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中国文化范文

第一篇：鲁迅与中国文化范文

鲁迅小说与绍兴民俗文化

摘要:鲁迅小说除了以深刻地思想见长之外,还常以绍兴为背景,反映了出一个地域、时代浓郁的风土人情与精神面貌。其间包涵的民俗文化不容忽视,更反映了民众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对鬼神的信仰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和心理。

关键词:鲁迅小说;民俗现象;鬼神信仰

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1]

民俗和文学有着太多的相同资源、相同想像、相同观念、相同任务,及宗教、仪式和风格上的相同类型,这使它们纠缠在一起,相互影响、变化、生长和消歇。民俗具有熔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智、实用与审美于一炉的多重文化品性,为作品中的人物提供一种特具民俗氛围的生存环境。

鲁迅的小说是一个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民俗文化体系,他在小说中向读者展示了婚姻民俗、祭祀民俗、信仰禁忌民俗、社会制度民俗、服饰民俗、交通民俗等等丰富而又翔实的民俗事象。这些民俗事象内涵丰富,形式多姿多彩,与浙江绍兴的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散射出久远的光辉。

一、鲁迅小说反映的民俗现象

(一)祭祀习俗

祭祀在当地也称“祭福”。灶神作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神祗,已有很久的历史《战国策,·赵策三》中有“梦见灶君”[2]的话。灶君亦称灶神、灶王。原始人有祭火的习俗,祭灶风习亦历史久远,《论语·八佾》中王孙贾就有“媚奥媚灶”[3]之问。人们认为灶神除执掌灶火外,还考察人间太平并告知天帝。腊月二十三晚上,家家户户都要送灶神上天,供奉一种富有粘性的糖,借此粘住灶神的牙齿,使他没法向玉皇大帝陈说人们的过失。每年的供奉就是为了“贿赂”灶神,求他在天帝面前多说两句好话,以保佑来年的风调雨顺。

送灶神之后,除夕之前,每户人家总要选择一个祝福的吉日,这是每家一年之中最为隆重的大祭典。《祝福》中就写了敬神祭祖这个习俗。每当旧历年底,地主阶级和有钱人家举行年终大典,杀鸡、宰鹅、买猪肉,并将三牲煮熟作为“福礼”,恭请天神和祖宗享用,感谢他们保佑当年“平安”,并祈求来年“幸福”。那种隆重肃穆的气氛,足以显示出祭祖的重要性了。

所祭的神像有“南朝圣宗”四字,绍兴人叫祝福菩萨、大菩萨,照老年人的说法,天上的菩萨,不进不洁之家。因此,祝福之前,必须把厅堂、祭桌、祭器等惮扫、洗刷得干干净净。“五牲福礼”煮好后,盛放在木制的朱漆大盘里。其摆法都有一定的规矩,如鸡鹅要跪着,头朝福神,表示欢迎;一尾活鲤鱼用红绳穿过其背刺吊在“龙门架”上,用红纸贴住色眼睛,是取“鲤鱼跳龙门”之意。祭典若在深夜举行,气氛更为庄严肃穆。男丁按辈份行三跪九叩大礼,妇女和个别忌生肖的男丁都要回避。别说寡妇祥林嫂,就是鲁府的太太、小姐们也是被剥夺祝福资格的。祝福后便祭祖(俗称“请回堂羹饭”)。祝福时桌子是照桌面的木纹横摆的,祭祖时则改为直摆;祝福时祭扫者朝外行礼,祭祖时则朝内跪拜。祭祖后,便用煮福礼的汁汤烧年糕或面吃,名日“散福”,表示神所赐之“福”放给了一家人。过年的习俗,绍兴和外地大同小异。“除夕吃喝,尤已穿着”,这是过年的高潮。在新年旧岁交替的一个月里,人们就是这么忙碌着的。

浙江绍兴过年最大的特色莫过于祭祀和社戏。“社”,最早指的是土地之主。渐渐引申为土地神。《左传通俗篇》有云:“凡有社里,必有土地神,土地神为守护社里之主,谓之上公。”[4]所谓社神就是土地神,其起源是来是对大地的敬畏与感恩:土地载万物,又生养万物,长五谷以养育百姓,此乃中国人所以亲土地而奉祀土地的原因。《药》中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这土谷祠就是社庙。《长明灯》里也谈到“有一天他的祖父带他进社庙去,教他拜社老爷,瘟将军,王灵官老爷”,这些都表明民间百姓对土地神的敬重。中国人对神祗的敬仰往往要通过某种方式表达出来,“稽山鉴水社戏热”,绍兴人自古有看社戏的习惯。每逢庙会和大年,社戏成为水乡绍兴最“露脸”的演出。光绪《金华县志》载:“一会之兴,有烟火、有戏班,且多至十顶。”[5]戏台搭在湖中央,戏台前的湖面上挤满了小划船、出畈船、乌蓬船。社戏深深地植根于绍兴人的心中,凡是有个喜庆之事,无论是知名的绍兴小百花越剧团,还是民间的戏班子,个个炙手可热。“水乡观戏”成为绍兴人一道必不可少的新春“大餐”。鲁迅笔下的《社戏》描绘出了一幅绍兴风情图。

(二)婚丧习俗

从作品中获知:初去鲁镇时的祥林嫂,大约二十六七岁,而比她小十岁丈夫已因病去世,那么可以推测,他的丈夫结婚时可能是十五六岁,或许更小。祥林嫂的小叔结婚年龄是多大呢?祥林嫂初来鲁家,“小叔十多岁”。卫老婆子第二年新正将尽时来鲁家拜年,她说:“现在第二个儿子的媳妇也娶进了”,可见,祥林嫂的小叔结婚年龄也不过十二三岁。鲁迅在作品中接连安排婆婆、祥林嫂、小叔三个不同年龄的人婚姻状况,是有特定用意的。可见当地的婚俗是女子比男子岁数大得多,且男子很小,一般十三四岁至十六岁就结婚。这种婚俗正是早婚习俗。这种落后的婚俗不仅表现在早婚上,而且还表现在女子可以作为婚姻的买卖上。祥林嫂被婆婆卖到山里去,婆婆得了八十千,为第二个儿子娶媳妇,财礼只花五十千,除办喜事费用外,还剩十多千。这种赤裸裸的婚姻贩卖,在世俗人们看来,“婆婆倒是精明强干”,“很有打算”,不但不憎恶,反而佩服赞扬。祥林嫂的婆婆不仅买卖婚姻,而且凭借宗法所赋予她的婆权从鲁家把祥林嫂抢来送到深山野林,这又是一种抢婚形式。小说这样写道:祥林嫂跪在河边淘米,一只白篷船上跳下两个大汉,把她捆在船上,劫去卖到贺家坳,与贺老六成了亲。这种抢婚习俗产生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是氏族社会婚姻形式。那时,绍兴抢亲不犯法,官府也听之任之,作者深层描写抢婚习俗,目的是揭露这一陋俗使祥林嫂受到巨大的心灵创伤。

早婚、买卖婚、抢婚,这就构成了当时鲁镇一带的婚俗,这些氏族社会遗留的婚俗,注定祥林嫂一生坎坷,为她的悲剧人生埋下伏笔。

鲁迅小说也多次写到死人、出丧的情形,比如《在酒楼上》通过吕纬甫之口述到他给他三岁时死掉的一个小兄弟迁坟;《药》中写到夏瑜和华小栓死后,两位母亲同时去上坟,“华大妈看他排好四碟菜,一碗饭,立着哭了一通,化过纸锭”;《明天》中单四嫂子的独子宝儿死后也是烧纸钱,烧四十九卷《大悲咒》,雇了两名脚夫,抬棺木到义冢地上安放。还有《孤独者》中的主人公魏连殳的祖母去世后,亲族聚议,要魏连殳在丧葬仪式上按照以下三大条件去办:其一是穿白,其二是跪拜,其三是请和尚道士做法事。法事这里指和尚、道士超度亡魂的仪式。可见,人们不但重视活着的人的终身大事,也关心人死后的亡灵问题。

(三)服饰饮食习俗

服素。《祝福》中两次写到祥林嫂的穿着打扮,前后看上去像是没什么变化,都是“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实际上是祥林嫂刚好两次都死了丈夫,两次都正在戴孝。

银项圈。在小说《故乡》里,少年闰土“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这作为饰物的银项圈,显然表现着民间信仰,不仅寄托着父爱,也有着对神佛的迷信。

素食。小说《祝福》中的柳妈“吃素”。柳妈是个善女人,即信神而吃斋念佛的女人。吃素是民间信仰在饮食结构上的反映。佛教传入中国之初,我国佛教徒对饮食并没有严格规定,有所谓食“三净肉”之说,即对于自己没有亲眼看见、没有亲耳听到和没有怀疑是杀生的三种净肉,佛教徒都可以食用。后来,南朝梁武帝大力提倡僧徒禁止肉食,认为“凡一众生,具八万户虫”,“若断一众生命,即是断八万户虫命”。食肉就是杀生,是违背“不杀生”戒条的。由于梁武帝的提倡,就改变了我国汉代以来僧人食“三净肉”的习惯,对后来僧侣的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柳妈的“吃素”,突出了柳妈的善,她因此在鲁四老爷家只洗器皿,而不肯“杀生”。

二、民俗背后的核心——鬼神信仰

每一种较为成熟的民俗文化,都有较强的教化功能和规范功能,对其俗民个体有着较强的控制能力。在民俗学看来,“民俗控制是由某些民俗事象在习俗化过程中对俗民个体施加影响,促使俗民在实践中想当然地恪守其约束,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控制力,一旦违背了这些民俗的约束,立即在俗民的心理和精神上产生巨大的压力,并把这种压力作为一种自我惩罚或超自然力的惩罚。”[6]

中国人务实求存、重视现实的利益,反映在宗教信仰上,就是功利主义的信仰心理。人们不是把宗教价值作为现实幸福的慰藉,不是在精神上向神“奉献”,而是索取。对神的精神虔诚和物质供奉,就是为了得到好处,免灾祈福,有着现实的具体的目的,信什么就需要从什么得到好处,“无事不烧香,急来抱佛脚”就是这种思想的形象注脚。佛教传来后,它所宣扬的因果报应、轮回转生的观念,与中国原有的灵魂观念结合在一起,使人们认为人死后的灵魂,可因生前的善恶或升天为菩萨,或重新投生为人,或转生为牛羊猪狗,甚至成为饿鬼,堕入地狱。在小说《祝福》中,善女人柳妈吓唬祥林嫂死后会被嫁过的两个男人锯身子,就是这种观念的影响。在《祝福》中,祥林嫂由于再嫁,就被同是佣工的柳妈的一席话说得恐怖万分。柳妈说:“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谁好呢?阎王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7]柳妈给祥林嫂提出的补救办法——到土地庙里“捐门槛”,也是道教所谓的禳解的办法之一,即让这条门槛作为祥林嫂的替身,让千人踏、万人跨,才能赎掉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从以上列举的各项习俗来看,其实反映了民众内心一个重要的信仰问题,即对鬼神的信仰和崇拜。原始人由于灵魂观念而产生了对鬼神的崇拜。鬼就是已经死亡了的人们的灵魂。鬼的观念后来又演变成神的观念。最初的神,就是远古时候的氏族部落的“大人物”死后的灵魂。因此,在先民看来,鬼与神在性质上没有根本的区别。除了祭祀鬼神以外,鲁迅在小说《补天》中,还曾形象地提到秦皇、汉武求仙之事:“落在海岸上的老道士也传了无数代了。他临死的时候,才将仙山被巨鳌背到海上这一件要闻传授徒弟,徒弟又传给徒孙,后来一(下转第12页)(上接第14页)个方士想讨好,竟去奏闻了秦始皇,秦始皇便教方士去寻去。”“方士寻不到仙山,秦始皇终于死掉了;汉武帝又教寻,也一样的没有影。”[7]汉武帝也是与秦始皇齐名的执迷不悟的神仙迷。

以上列举的民俗事象尽管在点缀式整合中并不是作品叙述的重心所在,却已为作品提供了耐人寻味的细节,仍给读者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记,为整部作品添色不少。总的说来,民俗的生成和发展,是艺术的契机和指向,文学作品也为民俗提供了展示其风采的艺术空间。

参考文献

[1](法)H·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著.张伟译.艺术哲学[M].北京出版社,2004.

[2](西汉)刘向编,周晓薇,王其校点.战国策[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3]张以文译注.四书全译[M].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

[4]左丘明.左传[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5](清)邓锺玉,等纂修.光绪《金华县志》十七卷[M].

[6]乌丙安.民俗学原理[M].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7]鲁迅选集第1卷[M].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第二篇：浅谈鲁迅精神之当代意义与“中国梦”

摘 要：鲁迅，作为中国20世纪文学的制高点，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量级大师，他在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思想和他本身所具有的的精神与思想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为什么鲁迅精神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它在中华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演变进程中究竟代表了哪些关键和深刻的方面?以及鲁迅精神在当代有什么新的意义所在与其能给新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给于何种其实与指导?这些都应该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发现、探讨、研究的地方。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应该从文学领域拓展到文化领域，从艺术深入到哲学。进入21世纪，鲁迅精神将毫无疑问引导我们走向新的时代。

引 言

自上世纪

四、五十年代至今，关于鲁迅及其思想精神的研究工作从未停歇，已经出现的文字数以亿万，可谓成果卓著。时至今日，人们对于鲁迅依然有许多还没有输出的话题。研究鲁迅这样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我们要从其思想精神产生的根源出发，结合现实社会的种种现象进行细致、深入、全面的讨论，而不是片面地、主观的批评与思考。我们研究鲁迅及其思想的最终目标，也不是给与社会发展中的人和事以过多的指责，相反，我们是为了“极大地提高自己民族和自身的思想文化水准和精神伦理面貌，使我们自己时代的思想文化状态从总体上超越鲁迅的时代”。①

一、 鲁迅精神及其时代意义

鲁迅，是中国现代史开启以来在中国文学界和精神界出现的一个伟大而崇高的社会存在。他的伟大，是他的思想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任何一个人，他的文学创作是为了改变人的灵魂，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了提炼、描绘中国愚弱百姓的“劣根性”。鲁迅就像一台显微镜，于微小处细数“国民性”经络，为的是很好地解剖别人，解剖自己，解剖社会，让每一个国人都能以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去走出社会的黑暗。

(一)鲁迅精神的几个方面

关于对鲁迅的概括与与总结，历来众说纷纭。但总体而言，各家各派的 ① 朱铁志《精神的归宿》 说法还是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住鲁迅精神的思想核心，少有偏颇之言。鲁迅终其一生，都在独立的、深刻的思考上不懈追求，不论是早起产生的《文化偏至论》②中的“立人”思想，还是在新文化运动早期的文学解放运动推动之下应“时”而生的《狂人日记》中的“吃人”理论，都是鲁迅站在弱势大众的一边，并怀揣着一颗悲天悯人的心去进行思考的结果。鲁迅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社会活动，他都时刻关注着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小情，并能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做出自己独特的反应，力图推动事态向着有利于国民大众的一面转变。在他看来，这种来自个人或是社会团体的推动力无论是大是小，只要有所帮助，就足够了。

在鲁迅的精神思想中，还有向真理、正义的不断追求，向恶势力的不断斗争。但这种斗争精神从来都不是盲目的、冲动的，恰恰相反，这种精神是有准备的、有价值的，正如像“鲁迅”这个名字中的“迅”所寓意的小狼③一样，他所所发出的批判言论，能够做到快、准、狠这三点。也只有这样，才敢于和黑暗的、落后的传统旧势力作最坚决的斗争，才敢于一阵见血地指出民族和时代的弱点。然而他不仅仅是对那些弱点的指出，鲁迅作为一个清醒的人，他始终是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进行最彻底的反思，剖析民族的劣根性和短板。这样，才成就了鲁迅过去和现在的伟大之处。

总体而言，鲁迅精神犹如一颗参天大树，有主干，也有其枝蔓，在睿智中展现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就像叶圣陶说过的，“与其说鲁迅先生的精神不死，不如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正在发芽滋长，播散到大众心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鲁迅精神在不同时期，在不同人眼里，有不同的解释。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曾将鲁迅精神概括为三点，即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④，这是对传统的以爱国、勇敢、坚强为主要内容的三点论的深层次阐述。时至今日，面对大众对于和鲁迅产生的距离感，新时期的专家学者对于鲁迅精神作了新的概括，主要涵盖四个方面，即“立人”思想、创新精神、爱国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这是鲁迅精神在新世纪的发展，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力争实现的。但要注意的是，对于任何一种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都不是全盘照搬，而是要去粗取精，用批判的眼光和态度 ②③ 《文化偏至论》写于1907年，与《摩诘诗力说》同为鲁迅早期的重要文言文作品。

《尔雅·释鲁》云：“牧狼，其子，绝有力，迅。”鲁迅的“鲁”取自母亲鲁瑞的姓，意在孝道。“迅”古义为狼子。 ④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举行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题为《论鲁迅》的讲话。在此基础上，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在此给予鲁迅极高的评价。

2 去分析，因此，我们便不能否认批判精神仍是鲁迅思想精神中最核心的内容这一事实。

(二)鲁迅精神的时代意义

前文已经说到，研究鲁迅这样伟大的思想家，要从其思想精神产生的根源出发。只有这样才符合事物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历史上每一种思想精神的产生都以其自身所处的特殊环境为依托，不可能凭空出现，任何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是经不住历史的考验的，鲁迅的思想精神也不例外。然而根据事物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这一哲学原理，鲁迅思想精神又和大多数思想产物一样，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在不同人眼里，具有不同的时代意义。鲁迅作为其思想精神的主体，自身所处的时代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只有研究好了这一点，才能更好地为后面的讨论服务。鲁迅所处的那个时代，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想做奴力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坐稳了奴力的时代”。⑤这也赤裸裸的道出了当时那种复杂的环境状况，社会黑暗、政府腐朽、民众麻木;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全无公平、全无正义。在这种情况下，鲁迅更加坚定了弃医从文、拯救国民灵魂的决心。基于此，“立人”思想便凸显了出来。但要立人，我们应该清楚立人的第一要义，即什么是人?而后，我们要思考的是立什么?如何立?面对这些，鲁迅进行了深刻的、全面的思索，在这种全新的历史高度上，“国民性”的范畴才得以被逐步扩大。鉴于此，一篇《啊Q正传》才会真真切切地刺痛千千万万人的内心。在这里，鲁迅精神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对国情、民情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勇敢面对而不逃避，能够用唯物主义的辩证观看待利己与利人的关系。而后推至大众，用一颗博爱之心去唤醒人民的自我保护意识，让人们用健全的人格去强健自己的体魄，用不屈的奋斗与抗争去改造我们的民族之魂。

二、鲁迅“梦”与“中国梦”

鲁迅精神的核心，一言以蔽之，曰:“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将其解释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⑥这被学术界一致认为的具有超前意识的鲁迅思想，在当下社会，依然能找到其“魅影”。

(一)鲁迅精神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与体现

⑤⑥ 出自鲁迅的《灯下漫笔》，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百姓生活的实质。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鲁迅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3 在鲁迅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日上，上海鲁迅纪念馆公布了一份名为《鲁迅社会认知调研报告》的问卷调查结果，从这份报告中我们不难发现，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鲁迅仍具当代性。⑦这是一个很及时的信号，通过它向人们传递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那就是，当今社会，我们仍然有学习鲁迅的必要性。报告在“对鲁迅的关注度、了解度”、“对鲁迅的评价”、“鲁迅对社会的影响力”三个方面对鲁迅及其精神做出了评估与分析。其实，就像报告所显示的那样，鲁迅真的还没有过时。人们对鲁迅及其精神依然具有积极地、正面的态度与评价。当代社会，在“全球化”的冲击与影响之下，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要想健康、快速发展，中华民族要想在世界民族之林立于不败之地，不可缺少三种精神态度，即奉献精神、创新精神和拼搏精神。“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使鲁迅成为了“民族魂”不折不扣的代表人物，同时体现出的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又成为了当今拼搏精神的一种借鉴，使我们从中不断汲取养分，并通过努力使这种发展之后的斗争精神不断地完善，不断地丰富，不断的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然而对于创新，鲁迅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鲁迅的创新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那就是他在思想上和创作上的创新，后者属于文学创作的研究范围，我们在这里不做过多的阐述，。思想上的创新，就是鲁迅能从广大社会群众自身的需求上去去看待以自身解放、民族觉醒位代表的国民性改造问题，这种改造要求各民族成员要具有自己的个性，具有对于明确目标的追求精神，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民族自下而上充满活力。换言之，我们的一切社会活动都应该以最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为重，以国家和名族的共同需求与目标为指导方向，把握好个人与国家、个人与民族的利益关系。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和谐”更加深入人心。

(二)当代“鲁迅精神”与“中国梦”

当今中国，人人都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那么，中国梦到底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梦，实现中国梦，我们每个人需要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此时，如果我们再重新审视一下鲁迅，我想会对“中国梦”的理解有进一步的认识，对于我们自己投身于“中国梦”的实现也会有更高一个层面的领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先生说：“中国从鲁迅去世到现在，每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几乎都 ⑦ 凤凰网资讯.，2011年9月24日。

4 要从鲁迅那里寻找思想根源，都要重新解释鲁迅，这个社会才能继续前进。”⑧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之日到今天，“中国梦”就始终没有中断过，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新时期的中国“梦”应运而生。2012年11月29日，总书记把新时期的“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对于鲁迅，他放弃了读书显名之路，放弃了医学救国之路，以巨人之姿在社会的水深火热中举起了一个民族复兴的火炬，撑起了民族觉醒的一片蓝天。这是鲁迅的梦，也是被奴役和压迫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民的梦。鲁迅有很多的“梦”，他在作品中也很多次提到“梦”，他写梦，也做梦，但不论这些“梦”是文学之中的还是文学之外的，都是他的人民觉醒梦，中国富强梦，民族振兴梦。这些梦里面，充满了自由、民主与解放。鲁迅也曾在作品中这样写到，“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⑨他也说过，“去的梦黑如墨，在的梦墨一般黑。”然而，这“墨一般黑”的梦，也只有在那个“墨一般黑”的年代才会有。这里面也许会有些许的无奈，但不论有多么“黑”，我们看到的鲁迅都没有妥协，而是用自己的一支犀利的笔，一颗勇敢的心去冲出那在黑暗中禁锢人的“铁屋子”。不但要冲出去，还要把它冲破，这就是鲁迅的梦。他的梦是伟大的梦，这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始终是围绕着与黑暗抗争的。正如鲁迅先生的长孙周令飞⑩先生说的那样，鲁迅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始终不曾绝望，一直是抱有极热烈的希望，他是在黑暗中追寻与播散光明。鲁迅的梦，是中华民族走出黑暗，走向富强，这又何尝不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梦。鲁迅的中国梦，是对于公平、正义、谦逊、坦诚的向往;是对于美好、圆满发达、富足的期盼;是对于莺歌燕舞、鸟语花香的和谐社会的憧憬。这与当下社会提出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中国梦”不谋而合，这与其说是继承与发展，倒不如说是我们都是向着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方向努力的结果。在今天的的中国，社会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开放，个人有个人的梦想，国家有国家的梦想，以至于全世界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每个人都在为这些梦想而奋斗，完成这些梦想，已不再遥远。对于我们而言，理想已不再是那么让人捉摸不定，有时候，我们甚至能够“看 ⑧⑨ 孔庆东《正说鲁迅》，重庆出版社，2009年12月。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北京《新青年》月刊第四卷第五号。 ⑩ 鲁迅长孙，鲁迅文化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5 见梦想的色彩，能够闻到理想的芬芳”。

三、鲁迅精神之于当代社会发展的启示

其实，当今社会给予我们的很多，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这不仅是大自然实实在在的物质馈赠，还是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心灵的慰藉。在当前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领域却存在着“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的人生观、价值观在复杂的网络环境的影响下出现了扭曲的现象。这时候，就要有一种正确的思想观念作为指导，读鲁迅，研究鲁迅，正是在寻找这种能够指引个人或社会发展的精神支柱。我们发现，鲁迅的思想对于探索百年后的中国思想仍具有启示作用。以《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为代表的6篇鲁迅早期的文言论文中对于物质、精神、制度、文明的论述对于当下社会发展中相应的方面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我们要实现立足于自己岗位的实践意义和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意义，就要对鲁迅精神保持时刻解读的思想准备。今天我们所讲的培养品德，提高素质一类的，正是鲁迅“立人”思想的具体体现，重在塑造人独立、坚韧、坚强不屈的灵魂。另外，当代社会从上到下应该时刻保持一种自省的态度。鲁迅先生也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们知道，让人承认或是面对自己的缺点确实是很困难的，更和况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11。然而恰恰是这种困难炼就了我们无畏的批判精神，从这个角度出发，深刻的自我反省确实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鲁迅先生所具有的这些思想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认真学习的，这些都是来源于他的一片赤子之心，一份对于人民的爱护对国家的忠诚，对民族的责任感。这应该是和《大学》中的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吧。世间万事万物，一切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舍本逐末到头来只能是枉费心机。当今世界，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重其科学教育，重视人才培养，一个合格的人才不但要有扎实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具有良好的精神品质，只有这样，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才会真正具有巨大的推动力。

11 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写到“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6 参考文献：

[1]孔庆东.国文国史三十年，[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孔庆东.正说鲁迅，[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 [3]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鲁迅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4]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5]鲁迅.彷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6]鲁迅.鲁迅杂文全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7]朱铁志 .精神的归宿，[J].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三篇：鲁迅的文化立场

鲁迅的文化空间2010年11月22日 9：30——12：00北京现代文学馆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现代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孔庆东老师，让我们欢迎孔老师。今天虽然风很大，但是来的人特别多，所以气氛也很好，我想从大家期盼的眼神中也看出来了，今天我的开场白应该是越短越好。而且我觉得在孔老师本人强大的气场面前，任何介绍、开场白可能都是浮云。孔老师也不需要我多作介绍，大家对他都非常的熟悉，孔老师太有名啦，因为以前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每次去外地，人家知道我在中文系，首先会说“哇，好厉害”，然后下一个题目就是：“你认识孔庆东老师吗?”可见认得孔老师更厉害，而且后来我也经常看孔老师的博客，我发现人人都爱孔庆东。虽然有些人的爱有点另类有点各色，而且我觉得孔老师可能也打破了北大中文系教授给公众的某种刻板的形象。孔老师他亦庄亦谐、雅俗共赏，也可以说是超越雅俗，以孔老师的话说就是“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难得的。孔老师本身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我在这里也就不多作介绍啦，但是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小细节。这两天我就在看孔老师的视频，然后重温了一下孔老师在04年获得“北京大学十佳教师”之首的一个宣传片，在这个宣传片上，有孔老师的一个自我介绍，是这么说的：孔庆东，男的;大好人，装的;(笑)北大教授，副的;(这点应该改改，现在早就转正啦)，文学博士，真的;围棋二段，业余的;排球裁断，专业的。我想从这一段短短的话也可以暴露出孔老师比较可爱的一面，然后今天孔老师给我们演讲的题目是：《鲁迅的文化立场》。这也是近些年孔老师在百家讲坛、在北大课堂，经常讲的一个话题，而且孔老师的鲁迅研究课曾经获得北京大学教学一等奖。我想之所以孔老师鲁迅研究这么受欢迎，不光是因为孔老师很幽默，更重要的是孔老师的鲁迅研究，他能够冲破陈规，他不但是正说也是新说，能够给我们提供新的东西，而且具有非常敏锐犀利的现实指向。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孔老师。孔庆东：各位朋友大家好，谢谢陈燕的介绍，以前陈燕在中文系的时候我没发现她口才很好。北大有一句话：北大是一条虫，放出来是一条龙。但是外面的一条龙，到了北大就是一条虫。我这样说不是说陈燕，包括我们所有的人，也包括我自己。其实我在北大不算什么，北大学问比我好的教授应该是一百一百数的，不是三个五个。当然学问好是一方面，学问好不见得能够转化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真正能够推动社会前进的也不见得是学问好的人，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而是像在座的各位这样的看上去不像是学者的这些人。今天来到现代文学馆有一种久违的感觉，很久没有来在这里讲话了、在这里作报告了。感到现代文学馆，星期天讲座工作越来越繁荣越来越好啦。我不知道是不是自从陈燕来工作之后，可能跟她的工作有关系。以前好像没有这么多站着听讲的人，今天竟然加了这么多椅子还不够，让我感觉这里越来越像北大了。其实在北大站着听课从来是一种常态，我1983年到北大上学，习惯了要站着听课。你想坐着听课也好也行，那要付出代价，付出时间的代价，或者是要跟人打一架。所以，站着听课的人里可能能够推动社会前进的人是更多的。我虽然很久没有来到这里了，其实周末也经常不闲着，到处乱跑。因为现在不知为什么，现在凭我自己得到的信息，好像全国人民越来越需要上课。有人来请我我总是一口谢绝，因为我不能够像柳宗元说的“若为化得身千亿”， 一个人不可能切成那么多份儿。虽然说是总在谢绝，但是其实也总在演讲，谢绝了99个还剩1个你必须要去。为什么马不停蹄的到处要跑，谢绝也谢绝不过来?为什么这么多地方需要人上课?其中固然包括一些地方有附庸风雅的要求，有一些地方政府要办一些文化论坛，要完成它的政绩，这都有。但是，竟然有人听，有这么多人要听报告，这说明我们这个国家需要思想，需要启蒙的又一个时代来临了。那么这就越来越印证我前几年讲的话，不是前几年，大概十来年，我都在讲这样一个话题 ，就是“又一个鲁迅时代降临了” 。我们现在是又一次回到了鲁迅时代，说回到也可以，不愿说回到，说又一次面临着新的鲁迅时代。当这个世纪降临的时候，那么多文人欢天喜地的拥抱这个所谓的新世纪，好像新世纪就焕然一新。我们受“新”字的蛊惑太大，自从一百多年前，“新”这个字儿在中国变成了一个褒义词以后，“新”就是具有巨大魅力的。在古代“新”不见得是一个褒义词，新和旧都是客观的。新的不一定好，旧的不一定不好。比如说有人到你家说，“呦，你家的墙挺新的，你家墙上挂的画挺新的”，这都是骂人话，说你家没文化。有文化的人墙上挂的画至少是五百年以前的，说你家画是新的，是骂人的。现在“新”不是，现在的“新”是褒义词。所以新世纪，很多人欢欣鼓舞的去拥抱它。在1999年，那一年很多文章欢呼2000年，我就说，我们从小就被宣传2000年到来会多么幸福，现在2000年就在我们怀里了，低头一看，恶心无比。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我们带着这样一种感觉，所谓像那首歌唱的：走进新时代，走进一个恶心无比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我把他概括为鲁迅时代的时候，很多人并不同意。因为我们大家都受进化论的影响，认为历史是前进的，是越来越好的，我也不能反驳历史是越来越好的。但我认为即使这样认为，也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中可以这样说，一百年、二百年、五百年、一千年，这样说可以说历史是进步的。但是十年、八年，时段放小的时候，时代很可能是倒退的。像鲁迅所说是“进三步、退两步”，有时候进的少退还大。“进步一尺，反动一丈”，有的时侯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说现在是鲁迅时代?我们不从学理上加以证明，只从我们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的感受中就可以知道。现在的时代和鲁迅时代在哪里相似呢?概括的说：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又回来了。我说的这“三座大山”还不是今天我们讲的“新三座大山”，不是房价、学费、医疗费的问题，就是纯粹的“三座大山”，已经又回来了。我们都不知道纯粹的“三座大山”是什么?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扎扎实实的“三座大山”今天又回到了我们人民的头上，压得我们喘不开气。就像今天早上的大风一样，大家坐着在这里济济一堂，感到很温馨，可是到门口，出现代文学馆，走出这个氛围，到大街上去，那种氛围。在这个真正的“三座大山”之下，才有许许多多的小山：广大人民群众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现在是一个生老病死无依靠的时代，什么事情都没有安全感。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有一个大学同学毕业了，他到一家很好的公司去做广告工作，在短短几年内，大概赚了一百多万。当时是特别高兴，他说“我这些钱一辈子都花不完了，人生太好了”。一百多万那时是天文数字，1990年那还不是天文数字吗?他认为一辈子都花不完，不知道以后干什么好。我就不相信，我就不相信人兜里装一百万就可以万事无忧了。那么今天再看看，你家有一百万算什么，连一套房都买不起，家里只要有一个人生一场大病，100万就没了，马上就没有了。那我们在毛主席时代，家里没有这100万，但是你可以随便生病，不怕生任何病，不怕动任何手术。也就是说家家等于有无穷的财富，这个财富在国家那里、在党那里，在整个中华民族那里，随时可以给需要的人。你说你现在家里挣多少钱算是有安全感，有一千万你有安全感吗?有一个亿你有安全感吗?没有!现在举国上下没有一个人有安全感。我有一个朋友是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服务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每一次讲话之前的那个戒严工作，需要我们党的另外的高级领导人，把这个椅子全部摸到，底下全部摸到，杯子全部检查好，然后说：戒严。不是这屋里戒严，是杯子戒严、椅子戒严、桌子戒严。哪里能随便摆这些东西，万一哪个爆炸了怎么办?(笑)就是说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都没有安全感。我们是泱泱大国，任何一个人、任何时间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谁都没有依靠。整个国家，大家会觉得国家有安全感吗?可能大家是爱国的。我很理解那些不爱国的人，有的时候理解汉奸，我想他为什么这么恨这个国家?这个人是天生良心被狗吃了吗?不是啊。首先他是对国家确实没有好印象。我知道有一些出国留学人员，他本来也挺纯洁，说我到外国学了技术，回来为祖国服务。可在他到机场的时候，两个机场就把他的印象颠覆了。在我们的机场受到百般刁难，然后到对方的机场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飞机一起一落之间就把一个爱国青年变成一个汉奸了。他发誓要灭掉中国，当然他办的这个事是不对的。但是说我们的国家没有给我们的子民以安全感。大家都不爱这个国了，多数人不爱这个国了，在岗位上的人，特别是那些掌握着权利、金钱、话语的这些人，没有爱国之心了，所以大家都纷纷有意无意地卖国。卖国并不是找了一个主子跟他签了一个合同，我卖给你，你给我多少多少钱。破坏这个国家、损公肥私就是卖国。所以我们现在的工业买办化、三农破产、国防疲软、外交阳痿、官场腐败、文化糜烂，合起来看没有一个领域让人省心，总结起来是内忧外患，用文学术语描述是“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鲁迅在《狂人日记》里的那些感觉又回来了。为什么现代文学馆越来越重要，按理说国家要是正常的话，我们现在并不是现代，我们是当代啊，现代文学1949年就结束了。现代文学馆应该荒凉破败，没人来，那才是我们国家繁荣的象征。所以我就怀念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现代文学馆没有这个地儿，八十年代现代文学馆就在西三环万寿寺，离中央民院不远，就是一个荒凉的破败的老园子，没人理，谁去呀?礼拜天去?过年都不去，没有人去，院里长满了荒草。那时舒乙是馆长，吴福辉老师是副馆长，想把草除了，都没有钱。就像当年鲁迅住在绍兴会馆一样，间或有几个朋友来坐一坐，其中便有一个叫孔庆东的。(笑)就是那种情景。那时候现代文学不受人注意，说你们这些都是老古董了，巴金有什么用呀、赵树理有什么用啊、冰心有什么用呀?没人理。这很奇怪，现代文学现在越来越受重视了，这就证明我们又回到1949年之前了。大家看看对面，现代文学馆又在盖新的大楼，很快这里要成为专门展览的地方，办公机构迁进新大楼。一个只管短短30年文学史的这样一个机构，它在这个国家这么受重用，这不是说明我们又回到了那个“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的时代了吗?我经常去各地开会作报告，从生活角度，我很喜欢那些地方，可是我在哪里不能呆时间长了，因为我已经习惯北京了。人家说北京这么不好，你天天骂北京，生活这么不方便、气候这么恶劣、交通这么拥堵、人情这么冷漠，你为什么要活在北京?我说活在北京就是要体会它的“风沙扑面，虎狼成群”，战士只能活在这样的环境。我知道在你们这很享受，你们这里小桥流水、桥洞里面看月亮，多美的地方。但是时间长了我忍受不了，因为我知道沙漠上虎狼在叫，鹰隼在飞。这个时代，跟我们的前三十年，跟毛泽东时代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跟那个时代比，当然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进步的一面，这是我们要承认的，有发展有进步。但是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当我们无法确认的时候，只好找一个参照系，我们找到了1949年之前的这个参照系，跟那个时候何其相像!我刚才来的比较早，在外面马路上溜达了一会儿，去体会1949年以前的那个精神氛围。物质肯定不一样了，马路、大楼、汽车都是新的发展，但透过这些东西，看到背后，人，所透露出的那些气质。街上的人就没一个有精神的，你看看这个中国人，不管穿得怎样，他没精神。我是研究人的，我总在想，我在街上，不论是走在王府井还是走在西单我看这些人都在想什么呢?有时我过马路的时候站在过街天桥上往下看，看看茫茫的人海车流，看看车里的人车外的人，他们在想什么?当然我这种去琢磨人心理活动的习惯，是受了现代文学馆馆长长陈建功先生的影响。我上北大的时候，参加第一个作家座谈会，里面有陈建功老师，我向他提问：“你小说怎么写出来的?平常都琢磨什么?”他说：“我平常就琢磨人，我等公交车的时候看看这人他在想什么呢?我就心里边给他编一篇小说。”我觉得这个习惯特别好。我们随时随地去琢磨你身边普普通通的人，加上你整体性的考察，你才会对时代有一个比较深切的把握。那我说我们现在是鲁迅时代，我们这个新的鲁迅时代和旧的鲁迅时代有一个区别，就在于现在却没有鲁迅。如果加上一个定语的话，我们现在是“没有鲁迅的鲁迅时代”，这就更加悲哀，更加荒凉。所以我们要问，鲁迅是怎么面对他那个时代的?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鲁迅面对他所身处的那个时代，他的文化立场是什么?他是什么样的立场?否则的话我们概括今天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用。因为我说今天是鲁迅时代，有的学者可以把我驳倒。他说今天不是鲁迅时代，他说今天就是繁荣昌盛的新时代，怎么办?他有可以找到很多证据来，说“你看我家房子值多少钱呢?买的时候30万，现在值300万了”，他有很多证据。最近我在博客上引用了这样一个材料，最近北大中文系韩毓海教授，他上课的时候不知犯了什么“病”，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鲁迅有什么了不起，鲁迅如果没有遇到毛泽东，他不也就是个孔庆东吗?”(掌声)后来我就严厉谴责韩毓海教授，我说“你这是害我啊，既害我，又害鲁迅，我说你这是什么话”?他说“当时我说了这句话，同学们都热烈欢迎，同学们认为我讲的很深刻讲得很有道理”。他说，鲁迅如果后来他的思想没有毛泽东继承并实现的话，鲁迅就是一个发牢骚的孔庆东啊，对社会不满，说点这说点那。以后人们说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喜欢发牢骚，喜欢批评政府，也就跟今天的孔庆东一样。当然鲁迅不是孔庆东，他确实是一个伟人，而且是能够辉耀千古的伟人。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他的立场，需要知道他和我们有什么不同。谈到鲁迅，鲁迅是一个说不清的学术对象，北大的现代文学，不论学者具体做那个方向，多多少少都要接触鲁迅，鲁迅是我们的基本功。全国研究鲁迅的人大概是数以千计，说鲁迅说了八九十年，众说纷纭。一个伟人的标志，大家老忘不掉，老得说他，不论你的政治立场文化立场。直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不论是左派右派中间派，都不断地提到鲁迅，对他是既尊重又批评，有崇拜有污蔑有咒骂，这正是伟人的特点。没有一个伟人，所有人都不赞美，或者所有人不骂他。肯定是有赞美，有骂。刚才我们引用韩毓海说“鲁迅如果没有毛泽东就是孔庆东”，这是左派的观点。右派对鲁迅最大的批评，也跟毛有关系，说鲁迅怎么堕落了，鲁迅怎么和共产党混到一块啦?在右派看来，鲁迅最大的缺点是跟共产党混到一块了，巴结共产党，助纣为虐，导致中国走向什么专制社会。到台湾香港会看到许许多多把鲁迅骂得体无完肤的文章，说鲁迅就是大恶魔，没有一点好事，思想专制、心理变态、道德败坏。有那么多的人仇恨鲁迅。那鲁迅自己是左还是右呢?我这个学期在北大开的通选课是金庸小说研究。我研究鲁迅也好，讲金庸也好，其实是将他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标本，来研究知识分子的心理，这也是从钱理群老师那里继承来的一个思路。我讲金庸小说第一课我讲的问题就是：金庸是左还是右?金庸是左派还是右派?因为这是当下人们很喜欢谈论的一个话题，当下的人们就喜欢站队。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总是批判文革，说文革这不好那不好。文革中肯定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可是我们今天这些批判文革的思路、做法跟你所批判的对象有什么区别?我们说文革时整人，那么在文革结束以后我们整了多少人?文革中被整的人后来都平反了，文革结束后被打成四人帮余孽、爪牙，三种人等等，受迫害受冤屈的那些人何日才能平反?假如文革中整了三十万，或者五十万人，那么八十年代整了多少人?“杀人如草不闻声”!文革中有一条错误就是，强迫人站队，你要表明，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你是新北大还是井冈山?要站队。我们现在不还是这样吗?强迫人家站队。人家不站队给人家划好了队，他是左派，他是右派，帽子满天飞。在这种时候我们就更需要想，有没有人能够超越站队，不好排队?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人。其他很多伟人也都是这样。大家想孔子是左派是右派?庄子是左派是右派?耶稣是左派是右派?释迦摩尼是左派是右派?毛泽东是左派还是右派?当你认真的去仔细想一下就会发现，他们之所以是伟人，就在于你不能用左右去概括他，他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也不是中间派，他也不是此外单独的一派，他有时候左他有时候右。但是他左也好右也好，他左的时候左就是对的，他右的时候右就是对的。他永远是站在一个佛的立场，佛家讲，“有一双佛眼”，佛眼是哀悯众生的眼，永远看着人民的苦难，哀民生之多艰。所以人民需要左的时候他就是左派，人民需要右的时候他就是右派。你说他是随风倒也可以，他随人民之风而倒，他不随权贵之风而倒。或者是我们不是有一句话“顺天应人”吗?顺天应人。那么回到鲁迅这个具体的人，鲁迅本来就是一个凡人，是一个普通人。受过教育的都知道鲁迅的原名——周树人。我小的时候听收音机里广播：鲁迅，周树人。我很奇怪我说鲁迅不是绍兴人吗?(笑)什么时候变成周树人了呢?因为我在书上看到的是鲁迅是绍兴人，现在说鲁迅是周树人，所以我一下子就记住了。后来知道周树人是他的原名。其实周树人也不是他最开始的原名，周树人是他后来自己取的一个名，他本来叫周豫才。这个名字的历史我们不考证了，他小时候这个名字的演变很复杂，反正他长期的、正式的官名叫周豫才。比如他去领工资签名的时候签的字，不是鲁迅不是周树人，是周豫才。周豫才这个名字就挺好的，挺古雅、挺大气的，挺有学问的名字，为什么改名成了周树人了呢?我觉得鲁迅的名字是理解他文化立场的一个钥匙，我们可以顺着这个名字打开一扇小门，从这个小门往里走。取名，特别是自己取名，显然是一种励志的倾向，大人给孩子起的名是包含着一种希望，包含着一种吉利的希望。人长大了给自己取名了，那一定是励志，包括取外号、取字、取号，都是这样一种现象。秋瑾为什么自号“鉴湖女侠”?鲁迅为什么给自己起名 “周树人”?鲁迅为什么不给自己起名“周树侠”呢?他不叫“周树侠”，他叫周树人，“人”这个字，是鲁迅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树人。他的弟弟起名叫“作人”，周作人;他的三弟起名叫“周建人”，这是我们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周氏三兄弟，下联是宋氏三姐妹。(笑)你说人家的孩子怎么培养的?周氏三兄弟不得了，其实中国历史上可以没有宋氏三姐妹，当然宋氏三姐妹也很了不起，但是就像孔乙己一样，没有她们人民便也这么过。但是周氏三兄弟不一样。树人作人建人，都是一个动宾词组，人都是所指的对象。人不是天然存在的，人不是自足的，人需要去建、立、树，人需要去作。如果没有一个主观的动作，没有一个主观的努力，这个人不会天然的完成，不会自我完成，所以人是需要树的，树立的树。立人、树人是鲁迅的一个核心的文化立场。这个立场很早就形成了，形成在鲁迅留学日本期间。那么现在我们文化界思想界斗争很激烈，都拿鲁迅来做武器，但是主要借重鲁迅的两个时期的思想：一个是五四时期的鲁迅，二十年代的鲁迅;一个是大革命以后的鲁迅， 27年到37年，鲁迅的最后十年，或者叫革命时代的鲁迅。用这两个鲁迅来互相打。右派喜欢五四时期的鲁迅，左派喜欢后期的鲁迅。在我看来，鲁迅更重要的时期不是他声名显赫的时期，而是还没有鲁迅的时期，就是从周豫才变成周树人这个时期，那是鲁迅的“晚清时期”，我把他叫“晚清鲁迅”。那时候还是清朝，还没有辛亥革命，没等辛亥革命的时候，在清朝的时候，鲁迅的思想就已经成熟了，所以他和那些革命党都不一样。鲁迅有一首《自题小像》的诗，大家都熟悉的“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是我们中学就会学到的，我们一般就说这首诗是爱国主义的诗篇，表达了爱国思想。这首诗当然是爱国的，但是这首诗给人的整体的感觉、美学上给人的印象是孤独的。“灵台无计逃神矢”，他没说我天生就特别爱国，他说是“无计逃神矢”，他说我本来不想爱国，爱神的箭一下子就射到我心上了，如果是谈爱情的话，这首诗的意思是“我本来不想爱你，没办法，可爱神把你推在我面前，不爱不行”，是这样一个意思，想逃逃不掉。在中国爱国其实有时是无奈的。所以有时候我很同情汉奸，觉得他们不爱国有一点点自然的合理性，就是国家有很多缺点，国家对他们不好，但我觉得汉奸们没把问题想明白。你不爱国你害这个国家对你就有好处了吗?其实汉奸们思想没有往前进，你再往前进就能进到鲁迅这里，你想一想你不爱这个国你害这个国你更痛苦，你更不是人。所以你还应该想一圈再回来，还得爱这个国。这个国家有那么多缺点，我们承认，这是我们和汉奸共同的立场。我们都认为国家腐败、官僚主义，到处都是坏事。这一点左派右派都是共识。分裂点只在于，面对这样的惨状怎么办?鲁迅在年轻的时候，“灵台无计逃神矢”，说明他有逃的欲念，想逃过，这个国家我不爱不行吗?我知道有一些海外的第二代香蕉人恨自己的黄皮肤，到处寻医求药能不能变成白皮肤，买点细砂纸成天蹭，能不能蹭出嫩肉来，长出白皮肤来?他不能，发现自己怎么弄还是这个皮肤，出去的时候人家就把你当二等公民。唯一使自己有尊严的一个办法就是爱这个国，让这个国家强大起来。这是唯一的路，你想改变自己改变不了啊。有很多人跟外国人结婚，跟外国人结婚每日每时的日常夫妻生活中，得忍受多少文化屈辱啊，除非你是个没文化的人，你不想这些，只要一想就回避不了。两口子过日子，存在着文化等级，一方是以巨大的文化优势感在对待另一方。除非你鸵鸟，你避过不见。我知道很多跨国婚姻，最后不能成功，或者忍气吞声的维持，就因为人与人之间是有文化的先天因素。“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故园并不好啊，故园是风雨如磐哪。和我们今天一样，鲁迅没说这个国家好。我遇到的一些国家的人特别爱国，比我们国家的人爱国多了，他爱国的表现就是他们国家特别好。“我们国家特别好啊，我们国家什么都是世界第一，你们中国的什么东西都是我们的”。那我就问这个国家的公民，假如你的国家不好怎么办?他经不起我这一问。我说你爱你的国家原来是因为你们国家好，那你的国家如果不好呢?假如你的国家什么都没有了，假如我给你证明孔子不是你们国家的人，曾子是我们国家的人;李时珍也不是你们国家的，是我们国家的;毛泽东也不是你们国家的，是我们国家的;姚明也不是你们的，是我们的;端午节也不是你们的是我们的，你们最后啥都没有，你还爱这个国吗?连你们国家的泡菜都是我们山东生产的，(笑)你还爱不爱这个国?他就懵了。他的爱国就崩溃掉了。我说，哦，原来你爱你的母亲，是因为你的母亲长的漂亮!这叫什么爱国呢?真正的爱自己的母亲，并不因自己的母亲长得漂亮，不因为自己的母亲有钱有文化，不。所以我们中国人才感动于艾青作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只要他养育了我，我就爱她，不附加任何其他条件。这个国家风雨如磐也好，鸡鸣不已也好，我都“灵台无计逃神矢”，这是鲁迅跟其他的那些爱国者，跟其他精英不同的地方。他的这份心是“寄意寒星荃不察”，这是来自屈原的离骚，“荃不察余之钟情兮”，没有人理解我，我也不需要人家理解。不需要理解是孔子和屈原的共同点。不患人之不己知，人们怎么评价我都可以，说我什么我都无所谓，我自己想明白了。在别人不了解、不理解自己的前提下，仍然“我以我血荐轩辕”。所以，表面上看鲁迅经常常反对一些爱国者，鲁迅嘲讽那些爱国者是“自大的合群”。鲁迅自己在这个时期，就形成了一种冷静的思考，他自己先成了一个冷静的个体先觉者。鲁迅在这个时候就不是什么派了。我们笼统的说鲁迅是一个民主个人主义者，他参加过这个革命团体那个革命团体，但你发现他跟谁都拢不到一块，他跟谁也拢不到一块，不是因为他不会事故不会做人，不会搞人际关系。是因为他的思想的确太独特，也可以说太超前了。当时晚清的时候救国论很多，势力最大的，一个是洋务派，一个是立宪派。立宪派对于洋务派是具有革命性的。那我们想一想和今天的情况不是一样吗?我们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不又变成了洋务派和立宪派了吗?当然洋务派和立宪派在打。洋务派说，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中去，只要经济搞上去一切都解决了。结果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垮了。这是洋务派。所以立宪派攻击洋务派，说你看你这个不行，虽然经济搞上去了，还是专制野蛮，必须要立宪，必须要实现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加强法制，加强民主，让记者随便说话，随便跑到人家去采访。我们今天不还是洋务派和立宪派吗?洋务派和立宪派其实都有一点道理，就是他们的出发点都想到了一个好的东西，然后把他们想到的好东西无限放大。结果就制造了比它那个好，要坏百倍的后果。鲁迅当时面对的主要的主流意识就是洋务、立宪。因为洋务派、立宪派失败了，才有革命派的出现。但是革命派，革了命要干什么呢?不知道。革了命之后还是立宪。清朝在什么时候垮的?什么时候崩溃掉的?清朝不是在最黑暗最反动最腐朽的时候崩溃掉的，清朝最黑暗最反动的时候都已经熬过去了，都已经接受了革命派的很多思想，你们不是说要立宪吗?清朝准备立宪了。已经准备好接受普世价值了，就是你们说什么都对了，我们反正都错了。慈禧太好也好、光绪皇帝也好，虽然是帝党后党，但其实整个满清统治集团都认识到自己这一套不行了，准备接受你们资产阶级那一套了，你们说民主要办报纸给你们办，要想办邮局，随便发个手机短信、发个email吗?可以，都容许了，当时所能够容许的全都容许了。就在他容许的时候崩溃掉了，在他想到改的时候，完蛋了。他们以为一接受普世价值就把自己救了，错了。就像戈尔巴乔夫一样，认为自己错了，准备全盘接受美国价值，就在你一接受的时候垮掉了。戈尔巴乔夫和慈禧太后何其相像!可是在这个时候，中国有一个鲁迅，他就不把洋务放在心上，也不把立宪放在心上。他自己求新路，学的就是洋务派的东西啊。鲁迅早年在南京上学，上了俩中专，鲁迅没有大学文凭，鲁迅上的都是中专。鲁迅上日本去了仙台医专，我现在搞不清它是中专还是大专，完了还没毕业。所以现在有很多人非要读博士读硕士，有什么用啊?根本没用，比不上鲁迅几个乱七八糟的中专。鲁迅上学虽然没有毕业，但是他已经看出来了，这一套东西是没用的。他上的江南水师学堂、路矿学堂，就是用挖了煤的能量抽水，用抽了水的能量挖煤，就是倒腾GDP，自己糊弄自己，就和我们今天一样，就是倒腾账面那点钱，最后把地下挖空。鲁迅早年的文章我们一般都不重视，我们一谈鲁迅就从1918年《狂人日记》开始。其实早在晚清的时候鲁迅的思想已经非常非常深刻了，如果后来他没有成为鲁迅，可能这些思想就淹没了。偶尔被哪个学者翻旧杂志翻出来，抄袭几段而已。鲁迅再1926年编了他的一本杂文集叫《坟》，收录了他早期的四篇文章，都写于1907年。1907年其实是清朝已经要洗心革面的时候了，当然离自己翘辫子也差不多了，但那时候它满心欢喜，以为自己只要改了就好了。那么鲁迅早期的几篇文章特别重要，《坟》里收的这几篇，一个叫《人之历史》、一个叫《科学史矫偏》、一个叫《文化偏至论》、一个叫《摩罗诗力说》。我们看鲁迅他自己1926年编文章的时候，主要编的是五四时候的文章，但是他舍不得把他早年的文章舍弃掉，特意把它们找出来，按时间顺序排在前边。鲁迅在题记中说：“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是我做的么?(他有点不相信)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确是我做的。那是寄给《河南》的稿子;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鲁迅很俗的人，知道文章长稿费越多，)所以如《摩罗诗力说》那样，简直是生凑。倘在这几年，大概不至于那么做了。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民报》的影响;(其实是受章太炎的影响，鲁迅首先是大学问家、大学者，鲁迅写的字可能现在我们中文系的教授加起来也认不全，鲁迅是一流的古文学家)„„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愈老就愈进步。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我注意鲁迅所说的激昂这个状态，鲁迅在晚清的时候是激昂的。很多人是一辈子由平静到崛起到激昂，越来越激昂。我们习惯于看人这样的生平，发展观的生平。比如说闻一多，诗人学者战士，在生命的最激昂的时刻被杀害了。可鲁迅不是，鲁迅是年青的时候激昂，但是并没有出名，后来出了大名，却并不是因为激昂。这是鲁迅的特点。)”在我刚才说的这几篇文章中，第一篇是《人之历史》，我很重视这个第一篇，第一篇谈的是人，鲁迅开篇重视的是人的问题。第二篇是《科学史矫偏》，鲁迅很重视科学，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

第四篇：佛教与中国文化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古老的宗教。中国文化是世界人类三大文化中光辉灿烂的一支。佛教自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在长达2000年中，中国与佛教的有机结合产生了极为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其影响扩大到亚洲其他国家，促进了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近2000年来，佛教逐渐与中国的本土文化道家和儒家相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今天，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对于如何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问题，促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具有重大意义。

佛教原产生于古印度，于东汉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传入我国，迄今已经有1935年的历史了。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流行约有1800年的历史。佛教的发展大致可分三期：前六百年，为部派佛教形成时期;中六百年，为显教大乘发展时期;后六百年，为秘密佛教流行时期。初期佛教以上座、大众两部为主，三四百年中分化为十余种部派。其中上座部，分为南、北二传。中期的大乘佛教，于公元二世纪中传人中国汉地，公元七世纪起又自汉地和印度传入西藏。公元十一世纪起，印度后期逐渐盛行的秘密佛教，又大量传入西藏。印度这后二期的佛教，又在中国形成汉语系和藏语系两大系统的佛教。

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传入了印度佛教三个时期的全部内容，形成了三大语系的佛教。我们从阇那崛多、玄奘和阿底峡的传记及译经史实得知，大乘显密经论的原本中国保藏最多，其中不少重要经论，印度本土反而没有全部流行，如《华严经》、《大集经》、《大智度论》等。

中国佛教的丰富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为典籍的浩瀚，二为宗派的繁多。

在汉语系佛教中，现存译典一千四百八十二部，五千七百零二卷，除去重译本还约有四千四百卷，其中声闻乘三藏约一千四百卷，大乘经论约三千卷，全部约合梵文二百五十万颂。另有历代汉文著述一万余卷，折合梵文

七、八百万颂。全部合计约有一千万颂。我国正在编辑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共收二万三千余卷。藏文《甘珠尔》及《丹珠尔》两部共收译典五千九百六十二部，约合梵文三百万颂。藏文著述数量亦极庞大，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编目工作。傣语系佛教除巴利语原典外，还有傣文译本及大量傣文著述。三个语系的佛教典籍之丰富是极其惊人的。以汉语系为例，汉文化历史悠久，文献之多，

古代无比。

大乘佛教在印度只分“中观”与“唯识”二“见”和“波罗密多”与“真言”二“乘”，并未形成学派或宗派。但传入中国后，在汉地由于长期对教义进行钻研和辨析，逐渐形成许多宗派。如地论师、摄论师、楞伽师、涅槃师，天台宗、三论宗、律宗、法相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三阶教等，禅宗后来又分七宗。西藏语系佛教也分为宁玛派、迦当派、迦举派、萨迦派、格鲁派、希解派、觉宇派、觉曩派、郭札派、夏鲁派等。傣族巴利语系佛教也分润派、摆庄派、多列派、左抵派等。佛教在中国所形成的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是中国佛教内容丰富多彩的具体表现。

中国汉藏两语系的佛教虽与民族文化紧密结合而发展，但并未成为民族的宗教，反而广泛流传到其他民族和国家。如汉语系佛教即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地。西藏语系佛教即传入蒙、满各族。近代，这两语系的佛教又传入欧、美两洲各国。

中国禅宗丛林制度实施后，大大改变了佛教在中国社会和民众中的形象，也促进了禅宗自身的发展。近千年来，大小丛林在全国星罗棋布，遍及城乡，仅南京城就曾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宏伟景象。有的丛林建筑气势恢弘，肃穆的山门、巍峨的大殿、宽敞的禅堂、神秘的藏经楼、塔、阁，整个建筑群呈轴对称图形，其堂皇气派俨如皇家宫殿;也有的丛林建筑精巧别致，依山傍水，古朴典雅，与大自然和谐共存，浑为一体;还有的丛林甚至建于险峻的山崖之颠，凿石埋桩做支撑，寺院建筑凌空悬立，人行栈道以往返，其奇妙的构思设计，高超的工艺技巧，令人叹为观止，拍手叫绝。千姿百态、美仑美奂的丛林建筑，给全国山光水色增添了无限的诗情画意，充分表现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品格风貌，其建筑学、美学、力学和环境学都极具研究价值，也成为留给人类世界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和资源。中国古老丛林的所在地，不仅自古以来成为善男信女们心中的圣地，信众竟相前往朝拜，同时也是现代中外旅游者观光渡假的胜地，他们慕名而来，趋之若骛。最具特色的“四大丛林”：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目前仍以其宏大的规模，鼎盛的香火而闻名于世界。与此同时，禅宗的丛林制度及其同修互助的团体生活方式，对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宋代以来我国所普遍实行的书院制度，就是借鉴佛教丛林制度建立起来的。一度对佛教持排斥态度的儒家学者们，特别是自宋朝以后的理学家们，也改变了原来的观念，他们不仅在学术上思想上深受禅宗的影响，而且在建立理学的门庭、讲学的风格、书院的规范和人格教育的方法上，有很多方面都得益于禅宗精神和丛林制度的经验和融和。其实，实行丛林制度的改革，是佛教为适应中国国情现实需求的举措，在行为仪式和

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方面，也吸纳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其中包括了儒家以礼乐为主的制度和道家乐于自然的思想，形成了释道儒融通与共的中国特色文化。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一千多年前，以佛教的丛林制度建设为特征，中国首先在文化机制方面开了“民主自由”的先河，在禅宗的佛教王国里建立起一个学术自由、民主生活的师道尊严的模范，它与中国封建君主独裁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发展是多方面的。

1、佛教与中国的思辨哲学相结合，而向学术化发展，对教义愈研愈精，由此引起各宗派的成立，使佛教本身达到高度的繁荣。

2、佛教与中国的精美工艺相结合而向艺术化发展，使佛教成为绚丽多彩的艺术宝库。

3、佛教与中国的人生理想相结合而向社会化发展，使佛教与中国社会密切联系。这三方面都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大乘佛教提出菩萨应以五明为修学的主要内容以来，佛教已由避世潜修的宗教信仰和思辨哲学转而向世间的学术、文艺、理论科学、生产工艺的领域迈进。我们千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吸取中国文化的营养，沿着这一人间佛教的方向发展，取得极其巨大的成功。我们教祖释迦牟尼的“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伟大理想已在东方的广大地区在一定的程度上化为具体的现实。在人类所创造的各支古老文化中，佛教已以独具的精深哲学思想，丰富的精神财富，庞大的文献宝藏，精美的文化遗产而成为东方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支柱。它在长期进行“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崇高事业的同时也使自身成熟起来和严净起来了。

现在我们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各种现代化的事物层出不穷，各种社会变化应接不暇，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为了生存，人们已渐渐麻木，渐渐缺少人生的思考，但是这种思考却是我们自古至今一

直都需要的。如果缺少了思考，人们便很容易陷入思想的恐慌。

那么，到底该如何使心灵平和地安住在终极关怀了?首先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世界上的一切事都如梦、如幻，如水面的气泡，转瞬即逝。我们平时所看到的一切事物的形相，世界上真正的形相是“无相”。这样，世界上的一切便都不值得执着。

不执著，无念系，就可以达到真正的解脱。虽然在现实生活我们每个人很难做到真正的无欲无求，然而我们可以告诫自己不必太执着于俗世的种种“沽名钓誉”，学会有所“放弃”，一切随心所至就好。因为有这样一份心境才成就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怡然淡泊;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感受才有了“诗佛”王维心里“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清幽静谧。

我们相信，在未来的世代中，佛教必能一如既往，进一步与全人类的先进文化相结合，开出更加绚丽的花朵。我们佛教徒必将以更加精进勇猛的精神，深入学习五明，广行利他事业，为全人类的和平、进步和幸福的光辉远景作出前所未有的贡献。

第五篇：中国竹文化与佛教文化

广西大学

中国竹文化与佛教文化

摘要：佛教是中国古代文化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竹子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象征。在佛典里“青青翠竹，总是法身”。“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唐•常建),” 修篁半庭影,清磬几僧邻”(唐•姚合)。禅诗里，竹与禅高度融合。佛教始祖释迦牟尼有“竹林精舍”，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有“紫竹林”，宋僧赞宁写过竹子专著《笋谱》，清竹禅和尚画出了传世的墨竹。大量的史料告诉人们竹的文化，竹的文明与中国佛教解下了不解之缘。

关键词：佛教;竹子;文化;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竹子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现有400多竹种和360万公顷林1。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用竹、最善用竹的国家。竹子与中国文化发展习习相关。新华字典中“竹”作部首的字就有187个。用竹子制成的生活实用品、工艺美术品数不胜数;颂扬竹子的文学作品比比皆是。人们崇拜竹子，爱竹子，赞美竹子。竹子与松、梅并称“岁寒三友”，又与兰、梅、菊并称“花中四君子”。竹子高风亮节，“未出土时便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倍受国人赞赏，奉为做人的准则。苏轼写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中国历史上有“竹祖龙孙道崇拜”，民间有“爆竹声声祈平安”的习俗2。竹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被誉为“竹文化的国度”。竹子被誉为“东方美的象征”。传统文化中竹文化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佛教文化中无处不打上竹文化的烙印。从竹文化角度探讨佛教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竹与佛教人物

在我国信奉小乘佛教的傣族地区,有用傣语写的《二十八佛诞生记》书中记载，第十五代佛释迦牟尼(即佛祖如来)原是一个平民，当他官升佛成释迦牟尼时，是在弯钩刺竹下换穿黄披巾的(升佛的象征物)。弯钩刺竹从此就成了他升佛的证据而尊为佛树。

普陀山观音菩萨住在“紫竹林”，在普陀山双峰山下，潮音洞上，相传是观音居住的紫竹林，现有紫竹林庵，出紫竹林庵向下的平坡建有“不肯去观音院”,三面环海，风景极为优美。相传观音身边的善财龙女就居住在不肯去观音院下入海处的“潮音洞”中

印度佛教的雨伞换成中国佛教的斗笠，晴遮日头雨遮水，有“斗笠芒鞋一头陀”的赞语。竹林禅寺(潭拓寺，北京最古的寺院)第七代了奇禅师“示化竹林”(乾隆四年《潭拓寺山岫云寺志》)。佛徒以竹为名号也有不少。九华山清代就有一个竹禅大师，他平生最热爱竹子，还擅长画竹，留下了不少竹诗画作品。九华

。山佛教文物珍品贝叶经上就有他的墨迹3。

二寺庙园林里的竹

第 1 页 共 5 页

广西大学

“竹林精舍”是古代印度佛教的最初五精舍之一。传释迦牟尼在王舍城弘扬佛法时，中印度迦兰陀村有一长者追随释氏，对其说笃信不疑，一心向佛，遂将竹园献给释迦牟尼作为说道之处。释迦牟尼即在竹林中设立精舍，广收门徒，说道度民，后世号为“竹林精舍”。

无独有偶，我国四大佛教名山普陀山上的“紫竹林”，则是中国佛教中观音菩萨修炼得道之地，也是道场的发源地。《西游记》中，称赞观音菩萨是“兰心欣紫竹”(见第八回);观音胜境是“紫竹林中啼孔雀”(见第十八回);当孙悟空来到紫竹林拜见观音时，菩萨却“自人竹林里观玩”，“盘坐衬残箬。玉手执钢刀，正把竹皮削”，最后，织了个紫竹蓝儿，用于擒拿通天河妖怪(见第五十回)。现今，普陀山还保留有“紫竹林”这一景点。

作为佛教创始人的释迦牟尼和中国佛教中最熟悉的观音菩萨，特意选择幽静、清雅的竹园讲佛法，做道场，不能说是一种巧合，说明竹子作为一种“法身”，已深深融入了中国佛教。现在很多竹种的名称也还带有浓重的佛教色彩，如体态和蔼的是观音竹，竹节象弥勒佛肚的是佛肚竹，竹杆基部如十八罗汉的是罗汉竹，烟雾缭绕中诞生的是紫竹，僧人手中捏出的是方竹，以及贵州的梵净玉山竹，四川的金佛山方竹，湖南君山的圣音竹等等。

实际上，在中国寺庙园林绿化中，竹子的应用非常广泛。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北都怀童子寺有竹一窠，才长数尺，相传其寺维纲每日报竹平安”。后人便以“竹报平常”指平安家信，也简称“竹报”。北京位于竹子分布的最北缘，但寺庙栽竹却极为普遍，仅《长安客话》和《帝京景物略》，就记载了近20处，其中以潭柘寺、碧云寺水泉院、卧佛寺和龙华寺为胜。如潭柘寺，“亦以山名寺，周围多修竹”，“冬夏常青，悦人心目，不减江南之趣”(明末《明一统名胜志》)。康熙和乾隆游寺所题赐榜和书联中均提及竹子，如“松竹清泉”、“暗水流花径，清风涌竹林”(乾隆四年《潭柘山岫云寺志•名胜古迹》)。又如碧云寺水泉院“前临荷沼，沼南修竹成林，疏疏潇碧，泉由竹间流出。岩下琢宝为屋，正对竹林”(《长安客话》卷3《碧云寺》)。《帝京景物略》卷6《西山上，卧佛寺》对寺内竹景的描述更为生动：“观音石阁，其南岸皆竹，竹皆溪周而石倚之，燕放难竹，至此林林亩亩，竹丈始枝，笋丈犹箨，竹粉生于节，笋梢出于林，根鞭出于篱，孙大于母”。竹径通幽是寺庙园林常用的造园手法。九华山上有“闵园竹海”，普陀山上有“紫竹林”，峨眉山万年寺内翠竹丛生，天台山国清寺门外修竹夹道;四川乌龙寺山道两旁竹林茂密，江苏兴福寺内竹径通幽，北京红螺寺内有“御竹林”，台湾开元寺中有七弦竹。云栖竹径是杭州西湖主要的风景名胜之一，径长800多m，路宽3 m多，弯弯曲曲地穿行于浓密的高达20余m的毛竹林中，借地形起伏，溪涧涓流及亭、榭、树木的布臵，形成“夹径萧萧竹万枝，云深幽壑媚幽姿”的竹径景观。走完竹径，便到了云栖寺。寺初建于五代，北宋治平二年改为栖真院，明代宏治年间院废，隆庆五年禅宗莲池大师始复寺院，恢复旧名。清康熙帝玄晔，南巡时题诗刻石，乾隆帝弘历题后殿额为“修篁深处”。

三竹与禅境

竹境通于禅境是中国寺庙园林常用的以竹造景的主要原因。最典型的是有关“竹林寺”的艺术构思。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曾在《游庐山日记》中写道：访仙台后石上书“竹林寺”三字。竹林为匡庐幻境，可望不可即;台前风雨中，时时闻钟梵声，故以此当之。时方云雾迷漫，即坞中景亦如海上山，何论竹林。山

第 2 页 共 5 页

广西大学

西省平陆县的古八景中，有一个“竹林晓钟”。竹林就是竹林寺。传说唐朝睿宗时，有个和尚名智兴，发现了一个奇特的地方，没有竹子枝棵，而地上却有竹影，细观之还仿佛见到一位老人。后在此建寺，因有竹影之盛，取名竹影寺，也叫竹林寺。竹林寺的景致，一在于竹景，二在于钟声。关于竹影，寺内的墙壁上曾有这样一首诗“夜静人无语，风吹竹有声，披衣开户看，原来是春风”。现存的一块元代碑文上还刻有“竹林胜境，天下具闻”，可见当年竹林寺香火之盛。耐人寻味的是，竹林寺内的竹子只是一种“匡庐幻境”。按照佛教说法，竹之名相不过是藏识中熏习所染因缘和合的幻相，既非竹来眼里，也非眼到竹边，只是一心所在。也就说，无论是否有竹林，只要心到，竹境总是存在，竹境总能通于禅境。

四寺院素斋里的竹

我国人民在烹饪中使用竹子特别是竹笋的历史悠久，《尚书•禹贡》篇的“厥包桔抽”，《齐民要术》引用《东观汉记》云:马援至荔浦，见冬笋名苞，包通苞，亦是冬笋。随着历史的发展，竹笋已被誉为“蔬食第一品”，在“素食三霸”和素菜“四大金刚”中双榜齐名。与中国素菜的发展一样，佛教有力促进了竹笋菜肴的发展，竹笋也大大丰富了素斋的花色品种。

两晋，佛教传人我国。按佛教经典，佛徒戒杀生而讲究素食，并运用我国特有的素食原料，创制了带有中国特色的素斋。作为我国素食主要原料之一的竹笋，也随之融入了素斋。南北朝，梁武帝萧衍以帝王之尊崇尚佛学，终身吃素，客观上起了积极倡导素食的作用。唐代，除僧侣外，不少世俗之人长年在家吃斋把素，素斋渗人民间，民素，官素，素斋开始了相互渗透融合。宋代的素食之风尤为盛行，竹笋菜肴更是得到空前的发展。宋高僧赞宁写了一本食笋的专作《笋谱》;另一位著名高僧济颠和尚还写下《笋疏》一诗，称竹笋为黄金，即“拖油盘内黄金，和米当中煮白玉”;以寺院为起点，开创了“素菜荤作”的先河。竹笋因易于雕琢而被视为主要制作原料。明清是我国古代素食全面总结的时期，烹饪技艺日益精湛，特别是寺庙“香积厨”的“释菜”在做工上有了很大提高，竹笋菜肴在素斋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谈及竹笋与素斋，就不能不谈北宋僧人赞宁。他所撰写的《笋谱》一书，成为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食谱和竹笋专著。赞宁，姓高，号通慧大师，出家杭州灵隐寺为僧。《笋谱》全书两卷，分名(名称)、出(产地)、食(吃食)、事、杂说五类目，介绍了近100种笋的产地、特性、食疗、多种加工吃食方法，饮食典故、各地食俗等，其中以笋的加工及吃食方法尤为详细。如在谈到香味鲜、质脆可口。25个以笋为主料的名菜中，浙江寺院有:烧皮笋、象芽雪笋、干炸冬笋、炒玉兰片、糟烩鞭笋、紫竹莲池等，安徽寺院有齐菜冬笋、明苔春笋、兰春笋、菊花冬笋、清馨鞭笋等，上海寺院有白玉笋翅、山珍献寿、春江先知等，广东寺院有玉版参禅、桃仁冬笋、豌豆尖笋羹等，四川寺院有凉拌峨笋、炒三鲜等，广西寺院有金钩玉片、金钱吊葫芦等，江西永修云居寺有虾子菱角笋，辽宁锦江奉国寺有

第 3 页 共 5 页

广西大学

。菊花冬笋，福建福州鼓山寺有干偏冬笋尖，湖北武汉归元寺有烧双冬4。

五、竹与佛教艺木

5。

佛教故事图中有赞宁谱竹图(宋代)，杂类图中就有“竹间持咒图”。竹雕(竹刻)、竹编“佛像佛塔”:上海嘉定“竹根雕佛手”(明代);四川“普贤骑象”;浙江“竹编佛塔”等。《如意宝珠经轮咒王经》上说:“若无舍利，以金、银、琉璃、水晶、玛瑙、玻璃众宝造作舍利”;“行者无力者，则到大海边拾取清净沙粒即为舍利，亦用药草、竹木根节造为舍利”，可见，竹子根节与佛骨(舍利子)有关。

六、竹与佛教节庆

在佛教节庆活动中，往往要“张灯结彩”烘托热烈的场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交融的结果。这里的“灯”大多是竹编成的灯笼。九华山历史上就有“狮子灯”庆祝庙会。中国佛教的这种习俗特点，随着中国佛教的传播，也影响到日本、韩国。韩国就有“提灯游行”来庆祝佛教节日的习俗6。。

七、竹与佛教教义

中国竹文化集中体现在做人的原则和精神方面。中国佛教积极吸取、融合竹文化。大乘佛教教义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太虚改革佛教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以大乘佛教利生济世的精神，引导现代社会的人心、正思。“大乘之究竟，则在随顺世间，利乐众生，尽于未来”(《佛乘宗要论》)。所谓学佛，先从做人开始，亦即学佛的第一步，在于首先完善人格，好生做个人，做个有人格的人。只有先成为一个完善的好人，然后才谈得上学佛(《佛陀学纲》)”7。。

八、竹与佛教音乐

以大同云岗石窟为例，在第十二窟中前室北壁和东壁雕三开间仿木殿宇和屋形完，窟顶雕有伎乐天，手持排箫、琵琶、荃摸、巢、笛、鼓等乐器，其中大多数是由竹制成的。《洛阳伽蓝记》一书还保存了当时佛寺乐舞的资料，例如:景兴尼寺。“有金像辈，去地三丈。”“飞天伎乐，望之云表。”“像出之日，常招羽林一百人举此像，丝竹杂伎，皆有旨给”这些寺院在佛教或民间节目就有盛大的歌。舞表演8。这些说明竹在中国佛教音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人研究认为，佛。教音乐还是中国雅乐的源泉9。

总而言之，竹子与佛教结下的不解之缘历史悠久。竹文化和佛教文化相互渗透，互为融合，共同发展，均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竹子与佛教结缘，我认为原因很多，但主要有三个：

第一，中国是世界竹子分布的中心，悠悠五千年，竹子与我国人民的生活劳动息息相关，与灿烂的古代文化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古代成为“竹子文明的国度”。丰富的竹子资源，秀美的竹林景观，广泛的竹子用途，辉煌的竹子文化，

。为确立竹子在中国佛教中的“法身”地位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0。

第 4 页 共 5 页

广西大学

第二，谢灵运、吴道子、王维、白居易、苏轼、黄庭坚、郑板桥等一大批文人士大夫，以及皎然、赞宁、济颠、石涛、八大山人、竹禅等一大批诗僧艺僧，即熟知佛理、精通佛典，又爱竹咏竹、写竹用竹。经过他们等人的提炼，竹子在古代诗画等文学艺术中象征着高雅、淡泊、幽静，这与佛教超尘脱俗、远离世态、空灵无我的境界完全一致，从而为竹子融人禅理、禅趣、禅境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依据。

第三，竹全身是宝，给人民群众带来了福利和方便，群众熟悉它、喜欢它。竹的文学艺术作品也时常与人民群众的感情相通，群众能理解、会欣赏。这样，在佛教向民间流传的过程中，为竹子与佛教的结缘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8参考文献

1、林业部竹子研究中心:《论我国竹林的发展》、《竹子研究汇刊》,1991年第1期

2、陆伟民:《竹与中国民俗文化》、(民俗研究》，1992年第2期

3、张跃西：《池州师专学报》、《中国佛教文化与竹文化》，1997年第2期

4、蓝晓光：《世界竹藤通讯》、《中国佛教里的竹》，2003年第1卷第1期

5、范能船:《中国佛教旅游》，上海书店，1991年，72页,138页

6、《中国旅游报》，1995年5月14日

7、赖永海:《佛学与儒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8、《文史知识》编辑部:《儒佛道与传统文化》，中华书局出版，1990年

9、田青：《雅乐还是佛乐》，《佛教文化》，1995年第一期，5页

10、张跃西：《池州师专学报》、《中国佛教文化与竹文化》，1997年第2期

第 5 页 共 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