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理解

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理解（通用8篇）

篇1：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理解

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理解

——学习《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心得体会新的历史时期，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党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改善党的领导，要通过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来体现。

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要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事业中，有许多丰富的实践经验需要总结，有许多重大的问题需要解决，有许多未曾认识的领域需要探索。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只有大力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中驾驭全局，掌握主动权；才能更好地坚持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避免“左”的或右的错误，才能不断地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把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胜利地推向前进。为此，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加强学习，提高理论素养。江泽民同志要求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学习经济知识和经济工作实践经验；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等。

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要增强政治敏感性，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在繁重的经济建设中，有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出现了忽视政治而埋头经济、埋头业务的现象。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江泽民同志指出：“善于从政治上提出和处理问题，保证革命和建设任务的完成，是我们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决定的，也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要服从、服务和保证这个中心任务的完成。经济建设要搞上去，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要有安定团结的环境，必须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必须及时而果断地消除不安定因素。”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增强政治敏感性，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保证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要求高级干部不仅要努力成为有知识、懂业务、胜任本职工作的内行，而且首先要努力成为忠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提高政治水平，重要的是学会看形势，学会把握时局。当今世界的局势并不太平，形势变化很快，经常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因此，要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政策，把革命的原则性同灵活性结合起来，始终做一个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

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还要求我们创造性地做好工作。要有创造性，这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是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进取，善于开拓，敢于创新。是由于广大干部勇于负责，把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工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场极其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中，我们面临各种复杂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立足国情，学习世界上一切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和创新，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尤其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在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勇于探索，大胆试验，及时总结经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要努力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我们党一贯注重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的改进、领导艺术的提高，形成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领导作风和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环境和领导成分的变化，有的干部对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有所忽视，影响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执行，影响了党群关系。新形势下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要特别强调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我们根本的工作路线，也是我们根本的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深入实际，深入改革建设的第一线，深入到群众中去，及时发现问题，从实际出发，扎实地开展工作。要不断总结经验，善于运用群众创造的经验来引导群众前进。新形势下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重要的是抓好工作的落实，多办实事，少讲空话。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强迫命令，既不能走群众路线，也不能使工作落实，必须坚决纠正。

十六大报告在结束语中指出：“面对很不安宁的世界，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忧患意识和与时俱进精神。面对新的挑战和考验，我们必须从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篇2：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理解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民主集中制，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在当前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以制度建设为核心，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实现领导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一、健全完善民主决策机制，着力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谋事的能力

决策民主化，是民主集中制的内在要求，它不仅是实现科学决策的前提，也是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谋事能力的正确途径。建立健全民主决策机制，实现决策民主化，要着力抓好三个重要环节。一是深入调查研究，提出明确目标。要确保目标富有针对性、具有可行性，就必须切实规范目标提出的程序与方法，建立健全调查研究制度。党委领导班子在提出决策目标之前，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1-

究，在集思广益和科学归纳的基础上，为目标的提出寻找实际依据；同时，还要明确要求领导班子成员必须尽可能地扩大视野、变换视角，把现实因素与历史因素、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综合起来加以全面审视，综合考虑，从而提出符合客观实际和发展需求的决策目标。二是综合分析论证，形成科学方案。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必须把决策方案的科学论证作为实现民主决策的必经程序来抓，使决策方案的拟定，特别是重大问题的决策，都必须经过充分论证，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要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决策论证机制，完善重大决策的议事规则和论证程序，认真落实重大事项、重大项目建设事前公示、社会风险评估和专家论证制度，注重征询群众意见，听取社会反映，尤其是要听取不同的意见，有效避免决策方案的失当和失误。三是集体讨论决定，作出正确决策。要不断健全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坚持并不断完善《县委工作基本规则》，充分发挥好党的全委会及其常委会的作用，大力推行重大事项和重大问题常委会研究讨论和全委会票决制，不断扩大适用范围、规范操作办法、提高运行效率。

二、健全完善科学运行机制，着力提高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干事的能力

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既是为了使领导干部更好地运用手中的权力，也是为了使领导班子更好地集中大家的智慧，最大限度地激发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干事的潜能。而这种潜能与合力的激发，必须以建立健全科学的决策运行机制作保障，坚持做到“三个结合”。一是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是我们党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也是民主集中制在党内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首先要强化领导干部的服从意识，对集体作出的决策，要做到无条件地服从，千方百计地贯彻执行；其次，要强化领导干部的创新意识，分工负责为每个领导班子成员提供了施展才华、释放潜能的舞台，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必须敢于承担，勇于创新；同时，还要强化领导干部的协作意识，坚持做到分工不分家，立足本职，心想全局，相互配合，密切合作，使个人分工围绕集体决策来运行，具体目标围绕总体目标来实现，从而确保领导班子整体效能得到充分发挥。二是坚持权力运行与责任承担相结合。权力与责任相辅相成，权力越大，责任越重。坚持权

力运行与责任承担相结合，一方面，要始终坚持合理授权，实行科学的职位分类管理制度，建立明确的岗位工作目标管理体系，实现人岗相适、岗权对应，确保每位领导干部都能按照法定要求履行职责，行使相对独立的决策权、执行权和处置权；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严格问责，建立权责一致、是非清楚、赏罚分明的责任追究制度。三是坚持内部配合与外部协调相结合。建立健全科学的决策运行机制，必须重视和加强班子内部的配合和外部的协调。要加强班子内部的配合，不断强化班子成员的协作意识和责任意识，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到决策中去，善于开动脑筋，勇于建言献策，敢于发表意见。党委要在坚持总揽全局的同时，注意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和各方面的工作，尤其要切实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各人民团体间的关系，使各方面都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相互配合，相互监督，形成一个有序运行的有机整体。

三、健全完善监督制约机制，着力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成事的能力

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成事的能力，必须切实加强和改进三个方面的监督。一是要

篇3：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理解

所谓人权, 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人权的本质特征和要求是自由和平等。人权的实质内容和目标是人的生存和发展。没有自由、平等作保证, 人类就不能作为人来生存和发展, 就谈不上符合人的尊严、本性的生存和发展, 也就谈不上人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法律顾问卡雷尔·瓦萨克 (Karol vasak) 提出“三代人权”理论。第一代人权形成于美国和法国大革命时期, 主要是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第二代人权形成于俄国革命时期, 主要是指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第三代人权是对全球相互依存现象的回应, 主要包括和平权、环境权和发展权。瓦萨克根据公民与国家的不同关系将第一代人权定性为消极的人权, 将第二代人权定性为积极的人权, 而将第三代人权定性为连带的权利 (the solidarity rights) [1]。非洲人权公约以及其他一些人权公约也采取此种分类法, 此种人权分类不仅体现了宪政的时代变迁, 而且也体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宪政的不同特点。

人权与宪法具有密切的关系。从人权的发展和实现上看, 宪法始终是人权的最有力保障, 是人权从应有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的必经程序。同时, 人权又是宪政的目的和价值体现。宪政的步伐大体上反映了人权的轨迹, 人权原则和宪政原则从根本上是一致的, 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范和保障, 是宪政的目标, 同时, 也是人权的价值取向。

“世界愈文明, 世人愈知国家之最主要目的在于保护人民自由, 国家既应保护人民自由, 即宜先用国家最高法律明定一切人民自由权利之标准, 国家最高法律者, 宪法是也, 故宜以宪法规定一切人民基本自由权利也。”[2]以自由权利为核心的人权保护始于1789年法国宪法性文件《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 (简称人权宣言) , 它庄严宣布:“在权利方面, 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2]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天赋人权”写进了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 使人权得到了法律的最高确认和保障。此后西方各国也先后以宪法的形式来体现了对人权的最高保障。

新中国成立以来, 宪法也对公民的基本权利 (由于当时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 国内对于包括人权在内的西方思想基本持否定态度, 中国政府则用“公民的基本权利”一词取代了“人权”) 做了规定, 并在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 将“国家尊重与保护人权”的条款写入了宪法。

由此可见, 中西方宪法都对保障人权做了规定, 并依此为保障人权的工具, 宪法对人权的确认和保障对于人权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人们往往从宪法中关于人权的条款来考察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 并依此来考察该国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二、中西方宪法关于人权保障条款的比较

虽然中西方宪法都对保障人权做了规定, 并依此为保障人权的工具。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 特别是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的差异, 中西方宪法中关于人权保障的规定亦有很大的区别。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在公民和政治权利上, 西方宪法强调的是个人权利的绝对性, 而中国宪法强调的则是集体权利。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 (以下简称德国宪法) 第一章第1条第1、2款即开宗明义的宣称“人之尊严不可侵犯, 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为所有国家机关之义务”, “德意志人民承认不可侵犯与不可让与之人权, 为一切人类社会以及世界和平与正义之基础”[3], 表明了本国宪法对人权的绝对维护。以下又用大量的文字表明了公民享有哪些政治权利, 如“自由发展其人格之权利”、“生命与身体之不可侵犯权”、“男女有平等之权利”[3]、不得因任何原因受歧视之权利以及其他的诸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等权利, 可谓面面俱到。并于第11条第1款指出“所有德国人在联邦领土内均享有迁徙之自由[3]。”法国第五共和宪法 (1958年10月4日) (以下简称法国宪法) 在第66条“任何人不得无故遭受拘禁, 司法机关负责保障个人自由, 并依法律规定, 确保原则之遵守”、第77条“国协之内仅有一种公民资格。所有公民, 不论籍贯、种族及宗教, 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其应尽义务亦属一致”[4], 也对公民的政治权利做了规定。这些都清楚的表明了西方宪法对个人权利的重视。中国宪法在第二章对公民的各项权利做了规定, 但主要是从总体上, 即集体权利的角度来表述人权的。如第3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5]

其次, 在经济和社会权利上, 中国宪法注重生存权和发展权, 而西方宪法对此却有所忽视。如中国现行宪法第4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第4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 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 抚恤烈士家属, 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这些都体现了宪法对公民生存权的重视。第4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第42条第3款“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5]这些规定则体现了宪法对公民发展权的重视。德国宪法仅在第6条对公民的受教育权以及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享有同样的权利做了规定。而美国和法国宪法对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则没有作出任何规定。

最后, 在文化权利上, 西方宪法强调文化权利的绝对性与普遍性, 而中国宪法则强调了文化权利的相对性。如德国宪法第4条“ (1) 信仰与良心之自由及宗教与世界观表达之自由不可侵犯。 (2) 宗教仪式应保障其不受妨碍。”第5条“1) 人人有以语言、文字及图画自由表示及传布其意见之权利, 并有自一般公开之来源接受知识而不受阻碍之权利。出版自由及广播与电影之报道自由应保障之。检查制度不得设置。2) 此等权利, 得依一般法律之规定、保护少年之法规及因个人名誉之权利, 加以限制。3) 艺术与科学、研究与讲学均属自由, 讲学自由不得免除对宪法之忠诚。”[3]美国1787年宪法对公民权利并未作出规定, 而在1789年9月25日提出, 1791年12月15日批准, 被称为“权利法案”的修正案第一条中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6]而中国宪法则对此做了限制性规定。如在第4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 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5]而对思想自由则没有作出规定, 并在序言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5]。

三、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差别产生的原因

人权观念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 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 对人权概念的外延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西方国家对人权概念外延的理解, 主要强调第一代人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发展中国家则主张第一代人权和第二代人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这种差别的产生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的。从历史上看, 中西方人权的发展历程不同。在西方, 人权概念是在十七八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提出来的。当时的资产阶级为了对抗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权, 举起了“天赋人权”的旗帜。他们指出, 生命、财产、自由、平等、迁徙、反抗压迫, 这些都是天赋的做人的资格, 是每个人不可被剥夺的自然权利。资产阶级的这种主张在革命胜利后得到了确认, 并以法律的形式得到了巩固。经过几百年的艰辛历程, 特别是西方经济发展为人权保障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权经历了消极的人权、积极的人权和连带的权利三代发展, 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虽然它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西方国家在用宪法确认和保障人权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而在中国, “人权”一词从提出到写入宪法, 则经历了一个更为艰难的历史过程。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 君权、神权至上, 平民被视为草芥。虽然也有孟子等人提出的所谓的民本思想, 主张爱民、重民、恤民, 注重劳动人民的权利, 但其目的是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 只是“以君为本”的开明统治策略, 根本就谈不上人权。1840年以后, 虽然人权一词传入了中国, 但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 人民更是毫无人权可言。

权利只有规定在法律之上, 才有实现和保护的可能。新中国成立以后,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执政权, 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虽然几千年的封建残余思想不可能马上革除, 仍有漠视人民权利的事件发生, 但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开始得到党和政府充分的重视。这可以从新中国成立后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得到充分的体现。在1954年宪法中,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被作为第三章, 置于《国家机构》之后, 主要规定了平等权, 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权, 劳动权与休息权等等。尽管被置于《国家机构》之后, 但这部宪法还是得到了法学家们的高度评价, 因为它对个人的宪法地位有着明确的确定, 覆盖了政治、人身、经济、文化等人权的核心内容。虽然由于二元户籍制度的实施而失去意义, 但其中明确规定的“迁徙自由的权利”仍不失为一个亮点。遗憾的是, 这部宪法虽存在时间长达二十一年, 但由于随着反右倾运动的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只真正实施了三年就失去了应有的效力。

1975年和1978年两部宪法存在时间非常短, 仍用“公民的基本权利”一词取代了“人权”。其中1975宪法涉及此处的只有4条, 而且不但将公民义务规定于公民权利之前, 并且将政治权利和自由、人身权、经济文化社会权利等方面相互混杂。1978年宪法虽对权利义务的规定恢复到16条, 但在民主宪政方面仍未完全摆脱“文革”的影响。

1982年12月4日,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修改通过了的新中国第四部《宪法》即现行《宪法》。在这部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比历次宪法内容更加广泛、切实、明确, 且规定了国家为保证公民权利的实现和逐步扩大应采取的政策措施。由于对公民权利重要性的新认识, 1982年宪法还在结构上作出了重大调整, 《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章节被放在了《国家机构》之前, 地位仅次于《序言》和《总纲》, 条款则增加到24条。不过此次修宪取消了“罢工权”, 且未能恢复“迁徙自由权”, 这与当时的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经济结构和计划经济的依然实施有着重大关系。

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 实施期间宪法进行了四次修订, 每次修订都更加重视对公民权利的确认和保障。特别是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 更是将“国家尊重与保护人权”的条款写入了宪法。新中国的宪法虽然历来对保护人权的各个方面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 但要庄严地写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是过去所没有的, 表明了中国对人权问题的高度重视。从此, 中国宪法对人权的确认和保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四、中国的人权是不断进步的, 党的执政能力也在不断地提高

中国宪法明确规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 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 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所有成就的取得, 都离不开党的领导。中国人权入宪的艰难历程, 表明了中国的人权是不断进步的, 也说明了我们党在保障人权理论方面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与此同时, 在党的领导下, 中国在实践上对人权的保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不断提高。

新中国成立后, 党首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 为消灭贫穷落后, 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围绕人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使中国的人权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捍卫了国家的真正独立与主权, 为人权的发展创造了前提;建立和健全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 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实行了土地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 废除了各种压迫人民的旧制度与旧习俗, 为人民各种权利的实现扫除了障碍……通过这些深刻的社会变革, 新中国初步解决了全国人民的生存权, 实现了中国人权发展的伟大转折。

改革开放后, 党更是深刻的认识到, 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 而两者的实现都必须以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作为前提条件。这一时期, 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使经济和社会发展突飞猛进, 在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 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和从温饱到小康的两次历史性跨越, 使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中国的人权保障事业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形成了以人为本, 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思想, 并在实践中采取了有力措施予以贯彻实施, 对中国整体人权状况的改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在尊重和保障人权上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离不开党的领导, 它充分体现了党在执政的五十多年中其执政能力的不断提高, 执政地位的不断巩固, 以及其执政使命的不断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的根本要求。党的执政地位和权力源于人民, 实现人民的意志、愿望和利益是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 是党的执政使命所在, 也是检验党的执政能力的根本标准。人权是人民意志、愿望、利益的具体化、法律化和经常性表现形式。因此, 中国共产党执政, 从本质上说就是保证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尊重和保障人权。

毋庸讳言,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受自然、历史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和制约, 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还需要进一步改善。但是, 有提高了执政能力的党的领导, 有了六十多年发展的基础, 特别是有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功经验, 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完全能够解决前进道路中遇到的问题, 使中国人权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徐显明.人权研究:第2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171.

[2]何勤华, 李秀清.民国法学论文精萃———宪政法律篇[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904.

[3]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EB/OL].http://www.xianfa.net/act/list.asp?unid=478.

[4]法国宪法[EB/OL].http://www.xianfa.net/act/list.asp?unid=452.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EB/OL].http://www.xianfa.net/act/list.asp?unid=221.

篇4：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理解

关键词：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党政分开；依法治国；依法执政

中图分类号：D25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07—0038—02

一、执政方式的内涵

执政方式是政党运作深层次理论问题的反映和折射，把党的执政与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是建构党的执政方式需要遵循的基本方针，是党的执政方式建设的基本规律。江泽民指出：“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执政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三者的有机统一是围绕党的执政如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个中心问题展开的。党能否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检验执政方式是否科学的根本标准。党的执政是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执掌和运作，是党与国家政权机关（包括国家权力机关、政府和司法部门在内）关系即党政关系的展开，党在这个空间内的行为，直接决定着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也决定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党的执政方式是否科学往往从执政党与公共权力的关系中体现出来，因此党的执政要实现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目标，必须正确地处理党政关系，这是在创建党的科学执政方式过程中实现党的执政、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关键环节，从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执政历史来看，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的关键在于要实现党政分开，防止出现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情况。

以党代政有两种表现，一种表现是党撇开或取代国家政权机关直接执政，这混淆了党政各自的性质和职能，于理不通，于法无据。党是政治组织，党组织本身没有治国理政的行政权力，国家政权机关才是社会公共权力的载体，这就决定了党要执政只能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才能实现，邓小平指出：“党团没有超政权的权力，没有单独下命令、下指示的权力，它的一切决议，只有经过政府才能发生效力，要反对把党团变成第二政权的错误”；另一种表现，党执政虽然是通过运作国家政权机关来进行，但党凌驾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命令、指挥国家政权机关执行党的指示、决议和方针政策，国家政权机关成为党的执行机构。从公共权力的授受机制来看，“公共权力一旦形成，在权力所有者和权力使用者之间就形成了相应的法理关系，公共权力是按照这种法理关系的要求进行运作的，政党可以通过各种符合法律规范的手段对其运作施加影响，但其底线必须是不改变这种法理关系。”国家政权机关作为公共权力的承担者，它由民众授权产生，是民意的代表机关，只能依民意而为，党虽是人民利益的代表，但党的意志毕竟不同于人民的意志，党的意志只有不仅在内容上与人民利益真正相符合，而且在形式上得到人民及国家权力机关的认可，才能因其代表着人民的意志并表现为国家意志而被国家政权机关执行。党凌驾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就是凌驾于民众及民意之上，这就不仅破坏了国家政权机关只能依人民意志运作的法理关系，也违背了政党与民众之间的基本逻辑关系。

以党代政的危害性首先在于它使国家权力集中于党，导致党组织行政化，权力化，官僚化，党忽视领导作用的发挥而热衷于搞行政命令，不再能很好地融入群众，凝聚群众，代表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这就削弱了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其次，从政党政治理论看，政党是民众控制公共权力之手的延伸，是向国家反映社会愿望的中间环节，实行以党代政，把党放在与国家权力机关重合的位置上，“就使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失去了沟通的环节，民众也失去了对公共权力施加影响、监督和控制的工具”，这就割裂了政党、国家和社会民众之间的有机联系，失去民众监督的公共权力的运转就可能偏离甚或脱轨于公共权力所有者——民众意志和利益的轨道，造成公共权力和人民权利之间，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之间的政治平衡被打破，政治统一被破坏。在国际共运史上，苏东国家正是由于执政党权力的过度集中和扩张导致权力变异，导致人民权利的丧失和人民国家权威的沦落。这揭示了以党代政的致命问题：党在根本上是人民利益的代表，但以党代政却制造了党脱离群众的可能，这种执政方式实质是党代替人民作主或“为民作主”，它与共产党执政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充当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具是不同的。邓小平曾深刻指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共产党执政的一切理念、形式和内容，都应从这个基本前提出发。

二、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的区别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执政方式根源于党在理论上混淆了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两个概念，并在实践中以党的领导代替了党的执政，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党的领导的实现靠的是权威，它根源于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赢得的群众对党内心的崇尚和普遍认同，自觉授权和自愿服从，而不是权力性的胁迫或强制。党的执政靠的是权力，执政是对国家政权机关的运作，国家政权机关的运转就是行使公共权力，以强制力为依托来治国理政。两者的联系在于，一方面党的执政是以党充分发挥对群众的团结凝聚，激励感召，代表引导作用从而建立党的权威为基础的。另一方面，在党成为执政党的情况下，党的执政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手段，党的领导必须立足于通过党执政即党作为国家制度内的领导力量运作国家制度来实现。党应增强执政意识，将领导活动纳入到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规范制约下。我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武装斗争才建立的，党在长期革命历程中赢得了民心、民信，牢固树立了党的权威，这使党在建国以后相当长时期内仍习惯于从党的领导的角度治国理政，它以党的权威为保证，以党的政策而不是国家法律为主要手段，以发动群众运动为主要途径来治理国家。执政过程中党是“凭借政治上的绝对领导地位而不是凭借法律上的执政地位来主导国家生活。在这种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中，党不是作为执政党，而是作为不依赖于国家法律和制度而存在的领导力量进行领导，它要么撇开国家法律和制度进行领导，要么代替国家法律和制度进行领导。传统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党的高度集权就是在这种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下形成的”。由于党的领导没有纳入法制轨道，法律的权威没有树立起来，国家法律（包括宪法）被虚置，宪政缺位，不能对党及其领导活动进行有效的法律制约，导致党的领导权威畸形膨胀，使得党客观上具备了撇开国家机关和法律制度直接执政的能量，这正是党的领导所以能代替党的执政的原因所在，因此，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的对策在于实行法治。实行法治是规范党政关系，实现党政分开的基本途径和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法治是依据反映人民意志的法律进行社会管理和治理的活动，它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主要在于制约和规范政治权力，保障人民的权利。

三、依法执政的根本要求

从党政分开的内涵看，党政分开一方面是要明确党政各自的职能，实现党政职能分开，特别是要明确党的执政职能，即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究竟应有哪些职权责任，要划清执政党对公共权力施加影响的边界；另一方面，党政分开又应在此基础上构建党运作国家权力机关的合乎法理关系的党政联系机制，实现党政之间在制度、功能和政治过程上的协调和偶合。这两个方面的实现都有赖于法治。首先，依法治国要求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我们党无论是发文件，还是领导什么工作，都应该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党不能把自己置于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和监督之外，不允许越过宪法和法律另搞一套，这实质上是解决“党的权威大还是国家意志大，党的政策大还是国家法律大”的问题，确立宪法和法律的在社会政治生活一切方面处于至上地位，改变以党代政中党的领导权威畸形膨胀的状况，通过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来维护党的权威，全面加强党政关系的法律基础，运用法制把党的执政行为控制在符合政权运作法理关系的界限内，达到实现党政职能分开的目的。其次，依法治国要求党必须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把自己的方针政策国家意志化、转化成法律后，再由国家权力机关实施，禁止党的决议、方针政策未经政权机关国家意志化就要求国家和社会执行的行为。这就界定了党运作国家政权机关的党政联系机制在于党按照法定程序实现权力转化，依法执政。党执政的重点和运作公共权力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法定程序进行立法工作，争取把本党的主张和决定被代表国家意志的国家立法机关接受和通过，上升为法律。

法律化、制度化是民主得以实现和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和基本保障，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以上分析说明，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实现党政分开的现实路径是把党的执政全面纳入法制化轨道，使党政关系获得充分的法律规范和法律保障，始终坚持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这正是我们提出依法治国是完善党的领导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途径和法制保证的重要依据和理由。我们党的执政方式实现制度化和法律化，一方面要求在法制层面上健全权力运作，特别是党政分开的具体法律法规，为依法执政提供完备的法律保障；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行动层面上党要自觉地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国家政权运作方式来执掌国家政权，把依法治国精神贯彻到具体执政过程中，真正做到依法执政。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汪锡奎.略论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关系[J].上海: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02).

[3]林尚立.党内民主[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篇5：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理解

十六大以来，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按照提高科学判断形势、驾驭市场经济、应对复杂局面、依法执政、总揽全局的能力的要求，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实践。执政57年以来，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把四分五裂、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正在蓬勃发展的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党在实践中锻炼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强，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

党的执政能力，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从它的主体讲，既涉及各级党组织，也涉及党员、干部，还涉及党的整体；从党的内容讲，既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贯彻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和处理执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也指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通过执政完成所担负的历史使命的能力，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适应执政条件的变化，适应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的新要求，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三大规律”的新认识和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体现了我们党在执政理论和执政实践上的新进展、新成果。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党执政以来的全部实践活动和理论成果表明，执政能力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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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从来都是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要以提高执政能力为重点加强和改革党的建设，以党的建设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十六大以来，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继续全面推进。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继续推进各方面改革，着力解决经济运行

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保持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新进展，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对于执政党来说，党的建设重点是执政能力建设。党的各方面建设，最终都应该体现到把握党的执政规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上来，体现到增强党的执政意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上来。同时，又要把党的执政能力提高作为检验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党的建设的实践表明，执政能力建设是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的一要红线，是党的各方面建设的综合体现。党的执政能力提高了，就表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取得了成效。如果党的执政能力没有提高甚至于有所降低，就表明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党的建设的实践表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坚持做到四个结合：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同党的思想建设和理论武装工作结合起来；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同党的组织建设结合起来；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同党的作风建设结合起来；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同加强改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结合起来。

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得到变化，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全党同党同志的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已经突出地摆在我们党的面前。党的执政能力如何，已经越来越成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关键性因素。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不能只讲一些抽象的，空洞的理论而是要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去提高，在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去提高，在解决复杂矛盾和突出问题的实践中去提高，在应对各种挑战和风险的实践中去提高。我们党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必须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一根本性建设。这是时代要求、人民要求

。

我们党执政57年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党在实践中锻炼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强，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是党在执政能力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必须高度重视并抓紧解决的问题。

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我们党必须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当前，党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包括：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还不完善；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素质和能力同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党员干部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思想作风不端正，工作作风不扎实，脱离群众等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较弱涣散，一些党员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还比较严重，这些问题影响党的执政成效，必须引起全党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解决。

篇6：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理解

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 人民日报 》（2011年05月03日07 版）

多难兴邦，多难砺党。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特别是灾区人民的顽强拼搏下，经过3年时间，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基本完成，取得了灾后恢复重建的巨大成就。这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应对风险挑战、驾驭复杂局面的高超领导水平和强大执政能力。实践再次证明，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全国人民的主心骨。

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经受住重大考验

灾后恢复重建，直接关系灾区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灾区的长远发展。在恢复重建中，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及时出台规划方案，加快推进民生建设，加强防灾减灾工作，使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经受住了重大考验。

及时出台规划方案，科学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灾区恢复重建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做到科学规划、科学重建。重建工作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整体谋划、科学统筹，坚持以科学规划保障科学重建。在应急抢险的紧张时刻，党中央就作出了加快灾后恢复重建的重要部署；震后第七天，就着手研究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明确了灾后恢复重建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重建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在恢复功能与发展提高相结合原则的指导下，一批交通、水利、能源、通信等重建项目相继建成，灾后恢复重建顺利推进，实现了灾区基础设施的提升发展。加快推进民生项目，着力保障和改善灾区民生。在灾后恢复重建的各项工作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重点。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贯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把民生建设作为重

中之重，优先安排、加快推进，确保把群众安顿好、把民生保障好。震后10天，四川省完成1500万人的应急安置；震后100天，完成1200万人过渡性住房安置攻坚。新建的社会福利院、社区服务中心、集贸市场等民生项目，综合保障能力比震前有了显著提高；灾区公共服务设施全面升级，功能配套更全，服务能力更强。

加强防灾减灾工作，显著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完整的灾难救援及预防体系，包括灾前的防灾减灾、灾中的抗灾救灾和灾后的恢复重建等环节。其中，防灾减灾环节主要是倡导居安思危，普及防灾减灾知识，使人们在遇到灾难时能够通过自救降低灾难带来的危害和损失。震后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就组织人员到灾区调研，并于2008年底对《防震减灾法》进行了全面修改和完善；自2009年起，将每年的5月12日定为全国“防灾减灾日”，推动全民防灾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技能的普及推广。

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得到充分彰显

自然灾害、经济危机、文化冲突、外交事件等，都有可能引发风险。如何规避和抵御风险，体现着执政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在重大灾难面前，我们党没有回避，而是积极应对灾难、妥善化解风险，并在化解风险中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得到充分彰显。

灾后恢复重建突出民生建设，体现了我们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灾后恢复重建的一切工作，都始终体现着我们党对人民生命的尊重和对人民利益的关切。抗震救灾就是救民，灾后恢复重建就是为民。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一开始，就坚持把民生建设摆在优先位置，加快建设城乡住房、学校、医疗卫生机构等关系百姓生活的重点工程，大力新建社会福利院、社区服务中心等民生设施，使灾区的公共服务能力较震前有了显著提升。

灾后恢复重建坚持科学发展，体现了我们党对客观规律的尊重。灾后恢复重建是一项涉及多项内容的庞大系统工程，必须尊重规律、科学规划、全面考虑，既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又充分发挥科技的重要作用。我们党在收集和研究抗震救灾各种信息、废墟垃圾处理场地和方式选择、重建选址等问题上，充分发挥科技作用，不仅化解了多种风险，而且大大加快了灾后恢复重建的进度。

灾后恢复重建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推进，显示了我们党总揽全局、统筹兼顾的核心作用。在灾后恢复重建中，党中央始终强调一手抓抗灾救灾、恢复重建，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确保了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在灾后恢复重建有条不紊顺利进行的同时，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取得圆满成功，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顺利完成，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积极成效，国民经济实现较快增长。

灾后恢复重建注重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体现了我们党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在灾后恢复重建中，各地区、各部门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全民动员、对口支援、协同作战，保障了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这种从中央到地方的强大动员能力，有效地集中了社会力量，将自然灾害损失降到了最低。

灾后恢复重建强调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体现了党强大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能否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如何的重要体现；能否正确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和利益关系，是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能否充分发挥的重要体现。在灾后恢复重建中，哪里有受灾群众，哪里就有党的基层组织、就有党员干部，党员服务队、党员示范行动、党员责任区在灾区大量涌现。实践再一次证明，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对党忠诚、对人民充满感情、对事业高度负责。

在新形势下继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既十分重要又非常紧迫。进一步提高防范和抵御风险能力，是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一项重大课题。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是根本保证。党的基本路线是兴国、立国、强国的重要法宝，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形势越复杂，任务越繁重，斗争越尖锐，我们就越要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基本纲领，坚定不移地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坚定不移地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目标和总任务而不懈奋斗。不论发生什么事情，这些基本的东西都不能变”。

相信和依靠群众是力量之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党的核心价值理念。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人民群众。我们党在抗震救灾、灾后恢复重建中动员、组织、团结群众的成功经验再一次说明，只有树立群众观点、坚定群众立场、坚持群众路线，相信和依靠群众，我们党才能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坚持科学执政是关键因素。应对风险挑战能力的提高，不仅来源于丰富的执政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而且来源于对执政规律的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适应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变化，必须进一步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不断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从思想、机制等方面为应对风险挑战做好准备。

提升党员素质是重要途径。在新形势下，党长期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本地区本部门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的突出问题，都对党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只有不断增强党员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全面提升党员的素质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党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

篇7：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理解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交流研讨发言

（2019年10月30日）

按照本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研讨安排，通过学习和思考，围绕“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本领”，结合工作实际，谈几点认识和体会，与大家共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强调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这是对党的建设思路和布局的一个重大创新，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为全面从严治党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继续推进。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党的建设总要求,把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地位落到实处。

一、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写入党章，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以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就要把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第一位的政治要求。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机关干部，更加站位要高，要时刻牢记自己姓党，始终做到“两个维护”。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以政治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和信仰，以自学为主，集中学习为辅，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丛书，读原文、学原著、悟原理，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通过学习切实树牢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使之成为思想自觉、党性观念、纪律要求和实际行动。要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在岗位上、落实在行动上。

二、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规矩。在党的各项纪律中，政治纪律是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抓住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就能带动党内其他方面的纪律规矩都严起来。作为一名班子成员，承担着协助支部书记抓好党的政治建设任务，必须协助支部书记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反对。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防止“七个有之”、做到“五个必须”的要求，坚决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反对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亲亲疏疏的行为。

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健康的政治生活、政治文化、政治生态，既是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目标，也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支撑。以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必须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培育良好党内政治文化作为基础性工作，持之以恒地加以推进。作为支部班子成员，要尊崇和维护党章，认真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带头严格落实“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等制度，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切实解决政治生活随意化、形式化、平淡化、庸俗化问题，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同时，要带头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大力倡导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好人主义，不断培厚良好的政治生态土壤，以良好政治生态助力政研室党的政治建设的加强。

篇8：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理解

艺术水平的基础,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适应执政环境深刻变化的客观需要, 也是我们党对自身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的提出, 体现了我们党对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的清醒认识和科学判断, 体现了我们党对当前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的准确把握, 也反映了我们党执政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和执政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我们党是执政党, 在国家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1]中国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全国各族人民当家做主, 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此, 我们党的执政能力, 从总体上讲就是指党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 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本领。新世纪新阶段新形势任务, 使党的领导和执政面对着巨大的考验和挑战。这种考验和挑战非同寻常, 是历史性的考验, 是时代的挑战。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问题,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问题, 维护党的执政安全问题, 非常现实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资源有限、制度不成熟, 社会尚未完全发育的国家来说要有序而规范地把握、领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过程, 就必须有强大的领导力量, 必须有党的有效的领导, 这种有效的强大的领导力量又必须通过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来实现。所以面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深刻变化, 本质上要求我们党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中, 探索和构建与这个发展阶段、发展形态要求相适应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全面协调党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保证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有效领导, 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以宽阔的眼界观察世界, 正确把握时代的发展要求, 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 不断以提高科学判断的形势能力;必须增强法制观念, 善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维护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 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2]

应该说在人类历史上, 工人阶级政党执政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就指出共产党执政后如何巩固政权将是“一场严峻的考试”。毛泽东同志也说了类似的话。他在建国前夕提出“两个务必”, 把执政比作“进京赶考”, 强调“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经济工作”[3]。改革开放以后, 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 不解决这个问题, 坚持不了党的领导, 提高不了党的威信。”“要坚持党的领导, 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改进党的作风。”[3]“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只有大力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 深入到群众中去做思想政治工作, 经济调整中的许多困难才容易克服。”[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党明确地把握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党建设的理论创新

“贯彻‘三个代表’要求, 我们必须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大力发扬求真务实用于创新的精神, 创造性地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4]所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 思想博大精深, 内涵丰富, 是我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十六大正式将“三个代表”写进党章, 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是面向21世纪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它紧密结合时代特征, 统揽国际风云变幻, 国内改革新进展, 针对充满希望挑战的21世纪, 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 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是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建设理论基础上, 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开展和创新。

毛泽东同志关于党的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邓小平同志所在的历史时期对执政党理论作出了系统的阐述, 强调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5]毛泽东和邓小平说的建党是指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 江泽民同志把重点放在执政党建设上, 其理论创新也在于此。正如邓小平同志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一样, “三个代表”也是我党历来坚持并分别加以阐明的若干基本原则和原理在新的条件和实践上, 加以归纳和提炼, 构成一个新的完整的科学概念, 从而更加鲜明集中地揭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本质要求和客观规律。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 考察了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科技信息化的新形势, 依据党所处的历史方位, 科学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 创立了“三个代表”主要思想, 开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 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 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问题。一个国家的革命, 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 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 否则胜利就靠不住。”[6]邓小平理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总结我们党八十多年的经验, 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 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 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 生动而具体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赋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仍然是我们正确认识和运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锐利思想武器。”[2]“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全党要抓住机遇、锐竟进取,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把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到新的水平。”[1]

三、保持党的先进性, 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表现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是时代的要求, 人民的要求”, 这表明我们党是以解决执政活动中不适应时代要求和不符合人民利益的问题为重点来研究和部署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我们党建党八十多年, 执政五十多年来, 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取得了伟大成就;党的建设也走了自己的道路, 取得了伟大成就。“共产党人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奋斗, 但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着运动的未来。”[7]

进入新世纪, 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发展进入关键时期, 稳定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在这种新形势下, 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成为我们党的一个严峻而紧迫的课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必须从每个领导班子, 每个党员干部抓起, 通过抓源头, 抓基础, 进一步强本固基, 提高水平。只有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 保持全体党员的先进性, 我们党才能战胜一切困难, 从容应对国际国内复杂局面, 不断提高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 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作为执政党要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必须有坚实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 它揭示了新世纪新阶段党的先进性本质特征, 提出了新世纪、新时期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基本要求, 是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灵魂,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 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 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 本质在执政为民, 共产党员只有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 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观察和思考问题的锐利武器, 工作决策的根本依据, 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 才能准确地把握社会发展趋势, 跟上时代步伐, 从而体现出党的先进性。“归根结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 永远保持先进性, 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 社会和谐, 人民幸福。”[1]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党的建设, 就能使我们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同时, 始终不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在组织动员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发挥党的领导作用的时候, 始终不忘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只有这样, 党的先进性才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才能使党的指导思想核心作用得到真正发挥。“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始终成为团结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2]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1-10.

[2]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4:1-253.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358-368.

[4]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26.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39.

[6]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