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危机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的研究

合法性危机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的研究（精选8篇）

篇1：合法性危机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的研究

合法性危机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张志成

一、何谓合法性问题?

在政治思想史上，合法性一直是以政治哲学的形式出现的。所谓合法性，也就是是对被统治者和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实质上，合法性就是正当性[2].从法律上讲，合理性主要是指正当性说明。指论者要有足够的理由说明听者，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并为对方接受[3].从历史上看，论说统治合法性的政治哲学大体经历了从神到人的发展过程。简单而言，在中国古代，商周时期是以“上帝”和祖先崇拜来为统治进行合法性说明的，而由于君主专制的统治形态所必然具有的弊端，孔子创造了以伦理为中心的政治哲学，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仁政”为两端，形成了“道统”和“君统”互相制约的统治合理化论说体系[4].而近代，随着西学东渐，更主要的由于“人”的意识的觉醒和个人利益的发达，合理化论说体系从“神”到“君”进而转变为以“人”为基础。随之而来的，政治运作的表现形式就是从“君主”转变为“民主”。但是，以欧美国家为榜样的所谓“民主”的政治体系面临着体制上的实质缺陷的困扰，这两个实质缺陷之一就是马克思所发现并论证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资本掠夺超额利润所必须的剥削，包括对本国人民的剥削和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和掠夺。这两个实质缺陷在近代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也导致了“民主”合理性在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彻底破产。其表现形式就是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在中国，历史就表现为：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争取“民主”-推翻“旧民主”(资本主义)争取“新民主”(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革命胜利、获得执政地位。

后工业时代，在以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为合法性论说、以资本主义和财产私有为经济模式的国家，随着民主的日益技巧化以及操控信息的技术日益成熟，加之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蜕化，更重要的由于其经济

和社会生活中面临的大量“民主”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以及“民主”和“自由”所直接导致的问题的泛滥，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民主主义的政治运作合法性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其合法性论说的辩护能力日益下降。有学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开始，世界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1929年到1933年，爆发了席卷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社会初期自由放任式管理模式遭到怀疑，[5]”旧的否认资本主义存在危机的传统理论开始失效，资本主义制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6].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下的政府也出现了合法性危机的问题。正是针对这样的危机，哈贝马斯提出了自己的关于合法性问题的论说。

二、哈贝马斯的合法性论说

哈贝马斯认为[7]：所谓合法性问题，也就是一个政治制度，一个政权的威严和权威能否得到人们信任和承认的问题。[8]他同时认为，一、后工业社会完全有能力采取措施，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干扰和不符合人们意愿的副作用就会减少，并且不一定能够转化为合法性的丧失。因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把社会中发生的利害冲突限制在个人的范围内，使之不能形成阶级的利害冲突[9].二、他强调人们行为的协调应以共同的规范为基础，而共同的规范是由人的统一认识促成的。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对话[10].其前提是：同行为规范联系在一起的公认的要求只能是用目的在于取得共识的辩护来实现[11].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是基于其对“晚期”资本主义的诸多现象的认识而提出的。例如，他提出有关危机的现象包括：生态的平衡、人类学的平衡和国际的平衡[12].同时，他也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飞速发展，使这个世界性的社会制度面临着一些问题;(但是，)不能把这些问题理解成为这个制度所特有的危机现象。

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人和制度互动的过程，关于这一点，哈贝马斯指出：社会本身不能单独实现进化，只有当它和行为主体结合在一起时，才能构成一个有进化能力的系统;一个社会，只有在吸取了社会

化的行为主体的学习能力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新的结构，从而使它的控制能力和调节能力达到一个新的水平[13].他认为马克思仅仅看到了生产领域，而没有人的交往行为和社会同一性的形成对社会进化的作用。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巨擘，作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演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角色，哈贝马斯既看到了所谓“晚期”资本主义存在的合法化危机，又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式解释社会进化和发展背后的原因，提出了危机论，并以合法性论说的方式试图解决这样的危机，进而试图在渐进式的更新的前提下，以哈贝马斯式的“互相理解”[14]的“民主”来实现社会稳定。总体而言，哈贝马斯的理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马克思的分析方法，甚至对马克思的社会学方法还有较大发展，强调人与人之间客观联系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但是，他也不讳言其理论的辩护性基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核心形成的，而这个制度的核心，(是)确定社会一体化的既定形式。”[15]

尽管哈贝马斯的思想是建立在保留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的，但是，其思想仍然具有十分可观的借鉴价值。尤其重要的是，哈贝马斯通过“互相理解”的方式提出的新型民主思想。传统上，社会契约论、代议制民主和权利限制作为经典的资本主义社会组织方式，具有难以辩驳的“辩护水平”。尽管早至卢梭就曾提出：真正的民主从来没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但是，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初期阶段，生产资料的小规模个人占有的经济关系和法律绝对保护私有财产的社会制度使改造传统的民主方式的任务并不紧迫。但是，随着跨国公司等法律、经济和文化巨人的出现，个人的意志和政治参与程度及效果受到极大的压迫，传统上的自由主义下的代议制民主遇到了一定的危机。哈贝马斯关于合法性问题的思路同时提供了以辩护水平为尺度的社会弥合的解释性手段，同时他的思想也不仅仅停留在“辩护”上，而是将合法性的辩护与解决性手段相结合，以解释来促进解决，这就“弥补”了马克思从社会更替的革命角度看待问题而提出的单一的“解决”性的手段，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引进了人与社会的互动，克服了马克思“技术至上”论对人和社会互动的忽视。

三、社会主义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从前文可以看出，对于政治架构和运作的合法性论说对于政治权利是极为重要的。正如学者所说：“不论是哪种形式的统治，统治者命令能否被服从的命运都取决于是否建立并培养了被统治者对统治的普遍信仰。只有被人们认为是具有某种正当性理由的命令，才会获得被统治者的追随，从而具有合法性。”[16]历史和现实也都表明了这一点。可以说，社会主义的政治也无法回避合法性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于2004年9月19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一文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得出了如下结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同时，中共中央认为，在当前的历史时期，“各种思想文化互相激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我们仍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一决定既承认了党也存在执政合法性问题，也指出了执政合法性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说，这一决定是对合法性问题的承认和思考。那么，社会主义政治的合法性来源是什么?合法性危机的实质又是什么?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所谓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一样，其基础都是“一种对规范的规则模式‘合乎法律’以及根据这些规则有权发布命令的那些人的权利的确信”[16]，是指对一种现存统治秩序的信仰，以及由这种信仰指导下的对命令的自觉服从。也就是说，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和在这种信仰下对政治运作的自觉服从同样应该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合法性首先来源于资本主义自身危机。在资本主义不能克服其本身客观存在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前提下，按照矛盾的观点，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并且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资本主义本身必然会有“新”的、反映其危机的思潮和社会运动。这一思潮和社会运动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在经历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思潮的科学化、系统化总结之后，社会主义本身成为一种信仰，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

分析社会主义运动的合法性内涵，我们必须对资本主义危机进行具体分析。简单地讲，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合法性恰恰来自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自身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身就应该是社会主义合法性基础。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危机主要是经济危机。正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也正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必然，也是社会主义本身成为合理。恩格斯认为：“从本世纪初以来，工业经常在繁荣时期和危机时期之间波动。这样的危机几乎定期地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每一次它都给工人带来极度的贫困，激起普遍的革命热情，给整个现存制度造成极大的危险。”[17]而所谓“革命”，在哈贝马斯那里就是“利害冲突”没有“限制在个人的范围内”，而是形成了“阶级的利害冲突”[18]的外在表现，也就是“合法性”遭到危机的最直接表现。

资本主义的危机也是政治危机。在原始资本主义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导致的无产者的贫困和经济权利的丧失，使无产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权利”丧失了实质意义。因此，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19]，以替代破产了的资产阶级民主。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20]从国际关系而言，由于争夺资源和“夺取新的市场”[21]的斗争，使资本主义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时激化，资本主义在既定的文化范畴内的意识形态上的破产就成为必然。在中国历史上，这一过程就表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五四”运动。“五四”之后，共产主义学说逐步成为中国革命者中占据主流的流派，与这一客观矛盾的存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事实上，社会主义合法性的现实基础乃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以及无产阶级民主权利的丧失，意识形态基础乃是马克思主义对这样的经济危机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构造。

四、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合法性矛盾、融合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从马恩时代以来，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和其他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冲击，其变化是显著的。目前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是基本稳定的，社会危机还不突出。而社会主义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到目前，也经历了深刻变革。但是，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统治”，都存在“合法性”问题。它们之间的“合法性”问题既有客观必然的矛盾，也有相似之处。

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能够有效地解决经济增长问题[22].但是，他同时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的市场的功能除了日益严重的问题，行政系统无法完成从经济系统那里接受来的控制性任务，于是，合法性的系统无法维持它要求的群众表现的那种忠诚水平[23].简而言之，也就是说，哈贝马斯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能够保证经济的增长(但他也认为财富无法无尽增长)，但是，政治当局无法解决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问题，因此，“生活领域”会发生混乱，进而导致“群众”对政治当局的认可程度、忠诚度的降低。进而，合法性就会出现危机。

邓小平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显然，社会主义的执政党同样必须解决经济持续增长和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中控制经济的政治任务，只有这样，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才能和谐发展，使合法性得到加强，并进一步促进政治当局(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增强，提高其控制能力，使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可能。《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扭住经济发展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表明，无论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和控制市场经济的能力是政治当局的合法性的基础。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首先，对于“晚期资本主义”而言，市场经济制度已经是一个事实，而对于中国社会主义而言，建设并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仍是一个时期的任务。其次，合法性的核心不仅仅在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而是在于政治当局控制经济系统，并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导致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出现的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而言，经济发展本身只能是社会目标之一，而社会目标和人的发展目标不容须瞬忽视，否则，最终不仅会使社会主义丧失制度优势，而且会随着合法性、忠诚度的降低而丧失对经济系统的控制能力，使经济运行失去可控性。

哈贝马斯认为，行政计划需要拥有合法的权利[24].日益增长的合法性需要，“今天必须用(建立在普选权基础上的)政治民主手段使其得到满足。但是，形式民主的手段费用巨大。”“(国家)必须考虑到居民的普遍利益，并把这种利益维持在必要的程度上，以免使群众对国家的忠诚降低到引起冲突，使国家失去合法性。”哈贝马斯一方面指出了利益妥协需要一种政治民主手段，但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形式民主”的困境-花费过大。他还指出了一种意见，那就是说，“国家可以随着使行政系统不依赖于合法的意志形成来摆脱合法性问题。”通过富有“表现力”的符号和象征同行政管理的工具性的功能的分离，来为国家避开合法性问题服务[25].其实，这样的观点就是使民主“形式化”，抛开民主的实质性的“决定”价值，而使行政系统的决定技术上合法化、“自我”合法化。哈贝马斯并没有指出合法性需求、利益妥协和分界以及花费巨大的形式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缓解。

同样，《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段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如果我们把人民当家作主理解为民主的实质决定作用，依法治国的“法”理解为利益的妥协和分界，那么，社会主义的中国同样面临这如哈贝马斯所言的实现民主的巨大成本问题、民主对利益分解的实质性决定价值问题两大历史性课题。而在民主实质性决定的问题上，不仅仅存在效率这一客观障碍，也存在国家间竞争这一影响利益分界的重要变量如何进入民主决定系统的问题。另外，尽管我们可以引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这样的技术性决定系统，但是，“技术性”的决定和貌似价值中立的行政系统“输出”的决定是有助于还是有损于政治当局的“合法性”地位最终也必须经过群众的合法性意识衡量，而没有体现“合法性意识”价值手段的技术性决策系统事实上是无法衡量合法性的，其实质必然也是有损于合法性和民主的实质决定价值的。

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关于合法性获得的建构。群众的合法性意识与政治当局的合法性建构是一对有着内在结构性矛盾的概念。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的获得，本身就是破坏性的，如果获得合法性的方法被看穿的话。有人试图通过有目的操控手段来弥补合法性的亏空;这种尝试在系统上的局限性就在于行政活

动和文化系统这两个领域间的结构差别。”[26]他更进一步指出，“国家不能简单地掌管文化系统;国家领域的扩张，致使文化的确信无疑状况发生了问题。”意义“成了一种能源匮乏，而且将越来越匮乏。”简单讲，也就是说，文化系统本身是生成合法性意识的基础之一[27]，合法性的存在是基于合法性意识的自我生成和主动衡量，一旦合法性意识到其生成和衡量是由政治当局所操控，那么合法性意识就会发生变化，就会基于其“自觉”后的意识重新对合法性进行衡量。一旦合法性意识中的“意义”失去自主性，群众就会用“价值”来衡量“合法性”，而和“意义”不同，国家所能提供的“价值”的合法性论说是有限的，因此，容易孳生合法性危机。

相比较而言，《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牢牢把握舆论导向，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优先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如前所述，社会主义的合法性资源的重要来源是其对社会的自觉意识和科学规律的把握，因此，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建设、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修正来提供社会主义的合法性资源是必须的。但是，合法性建设的重要问题乃是如何提供“意义”资源。政治当局和行政系统直接操控文化系统会使合法性意识处于不断“反省”和“自觉”的过程，使合法性意识的形成背离其“自生”和“自觉”的客观规律，不仅不利于合法性问题的解决，而且会使社会丧失“意义”资源，而以“价值”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尺度。而由于价值的方向性，个人、团体、国家对于同一决定的价值衡量必然是不一致的，因此，最终往往导致社会分裂。

总之，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建构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总体而言，其合法性理论以社会弥合为目的，提出并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所导致的合法性危机，并从政治、文化和经济等方面提出了社会利益妥协和分界以及合法性意识建设的问题，对于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维持政治当局的合法性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来讲，同样需要考虑的是党的执政、民主、效率、利益妥协和分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合法性之间的紧密关系等重要社会分裂和弥合的变量。你好，谢谢你看这个资料

篇2：合法性危机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的研究

（李琦 学号111300657）

政治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执政党所面临的永恒的主题。所谓政治合法性，是指社会公众在合乎理性选择的基础上，对政治系统的自愿认同、服从和支持状况。

[1]这一概念最早是由马克思·韦伯在社会学领域中提出，并构建了三种理论模型来分析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即“传统型”（traditional）、“个人魅力型”（charismatic）和“法理型”（legal-rational）。政治合法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体特性层面，即制度、权力和社会基本信仰、价值取向的内在一致性制度；另一方面是客体认可或认同方面，即权力的委托对对现实制度和权力的支持、认同和忠诚程度。”[2]美国的政治学学者李普塞特对政治合法性这一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合法性是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3]总之，政治合法性这一概念涉及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一个政权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关系到社会秩序乃至国家政权的稳定。

一、政治合法性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许多外国学者认为，与世界上其他政党一样，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场新的革命：“期望值上升的革命。”各种政体下的公民都会问他们的政府“最近你为我们做了什么”。[4]因此满足不断上升的期望，保持政治合法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条件。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或者政府如果缺乏必要程度的合法性，那它很快会土崩瓦解。

中国共产党是由革命获得执政合法性的，所以，它的执政合法性，首先来自人民对统治集团的反抗，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人民反抗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因这种作用而得到人民的支持和认同。[5]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和执政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绩效又对于巩固和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合法性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苏东剧变表明以苏联模式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实践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

[2] 杨宏山，《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发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林尚立，《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美]马丁·李普塞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 沈大伟著，佚名译，《中国共产党改革的国际视角》，《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1期。

[5] 王长江，《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1期。1

得到了人们的认同。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极其深刻的转变：一是从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社会的逐渐转变；二是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转变，从传统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向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体制逐渐转变。[6]完成了这两个转变，我们才会建设成为真正的现代化国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经历90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对自身的转变和面临的挑战也有了清晰的认识，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政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7]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对中国共产党巩固和提升其执政的合法性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笔者认为主要有四点：一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公平正义受损；二是政治腐败，廉洁程度降低；三是社会群体事件不断发生，干群关系不和谐，执政权威受到挑战；四是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民主所体现和强调的平等、竞争、参与的政治理念，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带来了挑战。

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让我们知道一个执政党的权力是由人民赋予的，人民有权授予也就有权收回。政治权力的运用和行使要以维护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作为唯一和最终目的。

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高低强弱，取决于党实现对人民群众承诺的程度。这意味着，在经济上，共产党必须通过推动发展来提高自身合法性。计划经济无法为它提供这种合法性，市场经济成为必然选择。在政治上，共产党必须把人民当家作主真正落到实处，继续用包打天下、包办一切的方法来执政已经无法赢得支持。为此，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体制和机制，来反映和体现人民和执政党授权和被授权的关系。[8] [6]

[7] 胡鞍钢，《中国发展前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8] 王长江，《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1期。

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出要继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已经深知自己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来巩固政治合法性，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真正地加强民主法治建设。近些年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外国学者对中共的改革和发展有不同的见解，但是自从十七届四中全会结束以来，几乎所有的外国学者都认为：三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改革出现了停滞和退步，中共正在变的被动、没有安全感和不自信。[9]

因此，在“内部监督不力，外部制衡缺失”的执政大环境下，必须要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首先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从制度和机制上保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尊重和维护，避免权力寻租，有利于执政党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其次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离不开法治建设，因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民主政治建设，而民主政治建设离不开法治建设”。[10]只有加强法治建设才能保障依法执政，使得民主监督、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有法可依，保证人民群众享有宪法规定的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第二，建设完善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我国在转型的过程中，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旧的体制逐渐丧失约束力，新的体制尚未形成，制度的短缺和权力约束的真空，导致党内腐败频发。在每年中国民众最关心的十大问题中，腐败问题每年都位居前列。据历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及相关资料统计显示，1979年至2008年间，国家检查机关立案侦查的贪污腐败、渎职侵权类职务犯罪125万件。其中，1979-1987年间共查处253225件，1988-1997年间共查处610670件，1998-2008年间则查处了386798件，[11]平均每年增长22%，“中国腐败的速度超过了同期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12]。另据资料显示，1979至2008年间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腐败官员达到390余万人，而1992-2002这两个五年间分别处分党员669300人和846150人。[13]

腐败现象的蔓延，毒害了社会风气，降低了执政党的执政权威和政治合法性。[9] 沈大伟著，佚名译，《中国共产党改革的国际视角》，《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1期。

杨海坤，《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法治论坛》，2006年第4期。

[11] 宋为，佘廉，《新时期我国腐败现象与网络反腐探讨》，《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2期。

[12] 郭强华，《廉政审计》，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

[13] 王寿林，《权力制约和监督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10]

只有加强廉政制度建设，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住腐败不断蔓延的势头。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建立准则规范和法律制度，相继颁布修改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等规章，着力制定和完善监督法规，增强相关实体法的效用性、力求做到宽严相济，严格遵守程序法、切实依法反腐，并以预防腐败为新焦点加快相关立法。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以宪法、法律、法规为核心，党的纪律规定与之相互补充、协调统一的廉政法制体系。[14]

同时，也应高度重视公民监督和舆论监督在反腐倡廉中的重大作用。公民有 权向检查机关、政府监察部门和反贪局等机关举报、检举涉嫌腐败问题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并可将其批评意见、申诉以及控告通过媒体特别是网络途径公开表达。舆论监督也更有效的实施监督权，真正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意见。

第三，遏制分配不公，促进社会公平。胡鞍钢在其著作《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中指出，社会分配不公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纠正社会不公平现象已经不仅是伦理问题，也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危及国家政权稳定的政治问题。[15]如何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解决弱势群体和社会贫富分化问题，都极大地考验着中共的政治合法性。正如亨廷顿所说：“经济增长不仅会用一种速度改善人们的物质和福利，还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加着人们的社会挫折感。”[16]国家发改委2009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从1988年到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2006年，我国常年救助贫困人口城市222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1900多万。虽然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和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但在“马太效应”作用下，这种差距扩大化的趋势仍然没能得到有效遏制。[17]

因此实现社会公平，中国共产党需要提高社会整合的能力，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以巩固党执政的绩效基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主体结构和利益机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带来了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和无秩序，中国共产党要提高社会利益整合的能力，化解社会矛盾。利益整合是指通过多种有效的方式和途径，在保证各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使群体各个部分组合起来，达成[14]

[15] 亓光，《论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3期。肖光荣，《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研究现状及其评价》，《当代世界和社会主义》，2004年第5期。

[16] [美]萨缪尔·亨廷顿著，刘军宁译，《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17] 杨爱杰，《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与执政党利益整合的路径选择》，《理论月刊》，2011年第3期。

利益共识，构成利益共同体。[18]也就是一个对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使之逐步走向有序和谐的过程。

社会和谐的核心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和谐。[19]公平公正是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也是执政党进行利益整合的根本原则。[20]因此逐步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分配和保障体系，这是我国新时期经济上进行利益整合的关键所在。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并且要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真正的让全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果。此外要构建利益表达、利益分配、利益矛盾处理等的利益整合机制。

同时要发扬民主，确保党的政策真正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发扬民主在现阶段的国情下，笔者认为比较可行的是逐步扩大差额选举，以增强党内民主的竞争性。在今天的中国，差额选举是有必要的，因为“差额选举必然包含着候选人之间的竞争性，为了使这种竞争性有一个制度化的轨道并符合选举制的基本价值，应该让候选人有机会进行政策意向的表达，使党内选举的重心由‘人’逐渐转向政策”[21]所以差额选举是将政策作为选举的对象和内容，凡是能充分综合和表达人民利益的政策就是符合人民意愿的政策，也就是在差额选举中能够获胜的政策。这样人民群众的利益就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从而能够有力地整合各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实现社会利益的和谐。

与此同时，建立各种利益整合机制要求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的有效性，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所谓服务型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按照公民意志组织起来的以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服务责任的政府。

[22]建立服务型政府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战略举措，中国共产党必须努力推行政府运行“在管理理念上树立以民为本的思想；在管理方式上实行民[18]

[19]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杨爱杰，《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与执政党利益整合的路径选择》，《理论月刊》，2011年第3期。

[20] 李朋，许东雪，《论党的利益整合功能》，《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4期。

[21] 王邦佐，《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2] 刘熙瑞，《服务型政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00年第7期。

主管理；在管理目的上追求公共利益；在管理责任上推行可问责制”。[23]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深刻意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的不等于永远拥有。党要承担起人民和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必须认真研究自身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领导改革发展中不断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24]也就是说，“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25]因此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有利于党巩固执政地位，也使人们深入认识和把握我国政治发展的实质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从我国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合法性的根本意义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切实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26]因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政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基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进行领导和执政，才能实现长治久安。[23]

[24] 蔡平，《从企业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行政论坛》，2006年第2期。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5] 《中国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4-9-27。

篇3：合法性危机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的研究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杰克·普拉诺认为“合法性是指一种政治统治或政治权力能够让被统治者的客体认为是正当的、公平道义的, 从而自愿服从或认可的能力与属性。”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合法性就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统治权威的认同和对其命令的服从。”

政权只有得到民众的认同, 权力才能转化为权威, 执政党制定的政策和法规才能顺利地实施, 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得以巩固。马克斯-韦伯把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分为三种:传统型合法性、魅力型合法性和法理型合法性。传统型合法性是基于传统的合法性。魅力型合法性是建立在某个领袖超凡魅力人物的英雄气概、非凡品质和超凡神圣性之上的合法性。法理型合法性是基于合理合法准则之上的合法性。

二、政治合法性的概念

所谓政治合法性就是指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对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所表示的认可, 是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来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 是人们对某种政治权力和政治秩序的认同以及认同的程度。政治合法性只有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才是长久和稳固的。传统的政治合法性时代如:袁世凯复辟、蒋介石独裁等, 都是些专制政权, 得不到广大民众的认同和拥护, 因而注定是不能长久的。政治合法性只有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才是长久和稳固的。

三、执政党执政存在的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危机意味着信任危机和权威危机。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就是指公众对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的一种认可。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 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其政治合法性也存在着危机:当一个政治系统开始丧失其合法性的基础时, 也就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党执政的执政基础越来越薄弱

当前, 执政党内的生态环境正在发生恶化, 对政党表示忠诚和愿意跟随政党的群众变得越来越少。一些群众对执政党的支持率日益下降, 对政府的所作所为产生了不信任感, 在政治参与等方面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冷漠。随着加入该党的党员人数不断地减少, 那么, 该执政党的根基便会不稳固, 而衡量一个政党执政基础强弱的标志就是组织的增强和公众参与人数的多少。

2. 社会转型时期各个阶层的经济利益的得失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进入了社会和经济的全面转型时期,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 已经使人们逐渐接受了差异性、个性化的社会, 群众的生活观、价值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人们更重视和追求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实际利益, 功利主义价值取向逐渐凸显, 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如失业、下岗等。新的生产关系的调整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 使得人民内部的经济差距急剧扩大, 引起了矛盾主体强烈的心理失衡, 为矛盾对抗程度的加大提供了主观条件, 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处于不同的境地。当人们在物质利益发生冲突而又得不到妥当处理时, 容易向对抗性的方面转化, 造成公开的冲突。公众的政治权利得不到充分的使用, 产生较强的剥夺感, 很容易导致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

3. 执政党自身滋生腐败现象

任何政党、政治集团执政以后, 都面临着失去政权的危险。在和平建设时期, 危险主要来自执政党内部的腐败。执政党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有效地预防腐败, 才能保持执政地位, 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当腐败现象严重并且直接伤害到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时候, 就有了起义, 有了革命, 有了新一轮的改朝换代。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中国经济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由于种种原因, 腐败现象易发多发。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腐败现象是侵入我们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 任其泛滥, 就会葬送我们的党, 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 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党中央提出“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坚持不懈地抓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加大了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力度。

四、执政党巩固其合法性的对策

执政党的合法性是执政党凭借非权力因素和非暴力手段, 通过其意识形态、纲领政策、组织架构、执政绩效及其公众形象的积极影响, 使民众出于自觉或自愿主动接受执政党的执政和领导地位的能力。从维护政党的政治功能来说, “如何维护和加强合法性, 是任何一个政权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问题, 更是执政党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2]。

1. 牢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政党的一面旗帜, 是政党组织、号召和凝聚人民群众并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的精神武器。始终坚持信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使执政党获得了来自历史和正统社会的肯定和认同;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使执政党获得了来自现实和开放社会的共鸣和反响。两者的紧密结合, 为执政党执政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理解, 从而获得了更多的合法性支撑。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的培育和建设, 自成立之日起, 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正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能丢的基础上, 根据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始终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才不断获得了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2. 扩大执政党的执政基础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确保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综观历史和现状, 阶级基础、群众基础是任何执政党的命脉所在。在20世纪末, 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丧失了执政地位, 个中原因复杂, 因素众多, 但从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的角度看, 不外乎两点:一是丧失了原有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的支持;二是在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大变动的情况下, 没有及时调整政策, 关注、团结、吸纳新生力量, 以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基于此,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着重指出, 党要在巩固自己的阶级基础的同时, 把增强党的阶级基础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结合起来, 以使我们党执政的整个基础更加坚实、稳固。

当前, 执政党的执政基础主要是群众基础。党要以其崭新的姿态制定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政治纲领, 争取社会各阶级群众的支持、投票和拥护, 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 扩大党员队伍,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3. 以经济绩效为指标提高执政党的地位

谋求长期执政的政党只有以经济增长及其取得的绩效为主要途径, 满足民众生存发展需要的基本条件, 才能获得真正的合法性基础。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承诺, 促使中国人民以极大兴趣和史无前例的参与热情参与经济建设。20多年来, 执政党领导的中国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 使我们党获得了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普遍认同。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经济发展给人们带来了丰衣足食, 人们更加认同党的执政地位,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执政党的威信。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 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为执政党赢得了很有说服力的合法性基础, 同时也得到西方政治势力的认同和关注。

4. 执政党要树立公正清明、廉洁自律的形象

坚持清正廉洁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清正廉明、勤政为民是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政权的本质体现。在中国,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 一些资产阶级、封建没落腐朽思想逐渐侵蚀、腐化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 并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推翻人民的政权。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执政党的党员是否清正廉洁, 关系到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存亡[4]。因此,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要清正廉洁、端正党风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唯一选择。我们可以借鉴新加坡反腐倡廉的经验, 建立一套监督和制约机制, 即以法治权、高薪养廉、厚禄养廉[3]。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广大群众的人心向背决定了一个政党的生死存亡。同样,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要想取得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就必须始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得民心、顺民意。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 清正廉洁、勤政为民, 坚持科学的发展观, 永葆生机和活力。

参考文献

[1][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著.曹佩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35-36.

[2]胡伟.《三个代表:党的建设面向新世纪的坐标》, 载《探索与争鸣》2000年第10期.

[3]张岩.政治合法性--执政党建设的重要视角.法制与社会2008年12期.

篇4：合法性危机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的研究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特点；路径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特殊之处

1.执政合法性呈重叠式结构

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层次结构呈现重叠式，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与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政治认同是融为一体的。

2.执政合法性具有稳定性

长期以来，由于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政府和根本政治制度的认同是相互交错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虽有一定的波动，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

3.执政合法性的前提是党的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中国共产党增强执政合法性的路径探析

1.确立科学发展观，注重经济发展质量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固执政合法性基础

在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指导下，继续推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不断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提高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确保全国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从而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绩效基础。

（二）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注重经济发展质量

近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绩，国家财富公正分配成为党面临的最现实的执政考验之一。我们应该注重统筹城乡、区域发展，不断完善利益调节机制，维护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地位。

2.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建立法理型合法性

（一）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加强公民认同感

积极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一条重要途径。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法制和程序化建设，实现信息公开制度，才能对共产党的执政进行监督，了解更多的执政理念，从而加强对共产党执政的认同感，提高共产党执政合法性。

（二）开展反腐败斗争，净化政治生态环境

预防和治理腐败，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坚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加大对权力的监督力度，公开、透明的行使权力，加大政务、党务公开力度，保证党执政合法性。

3.改善政绩合法性，树立正确政绩观

（一）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加强绩效管理

在全党范围内，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树立政绩合法性危险意识；在正确政绩观指导下，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绩效评价体系，使党和人民群众之间能够良性互动，增强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吸引力，促进绩效评估制度化、法制化。

（二）坚持改革创新，扩大基层民主

中国共产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广大党员和基层组织是人民群众的示范对象。我们党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动制度创新，扩大基层民主，突出普通党员的主体地位，保证领导干部与普通党员能够上下互动，从而达到组合合法性、党务透明性、责任明显性，促进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建设。

4.加强社会整合，确立以人为本的群众观

（一）稳固立场，树立群众观点

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应稳定立场，牢固树立正确的群众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也应该积极地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来，为国家发展出谋划策，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党群关系互动，巩固和加强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二）以人为本，关注民生

共产党执政就是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以人为本，把人的生存和全面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

三、总结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有着自身的特色，面临着各种挑战，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层对民众认同一直高度重视，忧患意识强烈，在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问题上发挥了很强的主观能动性。

【参考文献】

[1]王长江.中国政治文明视野下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熊光清.如何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J].学术探索，2011（1）

篇5：合法性危机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的研究

一、“非法”的改革与法律权威：手段与目标的冲突

万毅（以下简称万）：司法改革的终极目的是通过制度变革型塑良法秩序的法治国家。但是，从背景上分析，中国的司法改革是在一个条件不充分、状况不理想的法制环境下进行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司法改革在现实中的双重困境：一方面，建构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是严格型塑“法律至上”的理念。法治国家是指公民之间、国家与公民之间以及国家内部领域的关系均受法律调整的国家，其标志就是所有国家权力及其行使均受法律的约束。换句话说，法律在国家和社会关系调整中具有至上性，任何国家权力及其机构必须受到现行法律的约束，不仅不得采取任何违反法律的措施，而且只有在取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才能实施相应的行为。立法机关受宪法和宪法制度的约束，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受法律、权利的约束。[1]因此，即使是司法机关推行司法改革也应当在现行法律制度的框架内进行，不能擅自出台违背现行法律的改革措施，否则就将动摇法律权威和“法律至上”这一法治国家的基石，违背我们推行司法改革是为建构法治秩序的初衷；但是，另一方面，改革的深层动因又是现有法律制度在目标和技术上存在着瑕疵，不能为法治秩序的建构提供充分的制度支持，改革的目标就是打破现有制度框架的束缚，重新进行制度安排。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司法改革只能从法律之外的其他途径如政治方面获取合法性支援。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目前已经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并不是完全从现行宪法和法律出发的，而往往超越现有法律的规定，表现出某种无序。在司法改革的大旗下，各地司法机关纷纷以司法改革为名，摆脱现行法律的“束缚”，进行大量的“制度创新”，这些所谓的“制度创新”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现有立法的规定。这样，以完善立法、建构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秩序的司法改革，反过来却是以一种“非法”的方式在运行，这不能不说一个悖论。

谢佑平（以下简称谢）：在这方面，我想比较典型的一个例证就是“零口供”规则的诞生。8月辽宁省抚顺市《主诉检察官办案零口供规则》正式出台，引发了学理界和实务界的普遍关注，人们纷纷议论这意味着沉默权规则在中国的确立。从“零口供”规则的内容来看，要求人民检察院在查阅案卷材料时，应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和无罪供述记录在案，但有罪供述不作为摘卷内容。检察委员会讨论时，应在排除有罪供述的前提下，依照“是否有犯罪事实发生”、“危害结果如何”、“犯罪事实发生的经过”、“犯罪是何人所为”、“证明是何人所为的依据”等要素为顺序，综合全案证据得出结论。顺城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在这一规则之下，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一开始即被视为不存在，即等同于零，因此，称其为“零口供”规则。从实践效果来看，“零口供”规则的确立或许真的有利于遏制中国司法实践中以公开或隐蔽形式存在的大量的刑讯或变相刑讯。但是，从改革路径来分析，我们却有理由质疑“零口供”规则的合法性。因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专门规定了证据的七种法定形式，其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或辩解被确认为一项合法的证据形式，对此，作为司法机关的.检察院，怎么能够以本部门的内部规定（“零口供”规则实际上是检察机关的一种内部规定）的形式来加以规避呢？作为广义上的执法者，检察机关实际上是在“违法执法”，因为检察机关的这一纸规定实际上等于宣告刑事诉讼法关于口供的规定失效。

万：还有在黑龙江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审理的所谓“中国辩诉交易第一案”。在该案中，黑龙江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仅仅用25分钟就审结了一起故意伤害案，原因是法院适用了辩诉交易程序，而没有采用法律规定的普通程序，这就使庭审过程大大简化了。[2]据媒体报道， 对于这起国内“辩诉交易”第一案的审判结果，无论是公诉人、辩护人，还是被害人、被告人，都表示满意。[3]从媒体的相关报道来看，此案的审判结果似乎是皆大欢喜。但是，作为一名“法律人”，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细节，这就是，该案的审理结果是在司法机关引入辩诉交易程序的前提下实现的，而辩诉交易程序的适用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制度中却是找不到任何规范依据的，换句话说，我们突然发现，司法机关竟然是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一“中国辩诉交易第一案”的审判。在这种“皆大欢喜”、温情脉脉的表面气氛背后，却是国家法律规定的法定诉讼程序，遭到司法机关的无请抛弃，刑事诉讼法规

篇6：执政党的合法性研究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立志职掌政权，建设一个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共产党现领导人民进行国家建设，早己经是执政党了，但并不是共产党人打江山，就要坐江山，现我就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研究。

一、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合理性

1840年鸦片战争到19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一部“救亡图存”的斗争历史，先后涌现出了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一批又一批的领袖。中国革命的斗争历史反复证明：尽管这些领袖人物及其领导的历史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是无论是旧式的农民革命，还是戊戌变法式的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都没有彻底的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中国的根基，因而无法真正实现“救亡图存”的历史史命。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此后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民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然而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中华民族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这些斗争都无一例外地先后以失败告终。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由一个新的阶级来领导，这个新的阶级是与先进生产力相联系的、富有组织性纪律性、革命最坚决最彻底的阶级，即中国无产阶级。这一新的阶级在五四运动中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也就历史地落在这一新的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身上。

二、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理论依据

1949年各民主党派向中国共产党发出的一份贺电，代表全国人民的心声：四万万人挣脱千年封建专制的枷锁，洗刷一百年帝国主义欺凌的耻辱，这是一件无比痛快的大事„„假如中国人民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知道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终了。各民主党派人民投了共产党的票，政协的《共同纲领》一致推举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其他民主党派是参政党，而不是在野党，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实际上体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宪性和合法性。共产党由于先进性和代表性，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认同，成为执政政党是合理和合法的。到1954年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国不搞三权分立，不搞轮流坐庄。这种政治体制只能是多党合作，政治协商，这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合宪的理论依据，也是中国目前的国情所决定的。

三、共产党执政的实质合理性和合法性

执政地位的合理性不是一朝确定便永远不变的，在现代民主制度下，执政权力的合理性来自于人民的选择，是否代表人民利益与能否保持执政地位存在正相关性。毛泽东和黄炎培先生关于周期率的著名谈话即用人民民主专政形式，也就是要解决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合宪性问题。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由于对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担忧，所以提出“两个务必”的告诫。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对执政合法性问题也是很注重的，对宪政问题也是有考虑的，他曾发表《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名著，就是探索中国共产党执政问题。

邓小平上台后，就把政治系统的经济成果重新取代意识形态成为执政党的主要合法性来源，而意识形态起到第二道防线的作用。邓小平提出：以经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压倒一切政治问题。他强调：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角度来解决，以高超的政治技巧，提出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重视民生，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巩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合法性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果我们党做到“三个代表”就能解决好执政的合宪性和合法性问题。因此，我们党把始终做到三个代表看成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做到三个代表，关键是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这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论，是保证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方法论，而要长期执政，首先要做到执政的合宪性和合法性。十六大明确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社会，这也是宪政的要求。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更是体现以人为本的民权思想、民本思想的宪政思想，是依宪执政的重要内涵。而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号召，更是要解决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的合宪性和合法性问题。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正是共产党执政合宪性合法性的体现。

四、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先进的党，代表人民利益，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苏联曾经创造的的辉煌将永记于人类文明史上，但其解体的悲剧值得人们反思，中国作为曾经在国情、制度、模式都比较相似的国家，苏联的解体无疑会对其敲响警钟，中国共产党勇于正视历史，并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

第一，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把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作为首要任务。生产力是决定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决定因素，人类历史也说明劳动群众的要求并不高，他们所需要的也就仅仅是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用中国古语就是：饥有所食，居者有其屋，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而苏联在这一方面做的却是差强人意，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形式所逼，在战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斯大林为了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只有短暂实行了不到五年的新经济政策考虑到了人民的需要。在经济结构上苏联着重发展重工业而长期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而与人民联系最密切德宝正是轻工业和农业，这一模式的结果就是经济结构失衡，造成“国强民贫”的局面。联解体时绝大多数的苏联人民是木然的，他们感觉不到这个国家所给自己带来的福利，国家存在与否与自己无关。中国在“”后吸取建国后三十年的教训和经验，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认识到人民群众的需要才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

第二，推进政治改革，改变僵硬的政治体制，增强国家的政治活力，发扬民主，推行法制。斯大林集权思想浓厚，在政治上创设了高度集权的体制，以党代政，剥夺地方自主权，造成个人崇拜严重，僵硬的政治体制，使国家失去了政治活力。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在推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根本思想就是奉行民主，发扬法治，通过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健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恢复政治协商会议，给各民主党派以参政议政的权利，改变“”中以党代政的局面，恢复政治活力。

第三，加强党自身的建设，增强党的执政能力，进行反腐倡廉。有一句话能说明这一情况“苏共在二十万党员的时候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二百万党员的时候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在两千万党员的时候苏联解体了”。 前期苏共的干部革命意志坚定，没有丝毫特权，能与群众同甘共苦，而后期形成了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结果必然导致贪污腐败的盛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新的情况下，针对新的现象，中国共产党加大了发腐倡廉力度，从近几年落马的高官级别就可以看出这一决心。只有清明廉洁的政党，才能有较强的执政能力，能保持与人民群众休戚与共的心态，获得人民的支持，永立于不败之地。

五、民主执政的科学提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国家建设，总结执政经验，吸取历史教训，从长期执政实践中努力探索执政规律，不断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10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遵循六条原则，其中最后归结性的第六条就是“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这里民主执政是党的核心作用与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实现的重要原则和保证。十七大报告强调今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四条原则，其中一条就是“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可见，“民主执政”的提出，不仅表明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而且表明我们党对民主与执政党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执政体制与工作机制的认识有了新的深化和拓展，对于我们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今世界政治多极、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WTO，逐渐在经济政治上与国际主流社会接轨。国内社会阶层两极分化步伐加快，新社会阶层崛起，党内腐败日益增加，这对中共是一个严重考验。因此，更要以政治、经济、和先进文化成果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增强执政的合理性、合法性、合宪性。

篇7：合法性危机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的研究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政党政治已经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党情各异，因而政党执政的方式异彩纷呈。但是有一点是同质的，执政党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要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赢得民众的支持，实现党的执政目标，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党的十六大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十六届四中全会就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做出了重要决定，2005年1月，胡锦涛同志提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命题，强调：“党的先进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关系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对我党提高自身建设高度概括和科学要求，同时也是关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思维模式的转换，是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发展的重要理论创新。

胡锦涛同志指出：“开展党的先进性建设，就是要通过推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反映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使各级党组织不断提高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始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使广大党员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始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我们党保持与时俱进的品质、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党的先进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也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从这个角度看，党的先进性建设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党的先进性建设对于执政能力建设有着导向性作用。

我们党执政以后的全部实践活动都是围绕执政来展开的，都是围绕如何提高执政水平、如何巩固执政地位进行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成为党的建设中的重点和关键。党的先进性建设始终是我们党生存、发展和壮大的根本性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是紧密相联的。我们讲先进性建设是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和执政地位的提高和巩固，离开了先进性，党就不会有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也就失去了执政的资格和条件，也就更谈不上提高执政能力、执政水平和巩固执政地位了。

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世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离不开党的领导。我们在研究中，通过对先进性建设的深入分析，特别注重把操作层面实用价值的理论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价值沟联起来，研究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的相互关系，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寻求先进的“路径依赖”。

党的先进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永恒课题，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现实要求，是统领党的建设的灵魂和主线。只有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才能使我们党生存、发展、壮大起来，才能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才能真正奠定好长期执政的基础。

其次，执政能力是党的先进性的集中反映和重要特征。

我们党站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党的先进性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息息相关的。党的先进性是党员干部提高执政能力的前提，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党员干部的执政能力是党的先进性的集中体现，有什么样的先进性就有什么样的执政能力，执政能力依赖于党的先进性，是党的先进性的集中反映。

党的先进性反映在党的执政能力上主要是通过执政理念、执政方略、执政方式体现出来。而它们之间又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

政党保持先进性的问题，不是要社会适应政党，而是要政党适应社会。工人阶级政党保持先进性，从主观上说，是党的政治自觉，从客观上说，则是党生存、发展、完成使命的必然要求。党的先进性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当代价值。

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放到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高度去认识。胡锦涛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明确指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关系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他说：“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党的先进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开展党的先进性建设，就是要通过推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反映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使各级党组织不断提高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始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使广大党员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始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我们党保持与时俱进的品质、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从这个高度上认识党的先进性建设就不难发现，党的先进性建设是我们党政治上的自觉，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认识上的一个突破。

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放到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去认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始终是我们党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建设。历史表明，任何政党的兴衰存亡，归根结底取决于它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取决于人民群众对这种作用的认可程度，取决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这是一个政党取得成功的基础。我们党刚刚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时，只有几十名党员，力量是十分薄弱的。经过80多年的艰苦奋斗，我们党不仅成长为一个有近8000万党员的大党，而且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使国家面貌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深刻变化。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结到一点就是：我们党始终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并始终保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使我们党具有广大人民群众这个执政基础。离开了党的先进性，就不可能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丧失了执政的基础。我们党就不可能始终保持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就不可能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长期拥护和支持，也不可能成为革命、建设、改革的坚强领导核心。抓住了先进性建设，就抓住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就抓住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关键。

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放到确立正确的执政理念高度去认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需要同实现党的历史任务紧紧联系起来。党的先进性历来是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总是不断给我们党提出新的要求，也给党的先进性赋予新的内涵。因此，我们必须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看待党的先进性。当前，党的先进性建设，就必须正确确立执政理念。具体说，就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把党的先进性要求转化为全党的实际行动、贯彻到党的全部执政活动中去，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就必须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充分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切实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民主政治。从根本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党的先进性的真谛，就能更好地完成党的执政使命。

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放到提高执政能力，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上认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在执政特别是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任务更为艰巨。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固然不容易，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就应该必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党的先进性面临着新的历史考验。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世界上一些曾经执政多年的大党、老党特别是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先后丧失执政地位，原因很多，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些政党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丧失了先进性。胡锦涛同志指出：“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面向未来，我们党任重道远，担子更重，责任更大。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坚持用发展的眼光审视和评估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永不自满，永不懈怠，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这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根本要求。”抓住了党的先进性建设，就抓住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就抓住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关键，就增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领和智慧。

最后，我们认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具有互动性。

篇8：合法性危机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的研究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挑战,对策

一、政治合法性的概念

合法性在英文中称legitimacy, 意思是指合乎法律或法治的要求。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中的核心概念。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中世纪的一些政治思想家都提及或者关注过合法性问题。近代以来, 卢梭最早从理论上提出合法性概念, 并从公意的角度来论证合法性的基础问题。此后, 马克斯·韦伯系统地论述了合法性问题。他认为合法性有传统权威、超凡魅力和法理三种类型。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则认为, “政治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

二、当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面临的挑战

1. 传统的执政合法性基础面临危机

传统的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主要来自经济政绩。但经济不可能永远高速增长。改革开放近40年来, 由党领导中国人民实施改革开放所释放出的制度红利激发了中国经济的腾飞, 但高速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迫使我们不得不转变经济发展理念, 这样就会导致经济增速在一定程度上放缓的结果。所以, 把党的执政合法性建立在经济政绩基础上是有很大危险的。

2. 主流意识形态弱化趋势加强

伴随经济全球化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推广, 文化多元化趋势日益增强, 各种文化形式、价值观念相互碰撞。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在经济、科技、军事上的强大优势, 利用各种手段和平台向我国, 尤其是青年一代传播西方“普世”价值。导致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观趋于多元, 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价值观不断涌现。这些新的变化无疑会增加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 动摇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根基。

3. 党的政治腐败之风不断蔓延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经济社会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旧体制下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新的制度又没有制定出来, 制度上的空白, 法律上的缺失就导致了权力过分集中, 腐败不断滋生蔓延现象的增多, 严重损害了执政党的形象, 降低了党的公信力, 削弱党的凝聚力, 消解了党的政治权威。

4. 社会阶层分化重组带来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日益分化重组, 从改革开放以前的传统的社会结构中不断分化出新的社会阶层, 它们的队伍日益壮大并且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阶级阶层结构的日益复杂化带来了人民利益诉求的多元, 进而为社会增加了诱发矛盾的几率, 更对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

三、当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构建

1. 实现政党执政合法性的现代化转型, 抵制能力不足的危险

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面临现代化的转型, 现代化的发展趋势要求政党在构建其合法性基础时不能再单一依靠一种或两种合法性资源, 而是要把目光放远, 不断提高自身执政能力, 实现执政资源多元化。为此应做到两点:第一, 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的广泛性和真实性, 能够最大程度整合社会群体多元化、异质化的利益诉求, 成为党的执政合法性可靠的基础。第二, 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把党的执政方式、活动方式纳入法律的框架和轨道, 防止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 通过制度规范提供的程序合法性来重塑党的合法性基础。

2. 大力推进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 抵制精神懈怠的危险

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成员评价社会事务的普遍标准和行为准则, 在全社会树立统一的核心价值观, 推行主流意识形态对政党执政而言意义重大。中国共产党一直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这是被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和实践所证明了的。特别是在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 淡化、模糊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无疑是自动放弃阵地。因此, 要坚决剔除与指导思想相对抗的敌对的意识形态, 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对民众的教育、灌输和引导作用, 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能力。

3. 不断改善党的领导, 抵制消极腐败的危险

中国共产党的清正廉洁直接决定着民心向背。腐败就像人体内永治不愈的毒瘤严重侵蚀着社会的良好风气, 损害社会的公平正义。“得民心者得天下, 失民心者失天下”。如果党能遏制腐败的发生, 就可以重新获得广大社会成员的认可, 增强执政的合法性。为此, 党要花大力气惩治腐败, 使权力的运行高度制度化和规范化, 从而获取新的合法性资源。具体说来, 党要改革和强化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 健全反腐败的预防惩治机制, 从源头上预防腐败问题。坚决推进从严治党, 大力发挥新闻媒体、广大公众的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作用, 提高党执政的透明性与公正性。

4. 提高执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 抵制脱离群众的危险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之一。尤其是在我国社会结构出现深刻变化, 新的社会阶级阶层不断分化的情况下, 如果党在执政过程中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 势必会削弱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动摇党的执政合法性。所以中国共产党必须充分发挥利益整合优势, 努力顾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具体应该从以下两点努力:第一, 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优势。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亲密友党的关系, 民主党派连结的是海内外各个社会阶层, 通过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和互相监督的功能可为各阶层提供利益表达的机会, 从而疏通不同阶层各异的利益诉求, 缓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第二, 加强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建设, 统合大陆范围内和大陆范围以外的两个联盟, 团结一切力量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