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清朝历史论文范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摘要】清朝时期所修建与应用的避暑山庄占地面积非常大，建筑风格恢宏大气，以其所营造的秀丽清新的景色而为世人所称奇。以承德避暑山庄为例，该山庄共由平原区、湖区、宫殿区、以及山区四个部分所构成，各个部分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独立，自成系统。避暑山庄的存在可以说完整地见证了清朝时期历史的发展与变迁，其自身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改变。
第一篇：清朝历史论文范文
论清朝对外贸易法及其属性
摘要：在清朝规范对外贸易的各种法律文件中，清初绝对禁止对外贸易，康熙统一台湾后允许对外贸易，但全方位限制且不断加大力度。限制对外贸易的地点、商品、船只和商人的经营，使商人们行则违法、动则犯禁。显然，清朝的对外贸易法在本质上属于闭关锁国。
关键词：外贸法；全方位限制；闭关锁国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它统治的全盛时期把中国的疆界扩大到当时所能达到的极限，但中国也在世界范围内完成了由先进到落后、由强大到衰微、由独立到半殖民地的历史转变。清代对外关系法的核心是对外贸易法，限制对外贸易是清代对外贸易法的主旨。清代对外贸易法对社会经济、民众生活、国家强弱等多方面都产生了直接和巨大的影响。因此，本文拟就清代对外贸易法的主要规定及其属性进行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清朝对外贸易法的基本构成
清代没有以对外贸易法或海外贸易法命名的专门规范对外贸易的法律法规，但各版本的《大清律例》、各版本的《大清会典》及《则例》和《事例》，皇帝的敕谕和经过皇帝御批的朝臣奏章等历史文献中，含有非常丰富的规范对外贸易的法律法规。这些外贸法规制定的时间不一，各有其侧重点，制定者的层级不同，其法律效力也不完全一样，它们彼此虽然有抵触冲突的内容，但总体上来说可以相互补充，被锤炼为一个多元互补的对外贸易法律体系。
(一)《大清律例》在对外贸易方面的规定
清代起根本大法作用的就是《大清律例》。顺治三年《大清律集解附例》颁行天下。康熙、雍正、乾隆均进行修订，乾隆五年正式命名《大清律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成文法典。《大清律例》中涉及对外贸易的规定主要在户律、兵律和刑律中。第147条“船舶匿货”对贩海客商舶船到岸隐匿不报或不如实申报纳税做出了专门的规定。第220条至225条均为对外贸易方面的内容。第220条“私越冒度关津”是对不遵守国家的边境和关津管理制度者的严惩规定。附例662对云南省的边境贸易做出特别规定。第224条“盘诘奸细”对交结外国及私通土苗，互相买卖借贷做出规定。附例671“滇省与外夷商贩”对从事边境对外贸易的商人的保甲连坐做出规定。第225条“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对禁止出口的商品逐一做出明确规定，并对违反禁令者的惩处也做出了明确而严厉的规定。附例678到708分别对出洋船只及其管理、禁止出口的货物、官员查验及对违禁者的惩治等做出了规定。
(二)《大清会典》及各部则例在对外贸易方面的规定
从康熙到光绪，清政府先后颁布了五部具有政府行政管理法规效力的《大清会典》及《大清会典事例》，其中含有规范对外贸易的丰富内容。在户部、兵部和刑部下均有对外贸易法规。户部列有关税一项，包括管理对外贸易的各海关，详细规定了江海关、闽海关、浙海关、粤海关的正额赢余、征税标准、征税依据、差别税率等内容。同时，还对各海关征收贸易船舶的船料税做了具体的规定。兵部则有绿营处分例，系统规范了海禁的全部内容及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情况。刑部中的兵律关津，规范了私越冒度关津、私出境外及违禁下海的刑罚。为了让相关官员更清楚国家在不同时期所颁布的法规，清代政府各主管部门通常会对法律或制度以各部院《则例》的形式编写成册，报皇帝御览批准，以钦定则例的形式颁布，作为政府部门及主管官员的办事准则。《钦定礼部则例》主要规范朝贡贸易，《钦定户部则例》主要规范海关及税收等内容，《理藩院则例》适用于蒙古族人和部分涉外活动，《兵部则例》则主要规范查禁走私等内容。《户部则例》中还特别制定《江海关征税则例》、《闽海关商税则例》、《浙海关》、《粤海关商税则例》四海关征税则例。
(三)主管官员或疆臣奏准的对外贸易管理规章
清朝主管官员或疆臣提出解决对外贸易问题的办法经皇帝同意便成为清政府的外贸法规。康熙33年，浙江巡抚张鹏翮奏定《进出口商船管理章程》。乾隆以后对外商的管理十分苛细，发布了一系列的“规条”、“章程”约束外商在华的活动。乾隆9年，澳门同知印光任订立了《管理澳夷章程》七条，乾隆14年，澳门同知张汝霖订立了《防范外夷章程》十二条，乾隆24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定《防范夷商规条》，专门规范广州的对外贸易。嘉庆14年，两广总督百龄等修订增补《防范夷商规条》六条。道光11年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奏请修订增补《防范夷商规条》八条，道光15年，两广一总督卢坤等奏定《防范贸易洋人章程》。乾隆时，管理中俄边境事务的官员贝子瑚图灵阿等奏定《中俄通商章程》。这些都是由主管官员或疆臣提出解决外贸问题的办法经清政府批准后成为清代外贸法规的典型。
(四)其他对外贸易方面的规定
康熙28年，中国政府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两国的边界，其中的第五条规定：“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雍正五年中国政府与俄国签订《恰克图条约》，除划定两国的部分地界和司法互助等内容外，就是开展两国的通商贸易。两个双边条约都明确订有两国通商的内容，因此我们把这两个条约视为清代的外贸法制的重要内容。清代皇权登峰造极，朕即法律没有争议。皇帝本人成为无可置疑的最高立法者，同时还是最高的司法者。凡清朝皇帝在对外贸易的勒诏谕令，无疑都是对外贸易法。
二、清朝对外贸易法的主要规定
清为孤立在福建及台湾一带的郑成功抗清势力，严格禁止对外贸易。片帆入海，立置重典。通过“迁海令”的实施来保证“禁海令”的严肃性和强制性，将山东至广东沿海居民全部内迁数里甚至数十里。康熙统一台湾后，便开放了海禁，并设立了闽、粤、江、浙四海关管理对外贸易。但清朝并不是放任对外贸易，而是百般限制与阻遏对外贸易。
(一)对贸易区域和地点的限制
康熙开海后设江浙闽粤四海关，长江以北未设一家海关，这就等于从空间上限制了北方广大地区的对外贸易。仅就东南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而言，也有具体的区域或地点限制。荷兰商人来华贸易被限定在广东、福建两省。康熙56年，清政府明令禁止与南洋各国的贸易。雍正时清政府规定“闽、粤洋船出入，总在厦门、虎门守泊，嗣后别处口岸，概行严禁”。乾隆时，英商洪任辉擅闯事件后，清政府宣布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从此，清代外国商人来华贸易的口岸被严格限制在广州一口，所有贸然闯入其它口岸者均遭到清政府的严厉训斥和地方官员的武力驱赶。非但沿海的对外贸易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边疆地区的陆路贸易也同样受到严格限制。“至猛缅需用之黄丝等货，概不许贩至潞江、猛缅隘口”。对俄罗斯的贸易也有严格的地域限制。嘉庆帝曾发布上谕：“俄罗斯国，向例只准在
恰克图地方通市贸易，本有一定界限，今该国商船驶至粤东恳请赴关卸货，自应照例驳回”。更为严重的是清政府限制出口茶叶和丝绸等商品的国内运输路线。产于福建、安徽等省的茶叶和产于江苏、浙江等省的丝绸等商品惟有运到广州才能出口，但不能走海运而必须通过内陆运输。嘉庆二十二年上谕：“嗣后着福建、安徽及经由人粤之浙江三省巡抚，严饬所属广为出示晓谕，所有贩茶赴粤商人，俱仍照旧例，令由内河过岭行走，永禁出洋贩运”。
(二)对进出口商品的严格限制
第一，清政府对于军器类商品及可以打造成军器类的原料和材料严格禁止出口。《大清律例》第225条“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明确禁止马牛、军需、铁货出口。后来又在附例中无限扩大禁止铁货出口的范围+不但铁斤、铁货不能出口，就连废铁、铁锅等均不能出口。甚至为使禁止军需类商品出口的规定更有效，还严格限制下海船只携带武器。附例680规定：“往贩外夷之大洋船，准其携带炮位。每船炮不得过二门，火药不得过三十斤”。康熙23年开海贸易时特别议准：“凡违禁将硫磺、焰硝、军器等物，私载在船出洋贸易者，仍照律治罪”。清政府严格禁止马匹出口，进而禁止可以用于运输的牛出口。第二，丝绸、丝斤等纺织品均为禁止出口的商品。“丝斤违例出洋，过一百斤，照米石出洋例，发近边充军。不及百斤，杖一百，徒三年”。乾隆时期清政府对丝斤的出口禁令进行了一些变通，也仅仅是在允许少量的夹带。第三，禁止粮食出口。“奸徒将米谷、豆麦、杂粮，偷运外洋，接济奸匪者，拟绞立决。如止图渔利，并无接济奸匪情弊者，米过一百石，发近边充军。一百石以下，杖一百，徒三年”。为了使这一到禁令得到更好的执行，清政府还规定了出洋贸易商人及船夫等人所携带的用于自己食用的米粮数。规定出洋船只按道里远近、人数多寡、停泊发货日期，每人一日准带食米一升，所带食米不得过五十石，多带出洋照例治罪。除前述三大类商品外，清朝还严禁铜斤、牛角、史书、船舶、苏木出口。
(三)对贸易商船的限制
对国际贸易中使用商船的限制就是对对外贸易的限制，从清代不同时期的规定来看，对贸易船舶的限制还不是某一方面的限制，而是多方面的限制。第一，清朝严格限制对外贸易船舶的载重量。康熙开海设关时就明确规定了福建、广东出洋贸易的船舶载货量必须在五百石以下，“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衙充军”。第二，严格限制船舶的大小尺码。康熙时规定了出洋贸易船只的尺寸和水手的人数：“出洋贸易商船许用双桅，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如一丈八尺粱头连雨披水沟统算有三丈者，许用舵水八十一人”，随着梁头的减小，所用舵水也相应递减。第三，清政府既严格禁止出洋船只卖给外国人，电严格禁止从外国卖船回国。“其打造海船卖与外国图利者，造船与卖船之人，为首者立斩，为从者发近边充军”。同时，清朝法律还严禁租赁船舶。“富民谋利，自造商船，租与他人及租之者，俱各杖一百，枷号三个月”。
(四)对中国商人在外贸经营中的限制
清政府对出洋贸易的鹅商民极度不信任，规定商民必须办理繁杂的手续，极大地限制了商民的对外贸易，减少了贸易机会，增加了交易成本。“海关各口，如遇往洋船只倒换照票，务须查验人数，登填簿籍，钤盖印戳，始准放行。进口时，责成该委员吏役稽查。其有人照不符，船货互异，即送地方官审究”。清政府对陆路边境贸易同样严加管理和防范。康熙规定，商民至喀尔喀、库伦贸易者均需领取印票，将货物人数报明理藩院，方得贸易。中俄通商，须领取部票@。康熙五十六年定例，出洋贸易人民，三年之内，准其回籍：其五十六年以后私去者，不得徇纵入口。雍正五年严饬闽、粤守口官员稽查洋船照票，其从前逗留外洋之人，不准回籍。清政府严格禁止商人之间发生任何借贷行为。乾隆时期规定，“嗣后内地民人概不许与夷商领本经营，往来借贷，倘敢故违，将借领之人照结交外国借贷诓骗财物例问拟，所借之银查追八官”。
(五)对外国商人在华贸易的限制
清朝对外贸易法对外国商人给予了过分的限制。第一，限制外商的居住地点及租建房屋。乾隆时期的《防范夷商规条》规定：外商到广州，一律由行商代售代买，然后令其“随同原船归国”，业务未妥，“不得已留住粤东者，亦令该夷商前往澳门居住”。嘉庆时两广总督百龄奏请获准的补充章程对外商在广东贸易之后的居住去留问题规定的更为苛刻，明令“不得在澳逗遛。即有行欠未清，止准酌留司事者一二名，在澳住冬清理。如敢任意久住，或人数增多，查出立即驱逐”。来华外商在广州等候行商办理报关纳税手续及办理交易事宜期间，不得自行租赁居所，必须由行商安排在行商的馆舍之内居住。《防范夷商规条》规定：“夷商到粤，务令于现充行商各馆内听其选择投寓”。第二，严格限制外商雇请中国人为其服务。《防范夷商规条》规定，外商在华雇用华人为其服务，“于体制有乖，应请责成通事行商实力稽查禁止，如敢徇纵与受雇应役之人一并惩治”。同时，还规定“嗣后概不得与外夷传递书信”。第三，外商不得与中国的实际买方或卖方直接做生意。清政府在开海设关后便在粤海关设立了行商制度，外商到中国口岸后并不能直接到海关进口报关和纳税，而必须与行商建立联系，由行商担保并办理进口报关和纳税业务，办理完进口全部手续后也不能直接与中国的商人谈生意做买卖，一切委托行商代为办理。外商在中国购买货物，也不能与中国商人直接谈生意做买卖，只能由行商代为办理，所有出口报关纳税手续也同样交由行商代办。此外，外商在华期间不得自由活动，不得私带妇女到广州居住，更不允许外商自由与地方官直接联系。
三、清朝对外贸易法制的闭关锁国性
有些学者认为清朝前期的政策法规并非闭关锁国，主要有诋毁攻击之说、设关贸易之说、标准苛求之说、防范侵略之说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认真分析，清朝对外贸易的法律规定在本质上就是闭关锁国。
(一)否定清朝对外贸易法制闭关锁国性商榷
如果把“闭关锁国”说成是以鸦片贩子为首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对清朝海外贸易政策的诋毁攻击之词，未免过于为清朝前期统治者的对外贸易法制“护短”。西欧各国奉行重商主义政策，到处开拓到处创业，在这一过程中确实充满了早期殖民主义者的暴力和血腥是无须辩驳的事实，但截止十八世纪，西方各国商人来华贸易基本上遵守中国的法律，有时甚至委曲求全，清政府完全束缚外商的手脚，使得外商行则犯法，动则犯禁。外商来到中国贸易，既无贸易自由，甚至没有行动自由，进入广州后就必须住进行商为其准备的所谓“夷馆”里，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像被“圈”起来一样等待行商经纪贸易的结果，携妇女来广州属于成为违犯中国法律，要求北上贸易甚至要求告御状则被判处有期徒刑，那么西方商人对这种法律法规的不满、指责、愤怒可以用诋毁攻击来概括吗?如果说中国没有商民想出洋贸易获利，如果
说没有外国商人想来华贸易，即使中外完全没有贸易，也没有所谓闭关锁国问题。实际情况是中国商民在国内商品货币经济有一定发展的历史条件下想出洋贸易获利，而重商主义时期和工业革命时期的西方商人想来华贸易，且中外通商贸易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但清政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要么绝对禁止对外贸易，要么严格限制对外贸易，且限制越来越严厉，我们自己能不承认清朝的外贸法制在本质上就是闭关锁国吗?用得着西方人来强加吗?
用清代既允许外国人来华贸易业也允许中国人到海外贸易就断定清代并非闭关锁国，是在玩弄词藻，用绝对主义来认识世界和说明世界。可以肯定地说“开放”和“闭关”都是相对概念。当今的美国在对外贸易法制方面仍有许多限制，但绝对得不出当今美国的对外贸易法制是闭关锁国的结论。清朝允许对外贸易，同样也得不出就没有关闭锁国的结论。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国家努力与世界各国建立经济贸易关系，英国先后派出以马嘎尔尼和阿美±德为团长的庞大使国来华洽谈建立贸易关系，然而清朝那些所谓明君圣主及高官显贵们除了对“不远万里前来朝贡”及其所携带的他们称之为奇技淫巧的自鸣钟等奢侈品感兴趣外，居然因为礼仪问题而不满甚至龙颜大怒。就连被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称之为蛮夷之邦的周边国家和地区都不惜以称臣纳贡为代价努力发展与清朝的外贸关系，但清朝政府统统视之为藏污纳垢之所，制定严格限制的对外贸易法制，如果说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法制不是闭关锁国又能是什么呢?
有人认为，用工业国家的标准“来观察农业文明国家的国际贸易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有失公允性”。这似乎脱离了主题，这与清朝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并无直接联系。一个国家严格限制对外贸易到了几乎扼杀的程度，如果是工业文明国家就可以定性为闭关政策，如果是农业文明国家就可以定性为“非闭关”吗?欧洲国家恰恰是由于保护工商业的发展，极力奖励和鼓励对外贸易，并从对外贸易中积累了巨额财富加速了欧洲国家资本原始积累，使欧洲国家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并进入工业文明。换句话说，欧洲在中世纪并没有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尽管重商主义政策法规严格限制进口，但它绝对鼓励出口。清朝不但严格限制进口，最为严重和最为恶劣的是它严格限制出口，甚至严格禁止很多中国传统出口商品出口，仅仅从外贸自由的角度来说，甚至远远不如半壁江山的北宋和偏安东南一隅的南宋。难道我们还不能对这种阻碍中外正常贸易进而阻碍中外交流又进而阻碍了中国社会进步的外贸政策和法规定性为闭关锁国吗?
还有人说，清代的外贸法规虽然对正常的来华贸易商人给予了过于苛刻的限制，但那是清政府对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的一种防范，并以康熙“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害”的论述来说明清代限制外贸法制的合理性，从而认为当时的清政府是加强国防而不是闭关锁国。康熙帝对西方的了解仅仅是皮毛，其所言千百年后西方对中国会造成危害，那完全不是建立在全面了解认真分析及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可以肯定地说，截至鸦片战争前夕，清政府根本没有搞清来华贸易的都是一些什么国家，叫什么名字，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是什么关系，甚至没有弄清楚它们是几个国家。清朝统治者一直把西方各国包括工业革命中的英国和法国视为尚未开化的蛮夷之邦，认为断绝茶叶、大黄等商品的贸易，这些蛮夷之邦就会天下大乱就会死掉，那么以一个主权国家的国家安全为由认定清朝的外贸法制是防范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实在苍白无力。
(二)清朝对外贸易法制闭关锁国性的认定
许多人把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皇帝统统称为明君圣主，我们不否认三位皇帝的勤政，但对从事正常外贸的商人和来华贸易的外商都规定了过分的限制。康熙下达南洋贸易禁令中禁止国内商民把造好的船只卖给外国人，否则就依法“斩立决”，卖船予外国几乎就等于里通外国而被处以极刑。如果商民出海贸易已满三年仍然滞留在外不归，就采取强制措施“解回立斩”。明初虽然严格限制对外贸易，但隆庆元年张居正执政后便在东南沿海开放对外贸易。康熙也知道开海贸易的诸多利益和好处，但仅仅打开了中外贸易的一条狭小的、半闭半掩的、随时关上的“门缝”。雍正皇帝一向对商人深恶痛绝，凡在海外贸易者“逾限不回”，“朕亦不许令其复回”。乾隆22年这位以“十全老人”自居的乾隆大帝竟然以“浙民习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为借口，关闭了江浙闽三大海关，只留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即使粤海关一口通商也还依赖行商制度来管理，规定外商来华贸易和办理相关事务，只能通过政府特许的公行来进行，所有政府官员，包括海关官员在内，严禁与外商包括外商的大班、二班直接接触。
清朝的中国在东亚次大陆的封闭环境中对欧美发生的巨大变迁，不闻不问至闭目塞听的程度，即使见到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也统统嗤之以鼻，仍然在小生产的犁耙上晃晃悠悠，不是昏昏噩噩便是卧枕酣睡，自我陶醉在天朝上国与天下共主的迷梦之中。有些学者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清朝居于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决定了清政府的闭关锁国的历史必然性。其实，历史毕竟是人创造的，历史过程和自然过程的差别就在于人的能动参与。清朝的帝王们面临着多种机会和选择，通过了解世界，研究问题，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设计法律制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历史的进程。“乾隆曾有多口通商的设想，以皇帝的权威实现宁波开埠是毫无困难的”。然而，清代帝王中没有一个像俄国彼得大帝那样睁眼看世界并革故鼎新努力融入世界大潮的皇帝，反而由于民族统治的原因个个心胸狭隘，由于封建传统的影响个个思想保守，尽管不同时期的外贸政策和外贸法制有某些差异，但基本立意和基本原则役有根本变化，总体来说是限制与阻遏甚至摧残。
清朝的外贸法制极大地限制和阻遏了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越来越不适应中国的社会。早在康熙时期，经邦济世的中央大员和地方督抚等就对清代外贸法制的不适应性做工精湛的分析论述，强烈要求开放海禁。在平定三藩的战争即将结束之际，朝廷内外展界开海的呼声越来越高，尤以闽粤江浙大员最为急切，要求废除海禁，准民出海贸易。其中以慕天颜的《请开海禁疏》最具代表性，慕天颜认为解决国计民生的根本在于开放海禁，对海禁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痛心疾首：“未禁之日，岁进若干之银，既禁之後，岁减若干之利，揆此二十年来所坐弃之金钱，不可以亿万计，翼重可惜也”。最后他强调，解决问题不能因噎废食，只要加强对外贸易管理就可以发展正常的对外贸易：“惟是出海之途，各省有一定之口；税赋之人，各口有一定之规”。他把开放海禁发展正常的对外贸易视为千秋大业：“海舶通商所资，在天下之大，百世之远，岂仅江南一隅，足饷一时巳哉?”。雍正时期蓝鼎元认为“南洋诸番，不能为害”，所以“宜大开禁纲，听民贸易”。他认为开海贸易益处良多：“外通货财，内消奸宄，百万生灵，仰事俯畜之有资，各处钞关且可多徵税课，以是民裕国”。明末清初，以许栋海商集团、王直海商集团、徐海海商集团、郑成功海商集团、张元隆海商集团为代表的武装走私集团适应当时东南沿海地区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努力开拓对外贸易，并且已经具有非常强的拓展海外贸易的能力。清代的外贸法制严厉限制或禁止对外贸易发展，也就极大地限制了这些海商集团的发展，甚至把这些海商集团视为“海贼”而派兵追剿，必欲彻底消灭而后快，这与当时生产力水平和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严重不相适应。
当时的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与中国形成鲜明的经济互补性，开展对华贸易的愿望十分强烈。从欧洲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开始到英国完成工业革命的几个世纪时间里，欧美各国不遗余力地开拓国际市场，千方百计寻求商品倾销市场，希望通过讨好清政府来建立正常的外交与外贸关系，清政府虽然不可能像欧美那样开放和自由，但完全可以适应外部环境的新变化，适当调整其政策。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以“十全老人”自居的乾隆帝做出了错误的决策，形成了以后将近一个世纪一口通商的格局。乾隆帝没有觉察到盛世中隐伏的危机，没有意识到外部世界的广阔性和先进性。自我封闭、虚骄自大、故步自封，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拒绝和外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即使不是倒行逆施，也起码是严重不合时宜。嘉道以后，中外广大商民通商贸易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条件越来越成熟，但清代限制对外贸易的法律法规越来越多，限制的程度越来越严厉，那么清代依然奉行严格限制和阻遏甚至摧残对外贸易的政策及制定的法律也就越来越不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康熙、雍正和乾隆在内的清代皇帝，明君何在?圣主又在哪里?我们认为清朝对外贸易法制在本质上属于闭关锁国。是抹黑了哪个皇帝?还是冤枉了哪个皇帝?
总之，清政府制定对外贸易法与制度设计的主旨和立意就是禁止和限制对外贸易，从顺治至康熙前期，清政府严禁对外贸易，一次又一次地颁布海禁令。康熙统一台湾后，允许对外贸易并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但限制越来越多，真可谓“法网恢恢”，限制越来越细，真可谓“无微不至”，惩处违禁越来越重，真可谓“登峰造极”。显然，清朝的对外贸易法制极大地阻遏着中外商人的正常贸易活动，在本质上属于闭关锁国。
作者：张晓堂
第二篇：清朝时期避暑山庄的历史文化价值分析
【摘要】清朝时期所修建与应用的避暑山庄占地面积非常大，建筑风格恢宏大气，以其所营造的秀丽清新的景色而为世人所称奇。以承德避暑山庄为例，该山庄共由平原区、湖区、宫殿区、以及山区四个部分所构成，各个部分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独立，自成系统。避暑山庄的存在可以说完整地见证了清朝时期历史的发展与变迁，其自身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改变。作为清朝时期皇家园林中最具特色的一种建筑形式，避暑山庄除具有皇家避暑的功能以外，还具有处理政务的功能，体现出了深刻的历史发展以及文化内涵。文章即就清朝时期避暑山庄的历史文化价值进行详细探讨与分析。
【关键词】避暑山庄;清朝时期;历史文化价值
避暑山庄是清朝时期皇家园林中独具特色的一种建筑形式，距今已有数百年历史。保存至今的清朝时期避暑山庄包括承德避暑山庄等，这些避暑山庄除了在清朝时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外，也是当今我国闻名中外的旅游胜地。清朝时期修建而成的避暑山庄往往耗时较长，就以承德避暑山庄为例，其始建于1703年，历经三代皇帝方建成。自康熙起，历代皇帝都在承德避暑山庄避暑，也将其用于与多民族领导人的交往合作，故而使得避暑山庄在体现避暑、休闲价值的基础之上，还成为了我国自清朝时期以来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见证。
一、清朝避暑山庄的历史发展
承德避暑山庄修建于康熙四十二年间，该建筑物的表面价值是为清朝皇帝提供休闲、避暑的场所，也可兼作处理政事的场所。然而，从当时历史发展的情况上来看，承德避暑山庄的修建还具有非常浓厚的政治色彩与背景。承德避暑山庄修建时的康熙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内有吴三桂等藩王的叛乱，外有蒙古国边境的动态。康熙机皇帝为了安抚少数民族的民众，稳固国家整体政权，于是下令修建承德避暑山庄。
承德避暑山庄自康熙四十二年开始修建，共历经康熙、乾隆两个阶段，至乾隆十九年修建完毕。自承德避暑山庄修建以来，清朝皇帝每年都会在山庄内接见少数民族的首领以及外国出使使节，使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更加的畅通与有效。据史册记载，清朝前期重要的政治、军事、民族和外交等国家大事，有很大一部分都在承德避暑山庄内处理与进行。因此，承德避暑山庄也就成了都城以外的陪都和第二个政治中心。乾隆皇帝曾经在这里接见并宴赏过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台吉三车凌、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以及西藏政教首领六世班禅等重要人物，还在此接见过以特使马戈尔尼为首的第一个英国访华使团。换言之，承德避暑山庄已成为了清朝时期多民族沟通与交流的一个重要场所。
二、多民族地区融合
有相关研究中指出：清王朝的建立与巩固，乃至长久的统治不单单与历任君主英明的管理有关，更与本朝与各民族间关系处理的得当这一因素密切相关。清朝皇帝大多非常注意去争取与团结其他各个少数民族的领头任务，共同商议国家大事。而在其中，避暑山庄可以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自承德避暑山庄修建以后，康熙皇帝开始将其作为第二政治中心，成为了接见少数民族首领以及外国使节的重要场所。自康熙至乾隆皇帝，他们在位期间先后于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高山族、藏族以及哈萨克族的首领与使节，为各个民族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乾隆年间，承德避暑山庄作为接见外宾场所的这一职能得到了更加深入的体现。以乾隆二十四年间为例，乾隆皇帝下令让准格尔蒙古的一支部队迁入承德避暑山庄内居住，将该部队安顿在热河行宫中，实质上使他们成为了清朝的部族，一方面彰显了清朝时期我泱泱大国对少数民族的热情与友好，另一方面对促进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多民族融合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除此以外，避暑山庄还成为了清朝皇帝接见重要宗教人物的场所。其中，康熙皇帝就在承德避暑山庄中接见并封赏了喇嘛教的三大活佛。可以说，承德避暑山庄所扮演的角色是接见重要宗教任务，故而有效地帮助了清朝时期统治者对边境事务、政务的处理，且通过积极地沟通与交流，更加充分地认识到了宗教信仰对少数民族地区民众所起到的作用于意义。乾隆皇帝为了加强对蒙古喀尔喀部落的控制与管理，在哲布圆寂后还下令帮助部落在西藏地界中选出下一任哲布，并且在承德避暑山庄中亲切地接见了他。通过这种方式，清王朝统治者实现了与蒙古宗教活佛的密切沟通与交流，进而加强了对蒙古族部落的管理，在促进清王朝政治局面稳定以及各民族团结共存方面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在与外国使节的交流中，避暑山庄同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清朝皇帝与外国使节在避暑山庄中进行交流沟通，一方面获得了诸多来自于外国的信息，另一方面也更好地将本朝博大精深的文化传向世界，对促进文化的双向沟通而言有非常确切的价值。在这一背景之下，各个地区的文化交流更加密切，实现了促进本朝多民族、多文化发展的重要目的。
三、丰富的建筑文化内涵
清朝时期避暑山庄的建筑艺术博大精深，在体现文化融合的基础之上，建筑风格上面还体现出了多变、多样的特点，具有自成一派的艺术风格。承德避暑山庄从建筑布局上来看可以分为平原区、湖区、宫殿区以及山区四个部分。其中，宫殿区位于湖泊南岸，地形平坦，是皇帝处理朝政、举行庆典和生活起居的地方;湖泊区在宫殿区的北面，湖泊内共有8个小岛屿，将湖面分割成大小不同的区域，层次分明，洲岛错落，碧波荡漾;平原区在湖区北面的山脚下，地势开阔，有万树园和试马埭;山峦区在山庄的西北部，山峦起伏，沟壑纵横，众多楼堂殿阁、寺庙点缀其间。整个山庄将南方、北方的建筑特色以及建筑风格充分融合起来。建筑上的“如诗如画”也是对清朝时期所宣扬“满汉一家亲”理念的充分印证。
同时，在避暑山庄周边也一并新建了大量的寺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外八庙，分别为：溥仁寺、溥善寺、普乐寺、安远庙、普宁寺、须弥福寺之庙、普陀宗乘之庙、殊像寺。外八庙以汉式宫殿建筑为基调，吸收了蒙、藏、维等民族建筑艺术特征，创造了中国的多样统一的寺庙建筑风格。这些寺庙虽然与避暑山庄相互独立，但在建筑结构整体上又相互衬托，通过这种方式，将避暑山庄的和谐之美淋漓尽致得展现了出来。同时，康熙皇帝更是在避暑山庄的每一处景点题词，更是将汉文化中的诗词之美充分地展现了出来。换言之，清朝时期所修建的避暑山庄中处处可见汉文化对建筑风格以及建筑意蕴的影响，这不单单是清朝时期统治者对汉文学推崇的一种体现，更是对“满汉一家亲”这一政治理念的贯彻落实，在促进清朝政治政权高度统一，促进多民族间文化和谐交流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 结束语
以承德避暑山庄为代表的清朝时期避暑山庄发展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这些避暑山庄不但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遗产，更是非常重要的旅游胜地。在清朝历史中，这些避暑山庄的修建与应用同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清朝历史背景下的避暑山庄除了是皇帝们夏天避暑的行宫，更成为了帮助清朝皇帝与多民族领导人进行交流合作的场所，可谓是清朝时期的第二大政治中心。文章即以承德避暑山庄为典型代表，详细分析清朝时期所修建避暑山庄发挥的历史文化价值，望能够促进当代社会对避暑山庄的保护，以更好地发挥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与精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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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舒苑.读戴逸先生的《应该建立“避暑山庄学”》——编写《避暑山庄学概论》的总体思考[J].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3，33(3)：14-16.
[3]岳爱华，段钟嵘.避暑山庄“水”的审美妙趣[J].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28(1)：6-9.
[4]冯春芳，张斌翀，邱珊珊等.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对清代承德多元文化的影响[J].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学报，2015，28(1)：109-112.
[5]樊淑媛.“避暑山庄学”一题——避暑山庄园林艺术特征[J].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2，32(1)：19-25.
[6]门立新.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的历史价值及其保护探究[J].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学报，2014，15(4)：111-112.
作者简介：周江波(1983-)，女，辽宁大连，本科，文博馆员，研究方向：避暑山庄历史文化。
作者：周江波
第三篇：也说清朝前期的对外贸易
[关键词]“文综”安徽卷，材料，清朝，对外贸易
命制考试题目(含编制答案)最忌讳出现知识性错误，亦即圈子里所说的“硬伤”，而2009年“文综”安徽卷第36题却存在这一问题，令人遗憾。
该题材料一从翦伯赞、郑天挺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中转摘了如下两条材料：
上(宋高宗)谕大臣……又曰：“广南市舶，利入甚厚，提举官宜得人而久任。庶蕃商(指海外商人)肯来，动得百十万缗(货币单位)，皆宽民力也”。
国朝(清朝)设关之初，番舶入市者仅二十余柁(艘)……舶长日大班，次日二班，得居停十三行，余悉守舶，仍明代怀远驿旁建屋居番人制也。
命题者要求考生“依据材料—指出南宋和清朝前期外贸机构的名称，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南宋外贸的具体作用和清朝前期外贸政策的直接后果”。
命题者编制的与之对应的“参考答案”是：“市舶司;十三行。南宋外贸税收丰厚，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可减轻百姓负担。清朝前期对外贸易因受到严格控制而渐趋萎缩;阻碍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此答案对南宋外贸机构的名称和南宋外贸的具体作用的解答，基本正确，而对清朝前期外贸机构的名称和清朝前期外贸政策的直接后果的解答则存在疑问，有商榷之必要。
清朝前期一般指1644～1839年清王朝统治时期，这是我国史学界和历史教学界的共识。在这段近200年的时间里，清朝的外贸机构有过重要调整，外贸政策经历几次重大变化，情况相当复杂。这是一两句话难以将其说清楚的。而这道题的命制者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就难免出现差错，使答案的正确性(准确性)大打折扣。
清朝前期的外贸机构，由外贸管理监督机构、经营机构、中介机构三大类组成。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以前，沿袭宋元明旧制，由市舶司行使管理监督对外贸易之权，之后改行海关制，设立海关管理监督对外贸易。外贸经营机构则是由外贸商人组建的商业机构，因无固定名称和明确规范，情况复杂，难以说明。十三行属外贸中介机构，且非常特殊。“它一方面是垄断性的商业组织，一切外国进口货物，由其承销，内地出口货物，由其代购，并负责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另一方面，行商又受政府委托，执行政治上的职能……所以，行商实兼有商务和外交的两重性质”。对于清朝前朝外贸机构名称，第1问只给出了“十三行”这一个答案，这就会使人产生清朝前期的外贸机构只有十三行的误解。也许命题者会说，我们要求考生依据材料一指出“清朝前期外贸机构的名称”，答十三行不是中规中矩吗?可是，材料一中不是还有“设关”二字吗?那么，“关”由谁来管理呢?不是也有机构吗?不是也应回答吗?可见，即令仅仅依据材料一回答，只答十三行也是不完整的。何况，在说了南宋贸易机构是市舶司之后，紧接着说清朝前期外贸机构是十三行，就匹配关系看，也有问题。
根据外贸政策，清朝前期对外贸易演变的历史则可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1644～1654年，允许贸易;(2)1655—1684年，严厉禁海;(3)1685—1756年，开海贸易，设置四海关(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管理监督对外贸易;(4)1757—1839年，闭关自守，只允许外国商人在广州一口进行贸易，且严加限制。不同时期的不同的外贸政策会产生不同的“直接后果”。第1问给出的“清朝前期贸易因受到严格限制而渐趋萎缩;阻碍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这一答案，显然是第四阶段实行的闭关自守政策的“直接后果”，而不是其他三个阶段外贸政策的“直接后果”，也不是整个清朝前期外贸政策的“直接后果”。
综上所述可知，此题第1问有关清朝前期外贸机构的名称和外贸政策的“直接后果”的答案，明显存在以偏概全，挂一漏万的重大缺陷，这样的试题和答案难以帮助人们(首先是考生和评卷者)把握清朝前期外贸的实际情况。
2009年“文综”安徽卷第36题在命制中存在的问题要求我们以后在命制材料解析题时，材料一定要提供足够的可靠的有用的信息，答案和材料之间一定要有内在的必然的逻辑联系，这是保证试题(含答案)质量的基础和前提。
作者：冯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