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佛教与中国文化修改
中国竹文化与佛教文化
广西大学
中国竹文化与佛教文化
摘要：佛教是中国古代文化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竹子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象征。在佛典里“青青翠竹，总是法身”。“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唐•常建),” 修篁半庭影,清磬几僧邻”(唐•姚合)。禅诗里，竹与禅高度融合。佛教始祖释迦牟尼有“竹林精舍”，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有“紫竹林”，宋僧赞宁写过竹子专著《笋谱》，清竹禅和尚画出了传世的墨竹。大量的史料告诉人们竹的文化，竹的文明与中国佛教解下了不解之缘。
关键词：佛教;竹子;文化;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竹子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现有400多竹种和360万公顷林1。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用竹、最善用竹的国家。竹子与中国文化发展习习相关。新华字典中“竹”作部首的字就有187个。用竹子制成的生活实用品、工艺美术品数不胜数;颂扬竹子的文学作品比比皆是。人们崇拜竹子，爱竹子，赞美竹子。竹子与松、梅并称“岁寒三友”，又与兰、梅、菊并称“花中四君子”。竹子高风亮节，“未出土时便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倍受国人赞赏，奉为做人的准则。苏轼写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中国历史上有“竹祖龙孙道崇拜”，民间有“爆竹声声祈平安”的习俗2。竹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被誉为“竹文化的国度”。竹子被誉为“东方美的象征”。传统文化中竹文化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佛教文化中无处不打上竹文化的烙印。从竹文化角度探讨佛教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竹与佛教人物
在我国信奉小乘佛教的傣族地区,有用傣语写的《二十八佛诞生记》书中记载，第十五代佛释迦牟尼(即佛祖如来)原是一个平民，当他官升佛成释迦牟尼时，是在弯钩刺竹下换穿黄披巾的(升佛的象征物)。弯钩刺竹从此就成了他升佛的证据而尊为佛树。
普陀山观音菩萨住在“紫竹林”，在普陀山双峰山下，潮音洞上，相传是观音居住的紫竹林，现有紫竹林庵，出紫竹林庵向下的平坡建有“不肯去观音院”,三面环海，风景极为优美。相传观音身边的善财龙女就居住在不肯去观音院下入海处的“潮音洞”中
印度佛教的雨伞换成中国佛教的斗笠，晴遮日头雨遮水，有“斗笠芒鞋一头陀”的赞语。竹林禅寺(潭拓寺，北京最古的寺院)第七代了奇禅师“示化竹林”(乾隆四年《潭拓寺山岫云寺志》)。佛徒以竹为名号也有不少。九华山清代就有一个竹禅大师，他平生最热爱竹子，还擅长画竹，留下了不少竹诗画作品。九华
。山佛教文物珍品贝叶经上就有他的墨迹3。
二寺庙园林里的竹
第 1 页 共 5 页
广西大学
“竹林精舍”是古代印度佛教的最初五精舍之一。传释迦牟尼在王舍城弘扬佛法时，中印度迦兰陀村有一长者追随释氏，对其说笃信不疑，一心向佛，遂将竹园献给释迦牟尼作为说道之处。释迦牟尼即在竹林中设立精舍，广收门徒，说道度民，后世号为“竹林精舍”。
无独有偶，我国四大佛教名山普陀山上的“紫竹林”，则是中国佛教中观音菩萨修炼得道之地，也是道场的发源地。《西游记》中，称赞观音菩萨是“兰心欣紫竹”(见第八回);观音胜境是“紫竹林中啼孔雀”(见第十八回);当孙悟空来到紫竹林拜见观音时，菩萨却“自人竹林里观玩”，“盘坐衬残箬。玉手执钢刀，正把竹皮削”，最后，织了个紫竹蓝儿，用于擒拿通天河妖怪(见第五十回)。现今，普陀山还保留有“紫竹林”这一景点。
作为佛教创始人的释迦牟尼和中国佛教中最熟悉的观音菩萨，特意选择幽静、清雅的竹园讲佛法，做道场，不能说是一种巧合，说明竹子作为一种“法身”，已深深融入了中国佛教。现在很多竹种的名称也还带有浓重的佛教色彩，如体态和蔼的是观音竹，竹节象弥勒佛肚的是佛肚竹，竹杆基部如十八罗汉的是罗汉竹，烟雾缭绕中诞生的是紫竹，僧人手中捏出的是方竹，以及贵州的梵净玉山竹，四川的金佛山方竹，湖南君山的圣音竹等等。
实际上，在中国寺庙园林绿化中，竹子的应用非常广泛。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北都怀童子寺有竹一窠，才长数尺，相传其寺维纲每日报竹平安”。后人便以“竹报平常”指平安家信，也简称“竹报”。北京位于竹子分布的最北缘，但寺庙栽竹却极为普遍，仅《长安客话》和《帝京景物略》，就记载了近20处，其中以潭柘寺、碧云寺水泉院、卧佛寺和龙华寺为胜。如潭柘寺，“亦以山名寺，周围多修竹”，“冬夏常青，悦人心目，不减江南之趣”(明末《明一统名胜志》)。康熙和乾隆游寺所题赐榜和书联中均提及竹子，如“松竹清泉”、“暗水流花径，清风涌竹林”(乾隆四年《潭柘山岫云寺志•名胜古迹》)。又如碧云寺水泉院“前临荷沼，沼南修竹成林，疏疏潇碧，泉由竹间流出。岩下琢宝为屋，正对竹林”(《长安客话》卷3《碧云寺》)。《帝京景物略》卷6《西山上，卧佛寺》对寺内竹景的描述更为生动：“观音石阁，其南岸皆竹，竹皆溪周而石倚之，燕放难竹，至此林林亩亩，竹丈始枝，笋丈犹箨，竹粉生于节，笋梢出于林，根鞭出于篱，孙大于母”。竹径通幽是寺庙园林常用的造园手法。九华山上有“闵园竹海”，普陀山上有“紫竹林”，峨眉山万年寺内翠竹丛生，天台山国清寺门外修竹夹道;四川乌龙寺山道两旁竹林茂密，江苏兴福寺内竹径通幽，北京红螺寺内有“御竹林”，台湾开元寺中有七弦竹。云栖竹径是杭州西湖主要的风景名胜之一，径长800多m，路宽3 m多，弯弯曲曲地穿行于浓密的高达20余m的毛竹林中，借地形起伏，溪涧涓流及亭、榭、树木的布臵，形成“夹径萧萧竹万枝，云深幽壑媚幽姿”的竹径景观。走完竹径，便到了云栖寺。寺初建于五代，北宋治平二年改为栖真院，明代宏治年间院废，隆庆五年禅宗莲池大师始复寺院，恢复旧名。清康熙帝玄晔，南巡时题诗刻石，乾隆帝弘历题后殿额为“修篁深处”。
三竹与禅境
竹境通于禅境是中国寺庙园林常用的以竹造景的主要原因。最典型的是有关“竹林寺”的艺术构思。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曾在《游庐山日记》中写道：访仙台后石上书“竹林寺”三字。竹林为匡庐幻境，可望不可即;台前风雨中，时时闻钟梵声，故以此当之。时方云雾迷漫，即坞中景亦如海上山，何论竹林。山
第 2 页 共 5 页
广西大学
西省平陆县的古八景中，有一个“竹林晓钟”。竹林就是竹林寺。传说唐朝睿宗时，有个和尚名智兴，发现了一个奇特的地方，没有竹子枝棵，而地上却有竹影，细观之还仿佛见到一位老人。后在此建寺，因有竹影之盛，取名竹影寺，也叫竹林寺。竹林寺的景致，一在于竹景，二在于钟声。关于竹影，寺内的墙壁上曾有这样一首诗“夜静人无语，风吹竹有声，披衣开户看，原来是春风”。现存的一块元代碑文上还刻有“竹林胜境，天下具闻”，可见当年竹林寺香火之盛。耐人寻味的是，竹林寺内的竹子只是一种“匡庐幻境”。按照佛教说法，竹之名相不过是藏识中熏习所染因缘和合的幻相，既非竹来眼里，也非眼到竹边，只是一心所在。也就说，无论是否有竹林，只要心到，竹境总是存在，竹境总能通于禅境。
四寺院素斋里的竹
我国人民在烹饪中使用竹子特别是竹笋的历史悠久，《尚书•禹贡》篇的“厥包桔抽”，《齐民要术》引用《东观汉记》云:马援至荔浦，见冬笋名苞，包通苞，亦是冬笋。随着历史的发展，竹笋已被誉为“蔬食第一品”，在“素食三霸”和素菜“四大金刚”中双榜齐名。与中国素菜的发展一样，佛教有力促进了竹笋菜肴的发展，竹笋也大大丰富了素斋的花色品种。
两晋，佛教传人我国。按佛教经典，佛徒戒杀生而讲究素食，并运用我国特有的素食原料，创制了带有中国特色的素斋。作为我国素食主要原料之一的竹笋，也随之融入了素斋。南北朝，梁武帝萧衍以帝王之尊崇尚佛学，终身吃素，客观上起了积极倡导素食的作用。唐代，除僧侣外，不少世俗之人长年在家吃斋把素，素斋渗人民间，民素，官素，素斋开始了相互渗透融合。宋代的素食之风尤为盛行，竹笋菜肴更是得到空前的发展。宋高僧赞宁写了一本食笋的专作《笋谱》;另一位著名高僧济颠和尚还写下《笋疏》一诗，称竹笋为黄金，即“拖油盘内黄金，和米当中煮白玉”;以寺院为起点，开创了“素菜荤作”的先河。竹笋因易于雕琢而被视为主要制作原料。明清是我国古代素食全面总结的时期，烹饪技艺日益精湛，特别是寺庙“香积厨”的“释菜”在做工上有了很大提高，竹笋菜肴在素斋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谈及竹笋与素斋，就不能不谈北宋僧人赞宁。他所撰写的《笋谱》一书，成为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食谱和竹笋专著。赞宁，姓高，号通慧大师，出家杭州灵隐寺为僧。《笋谱》全书两卷，分名(名称)、出(产地)、食(吃食)、事、杂说五类目，介绍了近100种笋的产地、特性、食疗、多种加工吃食方法，饮食典故、各地食俗等，其中以笋的加工及吃食方法尤为详细。如在谈到香味鲜、质脆可口。25个以笋为主料的名菜中，浙江寺院有:烧皮笋、象芽雪笋、干炸冬笋、炒玉兰片、糟烩鞭笋、紫竹莲池等，安徽寺院有齐菜冬笋、明苔春笋、兰春笋、菊花冬笋、清馨鞭笋等，上海寺院有白玉笋翅、山珍献寿、春江先知等，广东寺院有玉版参禅、桃仁冬笋、豌豆尖笋羹等，四川寺院有凉拌峨笋、炒三鲜等，广西寺院有金钩玉片、金钱吊葫芦等，江西永修云居寺有虾子菱角笋，辽宁锦江奉国寺有
第 3 页 共 5 页
广西大学
。菊花冬笋，福建福州鼓山寺有干偏冬笋尖，湖北武汉归元寺有烧双冬4。
五、竹与佛教艺木
5。
佛教故事图中有赞宁谱竹图(宋代)，杂类图中就有“竹间持咒图”。竹雕(竹刻)、竹编“佛像佛塔”:上海嘉定“竹根雕佛手”(明代);四川“普贤骑象”;浙江“竹编佛塔”等。《如意宝珠经轮咒王经》上说:“若无舍利，以金、银、琉璃、水晶、玛瑙、玻璃众宝造作舍利”;“行者无力者，则到大海边拾取清净沙粒即为舍利，亦用药草、竹木根节造为舍利”，可见，竹子根节与佛骨(舍利子)有关。
六、竹与佛教节庆
在佛教节庆活动中，往往要“张灯结彩”烘托热烈的场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交融的结果。这里的“灯”大多是竹编成的灯笼。九华山历史上就有“狮子灯”庆祝庙会。中国佛教的这种习俗特点，随着中国佛教的传播，也影响到日本、韩国。韩国就有“提灯游行”来庆祝佛教节日的习俗6。。
七、竹与佛教教义
中国竹文化集中体现在做人的原则和精神方面。中国佛教积极吸取、融合竹文化。大乘佛教教义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太虚改革佛教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以大乘佛教利生济世的精神，引导现代社会的人心、正思。“大乘之究竟，则在随顺世间，利乐众生，尽于未来”(《佛乘宗要论》)。所谓学佛，先从做人开始，亦即学佛的第一步，在于首先完善人格，好生做个人，做个有人格的人。只有先成为一个完善的好人，然后才谈得上学佛(《佛陀学纲》)”7。。
八、竹与佛教音乐
以大同云岗石窟为例，在第十二窟中前室北壁和东壁雕三开间仿木殿宇和屋形完，窟顶雕有伎乐天，手持排箫、琵琶、荃摸、巢、笛、鼓等乐器，其中大多数是由竹制成的。《洛阳伽蓝记》一书还保存了当时佛寺乐舞的资料，例如:景兴尼寺。“有金像辈，去地三丈。”“飞天伎乐，望之云表。”“像出之日，常招羽林一百人举此像，丝竹杂伎，皆有旨给”这些寺院在佛教或民间节目就有盛大的歌。舞表演8。这些说明竹在中国佛教音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人研究认为，佛。教音乐还是中国雅乐的源泉9。
总而言之，竹子与佛教结下的不解之缘历史悠久。竹文化和佛教文化相互渗透，互为融合，共同发展，均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竹子与佛教结缘，我认为原因很多，但主要有三个：
第一，中国是世界竹子分布的中心，悠悠五千年，竹子与我国人民的生活劳动息息相关，与灿烂的古代文化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古代成为“竹子文明的国度”。丰富的竹子资源，秀美的竹林景观，广泛的竹子用途，辉煌的竹子文化，
。为确立竹子在中国佛教中的“法身”地位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0。
第 4 页 共 5 页
广西大学
第二，谢灵运、吴道子、王维、白居易、苏轼、黄庭坚、郑板桥等一大批文人士大夫，以及皎然、赞宁、济颠、石涛、八大山人、竹禅等一大批诗僧艺僧，即熟知佛理、精通佛典，又爱竹咏竹、写竹用竹。经过他们等人的提炼，竹子在古代诗画等文学艺术中象征着高雅、淡泊、幽静，这与佛教超尘脱俗、远离世态、空灵无我的境界完全一致，从而为竹子融人禅理、禅趣、禅境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依据。
第三，竹全身是宝，给人民群众带来了福利和方便，群众熟悉它、喜欢它。竹的文学艺术作品也时常与人民群众的感情相通，群众能理解、会欣赏。这样，在佛教向民间流传的过程中，为竹子与佛教的结缘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8参考文献
1、林业部竹子研究中心:《论我国竹林的发展》、《竹子研究汇刊》,1991年第1期
2、陆伟民:《竹与中国民俗文化》、(民俗研究》，1992年第2期
3、张跃西：《池州师专学报》、《中国佛教文化与竹文化》，1997年第2期
4、蓝晓光：《世界竹藤通讯》、《中国佛教里的竹》，2003年第1卷第1期
5、范能船:《中国佛教旅游》，上海书店，1991年，72页,138页
6、《中国旅游报》，1995年5月14日
7、赖永海:《佛学与儒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8、《文史知识》编辑部:《儒佛道与传统文化》，中华书局出版，1990年
9、田青：《雅乐还是佛乐》，《佛教文化》，1995年第一期，5页
10、张跃西：《池州师专学报》、《中国佛教文化与竹文化》，1997年第2期
第 5 页 共 5 页
第二篇：汉魏晋南北朝的佛教与中国文化
作者：高祯霙
本文荣获纪念范道南奖学金高祯霙
一、前言
佛教是宗教，也是哲学，引导著人们探寻人生宇宙的真谛。它不是神道，更不是迷信，它是真实而有价值的哲学思想。
可惜的是，很多自称为佛教徒的台湾民众，受到神怪、道士或迷信的影响，只能说是夹杂神道的佛教信仰，并非真正信佛拜佛。纯正的中国佛教文化，一方面富有原始佛教的精神和敦义：另一方面又富有中国文化创新和融会的精神，融人整个中国昀各层面，尤其在哲学思想上。唐代各宗派，如天台宗、禅宗等，都富有极高远的境界，在宋明理学上，又开创出另一个新面貌。
本文想探究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佛教在中国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期佛教初输人中国，以后汉为中心，约当西元第
一、二世纪，这时期的佛教对中国影响并不大，只能说是外来的文化。第二期是瑰晋南北朝，约第三到第六世纪，佛教逐渐兴蛊起来，成为中区文化，这是承先启后的重要时代。第三期以唐朝(西元六—九到九〇七年)为中心，佛教大蛊，加人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成为有力而创新的内区文化。
由于篇幅听限，本文只讨论第一期和第二期的佛教发展情况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二、佛教的输入
㈠佛教输人中国的原因
中国在佛教传人之前，文化发展已经相当发达。从传说中的五帚、尧、舜，直到夏商周三代，段墟甲骨、铜器、铁器的古物出土，都可以证明中国文化有相当自主而系统的承脉。昕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都充满了文化的优越感，汉朝又是声威远播的时代，佛教这个外来文化能整个融人中国，甚至影响住后千百年，发展出属于中国的佛教，实非偶然。
第一，佛教发源地的推动，印度高僧越山航海的传教热忱。其中，尤以印度摩揭陀国阿育王(西元前二**年～二二七年)，继承孔雀王朝的正统，更是佛教的保护者，派遣高僧分赴叙利亚、埃及、锡兰、西藏和印度全境，传播佛教，对后世影响深远。佛教也就随著高僧的脚步传遍西亚、中亚各国，最后来到了中国。
第二，交通的便利。古时交通和传播异常不便，后经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出使大夏，身历大宛、月氏、大夏、康居四国，甚至葱岭以西的奄蔡、安息、条支、黎轩、身毒五国，葱岭以东的乌孙、于阗、楼兰、车师五国。匈奴降伏后，各国使节往来不绝，于是西域五十余国，几乎无不与中国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中西交通也因此大开，较古昔更为便利。当时西域已经有许多佛教国家，张骞闻身毒国有浮图教，即为佛教。东汉明帝与和帚时，班超征服西域各国，更架起中西、中印之间的桥梁，文化交通更为方便。
第三，魏晋时代，五胡南移，元瑰入主北中国，北方胡族多信佛教，于是带进大批信佛的胡人，当时边境胡汉杂居，佛教便渐渐深入民间生活而成为正式的信仰。
第四，虽然中国本身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但在佛教输入时，儒学已混合了阴阳五行和谶讳之学，成为有宗教意味的学术，与民间追求神秘境界和超现实的心理相通。同时，汉代哲学也有宗教迷信的一面，讲趋吉避凶，当时的道教兴起，也讲吐纳守一，吃药飞升以廷寿命，混合了先秦方士的思想。佛教在这样的思想和时代背景下传入中国，它所提出的人生观、因果关系，不生不减和极乐世界等思想，系统严密，仪式隆重，足以填补当时以谶讳、神秘为主的思想空虚。当时的中国人并不真正了解佛法，只把它当成民间信仰，以为佛就是中国所谓的神或超人，将佛教夹杂在中国原有的信仰和思想文化中。
㈡佛教的输人与流布
佛教输入中国的时与地，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有人以为最早可能在周朝末年。例如《列子》说：“孔子曰：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说明周末已知西方有圣者。又如，《历代三宝记》引《朱士行经录》说：“秦王政四年(西元前二四三年)，西域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始赍佛经来华。”《魏书》释老志也说：“按汉武帚元符中(西元前一世纪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臬兰，过居廷，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护其金人，帚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丈余，不祭祀，但烧香拜佛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哀帚元寿元年(西元前二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注一)汉明帚求法的故事更多，大概来说：明帝因梦见金人，知道西方有佛，因而遣使到西域求法。使者在印度取得经像以后，并邀请两位印度高僧来华，在洛阳建寺译径，《四十二章经》即为当时昕译。
另外，在东汉桓帚时，有两件大事与佛教有关。一是帝王已信佛;《后汉书》载襄楷上疏桓帝，说“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二是佛教的译经运动已正式开始。根据《高僧传》记载，安世高，安息人，名清，桓帚初年到中国，译《安般守意经》等经论三十九部。为安世高任笔受者，有临准人严佛调，敏而好学，自撰《十慧经》一卷。(注二)在东漠灵帚、献帚时代，译经的人更多。以上所举佛教进入中国的时代，从春秋至汉末，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以东汉明帝时代最为可信，这些故事虽然缺乏历史的确切性，却不能说没有文化的真实性。
至于最初佛教输人的地点，向来治佛教史者，总以为佛教经西域陆路传人中国，先盛于北方。康僧会则由交趾人吴，为江南有佛教之始。初期东来的西域高僧，以大月氏、安息和康居三国最多。安息善海上贸易，安士高行迹逼达九江、会稽、广州一带。至东汉，日南檄外从海外兽贡，会稽、交趾均有海上贸易，交趾牟子著论为佛法论辩。故初期佛法输入中国的交通有二：一为西域道，一为南海道，南海道之开辟，或更在西域之先。伯希和曾说：“旧日传说或以佛教轮入，事在哀帚元寿元年(西元前二年)(注三)，或以事在明帝永平四年;十八年间(六一至七五)，皆属传说而非史实。《后汉书》天竺书传，志明帝感梦事，亦为传说之一种，殆出袁宏《后汉纪》，亦非实录。是欲寻究佛教最初输入之故实，应在南海一道中求之。”(注四)可知，南海道是佛教输入的要途，南海的交趾，犹如西域的干阗。
佛教输入初期，多流行于民间，汉代上流社会人士，如楚王英、汉明帝、桓帝等人因好黄老术，于是兼及浮屠。在帝王、大臣的推广下，使得佛教的流传加入了强有力的力量。文人学士如襄楷、张衡，擅阴阳术数，略为述及佛教，其它如北方的安世高、支娄迦谶等人大规模译经，南方则有笮融大起佛寺，会者万人，到了东汉末期，佛教才渐渐在民间流行开来。
三、佛教在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发展
㈠、汉代佛教的发展
东汉以后，在思想方面，由汉武帚时代的极端耸儒，变为崇尚佛老的宗教观。
一、方术性的佛教
自汉以来，中国社会普遍形成神仙方术的信仰。佛教初人中国，多为口传，国人实难以了解佛法的真义。再加上与道教互相混杂，彼此演进，信软和传教者未能把佛道二者分清，多视为同一源流。远自西域来到中国传教的僧侣，都具有特殊风格，那种叹礼佛像、烧香、诵经的态度，引起中国民族的注目和好奇，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他们是神仙谶讳的方士。事实上，他们如果不能抱持本土化和现世化的态度，也就无法在中国传扬佛教。(注五)
二、轮回性的佛教
东汉，中国除盛行儒家思想以外，道家的清静无为和生死观、佛教的空性和轮回因果论，都顿有相应之处。《后汉书》西域传说：“奉浮屠，不杀伐。一“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注六)“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注七)故汉明帝永平八年(西元六五年)诏云：“楚王英诵黄老之徽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俗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注八)楚王英喜黄老之学，尚浮曙斋戒祭祀，这是附庸于鬼神方术，也是受到佛教轮回因果论的影响。
三、道德性的佛教
佛教初来中国，正是儒家极盛的时期，难免受到儒家的攻击或排斥。来华传教的胡僧，对儒家的学术思想一窍不通，只赖宫廷贵族挺身而出，为其辩护。袁彦伯在《后汉记》中说：“其叔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嗣后，儒家认为佛教的慈悲与孔子的仁恕之道相契合，昕以当时的佛教只著重伦理道德方面的阐扬。
㈡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兴盛
佛教虽在汉代传人，但其建立和兴蛊，却是在东晋时代，加上南北朝时的推动，终于发展出中国的佛教。
一、高僧的贡献
汉代以后的佛教，成为新思潮，许多印度和西域的高僧涌进中国，出家的中国人也逐渐多起来，更有不少中国僧人前往西域和印度求经。
在中印文化的交流运动中，第一位代表性人物是晋初的法护。法护本名昙摩罗刹，月支人，世居敦煌，从小出家。他发愤到西域求经，得到一百五十六部梵经，带回长安。他勤谨翻译，并和清信士聂承远参正佛句，达到弘达雅畅的地步。接著，惠帚时印度僧竺叔兰和无罗叉也来到长安，译出朱士行在于阗求得的《放光般若经》。这是第一位汉土沙门西行求法所得的第一部梵经。中国重要的译经，实从西晋的法护开始。
佛教在东晋以前还未兴盛，汉瑰以前也没有人出家，但从朱士行第一人出家以后，已经有了新趋势。东晋时代，帝王大力提倡，中西名僧如佛图澄、道安、慧远师弟和鸠摩罗什等人相继鼓吹，信佛出家的风气大开。
佛图澄天竺人，本姓帛，晋怀帝时到达洛阳，从石勒征伐，断胜负辄中。军国大事必咨而后行，尊号曰大和尚。石虎僭位，迁都邺，对澄更加耸信。佛图澄专用德行感化胡主，影响所及，《高僧传》说：“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营寺庙，相竞出家。”(卷十)佛教于是盛行。
这时，中国出现了第一位大和尚，常山魏道安。道安从小信佛，尝独坐静室十二年，大悟佛教蕴奥。他听到佛图澄在邺，就去见他请教。佛图澄见而嗟叹，道安也大获进益。佛图澄圆寂后，北方大乱，道安率门徒南游，差法太到扬州，差法和等进四川，自己则带徒弟慧远等四百多人到襄阳布教。苻坚取襄阳，得之，迎居长安五重寺·。道安乃订正前译诸经之误谬，开创注释佛经的工作。并著有《僧尼轨范》，《法门清式》等书，提倡戒律，为中国树立新的制度。
他的弟子慧远，山西楼烦人，俗姓贾，从小好学，博综六经，尤善老庄。避前秦之乱到荆州。东晋太元中，立精舍于庐山，与慧永、道生、佛陀跋陀罗、耶陀耶舍、宗炳等结白莲社念佛。卜居三十年，足不出山，送客以虎溪为界。他一面继续道安静坐参悟的方法，为天分高的人说佛法，一面提倡极简单的念佛方法，使妇孺文盲都可以学佛修行。再加上以结社培养团契精神，强化佛门组织，使佛教更深入民间。慧远和鸠摩罗什同时，一南一北成为两大中心，佛教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也就更加崇高了。
鸠摩罗什，龟兹人，博闻强记，精通佛法。苻坚用礼聘道安的方法，迎请鸠摩罗什，因遗吕光西征。吕光破龟兹，得鸠摩罗什，同回中国，时苻坚已死，吕光遂据凉州，国号后凉，鸠摩罗什居凉州十八年，故通晓中国语文。后姚兴征服后凉，迎他进关，于弘始三年(四〇二)到长安。姚兴待以国师之礼，请他译经，他集沙门慧教等八百多人，译经律论三百多卷。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品般若经》，最流行而最有文学影响的是《金刚》、《法华》、《维摩诘主二经。其它如《阿弥陀经》、《梵网经》、《十诵律》、《成实论》、《中观论》、《百论》等，对于后世传戒开宗，都有极大的影响。前人译经，以小乘为多，鸠摩罗什则广译大乘经。前人译经，多用直译法;鸠摩罗什精通梵汉，善于用意译法译成流利的中国话，对于佛教的推广、文学的革新贡献极大。九年后，鸠摩罗什圆寂，门人颇多，法缘鼎蛊，最著名的有道生、僧肇、道融、僧教，号称关中四洁，加上道恒、僧影、惠观、惠岩，合称八洁，三千弟子散布在大江南北。
上述四人中，佛图澄重感化，道安注经布道，鸠摩罗什译经，分途并进。慧远则组社念佛，既领袖南方僧界，又和北方的鸠摩罗什互通声气。这是早期中国佛教史上贡献页多的四位高僧。
姚兴是佛教的大护法，使佛教在北魏之前盛行于北中国。姚兴不但迎鸠摩罗什、佛驮耶舍人关译经(注九)，又差法显出国求法。弘始三年(晋隆安五年，西元四〇一年)，法显奉命和慧景十余人等，自长安出发，由陆路入印度，游历三十余国，得多经律，十二年后，由狮子国(锡兰)搭商船，经耶婆提(爪哇或阇婆)，泛海南回国，在青州登陆，到晋京建业，译出《摩诃僧只律》、《方等泥洹经》、《杂阿毗昙心》等经律。姚兴弘法，竟由法头伸张到南方，这是他们两人始料所不及的。
在法头以前，汉僧西游，仅到葱岭之东，止于于阗，法显是第一位深入印度的中国僧人，著有《佛国记》，是中国第一部印度游记，开展南北朝的佛教运动。
二、南北同时弘法
在南朝，刘宋(西元四二O至四七九年)首都建业是译经中心，共译出四百六十七部，超越前朝。最重要的译师是天竺佛陀跋陀罗，华名觉贤法师，于姚秦中到长安，因论道不合，飘然南下，宋武帚待以重礼。他在建业道场寺，将支法领在干阗昕得到的梵本《华严经》译出，工作极为艰巨，又先后译出经论十五部。文帝时，中天竺僧求那跋陀罗(德贤，西元三九四至四六八年)，自元嘉十二年到二十年(西元四三五至四四三年)间，译出《楞伽经》、《无量寿经》等七十八部。又有迦湿弥罗僧求那跋摩，在建业寺译出《菩萨善戒》、《四分羯磨》等。元嘉十一年(西元四三四年)，立戒坛为僧尼授戒，是为中国有戒坛的开始。此外，疆页耶舍译《观无量寿经》，是净土宗的要典。这些都是译经的代表人物。在义解方面，杰出的人物则有“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道生，他是鸠摩罗什和慧远的弟子，提倡“善不受报，顿悟成佛”之说，开禅宗顿教的先河。
这时，远在西北的河西王沮渠蒙逊也提倡佛法，请中天竺僧昙无谶译出《涅槃经》、《佛所行赞经》等。无谶所译出的《涅槃经》称为“北本”，和南方的“南本”相辉映。南本是文学家谢灵运补订“北本”而成的。
齐时，有从干阗求法回来的法献和逃避魏武法难的玄畅同为僧主，分住南北两岸，都是可以和齐武帝直接讲话的高僧。玄畅是第一位善于演解《华严经》的中国人，法献与达摩摩地共译《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一卷。又有中天竺僧求那毗地，在建康正观寺，译出《百喻经》、《十二因缘经》、《须达长者经》等。
梁(西元五〇三至五五七年)武帝笃信佛教，尝率群臣道俗二万余人发菩提心。普通元年，公元五〇二年，在宫里受戒，自太子以下跟著受戒者四万八千人，当“神灭论”争辨激烈的时候，他也撰文弘法，又曾经三幸同泰寺舍身求福，为守杀生戒，甚至宗庙祭祀用的牲牢，都改用麴制，又诏天下诸郡建五级浮屠，南朝崇佛，以梁为最。
陈武帚(西元五五七至五八九年)也幸大庄严寺舍身，群臣奏请乃回宫。当时讲经的风气已盛，东西两寺，自晋以来，僧常万数，有不少善于讲经的名僧。讲经风气自朱士行开始，经晋人的提倡，到北朝而大盛，西天竺僧真谛三藏(拘那罗陀)来陈，翻译六十四部经，介绍无著、世亲的大乘教义，是唐玄奘的先驱。
北朝的佛教运动，规模更加宏大，后魏(西元三八六至五三四年)太武帝减北凉取凉州后，不少佛教徒跟著大规模迁移内地。又取夏，得僧惠始来京师，教导士民，佛化隆盛。后因道教的攻讦，致下诏焚寺杀僧，发动佛教史上“三武一宗之厄”的第一“武厄”。但文成帚又兴佛法，并建筑大同云岗石窟，为佛教留下伟大的艺术品。孝文帚初年，约为宋的末年(约西元四七〇至四七五年)，来了一位冠盖全魏的大禅师——菩提达摩。他从南天竺泛海到广州，这位苦行高僧或许看不惯南朝金粉，才决定离宋入魏。他在中国住了将近五十年，在北方的时间最久，“随其所止，诲以禅教。”他的禅教“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用“凝住观壁”的方法修行，所以有“面壁九年”的传说。
当时的人，对达摩似乎不很注意。最引人注意的是，孝文帝七发佛教兴隆的诏书，又刹度不少僧尼，建造不少寺院，并礼敬道登、道顺、惠觉等高僧。宣武帝命菩提流支在太极殿译《十地论》，当时从西域到洛阳来的胡僧有三千人之多。孝明帝时，宋云、惠生到北印度取得一百七十部大乘经而还，以之流布国内。当时有佛典四百十五部，寺院三万余，僧尼约二百万人。杨衍之《洛阳伽蓝记序》说，佛寺在晋永嘉时只有四十二昕，到他的时候(北魏)，单以洛阳一地而论，已经有一千余寺，可以想像佛教在北魂时代的盛况，以及佛教从晋到魏期间的发展速度。
佛教在北齐继续发展，文宣帚迎佛陀道房的弟子僧稠到邺都，受菩萨戒，断酒禁肉，放生禁屠杀。不幸，北周(西元五五七至五八一年)武帝却诏废寺观四万余区，僧道四百万人悉充军民。
三、千年的译经运动
统观这三百年中，除了大众信佛的僧俗人等，有四群重要的知识分子，在领导或赞助这个译经的运动。
第一，印度西域的高僧，不断地东来。
第二，中国高僧继起，发愤西行，求正知见。
第三，帝王的提倡，有些国王礼敬僧人，至于一沙门不拜王者”的隆重。例如昙无谶到北凉，国主沮渠蒙逊大为欢迎，留他在臧姑译经，北魏得到消息，也抢著请他。昙无谶很有意走一趟当时的中国文化中心，但沮渠蒙逊不答应。不久，昙无谶决心辞职，说要回印度去，沮渠蒙逊只好让他走，但最后却将他剌死。可见当时一般国王是真把出家众当作一宝”。
第四，知识界的领袖，也多参加这个运动。曹植每读佛经，以为至道之宗极，他还自制“转读七声升降曲折之响”的佛咀。陶潜、谢灵运、范宁等名士，都与莲社往来，据说慧远在庐山结莲社，陶渊明常到社里走走，但到了社里又“便攒眉回去”，似乎觉得儒家与僧人臭味总不相投，心中有昕不甘，但“攒眉回去”后，隔了几天他又夹到莲社，可知连陶渊明也抵抗不住佛教的吸引。其它如孙绰，齐的孔稚圭，梁的刘勰、沈约、王筠、陆云、王僧孺、刘孝标，陈的徐陵、江淹，北齐的颜之推、卢思道等，都是孔释兼弘的文学家。佛教的声动朝野和牢笼人才，概可想见。
这个文化运动有一个中心事业，就是大规模的译经。中印高僧都有远大的眼光，知道译经是传教的首要工作，更是建设中国佛教的基本工作。他们译经的态度非常认真，往往一译再译，有些重要经典甚至重译十次以上。在中国佛教的一千年译经史上，两晋南北朝是个中坚时期。三百年中，西晋译出三三三部，东晋二(八部，宋四六五部，齐二一部，梁四六部，陈四十部，北魏八三部，北齐八部，北周一四部，加上五胡诸国的译经，共计译出一四二〇部，三七四五卷。北起以前译的数目多了三倍多(注十)，和现在“大藏经”一九二(部，八四二(卷相比，则部数相仿，卷数半之。加上鸠摩罗什空前的译艺，文质彬彬，确是一代不朽的盛业，佛教巩固的基础。佛教在中国，像雅各王版的圣经之于英美一样，自然流传得广而生根得深，进一步加人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
四、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㈡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一、声韵学方面
因为中国文字非标昔字母，所以中国人对于语音的研究与分析，有时不免感到困难。但在历史上有二个时期，因受外国人标昔方法的影响，使中国人在审晋方面，有特别的进步。其一，即是后汉到唐，由于佛教的输入，佛经的翻译，印度拼晋文字，如梵文等，也随之传人，因而使中国的音韵学产生辉煌的成绩。其二则为明季至现代。
佛经的翻译，刺激了中国文学改革，从诗文的意境到文体的改变，在魏晋南北朝时代都产生新的气象。梵文字母的翻译，需要区别长短昔，但当时的声韵条件都一样，同一字可译成长昔，也可译成短音，只好用声调来区别。于是，由梵文的拼音--华严字母的翻译，而创造了永明四声，反切也因而兴起。此外，还促成韵书的制作、字母的发明、四声的流行、等韵图的创制。例如，现在查字典，看字的读晋就是靠反切，如果没有梵文的传人，中国是否会创造出这个方法，是顿有疑问的。(注十一)
音韵学的研究和后世诗歌的写作，更有深一层的关系。由于中国文字的反切，由反切而产生四声，由四声而把五言与七言古诗改进为律诗和绝句，而对于每个字句的切韵和审昔，五律五绝或七律七绝都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因此，中国的声律音韵，深受转读佛经和翻译佛经的影响，自不待言。
二、文体与小说方面
中国人向来主张作文要多读多看，所谓“读破万卷书，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一。中国本来没有文法，但由于佛经的翻译，也将梵文的文法输入了中国，如“八啭声”，即是名词、代名词、动词、助词等，又如佛典中“六离合释”就是梵文文法的一种，只是未能普遍为民间所运用。
佛教在小说方面的影响更大，禅宗语录和宋儒效焉，实在是中国文学的一大变革。“弹词小说”、“平话一和长篇白话小说的出现，都是由“变文”演变而来的。“变文”来自僧人的“唱导”，法师在讲经后，有唱导，除了讲经赞之外，还讲佛经故事，后来更发展至讲历史故事，变成话本小说。近人孙楷第曾研究唐僧“俗讲”演变成小说的经过。中国长篇小说的开头经常有诗，行文中也常有诗赞，都是源自佛教的俗讲和唱导。
近乎语体的唐宋诗，如白居易和苏东坡等人的诗，也可溯自禅宗的“颂古”和寒山、拾得的新诗。梁启超说：中国古诗的第一长诗“孔雀东南飞”，是受马鸣大师“佛昕行赞”的影响。唐代禅宗大师，创白话的语录体，说明佛法的要义，因而促成了宋明理学的语录出现(注十二)。明清小说是由平话及拟平话而来，小说中有诗为证的风格、散文之浚以韵文作结束的形式，以及弹词里夹用说白与唱文，也都是受到佛经中“长行”和“偈颂一并用的暗示。
至于小说的内容，更具佛教色彩。魏晋六朝的志人志怪、唐代的传奇、后来的笔记小说，如《聊斋志异》等书，基本题旨都是谈善恶因果、生命无常。又如《南柯记》、《黄梁梦》、《枕中记v等故事，都表现出生命的无常感;《目莲变文》、《三国志平话》、《醒世姻缘传》等，则强调因果观念。此外，还有报应、神通、轮回、惩奸劝善等主题，数不胜数，甚至一般历史小说、社会小说，也加入善恶因果报应的观念。至如《红楼梦》讲太虚幻景，真真假假，也有佛教的影子。总之，因佛教的传入，使中国小说的题材和内容都扩大了许多。
另外，由于佛典的翻译，使中国增加了许多新词汇，如“真如”、“无明”、“法界”、“众生”、“因缘”、“果报”等，本为梵语;又如“般若”、“涅盘”、“瑜伽”、“刹那”等，也是从一切经的昔义翻译而来。日本新编的《佛教大辞典》，收录这类词语共三万五千余条，都是由汉晋到唐八百年间许多高僧大德所创造的。语言的功用是在表达观念，增加了三万五千个词语，即增加了三万五千个新观念，由此可知，翻译佛经对我国语言的丰富，贡献有多大。
㈡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一、绘画雕刻方面
汉代以前，君权高涨，所有美术制作，都以君主的意旨为归依，如夏桀的瑶台倾宫，商纣的鹿台琼室，周代的宫室之美、器饰之富，无一不是迎合当时帝王的要求。后汉以后，佛教传人，中国的艺术，遂由贵族艺术一变而为宗教艺术。建筑从宫殴楼台变为寺塔，绘画虽刻从君臣肖像变为佛菩萨像，工艺从宫廷器皿服饰变为宗教性的佛物法器。这种艺术形态的延续，自汉迄今，虽历代有盛有衰，但观其繁衍嗞长的过程，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汉明帚永平十一年(西元六八年)，建白马寺，绘千乘万骑浇塔三匝图于寺壁，这是佛寺壁画的滥觞。东晋末叶，五胡乱华，各国君主大抵崇尚佛教，如苻坚于建元二年(西元三六六年)命沙门乐僧开凿炖煌石室，雕造石佛，为中国凿窟造像的嚆矢。姚兴也令各县都建佛寺一所，佛教美术因而广为流行。
北魏拓跋氏以东胡君临中原，主多英武。兴安元年(西元四五二年)，文成帝即位，僧昙曜奏请从事大同;云冈石室的开凿，室内凿成无数的石鑫佛像，内部构造，大体中央凿造方塔，四面雕刻佛像，壁间佛龛顶上多作尖圆，佛像的面貌体格和中国人回异，唇厚眼长，鼻梁高直，头丰肩张，挺然雄姿。这是中国虽刻很少见的手法。在佛教未传人以前，中国没有塑像的技艺，于是这些佛像艺术如云冈石室、敦煌石室、龙门石室等，都成为中国北方三大佛教艺术的陈列馆。
谈到敦煌石窟，数以千计的艺术品更是令人赞赏不已。东南有莫高窟，是大规模的千佛洞。其中第一百二十N洞、洞窟北壁的大型坐佛台下，有魏大统四年建造的铭记;洞内壁画纯为中国式，佛塔则属犍陀罗式系统。北壁佛鑫的左右，绘有象头昆那夜迦，或三面六臂乘牛坐像，或一头四臂乘鸟像，似为密教题材。西壁虽有中印手法的佛像，一面绘有印度式壁画，这种中印度式的佛教美术，逐渐中国化。例如，佛像的衣端部分，西方美术是用浓厚阴影描写，此处则为线画式;天井中央，绘天盖形，虽然样式传自西方，但已中国化。另外，中国佛教造像，每多依据经论，由作者自由想像，予以创造，使用材料也极赓泛。南北朝时代，除在石室内雕刻固定群像外，更有用金、银、铜等材料，虽塑各种移动的佛像。
在绘画方面，三国时天竺僧人康僧会，从西域带来很多佛像，影响中国的绘画艺术。从魏晋开始，绘画风气大盛，南北朝时佛像画兴起，尤其印度、西亚绘画的方法，随佛教输入中国。西亚画法注重阴影阳面的强烈对照，并常参酌并用，以凹凸画法描写描述佛像，显然不同于中国原来的画法。曹不兴以写佛像画闻名，往往写长五十尺的佛画，运笔如飞，迅速而成。其弟子卫协写佛像，更是栩栩如生，相传他画佛不点睛。后来的吴道子也以画佛著称，人称“昼圣”。
在艺术理论方面，大乘佛教传人后，禅宗对山水文人画的影响甚大。此外，印度绘画的六技法，和中国也有相通的地方。中国绘画的技术，是否受印度的影响，虽不得而知，但中国画风和佛像画的确有文化关系。
另外，由于佛教许多碑碣的保存，也为中国的书法，储蓄了许多无价之宝。许多名家字迹，藉著佛教的流传而遍及民间。“鱼山梵哏”是受了佛教梵昔影响的中国音乐。汉代的两种乐器——箜篌和琵琶，也可能来自印度。《法华经》记载有很多乐器，如萧、笛、琴、箜篌、铜铙钹、琵琶等。
一、建筑方面
魏晋的佛教建筑，一直影响著中国的建筑形态。佛教的建筑力求艺术化，建筑的布置点缀，庄严、雄伟，都是原始印度佛教的特色。佛塔建筑也为中国建筑推进一步，开拓新的里程。
白马寺建立之前，佛教虽已传入中国，但并无佛寺的记载，也许是因为早期的佛教建筑都以佛塔为主体。遗体崇拜的哲理，为中国教徒所接受，于是以天竺佛塔的形式重构，而忽略了佛寺。另一原因则为我国建筑原本就已相当发达，因此佛教传来之初，必无新型的佛寺建筑产生，或借于官宅成寺。
我国的佛寺建筑，除窟洞石寺外，全属固有的木造建筑。这种木造建筑，在佛教输入前，已有二千年的历史，自有其特色。如柱以石为之，柱和柱之间砌砖或石，其上覆石条;柱已有卷杀收分之法，其状如梭;柱础以莲办为饰;斗供是花茎状;昂，漠赋中已有“昂”一词，功用和椽相若;屋顶有四注，歇山均有，坡度甚小;椽有放射形和正椽两种;天花即为方格之藻井，中刻绘莲花。这些不同形式、不同功用的建筑装饰，为中国建筑增添了不少新气象。其后各代佛寺建筑多有演变，且各具特色，著名的有南北朝河南嵩山寺、北齐大庄严寺、隋天宁寺塔等。
㈢佛教封中圆哲学思想的影响
佛教初人中国时，与道术并行;魏晋南北朝，与支学合流;唐以后，各宗派成立，尤为中国思想的表现。
东汉末期，朝政混乱，黄巾叛起，董卓之变，三国争衡，至晋八王残杀，五胡乱华，胡族入主中原，整个中国的思想哲学，随著时代**而起了很大的变化。汉代，无论君臣人民，都已披上神道谶讳之说，任何行事都迷信神仙道术。老庄哲学更是乱世的产物，看破人间种种丑恶，对现实制度不满意，亟想反璞归真、清静无为。佛教适时传入，汉魏晋南北朝的中国思想，无论儒家或道家，都借著形态上的相似，通入佛教，使佛教夹杂在道术、玄学之间。
王弼、向秀注老庄，注周易，开创六朝玄学的风气，一般学者也以精研老庄周易为时尚。但这些方术和玄学都以道家自然无为的道理为原则，主张天地万物以无为为本。佛教为了脱离方士而独立，开始在各知识分子和君王的提倡下，积极翻译佛经，使中国人了解佛教真义。清谈派的学者，则以人和造物者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于是，佛道声气相通，脱离了神仙道术的思想，并提高了它们的学术价值。魏晋时代，讲佛学者引用老庄，讲老庄者引用佛学;老庄的“无”，即是佛教的“空”、“无我”，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发明。
唐代，各宗派先后兴起，其思想虽源自印度佛教，却表现出中国的境界和特色。从天台宗，我们可以看到佛教中国化的思想倾向;从禅宗，更可看到中国佛教的最高境界，不复有印度气息，完全融合了中国固有的老庄文化。
㈣佛教对中圆科学的影响
随著佛教的传人中国，中印交通渐趋频繁，印度文化源源而来，除佛学外，还有天文历法、医学工业等。
一、历法、算术方面
古印度的天文算术发达甚早，曾受希腊的影响，并进而影响中国的天文学。南北朝时，印度的天文历算已盛行于中国。《旧官书》卷一五八四西戎传日：“天竺国有文字，善天文算历之术。”《隋书》卷三四经籍著录有《婆罗门舍仙人所说天文经》二十一卷。虽然这些书籍已经亡失，仅存其名，但可知隋代已经译出印度天文历法六十卷。
谈到算术，《隋书》经籍志载有《婆罗马算法》和《算经》各三卷。汉末徐岳撰《数术记遗》一卷，北周甄鸾注释。徐岳之学，得自汉代《历法》作者刘洪。甄鸾是北周时代笃信佛教的数学家，则根据《楞伽经》加以注释。北魏时代，算数博士段绍，其学传自佛教徒。南北朝时，中国算学所受印度的影响有“三等数法”，即万以上之十进，万万进及倍进之法。晋译《华严经》，所举数法为倍倍变之，陈译《俱舍论》，则为“十十变之，百百变之”。中国用十位计数，共有十五位，即
一、
十、百、千、万、亿、兆、一只、垓、秭、楼、沟、涧、正、载。实际上，亿以上以万数表之，佛教经典中所举的洛叉、俱胝等，其数量计算位，更超过人间所用的数泣，纯属地上菩萨的境界。中国的十六位，从一数起，或为印度古来相传的计数法。
二、医学、工业方面
印度医学发达甚早，东汉安上高就是著名的医术者，来华传教之余，开始传入印度医药。梁《高僧传》卷一安士高传谓：“善针(血+永)术，睹色知病，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 一牟子也说：“佛家有病，而进针药。”故针药实传自印度，后汉时针(血+永)诸术盛行，如涪翁著有《针经诊脉法》传世。晋代葛洪、梁代陶宏景等人的炼丹及五行思想，多少也受了印度医术的影响。
北瑰时代，西方琉璃传入中国，为国人所喜爱。琉璃为大秦国特产，共有赤、白、黑、黄、青、绿、缥、柑、红、紫等十色。当时中国人对琉璃极为珍视，《北史》大月氏传，月氏商贩京师于是采矿山中，即京师铸之，为琉璃工业之始。此外，中国的熬糖法、葡萄酒酿法等，也都来自印度、高昌。用具方面，汉灵帚时已使用胡床，称为榻，来自波斯，经印度和佛教同时传入中国，汉文的“榻”字，殆由波斯语译音而成。(注十三)中国古代习惯，室内施席而坐，室中施床，上下皆席，入室解屦，没有椅、几等具，至后汉始有，六朝隋唐使用更广，可见其影响。
在汉以前，中国虽已有邓析、惠施、墨子、荀子等类似论理学的提出(名学)，但完整的论理学，却要等到佛教因明学输入以后，才开始建立。
㈤其他方面
在民间生活中，睹博游戏用的骰子来自印度，印度四千年前的吠陀文献已载有掷骰子，印度著名的史诗《大婆罗多》，载有坚阵王因掷骰子而输去妻子的故事。中国则在出上的晋代坟墓中，才见有陪葬的骰子。其他如印度的幻术(变戏法)和舞蹈，都对中国产生影响。印度重视舞蹈，手部的各种姿态称为“手印”，象征着戏剧的内在含义，这种手印与佛教密宗有关;中国戏剧里许多象徽性的动作，可能就是受到这种手印的影响。中国戏剧发展较迟，到元代才发展成熟，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受到印度乐舞的影响。
由此可知，中国文化深受佛教的影响。印度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宗教信仰方面，而且遍及生活各个层面。中国文化将这股传自中亚、西域各国的外族文化，吸收、融会之后，再创新出属于中国式的佛教文化和艺术。
五、结语
对整个中国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变化最巨大、社会最紊乱、民族最复杂、文化最奇特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下所蕴育出来的佛教文化，实具有承汉启唐的重要任务，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中流砥柱。在这段期间，中国吸收大量新文化，对它融会之后，再展现出气象清新、光彩夺目的中国文化，实可供今日东西文化互相冲击的参考。
汉代佛教输入，和明末清初欧风东渐的情形有些相似，起初二者的影响都不大。到了魏晋南北朝，佛教才涌出一股新思潮，和儒道二家并驽齐驱，鼎足而三。近百年来，中国面对西潮的冲击，则引起学术界的文化论争。佛教和西洋文化在中国的发展，都具有主体文化逐鹿中原的态势，但佛教影响中国的，只在宗教、思想、艺术方面，性质比较单纯，不若西洋文化的影响那么复杂。如果我们往以后的历史看，便知开通的唐朝社会，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能接受客体文化深入主体文化的堂奥，促使“中国佛教化”，“佛教中国化”，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希望我们能以人类文化学的眼光，来观察汉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在中国的演进和影响，藉以了解中华民族吸收外来文化，发扬光大之，变成一个伟大新文化的经验。
注 释
一、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佛教之初输入。
二、同注一。
三、《三国志》魏略。
四、《北平图书馆刊》六卷。
五、《高僧传》习禅篇。
六、《后汉书》襄楷传。
七、《魏略》西戎傅。
八、《后汉书》本纪。
九、译《四分律》，竺佛念笔受。
十、《释氏稽古录》载“自永平至建安，共译经二百九十三部”。
十一、《隋书》经籍志：“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以十四字贯一切昔，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与八体六文之义殊别。”
十二、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翻译文学与佛典，第二语法及文体之变化。
十
三、“榻”字译自波斯语TakhTa，原义是帝座、椅等。
参考书目
一、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
二、劳干：《瑰晋南北朝史》(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三、《两晋南北朝史》(台湾开明书店)
四、霍韬晦：“中国佛学的回顾”，《哲学与文化》第四卷十期(民六十六年十月)
五、霍韬晦：“关于佛教与中国文化答客问”，《鹅湖》第四卷十期(民六十八年四月)
六、王联章：“略论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香港佛教》第二一三期(民六十七年三月)
七、蒋维乔：《中国佛教史》(上、下)(庄严出版社)(摘自《慧炬》第305期)
第三篇：中国的茶禅文化与中国佛教的茶道
吴立民
茶文化，禅文化，融成茶禅文化，是我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相传神农尝百草，即知茶有解毒药效。史传记载，东晋僧人，已于庐山植茶， 敦煌行人，以饮茶苏(将茶与姜、桂、桔、枣等香料一起煮成茶汤)助修。随着 华夏文明之发展，演至唐代，而茶文化兴起。制茶法由唐饼茶、宋团茶、明叶茶、 至清工夫茶;饮茶法从唐煮茶、宋点茶、明泡茶、而清沏茶。茶由药用而饮用、 而艺用、而禅用;由上层社会“雅玩”入俗为民间“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事。 茶渗透于文化生活而产生茶具、茶厂、茶行、茶室、茶馆、茶经、茶书、茶诗、 茶画、茶歌以至茶道，不一而足。以茶待客，以茶会友，以茶定亲，以茶馈礼， 以茶贸易，民情风俗，均与茶不可分离。茶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释迦牟尼佛拈花示众，迦叶微笑，遂有以心传心之教外别传，南北朝时由 达摩传来中国。传说达摩少林面壁，揭眼皮堕地而成茶树，其事近诞，而其所 寓禅茶不离生活之旨，则有甚深意义。嗣后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禅僧以 茶当饭，资养清修，以茶飨客，广结善缘，渐修顿悟，明心见性，形成具有中 国特色的佛教禅宗，演至唐代，而禅文化兴起。禅渗透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 于语言历史而有禅话、禅史、语录、灯录;于文学艺术而有禅文、禅诗、禅乐、 禅画;于建筑工艺而有禅寺、禅塔、禅室、禅具;于学术思想而有禅理、禅学、 禅道、禅风。禅是中国佛教的特质之一，禅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茶一禅，两种文化，有同有别，非一非异。一物一心，两种法数，有相 无相，不即不离。茶文化与禅文化同兴于唐，其使茶由饮而艺而道，融茶禅一 味者，则始自唐代禅僧抚养、禅寺成长之茶圣陆羽。其所著《茶经》，开演一 代茶艺新风。佛教禅寺多在高山丛林，得天独厚，云里雾里，极宜茶树生长。 农禅并重为佛教优良传统。禅僧务农，大都植树造林，种地栽茶。制茶饮茶， 相沿成习。许多名茶，最初皆出于禅僧之手。如佛茶、铁观音，即禅僧所命名。 其于茶之种植、采撷、焙制、煎泡、品酌之法，多有创造。中国佛教不仅开创 了自身特有的禅文化，而且成熟了中国本有的茶文化，且使茶禅融为一体而成 为中国的茶禅文化。茶不仅为助修之资、养生之术，而且成为悟禅之机，显道 表法之具。盖水为天下至清之物，茶为水中至清之味，其“本色滋味”，与禅 家之淡泊自然、远离执著之“平常心境”相契相符。一啜一饮，甘露润心，一 酬一和，心心相印。茶禅文化之潜移默化，其增益于世道人心者多矣。
中国茶禅文化传入日本，于是而有日本之“茶道”;传入英国，于是而有 伦敦“午后茶”;传至欧美，竟有所谓“基督禅”者。茶禅文化影响世界文明， 实深广远。茶禅是文化之缩影，“一沙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可见各国不同 文化之内涵与时代精神。茶禅又是文化之泉源，儒家以茶规范仪礼道德;佛家 以茶思惟悟道;艺术家以茶书画诗文;评鉴家以茶审美鉴赏。茶使人类精湛思 想与完美艺术得以萌发创造。茶禅文化可以兴、观、群、怨，小至怡情养性、 应对进退，大至国际往来、文化交流，诚目前改革开放、净化人心、启迪智慧 之所必需，亦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之所当务。已故中国佛 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大德，生前素心淡泊，好茶乐道，观世界文明发展之趣势， 感祖国茶禅文化之渐替，念我祖本师之慈怀，阐茶禅一味之真谛，爰倡茶禅学 会，以期联络同道，致力于新中华的精神文明建设，弘扬茶禅文化于新时期， 启迪理想，护持道德，开发文化，纲维纪律，盖亦为经济建设中心添砖增瓦、 搭桥铺路之一助。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赵朴老希望广大“茶人”与有志“茶 文化”之士，能将已濒湮没的中国茶道，发掘整理，恢复继承，发扬光大。中 国茶禅学会遵循赵朴老的遗愿，也正为此而努力。
茶禅文化是一个容量很大、范围很广、内容非常丰富的大文化圈。它并不 局限于佛教文化，但它的主流确实是中国佛教的茶道。它由禅而兴起，继由禅 而成熟，终因禅而成就。它虽然也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但它的脉络却由佛教 茶道而一以贯之。
人体有色息心三大要素之分支，生活有饮食、呼吸、睡眠三大活动之需要 (儒家谓为食息眠，道家谓为精气神，佛家谓为色息心，藏密谓为脉气明点， 实质一也)，法门即有如来禅、秘密禅、祖师禅三大体系之类别。禅定有种种 分类，此种分类，是从色息心上分，色息心三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但修持 有所侧重。如来禅着重息法，断惑证真，转识成智;秘密禅着重色法，入我我 入，即身成佛;祖师禅着重心法，明心见性，即心成佛。禅定亦因三大法系而 展开。茶与佛家这三种禅定都结下不解之缘，赋予了茶禅文化极为丰富的内涵， 使世俗间的饮茶活动逐步升华为佛门的茶道。
中国佛教最先推行的禅定大都是四禅八定的如来禅，如来禅是坐禅，讲究 安般守意的息法息道，与后来祖师禅的参禅、行住坐卧都是禅是不同的。坐禅 需要静虑专注，心一境性，而茶本具的“降火、提神、消食、解毒、不发”等 等药性药效，其功用正好有助于摄心入定，所以茶与禅修结合，乃极自然而必 然之事。坐禅用茶的最早记载，见于《晋书·艺术传》：僧人单道开坐禅，昼 夜不卧，“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茯苓之气，时饮茶苏一 二升而已”。僧人坐禅修定，须持“过午不食”之斋戒，盖由戒生定，由定证 慧也。故丛林不作夕食，但许饮茶以助修。唐代茶道，多与佛教食法相关，称 为“吃茶饭”。唐用茶饼，故需煮饮，如煮饭然。丛林谓过午之后饮食为小药， 故茶又谓为茶汤，如药汤然。所以赵州公案说“吃茶去”。
唐代寺院饮茶助修，逐渐普及，唐封演《封氏闻见录》载：“开元中，泰 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 怀挟，到处举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从此可见由僧人坐禅饮茶助修 以致形成民间转相仿效的饮茶风俗。而宗门亦将坐禅饮茶列为宗门规式，写入 《百丈清规》。佛教丛林制度，由唐百丈禅师立《百丈清规》而创定。《百丈 清规·法器章》及“赴茶”、“旦望巡堂茶”、“方丈点行堂茶”等条文中明 文规定丛林茶禅及其作法次第。其“请新住持”文中记有“鸣僧堂钟集众，三 门下钉挂帐设，向里设位，讲茶汤礼。„„揖坐烧香，揖香归位，相伴吃茶。 „„”即于法堂设两鼓：居东北角者称“法鼓”，居西北角者称“茶鼓”。讲 座说法擂法鼓，集众饮茶敲茶鼓。“法鼓”，凡住持上堂、小参、普说，入室 并击之，上堂时二通。„„茶鼓长击一通„„召集众僧饮茶。又每坐禅一炷香 后，寺院监值都要供僧众饮茶，称“打茶”，多至“行茶四五匝”。茶院中还 专设“茶堂”，供寺僧坐而论道，辩说佛理，或招待施主、同参之用;有“茶 头”执事，专事烧水煮茶，献茶酬宾;专门有“施茶僧”，为行人惠施茶水; 寺院所植茶树，专称“寺院茶”;上供诸佛菩萨及历代祖师之茶，称“奠茶”; 寺院一年一度的挂单，依“戒腊”年限的长短，先后奉茶，称“戒腊茶”;住 持或施主请全寺僧众饮茶称“普茶”。茶会成为佛事活动内容。凡此种种均来 源于坐禅饮茶，目的还是为了帮助禅修，而后相沿成习，潜移默化，成为佛教 丛林的法门规式。百丈禅师有：“吃茶、珍重、歇”三诀，唐皎然饮茶诗有 “三饮便得道”之语，刘珍亮谓饮茶具“十德”，《五灯会元》载有所谓饭后 三碗茶的和尚家风。可见茶在唐代，已为僧伽生活中所不可或缺。以茶敬客， 更是寺院常规。自宋至清，举办茶宴，已成寺院常规活动。如浙江径山寺即有 近千年的茶宴史。藏传佛寺，一般都举行茶会。十九世纪中叶，大喇嘛寺曾举 办过数千喇嘛参加的法会，有时持续数日之久。由此可见茶不但与显教，而且 与密教;不但与汉传佛教，而且与藏传佛教都有密切关系。总之，上说这些都 是坐禅饮茶的茶道，也可说是修如来禅的“坐禅”茶道。
就在坐禅饮茶的茶道盛行之时，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从 印度来到中国首都长安传播密教。密教修的是即身成佛的秘密禅，一切修法都 可说是供养法。而茶成为最佳供品之一，一开始就与密教修供又结下了不解之 缘。大唐历代皇帝赏赐高僧大德，多用茶供。如金刚智忌辰，举行千僧供，玄 宗赐茶一百一十串(唐代系饼茶，故可用线贯串)，以供斋用。大兴善寺文殊 阁上梁，代宗敕赐千僧饭，赏上梁赤钱二百贯，蒸饼二千颗，胡饼二千枚，茶 二百串。惠果大师于贞元六年(760)入宫，于长生殿为国持念七十余日，归时， 每人赐绢三十匹，茶二十串。贞元十四年，惠果入内道场，赐绢一匹，茶十串。 惠果常以所赐之茶换购丹青原料画曼荼罗，可见唐代皇帝即以供养茶赐茶为供 佛施僧的高级礼遇。法门寺地宫供奉物中，有唐代系列茶具一套，系唐僖宗自 用以供佛和大阿贽黎者(僖宗排辈第五，乳名“小五”，茶具墨书有“五”字 略号，是最珍贵的皇室茶具，也是世界上现存唯一最古老的茶具。现存法门寺 博物馆)。日本文献记载，台密宗祖最澄及永忠和尚，遣唐回国，带茶种植于 比?山麓。永忠和尚献茶于嵯峨天皇，天皇称赞并命当地(宇治县等地)普遍 种茶，是为日本最早传茶之记载。奈良宇治所产之宇治茶，至今还为日本茶道 常用之茶。又广东江门传说密宗一行大阿贽黎曾在江门白水暂住，日种山茶， 夜观天象(一行为中国大天文学家)，进士陈吾道建茶庵寺，并为一行塑像立 碑。凡此均可证明茶与密宗的法缘关系。
密教修法，供品很多，六供、八供、十供„„等等。用茶作为供品，则是 中国唐代而且是唐密所创用的。供养有外、内、密、密密四层。例如茶与水：
茶：外层是药料
内层是定中甘露
密层是禅味
密密层是常乐我净
水：外层是水大
内层是甘露
密层是红白菩提 密密层是大悲泪水
又茶有四重隐显：
外：待客之茶
内：谈心之茶
密：结盟之茶
密密：禅密之茶
日本台密六祖智证大师圆珍《行历抄》记其初至长安面见法全(唐密祖师 惠果和尚之法孙)，引至“青龙寺西南角净土院上房，与茶饭吃。”后三日， 圆珍“到青龙寺礼拜和尚，入道场，随喜礼后，便于院中吃茶饭”，由此可见 茶与密寺及密宗行人之关系。法门寺地宫八重宝函中有药师曼荼罗，其药师像 与东密《觉禅钞》心觉的左手持钵右手持锡杖的唐本药师像完全一样，说明地 宫也已用茶供养药师。药师法为中国早期密法，唐代弘扬最盛。尽管显密详略 不同，但传承迄今不绝。药师法是了生脱死，以药物为体、以性空为性来认识 人生而改造人生现前脚下立地起修之大法。药师法的本质就是修药师定。修药 师定，就是教人明于自己色息心之所由具以及如何用此色息心之所具而做顶天 立地之人。亦即教人如何在生活中了生死而又在了生死中生活也。药师定者， 秘密禅之禅定也。它融秘密禅修色之要，会如来禅修息之奥，通祖师禅修心之 妙，以大食法(消化生理)修色，解决食色问题;以安般法(循环生理)修息， 解决呼吸问题;以入寤法(大脑生理)修心，解决睡眠精神问题，实为现前做 人做事之生活禅也。用药师法茶供、茶施、茶会，则是秘密禅茶供之善巧方便 之运用。因为茶禅一味，禅密一体。茶作供品，作空性观，既易悟缘起性空之 理，更显实相不空之法。密教用茶作供，可表如来口、如来味、如来意，这是 修密供茶的茶道，也可说是修秘密禅的“密禅”茶道。
由于人身色息心是一个完全的整体，因此如来禅的坐禅、秘密禅的密禅与 祖师禅的参禅是相互联系，从三个不同的层面而逐渐开显的。所以在坐禅饮茶、 密禅供茶、参禅茶味三者既有彼此相联的共同点，又有先后不同的差别层。修 祖师禅的“茶禅”(即茶禅一味)的茶道是到宋朝禅宗发展过程中最后形成的。 也就是说，茶由禅兴，茶由坐禅饮茶到茶事融入佛事，列进宗门法规，乃至以 茶作为密教供品，用以供佛斋僧。法门寺的茶供养、圆珍的“吃茶饭”，甚至 赵州三呼的“吃茶去”，以茶作为妙传心印的载体，茶修禅修一体，茶味禅味 一味，茶密禅密一体，这就完成了中国佛教三个层面，色息心三法相即、空假 中三谛圆融的中国茶道。也就是坐禅饮茶的茶道、修密供茶的茶道和用茶印心 茶禅一味的茶道。饮茶的茶道，主要是饮茶调息，摄心入定，心息相依，安般 守意，进而止住自心流注，臻于住息息住，心一境性。供茶的茶道，主要供茶 作观，作空性观，周遍明了，入本不生际，乃至离边大中观，常乐我净。印心 的茶道，主要是味茶净心，自心现量，远离四句，甚至念住无念，见本来面目。
“茶禅一味”是由宋朝临济宗大师圆悟克勤提出的，他在湖南夹山寺编著 的《碧岩集》在禅门影响甚大，被韩国称为“天下第一奇书”。他手书“茶禅 一味”四字真诀，由日本留学生辗转传至日本高僧一休宗纯手中，成为日本代 代相传的国宝。日本临济宗荣西禅师遣宋留学回国后，将茶种植于禅寺，并著 《吃茶养生记》。之后大应国师又将中国寺院饮茶方式传至日本。大应之后继 有几位禅僧至中国习茶道并成为茶师。后大德寺一休和尚将茶道之法传弟子珠 光，乃融日本文化之特色，创出富有东瀛风味的日本茶道，成为日本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后千利休改良而普行于民间，称为千家流，倡导“和敬清 寂”的茶道精神，即日本现在的里千家茶道。现在日本茶道已有数流矣。山上 宗二之茶书《山上宗二记》谓“茶道是从禅宗而来的，同时以禅宗为归依。” 泽庵宗彭《茶禅同一味》说：“茶意即禅意，舍禅意即无茶意。不知禅味，亦 即不知茶味。”珠光禅师说：“茶道的根本在于清心，这也是禅道的中心。” “一味清净(清心)，法喜禅悦，赵州知此，陆羽未曾至此。人入茶室，外却 人我之相，内蓄柔和之德，至交接相互间，谨兮敬兮，清兮寂兮，卒以天下 (心国)太平。”传说珠光禅师捧茶拟饮，老师一休举铁如意一声断喝，将其 手中茶碗打得粉碎，珠光猛然有省。一休再问禅意若何，珠光答谓“柳绿花红”， 一休印可。珠光专以茶道保任所得，并最终提出“佛法存于茶汤”的见地。千 利休也在《南方录》中写道：“佛之教即茶之本意。汲水、拾薪、烧水、点茶、 供佛、施人、自啜、插花焚香，皆为习佛修行之行为”，而“茶道之秘事在于 打碎了山水、草木、茶庵、主客、诸具、法则、规矩的，无一物之念的，无事 安心的一片白露地。”这一片白露地，就某些茶道已经明显表露出来的境界， 也还只是浅层次的般若境界，还未臻于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境界，还只是“缘 起性空”的中观见，还不是离边的大中观见。提高来说，这一片白露地，就是 大圆满的如来藏，就是原始觉性、内在光明、本来面目，就是“如来藏中有如 来”的“本始基”，就是法尔清净的“本不生际”，也就是脱离任何边执的 “常乐我净”。这就不是世俗谛中“茶即禅，禅即茶”的“茶禅一味”，而是 胜义谛中无修无证、非茶非禅、非不茶不禅、不可言诠、不可思议的本际明相 的“茶禅”了。入难入之楞伽，住无住之本际，达摩的二入四行，曹溪的一花 五叶;祖师西来意，将心与汝安，欲了此中味，请你“吃茶去”。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艺)。道无器不现，器无道不明，所 以茶道也不完全离开茶艺。中国茶禅文化的影响除传承至日本的茶道外，余波 所及，现在流行于欧美的所谓基督禅、午后茶，韩国的茶礼，台湾的茶馆茶艺， 以及大陆的工夫茶、盖碗茶，形形色色的茶道表演，都只能说是茶艺，而不是 茶道。其根本区别，就在于茶艺，只是在茶的“色、香、味”上做工夫，引发 刺激人们的视觉、嗅觉、味觉等各种感官去享受、品尝、韵味，总使人们跟着 感觉走。高一层的顶多也只是提高到理性意识上去分别、体会、执着某种感觉 提供的思维境界或审美境界而已，并不能使人们真正在心灵上升华到一种体认 事物本来性空的境界。(这里指的是“茶艺”有局限性，而不是说饮茶人的修 养，茶人的修养是不受此限的。此乃另一问题，应行别论。)茶道则是在心灵 上用功，通过茶的物质性功能去作空性观，体认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及其外境对 象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的因缘和合，是虚幻不实，没有独立自主性的实体可得， 没有永恒不变的实物存在，一切享受都只是自我意识的执着和陶醉，根本不认 识自己的心识和外境都是污染了的。茶道就是要你通过茶的实际生活，在心路 的历程中，净治明相，观察自心现量，清除你自己心灵所受的污染，善自心现， 远离尘垢，消除烦恼，还你自心本来清净的现实而已。那时，同样饮茶，同样 “色香味”，搞茶艺的会跟着自己感觉走，而修茶道的，则跟着自己清净的心 灵走。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那才能真正得到茶饮的法乐和法 益哩?
我们不排除茶艺，因为它虽是低层次的，但又是可作修茶道的基础，提高 到茶道上去。愿一切有志“吃茶”之士以及从事茶文化工作的人们，都能来求 索中国的茶道，都能从“茶艺”转升到“茶道”。我相信，中国的佛教茶道， 在世界多元文化相交融的发展过程中，在新千禧新世纪人类面临解决自身建设 问题的机缘中，将会对人类精神文明的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第四篇：中国文化之佛教
中国古代宗教
佛教篇本专题学习的主要内容：熟悉佛教的创立者和佛教的圣迹; 了解佛教在世界传播的路线;熟悉小乘和大乘的区别;熟悉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掌握佛教的教义。
一、佛教的创立者和圣迹传说
(一)佛教的创立者——乔达摩•释达多(公元前565—485)
乔达摩Gautama、悉达多Siddhārtha。生于公元前六世纪，因为他属于释迦Sākya族，人们尊称他为“释迦牟尼”，即“释迦族的圣人”。佛是“佛陀”的简称，是梵语Buddha的音译，“佛陀”的意义是“觉者”或“智者”。释迦成佛时的感叹:“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即得现前。”佛教徒均尊释迦牟尼为本师，而自称为佛陀的弟子。在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公元前273-前232年)统治时期，佛教从恒河中下游地区传播到印度各地。
(二)佛教的圣迹1(尼泊尔蓝毗尼园遗址)
佛教的圣迹2 印度鹿野苑遗址——此为释迦牟尼初转法轮之地。
(三)佛教意象
1、莲花——佛教的象征
根据佛经记载，佛陀降生前夕，其父净饭王宫中出现八种祥瑞：四时花木，悉皆荣茂，池沼突兀盛开大如车盖的奇妙莲花。
佛陀成道后，转法轮时坐的座位叫“莲花座”，相应的坐势叫“莲花坐势”，即两腿交叉，双脚放在相对的大腿上。在佛教典籍中，莲花也经常出现。《妙法莲花经》即以莲花为喻，象征教义的纯洁高雅。汉译佛经里常有“七宝莲花”之称，我国的净土宗也叫“莲宗”。我国的佛教寺庙中，三世佛及菩萨大都是足踏莲花座。
2、菩提树——觉悟之树
菩提树，亦称“觉树”、“道树”，是佛教的圣树。“菩提”一词是梵文 Bodhi 的音译，意为“觉”、“智”、“道”。 菩提树原名“荜钵罗”(Pippala),为常绿乔木。相传悉达多太子出家后，潜心修了六年苦行，有一天在一棵荜钵罗树下打坐，凝神静思，终于豁然开悟，证得菩提果(觉悟)而成佛，因而后人称此树为“菩提树”。 我国傣族地区的人民称菩提树为“吉祥之树”。
3、娑罗树——无忧之树娑罗树(Sāla)又名“无忧树”，是佛教的圣树。据《本生经》上记载说，佛陀的降生和入寂均与娑罗树有关。佛陀的母亲摩耶王后怀孕后，按当地的风俗要回娘家生育，佛陀正是在其母回娘家路上的蓝毗尼园的娑罗树下降生的。而且佛陀也是在娑罗树下圆寂的：据说佛陀传道四十多年，已达八十高龄，他感到自己寿命将尽，在末罗国的拘尸那城的一条河畔的娑罗树林中，选定双树铺设床位，安静地进入涅槃。
4、曼陀罗花——佛教的圣花 娇柔的花朵在绿叶的衬托下悬垂而律动。相传佛祖传法时手拈曼
陀罗花，且漫天下起曼陀罗花雨。《法华经》曰：佛说法时，天雨曼陀罗花。在佛经中，曼陀罗花是适意的意思，就是说，见到它的人都会感到愉悦。它包含着洞察幽明，超然觉悟，幻化无穷的精神。
(四)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
“大乘”是梵文Mahāyāna 的音译，音译为“摩诃衍那”。小乘是梵文Hinahāyāna 的音译，音译为“希那衍那”。“摩诃”是大的意思，“希那”是小的意思。“衍那”为“乘载”(如车、船)或“道路”。公元一世纪左右，印度新出现了一个佛教派别，自称能运载无量众生从生死大河的此岸到达菩提涅槃的彼岸，成就佛果。他们自称为“大乘”，而贬称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为“小乘”。 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区别：
(1)小乘佛教视释伽牟尼为教主;大乘佛教则提倡三世十方有无数佛，并进一步把佛神化。 (2)小乘追求个人自我解脱，即“自觉”，把证得阿罗汉果为最高目标;大乘宣扬大慈大悲， 普渡众生(不仅“自觉”，也能“觉他”)、建立佛国净土作为最高目标。
(3)小乘的主要经典是《阿含经》等;大乘的主要经典有《般若经》、《维摩经》、《法华经》、《华严经》等。
(4)中国北传佛教开始是小乘流行，但后来为大乘所取代。小乘现在主要流行于南亚、东南亚，但自称为“上座部佛教”，不接受“小乘”称号。
中国第一寺——洛阳白马寺 创建于东汉明帝年间(公元68年)，此前一年，明帝刘庄因夜梦金人，遂遣使西域拜求佛法，后汉使及印度高僧以白马驮佛经、佛像抵洛，明帝躬亲迎奉，并建白马寺。被誉为中国佛教“祖庭” 佛教传入中国
中国佛教包含了北传佛教、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三大体系，全面继承了印度佛教。世界上完整的佛教在中国，世界上完整的佛教经典也都在中国。可以说，佛教诞生在印度，发展在中国。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洛阳白马寺 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 云南景洪飞龙白塔寺 佛教初传中国的标志——伊存授经
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向中国博士弟子景卢日授《浮屠经》，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史称这一佛教初传历史标志为“伊存授经”。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译传、创造和融合三个阶段。 (1)译传阶段
两汉之际、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译传阶段。中国先后译出大量的佛教经典，研究佛教的风气成为一时之盛。 其时的慧远和尚(334-416)在南方庐山开始宣传死后转生阿弥陀“净土”(极乐世界)的信仰。 竺道生和尚(355-434)提出“顿悟成佛”的主张。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已在中国扎根并本土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2)创造阶段
隋唐两代是中国佛教的创造阶段和鼎盛时期。中国僧人分别以一定的印度佛教经典为依据，开宗立派，创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贤首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密宗等八个主要宗派。这一时期号称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佛教传入中国 (3)融合阶段
近代宋元明清四朝中国佛教处于融合阶段。佛教在这900年间空前广泛、深入地与中国的文化全面结合。 一方面佛教与儒、道融合，成为“三教合一”历史背景下的佛教。另一方面，佛教借助文学、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形式，成为民间风俗习惯、民族心理与思维，乃至语言素材构成的重要有机成分。 元明清三代，汉地精英佛教停滞衰退，而大众佛教取得长足发展，出现“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局面。这一阶段从教派上说，主要流行禅宗和净土宗，其他各宗逐渐衰落。一方面佛教与儒、道融合，成为“三教合一”历史背景下的佛教。
另一方面，佛教借助文学、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形式，成为民间风俗习惯、民族心理与思维，乃至语言素材构成的重要有机成分。 元明清三代，汉地精英佛教停滞衰退，而大众佛教取得长足发展，出现“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局面。这一阶段从教派上说，主要流行禅宗和净土宗，其他各宗逐渐衰落。 中国主要佛教
1、净土宗
净土宗以口念“南无阿弥陀佛”(NAMOAMITABHA)为修行方式，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其左胁侍为观世音菩萨，右胁侍为大势至菩萨)为宗旨，是最简便的法门，在民间影响最大。
其特点是希望通过诸佛/菩萨的愿力，从这个世界(浊土)死后可以进入诸佛/菩萨所在的净土。因此，净土信仰是佛教中特殊提倡他力的信仰(他信)形态。
2、禅宗
在南北朝时期，印度僧人菩提达摩来到中国创立了禅宗，提倡“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禅宗法门。禅宗认为解脱不在身外，也无须借助经典的指导。解脱之道就在人的内心，只要能够放下执着，放下自我，便是解脱。 五祖弘忍后，其弟子神秀立北宗(不久衰落)。慧能立南宗，后成为禅宗主流。主张“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强调佛性平等、重视人的主体性和自身的发展。禅宗是我国支派最多的佛教宗派，也是中国佛教史上流传最久远、对中国文化思想影响最广泛的宗派。 后来，在修持方面，禅僧又都“禅净双修”，禅宗和净土宗的界限已十分模糊。
(拈花微笑——禅宗的萌芽)
三、佛教的教义
“四谛”是佛教各派共同承认的基础教义。“四谛”所依据的根本原理则是缘起论。所谓“谛”即“真理”的意思。“四谛”亦称“四圣谛”，即苦、集、灭、道。 苦、集二谛说明人生的本质及
其形成的原因;灭、道二谛指明人生解脱的归宿和解脱之路。
(一)苦谛
把社会人生判定为“苦”，无幸福欢乐之可言。人生有“生”、“老”、“病”“死”等多种苦(佛典有四苦、五苦、八苦、九苦等多种分类法)，还有108种烦恼。
(二)集谛
对造成痛苦与烦恼原因的分析，大体可概括为：
1、“五蕴聚合说”
2、“十二因缘说”
3、“业报轮回说”
1、“五蕴聚合”说
佛陀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和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由多种因素集合而成。“有情”(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有情识生物，即众生)则由色、受、想、行、识等五蕴(或“五阴”)组成(其中“色蕴”包括“四大”--风、火、水、土等因素)。 既然“有情”只是“五阴”的聚合，是多种因素的集合体，所以有情自身不是独立永存的实体，没有单独的“自性”(此即所谓“诸法无我”“四大皆空”);且有情和世上万事万物处在无休止的变迁之中(此即所谓“诸行无常”变动不居)。“五阴聚合说”构成了佛教空观的主要内容：无造物主、无我、无常、因果相续。
2、“十二因缘”说
涉历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因果链条。现世的果必然有过去世的因，现世的因必将引出未来世的果。过去的一生行为，决定今世一生的状况;今世一生的行为，决定未来世一生的状况，这就是因果报应。 作为能够导致果报之因的行为，叫作“业”。“业”分身业(行动)、口业(言语)、意业(思想)三类，也就是人的一切身心活动。任何思想行为都会给行为者本人带来相应的后果(报应或业报)。
3、“业报轮回”说
按照善恶罪福的业报法则，有情(众生)流转在“六道”之中，即天道(无界众生)、人道、阿修罗道(一类专与天神战斗的恶魔)、畜牲道、地狱道、饿鬼道，形成六道轮回。 目键连救母→供僧人百味果品以超度(表现孝道)→民间七月半“施孤”节。
(三)灭谛
提出了佛教出世间的最高理想——涅磐。“涅磐”是梵文音译，意译作“灭度”、“圆寂”等。涅磐的根本特点是达到熄灭一切“烦恼”、超越时空、超越生死轮回的境界。
(四)道谛——解脱之路
即通向涅磐之路。主要从身、口、意三个方面规范佛徒的日常思想行为。 再简要一些，又被归纳为 “三学”：戒、定、慧。“戒” 约束佛徒日常生活的纪律。 “戒”因人身份不同而有区别，有三皈(三皈依)、八戒、五戒、十戒、具足戒、菩萨戒等等，后发展成复杂的“律学”。其中“三皈依”——佛(觉而不迷);法(正而不邪);僧(净而不染)。这是“自性三宝”，也是佛法教学的总纲领。“定”(即“禅定”) 佛教的一种修持方法，教外专家称之为佛教气功。是心专注于一境的
心理状态，但不想世间法，只想出世法(是面对世俗的客观而建立迥异于世俗的主观)。 禅定的“境”有级别深浅和宗派法系的不同。禅定的主要目的是发慧(由定生慧)。“慧”(即“般若”) 也是一种心理状态，是证悟出世间法的明察力(能有洞见佛法之力，所见之境确如佛法所讲)，如真正做到见外界实物而以为空，如“见到”佛经所描绘的西方极乐世界景象等等。 有了“慧”才能得度(“波罗密多”)获得解脱，永离苦海。解脱后所得之境为涅磐。“慧”的发生，主要依靠经文和师长的教导，通过禅定沉思而获得。 但后世佛教世俗化的结果，佛徒大都倾向用简便的方法求解脱(如禅宗、净土宗)。 当代中国佛教界将佛教的宗旨归纳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
四、 中国佛教哲学：
(一)佛教哲学的精神
强调破除人们对宇宙一切表层世界或似是而非的知识系统的执着，获得精神上的某种自由、解脱，直悟生命的本性、本真。佛教的返本归极、明心见性、自识本心、见性成佛之论及一整套修行的方法，是要人们寻找心灵的家园，启发一种内在的自觉，培养一种伟大的人格。佛家的成菩萨成佛陀，是一种道德人格的趋向。而且，佛家的诸佛平等境界和与众生一起拯救世界的热 忱，同样是一种宝贵的思想资源。
(二)中国佛教的特质
1、调和性：体现在对佛教外部不同思想、观点的妥协、依从、吸收上。
2、融摄性：指中国佛教统摄内部种类经典和各学派学说。如“禅净双修”。
3、简易性：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简化了教义和修行方法。如禅宗的简易性体现在“见性成佛”、“顿悟成佛”的主张上;净土宗的简易法门是“称名成佛”等。
五、佛教的经典和标记
(一)大乘和小乘佛教的经典，包括：
经藏(释迎牟尼说法的言论汇集)，律藏(佛教戒律和规章制度的汇集)，论藏(释迎牟尼后来大弟子对其理论、思想的阐述汇集)， 故称三藏经，或称“大藏经”。 佛教的经典和标记，佛教的旗帜或佛像的胸间，往往有“卍”的标记。这标记武则天将其定音为“万”;意为太阳光芒四射或燃烧的火。后来作为佛教吉祥的标记，以表示吉祥万德。“卍”形符号的写法历来有左向的 “卍”和右向的“卐”两种。唐·慧琳《一切经音义》提出，应以“卍”为准。 佛教的标志也往往以法轮表示。认为佛之法论如车轮辗转可摧破众生烦恼。
六、佛教的常用的称谓
1、一般有“四众弟子”、“出家四众”之称。
比丘、比丘尼为出家男女二众; 优婆塞、优婆夷为在家男女二众，合称为“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沙弥(俗称小和尚)、沙弥尼(俗称小尼姑)，即为“出家四众”。佛教的常用的称谓
2、对较高水平的僧人，则根据具体情况称：
“法师”(通晓佛法僧人);“经师”(通晓经藏或善于诵读经文的僧人); “论师”(精通论藏的僧人);“律师”(通晓律藏的僧人);“三藏法师”(精通经、律、论三藏的僧人);“大师”，一般用以尊称著名僧人;“高僧”，对德行高的僧人的尊称。佛教的常用的称谓
3、还有以职务相称
如住持(方丈)、监院(当家和尚)等。 现在一般称和尚为师父，称尼姑为师太。
七、佛教寺院的总体布局
佛寺殿堂的配置大致是：以南北为中轴线，自南往北，依次为：山门、天王殿、钟鼓楼、大雄宝殿、法堂、藏经楼和方丈室，称为“伽蓝七殿”。中国佛寺建筑原与印度相同，没有殿堂，建塔为藏舍利。在早期，为表示敬重，塔位于寺的中央，作为寺的主体，四周围建以僧房。后来佛像供奉于殿堂，殿堂与塔并重，塔一般仍在殿堂之前。 唐宋时期，禅宗已不再风行建塔，佛寺发展以殿堂为主的布局。 佛教寺院的总体布局
(一)山门(或三门)
因为寺院大多居于山林之处，故又称山门殿。现已成为专门名词，即使在平原也称山门。因有空门(中)、无相门(东)、无作门(西)，象征“三解脱”，所以又称“三门”。
(二)钟楼
位于天王殿左(东)前侧，悬有洪钟。有的寺院钟下供奉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或称地藏王菩萨，曾音译为“乞叉底蘗沙”。因其“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秘藏”，故名地藏。为佛教四大菩萨之一，与观音、文殊、普贤一起，深受世人敬仰。 地藏菩萨是大乘佛教的学者，他的事迹很多，在《地藏菩萨本愿经》有详细记载。地藏菩萨济世度人的精神，正是佛教“己未度，先度人”的精神。
(三)鼓楼
位于天王殿有(西)前侧，置有大鼓。有的寺院供有伽蓝神关羽。《法苑珠林》卷五二：“护法伽蓝神斯有十八神，”其中没有关羽的记载。近世以来，中国佛教界则以关帝为伽蓝神，关帝遂成为唯一的中国伽蓝神。
(四)天王殿
正中供奉大肚弥勒，两侧供奉四大天王，其背后供韦驮护法。
(五)大雄宝殿
为佛寺正殿，又称“大殿”。大雄宝殿是整座寺院的核心建筑，也是僧众朝暮集中修持的地方。大雄宝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像。“大雄”是佛的德号。大者，是包含万有的意思;雄者，是摄伏群魔的意思。因为释迦牟尼佛具足圆觉智慧，能雄镇大千世界，因此佛弟子尊称他为大雄。宝殿的“宝”，是指佛、法、僧三宝。 大殿有供奉一佛、三佛等情况。以三佛同殿居多。 供一佛常见的为“释家三尊”或释迦及其两大弟子迦叶、阿难。 供三佛多为琉璃光药师佛、婆娑世界释迦牟尼佛和西方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大雄宝殿平面图及其造像意义
佛门里面的建筑也是表示法的。大雄宝殿从外面看是宫殿式两层，从里面看是一层。两层表示佛家的术语“真谛”和“俗谛”(即出世间法和世间法)。两层里面是一层，表示世间法和出世间法是一不是二：迷了就是二，悟了原来是一。即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六)法堂(亦称讲堂)
一般在大殿之后。是演说佛法皈戒集会之处。法堂内除一般性安置佛像外，另设法座、讲台、钟鼓。
(七)方丈室
佛寺住持(方丈)居住、说法与接客之处，有的叫华林丈室(净土宗佛寺)，有的叫般若丈室(禅宗寺院)。
(八)藏经楼
盛放佛教经典之处。
八、佛寺的由来
佛教寺院，是指安置佛像、经卷，且供僧众居住以便修行、弘法的场所。 佛教寺院最早出现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寺”随之而出现。寺，在中国原来就是汉代官署的名称。据《汉书·元帝纪》注云：“凡府廷所在，皆谓之寺。” 公元一世纪东汉明帝时，西域高僧迦摄摩腾和竺法兰应请来到洛阳，最初是住在中国专门接待外国使节和贵宾的官署“鸿胪寺”“院”则本是周围有垣之意，引申为周围有垣或有回廊的建筑物，亦指官舍。至于将佛教建筑称为‘院’，则始自唐代在大慈恩寺所建的翻经院。至宋代，官立的大寺亦多称院。如禅寺也叫禅院。 自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以孔子庙为大成殿，于是佛寺建筑除堂寮之外，其主体部分也称为殿，如大雄宝殿)。
九、中国佛寺建筑的文化特征
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把佛寺与官府、宅邸、祠堂混同起来。这是因为在建筑格局上，支配中国人的是根深蒂固的阴阳宇宙观和崇尚对称的审美心理。 在这种文化心理的指导下，必然会产生一种建筑模式，而模式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不仅宫殿官邸如是，祠堂民居如是，寺院道观也如是。 所以中国佛寺一开始就融合了中国固有庙堂建筑的特点，依然是平面方形，对称稳重，南北中轴线布局，构成整饰严谨，气势磅礴的建筑群体。
十、佛寺内殿堂佛像及学佛的目的：
中国自白马寺建立后，各地纷纷建立佛寺。佛教建寺的真正目的：一是为了安众修持;二是为了弘法度众;三是为了传承文化。对一般人来说，佛教寺院是烧香拜佛的地方。对佛教徒来说，这里是供养“三宝”(佛、法、僧)的地方，是做佛事活动的场所。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学习佛教的目的在于：不忘“自性三宝”——觉、正、净。就是要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学会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明白人
第五篇：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我奶奶是一个佛教徒，虽然没有像庙里的和尚和尼姑一样受戒出家，但一直以佛教的思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我从小就跟着奶奶生活，所以也受到一些佛教思想的熏陶。对多数没有佛教信仰或不曾接触过佛教的人来说，佛教似乎离我们的生活非常遥远。但事实上佛教的智慧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有人会认为佛教的思想就是迷信，其实不然，佛教的理论都是一些高深的哲理，教会我们如何去对待周围的人和世界万物。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最宝贵的文化财富，它正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净化人们智慧，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假如佛法得以弘扬，这个世界的纷争就会少很多。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
五、六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教在向印度各地和亚洲一些国家的传播过程中不断壮大发展。约在东汉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国，不断融入中国本土文化，与儒、道两家思想汇合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主体，中国逐渐成为了世界大乘佛教的中心。自从汉明帝谴使西迎、白马驮经东来，佛教传入中国已经两千多年了。两千年来的佛陀智慧明灯，伴随着无常苦空无我，经历了各代王朝的兴衰成败，启迪了多少圣哲先贤的思想，演绎了无数英雄志士的伟业，照亮了芸芸众生的道路，也正在今天的中国得到广泛弘传，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的基本教义，主要是：缘起、法印、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因果业报、三界六道、三十七道品、涅盘，以及自成一体的密宗法义等。从某种意义上，佛教教义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关于因果与修行的理论方面的，这是佛教教义的实践方面、宗教方面、道德说教方面。佛教的善恶因果观与修行法门，既与其它一切宗教、道德说教有共通之处，又自有其殊胜之处。二是关于生命和宇宙的真相方面的，这是佛教教义的理论方面、哲学方面、辩证思维方面。佛教关于生命和宇宙的真相的理论，是建立在佛教修行(主要是禅悟)基础上的成果。当然，从具体内容上看，这两大方面是不可能截然分割开来的。
在中国文化史上，虽在春秋时期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盛况。但汉魏之后，真正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的，乃儒、释、道三家。儒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自不用多说，道家在民间的影响也是十分广泛的，不过始终有点迷信的感觉。而佛教在中国经过两千年的传播，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是哲学，佛教渊源于宗教和哲学特别发达的印度，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纵观中国哲学史，佛教始终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佛教对中国文学影响也十分广泛。佛经浩如烟海，仅《大正藏》便收录了一万多卷经文。佛教中的许多经典，如教界广为流传的《金刚经》、《维摩经》、《法华经》，即使单是从文学角度来看，也足以是传世力作。此外，还有部分作品直接取材于佛教或相关内容，如《西游记》便是以唐僧(玄奘三藏)西去印度取经的经历为题材。而《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等笔记小说，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至于名著《红楼梦》中，则为读者展现了许多极富禅意的诗作。如果对佛教一无所知的话，势必无法正确解读这些作品。
佛教对艺术创作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的。佛教的传入和佛教造像的盛行，极大促进了中国雕塑、建筑、绘画艺术的发展。其中，尤以雕塑领域更为突出。存世作品中，佛教造像不仅数量众多，更有着令世人瞩目的艺术价值。而存世的古建筑中，也有相当部分是寺庙建筑。如现存最早的两座唐代古建，均为佛寺殿堂，即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大殿。至于古塔，基本都是佛教建筑。中国的绘画、书法作品，同样离不开佛教题材。山水画中，有古寺梵刹、阿兰若处;人物画中，则有诸佛菩萨、金刚罗汉、高僧大德。而各个朝代抄写的经书，则在弘扬佛法的同时，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的古代书法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不仅直接以佛教相关题材乃至佛教经文为创作内容，更蕴涵着佛法的境界和精神。
除了对艺术领域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也走入了寻常百姓家。极盛之时，普及至“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于是乎，佛菩萨圣诞等宗教节日也逐渐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民俗节日。其中，尤以腊八节和盂兰盆会的影响为最。国人有很强的孝道观念，但这种孝是建立于伦理纲常之上，而佛教所提倡的孝亲则着重于报恩，可以说是更究竟的尽孝方式。
此外，国人的很多道德观念也深受佛教影响，如因果报应的观念等等。维系社会安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法律，一是通过道德。在世界各民族中，宗教都是道德建立的基石，以此维系人类社会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在阿拉伯国家，依伊斯兰教建立其道德基础;欧美国家，依基督教建立其道德基础;亚洲国家，则依儒教、佛教建立其道德基础。
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佛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的交互影响，推动了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佛学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它以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给予中国传统社会民众精神生活以新的启发。我相信在未来的社会里，佛教文化必能一如既往，与先进文化相结合，开出更加绚丽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