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营论文范文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农业经营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一、实施龙头带动战略，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龙头企业是指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生产、加工和销售，并通过一种或多种利益联结机制，与农户结成相对的稳定关系，实施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或生产、销售一体化经营的加工或流通企业。

第一篇：农业经营论文范文

丘陵山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度规模经营反思

摘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因国家及区域政策调整、产业发展阶段不同而异，面临着合作博弈风险，它较传统农户在土地、人力、资本、技术、信息、金融、社会等资源要素方面更具优势，使其成为丘陵山区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核心载体。从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需求2个方面阐明借力多元主体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时代要求。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新时代下多元主体适度规模经营“度”确定的多维困惑，进而对丘陵山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经营“度”的确定进行思考与展望。结果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要求，也是促进农业转型、产业扶贫的关键，同时还是农业现代化的特征所要求，更是由丘陵山区地域特色及现实生产力所决定的。新时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适度规模经营二者不可分割，新型主体须找准合适的“度”，“度”应兼顾主体培育的产业阶段性、要素资源的异质性和经营类型的差异性。丘陵山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度规模经营的解析与重构须兼顾3个方面：首先，不同产业发展阶段以引领什么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如何基于要素差异性、功能互补性、产业关联性，处理大小业主、先进后进业主、本地与外来业主等经营主体间的关系，规避主体培育中的合作竞争风险?其次，针对现代农业经营目标转变，丘陵山区土地生产力水平约束、经营主体资源禀赋差异，产业发展阶段演化和产业类型规模需求差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度经营规模的“度”如何把握?最后，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的路径是多种形式的，不同阶段、尺度、资源禀赋、生产经营性质、种养品种等所对应的最优实现路径应有所不同。

关键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度规模经营;乡村振兴;农业转型

农业乃民生之根本，在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农业发展受到严重威胁，“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也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面临的现实障碍。新型经营主体是新时代引领现代农业的突击队、着力点，发展多样化适度经营规模更是增加新型农民收入、提高农业效益的重要途径。在多年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政府工作报告等政策文件中多次指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从国家层面上不断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农业规模化经营作为世界农业发展的基本趋势[1]，国内外诸多学者从构建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适度规模测算、规模效益评价、驱动因素分析、规模经营意愿和模式，以及土地流转、生产投入、乡村劳动力流出对规模经营有何作用等方面展开研究，但针对“度”的问题仍存在许多疑惑和争论。在我国，丘陵山区地理条件“先天不足”，相较平原地区而言，新型农业体系建设较缓慢、实现规模效益难度更大。因此，在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因地制宜引导适度经营规模发展格外重要。厘清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对多元主体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时代要求，揭示新时代下多元主体适度规模经营“度”确定的多维困惑，进而对丘陵山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经营“度”的确定进行思考与展望，对推进丘陵山区农业现代化、乡村全面振兴更是具有重要意义。

1 借力多元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的时代要求1.1 既是新时代下践行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要求，也是加快农业转型、产业扶贫的重要抓手

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指出大力发展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倡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这是将小农户转化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在此背景下，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进一步巩固完善，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再次提及。同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对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加强培育的重要性，将其视为未来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的具體任务，因为这2种经营主体与小农户的利益关系最密切，只有以新型经营主体为载体，才能使小农户逐步迈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大格局。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与之相衔接，培育家庭农场计划启动，着重培育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继续推进农业示范合作社，进一步培育产业化农业企业及联合体，大力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及新型经营主体应作为重点培育对象，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同样应重点培育。

为了借力多元主体发展多样化的适度规模经营，中央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何培育、适度规模经营应如何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安排。自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政府工作报告(十八大、十九大)、中央一号文件(2009、2010、2012、2013、2014、2016、2018、2019、2020年)、《农业综合开发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政策文件、“十三五”规划、《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多次提及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相关政策体系，以融合多元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多样化适度规模经营，指出破解“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和“规模效益”等问题须依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其视为践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者，引领现代化农业发展的突击队，解决产业扶贫的着力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政策大礼包的支持与引导下迅速增长。据农业农村部统计，截至2018年，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服务性组织分别有217.3万家、近60万户、超300万个。每家(户)农业企业、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经营耕地面积平均分别为52.21、11.82、6.81 hm2，而普通农户每户只有0.50 hm2，全国超过27%的耕地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含合作社)经营，可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土地规模比普通农户更大，且各主体间平均经营耕地规模差异显著。同时，该报告还显示在大市场和国际化背景下土地经营模式的小规模、分散化已无法完全符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化经营水平亟须提高(图1)。

同时，各级部门共抓落实行动，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强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性。2016年汪洋副总理指出，现代化农业发展的领跑者是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农业，应加强政策扶持力度，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尤其是随着2016年深入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指引土地经营权流转，大力发展规模化经营的现代农业，并呈现多种形式，这成为面对“新常态”经济下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助力农民增收、保障国家粮食和农产品安全等现实问题的共同愿景。2017年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提出乡村振兴的关键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结合发展、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原农业部提出通过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工程、支持其参与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支持其对农产品进行初加工和发展具有生产特性的服务业、开展农业信贷活动、试行农业大灾保险等多举措来解决新型农业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困难，加强政策支持，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提升适度规模经营能力。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应在农业生产夯实基础的同时，落实农村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强化第一产业、优化第二产业、灵活发展第三产业。这代表乡村振兴应抓住产业兴旺这个“牛鼻子”，而产业兴旺须依托农业发展方式的变化，转变方式的着力点是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即以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前提，各地实行政府奖补措施，支持适度规模经营，引导农民依法、合理流转土地。产业兴旺也须要激活经营主体、激活各类要素、激活需求市场，即首先重点开发人力资源，满足农业发展的人才需求，使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增速。且现阶段很多地

方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把培育能引领贫困村产业发展的一类新型经营主体作为产业扶贫的关键。2016年5月农业农村部发展计划司刘北桦副司长在接受《农经》杂志记者采访时也曾指出产业扶贫的关键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1.2 不仅是农业现代化的特征所要求，更是丘陵山区地域特色及其现实生产力所决定

现代农业的明显标志之一即规模效益，而现代经济理论认为，规模效益是在企业生产经营达到一定规模后出现和形成的，并在某一范围内随着持续扩大经营规模而出现规模效益递增的现象。可见，适度规模理论要求现代农业发展首先必须形成一定规模，规模效益才会显现并有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水平，但是这并非意味着规模越大经济效益就一定越高，关键在于规模的适度性[2-9]。近年来，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跨越驱使山区乡村处于比较优势的土地要素被快速激活，进而促进城乡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导致乡村地域上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各种要素的再配置。适度规模经营旨在强调各个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及獲取最佳经济效益。其中，土地作为农业生产经营最上游的资源要素，其经营的适度规模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水平。而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后就必然产生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生产力水平也决定土地规模经营的推进速度。因此，在山区小规模或超小规模的传统农业只能自给自足，难以获取最优经济利益，要推进山区适度规模经营，培育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关键。相对于平原地区，地理条件“先天不足”的丘陵山区传统农户只有少量土地，且分散成十几块，加之受道路、河流、林地、田坎、山梁等自然要素切割，地块规模更小，地块形状亦不规则，这种小规模细碎化经营造成机械化水平低、新技术推广慢、耕作成本高而生产技术效率低，难以支撑规模化农业。其中，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是农业生产机械化，但农业机械化技术发展步伐缓慢的丘陵山区明显滞后于平原地区，机械化水平低下导致农户耕种方式受限，陡坡地面积大，路难修、机难通，很多田块农业机械根本不能到达，且地块小而分散、田块落差大、土层薄、形状不规则，农业机械下田难，而低下的机械化程度造成人工成本增高，生产效率降低，经济效益不稳定，农民种粮意愿低。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深入发展，农民纷纷外出务工或迁走，据相关调查报道，目前我国2/3的农户仍是分散经营，生产主力不是青壮年劳动力，而是留守老人和家庭妇女，他们在资金、技术、市场、管理等方面的弱势难以支撑集约化农业，但劳动力的非农化为资源的优化组合和再配置提供了机遇，同时伴随农业劳动力“析出”，加之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致使乡村人地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出现耕地撂荒、土地流转、利用转型、乡村重构与综合整治[10]等，为土地规模流转实现适度经营规模创造了条件。但土地流转后，“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和“如何把握规模度”是目前摆在山区农业转型中的一大难点，实践证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引入、培育、发展壮大是破解这一难点的关键，而如何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吸引到农村，因地制宜引导发展规模经营格外重要。但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过程中，部分主体常不切实际地圈占大量土地[11]，结果对当地后进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以及优化资源配置产生不良连带效应。因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度规模经营的解析与重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新时代下多元主体适度规模经营“度”确定的多维困惑 近年来，在三产融合发展、农业经营主体多元化、农户生计多样化、农业生产技术逐步提升、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大力宣传建设的条件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逐渐得到关注并取得一些成效。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不是单一地追求“规模”，而是同时强调“适度”(“适度”并不是追求某一生产要素的扩张，而是实现劳动力、土地、农资、农业资本、农业科技、农业机械等所有要素的最优组合[12])。即在本地农业活动发展和社会经济基础条件适宜的前提下，采取相应的流转方式把农户分散经营的责任田集中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手中，将农业生产模式转化为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的经营模式。但是，适度规模经营的“度”如何衡量?又如何把握好这个“度”?虽然国内外诸多学者从适度规模测算、评价体系构建、规模效益评价、驱动因素分析、规模经营意愿及模式，以及土地流转、生产投入、乡村劳动力流出对规模经营有何作用等展开研究，但针对这个“度”的问题仍存在许多疑惑和争论。

2.1 规模报酬递增还是递减?

尽管规模报酬递增是研究者和决策者共同期待的结果，但大部分学者基于对不同范围和地区的实证研究，均否定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甚至有学者认为“规模报酬递减”存在于粮食生产中。如王嫚嫚等通过研究江汉平原354个水稻种植户，发现将土地细碎化和耕地地力的影响纳入考虑后，江汉平原水稻生产在此生产模式下规模报酬不变，且规模经济现象不存在，但农户“理性经济人”如经营规模大则特征表现更明显[13]。金生霞等基于河西走廊4市10个县(市、区)13个乡(镇)578农户的调查研究，发现河西走廊地区农业生产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现有农业技术条件下，该地区现有规模远远小于劳均最优规模和户均最优规模[14]。同时，也有学者认为规模经济是存在的，如卢华等在研究土地细碎化对生产成本的影响时，发现农作物生产存在规模经济[15]。许庆等基于我国粮食主产区5省100个村庄1 049个农户的调查研究，发现除了粳稻，其余粮食作物生产均存在规模经济[16]。

2.2 “度”的判定标准是什么?

有学者认为以利润最大化、以效率最大化作为“度”的判定标准;也有学者认为应是多维度的，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结合，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的统一[13-18]。从测“度”方法上看，多提出并采用经验法、直观评估法、生产函数法、指标评价法等，如徐海南运用经验法，选取劳均产量、劳均纯收入、产量、商品率等指标，对比不同规模组生产要素的平均利用效益，进而确定苏南地区的适度经营规模[19]。张海亮等通过种植业在现实生产中的实际投工量，测算目前生产力水平及经营环境下，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推算出土地经营的适度规模[20]。郧宛琪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研究苏南、苏北两地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的确定标准[21]。汪亚雄运用线性回归分析、投入产出比较分析、劳动力耕地负担分析、劳动力收入比较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相结合计算南方各省农户土地适度经营规模[22]。刘秋香等改进灰色系统聚类方法，定量测算农业经营的适度规模[23]。林善浪指出在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资金生产率三者难以平衡兼顾时，至少保证土地生产率不降低，牺牲土地生产率而单纯追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劳均收入，与中国国情不相符[24]。于洋则指出劳动生产率与土地生产率在农地规模经营中出现的矛盾，应在分工经济的基础之上建立，由分工效率的标准来衡量[25];程秋萍认为这个判定标准只能在实践中产生[26]。

2.3 三是“度”值存在显著差异?

周娟认为，要素资源禀赋(劳动力、土地、资本)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适度规模经营决策，进行适度规模经营的动力与条件在不同类型农户之间差异明显，以农户类型为依据推进适度规模经营更适合[27]。程秋萍也指出适度规模靠某类主体的单一推动或单一意愿必定不能实现，不同主体“适度”的标准也不相同[26]。从测“度”结果看，主要讨论农业适度经营规模的劳均、户均、人均和地块耕地。有学者认为劳均耕地适度规模为0.33～0.47 hm2[23]，也有学者认为在0.67～1.00 hm2[28-29];有学者认为蔗农户均适度规模为1.61～1.84 hm2[30]，稻农户均适度规模为5 hm2，还有学者认为只宜达到0.66 hm2的临界规模[22];有学者认为人均适度规模为0.22～0.41 hm2[31];有学者认为粮食作物适度规模为0.67～1.33 hm2、经济作物适度规模为0.4～0.6 hm2[32]，也有认为适度规模约为7.3 hm2较合适[33];有学者认为1.12～0.35 hm2为水田地块的适度规模，1.17～2.82 hm2为旱地地块的适度规模[34]。关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度规模的探讨则集中在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2类新型主体，如辛良杰认为2016年中国粮食类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一般在13～14 hm2，约为全国户均耕地面积的30倍[35]。韩苏等认为，果蔬类家庭农场小规模、中等规模、大规模的最优经营面积分别为1.33～2.00 hm2、4.67～6.67 hm2或8.00～10.00 hm2、26.67～33.33 hm2[36]。孔令成等提出粮食家庭农场最优土地投入规模为8.13～8.40 hm2，其次为11.53～13.07 hm2[37];邹运梅等认为，不考虑种粮补贴，在追求产出利润最大化时家庭农场经营存在适度规模，并得出洞庭湖区家庭农场适度经营规模为9.52～13.23 hm2[38];但关付新认为种粮家庭农场土地经营规模在不同情况下是不同的，家庭自有劳动力占比和家庭农业收入占比决定家庭农场土地经营规模的上限和下限[39]。针对合作社而言，郑适等认为，在考虑植保无人机技术采纳的约束下，合作社规模门槛为 2 hm2[40];申云等认为，在粮食产量与收入最优化下种粮合作社农地经营规模一般为40～66.67 hm2[41]。范乔希等对山区合适耕地经营规模进行研究，发现经济作物的适度规模为1.62 hm2、粮食作物的适度规模为 1.64 hm2，差异不显著，距离影响较大，0.5 km内适度规模为 1.90 hm2、0.5～1 km适度规模为2.12 hm2，单位劳动力的适度规模相差0.2 hm2[42]。

综上，因目标不同、标准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主体不同得出的“度”也就不同。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方向与适度规模目标及其评价体系、标准有关，但适度规模经营目标以“利润最大化”还是“效率最大化”?标准是什么?怎样取舍各标准等仍存在不同见解，至今仍无统一意见[43]。平原地区资本量充足但耕地紧缺，人力资本较高，资本可替代劳动力，适度规模大，而丘陵山区机械替代劳动力成本较高，适度规模较小。总体上看，由于大都面向传统粮油作物从单一传统农户层面核算，农业适度规模的面积较小，且由于有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有的以“效率最大化”为目标，导致即使同一作物类型传统农户也出现不同适度值。但是，张连刚等指出意愿规模大小无法用单位土地净收益解释，收益最大化不仅仅是农户追求意愿规模的初衷，规模选择还存在“贪大”心理[44]。不难发现，在现实农业生产中，农业规模经营中“度”的标准在某些地区还把握不准，如大规模土地流转引起土地流转租金迅速上升，从而导致在金融、土地流转中介、农保、农技推广等服务方面难以为新型经营主体提供有力保障与稳定支持。因此，不同类型经营主体应根据自有资源、社会经济基础、政策、市场等条件，确定相应的实际经营规模。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经营主体之间不尽相同，规模经营的影响因素也不同，因此单一形式是不可取的。

3 丘陵山区新型经营主体规模经营“度”确定的时代启示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必然产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度规模经营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研究是不可分割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一个动态概念，如何确定规模大小，除考虑地区间的生产共性外，还须兼顾生产力要素层次的特殊性和农业经营形式的特殊性。然而，目前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宏观政策和理论研究的基本逻辑和价值取向，主要是基于传统农业背景下家庭承包经营所致农业经营规模过于细化分散、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效率不高的客观现实，从而开展传统农户土地经营适度规模的实证研究，主张通过引导农地流转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发展。这种价值取向对于转变农业经营理念、加快农地流转、发展农业规模经营等都已发挥正向作用，但同时也带来土地流转越多越快越好、经营规模越大越全越好等认识误区，且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传统经营主体的经营目标、要素禀赋差异和对经营规模度的地域差异和产业差异有所忽视。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因国家及区域政策调整、产业发展阶段演化的不同而异。在前期调查研究中认识到在“用地、招商、投入、融资、资金、补贴、保险、税收”等相关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大礼包”放送下，尤其是随着“关于加快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的意见”和“鼓励新型经营主体参与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等政策的落地，使得在土地细碎化、基础设施弱、产业特色不突出的山区也在不断发展壮大，而现代农业园区就是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战场，也是适度规模经营多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资源要素禀赋在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间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多元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刺激了产业多元化发展，而不同产业类型下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际经营规模及规模效益均参差不齐，且大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表现出对扩大经营规模有强烈的意愿，但受山区地形复杂、地块破碎、优质劳动力少、周边地已被其他主体流转等现实条件的约束，找不到扩大经营规模的切实可行之路，对工程、政策有强烈的诉求。然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关注点集中在新型主体的类型界定、结构变化、优势识别、功能定位、利益诉求、模式探索和驱动机制等方面[45-46]，并对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尤为关注[46-47]。汪发元等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特征的地域性很强，但其变化也具有共性，如主体类型呈多元化[48]，各类主体数量不全是增长的，减少过程呈两极分化，即大规模和小规模主体数量增加而中等规模主体明显下降，且各类主体发展受区域内部发展條件，如耕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土地流转发生率的影响[43]。此外，政策优惠、项目推进和制度供给等区域外部环境也是影响各类主体变迁的重要因素[44，47，49]。尽管为了摸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情况，甄别其发展的堵点，2016年5月至2017年3月在全国范围内已开展了6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研究，这份微观数据充分展示了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增长、发展潜力、综合绩效、带动能力等，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研究的数据缺失和研究范式的不足。但是，全国的数据仅局限于某个时间点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而未考虑主体数量增减变化的时空过程和山区与平原之间的差异性。现有研究虽从微观层面对山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现状及困境有一定研究[50]，但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变化的时空格局演变过程的研究并不多见，且多元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落脚点在于通过规模化、集约化、组织化生产带动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并提升农业产业发展层次，但从内部透视各类主体的产业发展与产业关联的研究也较少，而立足主体要素差异和产业特性探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适度规模问题更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应因地制宜、因业而异，不仅要关注个体数量增长、质量提升，也要强化空间变化，更要体现不同产业类型经营主体发展的差异，尤其是在土地经营规模扩大诱发主体进退间的用地冲突，须要明确经营主体进退的根源，处理好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各类主体之间的关系，重视主体间的竞争合作[51]。那么，在山区多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何形成?主体空间上如何配置?主体间要素资源有何差异?主体产业间有何关联?主体间合作竞争有何风险?这些均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助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亟待明确的重要课题。

现有研究一般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度规模经营单方面展开，适度规模经营研究主要以个体农户行为为主体，其他类型主体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关注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碎片化分割研究易顾此失彼，无法顺应差异化的要素和产业方向，难以实现对适度规模经营 “度”的正确把握。首先，鉴于传统农户与新型主体经营目标的差异，前者是自给自足型生产，追求产量最大化，后者是商品化生产，追求利润最大化;其次，传统农户与新型主体在要素资源方面存在差异，后者较前者在土地、人力、资本、机械、设施、技术、信息、金融、社会等要素资源方面具有优势;再次，考虑到传统农户与新型主体在行为选择方面的差异，前者多限于家庭劳动力，土地使用无须付费，更加愿意选择种植水稻等传统作物，相反新型主体更倾向季节性雇用劳动力，机械代替劳动力，除了土地费等生产要素投入外，还涉及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银行贷款等，产业选择更倾向蔬菜、粮油、苗木、花卉、柑橘、花椒、水产等多元化种植，更重要的是，收益不仅来源于农产品直接收益，还包含产品加工、休闲旅游、文化科教等多元方式等带来的产品高附加值。因此，须要找出新型主体自己的“度”。同时，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须兼顾不同区域的差异。这些在山区乡村新出现的生产主体，与传统小农户相比，他们在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市场等资源要素方面更具优势，成为山区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主要载体，在乡村振兴、现代农业转型与产业扶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不同经营主体彼此间资源禀赋的差异又决定了其农业经营适度规模的差异，也意味着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实现存在不同方式。因为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可以通过多种形式，不同地域、产业、距离、阶段、资源等条件下经营规模的度都有所差异。如在土地分布零散、地势起伏不平、交通不便的丘陵山区，其适度经营规模就比平原区要小一些。换言之，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经营规模有别，不仅源于经营主体的变化，还因经营目标的不同，也与生产力水平有关。山区农业规模化经营不是简单的扩大规模，而应适度规模经营，应该是在最佳生产要素、资源配置结合下的经营，具有社会经济、地域、政策、生态和技术意义上的特殊性。那么，适度规模应如何确定，多大的经营规模适应当前山区乡村的农业生产力?不同产业多大的经营规模是适度的?多大的规模才算是各个类型经营主体的适度规模?多元化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规模为多大才有利?又怎样实现?这些都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助力乡村振兴、农业转型、产业扶贫过程中亟待明确的重要课题。

4 小结

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开展的进程中，适度规模经营的“度”应找准，适度规模与主体类型是不可分割的，“度”应兼顾经营主体培育的产业阶段性、经营主体要素资源的异质性和产业类型间的差异性。丘陵山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度规模经营的解析与重构须要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第一，不同产业发展阶段以引领什么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为重点，如何基于要素差异性、功能互补性、产业关联性，处理大小业主、先进后进业主、本地与外来业主等经营主体间的关系，规避主体培育中的合作竞争风险。应该处理好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政府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传统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关系，使得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工作能够更加顺利地开展。第二，针对现代农业经营目标的转变，丘陵山区土地生产力水平的约束、经营主体资源禀赋的差异，产业发展阶段的演化和产业类型规模需求的差异，把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度经营规模的“度”。应根据自身特点找准定位，寻求各类型适度规模的“度”，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提供合理的参考。第三，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的形式是多样化的，不同阶段、地域、尺度、种养类型、资源禀赋、经营性质所对应的最优实现路径应有所不同。应当根据当地条件寻找到适合自己的规模经营，从而提升生产经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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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熙 张仕超 文可可 刘竞宇

第二篇：积极创新农业经营制度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一、实施龙头带动战略，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龙头企业是指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生产、加工和销售，并通过一种或多种利益联结机制，与农户结成相对的稳定关系，实施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或生产、销售一体化经营的加工或流通企业。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业+农户”、“龙头企业+中介组织+农户”等形式，一头联结市场，一头联结农户，把产供销、农工贸结合起来，通过与农民利益的联结，使农民参与市场经济，并且从加工、流通环节增加收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发展龙头企业是关键。龙头企业具有开拓市场、引导生产、加工销售、提供服务等综合功能，其经济实力的强弱、带动能力的大小，决定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程度、规模和成效。针对江苏人多地少、工业发达、农业比较效益不高等实际，我省把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作为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的切入点，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一)江苏加快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做法

一是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始终坚持把实施龙头带动战略，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措施来抓，“十五”以来，为加快龙头企业发展，省委、省政府多次下发文件，并制订了扶持培育龙头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为龙头企业的发展提供保障。

二是强化政策扶持。1999年建立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专项资金1000万元，到2007年增加到1亿元用于龙头企业贷款贴息，支持龙头企业技术改造、基地建设和科技开发。市、县也加大了对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有12个省辖市及部分县(市)设立了专项资金，资金总额达6870万元。

在土地政策方面，规定列入省以上重点建设项目的龙头企业用地计划由省国土部门单独下达各地。在税费政策方面，省级农业龙头企业享受国家级龙头企业待遇，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和农林产品初加工取得的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禁止向企业乱摊派、乱收费，切实减轻龙头企业负担，政府性基金及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中，对县级以上龙头企业取消财政统筹基金、科技发展基金、公路建设基金、地方事业发展基金、龙头企业发展基金、乡级综合基金、碧水工程费等市、县地方自立的收费项目;免除市场物价调节基金、防洪保安资金、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检验费。在用水用电方面，规定国家级、省级农业龙头企业生产用水和基地种植养殖用水，由所在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核定年度用水计划，计划内用水减半征收水资源费;龙头企业用电容量在315千伏安以上的执行大工业电价，对符合农业生产用电规定的现代化或专业化种养单位，执行农业生产用电电价政策。在流通政策方面，对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产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品运输开辟“绿色通道”，采取发放《绿色通道通行证》的形式，对持证车辆除高速公路外免收过路、过桥、过渡费，降低企业运输成本，确保运输畅通、扩大农产品销售。

三是强化引导服务。加强规划指导。1997年编制了《江苏省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九五”及到2010年发展规划》，明确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措施和重点思路，随后又分别编制了《江苏省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十五”发展规划》和《江苏省“十一五”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规划》。推广典型经验。对一些企业在实践中实行订单农业、二次分配、利润返还、入股分红、直补等形式，强化与农民利益联结，实现企业与农民“双赢”的典型进行大力宣传，并及时将有关信息传递给企业，并为社会各界了解企业提供窗口。帮助开拓市场。从2000年开始，每年组织举办一次龙头企业名优产品展销会。会展期间，还举行专场农业投资说明会、招商项目推介会、农业产业化经营高层论坛等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我省龙头企业的影响。创新服务形式。南通、镇江、连云港等成立市龙头企业协会，加强企业间合作与沟通;南通、宿迁、淮安、盐城等市还成立了龙头企业担保公司，采取政府拿一点、公司出一点、企业筹一点的办法，由担保公司和商业银行共同承担风险，为中小龙头企业提供贷款担保，有效缓解了贷款难问题。南京市为了加强龙头企业专项资金的支农效果，把扶持龙头企业与扶持基地农民有机结合起来，开展通过龙头企业进行“直补”农民试点工作。

(二)江苏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成效

一是龙头企业健康快速发展，带动了区域经济总量的增长。目前，全省规模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超过4200多家，年销售收入达2600多亿元，为带动现代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二是加快了原料基地建设，有效推动了高效农业规模化发展。龙头企业充分发挥对优势农业产业的导向集聚功能，围绕我省粮油、畜禽、水产、蔬菜、苗木等优势主导产业，积极开展“一村一品”建设，建立规模化、专业化的原料生产基地，培植不同的专业村、特色村。

三是加快产品质量安全和品牌建设，促进了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产业升级。全省龙头企业积极推进标准化工作，加强产品质量建设。目前，省级以上龙头企业中85%左右的企业通过了ISO9000系列和HACCP等质量认证。获省级以上奖励称号的企业数达142个，创省级以上名牌产品、著名商标、免检产品达170个。

四是强化利益联结机制，有力促进了农民增收。各地龙头企业不断创新和强化与基地、农户的利益联结，从“公司+农户”的简单联结，逐渐转变为“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合作组织+基地+农户”等利益联结较为紧密的形式。通过订单农业、保护价收购、股份合作、二次分配、直补等多种联结方式，与农户建立分工协作、利益共享的合作关系，保障了农民利益，增加了农民收入，实现了农户和龙头企业的双赢。同时，龙头企业发挥了其农产品加工业劳动密集的优势。

五是积极开展“村企挂钩”活动，有效地推进了新农村建设。2007年，根据省委、省政府的安排和部署，组织省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和农产品批发市场与全省1011个经济薄弱村开展村企结对帮扶活动，采取“一村一企”、“一企多村”、“一村多企”等多种结对形式，帮助经济薄弱村尽快脱贫致富，实现兴村富民、村企共赢。龙头企业通过在产业、投资、科技、就业和扶贫五个方面的合力带动，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加强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更新了农民观念，促进了农民增收，为推进新农村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三)对发展农业龙头企业的体会

一是龙头企业是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载体。发展龙头企业，可以有效地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先进技术、农艺设施、现代装备的普及、渗透;能够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组织形式，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实现贸工农、产加销一体化;能够拉长农业产业链，促进农业增效、增值，吸引各类先进生产要素进入，发挥农业的生产功能、生态功能，以及教育、旅游等多种功能，实现农业生产专业化、集约化、社会化。

二是龙头企业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平台。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通过龙头企业把市场和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服务、农产品流通和加工等延伸产业，大力提高高效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水平。较好地解决了农产品卖难的问题，降低了市场风险。龙头企业通过实行保护价收购、利润返还等“二次分配”方式，给农民直接带来实惠。同时，增加了就业岗位，农民可以通过务工和营销等获得工资性报酬。

三是发展龙头企业是提高农村工业化水平的有效途径。龙头企业具有原料供给充足、资源综合利用效率较高、吸纳劳动力较多、环境污染较少等特点，符合新型工业化的基本要求。经验表明，农产品加工业是一个永不衰落的朝阳产业，市场前景广阔，发展潜力巨大。

四是发展龙头企业是以工补农的重要形式。绝大部分龙头企业根植于农村，消耗的大部分是当地农民生产的农产品，企业职工大部分是当地的农民，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出资为当地修路铺桥、通水通电、绿化环境、扶贫济困，实现了很好的以工补农，同时由于龙头企业发展促进了当地农民的充分就业，对农村稳定和精神文明建设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进一步解放思想，促进农业龙头企业加快发展的几点建议

到“十一五”期末，全省规模以上龙头企业数量达到5000家，销售收入突破3000亿元，销售收入超100亿元的龙头企业达到5—8家，超10亿元以上的达40—50家;国家、省级龙头企业的销售收入、利税总额年均增长15%以上，带动农户数占全省总农户的45%以上;省级以上龙头企业通过HACCP、ISO9000、ISO14000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要达到90%以上，有80%的省级以上龙头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创建一批省级以上品牌;省级以上龙头企业产品出口年增长20%，全省出口1000万美元以上的龙头企业达到50家。集中力量，在优质粮油产业、特色园艺蔬菜、优质畜禽、水产、特色林业等五大重点产业形成一批重点龙头企业，促进产业升级。

一是着力提升龙头企业的综合竞争力。积极引导企业利用资产、信息等纽带，通过兼并、收购、重组、控股等有效方式，整合和重组生产要素和资源，提高企业的资本集中度，做大做强企业规模，实现规模经济。引导各类资本向龙头企业集中。围绕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工商资本和外商资本等各类资本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龙头企业加速向精加工、深加工转变，促进农产品加工业提档升级。同时要不断开拓市场，强化营销管理，提高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将潜在的经济规模转变为现实的经济规模，从而在竞争中取得优势。

二是加大龙头企业科技创新力度。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龙头企业要把科技创新放在重要位置，增加科技开发的投入，提高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科技含量，努力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要加强高新技术的引进和开发，走产学研、农科技相结合的发展路子。加速优良品种的选育和推广运用，大力开发优质高效技术、农业节本增效技术，研究开发一批市场潜力大、产品附加值高、特色明显的农产品。积极鼓励科研单位或科技人员通过技术承包、技术入股、技术转让等形式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把农业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龙头企业要积极参与农业高新科技示范园建设，使企业成为农业先进科技的开发中心和推广基地，成为农业科技创新的有效载体和主体。

三是全力打造龙头企业产品品牌。通过实施品牌战略引导同类企业强强联合，把龙头企业做大做强。要强化龙头企业、生产基地和品牌产品的标准化管理，强化市场准入制度，获认证的品牌龙头企业及其产品优先进入市场，鼓励品牌龙头企业到国内外展示、展销品牌产品。

四是努力开拓市场，积极发展外向型龙头企业。开展多种行之有效的展示展销、推介洽谈等产销对接活动，加大农业龙头企业产品的宣传和推介力度，努力开拓上海及海外市场，提高我省农产品在上海市场及国际市场的占有率。

加大外向开拓力度，着力提高龙头企业的国际化水平。要充分利用当前国际资本向长江三角洲集聚的机遇，优先推介规模大、档次高、效益好、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促进其与国外大公司、知名企业合作，充分利用外商资本。要积极引进国外优良品种、先进技术、管理方法和人才，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建立国际市场营销体系和网络，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营销活动，积极参加广交会及其他农产品境外展销活动，寻找市场和国际合作伙伴，扩大产品出口。加强国际市场需求调研，生产符合出口国相关质量标准的产品。努力培养一批熟悉世贸组织规则、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农业外向型人才。有条件的龙头企业要走出国门，输出劳务、技术、品牌和资金，到境外投资创办生产基地，发展加工流通项目，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

五是切实加强企业与农民的利益联结。加大考核力度，健全优进劣汰机制，引导龙头企业探索和创新与基地、农户的利益联结，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大力发展“订单农业”，省级龙头企业都要与农民签订生产合同，在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建立起稳定的产销关系。要更多地带动本地、本省农民调整种养结构，增加收入。大力发展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专业协会，充分发挥农民经纪人和运销大户的作用，增强专业合作组织的凝聚力和带动作用，切实提高生产经营和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创新与基地、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和方式，逐步推行面向农户的利润再分配，探索建立风险基金制度，实现农民增收、企业增效的“双赢”目标。

六是实施产业化扶贫。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在扶贫开发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积极作用，将龙头企业的发展与扶贫工作有机结合起来，重点扶持好贫困县的龙头企业发展工作，培育一批对带动贫困农户脱贫致富作用显著的扶贫骨干龙头企业。发动和鼓励龙头企业参与脱贫攻坚，与经济薄弱村实行村企挂钩，在安排省级龙头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时向其倾斜。

(作者单位：江苏省发展改革委)

作者：林一峰　温建国　朱一超　郭书峰

第三篇：稳步推进农村经营体制创新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摘 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实现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举措，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经营形式。既是对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继承，又是对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创新。因此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深化城乡改革联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助力城乡一体化建设，应成为建设美好利辛的主要推动力。

关键词：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农业经营主体;城乡改革;利辛县

Constructing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Steadily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of the Management System

Li Yu et al.

(Lixin County Party Committee Party School，Lixin 236700，China)

2014年来，利辛县农村出现了包括种粮大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合作、农业公司等以规模化为重要特征的新型农业经营组织。据统计，全县土地流转面积2.24万hm2，托管土地1.42万hm2，占全县耕地面积11.33万hm2的32%。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1 201家，其中种植专业合作社949家，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104家，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45家，林业合作社10家，服务类专业合作社86家，其他类型的专业合作社7家。省级示范社3家，全县3.33hm2以上的种植大户974户，其中6.67hm2以上653户，66.67hm2以上19户[1]。随着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进程加快，作为农业大县的利辛，农业发展面临许多问题，出现农村空心化、务农老龄化、要素非农化、农业副业化的“五化”问题;以及土地资源利用分散、传统的农业生产效益递减的问题;如何进一步突破制约农业经营各种瓶颈障碍，来有效的解决农业经营的高成本、高风险的问题。在此背景下，重新认识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科学分析利辛县农业经营的问题和主要对策，防止“恋大”和“盲目”心态，具有重要意义。

1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与传统农业经营体系之间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改革开放30多a来，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带来了诸多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问题，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传统农业经营体系面临新的挑战。早在20世纪60年代，邓小平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中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用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生产关系是指作为生产关系具体实现形式的农业经营方式。到底什么样的农业经营体系才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农民利益，符合群众的意愿[2]?农业经营体系的改变源于客观事物的不断变化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顺应现代农业需求的产物，必然要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符合农民意愿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即要求对传统农业经营体系适应农业生产的部分进行继承，对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局限进行创新。明白两者之间的继承与创新，则进一步明确了农村产业发展的新活力。

1.1 家庭经营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继承性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所谓新型，是相对于传统小规模分散经营而言的，是对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创新和发展[3]。可以理解为在坚持家庭经营制度的基础上，顺应农业产业发展形势的变化，通过自发形成或政府引导，形成的各类规模型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和生产性服务主体及其关系的总和，是各种利益关系下的传统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总称。

1.1.1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必须坚持以家庭经营为主体 首先，家庭经营不等同于小农经济，通过在市场推进下的土地流转政策和合理的资源配置，家庭经营也可以实现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其次，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必须坚持以家庭经营为主体。第一，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4】。农业生产的过程是人与自然协调统一的交换过程，是人们利用自然界的各种资源和养分对有生命的动植物进行生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求人们的劳动具有期间内的连续性和地点的固定性，由于同一时期的作业单一、不同时期的不同作业，需要熟悉农作物生长期的同一劳动者，并且农业生产不具备工业生产的并列性，更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以及精力，在这些付出之后，在某一单独期内无法衡量产品的质与量，所以农业生产更适应家庭经营。第二，家庭的社会经济属性决定了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这是家庭内劳动力的结构和内生动力性所决定的。一个家庭组成了最紧密的利益统一体，男女老幼相互搭配，积极生产出最大效益的产品。

1.1.2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必须坚持家庭承包的双层经营体制不变 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决定“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必须坚持家庭承包的双层经营体制不变，这是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事实上，土地的所用权的处置权以及承包权的管理权依然属于集体，土地承包权的转让，并没有改变农业以家庭为基础的经营方式。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只是适应生产力的要求，比如对于技术要求、资源配置、产业化提升，要求生产关系具体实现形式的调整，而生产关系中所有权是不会变的。土地是农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主要采取农民集体所有、农户家庭承包方式，使农户成为农业最基本的经营主体。传统的农业经营体系，集体的管理权相对较弱，在新型的经营体系中，集体管理权的控制会日益丰富起来，对于农业产业链条上的管理更加积极主动。

1.2 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问题和局限性 我县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运行，以“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为主体，在农业发展上存在“重生产、轻服务”、初级化产品为主等倾向。第一，在传统农业经营体系中难以实现科技应用、市场风险和市场服务等方面的规模化经营[5]。大量的农户分散了抵御市场风险、适应市场经济的力量，不能抓住市场上农产品价值的波动周期，使得先进的科技、新的农机农具不能进入农家，传统的农业经营仍然延续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低效率模式;第二，难以推动农业产业整体竞争力，在农户间经营缺乏分工协作，加剧了农产品的成本、增加了农产品之间的同质性，农业经营效益低、商品化低，更谈不上形成农业产品品牌和龙头企业，与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相差太远;第三，传统的农业经营体系，加大了农业产业链条整合利用的成本，造成公用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难以运行的局面。农户的家庭模式难以实现有效的生产组织，对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利用率极低，难以联合起来与市场上的工商资本抗衡，处于市场竞争的弱势地位。

2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需要协调好的几个关系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围绕现代农业建设，提出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扶持发展新型农业主体以及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一项涉及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系统工程，是一次全方位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其中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内涵丰富、任务繁重，必须稳妥推进。

2.1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必须与尊重和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相促进 首先对于是否愿意推行新型农业经营组织要符合农民的意愿。利辛全县总人口139.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占93.74%，在推行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会有一部分农民退出农业，有一部分农民扩大经营规模，也可能有部分农民既不愿意退出农业，也不愿意扩大经营规模。对于是否退出农业，是否扩大农业经营规模，都由他们自己考虑。现阶段农业发展需要和非农就业、土地流转以及相应的土地承包使用权相结合，非农就业农民的待遇落实、土地承包权的产权化实行都需要与农民的意愿相结合。如安徽宣城郎溪，那里有单一农户独立核算，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农庄模式。也有家庭经营和规模不变，委托农业企业和合作社实施“四代一管”【6】，即代育秧、代耕作、代机收、代机插和田间管理的全程式服务模式。

2.2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必须与土地的有序流转相结合 一方面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只有流转起来才能高效的利用，确定土地承包关系，引导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流转，发展适度规模是今后的方向。现代农业必然是规模农业，提高农业效益要走规模化的道路。我县有11.33万hm2耕地，按农业人口131万人，平均每户4人，户均耕地不到0.34hm2，低于全国户均耕地0.5hm2。这样的规模很难有高的效率，未来如果农户户均耕地达3.33hm2，我县有13万农民就够了;如果每户户均规模达6.67hm2，则只需要不到7万农民。我县农业人多地少的情况不容忽视，剩下的农民就需要自寻出路。另一方面，需要充分考虑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实际，充分考虑农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实现土地流转与农业人口转移的平稳过渡。引导土地流转政策与适度规模相结合，才能逐渐达到适度农业经营。做好方向性与渐进性的统一，积极稳妥引导土地有序流转，才能体现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规模发展。

2.3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必须与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相匹配 在新一轮的农村土地经营改革中，农业领域必将释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大量的人口涌向城市，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为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栖息地。我县县域发展以及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对农产品及质量安全的需求，要求农业经营体系与城镇化、工业化发展相匹配。因此要积极鼓励全县有农业特色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引导工商资本规范进入农业产业领域，完善农业产业产前、产中和产后的服务体系，积极改变农户家庭经营在市场经济中的弱者地位。

3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对策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创新农业经营体制的重要内容和根本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围绕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积极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深化城乡改革联动发展。

3.1 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 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要充分认识相关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重要性。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既要重视培育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也要充分发挥各类组织的比较优势。2014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稳定农业公共服务机构，健全经费保障、绩效考核激励机制。采取财政扶持、税费优惠、信贷支持等措施，大力发展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竞争充分的社会化服务，推行合作式、订单式、托管式等服务模式，扩大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试点范围。农业社会服务组织和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主要的2个部分，一部分维系、保障农业产业中的各项专业服务组织，一部分完成以农业种田为主的种养生产组织【7】。作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中介组织形态多样，不同的农业经营主体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专业化组织，在东部沿海地区，农民通过土地入股来参与农业专业化服务组织的建设，我县农业发展缓慢，应尝试通过政府扶持专业化服务组织与签订契约相结合的方式，逐步完善农业专业化服务组织。在服务模式上，要挖掘实践中生命力最强、成本最低的服务模式，重点发展“公共服务机构+农资农技服务公司+农户”、“龙头企业+农户+基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社会化服务组织+农户”等服务模式，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化服务。

3.2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第一，培育新型职业化农民。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职业化农民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关键。充分利用先进党员、大学生村官、返乡创业者、种粮大户等懂技术、有条件的带动作用，逐步培育先有条件的人成为职业化农民。在我县培育新型职业化农民，不一定是农民身份，也可是从事农业工作的的劳动者。他们以自身的素质、知识，可以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他们将固定或者终身从事农业，是农业的真正继承者。第二，培育农业专业大户。我县农业在“小而分散”的基础上，农业专业大户是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第一步。农业大户自身具有土生土长、熟悉农业生产的优点。在农业专业大户原有基础上，通过投入生产要素，扩大经营规模，进一步与市场接轨，扩充、提升家庭经营的容量，是对家庭内部致富门路的拓展。专业大户的培养，是我国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培养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家庭承包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生产经营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经济组织。我县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典型是以基层党组织带头建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先进性、凝聚力和带头作用。第四，培育效益明显的龙头企业。龙头企业集利用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为一体，是连接农户与市场的中介组织。培育龙头企业，以县域经济为依托首先激发民营经济，而县域农业经济的发展应该以资源优势为依托，发展特色农业经济，积极发挥资源享赋的优势，着力加强对县域特色资源的研究。利辛县善于利用本地资源，突出自己的特色，依托丰富的农业资源，突出旅游的生态农业特色。截至2013年，利辛县已经形成6个农业休闲观光景区，建成2个五星级农家乐，4个3星级农家乐。按照因地制宜、可持续发展、市场导向、统筹兼顾等原则，大力延伸产业链条，加强相关企业的配合和协作，大力扶持民营企业，打造地区产业集群形成整体合力从而不断完善培育龙头企业的环境。

3.3 加快深化城乡改革联动发展 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根本途径，而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建成又促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以工促农，发挥工业对农业的推力作用;以城带乡，发挥城镇化对乡村建设的拉动作用;以制度促农，发挥惠农政策对增加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第一，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平稳有序外出务工就业，落实非农就业在我县的政策，积极鼓励城乡一体的医疗、公共服务体系，鼓励农民进城安家落户。我县对于进城购房的农民，县财政给予每户1套新购住宅3.2万元补贴并且可以先补贴后退宅。第二，健全城乡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首先工业能为农业注入资金、提供技术，完善生产(下转21页)(上接18页)要素市场，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资金支持，以提供发展现代农业的必要条件[8]。其次，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带来的是先进的管理理念，以及接轨市场的产业模式。将工业和城市的先进生产要素、经营理念引入农业，与农村的劳动力、土地、原料等资源相结合，发挥相互之间的优势，共享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基础资源。农业加工产业、农产品售后服务产业的运作都离不开统一的城乡体系。

参考文献

[1]王亚彬.省土地流转调研组到利辛调研.中国亳州网，2013-09-22

[2]张占耕.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政策导向[J].中州学刊，2013，197(5)：35-40.

[3]宋洪远，赵海.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进经营体制创新[J].团结，2013，1(1)：31-34.

[4]刘奇.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必须以家庭经营为主体，推[J].中国发展观察，2013，31(1)：38-41.

[5]姜长云.关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思考[J].学术前沿，2014，1(1)：70-78.

[6]田丽.构建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合理机制[N].农民日报，2013-2-19(3).

[7]农业部经管司，经管总站研究组.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稳步推进适度规模经营[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6(1)：38-41.

[8]郑凤田，焦万慧.前提设定、农民权益与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新四化[J].改革，2013，3(1)：103-108.

(责编：徐焕斗)

作者：李煜 赫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