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一共涵盖3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道德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是道德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道德回报问题的实质就是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关系问题。在道德生活实践中,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被人们长期回避或予以否认,这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进程。维护道德主体的道德权利,建立道德回报机制,营造惩恶扬善的道德环境,是加强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
第一篇：道德论文范文
道德风险真的与道德无关吗
摘要：目前，学界有关道德风险这一概念的认识存在“道德论”和“非道德论”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且均未对引发道德风险的制度问题，尤其是作为正式制度的法律制度对道德风险的影响给予足够的重视。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概念，道德风险确实与伦理道德密切相关，但它的确不仅仅是一个伦理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伦理、经济、法律等多领域的综合性问题。因此，对道德风险这一概念的认知应当从跨学科的视角出发，而法伦理学作为专门研究法律和伦理道德关系的交叉性学科，可以用来分析道德风险这一概念并为其有效治理提供可行的认知路径。
关键词：道德风险伦理道德法伦理学
一、引论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使道德风险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然而，时至今日学界对道德风险这一概念仍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学者们在界定这一概念时基于各自学科立场、学术背景以及价值取向等因素的不同给出了见仁见智的解释。在众多有关道德风险概念的探讨中，影响较大且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
道德风险与伦理道德密不可分，它主要是指因道德脆弱性而引发的道德失灵问题，持此观点的主要是伦理学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道德风险作为一个经济哲学概念，并不涉及道德判断，它主要是指市场交易中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市场失灵问题，主要表现为隐藏信息和隐藏行动，持此观点的主要是经济学家
。为论述之方便，笔者将第一种观点称为“道德论”，相应地将第二种观点称为“非道德论”。基于以上两种对道德风险的不同解释，由此在道德风险的治理上也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路径，持“道德论”者认为道德风险治理的根本在于
提高经济主体的伦理道德水准以此来消除风险隐患
，而持“非道德論”者则认为道德风险治理的关键在于通过科学的机制设计实现激励相容
。可以说，以上两种对道德风险概念的解释以及由此形成的治理路径，基于各自不同的认知视角部分地揭示了道德风险的特质，所提治理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然而，这种仅从伦理道德的视角来分析道德风险的认知路径仍然有失偏颇，其中一个致命的缺陷是这一认知路径忽视了引发道德风险的制度问题，尤其是作为正式制度的法律制度在道德风险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因为无论是激励相容还是道德自律都只是目的，要实现这一目的还必须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规则和技术，而法律制度就是实现这一目的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规则和技术。有鉴于此，笔者试图从法伦理学法伦理学作为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之后的另一种思考，作为法学和伦理学结合的产物，它要为我们描绘的是法与道德间真实的“共生”状态，它代表着法学在“假设”之后向现实的回归，代表着法的理论在努力挣脱道德束缚并取得形式上的独立后与道德的重新牵手。参见宁洁、胡旭晟：《困境及其超越：法伦理学基本问题再研究》，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这一全新的视角出发，来重新审视道德风险这一概念，以弥补目前学界对有关道德风险的制度问题关注之不足，从而为人们准确理解道德风险的概念并对其进行有效治理提供一种新的认知视角。
二、道德风险的缘起
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道德风险，也可翻译为道德危险、败德行为、道德公害或道德危机，实则表示相同的含义。在相关文献中译成道德风险、败德行为的较为多见，故本文采道德风险的译法。一词源于海上保险，最早出现在劳合社劳合社(Lloyds)，是英国最大的保险组织，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劳合社大楼。劳合社本身是个社团，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保险市场，与纽约证券交易所相似，但只向其成员提供交易场所和有关的服务，本身并不承保业务。伦敦劳合社是从劳埃德咖啡馆演变而来的，故又称“劳埃德保险社”。1871年经议会通过法案，劳合社才正式成为一个社团组织。劳合社设计的条款和报单格式在世界保险业中有广泛的影响，其制定的费率也是世界保险业的风向标。劳合社承保的业务包罗万象。劳合社对保险业的发展，特别是对海上保险和再保险做出的杰出贡献是世界公认的。参见劳合社(Lloyds)http：//wwwubaocom/help/ knowledge/ln2， 2011—03—05的海上保险合同(船只和货物保险)中，在该合同中风险被划分为实质风险(Physical Hazard)和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其中实质风险被定义为来自海上的风险，道德风险指各种人为的风险，但其具体定义该合同并没有给出。韩海容、张庆洪、于洋：《道德风险的经济分析》，载《上海经济》1998年第4期，第24页。威克多·多尔曾指出，要精确地定义道德风险有点困难，人们经常所说的实质风险可以用费率衡量，而道德风险可以被看作保险本身的一种要素，或者和被保险人利益有关，或者和外部条件有关，它使意外事故的发生成为被保险人谋利的手段。参见梅世云：《论金融道德风险》，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因此，对道德风险承保人应拒绝承保。事实上，“对19世纪的保险人而言，‘道德风险’是一种不健康的、低劣的品质和利益诱惑共同作用的结果，保险人有责任将此从保险业剔除出去”。Tom Baker，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 Hazard， Texas Law Review， Vol75，1996，p240由此可见，道德风险这一概念是保险人基于对当时参与海上保险的投保人(被保险人)道德品行的质疑而提出的，表达了保险人对投保人(被保险人)不负责任行为的不满，是对存在主观恶意或不道德的投保人(被保险人)行为倾向的一种概括。因此，相较于实质风险，道德风险是一种无形的危险，其本义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欺诈或不道德行为。1971年，著名经济学家阿罗在《风险承担的理论文集》(Essays in the Theory of Risk-Bearing)中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委托人不能对代理人进行完全的监督，当两者利益不一致时，代理人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有可能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从而提出了道德风险的经济学概念。后来经济学家对道德风险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从经济学成本分担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理论分析。1971年，Spence & Zeckhauser在研究保险中信息与个人行为时根据隐藏行为的时间将道德风险分为投保前的道德风险和投保后的道德风险。此后，Dionne等人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1985年阿诺特(Arnot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注意到，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导致了次优合同的产生。在以这种合同为特征的经济中，任何两方当事人之间合同的变化都会对社会福利产生重要影响。1991年，斯蒂格利茨(Stiglitz)和阿诺特(Arnott)利用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对委托代理和道德风险问题的研究表明，非市场因素会进一步加剧道德风险问题，由此得出风险与保障之间具有正相关性，即高保障的被保险人更容易因疏于防范而导致更大的危险发生。斯蒂格里茨在研究保险市场时，发现了一个道德风险的经典例证：美国一所大学学生自行车被盗比率约为10%，有几个有经营头脑的学生发起了一个对自行车的保险，保费为保险标的金额的15%。按常理，这几个学生应获得5%左右的利润。但保险运作一段时间后，这几个学生发现自行车被盗比率迅速提高到15%以上。之所以出现这一结果，是因为自行车投保后学生们对自行车安全的防范措施明显减弱。在这个例子中，投保的学生由于不完全承担自行车被盗的风险后果，因而减少了对自行车安全的防范，由此导致自行车被盗概率明显上升，这就是道德风险。由此可见，“道德风险”指的是人们享有自己行为的收益，而将成本转嫁给别人，从而造成他人损失的可能性。胡海鸥：《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定义考》，载《上海金融报》2003年8月5日第8版。显然，道德风险主要发生在经济主体获得额外保护的情况下，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这一点相当普遍。目前，道德风险这一概念已扩展到金融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等各学科领域，其外延也日益扩大，已经从保险市场延伸到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微观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概念，泛指市场交易的一方难以观测或监督到另一方的行动而导致的风险”。前引⑤，第63页。
三、道德风险的理论争鸣
在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以“经济人”完全理性和完全市场为基本假设，认为市场主体具有完全的认知能力和计算能力，由于他们对信息的掌握是完全的，因此在经济活动中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不完全和不准确的情况，自然也不存在所谓的“道德风险”。在完全信息假设之下，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机制能自动实现市场均衡和促进社会利益的实现，无需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仅凭市场“无形之手”就能自动实现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受古典自由放任思想和个人主义观念的影响，传统责任观秉持个人责任或自己责任原则，认为个人依凭其自由选择和完全理性能够自行解决经济生活中的一切问题，也能够自行应对和化解一切风险，由此确立了“买者自慎，风险自负”的个人责任原则，以充分彰显个人自由意志。一旦风险发生由自己解决，自己不能解决时只好自认倒霉。而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飞速发展和经济社会化的不断推进，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因素与日俱增，个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面临的风险程度也随之增加，由此造成的社会经济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甚至很多时候直接危及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特别是在巨大的自然灾害和诸如战争等社会灾难面前，个人的力量显得如此的渺小和不堪一击。显然，在巨大的“天灾人祸”面前，仅靠个人的有限之力已无法解决其生存问题，更不用说“兼济天下”、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了。在此背景下，传统个人责任原则的弊端日益暴露，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分工高度精细和专业化发展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阻碍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反动力量。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各种社会问题的日益暴露迫使人们反思传统的个人责任原则，由此催生了风险共担的社会责任原则，以分散风险和应对个人所无法解决的各种重大风险和社会问题。社会责任原则作为对传统个人责任原则的扬弃，是对个人责任原则缺陷的弥补，是基于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和不完全市场假设而提出的一种风险应对原则。因为个人在面对诸如自然灾害、战争、生命危险等重大不测事件之时，其应对能力十分有限，以致不得不求助于社会大众的集体协作和团结互助。这种对社会而言的小概率事件，对个人的打击和影响是极其严重的。换言之，对个人而言无法承受的风险损失，一旦分散到每个社会成员身上，对他们只是很小的损失，甚至对他们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因此，倘若将个人因风险事件所遭遇的损失分摊到整个社会，用社会共同体的力量来化解个人风险，这对每一个社会成员而言是以很小的代价换取一个很大的保障。正是在此观念的影响下，社会责任原则逐渐形成，并进一步发展出风险的社会分担机制，保险制度由此应运而生。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保险制度是人们为应对社会经济生活中日益增多的风险事件所作的一种制度创新，是社会责任原则在保险领域的制度体现。诚如有学者所言：“保险之旨趣，乃根据危险分散之法则，即‘相互性’之原理，将集中于少数人之危险，由多数人分担其损失，寓有‘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之至意，可谓人类社会以协同协力为基础之各种社会经济制度中，最为普遍而有效的一种制度。”陈云中：《保险学》，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7页。
随着海上保险业务的开展和保险事故的频繁发生，19世纪的保险家创造了“道德风险”这一概念，用来指称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欺诈或不道德行为。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对道德风险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道德风险被用来描述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可能导致的保险市场的低效或者经济效率的下降，而不再指欺诈或不道德行为。在经济学中，道德风险是指因降低了对采取防范措施或防止损失扩大的行为的激励而导致保险损失的一种倾向。参见Kenneth J Arrow， 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 AM Econ REV Vol53， 1963，p941這一概念自提出以来，因其界定的模糊不清和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而备受争议。有学者指出，道德风险是法经济学分析框架内最重要而又最不好理解的概念之一，也是用来分析福利改革、侵权责任、劳工赔偿、健康政策以及其他社会责任问题的工具之一。前引⑥， p238一位美国作家指出：“道德风险的含义是，如果你容忍(怂恿)不轨行为的发生，那么你就是在助纣为虐。”前引④，第238页。道德风险的最大危害体现在各种抑制成功而激励失败的政策上，因此，为了减少其社会危害经济主体应减少对政府的依赖，并切实对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来。支持道德风险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保险的存在降低了投保人的成本投入和防范风险的努力，使保险人承担了本不该承担的超越其预期的利益损失。显然，道德风险的存在有鼓励人们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之嫌，反倒使经济主体从其风险行为中获益，不利于“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个人责任原则的落实和“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功能的充分发挥。而反对道德风险理论的学者则认为，道德风险从来都没有成为一个直观的、纯粹的逻辑概念或科学概念，对19世纪发明这个术语的保险人而言，它是一种对非理性行为的表述。前引④，第239页。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也认为，道德风险是“套套逻辑”，只是描述现象而并不能用来解释现象，由此认为所谓的道德风险模型“一钱不值”。而“对道德风险的传统经济解释夸大了现实中保险的激励作用，而同时又低估了保险所带来的社会利益。因此，道德风险经济学虽然体系严密，但是错误地低估了保护受伤害者、病人和穷人的各种努力，以致免除了人们为促进身陷困境者境况的改善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前引④，第240页。诺斯在1981年指出，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组织擅长于将收益内部化而将成本外部化，由此提高私人回报率，通过向社会其他群体强加成本而取得富有成效的经济活动。由此可见，“道德风险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甚至可以说现代资本主义正是在道德风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在具体制度上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如有限责任、最后贷款人制度、产业政策等)，但是基本的原理是相同的，即风险的社会化。因此，因为仅看到风险社会化的成本而忽视其潜在收益进而蔑视它，这实在是一种误导。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对当前亚洲金融危机道德风险的讨论是多么具有误导性”。
HA-JOON CHANG， the Hazard of Moral Hazard： Untangling the Asian Crisis， World Development， Vol28，No4，2000，pp777—788
显然，在道德风险经济学家的眼中，社会责任似乎成了个人不负责任的委婉说法，而这显然是对社会责任的一种严重误解。过分强调道德风险的危害可能导致人们对部分需要社会关爱的特殊群体，如不幸患病的人、生活无着落者、因工受伤者利益的忽视，并可能造成社会成员对社会责任的放弃。因此，至少应当将他们的利益和需要放在与普通大众同等重要的位置。否则，可能导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四处横行，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两极分化，进而破坏社会公正和人类团结，使人类倒退到蒙昧的野蛮时代，而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文明人都不愿看到的局面。显然，保险制度带给人类的好处远比它对人类文明的负面影响要大得多，这一点只需看一看目前世界各国日益庞大的健康保险市场即可得到证明。健康保险只能表明我们看医生更加频繁，而并不意味着疾病的增加，因为没有谁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去做赌注来换取那“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臭铜烂铁”。在一个高度强调生命价值的社会，这一点尤其重要。人们更加频繁地就医，这表明至少他们有这方面的现实需求而非有意浪费社会医疗资源，与个人遭受生命危险的损失相比，这点损失是值得的，也是微不足道的。而道德风险经济学所能告诉我们的仅仅是因为防范力量的缺失，健康保险增加人们的医疗费用支出或者增加了因身体康复而休假等活动的频率。前引④，第242页。但是，它并不能告诉我们这种防范力量是否存在以及在很多情况下增加医疗或其他服务的消耗是否值得。它忽视了保险带给社会的更大利益，即经济学家所说的“正外部性”的存在。简言之，不管意图多么美好，道德风险经济学致力于使我们相信社会责任不是一件好事。反对社会责任的道德风险存在四大系统性错误：即将保险与再分配划等号;假设金钱可以补偿所有损害并认为投保人是可控的;忽视了制度对保险激励的制约;忽视了正外部性的存在。前引④，第242页。然而，保险理念与实践界定了一个社会核心的特殊权利和各种责任。在此意义上，保险制度成为一部重要的宪法，其通过界定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的界限而有效运作。
前引④，第291页。
综上所述，不管人们是否认同“道德风险”这一概念，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道德风险已经引起了整个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重新认识社会责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使我们清醒地看到不管是个人责任还是社会责任原则各有其局限性，它们有着各自的优势、缺陷及其作用空间。可以说，道德风险的重大意义不在于表明保险会产生人们不愿看到的结果(这是当时人们的普遍看法)，而在于对人们所竭力避免的结果进行有效的控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保险人需要做两件事：一是拒绝承保“道德风险”，即拒绝为品质低劣者承保;二是设计出一种防范“道德风险”的保险合同，即避免保险被用心险恶之人所利用或者诱使好人干坏事。前引④，第240—241页。总之，这些努力有助于赶走保险交易中不道德的幽灵，并为19世纪后期保险向大众消费的转变创造了条件。因此，笔者认为对待道德风险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在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原则的冲突中求得平衡，通过制度创新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团结，既有效防范和应对个人所无法解决的重大风险问题，又不至于降低个人责任对人类行为的约束，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
四、道德风险概念的法伦理学解释
从上文对道德风险缘起和理论争鸣的分析中，不难发现试图从经济学或伦理学单一的学科视野出发，人为地将道德风险与伦理道德对立起来，并不能有效解决道德风险概念的科学界定和道德风险的治理问题。道德风险作为一个横跨经济学、伦理学、法学等多学科的概念，需要从一种新的认知视角出发对其进行重新解读，在此基础上寻求道德风险治理的可行路径。而法伦理学作为法学和伦理学的交叉、边缘学科，既可以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对道德风险理论进行道德批判，更重要的是还能够从法律的角度探讨引发道德风险的制度成因，从而为道德风险的有效治理提供可行的路径、规则和技术，这也符合现代科学视域融合的发展趋势。因此，对道德风险概念的法伦理学解释，能够为人们深入理解这一概念并对其进行有效治理提供一种新的认知视角。
事实上，作为一个经济哲学概念，道德风险虽不等同于道德败坏，但是与道德败坏有着很大的关系。前者是一种实证描述，而后者是一种价值判断。卢现祥：《外国“道德风险”理论》，载《经济学动态》1996年第8期。因此，对道德风险这一概念的解释怎么也绕不过法伦理学这一分析视角。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也不排除其偶尔有“偷懒”、“搭便车”的动机和行为，这即是经济学家通常所说的“道德风险”。这一点亚当·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有清醒的认识，他说：“要想股份公司董事们监视钱财用途，像私人合伙公司伙员那样用意周到，那是很难做到的。有如富家管事一样，他们往往设想，着意小节，殊非主人的光荣，一切小的计算，因此就抛置不顾了。这样，疏忽和浪费，常为股份公司业务经营上多少难免的弊窦。”[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03页。由于这些公司的董事们管理的是别人的钱财，基于人性的弱点其很难做到像对待自己的钱财那样尽心尽力，于是疏忽和浪费在所难免。一般而言，“道德风险存在于下列情况：由于不确定性和不完全的、或有限制的合同使负有责任的经济行为者不能承担全部损失(或利益)，因而他们不承受其行动的全部后果，同样地，也不享受其行动的所有好处”。[英]约翰·伊特维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刘登翰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88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约翰·林捷瑞恩等人将道德风险定义为：“当人们将不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后果时变得不太谨慎的行为倾向。”[美]约翰·林捷瑞恩、吉连·加西亚、马修·I萨尔：《银行稳健经营与宏观经济政策》，潘康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认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是导致信息市场失灵的两大重要因素，正如他所指出：“当保险减小了个人躲避和防止风险的动力，从而扭曲了损失的原本概率时，便会发生道德风险问题。”参见[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萧琛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页。因此，道德风险会造成市场扭曲，导致市场失灵，进而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在保险学中，道德风险这一概念有广狭二义。广义的道德危险，包括积极的道德危险与消极的道德危险，而狭义的道德危险仅指积极的道德危险。所谓积极的道德危险，即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为诈取保险金而故意促使危险发生的种种行为或企图。前引⑨，第66页。如火灾保险中的故意纵火、人寿保险之被保险人故意自杀或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险人死亡或傷残等，被保险人积极追求此等危险的发生。消极的道德危险，又称心理危险(morale hazard)，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有保险而怠于保护或疏于施救被保险标的而造成或扩大的危险。前引⑨，第66页。目前，道德风险问题已不局限于保险业，凡涉及到契约或合同的其他经济领域都存在道德风险问题。
常言道，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法律可以脱离伦理道德的支撑而发挥作用，相反伦理道德是法的正当性的重要源泉。真正的法治不是以道德代替法律，而是将道德的力量灌注在法律人的精神气质中，从而使他们成为公平正义的守护神。参见孙笑侠：《法律伦理的特殊性》，载《人民日报》2007年7月16日。法伦理学作为专门研究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学问，主要以法和伦理道德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旨在深入探讨法律的道德基础，对现有的法律制度进行道德批判，解决现代社会发展中新出现挑战现有伦理道德秩序的法律难题。相关论述，参见曹刚：《法伦理学如何可能：法伦理学的属性、使命和方法》，载《求索》2004年第5期;前引①宁洁、胡旭晟文。概而言之，法伦理学的分析视角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法律的伦理道德基础;二是法律的伦理道德批判;三是法律与伦理道德冲突的化解;四是法律人职业伦理的重塑。因此，对道德风险概念的法伦理学解释也可以从以上四个方面来展开。首先，对道德风险这一概念的界定，既要尊重其历史源流和本来含义，又要考虑如何对其进行有效治理的问题。从前文对道德风险概念缘起的分析中，不难发现它的本来含义是指涉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欺诈或不道德行为，而这首先是一个伦理道德的问题，因为一个严守伦理准则和道德自律的人不会因为利益的诱惑而舍利忘义，甚至不惜践踏法律、危害社会;然后才是一个需要法律解决的问题，因此从道德风险有效治理的角度看，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在设计法律规则的时候首先应当为经济主体确立伦理责任，在伦理责任和道德准则的指导下再制定具体的行为规则和风险防范措施，从而为相关规则的有效实施奠定伦理道德基础。其次，道德风险这一概念的核心权利义务的不一致、风险与责任的不匹配以及权力与责任的不对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亟需通过对现有风险治理规则的伦理道德批判来予以改进。以法伦理学之视角来分析，道德风险的有效治理必须遵循权利义务相一致、风险与责任相匹配以及权力与责任相对等原则，经济主体在从事经济活动时不得以他人、国家和社会利益为代价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再次，道德风险这一表述事实上也存在模糊法律与道德界限的缺陷，因此如何通过法伦理学的分析来弥补这一缺陷，化解道德风险治理中法律与道德的冲突，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总体而言，这一难题可以通过伦理入法、过程控制、本身违法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等规则的引入来予以化解。伦理入法是通过将社会广泛认可和自发形成的伦理准则纳入现有法律体系，从而为相关规则的有效实施和解释提供基本准则，而且在确无相关规则约束时也可用其直接判案。过程控制是通过对经济主体经济活动的程序设定和全程监控，将那些有形的和苗头性的风险隐患彻底消灭在萌芽状态，从根本上减少道德风险事件的发生。本身违法原则是反垄断法适用的一个重要原则，“它是指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根据市场结构或行为本身来判断是否违法，而无需考虑该行为对市场造成实质性的损害”。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65页。这一原则对遭受垄断行为的市场主体来说非常有利，案件审理机关不必对案件作大量的调研，可以根据行为本身就认定其违法，从而给垄断者以极大的震慑力。而道德风险行为由于其高度的隐蔽性和调查取证的困难，很难通过常规的法律原则来对其进行有效的惩治，因此可以考虑引入该原则来解决此类案件的裁判问题。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行为人对特定损害之发生纵无过失，亦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即只要其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了危害后果，而不论其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均应承担赔偿责任。将该原则引入道德风险的治理中，能够防止行为人以主观上无过错为由而免除其损害赔偿责任，从而改变道德风险行为受害人在权利救济中的不利地位。最后，对道德风险概念的法伦理学分析，有利于重塑法律人的职业伦理。对一个法律人而言，客观公平、公正无私、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其基本的伦理责任和职业道德。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看，道德风险行为不仅具有法律上的可责难性，而且也违背了经济主体“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的伦理秩序，破坏了仁爱、公正的伦理准则和平等互利、公平交易的商业道德。而任由这样的行为不断发生，不仅会破坏法律的道德基础，还会导致法律与道德关系的紧张，从而使伦理道德失去对法律制度的批判能力。一旦这种趋势蔓延开来，也会严重腐蚀法律人的伦理责任和职业道德，从而在全社会形成极坏的示范效应，最终造成整个社会的伦理缺失和道德沦丧。
五、结语
总之，从法伦理学的视角观之，要想给道德风险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一要尊重历史，不能偏离它的本来含义，如前文所述其本意是指“欺诈或不道德行为”，这一点绕不过去;二要照顾现实，考虑道德风险概念的现代发展，特别是要积极借鉴经济学关于道德风险的研究成果;三要考虑概念本身对其治理的影响，通过科学界定道德风险的概念，从而为其有效治理提供可行的路径。遵循上述原则，笔者认为“道德风险”是指经济主体在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置基本的经济伦理和商业道德于不顾，以致可能作出损害他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简言之，道德风险是一种典型的“见利忘义”“损人利己”行为。该定义既指出了道德风险的本质特征——非道德性(不道德性)和损人利己性，可谓是“尊重历史”的表现，又指出道德风险行为的危害后果——损害他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这是基于对经济活动的现实考虑所作的概括。同时，这一概念还表明道德风险的治理需要从经济主体的行为入手，以科学的法律制度安排为核心，通过法律、道德、经济等手段的综合运用，最终实现对道德风险的有效治理。
Does the Moral Hazard really has nothing with Morality
—Cogn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Ethics
CHE Liang-liang
Key words：moral hazardethic and moralitylegal ethics
2017年第6期哈特與德沃金法理学中的维特根斯坦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边沁法理学的人性论基础研究”(15FXC053)的成果之一。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杜宴林教授、河南大学法学院邹益民博士和独立学者韩祥波博士都曾提出甚具价值的修改意见;伦敦大学边沁研究中心主任斯科菲尔德教授对笔者指导最多，并基于部分英文稿指出很多错误。在此，一并致射。
[作者简介]张延祥，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河北经贸大学法哲学研究中心与龙图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法学博士。
①参见Nicola Lacey， A Life of HLA Hart： The Nightmare and the Noble Dre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作者：车亮亮
第二篇：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
摘要: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是道德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道德回报问题的实质就是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关系问题。在道德生活实践中,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被人们长期回避或予以否认,这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进程。维护道德主体的道德权利,建立道德回报机制,营造惩恶扬善的道德环境,是加强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道德回报;道德权利;道德义务
文献标志码:A
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是道德主体的道德行为的重要组成成分,任何道德主体都具有道德权利,任何道德行为都具有回报性。但受传统伦理思想的影响,在实际道德实践中,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不求权利的道德义务和不要回报的道德奉献才具有高尚的道德价值,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被人们尽量回避或予以否认,这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进程。
一、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的含义
1.道德权利。道德权利是最一般最基本的人类权利,它是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权利现象在道德领域的表现。道德权利指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由道德赋予的不可侵犯、不可剥夺、不可干涉的享有和要求某种利益的资格或名分,是道德主体在道德生活中具有的人格、尊严和应享有的道德自由、权力和利益。他反映的是道德主体在道德关系中所具有的道德行为的自由度、按照道德所享有的利益、道德主体的主体地位,是主体追求和维护合理利益而享有的具有价值合理性和道义支持的权利[1]。
2.道德回报。道德回报是一定道德关系中的人们,把利益作为对个体行为善恶责任或其道德品质高低的一种特殊道德评价和调节方式,即社会中的组织和个人在自觉或自发地评价道德主体的行为动机和效果的善恶的基础上,对行为主体进行的物质、精神的奖励和褒贬[2]。它是道德主体通过一定作用和影响的道德行为而获得相同性质和相同程度的奖惩和褒贬的道德过程。它分为赏善和罚恶两个方面,赏善是给那些实行道德的行为的道德主体以物质上的奖励和精神上褒扬,罚恶是给那些实行不道德的行为的道德主体以物质上的处罚和精神上的贬损。正如亚当·斯密说:“对我们来说,一个行为,如果它是感激的恰当的和被人认可的对象,那么,该行为一定应受奖赏;而另一方面,一个行为,如果它是怨恨的恰当的和被人认可的对象,那么,该行为一定该受惩罚。奖赏是回报、是补偿、是以德报德,惩罚,也是回报、是补偿,只是方式不同,它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3]
二、道德回报:道德权利的应有之义
1.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具有内在一致性。道德权利是道德主体的基本权利,它是道德主体在道德活动中的基本要求,它具体包括:(1)道德主体道德行为选择的自由权;(2)道德主体人格平等权;(3)道德行为客观、公正的评价权。自由、平等、利益是它的基本构成要素,这种要求实际上就是一种道德回报。
道德回报,是道德主体履行了一定道德行为后而得到社会和他人的尊重和满足。它包括:(1)道德主体作为道德施予者应当得到道德领受者的道德回报,(2)道德施予者应当得到相当程度的道德回报[4],从根本上看,这是道德主体在道德行为之后应获得的道德权利。
道德权利是道德主体履行道德义务后的基本要求,道德回报是道德主体通过道德活动而获得的尊重和报答,二者是内在一致的。一方面,维护道德权利是获得道德回报的前提条件,道德主体只有能够自由地选择道德行为,在道德关系中得到起码的尊重,作为一个平权主体能够承担道德责任,才能要求被社会和他人公正评价,才能要求获得道德回报,才能享受道德回报。另一方面,倡导道德回报是对道德权利的尊重与维护,道德回报是对主体道德行为价值的评价和报答,在本质上是对“道德人”的尊重,肯定道德回报的积极意义,完善道德回报机制,又是对道德权利的保障和维护。
2.道德回报问题的实质就是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在道德生活中只承认和强调道德义务,忽略道德权利,或者说道德权利没有取得合理的地位。道德只要求人们履行义务,却不强调履行义务后的道德回报,导致义务与权利、奉献与补偿、德行与幸福的二律背反,造成道德评价与道德赏罚不公。
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是一对特殊的权利义务关系,它有不同于其他领域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独特性质。这种独特性质主要表现为道德义务对于道德权利的先在目的性,也就是说,道德义务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不以获得某种权利为目的前提[5]。道德义务是道德主体发自内心信念的活动,是自觉自愿的行为,这是道德行为崇高性的具体体现,也是道德义务区别与其他义务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表明,道德义务不是作为获得道德权利的手段而存在的,也不是以获得道德权利为目的工具,同时,道德义务的承担,也不能以他人是否对等的承担此种义务为前提条件。但是,道德义务先在目的的特殊性,不能将它理解为道德义务是脱离道德权利而孤立存在的,更不能由此得出道德义务是与道德权利分离的结论。道德权利在道德活动中不应成为道德主体的道德动机,不能成为履行道德义务的前提条件,但道德主体在履行了道德义务后应该得到相应的道德权利,应该要求得到相应的道德回报,这是道德关系维护和发展的必然条件,也是伦理正义的必然要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说:“我们有责任以善来回报一种美好的恩惠,而且在此之后,我们应当率先表现出自己的美惠”[6],履行义务就应当得到公正客观的回报,这应当成为一条客观普遍的道德法则。道德回报体现了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一致性。
三、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的现实意义
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在道德生活中长期被有意无意的忽视,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状态:德行成了有德之人的重负,缺德倒成了无德之人的通行证;奉献社会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报偿,无德者不履行义务反而占有享受他人的奉献;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有德之人,却给了不正当竞争者以投机取巧的机会;善行得不到善报,恶行得不到惩罚,甚至善行恶报,恶行善报的现象屡屡发生。这些现象极大的伤害了道德主体的道德情感,严重影响了道德建设的进程。面对日益严重的道德失范现象,强调维护道德主体的道德权利,倡导建立道德回报机制,营造惩恶扬善的道德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突出了道德主体在道德关系中的主动性和自觉能动性。在传统道德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只强调道德义务、道德责任,道德权利缺乏应有的地位,更谈不上要求道德回报。道德主体在道德行为和道德关系中毫无个性、自由和权利,失去行动的主动性,在道德行为中是被动的、消极的,没有权利要求社会和他人对道德行为进行公正、客观的评价,更不能要求道德领受者的道德回报,哪怕受到损失和伤害也只能自己承受。这种状况使道德主体在行为之前顾虑重重,空有满腔正义却无法付诸行动,极大的打击了道德主体道德行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肯定了道德客体对道德主体的有用性,道德主体在履行道德义务后有权要求对自己的道德行为作出公正评价并得到相应回报。这一行为突出了道德主体在道德关系中的主动性和自觉能动性,对道德主体的生活和活动有积极意义。
2.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体现了对道德主体道德人格的尊重。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的道德主体是生活与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人,利益是人选择行为的出发点,在面临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矛盾选择时,人们出于道德良心和道德原则,舍弃了个人的利益得失做出超功利的选择。这一超功利选择虽不以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为动机和前提,但道德行为后果的施受者,也就是他人和社会,应该给行为者高度评价和一定补偿.德行不期望报酬不应该成为不应得到回报的原因,许多的行为事前无法约定报酬也不应该约定报酬,事后的补给报酬是对奉献者的人格尊重。这是道德主体在道德关系中依据道德应该得到的东西,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应享有的道德自由、地位和利益。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使道德主体因为高尚的行为、公正的评价以及适当的回报而产生生命崇高感,产生被尊重、被重视的愉悦感和道德人格实现的满足感。
3.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是道德建设的必要条件。自古以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是善良人们的美好心愿,但现实往往是不尽人意的,行善的人总是或多或少地牺牲了自己的利益而成全了社会或他人,行恶的人却总是牺牲了社会或他人而成全了自己,行善者经济拮据、生活穷困,行恶者却日益富足、洋洋得意,社会道德生活中的不公正使人们对道德建设失去信心,道德建设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口号下流于形式。道德权利能促使人们充分发挥在道德行为选择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自觉自愿地趋善避恶、扬善抑恶,道德回报则能够激励和强化这一行为,在社会上形成示范作用,动员和引导更多的人参与道德建设,提高群众性道德建设实践活动参与的普遍性,在全社会形成惩恶扬善的道德氛围,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成为一种自然规律,在道德建设中发挥作用,从而提高整个民族的道德素质。所以,道德回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要手段。
维护道德主体的道德权利,保障道德行为的道德回报,是当前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但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片面扩大道德权利而不履行道德义务,另一种是将道德回报狭隘地理解为物质回报。只有正确理解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的深刻内涵和交互关系,才能在道德生活中充分发挥二者的积极作用,促进中国的道德建设。
参考文献:
[1]林心雨.浅析道德权利的本质[J].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板,2001,(4).
[2]易钢.道德回报理论初探[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4).
[3][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72.
[4]康化椿.论道德回报[J].社会科学研究,2004,(2).
[5]易钢.道德回报理论初探[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4).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克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02
[责任编辑 王薇]
作者：杨喜梅
第三篇：浅析个体道德对企业道德的影响
【摘要】本文通过探讨个体道德与企业道德的内在联系，学习从伦理思维的高度分析问题、培养人文精神、习惯道德关怀，并结合我国目前企业管理中的道德问题展开正确分析与决策，阐述如何在企业中坚持道德管理、提高企业道德水平。
【关键词】道德 企业道德 伦理管理 企业文化
“企业道德”这一用语渐渐出现在经济生活中，企业要受到社会的尊重就必须要有企业道德。如何判断企业是否具有道德呢?人们一般以社会共同的观念来判断有道德的人和缺乏道德的人，如果把人的道德对应到一个企业，并且考察社会的共同道德标准，则可以理解什么是企业道德了。
一、个人道德与企业道德概述
1、道德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道德是由一定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特殊意识形态，是以善恶评价为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所维持的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一个有道德的人通常要具备以下条件：(1)不给社会添麻烦，不诽谤他人;(2)积极采取对社会和其他人有益的行动;(3)其人格受到社会及他人的尊敬。以上三个条件是相通的，因为在与社会和他人的关系方面消除了第(1)项的消极因素，具备了第(2)项的积极因素，结果当然就会有第(3)项的德高望重，就会受到社会和他人的欢迎。一般来说，有道德的人都会积极做出对社会有益的事，因而具有人格上的魅力，受到人们的敬爱。
2、中国个体道德思想的理论溯源
中国的道德源自中国圣人的仁爱精神。它是一种来自对天地(父母)给予生命的感恩，一种响应生命过程之中充满人类后天文化的爱。真正在中国历史上长期起到制止人们作恶作用的便是中国人特有的传统的孝悌忠恕的仁爱的精神道德。
除非人们具有这种道德，否则人将不成其为人，人将不具备基本的区别于动物野兽的人性。儒学以天作为道德的行上依据，有其超越性，但这种天不是人格神，不可能真正赋予人以良心本心，也不可能真的给人以奖赏或处罚，这种意义的天只是对于先前天论传统的借用，只是人的一种境界，而不是客观的实在。真正的道德主体是人，是人的那个内在的道德之心，而不是天。
3、企业道德的概念
现代企业的生产经营与管理活动都是在社会中进行的，因此其行为自然要受到道德因素的制约。企业道德是指企业不与社会发生冲突与摩擦，不给社会造成负担，积极采取对社会有益的行动，尊重人权，其行为受到人和社会两方面的欢迎。
企业贡献分为企业的社会贡献和企业人的社会贡献。前者以“社会贡献活动”和“文化支援活动”为中心，后者以所谓志愿者活动为中心。对社会有贡献的企业活动是促进社会性原则的行为，是有道德的行为，国家可以将社会贡献度高的企业作为一个融资标准。
美国管理学家梅奥提出：现代工厂的问题是清楚的，即如何在二十世纪的摩天大楼和地下铁道、烟尘和蒸汽的世界中，使之可能再现农业的有道德、农业的忠诚以及农业的社会感。这表明了其对企业道德的担心，工业社会企业道德会存在吗?如果存在，它的具体内容标准是什么?这种准则是适用于一门产业、一个国家还是全世界呢?它是以什么宗教为基础?是以“情景”或其他什么为依据呢?即使存在它会自觉地坚持下去吗?根据调查，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在存在着一种伦理准则的情况下，如果一些实业家认为违反这种准则不至于被发觉的话，这些实业家就会违反这个准则，而这种现象对于问题的探讨就体现了道德在现代企业应用的复杂性。
二、企业个体影响企业道德管理
1、企业主体和个人主体的区别影响道德评价
企业是现代才出现的，而我国的道德渊源古代，不可能要求古代的圣贤预见到现代生活出现的种种困惑，并提出完美的解答。显然企业需要仁爱精神，但需要怎样的仁爱精神?这就需要我们现实取舍这些影响具体道德的评价。
中国道德孝悌忠恕的仁爱主要源于天地(父母)给予生命的感恩，当这种感恩应用到企业中时，就缺乏相似点。个人与父母有血缘关系，父母养育自己，应该报恩。企业与员工是契约关系，企业员工离开时赔偿企业培养成本，没有人责怪其行为不道德。但如果某人将父母养育自己的成本赔偿给父母，脱离亲子关系，人们就会马上感觉其行为不道德。
2、企业相关方具体行为的收益与代价模糊，影响道德的客观性
企业作为经济运行主体，其相关方复杂，包括股东、消费者、交易伙伴、政府、媒介、雇员等。由于信息不对称，相关方不可能了解所有信息。在动作行为过程中，谁受益、谁受损失，具体的数据大小难以具体估计，如果知道得越具体，越容易作出符合企业道德的决策。
受功利主义支配的人首先考虑可供选择的行动会对受到影响的人的潜在后果，然后选择大多数人受益的行动方案。功利主义者接受这样的事实，即此方案可能会伤害他人，但是只要潜在的积极后果超过潜在的消极后果，他会认为此决定既有好处，又符合道德。
有时现实是如此复杂，难以以善恶评价为标准，难以用道德的准绳来判断行为，不是不重视企业道德，而是当准备用道德进行衡量时，其复杂性让人们止步，在犹豫的过程中容易滑入功利主义旋涡。
3、确定个体和企业权利的界限模糊，影响企业道德
古人云“士可杀，不可辱”，表明了人们对名誉的重视程度。除名誉之外，人们对自己的生命、健康、身体、姓名、肖像、隐私等与人身相关的利益也给予了同样的重视。企业有自己的法律责任与义务，没有通行的企业道德进行约束，企业的道德最终由企业中的个体实现。当个人的权利与企业道德矛盾时，比如企业认为拥有雇员个人的信息是为了工作方便，但雇员认为企业不道德，违反了个人隐私权等，该如何鼓励个人坚持企业道德?这种权利界限的模糊，严重影响了企业道德的发展。
三、 坚持企业道德管理
社会总是变化发展的，封建社会的仁义道德也许对封建社会有积极作用，但到现代社会，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以一种人类的博爱精神对待企业，寻求符合现代企业发展的企业道德。
1、高层管理者个体在培养道德行为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一个企业高层经理的道德品质往往会成为个人最终成败的关键，只有在道德上被人认可，才能通向权力之巅、才能行使有效领导。
企业创导的道德行为需要高层管理者的支持。企业的运行实际上涉及多利益相关方的博弈，不管是否懂得博弈论，其实每个人都在博弈中生存着。在生存的博弈中，大智若愚、以德服人便是高妙境界。这些都需要企业管理者具有敏锐的战略眼光，能处理好长期与短期利益以及企业内部与外部的关系。
企业道德需要管理者长期建设。“道可道，非常道”，在追求道的过程中，儒家修炼以炼心为主旨，着重于道德的净化与陶冶，把修身当作用世、治世的基础，强调在用世、治世的实践中修身。
2、组织中的个体提出道德原则的政策或建议
企业作为经济实体，其运行过程中哪些行为与道德原则违背、哪些没有，当事人最为清楚，应该鼓励当事人发表看法，完善本企业道德。例如企业如何对待告密者，假如企业在尊重知识产权方面缺乏诚信，剽窃技术维持产品的竞争力、蒙骗客户、以次充好、偷工减料，而雇员将企业本身的不道德行为曝光，这种行为是否符合企业道德也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3、培养支持道德的企业文化观
建立实事求是的价值观。例如海尔精神：敬业报国、追求卓越。敬业报国的中心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忠”就是回报，海尔人就是要用最好的产品和服务来回报用户、回报社会、回报国家;“忠”就是真诚，海尔人真诚到永远。这和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传统的孝悌忠恕的仁爱的精神道德有一定联系。
重视企业道德建设。通过企业公关作好形象宣传，重视最基本的危机公关意识和对紧急事件的妥善处理能力，提高企业道德形象，加强对违反企业道德行为的处罚。如安捷伦公司对企业员工贿赂、报销虚假发票的行为，不管什么理由，一旦发觉就立即开除。
有效的组织文化应该鼓励道德行为，制止不道德行为。应该承认，公司和个人可能会因为坚持企业道德而付出一点“代价”，但从长远来看，如果一个组织的流行文化和价值观与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不一致的话，这个组织就无法长久地运作。促进道德行为的组织文化不仅与流行文化更加兼容，而且从商业角度考虑也是明智的选择。
4、坚持职业道德
道德是调节个人与自我、他人、社会和自然界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是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教育和内心信念来维持的。职业道德是符合社会道德的，而企业道德却不一定符合，职业道德是从事一定职业劳动的人们在特定的工作和劳动中，以其内心信念和特殊社会手段来维系的，是以善恶进行评价的心理意识、行为原则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它是人们在从事职业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内在的、非强制性的约束机制。
企业道德出现了断层，仅仅有职业道德是不够的。职业道德建设可以提高职业素养与道德修养、提升企业人文气质、增进合作、创建和谐向上的企业精神，最终提高工作效能。但企业道德是多个个体的合力作用，单个优不代表全部优，如何进行管理使整个企业道德提升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探索和发展企业道德。作为在社会运行存在的经济实体，企业应该受到社会法律的约束。一个社会的法律固然重要，诚如病人需要医生和药物，但其实现实生活中的道德教育更重要，如同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践行美德伦理，自觉自愿地承担起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 黎明：道德的沦陷[M].中国社会出版社.
[2] 朱贻庭：儒家文化与和谐社会[M].学林出版社.
[3] 水谷雅一：经营伦理理论与实践[M].经济管理出版社.
[4] 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 唐·荷尔瑞格：组织行为学[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7] 郭明瑞：民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婉君)
作者：曾淑萍 刘卫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