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第一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合法性危机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张志成

一、何谓合法性问题?

在政治思想史上，合法性一直是以政治哲学的形式出现的。所谓合法性，也就是是对被统治者和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实质上，合法性就是正当性[2].从法律上讲，合理性主要是指正当性说明。指论者要有足够的理由说明听者，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并为对方接受[3].

从历史上看，论说统治合法性的政治哲学大体经历了从神到人的发展过程。简单而言，在中国古代，商周时期是以“上帝”和祖先崇拜来为统治进行合法性说明的，而由于君主专制的统治形态所必然具有的弊端，孔子创造了以伦理为中心的政治哲学，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仁政”为两端，形成了“道统”和“君统”互相制约的统治合理化论说体系[4].而近代，随着西学东渐，更主要的由于“人”的意识的觉醒和个人利益的发达，合理化论说体系从“神”到“君”进而转变为以“人”为基础。随之而来的，政治运作的表现形式就是从“君主”转变为“民主”。但是，以欧美国家为榜样的所谓“民主”的政治体系面临着体制上的实质缺陷的困扰，这两个实质缺陷之一就是马克思所发现并论证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资本掠夺超额利润所必须的剥削，包括对本国人民的剥削和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和掠夺。这两个实质缺陷在近代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也导致了“民主”合理性在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彻底破产。其表现形式就是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在中国，历史就表现为：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争取“民主”-推翻“旧民主”(资本主义)争取“新民主”(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革命胜利、获得执政地位。

后工业时代，在以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为合法性论说、以资本主义和财产私有为经济模式的国家，随着民主的日益技巧化以及操控信息的技术日益成熟，加之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蜕化，更重要的由于其经济

和社会生活中面临的大量“民主”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以及“民主”和“自由”所直接导致的问题的泛滥，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民主主义的政治运作合法性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其合法性论说的辩护能力日益下降。有学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开始，世界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1929年到1933年，爆发了席卷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社会初期自由放任式管理模式遭到怀疑，[5]”旧的否认资本主义存在危机的传统理论开始失效，资本主义制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6].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下的政府也出现了合法性危机的问题。正是针对这样的危机，哈贝马斯提出了自己的关于合法性问题的论说。

二、哈贝马斯的合法性论说

哈贝马斯认为[7]：所谓合法性问题，也就是一个政治制度，一个政权的威严和权威能否得到人们信任和承认的问题。[8]他同时认为，

一、后工业社会完全有能力采取措施，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干扰和不符合人们意愿的副作用就会减少，并且不一定能够转化为合法性的丧失。因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把社会中发生的利害冲突限制在个人的范围内，使之不能形成阶级的利害冲突[9].二、他强调人们行为的协调应以共同的规范为基础，而共同的规范是由人的统一认识促成的。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对话[10].其前提是：同行为规范联系在一起的公认的要求只能是用目的在于取得共识的辩护来实现[11].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是基于其对“晚期”资本主义的诸多现象的认识而提出的。例如，他提出有关危机的现象包括：生态的平衡、人类学的平衡和国际的平衡[12].同时，他也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飞速发展，使这个世界性的社会制度面临着一些问题;(但是，)不能把这些问题理解成为这个制度所特有的危机现象。

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人和制度互动的过程，关于这一点，哈贝马斯指出：社会本身不能单独实现进化，只有当它和行为主体结合在一起时，才能构成一个有进化能力的系统;一个社会，只有在吸取了社会

化的行为主体的学习能力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新的结构，从而使它的控制能力和调节能力达到一个新的水平[13].他认为马克思仅仅看到了生产领域，而没有人的交往行为和社会同一性的形成对社会进化的作用。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巨擘，作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演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角色，哈贝马斯既看到了所谓“晚期”资本主义存在的合法化危机，又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式解释社会进化和发展背后的原因，提出了危机论，并以合法性论说的方式试图解决这样的危机，进而试图在渐进式的更新的前提下，以哈贝马斯式的“互相理解”[14]的“民主”来实现社会稳定。总体而言，哈贝马斯的理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马克思的分析方法，甚至对马克思的社会学方法还有较大发展，强调人与人之间客观联系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但是，他也不讳言其理论的辩护性基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核心形成的，而这个制度的核心，(是)确定社会一体化的既定形式。”[15]

尽管哈贝马斯的思想是建立在保留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的，但是，其思想仍然具有十分可观的借鉴价值。尤其重要的是，哈贝马斯通过“互相理解”的方式提出的新型民主思想。传统上，社会契约论、代议制民主和权利限制作为经典的资本主义社会组织方式，具有难以辩驳的“辩护水平”。尽管早至卢梭就曾提出：真正的民主从来没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但是，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初期阶段，生产资料的小规模个人占有的经济关系和法律绝对保护私有财产的社会制度使改造传统的民主方式的任务并不紧迫。但是，随着跨国公司等法律、经济和文化巨人的出现，个人的意志和政治参与程度及效果受到极大的压迫，传统上的自由主义下的代议制民主遇到了一定的危机。哈贝马斯关于合法性问题的思路同时提供了以辩护水平为尺度的社会弥合的解释性手段，同时他的思想也不仅仅停留在“辩护”上，而是将合法性的辩护与解决性手段相结合，以解释来促进解决，这就“弥补”了马克思从社会更替的革命角度看待问题而提出的单一的“解决”性的手段，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引进了人与社会的互动，克服了马克思“技术至上”论对人和社会互动的忽视。

三、社会主义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从前文可以看出，对于政治架构和运作的合法性论说对于政治权利是极为重要的。正如学者所说：“不论是哪种形式的统治，统治者命令能否被服从的命运都取决于是否建立并培养了被统治者对统治的普遍信仰。只有被人们认为是具有某种正当性理由的命令，才会获得被统治者的追随，从而具有合法性。”[16]历史和现实也都表明了这一点。可以说，社会主义的政治也无法回避合法性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于2004年9月19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一文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得出了如下结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同时，中共中央认为，在当前的历史时期，“各种思想文化互相激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我们仍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一决定既承认了党也存在执政合法性问题，也指出了执政合法性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说，这一决定是对合法性问题的承认和思考。那么，社会主义政治的合法性来源是什么?合法性危机的实质又是什么?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所谓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一样，其基础都是“一种对规范的规则模式‘合乎法律’以及根据这些规则有权发布命令的那些人的权利的确信”[16]，是指对一种现存统治秩序的信仰，以及由这种信仰指导下的对命令的自觉服从。也就是说，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和在这种信仰下对政治运作的自觉服从同样应该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合法性首先来源于资本主义自身危机。在资本主义不能克服其本身客观存在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前提下，按照矛盾的观点，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并且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资本主义本身必然会有“新”的、反映其危机的思潮和社会运动。这一思潮和社会运动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在经历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思潮的科学化、系统化总结之后，社会主义本身成为一种信仰，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

分析社会主义运动的合法性内涵，我们必须对资本主义危机进行具体分析。简单地讲，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合法性恰恰来自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自身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身就应该是社会主义合法性基础。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危机主要是经济危机。正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也正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必然，也是社会主义本身成为合理。恩格斯认为：“从本世纪初以来，工业经常在繁荣时期和危机时期之间波动。这样的危机几乎定期地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每一次它都给工人带来极度的贫困，激起普遍的革命热情，给整个现存制度造成极大的危险。”[17]而所谓“革命”，在哈贝马斯那里就是“利害冲突”没有“限制在个人的范围内”，而是形成了“阶级的利害冲突”[18]的外在表现，也就是“合法性”遭到危机的最直接表现。

资本主义的危机也是政治危机。在原始资本主义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导致的无产者的贫困和经济权利的丧失，使无产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权利”丧失了实质意义。因此，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19]，以替代破产了的资产阶级民主。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20]从国际关系而言，由于争夺资源和“夺取新的市场”[21]的斗争，使资本主义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时激化，资本主义在既定的文化范畴内的意识形态上的破产就成为必然。在中国历史上，这一过程就表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五四”运动。“五四”之后，共产主义学说逐步成为中国革命者中占据主流的流派，与这一客观矛盾的存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事实上，社会主义合法性的现实基础乃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以及无产阶级民主权利的丧失，意识形态基础乃是马克思主义对这样的经济危机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构造。

四、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合法性矛盾、融合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从马恩时代以来，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和其他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冲击，其变化是显著的。目前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是基本稳定的，社会危机还不突出。而社会主义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到目前，也经历了深刻变革。但是，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统治”，都存在“合法性”问题。它们之间的“合法性”问题既有客观必然的矛盾，也有相似之处。

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能够有效地解决经济增长问题[22].但是，他同时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的市场的功能除了日益严重的问题，行政系统无法完成从经济系统那里接受来的控制性任务，于是，合法性的系统无法维持它要求的群众表现的那种忠诚水平[23].简而言之，也就是说，哈贝马斯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能够保证经济的增长(但他也认为财富无法无尽增长)，但是，政治当局无法解决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问题，因此，“生活领域”会发生混乱，进而导致“群众”对政治当局的认可程度、忠诚度的降低。进而，合法性就会出现危机。

邓小平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显然，社会主义的执政党同样必须解决经济持续增长和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中控制经济的政治任务，只有这样，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才能和谐发展，使合法性得到加强，并进一步促进政治当局(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增强，提高其控制能力，使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可能。《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扭住经济发展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表明，无论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和控制市场经济的能力是政治当局的合法性的基础。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首先，对于“晚期资本主义”而言，市场经济制度已经是一个事实，而对于中国社会主义而言，建设并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仍是一个时期的任务。其次，合法性的核心不仅仅在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而是在于政治当局控制经济系统，并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导致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出现的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而言，经济发展本身只能是社会目标之一，而社会目标和人的发展目标不容须瞬忽视，否则，最终不仅会使社会主义丧失制度优势，而且会随着合法性、忠诚度的降低而丧失对经济系统的控制能力，使经济运行失去可控性。

哈贝马斯认为，行政计划需要拥有合法的权利[24].日益增长的合法性需要，“今天必须用(建立在普选权基础上的)政治民主手段使其得到满足。但是，形式民主的手段费用巨大。”“(国家)必须考虑到居民的普遍利益，并把这种利益维持在必要的程度上，以免使群众对国家的忠诚降低到引起冲突，使国家失去合法性。”哈贝马斯一方面指出了利益妥协需要一种政治民主手段，但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形式民主”的困境-花费过大。他还指出了一种意见，那就是说，“国家可以随着使行政系统不依赖于合法的意志形成来摆脱合法性问题。”通过富有“表现力”的符号和象征同行政管理的工具性的功能的分离，来为国家避开合法性问题服务[25].其实，这样的观点就是使民主“形式化”，抛开民主的实质性的“决定”价值，而使行政系统的决定技术上合法化、“自我”合法化。哈贝马斯并没有指出合法性需求、利益妥协和分界以及花费巨大的形式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缓解。

同样，《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段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如果我们把人民当家作主理解为民主的实质决定作用，依法治国的“法”理解为利益的妥协和分界，那么，社会主义的中国同样面临这如哈贝马斯所言的实现民主的巨大成本问题、民主对利益分解的实质性决定价值问题两大历史性课题。而在民主实质性决定的问题上，不仅仅存在效率这一客观障碍，也存在国家间竞争这一影响利益分界的重要变量如何进入民主决定系统的问题。另外，尽管我们可以引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这样的技术性决定系统，但是，“技术性”的决定和貌似价值中立的行政系统“输出”的决定是有助于还是有损于政治当局的“合法性”地位最终也必须经过群众的合法性意识衡量，而没有体现“合法性意识”价值手段的技术性决策系统事实上是无法衡量合法性的，其实质必然也是有损于合法性和民主的实质决定价值的。

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关于合法性获得的建构。群众的合法性意识与政治当局的合法性建构是一对有着内在结构性矛盾的概念。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的获得，本身就是破坏性的，如果获得合法性的方法被看穿的话。有人试图通过有目的操控手段来弥补合法性的亏空;这种尝试在系统上的局限性就在于行政活

动和文化系统这两个领域间的结构差别。”[26]他更进一步指出，“国家不能简单地掌管文化系统;国家领域的扩张，致使文化的确信无疑状况发生了问题。”意义“成了一种能源匮乏，而且将越来越匮乏。”简单讲，也就是说，文化系统本身是生成合法性意识的基础之一[27]，合法性的存在是基于合法性意识的自我生成和主动衡量，一旦合法性意识到其生成和衡量是由政治当局所操控，那么合法性意识就会发生变化，就会基于其“自觉”后的意识重新对合法性进行衡量。一旦合法性意识中的“意义”失去自主性，群众就会用“价值”来衡量“合法性”，而和“意义”不同，国家所能提供的“价值”的合法性论说是有限的，因此，容易孳生合法性危机。

相比较而言，《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牢牢把握舆论导向，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优先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如前所述，社会主义的合法性资源的重要来源是其对社会的自觉意识和科学规律的把握，因此，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建设、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修正来提供社会主义的合法性资源是必须的。但是，合法性建设的重要问题乃是如何提供“意义”资源。政治当局和行政系统直接操控文化系统会使合法性意识处于不断“反省”和“自觉”的过程，使合法性意识的形成背离其“自生”和“自觉”的客观规律，不仅不利于合法性问题的解决，而且会使社会丧失“意义”资源，而以“价值”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尺度。而由于价值的方向性，个人、团体、国家对于同一决定的价值衡量必然是不一致的，因此，最终往往导致社会分裂。

总之，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建构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总体而言，其合法性理论以社会弥合为目的，提出并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所导致的合法性危机，并从政治、文化和经济等方面提出了社会利益妥协和分界以及合法性意识建设的问题，对于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维持政治当局的合法性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来讲，同样需要考虑的是党的执政、民主、效率、利益妥协和分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合法性之间的紧密关系等重要社会分裂和弥合的变量。你好，谢谢你看这个资料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提升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互动发展

——以上海为例

一个党、一个政府执政能力的高低最终要靠社会的和谐程度来检验。在长期处于执政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检验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主要是看党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能力的高低。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同时也明确提出，作为执政党，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在当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提升，不仅关系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全面小康的历史任务的成败，甚至是关系到党能不能长期执政的重大问题。深入探讨党的执政能力与和谐社会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寻求和达成二者之间的互动发展，对于推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和谐社会的发展，具都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关联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战略目标。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是党在我国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针对当前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发展而确定的重大战略任务。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多年发展，我国整体达到小康水平，但也积累了一系列问题，影响了社会的整体和谐。一是地区和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等日益扩大，社会成员贫富差距也趋于扩大。二是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突出，问题错综复杂。三是社会就业压力增加。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国企改革、产业升级产生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农村还有大量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四是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人口之间的关系还不协调。五是社会管理体制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和谐社会与小康社会在提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小康社会更多的是从经济的角度对社会发展水平进行衡量的一个标准;而和谐社会则主要是对社会的整体角度对社会的评价。建设小康社会把 1

蛋糕做大，为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和谐社会则以公平正义的原则，“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利益”问题，“公平正义”问题，是一切和谐问题最核心的焦点。只有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不断增加和谐因素，才能促使全面小康的目标在和谐的状态中实现。构建和谐社会并不是放弃全面小康社会而另搞一套，而是为了切实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而提出的战略举措。和谐社会建设又为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提供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以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创造条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多种目标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

2、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重要保证。

只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才能使我们的政策更能体现时代的要求，才能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的支持，也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包含着许多方面的内容，党的十六大概括了最基本的五个方面，即科学判断形势、驾驭市场经济、应对复杂局面、依法执政及总揽全局的能力。这是从党的整体的高度进行的概括，作为党员群众、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具备这五种最基本的能力，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是无法想象的。如果不能科学地判断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不能科学的判断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等形势，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如果缺乏对市场经济及其基本规律的把握，不能有效地驾驭市场经济，就会在经济建设和国际经济交往中处于不利地位;在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今天，如果缺乏对复杂局面的深刻认识，就会对社会的稳定、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不良影响。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中暴露了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应对复杂能力的不足。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就必须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党的执政活动也要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作为执政党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出发考虑和处理问题，“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凡事从全局出发，处理好不同区域、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

如果党的执政能力提升不能跟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就不能真正发挥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领导地位，不能有效地管理各项社会公共事务，就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落实好。因此，作为执政党，不仅要有执政为民的理念，还要有把执政为民的理念落实好、落实到位的能力作为保证。

3、实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两者的双向互动是可能的、必要的。

通过和谐社会的构建可以提高党执政的有效性，强化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也有助于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政治学概念的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

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合法性的本质是民众的政治认同，这种认同一方面可以有效减少民众对党的政策的或明或暗的抵制，还可以大大增强党的政治动员能力;另一方面在党出现失误和挫折的时候，民众予以宽容和谅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困奋斗建立了新中国，从而取得了执政的历史合法性。但是，党的执政合法性不是静态的、永久不变的。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不仅要有历史合法性，还应当有更加坚实的现实合法性基础。经济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党的合法性资源的增强，如果各阶层受益程度不均，贫富分化加剧，严重时甚至会导致执政合法性危机。近来突尼斯、利比亚发生的政局动荡也说明了这一点。而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实际上与我们党长期以来坚持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是密切相关的。因此，社会主义要想巩固，党要继续长期执政，就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推动社会的公平正义，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在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执政能力的不断提升，也能更加有效地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执政能力的实质和关键是执政为民，要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解决好人民群众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随着党的执政能力提升，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形势、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应对各种可能的问题和挑战，协调好社会各方面、各阶层的利益关系，从而更有效地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社会无论处于现代化发展阶段还是其它状态中，执政为民应是我们在各个阶段共同的历史使命。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还在于要与时俱进地出台能保障民生、覆盖弱势群体的制度，能让制度解决社会在进步中凸显的矛盾，这样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构建和谐社会。

二、党的执政能力提升推动和谐社会发展及其成果——以上海为例

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一个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社会。在和谐社会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即在社会公共资源、财富的分配中体现公平、公正。而在当前，党的执政能力不仅要体现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上，更应体现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上。

上海在改革开放实践的进程中，始终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的能力提升作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把解决老百姓的就业、住房、出行、医疗、教育等民生问题的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提升的重中之重。

1、促进就业，帮扶社会弱势群体。建立促进就业的政府责任体系，增加就业岗位和控制城镇登记失业率。经过多年努力，成效显著。“十一五”期间城镇登记失业率始终控制在

4.5%以内。平均每年新增就业岗位超过60万个。2011年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坚持鼓

励创业带动就业，创新小额贷款模式、完善房租补贴政策，帮助1万人成功创业”，有效解决创业者在资金、场地、能力等方面瓶颈。实行就业补贴，对大龄协保和失业人员凡实现市场化就业和灵活就业的，给予相当于月最低工资一半的就业补贴。通过这项政策，不少大龄协保和失业人员积极寻找工作或自谋职业，尽快实现就业。加强职业培训，对失业人员给予培训费100%补贴，对在职人员和大专院校即将毕业学生参加技能培训给予培训费50%补贴。平均每年培训在20万人以上，培训后就业率近60%。

2、推动居住正义与社会和谐建设

努力解决好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保障居者有其屋。政府部门统筹各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的调剂，拿出资金和相应的土地，建设保障性住房工程。《上海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试行办法》明确规定：“区(县)每年度配建的经济适用住房面积，原则上不低于该行政区域内商品住宅建设项目开发建设住宅总面积的5%。”按照市政府的规划，5年内建30万套2000万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上海今后5年新增保障性住房100万套，保障性住房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不低于住房用地供应总量的70%。廉租房方面，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11月底，上海廉租房的受益家庭累计已达6.15万户，比2006年同期增长超过1.8倍。目前，上海廉租房政策的覆盖面，已从“低保”住房困难家庭扩展到低收入(“低收入”标准约为“低保”标准的2.2倍)住房困难家庭。并将逐步放宽廉租住房准入标准，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要做到“应保尽保”，并努力提高实物配租比例。公共租赁住房方面今年将启动的项目选址，主要在中外环间交通便利、配套健全、中小户型住房租赁需求比较突出的区域，且供应对象不限户籍。

加快旧区改造，不断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从1991至2008年底，上海旧区改造经过了上世纪90年代的“365改造”(365万危棚简屋改造)“十五”的新一轮改造、“十一五”成片两级旧里改造这三个阶段。整个中心城区和郊区部分地区共拆除危旧房屋7000多万平方米，改善了约120万户家庭的住房条件。上海的旧区改造概括起来就是“拆、改、留”三种方式。拆就是对功能不全的棚户区拆除改造。改就是对一些功能不全的房屋进行改善性改造，比如现在的“平改坡”和成套改造。留就是对一些历史建筑进行保留性改造。通过大规模的旧区改造，住房条件大大改善。据统计，2009年年末，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4平方米。

3、推动交通正义与和谐社会建设

上海把扶持公交优先建设作为体现交通正义，推动社会和谐的重要环节。一是真正实行了公交优先、复合式的交通网络方便人们出行。目前，上海已经基本形成以轨道交通为骨干、

地面公交为基础、出租汽车为补充、交通枢纽为衔接的一体化公共交通体系。上海轨道交通达到440公里以上，中心城区市民出门500米就可以到达轨道站点。按照规划，上海最终的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突破1000公里。为方便市民乘车，轨道交通在全网络实现“一卡通”和“一票通”。在地铁一号线至5号线沿线的81个轨道交通车站周边，做到了至少有1条以上的主要公交线路的末班车与轨道交通末班车衔接，等待最后一班地铁的乘客。上海的公交专用道达到300公里。作为后世博进一步推进公交优先的举措之一，最近有关方面正在进行公交信号灯优先放行的研究，通过路口信号灯绿灯延时或提前将红灯变绿灯，提高公交车通过路口的速度，以吸引更多市民乘公交，提高上下班准点率。政府推出免费公共自行车解决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最早试点的闵行区目前已经投放自行车2万多辆，建设租赁点556个，运行良好。宝山等区也启动了免费公共自行车的试点。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对交通正义的重塑。

根据上海建设交通“十二五”规划，中心城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比例达到50%，其中轨道交通占50%以上。再建成轨道交通和城际铁路约200公里，轨道交通运营线路长度达到650公里左右，实现“区区通轨交”(除崇明县外)。再建成高速公路和快速道路约200公里，全市高速公路和快速道路总里程接近1200公里。到2015年，基本形成“

45、60、90”的通行格局，即中心城内出行平均时间不超过45分钟，郊区新城到市中心区出行平均时间不超过60分钟，上海到长三角核心地区主要城市出行平均时间不超过90分钟。公共交通网的建设，体现了对每一个人的关心，尤其是对普通市民、弱势群体的关心。

4、推动教育、医疗公平，加大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的保障力度

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上公平体现在教育文化资源空间配置问题上，上海市通过开设分院以及重点校合并一般校及教师流动制，上海推进了普教、小教、幼教资源的逐步均衡化。上海在保障非本地户籍人口适龄子女求学方面，通过优先安排进入公办学校就读、政府向民办学校购买学位等方式，至2010年秋季开学，共有47.05万名农民工同住子女在沪接受义务教育。“十二五”期间，上海将以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为基数，并考虑各学段生源波动特点，形成合理配置义务教育资源的机制。这意味着上海的义务教育将保障所有常住人口适龄子女的基础教育需求作为发展目标。

上海市为在优化优质医疗资源，启动了旨在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全覆盖的 “5+3+1”工程，开展了郊区三级医院的建设。上海目标是打造成“1560”就医圈，即中心城区的居民步行15分钟到达医疗机构，郊区居民在60分钟内就可到达三级医院。目前已经率先实现了“1560”计划的“15”的目标。为进一步提高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水平，自2011年4月

1日起，上海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最高支付限额(简称“封顶线”)从7万元提高到28万元，“封顶线”以上的医疗费用，由地方附加医疗保险基金支付80%。

此外，从城市管理中大联动、网格化，到最低工资标准的不断调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逐年提高，稳定居民菜篮子价格的努力，有效应对食盐抢购稳定市场等一系列事件，都体现了执政能力的提升，也使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和谐。

和谐社会建设中党的执政能力提升要实现的两个根本性的转变。一是实现了从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力提升到推动社会整体和谐发展能力的转变。从上海的发展的实践中不难看出，在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的情况下，如果仍然单纯强调经济的高速发展，只关注经济发展水平，就无法更好地推动社会的持续发展，最终也会影响经济发展。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整体发展。提高党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能力已经成为当前执政能力建设中最为紧迫、最为现实的要求。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社会管理“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也体现了这一要求。二是实现了从关注社会整体利益的基本实现向关注社会民生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生存发展的转变。上海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经济发展，社会整体走向富裕的时候，如何更好地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便具有了比经济快速发展更加重大的意义。因此，上海两会把2011年GDP增速定在了8%，低于“十一五”期间的两位数增速。而在民生领域的投资大规模增加，则体现了对社会民生、对社会和谐的重视。这也是上海发展进程中长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卢先福， 执政能力建设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刘杰，执政能力建设：从理论创新到战略推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3、刘子平，构建和谐社会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关系探析，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9期。

4、施秀莉 张士海，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史论，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5期。

5、丁俊萍、甘信奎，近年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研究述评， 同济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第三篇：市民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评价和期盼

方慧

家政A1001班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从世界范围看，近、现代社会所特有的政治组织政党首先产生于西方。政党逐步发展，成熟，便形成政党制度。广义的政党制度涵盖下述四大方面的内容：政党的内部组织、管理和活动;政党与选民的关系;政党之间的关系;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所谓执政党，便是西方政党制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和基本内容。

我国的执政党理念及制度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但是，我国的执政党制度及它所体现的理念完全不同于西方，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综合分析我国执政党制度、该制度的实际运行及国内对该制度的理解和说明，可知我国的执政党理念有下述要点：

第一，领导党与执政党合为一体。这是我国执政党概念的首要特征。我国坚持西方国家所不能接受的领导党概念。因为，我们奉行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政党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的理论作为党的领导地位的理论依据。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而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即工人阶级政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我国工人阶级对社会和国家的领导地位必须通过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即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国家机构的领导来实现，来体现。即是说，共产党是我国的领导党。另一方面，共产党又不仅仅领导国家，她还直接组成各国家机关而行使国家权力，因而又是执政党。所以，借用有的学者的话说，共产党是居于领导地位的执政党。由于集领导党和执政党两种宪法属性于一身，我国执政党的地位要高于西方国家执政党;我国执政党的权力同样要大于后者。第二，执政党概念与领导党概念重叠。领导与执政，或者说，领导党与执政党究竟是一个概念还是两个概念?迄今我们基本上是把领导党与执政党视为一个概念。其实，二者存在区别。在地位上，领导党高于受她领导的国家机构;在职能方面，领导党进行政治领导，而不是去直接行使政府权力。而所谓执政党，其实就是从政党色彩上来看的国家机构，故其地位只能与国家机构相当，不能高于后者;执政党的职能正是直接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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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所获得的政府权力，或者说，政府权力必须由执政党行使之。所以应该说，中国共产党所享有的是领导党和执政党两种地位，所应履行的是领导党和执政党的两种职能。分清这两种地位、两种职能，有助于党分别行使好领导权、执政权。

第三，将获得领导权的合法化途径与获得执政权的合法化途径区别对待。党所掌握和行使的权力从性质上应分为两种：领导权和执政权。领导权即指党有权领导我国全部国家机构和社会主义事业;执政权则指党有权组织各国家机关，直接行使各种政府权力(立法权、任免权、行政权、军事指挥权、审判权和检察权)。那么，党获得领导权和执政权的合法化途径是什么?应该说， 我们实际上是用不同的答案来解答这两个问题的。

党领导权的合法化途径与选举无关，它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学说，完成于党的“三个代表”的实践和理论，印证于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政党的传统理论论证工人阶级政党比其他阶级的政党要先进，因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力量。依据这一理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应接受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这一理论并未过时。我国宪法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理论，正确总结我国近代、现代和当代历史，庄严规定了党在我国政体中的领导地位及职责。不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所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就某一个工人阶级政党而言，如果她自己满足于过去的辉煌，落后于时代，迷失方向，辜负人民的信任，那她还能永保其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党的地位吗?还有资格继续行使领导权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江泽民总书记警醒全党要始终当好三个忠实代表的讲话对维护党的领导地位来得特别及时，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理论。我体会，“三个代表”论不但指明党的工作要把当好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当做战略目标，而且意在告诫全党要自始至终地努力奋斗，永远都忠实地代表三大利益，切勿中途变质，自我毁灭。“三个代表”论首次为党指明了永远前进的正确路线。换言之，党的领导地位诚然得自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然而，党自己不能满足于斯，而应始终自觉地追求忠实地代表三大利益。这样，马克思主义的论证，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加上党的自觉追求，便形成党的领导权“合法化”的独特机制。党以她三个忠实代表的感人历史和永远当好三个

忠实代表的崇高追求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人民的信任和拥护表现于他们对党的正确决策的赞成和追随，对党自我批评、自我整顿、自我完善能力的信赖和期盼。在政党关系上，它表现于其他各个政党由衷地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政纲，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并善意地帮助中国共产党纠正失误。党的领导权及其合法化的此种特殊途径形成于而且适合于我国的特殊国情，成为我国走向繁荣、民主、文明的惟一可行的政治道路。

从全球视角看，中国共产党领导权合法化的独特途径开辟了公共权力合法化的又一条道路。的确，这条道路对西方的合法性理论提出了挑战。西方的合法性理论不能认同这条道路，甚至无法理解它。然而，这条道路是否正确，不能看它是否合乎西方奉行的公共权力合法化的道路，而应该看它的实践结果，即看它是否能够实现党的领导权的根本目标，即促进我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光大我国的优秀文化，实现我国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

总之，我国的执政党理念与领导党理念、执政党制度与领导党制度几乎是完全融合的。这种状况并不否定对这两种理念和制度进行科学划分的可能和必要，但它表明，我国的领导党制度决定着执政党制度;我国执政党制度的特色来源于领导党制度。同时，我国的领导党制度又必须借助于与之相适应的执政党制度才能落实;我国的执政党制度的功能在于实现和维护领导党制度。

对执政党的评价和期盼

一、学前教育纳入规划

基本普及学前教育;把发展学前教育纳入城镇、新农村建设规划;积极发展公办幼儿园，大力扶持民办幼儿园;制定学前教育办园标准和收费标准;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近年来，“入托难”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地区普遍存在的热点问题。尤其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由于外来人口巨大，适龄儿童“入托难”更是突出。由于极少的政府公共投入教育资源集中投放于公办园，致使大量的私立幼儿园走向盈利性质的企业办学，学前教育日益背离公益性。

教育资源的巨大缺口，也使得备受诟病的“黑户园”在北京等城市大量滋生。北京

市政协2009年的调查显示，北京公办园与合法的私立幼儿园共计1267家，而北京市调查到的“黑户园”就有1299家。

而中国的农村学前教育，在很多地区几乎还是空白。即便是学前教育发展比较好的地区，也是“一个看孩子的场所”，达不到对学前儿童的启发教育的目的。

二、住房问题—合理的房价是多少?

随着中国房价的不断攀升，广大百姓已经越来越承受不起高房价之殇，与此同时，一个个投身房地产的大老板小老板们，无不赚得盆满钵满。一个健全的住房保障体系是让能买房的买房，能租房的租房。真正地降低房价的方法不仅是金融打压，而是要由政府开发很多的廉租房。廉租房才是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唯一正确、最有效、最直接、最根本的手段。笔者本文主张的“市场的归市场，保障的归保障”，也就是“有钱的富人买商品房住，无钱的穷人租廉租房住。”笔者认为，政府既然在短期内不可能把房价压到中低收入群体能够接受的水平，这就需要政府大力推行廉租住房制度，让面对畸高房价不寒而栗的大众、特别是最低生活保障家庭，都能买得起房或租得起房，得以栖身安居。物价问题—通货膨胀来了吗?

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太慢，让国际热钱对人民币的升值有预期，从而导致大量的外资流入中国赌人民币升值，中国的汇率每拖一天，就等于让更多的热钱流入中国。

而这些热钱，是不断增加的，这样就导致了房地产飞涨，然后政府打击房市，然后热钱又进入股市，使得股市飞涨。然后中国政府又想打击股市，然后迫使热钱流向物资期货市场，开始炒高物价。 现在的猪肉和鸡蛋已经到了历史高价，是必然的，而且全面的物价上涨会不断持续下去。

三、医疗问题—看病何时不再难?

“不到万不得已，不去医院看病”，这是许多老百姓共同的心声。现在，社会上的医院越建越多，医疗设备也越来越高级，可挂号难、住院难、手术难、费用高等问题依然存在。“看病难”，已成为老百姓反应越来越强烈的热点问题。

在社会不断声讨“看病难”问题的同时，各级政府也正在着力增加政府对卫生的投

入，大力加强公共卫生建设，完善和推进医疗保险，推进农村卫生发展，抓紧建立健全各种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真切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看病不再是一件烦心事，人们都将病有所医，医有所保。

四、食品安全—人一生要吃多少毒食品?

中国食品业在经历了2008年的牛奶之觞后，度过了较为平静的一年，但年终岁尾的“问题奶粉”又死灰复燃，可口可乐“雪碧含汞”，“主食转基因”安全问题引起全民激辩，2009年春节期间，海南毒豇豆席卷全国„„种种食品安全问题，使得人人自危。食品安全问题再次敲响了警钟!在中国，遭遇有害、有毒、非健康食品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造成食品不安全的因素很多，食品开发商利欲熏心及监管部门失察失管是两大主要原因。保证食品安全要扩大监督范围，政府相关部门要将食品安全覆盖“从农田到餐桌”食品链的所有方面，明确规定与食品安全有关的所有从事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原料供应、包装运输、销售消费等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的食品安全义务。更重要的是，食品安全信息应当明确、及时地告知消费者。特别是在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出现后，信息的透明发布更加重要，应当建立起相关的信息发布长效机制。

第四篇：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党执政能力心得

践行胡锦涛同志对全体党员、干部提出的“为民、务实、清廉”的总要求，不断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是摆在各级党委和党员领导干部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新形势下，落实好、实现好、坚持好这一要求，领导干部带头是个关键，纪委领导更带头践行。s0100

一、要赢民心、顺～、造民福，为夯实共产党的执政根基竭心尽力。

要增强“民心”观念，情系于民。始终把“为民”作为党的核心要务。始终把“三农”问题作为极其重要的问题抓紧抓好。始终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弱势群体，特别是因下岗、失业、因病等造成生活贫困的弱势群体。

要致力真抓实干，取信于民。民心的向背，说到底是看执政党能否给民众带来实惠。我们一定要坚持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要转变干部作风，服务于民。民心不可欺，纪委一定要充分发挥纪检监察的职能作用，痛下决心，彻底治理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顽疾。要大力倡导“四个力戒和四个注重”：力戒虚假，注重实际。力戒漂浮，注重实践。力戒空谈，注重实干。力戒形式，注重实效。特别要注意珍惜民力，把有限的财力用到“为民”而不是“政绩工程”上。

二、要抓监督、抓纠风、抓教育，在推进反腐倡廉大业方面做出贡献。

首先要加强监督。蓬江区近期出台了一些重大举措，在加强领导班子监督的同时，重点抓好三个层次的监督。一个层次是加强对区直重点部门的监督。区委决定，由区纪委直接向区直9个队伍大或掌握财、物调配权的部门派驻纪检组(监察室)，这是按市纪委要求率先开展的县级纪委派驻试点工作，派驻纪检组(监察室)的人员及业务工作均由区纪委直管，实行垂直领导。第二层次是加强对镇、街乃至社区党员干部的监督，每个镇街都配备了一名以上专职纪检干事，专司党内监督工作，保证监督到位。第三层次直接抓到村，将监督视线下移，开展“廉政进村”活动。

其次，要坚决纠正不正风。必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反腐倡廉的突出问题：既着力解决大案要案，依法惩处～分子，又致力抓好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案件;既着力抓“不廉洁”问题，又致力抓“不作为”问题;既着力抓机关作风，又致力抓部门行业风气。要盯住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开展纠风工作，对城市拆迁补偿问题、严格教育收费“一费制”问题、纠正医药购销和医药服务中的不正之风问题以及防止农民负担反弹问题等，要结合正在进行的行风评议和行风评议回头看活动有针对性地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再次，要强化教育。教育是基础，是治本之策，要通过加强教育，特别是通过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做到“四个结合”、达到“四个增强”的目的：与树立科学发展观教育相结合，增强真抓实干促发展的意识;与深入调查研究、改进工作作风相结合，增强勤政为～识;与认真开展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相结合，增强表率意识;与剖析～案例、强化警示教育相结合，增强廉洁自律意识。

三、要立廉志、修廉德、践廉行，在清廉自守、廉洁从政方面做表率。

立党为公与执政为民是辩正的有机结合，领导干部不但要能干事、能成事，而且要干净干事，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干事，作为纪委领导，更是要做廉洁奉公、廉洁从政的表率。

要立廉志。这是领导干部履行职责的需要。“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要领导别人执纪执法，监督其他人员廉洁奉公，首先自己必须过得硬，起到表率作用。要以焦裕录、汪洋湖、梁雨润等为榜样，清廉自守，模范带头，立志做“清官”。

要修廉德、践廉行。要将修廉德贯穿于从政过程的始终，纪委领导要在协调领导反腐倡廉大业中，自觉践行廉德，做到廉洁从政。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七慎”：一要慎始。二要慎微。三要慎言。四要慎好。五要慎独。六要慎友。七要慎终。

只有从各级领导干部做起，纪委领导率先垂范、带领、监督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落实“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真抓实干，清正廉洁，才能真正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服务于民，造福于民，赢得民心，使党的执政地位坚不可摧。

第五篇：党的执政能力解读

无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的发表，还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提出，都是上升到思想战略高度的重要论断，如何将其转化到执政党的具体行动中来，这才是它们真正的生命力所在。解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思想或文件，可以化为三个具体的思想和行为上来，1.规则观念;2.利益平衡;3.执行能力。简单的可以将这概括为一个思想(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三个执行(即1.规则观念;2.利益平衡;3.执行能力)。

首先是树立规则观念，废除特权思想。一些特权思想，是封建思想残余的表现，是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是割断党与人民群众血肉关系的罪魁祸首。因此，如何减少特殊的规定，如何实行党内民主，如何实现人民的监督，是逐渐消除特权思想的有效良药。

当然，一些特殊权利的取消，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现在有许多不正常的特殊权利。一些官员，目无王法，就是平时特权给宠坏的结果。记得毛主席曾经说过“治病救人”，拿到这里来说一点都不假。如果能早早的教育好这些官员，我们何止救了一个人?!!!

在已经曝光的一些被双规官员中，有多少人是因为当初没有好好的管理，没有好好的教育，没有好好的监督，才导致他们最后的堕落和一步步陷入到犯罪的深渊。依法惩处这些人，损失的何止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也是一个党，一个国家。毕竟这些人还都是有些能力的，社会培养这些人花了多少精力?所以不要因为求得一团和气而不顾党的纪律和原则，无视国家法律，这样的结果只会害了同志，也害了人民。因此，消除特权的思想，要从取消特权的规定开始，从党内民主开始，从政务公开开始，从接受人民监督开始。

其次是平衡好私利和公利之间的关系。公私关系处理不好，是某些人价值观扭曲，是良心丧失的结果。由于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一些法律法规以及体制的不完善，金钱的诱惑，道德力量的虚弱，使得一些人的权利的不到监督和限制，因此一些人昧着良心，把人民赋予的权利，当成自己发财的机会。一方面这是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依旧延续了计划经济的全能政府，使得政府拥有太多的社会权利，在权利失去制衡和监督的条件下，一旦权利可以顺利的转化为金钱而不必承担任何风险、仅靠个人的道德和良知约束时，对金钱的冲动很快就会打破道德和良知的虚弱防线。而且当以金钱为崇拜的思想成为社会一种平常观念时，金钱的腐败是一种必然，而单靠抓个别的典型来威慑贪污腐化的行动就很少有什么成效了。所以，适合市场经济下的政府体制建立，如明确的权利和义务，有效的监督和制衡，以及良好的思想教育和淘汰制度，这些都是有助于公务员处理好公私关系的有效方法。

最后是提高行政执行能力。一旦战略问题提出以后，如何执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像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地提出人才战略问题，可下面的人执行的怎么样?其他的不说，单以一个学历指标，就造成了一次社会混乱。在中国，无论作什么，都是件很复杂的事情，如果没有好好的调查，没有好好的计划，没有好好的考虑可能出现的问题，怎么做?!!不出问题是你运气好，出了问题才是必然。

当然，领导的策划很重要，但如何实施也很重要。现在一些人，职业素质实在有些差。我就不明白该自己做的事情为什么还不好好做?难道你的姨夫是什么领导还是你有什么厉害之处?警察就应该抓坏人，法官就应该公正审判，教师就应该好好育人等等，如果大家都不好好做，是熟人就好好做，这都成什么事了?!

所以提高行政执行能力，一是要选得好人才(不是依靠血缘或其他关系选拔，而是看执行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二是要教育好，三是要管理好(无论是公司还是政府的工作人员，管理好人员，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也是一种策略)。

无论是什么方法，其实说到底，都是一个体制完善问题，是建立与经济形式相适应的政府。这个政府首先应该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这是执政党的性质决定的。在此基础上，政府应该是一个有限的政府，是一个权责明确的政府，是一个透明的政府，是一个受人民监督的政府，是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