喊的政治口号和法律原则，而是深入政治实践的行为准则。在这一体制中，没有至上的政治权威或者说没有不受法律约束的政治特权。在这一体制中，所有的监督都是双向互动的。这一政治游戏规则意味着，你监督别人，就必须同时受别人监督。由于国家武断的权力在相互控制、对抗中被消融，孕育腐败的温床就不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国家专断权力可能产生的腐败。

统合型宪政体制的问题恰恰在于：这一体制注重体系内的协调一致，而不是相互制约。如果说有监督，即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监督，那只是单向的监督。在这一监督模式下，总存在着监督别人而不受别人监督的特权。众所周知，任何公权力没有监督和制约，都可能被滥用，并可能产生腐败。在中国统合型的宪政体制下，党组织监督人大，人大监督一府两院，但反向监督几乎不存在。其中，党的监督强而有力，人大的监督则相对疲软。尽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存在着现实的异化，但理论上的金字塔式的权力架构使得握有重权的最需要得到监督的权力却高高在上，人们只能仰望。

有人说，对权力的监督最基本的是权利监督权力，而不是权力监督权力，这正是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色和优势。但这一理论上的设想恐怕只是一厢情愿的推论。由于中国公民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缺失，作为纳税人，公民对理应得到的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却感恩戴德，千方百计地施以各种利益回馈。中国民众一方面对腐败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为腐败提供了土壤和温床。当然，中国政府领导特别是高级领导实际上并非民选，而是党组织考核，上级任命的。既然官职的得失全凭上级领导决断，因此，政府只能对上级领导负责，而不是对人民负责。这极大地削弱了权利制约权力的可能性和合理预期。作为权力制约制度，还应包括各种社会组织的介入，如行业协会、社会团体、基层自治组织等。但目前社会组织发育不甚成熟，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较强的依附性，社会组织对国家公权的制约作用还相当有限。

五、中国制衡型宪政体制的探索

近年来，中国已经意识到了权力制约的重要性，并在体制内进行了谨慎的试探与温柔的改良。司法机关内部已经进行了“三权分立”有益尝试。1999年以来，全国各级法院全面实行以“三个分立”，即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审监分立为内容的审判方式改革。将审判权、执行权、监督权进行了适当分割，形成了权力行使上的相互监督和制约关系，从体制上防止了权力行使的无序、失调及缺乏监督。中国的法律实践引发学者们对分权制衡全新认识，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探讨分权制衡基本理论。[16]甚至有人用分权制衡的原理来分析政府采购制度、税务稽查制度、业主代表大会制度。近年来，中国进行的大部门制改革，探索政府机关内部的“三权制约”，即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三权制约”借鉴了“三权分立”的权力制约理念，表明中国政治体制对西方的三权分立的理念从完全排斥到有限借鉴，这是观念上的重大进步。但“三权制约”与三权分立具有本质的不同。首先，西方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是指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种国家权力的制约平衡;而“三权制约”既适用于整个国家公权力的结构和运作机制，也适用于政府部门内部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既涉及权力运行的横向关系，也涉及权力行使的纵向关系。其次，西方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主要注重权力制约权力，而我国的“三权制约”更注重权利制约权力，这里的“监督权”不是仅指司法权，更多的是指人民监督、舆论监督。[17]由于“三权制约”是在中国现行宪政体制的框架内局部改进，其宗旨或基点仍为三权之间的统合，是在统合基础上的制约。因此，这一改进的效果还有待于中国政治实践的检验，其运行机制的设计和现实可行性仍缺乏实证说服力。更重要的是，这一改良措施不可能克服原来体制中固有的根本性缺陷，不能真正地实现权力制约，也不能完全适应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更不能解决反腐败难题。但这尝试体现出来的对权力制衡体制从绝对排斥转向有限接纳，是中国从部门内权力制衡到部门间权力制衡迈出的坚实一步。其实，制衡体制在民间也曾有过个性实践。不仅如此，自治团体与群众性自治组织也在管理模式上进行过创新性改革。贵州省锦屏县平秋镇圭叶村把审核财务的一枚印章分成五瓣，分别由5名村民代表各管一瓣，经他们审核同意后把梨木合起来盖上，村里花出去的钱才能报销。该举措隐含的权力分立、权力制衡的宪政理念。[18]

然而，中国实行制衡型宪政体制，是否要完全效仿西方某个国家三权分立的模式呢?当然不是，同样是权力分立，西方国家的体制各有不同，也许制衡体制没有唯一的标准或者统一的模式。美国的模式注重国家权力平衡;英国模式的特点是议会主权;法国模式则特别注重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离，以至于行政诉讼作为行政权的一部分与司法权区分开来。制衡型宪政体制完全可以在中国的原有体制上进行改造，而不是将中国原来的宪政体制推倒重建、另起炉灶。

首先，在中国建构制衡型宪政体制并不意味着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制衡型宪政体制并不与多党制完全对应，西方民主制度的本质也是“一党执政下的三权分立制”。因为“政党轮替”仅仅是挑可以执政的政党，选举获胜后，政府的运行还是要靠一个政党来操控的;当然也有联合执政的情况，但是联合执政也是只有在联合者做出一致决定的时候，其执政意图才能实现。[19]虽然制衡型宪政体制更适合多党制，甚至多党制是制衡型宪政体制的源头活水。但不能因此否定在非多党制的国家搞制衡型的宪政体制的可能。在一党独大的国家，制衡型宪政模式并非个例。尽管一党制在相当程度上会抑制制衡型宪政体制的生长，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存在着现实的合理性。因为，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保障，中国也没有实行多党制的社会基础。这就意味着，中国分立型的宪政体制只能在这一前提下实现。

其次，制衡型宪政体制也不意味着否定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实，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不是仅仅简单地把国家权力进行切割划分，即将国家权力一分为

三、相互平起平坐。有的国家突出了代议制功能，如英国的议会主权;有的国家强调司法独立，如美国的司法优位。中国实行制衡型宪政体制并不应否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应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扬弃，即肯定基础上的否定。既然中国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在形式上的制度架构已然具备，将来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改造。也就是，肯定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代议制的组织形式，肯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民主政治的根本制度机制，肯定在国家宪政体制中，人民代表大会相对于“一府两院”的优越地位。但否定的是人民代表大会“议行合一”的体制，否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过度的协作缺乏制约的模式，否定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单向监督关系。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转化为分权制衡原则。[20]完善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方式，严格要求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改善党对国家机关实现体制外监督的状况。

当然，未来中国制衡型宪政体制需要进行精心设计，在创新机制中，设立相应的权力制约程序是非常必要的。权力制约程序既包括国家公权力的相互制约，也包括不同公权力行为的相互制约，还包括同一公权力行为不同过程、步骤间的相互制约。但显然这并不是现实的任务。因为，目前关键的问题是思想的解放、理念的转变。思想不解放、理念不转变，制度设计无论多少精妙，都是徒劳。也许，这一转变将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注释：

[1]崔文华：《马克思否定“三权分立”的原则吗?》，天益网http:///5931682.html，2007-12-31(网上博客论文未标明姓名)。

[20]有人认为民主集中不完全排斥分权制衡，民主集中体现了分权制衡的内容，分权制衡又量化了民主集中的实施。见阮友姣：《试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西方分权制衡原则的借鉴》，《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6卷1期。笔者对这一观点不能苟同，认为民主集中制与分权制衡之间完全排斥不能相容。前者是在民主名义下的集中，目标是统一;而后者是分权基础上的权力平衡，初衷是分立。因此，凡是奉行分权制衡宪政体制的国家都反对民主集中;相反，凡主张民主集中的国家无一不否定分权制衡。

[21]当然如果国家权力过于分散，国家也会通过一定的机制行整合，如美国作为第四部门的管制委员会，英国的行政裁判所

第二篇：中国梦主题教育学习讨论阶段方案

根据《中国共产党XX市中心血站支部委员会关于在全站广泛开展“实现伟大中国梦、建设美丽繁荣和谐XX”主题教育的实施方案》的计划，目前我站主题教育已进入分层次、分专题讨论阶段。为了进一步让职工知道，引导职工充分认识开展活动的意义；让职工积极参与，充分激发大家的参与热情；让职工认同，以此检验主题教育成效。特制定本方案。

一、活动目的

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市委主题教育的主要任务，引导我站党员和职工学习讨论，坚定不移地把科学发展、加快发展为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充分认识坚持科学发展、加快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真正把用安全血液托起人民健康梦为兴站之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强的的决心、更实的举措推进血站发展，确保临床用血质量和安全。

二、方式方法

通过召开党员大会、职工大会等方式开展学习讨论，同时以各科室为单位分层次、分专题开展小组讨论。开展“领导干部讲”、“专家讲”、“先进典型模范讲”、“职工讲”等，组织全站干部、党员、职工互动学习、互相交流。此外通过座谈会、电视讲座、知识竞赛等方式组织学习讨论。

三、学习讨论主要内容

紧扣学习“中国梦”，开展“用安全血液托起人民健康梦”学习讨论，引导全站职工把个人成长、人民健康、血液安全与中国梦的目标紧密结合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加快血站发展，确保辖区内临床用血安全有效。

紧扣“科学发展、加快发展”，开展“让献血者满意，让用血者放心”学习讨论，充分认识我市采供血工作面临的挑战和突出问题，深入查找能力素质、精神状态等方面的差距，为推动全市无偿献血工作的健康发展增添措施。

紧扣“团结和谐、维护稳定”，开展创建“和谐血站”学习讨论，充分认识和谐血站关乎血液的安全、献血者和用血者的健康，重点查找宗旨观念、服务水平、工作态度等方面的问题和差距，积极推动和谐血站、和谐XX建设。

紧扣“抗震救灾精神和感恩奋进”，开展“感恩小平。我为小平家乡发展做贡献”学习讨论，引导全站职工充分认识自己在“感恩小平。我为小平家乡发展做贡献”活动中努力劲头不足、干事热情不高、工作作风不实等差距，引导大家把敬业奉献作为自己的责任，把服务献血者和用血者作为人生追求，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立足自身岗位承诺践诺，创先争优，奉献社会。

四、学习讨论目标效果

一是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引导全站职工把思想统一到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伟大中国梦上来；统一到XX历经两次重大灾难，更需团结一致、砥砺奋进的思想认识上来；统一到XX加快实施“次级突破”的战略部署上来；统一到“感恩小平。我为小平家乡发展做贡献”活动上来。牢固树立以健康梦托起中国梦的理念，积极为提高无偿献血事业作贡献，为构建和谐血站出谋划策。

二是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结合“健康XX2020计划”，进一步找准位置和工作重点，切实解决无偿献血工作面临的突出矛盾，着力破解献血减少用血量大增等难点问题。推动无偿献血事业在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不断提高采血机构和用血机构的服务能力。

三是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从献血者和用血者急需要的地方做起，从献血者和用血者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深入开展“三好一满意”活动，把服务好、质量好、群众满意、用血机构满意的要求落实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进一步打造一支一心为民、勤政务实、技术过硬、服务优质的采供血队伍。

四是进一步完善长效机制。通过学习讨论，结合我们站的中心工作和目标任务，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目标考核机制，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责任措施、考核办法，形成人人有责任、事事有人管的局面，推动我站各项工作扎实有效开展。

第三篇：现阶段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研究

【论文摘要】 数据显示，中国现有2 亿左右的农民工，而且人数还将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由此产生的农村留守儿童人数高达5800万，父母不在身边，他们的教育面临诸多困难。很显然, 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广泛力量的密切配合。

数据显示，中国现有2 亿左右的农民工，而且人数还将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由此产生的农村留守儿童人数高达5800万，父母不在身边，他们的教育面临诸多困难，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变得十分突出。

一、目前我国农村留守子女教育的现状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民工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们都属于弱势群体，他们子女的受教育状况不容乐观。

1、入学率偏低

根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抽样调查显示:“流动儿童中在学者占全部流动儿童的90.7%,一直未入学者占6.85%,失学者占2.45%。”调查结果还表明:在流动儿童中,达到上学年龄却不能适龄入学问题表现十分突出。

2、 学习成绩差

留守子女在受教育当中存在心理问题严重及道德偏差等问题。对文盲率高达30%的祖辈来说，引导和帮助留守儿童学习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研究发现，父母外出打工的学生成绩明显偏差。成绩排名中，留守子女只占优秀生的10%，而差生当中有70%都是留守子女。

3、存在心理问题

心理成长关键期的留守儿童，因不能及时得到引导和帮助，他们的性格会受到影响。测试结果显示，有30.3%的留守子女存在各种明显的心理健康问题，他们的心理问题明显多于非留守儿童。

二、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产生的原因

1、劳动力转移是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

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工业化迅速发展的三十年。伴随城乡一体化的深化发展，农村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二元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失衡的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受利益驱使，也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由于相关政策的滞后，农民工不可能将子女带在身边，从而导致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日益严重。

2、所处的环境是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产生的决定性因素

(1)家庭环境。人的社会生活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形成都是从家庭环境中开始的。家庭的气氛，亲人的性格及其对子女的教育方式，直接影响到子女的生活习惯及道德观念。留守子女与父母的分离，弱化了家庭教育作用，家庭教育的主体由父母变成了祖辈及其他亲戚。显而易见，祖辈对孩子的教育往往存在很多的误区。首先，对孩子过分溺爱，很容易养成孩子任性的性格;其次，老年人大多文化程度较低，在学习方面不能给孩子很好的帮助;再次，在教育方式上缺乏畅通的交流，这对儿童的语言及创造性的发展有很大消极影响。而在亲戚的立场上，他们不便对孩子进行管束，孩子也很难在亲戚家中产生归属感，缺乏更多的关爱。

(2)学校环境。学校教育对人的社会化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对孩子成功的教育，源于学校和家庭的协调与配合。但是，由于留守子女的父母外出打工，学校无法配合和协调家长一起对留守子女进行教育和监管。此外，目前我国农村师资力量的缺乏，很难对每一个学生进行有效的辅导和教育，造成对学生的教育程度不够，不利于对留守子女进行很好的教育。

(3)社会环境。近年来，尽管我国经济以10%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但农民的收入基本上停滞不前。由于中国广大的农村经济落后，农民贫困，使得他们没有能力照顾和教育自己的孩子，走上外出打工之路也是生活所迫。近年来，随着赚钱作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念兴起，打工照样挣钱的“新读书无用论”随之出现，使得农村家长和学生的厌学情绪增加，很多学生中途辍学，过早的走上了打工之路。

(4)政策滞后。政策的偏差，使得薄弱的农村的教育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很多地方出于本地利益的考虑,不愿意接收农民工子弟在当地公立学校上学或者收取高额借读费，以限制外来学生“占用”他们的教育资源，所以留守儿童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三、针对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对策

很显然,如果农民工子女继续留守,得不到很好教育的话,农民工这个阶层与整个社会的脱节就会越来越严重,这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也是十分不利的。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广泛力量的密切配合。

1、政府高度重视对留守儿童教育的责任 (1)加大投入力度, 进行政策倾斜。加大农村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 提高农村学校和薄弱校教师的收入水平,提高现有农村师资队伍的专业化水平，改善农村教育环境。

(2) 加大农村公共教育资源投入，改善学校硬件设施，完善体育、文化娱乐设施;建立健全农村寄宿制校舍管理体制，实施并完善素质教育理念;普及信息化教育模式，鼓励学校积极开拓教学新方法和育人新理念。

(3)把留守儿童教育工作纳入国家和各地区新农村建设、农民工工作等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各部门工作规划，置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之中。把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工作与各级政府实施儿童发展纲要结合起来，将农村留守流动儿童的各项权益保护列入纲要实施的监测评估体系。

2、家庭和学校密切配合，高度重视留守儿童教育问题

(1)重视对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如前所述，家庭对子女的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常年在外打工的父母来说，家庭教育的内容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关心上，而更应该从情感的角度去关心和爱护他们，多和他们进行感情上的交流，发展良好的、亲密的亲子关系。另外，还应经常与子女的任课教师、班主任联系，了解他们各方面的表现。再者，还应十分重视孩子监护人的选定问题，应尽可能把子女寄放在有一定学习环境，比较有文化的，并且有一定责任感，能更好地监督和指导自己孩子的亲朋好友处。必须注意的是，家长对孩子的关心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缺少了这一点，任何其他措施都无助于儿童教育问题的解决。

(2)重视对留守子女的学校教育。作为对留守子女的教育实施单位，农村学校应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职权和职能范围内，加强对留守子女的关心呵护。针对留守孩子的品德行为偏差和心理障碍问题，学校应该加以正确的引导，开展思想教育和情感教育，营造健康活泼的教学氛围。同时，要积极同留守孩子的监护人进行交流，对其做必要的培训，让其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改变单一的教学形式，充分激励留守儿童的主体性和积极性是作为教师应有的责任。

3、整合社会资源，关注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

(1)招募组建关爱留守学生志愿者队伍，推行“结对接力志愿服务”模式。采取“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等多种形式的结对方式，组织志愿者队伍或志愿者与留守学生签订结对卡，针对学习辅导、生活帮助、心理抚慰和应急救助等需求，开展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志愿服务活动。

(2)整合各方力量，推动留守学生关爱行动社会化发展。开展各种形式的关爱留守学生工作和主题活动的宣传活动，开展爱心募捐、义务家教、艺术培训、心理咨询等关爱活动，更大程度地动员社会各界支持关爱行动，动员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关爱留守学生志愿服务活动。

【参考文献】

[1]邹先云. 农村留守子女教育问题研究[J].中国农村教育,2006(10):35-37.

[2]谭寒.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研究[J].科技创新导报,2008(1):213-214.

[3]中广网.《留守儿童达5800万 新数字新问题催生新建议》[EB/OL].( 2008-4-28),

第四篇：萌芽中学关于成立文学社的通知

为丰富我校学生的业余生活，培养学生写作兴趣，提高学生的写作思维能力，提供学生施展才华的舞台。根据我校实际情况，学校决定成立文学社。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文学社名称：《萌芽文学社》

二、主办单位：萌芽中学团委

三、组织机构： 顾 问： 指导老师：

社长兼主编：1人 副社长：2人 秘书长: 两人 文字编辑：两人 美术编辑：两人 文学社成员：

七、一班

七、二班

七、三班

七、四班

七、五班

七、六班

七、七班

七、八班

七、九班

七、十班

七、十一班

七、十二班

七、十三班

七、十四班

八、一班

八、二班

八、三班

八、四班

八、五班

八、六班班

八、七班

八、八班

八、九班

八、十班

八、十一班

八、十二班

八、十三班

八、十四班

八、十五班

八、十六班

四、文学社宗旨：

1、拓宽学生视野，丰富课余生活。

2、发挥学生特长，培育文学新苗。

3、激发学生兴趣，提高鉴赏能力。

4、推进语文教改，提升教学质量。

5、深化素质教育，促进全面发展。

6、打造社团品牌，为校争光添彩。

五、栏目设计

1、刊首扉页(浯溪风铃，刊登短小精美的励志类的散文或指导学生创新作文的观点新颖的文章)

2、校园写真(学校生活，刊登发生在学校里的感人的真人真事，有价值的平凡小事，校园新闻等)

3、心灵寄语(学生日记，登载观察日记、自我反思之类的日记等)

4、梦幻天地(想像作文，登载童话、寓言及异想天开的科幻类作品)

5、小说世界(迷你小说，登体裁多样、风格各异的小小说)

6、青春诗笺(长歌短吟，刊登短小的诗歌，尤其重视歌颂友情、理想、青春等题材的短诗)

7、七彩散文(另类生活，刊登游记和丰富多彩的课外生活的散文)

8、三吾论坛(生活感悟，刊登就事论理、另具慧眼的议论文)

9、书香一瓣(读书札记，刊登名著读后感，最喜欢的诗文赏析类的文章)

10、作家访谈(乡土作家，刊登访问本县内著名的作家、诗人等的专访录)

11、雁过留声(请你留言，刊登对本刊的文章的评论、挑刺、编读往来等稿件)

六、文学社公约：

1、为文学社争光。以文学社为荣，在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勇争一流。

2、学好语文。主动参与课堂，认真完成作业，确保语文学习成绩在班级领先。

3、热爱生活。关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及时做好各种形式的记录。

4、热爱读书。多读各种类型的书刊，开拓眼界;特别要多读优秀的文学作品，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同时，做好摘抄。

5、勤于动笔。认真地完成习作任务，并坚持每周写周记，主动进行习作练习。

6、勇于竞争。积极参加各级各类的写作竞赛，主动向各种报刊投稿。

7、谦虚好问。主动向老师请教，争取得到老师、同学的帮助。

七、征稿启事：

文学社每月主办校报一期，热忱欢迎同学们踊跃投稿。文体、形式不限，可放眼参天楼阁，亦可关注寻常巷陌;欢迎阳春白雪，也欢迎下里巴人。不求有浩瀚的大海，但求一两朵浪花。文章需有真情实感。欢迎有创新和个性化的文章。社员每月至少交稿两篇，每学期交高质量作文稿件至少一篇。每班每周至少交稿一篇

萌芽中学团委、学生会 2011-11-20

第五篇：中国现阶段的

中国现阶段的“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分析(摘编) 默认分类 2010-10-22 10:38:12 阅读11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

阅

近一个时期以来，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已成为舆论的热门词语，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从成都富家子弟“豪车聚会”，到网络的“贫二代18条标准”，再到河南省固始县的“选举门”，人们强烈地感受到当前中国社会正步入一个有待破解的“传承怪圈”。贫与富，官与民，客观上说，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同时，二代们的不同生存状态、不同社会境遇，因其折射着社会生态，自然会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一旦有极端的个案发生，更会成为舆论的焦点，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众生相的三国演义时代开始。

“二代”热炒，孰是孰非焉能断然说清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是一句老话。子承父业在很多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家族产业得到延续，手艺绝活得到传承。因此，“独二代”、“写二代”、“演二代”、“星二代”……一个个粉墨登场。然而，当二代之间鸿沟日益加深，并形成对立情绪和阵营时，就不能不引起社会的重视。当前最引人注目的当数“富二代”、“穷二代”和“官

二代”的对立和冲撞了。

“富二代”，财富的继承人。所谓“富二代”，是相对于那些改革开放以来“先富起来”的“富一代”而言的。伴随“富一代”的老去，“富二代”正在开始大面积地从他们的父辈手里接过财富的接力棒，有的已经成为一些规模很大的民营企业的少帅。这些没有经历过创业辛苦的年轻人，能够将父辈的财富帝国支撑下去吗?“富二代”会不会成为“秦二世”?这是社会讨论的中心议题。据调查，目前中国“富一代”的年龄均已达到60岁左右，有些已超过70岁，因此，财富接班人问题成为他们的当务之急。全国工商联编制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指出，中国有300多万家私营企业，90%的家族企业创始人都希望子女接班。浙江省温岭市的调查也显示，当地86.5%的家族企业尚未进行“交班”。今后3～10年内将出现“交班”高峰。这些企业占温岭企业总数的79.6%，一批30岁左右的富豪第二代将陆续接班。2008年胡润百富榜中，35岁以下的企业家有2l位，其中有6位是“富二代”。浙江省绍兴县企业家协会的会员共102名，其中第二代企业家有51名。“富二代”已经走上了接班的岗位。

“穷二代”。贫困的传承者。“穷二代”又称“贫二代”。所谓“穷二代”，是指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里，处于社会较为底层的贫困劳动者的后代们。他们可能是城市下岗工人的子女，也可能是新一代农民工。他们的童年可能被高额学费门槛阻拦在学校的大门之外，如今只能进血汗工厂，靠出卖体力拿到低廉的收入维持生计。据统计，中国目前有一亿多农民工，他们中有大约5000多万人为“穷二代”。网上有一则“贫二代的18条标准”，对照这一标准，80后新生代农民工是典型的“穷二代”。2009年8月，南京师范大学学生们自发组织的“青春共进”计划小组走上街头、工地，对“穷二代”进行了抽样调查。在被访者中，他们的月收入大多都在千元上下，有的是各类企业的操作工，有的是饭店的服务员，有的是各类超市、店面的收银员，有的则刚刚很茫然地踏入城市正在寻找着谋生的机会……他们的普遍反映是，社会给“贫二代”的机会太少，如果有个富爸爸，结果也许就不

会这样了。

“官二代”，权力的世袭者。所谓“官二代”，顾名思义，即父辈当官，子女继续当官。但是子女当官往往是在父辈庇护下才戴上“乌纱”的。颇有封建世袭味道。“官二代”在中国各地比较普遍，虽然有规定的官员选拔程序，但这些程序都是掌握在当官人的手中，其结果自然由掌权者拍板定夺。甚至有些地方连程序也不去走，完全由“一把手”等少数权贵说了算。这就增长了“官二代”现象的蔓延。《杂文报》最近的一篇时评透露，某省的县级市甚至规定，正科级以上的官员可以安排两名子女进人机关“接班”。早在2004年7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推出的重量级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中的统计数据表明，父亲具有权力资本的那些人仍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隐形的比例恐怕还要比这一数字大得多。据统计，各阶层子女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机会不同，父亲是国家干部和企业高管的，这些人的子女最有可能成为国家与社会的管理者;工人家庭出身的100人中只有1人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层;农民家庭出身的100人中还不到1人进入这一阶层。”“官二代”们从开始踏入仕途起，就受到各种形式的关照，有着平民子女无可比拟的升迁优势。官员中，“你提拔我儿子，我提拔你女儿，共同进步，皆大欢喜”，分赃式的权力寻租较为流行，于是构成了当前我国畸形的官场生态。 生存样本，提供“×二代”群体形象

“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的“三国演义”刚刚开始，然而却是那样阵营分明。相关数据显示，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只占收入或消费份额的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却占收入或消费份额的50%以上。“官二代”与“贫二代”，不光是经济的差距，更存在社会地位的差距。湖南省邵东县一高考生罗彩霞，2004年高考时成绩为514分，而同时参加高考的考生王佳俊，因其父王峥嵘为镇党委书记，竞指使他人截留了罗彩霞的录取通知书。王佳俊便冒用罗彩霞的身份到贵州师范大学读书，直至毕业工作。同样是“二代”，命运却迥然不同。

白玉为床金作马，“富二代”一掷千金。在很多人眼里，“富二代”是一些开名车、穿名牌、戴名表、举止张狂、挥霍无度的纨绔子弟。这些看法虽然有点偏颇，但“富二代”中确实有一些人挥金如土。据报载，西安一年轻女子在青海玉树花400万元买了一只藏獒，用飞机空运到西安。为了迎接藏獒，30辆清一色的黑色奔驰轿车，在两辆三菱越野车的引导下，排成长龙，其气势和排场胜于迎接达官贵人。一只狗的大驾光临便有如此排场，可见“富二代”们过着怎样的奢华生活。重庆一私企老板，儿子20岁生日竟送了一部价值30万元的豪华轿车。“富二代”的儿子开车连撞两人，不但不停车，反而加大油门逃离现场，回家安心吃饭。当然，“富二代”也不乏有出息者，他们正

在干着自己的大事业。

昼出耘田夜绩麻，“穷二代”一路艰辛。“穷二代”大多来自农村，他们的祖辈仅靠几亩薄田艰难度日。改革开放后，他们到城市打工，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留给儿女的依然是贫穷，儿女们从父辈手中接过来的也还是艰辛。尽管“穷二代”中有不少人上了大学，但就业的前途渺茫，工资也仅能糊口。据对大学生就业情况调查表明，目前，我国凭关系或花钱找到好工作的现象仍然极为普遍。“好工作基本上都给强势阶层夺去了，找不到工作的大多为„穷二代”‟。比如，因待遇上佳，电力系统作为绝对的垄断行业，一直是人们向往的就业热门。某省级电力公司局、处两级领导，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拿到有点分量的“上岗证”，内部规定：凡局级领导子女均可由公司出钱赴国外留学，处级领导子女则可由公司出钱进国内电力大学委培，毕业后，全部安排公司内优越岗位。此举，绝非个例。权力在许多垄断性国企招聘中的作用重于一切。于是，一些“穷二代”干脆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2009年，重庆应届高三学生中，有1万多名考生没有报名参加高考，其中多数为农村学生。是什么令这些农村孩子在“鱼跃龙门”的最后一刻放弃了机会?据调查，农村高中生对大学收费高、毕业后就业难等信息格外敏感。不少农村家长算了这样一笔账：培养一名大学生，义务教育阶段以外的投入平均约为5-10万元，大学毕业后也就2000元工资，除去生活费，每月存款500元，至少要10年左右才能将教育投入挣回。何况还有不少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守着的只能是父辈传下来的贫穷衣钵。再看“穷二代”们的生活状况。2009年11月12日，广西贺州市公会镇双洋村一鞭炮黑作坊发生爆炸，导致2人死亡，12人受伤，除1名61岁老人外，其余均为在校的学生。他们想利用课余时间挣点钱，以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没料到却遭此大难。他们是典型的生活在贫困线上的“穷二

代”或“穷三代”。

朝中有人好做官，“官二代”仕途顺达。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崽子会打洞。”这是血统论。但今天这样的血统论仍在一些地方继续上演。我们从“白宫书记”张治安的“家族官场谱系”上便可略见一斑。张治安的父亲张家顺在安徽省颍上县由谢桥镇党委书记到县人大主任20余年，张氏家族有数十人担任公职，绝大部分为当地干部，并掌握着要害部门：弟弟张家旺任颍上县县委副书记;大侄子张志刚任县城建局长;二侄子张志勇任县委办主任;大女儿任县教委人事科副主任;大女婿任县地税局长;二女儿任县法院副院长;二女婿任临泉县副县长……官位最为显赫的是张治安一阜阳市颍泉区区委书记。虽然我国在干部提拔问题上实行了“公推公选”，然而背后的暗箱仍然无法关闭。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全县正科级干部和县局级干部任用中，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全部是当地官员的子女和县里两大房地产老板的亲戚。固始县仅是官场一个缩影，“官二代”顺利接班随处可见。更常见的是，“官二代”打着老子的旗号，承揽工程、倒卖土地等等，违法乱纪，大发横财，成为“官商一体”的“牛二代”。

即成事实，如此“三国演义”当思量

社会生态让“×二代”生存各异，他们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感慨。“富二代”从父辈手中接过巨额财富，在社会竞争中赢得了先机;“穷二代”背着一身债务走上社会，空着两手去创业，无疑是慢在起跑线上，先输了一局，“官二代”不但拥有财富，而且握有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比“富二代”更胜一筹。这种“三国演义”的局面

颇令人思量。

教育资源不公平。由于社会地位的不同，二代们接受教育也有天壤之别。“官二代”的教育有着先天优势，一些学校的大门向着权力大开。河北省东关县实验小学是全县最好的小学，学校的教师里有一半是高级教师。但是，学校招生简章明确规定：招生对象为“县城内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干部职工子女”。同样的事还发生在陕西铜川市。铜川市第一中学招生要看家长的工作单位，只招收市委、市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子女。官员们个人还千方百计利用权力为子女安排最好的教育资源。河南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姬林芳，为了送女儿到英国留学，一次就收受贿赂30万元。而“富二代”也不必担忧，但凡重点小学、中学，都有“择校费”一说，只要有钱将是畅通无阻的。钱不但可以打开中小学大门，就是大学的门也能被金钱砸开。有些大学专门为“富二代”办班。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知名院校就开设了“为企业明天的CEO”培训项目，学员15个月学完所有课程，费用超过30万元。而“穷二代”的教育不但经常被高额的费用挡在学校大门之外，有些甚至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无法完成。很多农村大学生不得不靠贷款来完成学业。最近，上海海事大学特困生杨元元在学校自缢身亡。原因是家庭贫困，带着母亲求学，而学校不准其母入住。生活的贫困及人格尊严的贬损，迫使这位女研究生走上了绝路。

社会竞争不对等。经济基础决定了政治地位。“官二代”在社会上呼风唤雨，在官场上一帆风顺，在提拔晋级等问题上，享受着父辈的庇荫。辽宁省本溪市选拔市团委领导干部，4名拟任团市委书记、副书记人选中，有3人是本溪市领导的子女。他们参加工作和入党的时间都很短，“仗恃其父母势力，参加工作才两三年就升为处级、副处级”。这正应验了“仙家还是仙家做，没有凡人做仙家”的民谚。看看如今官场，年轻干部有几人没有“后台”?“富二代”靠着财富可以继续当老板，赚大钱，也可以用金钱打通“官”路。2008年6月，山西省府谷县委聘任了4名“县长助理”，这4人均是民营企业法人代表，有的人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全。而“穷二代”在社会竞争中缺乏的正是这样的“底气”。有些“穷二代”大学生毕业后，连工作都找不到。在公务员招考中，好容易挤进“决赛”圈，最后又在面试时惨遭淘汰。有些所谓面试，其实看的是谁的“后台”过硬，“穷二代”哪里有这等“关系”。在社会竞争中，“×二代”们处在不对等的位置上。

分配制度不完善。造成各“二代”世袭的原因还在于分配制度的不公平，官民差异，贫富悬殊，先天为二代们划分了深不可测的鸿沟。收入不公是导致“穷二代”继续贫困的原因之一。按照中国的扶贫标准，现在中国的贫困人口在4000万人左右。按照每天2美元的国际标准，中国应该有1亿穷人。而在贫困线之上附近，达不到平均收入水平易于陷入贫困的人口又约有2亿人。“富二代”依仗足够的资本，继续一步步向财富的高峰攀登。富人的收入是穷人的几十倍、上百倍，甚至成千上万倍。收入分配的不公不仅使贫富两极分化加剧，也使流动性僵化。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穷人要变成富人的梦想更加遥不可及。官员的收入是“阳光工资”，虽赶不上日进万金的富人，可一个月便超过穷人一年的收入，如果加上“职务消费”、乃至相当部分的灰色收入，过着中产阶层的生活也逍遥自在。不同人群因为家庭、历史的原因存在收入差距。官员、富人由于先天优势，占有的资源条件更佳，因此容易更富;穷人则因为诸多不利条件，变得更穷或者持续贫困。这便是“三国演义”的发展趋势。

相互尊重，共同营造和谐的家园

据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广州监狱中近80%的年轻囚犯都曾在成长阶段被进城务工的父母留在农村，他们都是“穷二代”。关于农民工二代的犯罪原因，调查报告称：从农村到城市的巨大落差和社会歧视，是年轻务工人员出现高犯罪率的部分原因。很多受访者表示，犯罪是为了发泄不满。这是“穷二代”对社会现象的表白。那么，“富二代”呢?富家子弟飙车撞人，骄奢淫逸，舆论几乎把爱飙车、爱闹事、爱炫富、爱享乐与“富二代”画上等号。甚至为他们的未来担忧：“财富能否过三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代代长此富下去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富人若不再拥有管理财富的能力，他们就会丧失财富。穷人通往富人的大门是永远敞开的，当然，其过程并不容易。比财富世袭更可怕的是官位的世袭。“官二代”危害的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但“官二代”一旦犯法，同样受到制裁，削职为民。也就是说，“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并不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也是在互相转化的。

所以，未来的中国是属于“官二代”的，属于“富二代”的，也属于“穷二代”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二代们能共荣共生、让社会的和谐程度得到跨越式提升。当务之急，只有用制度之手消解身份的隔膜，共创更多公平的机会平台与更多公正的政策通道，从而共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让官和民成为一家，让贫和富互帮互扶，如此，

中国的明天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