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小说的讽刺艺术

第一篇：浅谈小说的讽刺艺术

浅析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特色

戚而能谐 婉而多讽

——浅析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特色

汉语言文学专业07级 学生：杨俊琴 准考证号：412708100068 【摘要】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讽刺艺术”有所承传和突破，同时也广泛地借鉴了西方小说的“讽刺艺术”特点，从批判现实的高度，对社会时弊和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讽刺艺术特色。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是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与深刻的思想性高度结合的产物，在中国现代讽刺文学的发展史上是独树一帜的。

【关键词】讽刺

传统

世界

思想

手法

价值

鲁迅小说

讽刺艺术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的小说创作先后结成《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三个短篇小说集。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世界文学的借鉴，是深刻的思想性和丰富的表现手法的完美结合。在他宽广而深邃的艺术殿堂中，小说讽刺艺术的娴熟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一、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学的承传突破和对世界文学的借鉴

鲁迅从小读的是旧书，具有深厚的古文基础，耳闻目染，就必然影响到自己的文学风格和创作体式上来。其中受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作品影响很大，嵇康的“帅心使气”、“慷慨激昂”，孔融的“讥嘲笔调”，都曾得到鲁迅的赞许并为之效仿。鲁迅幼年时代曾接触了《目莲救母》之类的乡间的野台子戏，即鲁迅所谓的“社戏”。引起浓厚的欣赏兴趣，在十余岁时就满怀欣喜地充当了目莲大戏中的“业余演员”。实地体验了戏剧艺术的操作，从此在幼小的心灵构建起一座人而鬼、鬼而人、情而理、理而情的刚毅瑰丽的艺术世界，培养起对艺术与虚构的深挚感情。《故事新编》中的“油滑”讽刺手法正是我国传统戏曲中“二丑艺术”的继承和发展。这种“油滑”出现在虚构的穿插性的喜剧人物身上，是对生活中类似戏剧舞台上“二花脸”一样“势利小人”的灵魂发现，又是一种激愤与悲悯相交织的情感的真实流露，冷言相讥又怒目不争是其基调。这种戏剧中继承来的“油滑”成为鲁迅小说讽刺艺术手法之一，在“插科打诨”和新奇的艺术氛围中多了些智巧、尖刻、嬉笑怒骂、婉而多讽。《故事新编》中穿插性的喜剧人物的写法是鲁迅吸取戏曲的历史经验而作出的一种新的尝试和创造，除了能对现实起到讽刺和批评的作用外，并没有使小说整体蒙受损害，反而使作者所要着重写出的主要人物和故事 “活”了。鲁迅对于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既有批判又有继承，在《狂人日记》、《孔已己》、《阿Q正传》的小说中，通过讽刺手法极为尖锐而又深刻地批判了等级专制制度的儒家旧礼教，体现了现代的人道精神和自由平等的观念。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强烈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对群体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又是鲁迅人生选择的指导原则。道家文化中的许多因素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鲁迅，例如道家对权势名利的蔑视，对“仁义道德”的讽刺，对庸俗市侩的嘲笑，追求自我内心自由的人生价值观念，从否定中进行肯定的思维方式，真和美相统一的审美规范，那种汪洋恣肆的浪漫情怀都能从鲁迅小说中找到烙印。鲁迅七岁开始诵读《鉴略》，少年时代喜欢《山海经》，后来又特别推荐《儒林外史》，称赞它“蹙而能谐，婉而多讽”，鲁迅认为好的讽刺手法，应该笔锋委婉风趣，“词微而显，旨博而深”，鲁迅的小说正是这样。传统文化给了鲁迅深厚的艺术功底。“五四”时期。传统的中国文化与外来的西方文化的冲突，在鲁迅的精神世界中产生了空前剧烈的震荡。在西方思想文化界中，他对叔本华、尼采、易卜生等情有独钟，因为这一派“刚毅不挠，虽遇外物而弗为移”。鲁迅早期接受尼采哲学作为人生观。贬视庸俗，抨击传统，勇猛入世，呼唤超人，是鲁迅一生不断揭露和痛斥国民性麻木的思想武器。《狂人日记》，鲁迅这篇反传统小说受过尼采的影响最明显，鲁迅曾译过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狂人日记》所展示的真理有两层。明显的一层是揭示传统中国文化的吃人主义，较深的一层是谈人的进化的真正性质。在这里“救救孩子”的呼声是一位中国进化论者对未来一代应更好些的“寓意”的祈求，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借鉴尼采的更多的是精神、思想方面的。这篇小说又借鉴了安德列夫的《红笑》，但也有区别。鲁迅的独创性在于反转了《红笑》的视象。但两者又不同，一个是真疯，一个更具有象征意味。鲁迅对安德列夫的象征主义、果戈里、显克维支和夏目漱石的讽刺与反讽特别有兴趣。《狂人日记》的反讽结构很像是对显克维支的《炭画》和《巴特克的胜利》的模仿，因为它是对中国旧式传统传记的嘲笑。鲁迅从自己革命的、爱国的立场和用意去介绍和研究果戈里的，他早在《摩罗诗力说》中就强调了果戈里作品“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的思想特色。称赞果戈里“用平常事，平常生活”显示人物的矛盾性、可笑性。对果戈里的讽刺也特别赞赏。由于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所以鲁迅虽然对西方刚经历了的世纪末文学思潮非常了解，但他更多地是接近俄罗斯和东欧文学，他又曾经留学日本，对日本文学当然很了解。鲁迅自己曾说喜欢妥斯绥耶夫斯基：一方面是对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深切同情，另一方面是对人的灵魂的关注，在鲁迅的所有小说里面几乎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影响。至于日本文学，可以很明显看到夏目漱石的幽默和讽刺风格的痕迹。

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又与中国的、外国的优秀文学遗产有着内在的深刻联系。鲁迅自己也说过，他在小说创作的准备阶段，曾看了百来篇外国作品，并从中得到深刻的启示。在鲁迅一生的艺术实践中，始终没有把自己与世界文学隔开来。鲁迅小说严密的结构和富有学识的反讽，是思想上和心理上承载了许多过去经验的遗产。旧时的种种给予了他一种特殊的沉重悲怆的感情，要为创新而奋斗，要在一个承载着许多前人和种种陈规的文化传统中创造出某种新的前所未有的东西来。鲁迅小说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学的承传突破和借鉴世界文学的同时，从时代的高度面对现实，沉思过去，眺望未来，形成自己独特的讽刺艺术。

二、沉重的、悲喜交加的讽刺和灵活多样的讽刺手法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高度评价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戚而能谐”，指在讽刺的笑声中包含着深沉的忧郁，表现了作者深厚的爱憎感情。“婉而多讽”，是指对讽刺对象不作公开的表态，把讽刺的锋芒隐藏在委婉曲折的真实描写之中。他在1935年写的《什么是“讽刺”?》一文中说：“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地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还对讽刺的真实性和艺术性作了强调和解释，最后对讽刺提出“善意”的要求。鲁迅小说的讽刺表现手法灵活多样，对比、夸张、白描等处处见锋芒，讽刺的语言更是诙谐幽默、尖锐泼辣，令人赞叹。

在文艺创作中运用对比手法并不为奇，但是把对比手法运用得如此出神人化却是鲁迅的独到之处。可以说，对比手法或明或暗，或隐或现地贯穿在鲁迅的全部讽刺小说中。他通过对比手法的巧妙运用，达到了增加讽刺力度强化讽刺效果的目的，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肥皂》通过四铭道貌岸然的假象与隐藏在内心丑恶的真实两面对照，将一个假道学隐藏极深的卑劣情欲和肮脏灵魂暴露得淋漓尽致。作者通过从四铭在不同场所持的不同语言和行动之间的矛盾来进行的。如四铭在太太和儿女面前，道貌岸然;而当他与两个所谓“移风文社”的好友一起时，却一直重复着两个光棍的下流语言。作者采用表与里相对比的手法，通过描写他们冠冕堂皇的假象，透视他们卑鄙无耻的真相，收到了极好的讽刺效果。在《幸福的家庭》，作者处处把混乱而贫困的现实生活和人物的空想对比，形成了强烈的讽刺：“作家”要写“幸福的家庭”，可是战乱四起，盗贼遍地的中国连安置这个家庭的地方都没有;“作家”在幻想着作品里主妇的风姿——“前头的头发始终烫得蓬蓬松松”，“牙齿是始终雪白的露着”，可是当他一回过头去，靠左肩便立着自己家里的主妇——“两只阴凄凄的眼睛恰恰钉住他的脸”;“作家”想象着作品主人公们“高尚优美”的生活，可是自己的生活却充满了白菜堆，劈柴，女儿的啼哭声„„强烈的对比，不仅强化了作品的喜剧色彩，也深化了作品的悲剧性。作者虽未多加评论，却通过对比手法和形象的画面，给予空想家以辛辣的嘲讽，同时也对那丑恶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在《补天》里，作者将高尚女神女蜗和人类中的卑劣者的言行对比，更增添了作品对人类卑劣者嘲讽的力度。《铸剑》将黑衣人宴之敖者侠义行为与王政的暴虐进行对比，《奔月》中将英雄后羿和背叛者逢蒙对比，《非攻》中“舍身求法”，“为民请命”的战士墨子和醉生梦死的统治者的对比，《理水》中“埋头苦干”，“为民除害”的古代英雄大禹和那些无所事事、高谈阔论的考察专员与学者们的对比，无一不更增添了作品的讽刺意义，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和巨大的审美效果以及深厚的艺术内蕴。

鲁迅特别赞赏《儒林外史》“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白描手法，认为这是讽刺艺术的上乘。他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白描手法的讽刺艺术传统，主要用写实的白描语言，以最朴实的文字准确、鲜明、生动地把被讽刺对象的丑恶形象真切地勾勒出来，塑造出众多的栩栩如生的讽刺艺术形象，给人以生动形象，丰富多彩的审美享受。在《高老夫子》中，作者通过客观的描写，把高老夫子的丑恶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描写高老夫子从早晨到中午在家里备课，照镜的情景。当他照镜子看见眉棱上的瘫痕时，想到这瘫痕大概会给女学生留下不好的印象，因此而愤愤不平。写他下午到贤良女校上课。高老夫子走进“贤良女学校”教员预备室时所串演的“欢迎仪式”：“阿呀!础翁!久仰久仰„„”万瑶圃连连拱手，并将膝关节和腿关节接连弯了五六弯，仿佛想要蹲下去似的。“阿呀!瑶翁!久仰久仰„„”础翁夹着皮包照样地做„„这里虽然纯属白描，毫无藻饰，却通过两人彼此弯腰拱手连连客套的举止和阿谀奉承的语言，把他们庸俗，无聊的丑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写他逃出课堂，道经植物园，却迎头碰在一株桑树上，震得手里的书本也失落在地上。作者用简洁的语言通过对他的言行和处于特定环境条件下的心理活动描写，虽然未加片言只语的贬斥，但高老夫子这一新国粹主义者，复古派的丑恶形象却跃然纸上，他庸俗、作假、丑恶的灵魂也被暴露无遗。在《示众》中，有对庸众“看客”的集体的描写。《示众》几乎是《阿Q正传》中示众场面的重复，只是写得更细致。技巧更圆熟。《示众》完全舍弃了情节和心理的分析，写的只是外部的表面现象，是鲁迅“白描”技巧的光辉典范。“看客”形形色色，有小贩、学生、怀抱婴儿的女人、儿童、警察、各以自己的怪异形象被摄入特写镜头。有意的表面现象形象的描写恰恰反映了这些人内心的空虚。他们似乎并不在意那示众的犯人究竟犯了什么罪，却只是在“观景”。当他们再看不见会有什么新鲜事发生时，就失去兴趣，走开去看另一个跌了一跤的洋车夫去了。这是对中国庸众的典型叙述。《风波》通过描写赵七爷头上那根辫子盘起，拖下的几经变化，刻画他威胁农民时挥拳瞪眼的丑态等，富于讽刺色彩，活画了他顽固又狡猾，可憎又可笑的丑恶面目。在《孔乙己》里，没有一句旁白，作者完全是通过对他滑稽言行所作的纯粹客观的描写，刻画出一个被封建教育毒液完全销蚀了灵魂的落魄潦倒、无可救药的读书人典型形象。在讽刺艺术集中浓烈的《故事新编》里，八篇小说也主要通过白描的手法来表现的。《补天》在叙述那些虚伪无耻、狭隘自私的丑恶行经时，并没用表示谴责抨击的语言，而是用人类行为情态的自身否定性来达到讽刺的目的。《铸剑》关于王政暴虐情景的描写，《奔月》关于逢蒙背叛行为描述，《非攻》对不合理社会现实现象的反映，《采微》对逃避现实的知识分子的嘲讽，《出关》对老子“无为”哲学的讽刺，都主要是通过客观描写所勾画出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来达到讽刺现实生活不合理现象和揭示其反动本质的目的。

鲁迅小说中的讽刺大都是含蓄而隐藏的，在人物和场面的叙述、描写中流露出来。《长明灯》中写吉光屯各类人物商议处置要熄灭长明灯的叛逆者——“他”。在其伯父、地主四爷家，郭老娃提出将“他”关在四爷府上。四爷想占有“他”的住房，又怕关在自己府上，于是慢腾腾地问道：“庙里就没有闲房?„„”有意地提示和点拨众人把“他”关到庙里，既能使自家清静，又可逃避责任，达到逐侄占房的卑鄙目的。作者在真实的叙述、描写中不加评议，却使读者看出四爷的贪财、奸险的面目。《肥皂》中对四铭再三复述孝女的行乞和光棍的买肥皂“咯吱咯吱”下流话，流露出念念不忘的光棍的话里所包含的猥亵心理。当他的太太戳穿他“都不是什么好心思”时，他立即脸红出汗了。四铭借着表彰封建伦理道德的名义，掩饰其内心肮脏的欲望，揭露他是假道学、真流氓。在《示众》中，描写看客围观示众的犯人的热狂，把讽刺的笔锋指向一群精神麻木的人群，含意深沉。鲁迅的叙述者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各个不同。有全知的，也有深思反省的;有主观地移情于小说中人物的，有客观婉曲的。通过这些叙述者，鲁迅把他的主人公(狂人、没落文人、愤世者、被迫害的农村妇女、无所作为的现代知识分子等)的感情和行为鲜明地浮现出来。特别是对那些消极的、不可信赖的叙述者的运用，更是标志着鲁迅已经独特地离开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常规。这种叙述技巧给他的小说结构增加了反讽的广度，提供了构成对立视界以及从主观角度作说明的基础。《孔已己》中设计了一个不可信赖的叙述者。故事是由咸亨酒店一个小伙子用某种嘲讽口气叙述的。这个人在叙述当时的情况时已经是一个成人了。当年他做小伙计的时候显然也和那些顾客一样，是鄙视孔已己的。现在他作为成人回忆往事，岁月却并没有改变他的态度。通过这种间接的叙述层次，鲁迅进行着三重讽刺：对主人公孔已己，对那一群嘲弃他的看客，也对那毫无感受力的代表看客们声音的叙述者。他们都显得同样可怜，同样缺乏真正衡量问题的意识。鲁迅叙述技巧的另一个好例子是《祝福》。叙述者是一个消极被动的、无感受力的知识分子。他被作者用来和主人公的痛苦相对比。这主人公是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她的不幸激起她提出了那个重大的人生存在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本应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叙述者更应当关心的。鲁迅在这里又一次通过叙述的艺术形式作了讽刺。在鲁迅小说的讽刺人物画廊中，还有《高老夫子》中的高老杆，常与黄三等流氓一起“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却改名“高尔础”去当历史教员，为了“去看看女学生”。小说揭露了这个下流无耻的恶棍。《风波》中的赵七爷是茂源酒店的主人，他威胁说：“没有辫子，该当何罪?”“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你能抵挡他么”?描写赵七爷色厉内荏、心虚胆怯的可笑形象，非常生动。《幸福的家庭》中的青年作家为了“捞几文稿费维持生活”，想写作《幸福的家庭》，但在妻子忙家务、孩子的吵闹下，无法安静写作，表现他追求幸福生活而不可得的虚荣心。这些讽刺人物形象表现了鲁迅“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笔法，寄托着他的爱和憎、同情和愤怒、希望和抗争的思想感情。

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之一是夸张。夸张，确是“讽刺的本领”，它把日常生活中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又是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人或事，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艺术地写出某一群人的真实来，有意识地夸张被讽刺对象的某一方面，使其特点格外突出，以达到讽刺的目的。夸张绝不能离开真实，随意杜撰和夸大其辞。《阿Q正传》中为抓一个手无寸铁的阿Q动用一大堆全副武装的人，夸张至极，极具讽刺意义。《药》是鲁迅所写的最复杂的象征主义小说。小说的结构是错综复杂地编织起来的几条象征之流合在一起，在一个似乎是现实主义的情节布局中述说一个寓意的故事。那对老夫妇姓华，“华”是中国古称“华夏”的一半。他们的儿子(也是中国的儿子)病了，必须用革命者的血来治疗，这革命者恰恰又姓“夏”。这样，这两个作为象征的姓氏就表明了两个青年正是一对，为了一个“中国之子”使另一个“中国之子”无益地牺牲了生命。通过象征手法的表达，透露出深刻的讽刺意义。

鲁迅小说讽刺艺术的另一个特点，是把喜剧同悲剧性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笑声里潜藏着深沉的忧伤。《阿Q正传》写阿Q自欺自慰的“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表现是异常可笑的：他向吴妈下跪求爱，结果被赶出未庄：他要革命，想象中的革命完全是满足自己的报复意愿和生活需求的大喜剧，结果是被枪杀的悲剧。《孔乙已》中的孔乙已的一生，同样是在引人哄笑和丁举人之类的折磨中结束的。在喜剧性描写和悲剧结局的交织里，人物的悲剧命运更加令人同情。这是一种有情的讽刺，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讽刺。

鲁迅是语言大师，运用汉语言文字真是娴熟自如，得心应手。经常巧用反语、成语、文言文。从表面上看是肯定和赞美，而实际上是否定和讽刺，反语手法往往用来表达憎恨和愤怒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效果。说阿Q“见识高”“完人”，这些反语令人觉得所写人物更可笑。孔已己争辩：“窃书不能算偷„„君子固穷„„者乎”之类文言文特具讽刺意味。“哈哈哈!”阿Q十分得意的笑，“哈哈哈!”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细细咀嚼，“九分”这个生造的词，既略带幽默地鄙夷了“酒店里的人”，联系上文“十分”，又鞭挞了阿Q。

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是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与深刻的思想性高度结合的产物，它更注重小说的内在和内涵，引起人们的思考。一九一八年五月，鲁迅在《新青年》四卷五号发表了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篇小说，由于发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鲁迅小说所达到的思想高度，是前所未有的。它反映着鲜明的时代性，具有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先驱的特征。鲁迅小说对于劳动人民和下层人物的悲惨命运的描写，是与众不同的，他不是着重于叙述他们如何贫困，为何艰难，而往往把他的笔伸向人物的灵魂，剖析他们精神上的落后、麻木和愚昧。鲁迅小说中讽刺，完全立足于现实生活，锋芒所向，无一不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丑恶和痼疾。鲁迅小说的讽刺并不在于追求“奇闻”和“怪现状”而在于深刻地揭示出了那些隐藏在常见的，一般的生活现象之下的丑陋的本质，在于作品的生活真实性。鲁迅曾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阴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至于可恶。但这么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①，《孔已己》中孔已己;《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称霸一方、阿Q的精神胜利法;作者都一一予于讽刺。

由于当时的黑暗背景，鲁迅小说的讽刺不同于西方小说那种令人捧腹大笑的讽刺，而是一种沉重的、悲喜交加的讽刺。他讽刺中的幽默不是轻松愉快的玩笑，而是在表面诙谐甚至滑稽之下的深沉悲哀。在小说创作中，他善于运用诙谐这一更具喜剧色彩的讽刺去表现悲剧的内容，让人物在喜笑和泪水的情感的激荡中显示出特有的喜剧性讽刺魅力来。这种喜剧性讽刺，首先表现为对国民麻木不仁状态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这在充满喜剧色彩的悲剧《阿Q正传》里表现得最为突出。《阿Q正传》的大部分章节都充满引人发笑的喜剧色彩。但在这喜剧外表下潜存着的却是催人泪下的悲剧。在作品中，往往一个艺术细节同时呈现出极强烈的喜剧性和悲剧性，最末一章《大团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阿Q无端被捉，糊里糊涂被人押着画押，他不但不申述自己的冤枉，反倒羞愧自己画押时圈画得不圆，这种惊人的麻木和愚昧是何等可笑，又是何等可悲。鲁迅曾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他在将阿Q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的过程中，将喜和悲，笑和泪，哀和愤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幕幕带有喜剧色彩的大悲剧，使人不得不在经历一段喜，悲交加的感情风波后又燃起愤怒的火焰。在这里，丰富的情感，跌宕起伏的变化，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强大的审美效应。《孔乙己》也是使人笑中含泪的喜剧性悲剧。小说反复突出“众人都轰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乐的空气”，但“可是没有他，别人也这么过。”这就表明，人们只是把他当作取笑的材料逗弄而已。特别是他被丁举人打折了腿之后，掌柜和酒客们仍然不肯放过取笑的机会，孔乙己也就“在旁人的说笑声中”结束了悲惨的一生。这令人战栗的笑声是多么残忍，然而人们却从中得到了快活。如果说那些长衫主顾，掌柜以捉弄，戏耍孔乙己为乐是不足为奇的，那么短衣帮也以讥笑孔乙己的伤疤和断腿为快，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压抑。在作者将他们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我们看的嘻笑声中，永远也掩盖不了孔乙己悲惨命运的辛酸和读者对封建教育毒害性的愤慨之情。《幸福的家庭》主人公在不断构思他小说中充满诙谐喜剧情节的同时，现实中他家庭的悲剧正一幕幕上演。在残酷现实对主人公漂浮理想的嘲弄中，让人深刻地感受到喜剧性中渗透着的悲剧性。《白光》细致地描写了陈士成的心理状态，从追求功名的动作中揭示了他希望不劳而获的劣根性。这一幕喜剧性悲剧，同样让人在喜笑之后感到无比的悲哀。《补天》在诙谐之中，隐含着抑制不住的愤慨。《奔月》在嘲笑中流露出极度的轻蔑。《理水》嘲讽之中掩盖不住对反动文人和昏庸官员的激愤。《铸剑》在滑稽之中饱含对王政暴虐的愤恨。《非攻》既有对墨子兼爱学说的嘲讽，又有对不合理社会现实讽刺中的愤怒。其他几篇，同样在诙谐和嘲讽之中，饱含着复杂的情感。而正是这些富于变化而饱满的情感，赋予了作品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以及深刻的社会意义。

三、非凡的划时代现实主义的讽刺艺术

鲁迅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他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失败。鲁迅从事小说创作有着政治上、思想上、艺术上和创作实践上等多方面的坚实基础和准备，这使他的小说很自然地具有了非凡的划时代意义。鲁迅不是一般地描写被压迫人民的不幸，而总是发掘出更为深刻的政治内容，深入到反映对象的灵魂中去，探讨他们受难的原因，考虑他们摆脱悲剧的道路;挖掘出主人公精神的火花，以此照亮前进的方向，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杰作。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是指引青年应当如何生活如何行动的。鲁迅用讽刺的火光去照见人物心灵深处的腐烂，用幽默的笔尖划破社会上的肿瘤。联系到当今社会，鲁迅小说跨时代的讽刺艺术更有价值，我们社会的“腐烂”与“肿瘤”有多少：一边在大会上大讲反腐倡廉，一边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的腐败分子有多少，见了上司，比奴才还恭顺;见了百姓，比虎狼还凶暴，社会制度是否健全，民主监督是否齐全，老百姓们为了生存，像阿Q似的奴性形象大有存在。我们需要像鲁迅一样的人，揭露事实，指引道路。社会的下岗工人、农民、残疾人等弱势群体，需要鲁迅，我们的社会永远需要鲁迅的“讽刺”之匕首为我们呐喊!

最后引用《文艺报》的一段评论作为这篇论文的结束语：“作家的责任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只歌颂光明，不揭露黑暗，那黑暗就会渐次扩大，迟早要酿成大患。讽刺是及时施行手术，刮骨疗毒，治病救人。是，它的手段也许太厉害一些，可是良药苦口利于病，治病有时候需要下猛药。拥护我们的社会制度不等于隐瞒某些人某些事的丑恶与不合理。文艺追求并阐明真理，不该敷衍、粉饰。为了真理，我们歌颂先进的人物，鞭挞落后的人物。”②

注释：

①吴子敏、徐迺翔、马良春编、《鲁迅论文学与艺术》中《什么是“讽刺”》、鲁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

②1956年7月30日《文艺报》第十四期

参考文献：

1、《鲁迅作品集》、鲁迅、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年10月

2、《鲁迅作品精选》、鲁迅著、雪岗编、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年4月

3、《鲁迅与中国新文学的精神》、姜振昌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4、《鲁迅读书记》、何锡章、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

5、《鲁迅研究新探》、沈欣、研究出版社、2005年5月

第二篇：试论鲁迅小说讽刺艺术特色

姓名：准考证号：

【摘要】：鲁迅小说“讽刺艺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讽刺艺术”有所承传和突破，同时也广泛地借鉴西方小说的“讽刺艺术”特点的，从现实批判的高度，对社会时弊和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讽刺艺术特色。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是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与深刻的思想性高度结合的产物，在中国现代讽刺文学的发展史上，是独树一帜的。

【关键词】：讽刺传统世界思想手法价值

鲁迅不仅无愧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套话少说，要着重从鲁迅的文学成就，特别是他的小说成就的角度来开头，以引起下文的论述。)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世界文学的借鉴，是深刻的思想性和丰富的表现手法的完美结合，在他宽广而深邃的艺术殿堂中，小说讽刺艺术的娴熟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至高无上的地步，是我们写作提供了范本。

一

鲁迅从小读的是旧书，具有深潜的古文基础，耳闻目染，就必然影响到自己的文学好尚和创作体式上来，其中受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作品影响很大，嵇康的“帅心使气”、“慷慨激昂”，孔融的“讥嘲笔调”，都曾得到鲁迅的赞许并为之效仿。在鲁迅幼年时代，曾接触了《目莲救母》之类的乡间的野台子戏，即鲁迅所谓的“社戏”。引起浓厚的欣赏兴趣，在十余岁时就满怀欣喜地充当了目莲大戏中的“业余演员”。实地体验了戏剧艺术的操作，从此在幼小的心灵构建起一座人而鬼、鬼而人、情而理、理而情的刚毅瑰丽的艺术世界，培养起对艺术与虚构的深挚感情。《故事新编》中的“油滑”讽刺手法正是我国传统戏曲中“二丑艺术”的继承和发展，这种“油滑”出现在虚构的穿插性的喜剧人物身上，是对生活中类似戏剧舞台上“二花脸”一样“势利小人”的灵魂发现，又是一种激愤与悲悯相交织的情感的真实流露，冷言相讥又怒目不争是其基调。这种戏剧中继承来的“油滑”成为鲁迅小说讽刺艺术手法之一，在“插科打诨”和新奇的艺术氛围中多了些智巧、尖刻、嬉笑怒骂、婉而多讽。《故事新编》中穿插性的喜剧人物的写法是鲁迅吸取戏曲的历史经验而作出的一种新的尝试和创造，除了能对现实发生讽刺和批评的作用外，并没有使小说整体蒙受损害，反而使作者所要着重写出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活’了。鲁迅对于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既有批判又有继承，在《狂人日记》、《孔已己》、《阿Q正传》的小说中，通过讽刺手法极为尖锐而又深刻地批判了等级专制制度的儒家旧礼教，体现了现代的人道精神和自由平等的观念。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强烈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对群体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又是鲁迅人生选择的指导原则。道家文化中的许多因素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鲁迅，例如道家对权势名利的蔑视，对“仁义道德”的讽刺，对庸俗市侩的嘲笑，追求自我内心自由的人生价值观念，从否定中进行肯定的思维方式，真和美相统一的审美规范，那种汪洋恣肆的浪漫情怀都能从鲁迅小说中找到烙印。鲁迅七岁开始诵读《鉴略》，少年时代喜欢《山海经》，后来又特别推荐《儒林外史》，称赞它“蹙而能谐，婉而多讽”，鲁迅认为好的讽刺手法，应该笔锋委婉风趣，“词微而显，旨博而深”，鲁迅的小说正是这样。传统文化给了鲁迅深厚的艺术功底。“五四”时期。传统的中国文化与外来的西方文化的冲突，在鲁迅的精神世界中产生了空前剧烈的震荡。在西方思想文化界中，他对叔本华、尼采、易卜生等情有独钟，因为这一派“刚毅不挠，虽遇外物而弗为移”。鲁迅早期接受尼采哲学作为人生观。贬视庸俗，抨击传统，勇猛入世，呼唤超人，是鲁迅一生不断揭露和痛斥国民性麻木的思想武器。《狂人日记》，鲁迅这篇反传统小说受过尼采的影响最明显，鲁迅曾译过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狂人日记》所展示的真理有两层。明显的一层是揭示传统中国文化的吃人主义，较深的一层是谈人的进化的真正性质。在这里“救救孩子”的呼声是一位中国进化论者对未来一代应更好些的“寓意”的祈求，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借鉴尼采的更多的是精神、思想方面的。这篇小说又借鉴了安德列夫的《红笑》，但也有区别。 1

鲁迅的独创性在反转了《红笑》的视象。但两者又不同，一个是真疯，一个更具有象征意味。鲁迅对安德列夫的象征主义、果戈里、显克维支和夏目漱石的讽刺与反讽特别有兴趣。《狂人日记》的反讽结构很像是对显克维支的《炭画》和《巴特克的胜利》的模仿，因为它是对中国旧式传统传记的嘲笑。鲁迅从自己革命的、爱国的立场和用意去介绍和研究果戈里的，他早在《摩罗诗力说》中就强调了果戈里作品“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的思想特色。称赞果戈里“用平常事，平常生活”显示人物的矛盾性、可笑性。对果戈里的讽刺也特别赞赏。由于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所以鲁迅虽然对西方刚经历了的世纪末文学思潮非常了解，但他更多地是接近俄罗斯和东欧文学，他又曾经留学日本，对日本文学当然很了解。鲁迅自己曾说喜欢妥斯绥耶夫斯基：一方面是对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深切同情，另一方面是对人的灵魂的关注，在鲁迅的所有小说里面几乎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影响。至于日本文学，可以很明显看到夏目漱石的幽默和讽刺风格的痕迹。(以上要分层次地将古代、外国的讽刺艺术特点，分门别类地列出来，从中分析出，鲁迅在哪些方面接收了影响，是如何传承的，要细致分析，这样，你的论文才有深度。譬如，鲁迅对《儒林外史》的“婉而多讽”特点的欣赏、继承和发展，对俄国文学中的“含泪的微笑”的讽刺艺术特点的吸收和发展等，要善于扣住这些特点来进行论述。对所有的引文要注明出处，下同。)

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又与中国的、外国的优秀文学遗产有着内在的深刻联系。鲁迅自己也说过，他在小说创作的准备阶段，曾看了百来篇外国作品，并从中得到深刻的启示。在鲁迅一生的艺术实践中，始终没有把自己与世界文学隔开来。鲁迅小说严密的结构和富有学识的反讽，是思想上和心理上承载了许多过去经验的遗产。旧时的种种给予了他一种特殊的沉重悲怆的感情，要为创新而奋斗，要在一个承载着许多前人和种种陈规的文化传统中创造出某种新的前所未有的东西来。鲁迅小说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学的承传突破和借鉴世界文学的同时，从时代的高度面对现实，沉思过去，眺望未来，形成自己独特的讽刺艺术。

二

鲁迅小说的讽刺表现手法灵活多样，对比、夸张、白描等处处见锋芒，讽刺的语言更是诙谐幽默、尖锐泼辣，令人赞叹。

在文艺创作中运用对比手法并不为奇，但是把对比手法运用得如此出神人化却是鲁迅的独到之处。可以说，对比手法或明或暗，或隐或现地贯穿在鲁迅的全部讽刺小说中。他通过对比手法的巧妙运用，达到了增加讽刺力度强化讽刺效果的目的，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肥皂》通过四铭道貌岸然的假象与隐藏在内心丑恶的真实两面对照，将一个假道学隐藏极深的卑劣情欲和肮脏灵魂暴露得淋漓尽致。作者通过从四铭在不同场所持的不同语言和行动之间的矛盾来进行的。如四铭在太太和儿女面前，道貌岸然;而当他与两个所谓“移风文社”的好友一起时，却一直重复着两个光棍的下流语言。作者采用表与里相对比的手法，通过描写他们冠冕堂皇的假象，透视他们卑鄙无耻的真相，收到了极好的讽刺效果。在《幸福的家庭》，作者处处把混乱而贫困的现实生活和人物的空想对比，形成了强烈的讽刺：“作家”要写“幸福的家庭”，可是战乱四起，盗贼遍地的中国连安置这个家庭的地方都没有;“作家”在幻想着作品里主妇的风姿——“前头的头发始终烫得蓬蓬松松”，“牙齿是始终雪白的露着”，可是当他一回过头去，靠左肩便立着自己家里的主妇——“两只阴凄凄的眼睛恰恰钉住他的脸”;“作家”想象着作品主人公们“高尚优美”的生活，可是自己的生活却充满了白菜堆，劈柴，女儿的啼哭声„„强烈的对比，不仅强化了作品的喜剧色彩，也深化了作品的悲剧性。作者虽未多加评论，却通过对比手法和形象的画面，给予空想家以辛辣的嘲讽，同时也对那丑恶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在《补天》里，作者将高尚女神女蜗和人类中的卑劣者的言行对比，更增添了作品对人类卑劣者嘲讽的力度。《铸剑》将黑衣人宴之敖者侠义行为与王政的暴虐进行对比，《奔月》中将英雄后羿和背叛者逢蒙对比，《非攻》中“舍身求法”，“为民请命”的战士墨子和醉生梦死的统治者的对比，《理水》中“埋头苦干”，“为民除害”的古代英雄大禹和那些无所事事、高谈阔论的考察专员与学者们的对比，无一不更增添了作品的讽刺意义，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和巨大的审美效果以及深厚的艺术内蕴。

鲁迅特别赞赏《儒林外史》“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白描手法，认为这是讽刺艺术的上乘。他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白描手法的讽刺艺术传统，主要用写实的白描语言，以最朴实的文字准确、鲜明、生动地把被讽刺对象的丑恶形象真切地勾勒出来，塑造出众多的栩栩如生的讽刺艺术形象，给人以生动形象，丰富多彩的审美享受。在《高老夫子》中，作者通过客观的描写，把高老夫子的丑恶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描写高老夫子从早晨到中午在家里备课，照镜的情景。当他照镜子看见眉棱上的瘫痕时，想到这瘫痕大概会给女学生留下不好的印象，因此而愤愤不平。写他下午到贤良女校上课。高老夫子走进“贤良女学校”教员预备室时所串演的“欢迎仪式”：“阿呀!础翁!久仰久仰„„”万瑶圃连连拱手，并将膝关节和腿关节接连弯了五六弯，仿佛想要蹲下去似的。“阿呀!瑶翁!久仰久仰„„”础翁夹着皮包照样地做„„这里虽然纯属白描，毫无藻饰，却通过两人彼此弯腰拱手连连客套的举止和阿谀奉承的语言，把他们庸俗，无聊的丑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写他逃出课堂，道经植物园，却迎头碰在一株桑树上，震得手里的书本也失落在地上。作者用简洁的语言通过对他的言行和处于特定环境条件下的心理活动描写，虽然未加片言只语的贬斥，但高老夫子这一新国粹主义者，复古派的丑恶形象却跃然纸上，他庸俗、作假、丑恶的灵魂也被暴露无遗。在《示众》中，有对庸众“看客”的集体的描写。《示众》几乎是《阿Q正传》中示众场面的重复，只是写得更细致。技巧更圆熟。《示众》完全舍弃了情节和心理的分析，写的只是外部的表面现象，是鲁迅“白描”技巧的光辉典范。“看客”形形色色，有小贩、学生、怀抱婴儿的女人、儿童、警察、各以自己的怪异形象被摄入特写镜头。有意的表面现象形象的描写恰恰反映了这些人内心的空虚。他们似乎并不在意那示众的犯人究竟犯了什么罪，却只是在“观景”。当他们再看不见会有什么新鲜事发生时，就失去兴趣，走开去看另一个跌了一跤的洋车夫去了。这是对中国庸众的典型叙述。《风波》通过描写赵七爷头上那根辫子盘起，拖下的几经变化，刻画他威胁农民时挥拳瞪眼的丑态等，富于讽刺色彩，活画了他顽固又狡猾，可憎又可笑的丑恶面目。在《孔乙己》里，没有一句旁白，作者完全是通过对他滑稽言行所作的纯粹客观的描写，刻画出一个被封建教育毒液完全销蚀了灵魂的落魄潦倒、无可救药的读书人典型形象。在讽刺艺术集中浓烈的《故事新编》里，8篇小说也主要通过白描的手法来表现的。《补天》在叙述那些虚伪无耻、狭隘自私的丑恶行经时，并没用表示谴责抨击的语言，而是用人类行为情态的自身否定性来达到讽刺的目的。《铸剑》关于王政暴虐情景的描写，《奔月》关于逢蒙背叛行为描述，《非攻》对不合理社会现实现象的反映，《采微》对逃避现实的知识分子的嘲讽，《出关》对老子“无为”哲学的讽刺，都主要是通过客观描写所勾画出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来达到讽刺现实生活不合理现象和揭示其反动本质的目的。

鲁迅的叙述者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各个不同。有全知的，也有深思反省的;有主观地移情于小说中人物的，有客观婉曲的。通过这些叙述者，鲁迅把他的主人公(狂人、没落文人、愤世者、被迫害的农村妇女、无所作为的现代知识分子等)的感情和行为鲜明地浮现出来。特别是对那些消极的、不可信赖的叙述者的运用，更是标志着鲁迅已经独特地离开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常规。这种叙述技巧给他的小说结构增加了反讽的广度，提供了构成对立视界以及从主观角度作说明的基础。《孔已己》中设计了一个不可信赖的叙述者。故事是由咸亨酒店一个小伙子用某种嘲讽口气叙述的。这个人在叙述当时的情况时已经是一个成人了。当年他做小伙计的时候显然也和那些顾客一样，是鄙视孔已己的。现在他作为成人回忆往事，岁月却并没有改变他的态度。通过这种间接的叙述层次，鲁迅进行着三重讽刺：对主人公孔已己，对那一群嘲弃他的看客，也对那毫无感受力的代表看客们声音的叙述者。他们都显得同样可怜，同样缺乏真正衡量问题的意识。鲁迅叙述技巧的另一个好例子是《祝福》。叙述者是一个消极被动的、无感受力的知识分子。他被作者用来和主人公的痛苦相对比。这主人公是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她的不幸激起她提出了那个重大的人生存在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本应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叙述者更应当关心的。鲁迅在这里又一次通过叙述的艺术形式作了讽刺。

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之一是夸张。夸张，确是“讽刺的本领”，它把日常生活中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又是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人或事，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艺术地写出某一群人的真实来，有意识地夸张被讽刺对象的某一方面，使其特点格外突出，以达到讽刺的目的。夸张绝不能离开真实，随意杜撰和夸大其辞。《阿Q正传》中为抓一个手无寸铁的阿Q动用一大堆全副武装的人，夸张至极，极具讽刺意义。

《药》是鲁迅所写的最复杂的象征主义小说。小说的结构是错综复杂地编织起来的几条象征之

流合在一起，在一个似乎是现实主义的情节布局中述说一个寓意的故事。那对老夫妇姓华，“华”是中国古称“华夏”的一半。他们的儿子(也是中国的儿子)病了，必须用革命者的血来治疗，这革命者恰恰又姓“夏”。这样，这两个作为象征的姓氏就表明了两个青年正是一对，为了一个“中国之子”使另一个“中国之子”无益地牺牲了生命。通过象征手法的表达，透露出深刻的讽刺意义。

鲁迅是语言大师，运用汉语言文字真是娴熟自如，得心应手。经常巧用反语、成语、文言文。从表面上看是肯定和赞美，而实际上是否定和讽刺，反语手法往往用来表达憎恨和愤怒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效果。说阿Q“见识高”“完人”，这些反语令人觉得所写人物更可笑。孔已己争辩：“窃书不能算偷„„君子固穷„„者乎”之类文言文特具讽刺意味。“哈哈哈!”阿Q十分得意的笑，“哈哈哈!”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细细咀嚼，“九分”这个生造的词，既略带幽默地鄙夷了“酒店里的人”，联系上文“十分”，又鞭挞了阿Q。

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是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与深刻的思想性高度结合的产物，它更注重小说的内在和内涵，引起人们的思考。一九一八年五月，鲁迅在《新青年》四卷五号发表了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篇小说，由于发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鲁迅小说所达到的思想高度，是前所未有的。它反映着鲜明的时代性，具有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先驱的特征。鲁迅小说对于劳动人民和下层人物的悲惨命运的描写，是与众不同的，他不是着重于叙述他们如何贫困，为何艰难，而往往把他的笔伸向人物的灵魂，剖析他们精神上的落后、麻木和愚昧。鲁迅小说中讽刺，完全立足于现实生活，锋芒所向，无一不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丑恶和痼疾。鲁迅小说的讽刺并不在于追求“奇闻”和“怪现状”而在于深刻地揭示出了那些隐藏在常见的，一般的生活现象之下的丑陋的本质，在于作品的生活真实性。鲁迅曾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阴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至于可恶。但这么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①，《孔已己》中孔已己;《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称霸一方、阿Q的精神胜利法;作者都一一予于讽刺。

由于当时的黑暗背景，鲁迅小说的讽刺不同于西方小说那种令人捧腹大笑的讽刺，而是一种沉重的、悲喜交加的讽刺。他讽刺中的幽默不是轻松愉快的玩笑，而是在表面诙谐甚至滑稽之下的深沉悲哀。在小说创作中，他善于运用诙谐这一更具喜剧色彩的讽刺去表现悲剧的内容，让人物在喜笑和泪水的情感的激荡中显示出特有的喜剧性讽刺魅力来。这种喜剧性讽刺，首先表现为对国民麻木不仁状态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这在充满喜剧色彩的悲剧《阿Q正传》里表现得最为突出。《阿Q正传》的大部分章节都充满引人发笑的喜剧色彩。但在这喜剧外表下潜存着的却是催人泪下的悲剧。在作品中，往往一个艺术细节同时呈现出极强烈的喜剧性和悲剧性，最末一章《大团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阿Q无端被捉，糊里糊涂被人押着画押，他不但不申述自己的冤枉，反倒羞愧自己画押时圈画得不圆，这种惊人的麻木和愚昧是何等可笑，又是何等可悲。鲁迅曾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他在将阿Q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的过程中，将喜和悲，笑和泪，哀和愤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幕幕带有喜剧色彩的大悲剧，使人不得不在经历一段喜，悲交加的感情风波后又燃起愤怒的火焰。在这里，丰富的情感，跌宕起伏的变化，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强大的审美效应。《孔乙己》也是使人笑中含泪的喜剧性悲剧。小说反复突出“众人都轰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乐的空气”，但“可是没有他，别人也这么过。”这就表明，人们只是把他当作取笑的材料逗弄而已。特别是他被丁举人打折了腿之后，掌柜和酒客们仍然不肯放过取笑的机会，孔乙己也就“在旁人的说笑声中”结束了悲惨的一生。这令人战栗的笑声是多么残忍，然而人们却从中得到了快活。如果说那些长衫主顾，掌柜以捉弄，戏耍孔乙己为乐是不足为奇的，那么短衣帮也以讥笑孔乙己的伤疤和断腿为快，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压抑。在作者将他们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我们看的嘻笑声中，永远也掩盖不了孔乙己悲惨命运的辛酸和读者对封建教育毒害性的愤慨之情。《幸福的家庭》主人公在不断构思他小说中充满诙谐喜剧情节的同时，现实中他家庭的悲剧正一幕幕上演。在残酷现实对主人公漂浮理想的嘲弄中，让人深刻地感受到喜剧性中渗透着的悲剧性。《白光》细致地描写了陈士成的心理状态，从追求功名的动作中揭示了他希望不劳而获的劣根性。这一幕喜剧性悲剧，同样让人在喜笑之后感到无比的悲哀。《补

天》在诙谐之中，隐含着抑制不住的愤慨。《奔月》在嘲笑中流露出极度的轻蔑。《理水》嘲讽之中掩盖不住对反动文人和昏庸官员的激愤。《铸剑》在滑稽之中饱含对王政暴虐的愤恨。《非攻》既有对墨子兼爱学说的嘲讽，又有对不合理社会现实讽刺中的愤怒。其他几篇，同样在诙谐和嘲讽之中，饱含着复杂的情感。而正是这些富于变化而饱满的情感，赋予了作品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以及深刻的社会意义。(第二部分基本上可以。)

三

鲁迅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他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失败。鲁迅从事小说创作有着政治上、思想上、艺术上和创作实践上等多方面的坚实基础和准备，这使他的小说很自然地具有了非凡的划时代意义。鲁迅不是一般地描写被压迫人民的不幸，而总是发掘出更为深刻的政治内容，深入到反映对象的灵魂中去，探讨他们受难的原因，考虑他们摆脱悲剧的道路;挖掘出主人公精神的火花，以此照亮前进的方向，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杰作。(套话少说，这一部分要对第二部分的分析，进行理论总结，要从中概括出鲁迅小说讽刺艺术的特色、特征，譬如：战斗性、批判性、情感性、政论性、时代性等等，这样，你的论文就有深度了。0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是指引青年应当如何生活如何行动的。鲁迅用讽刺的火光去照见人物心灵深处的腐烂，用幽默的笔尖划破社会上的肿瘤。联系到当今社会，鲁迅小说跨时代的讽刺艺术更有价值，我们社会的“腐烂”与“肿瘤”有多少：一边在大会上大讲反腐倡廉，一边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的腐败分子有多少，见了上司，比奴才还恭顺;见了百姓，比虎狼还凶暴，社会制度是否健全，民主监督是否齐全，老百姓们为了生存，像阿Q似的奴性形象大有存在。我们需要像鲁迅一样的人，揭露事实，指引道路。社会的下岗工人、农民、残疾人等弱势群体，需要鲁迅，我们的社会永远需要鲁迅的“讽刺”之匕首为我们呐喊!

最后引用《文艺报》的一段评论作为这篇论文的结束语：“作家的责任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只歌颂光明，不揭露黑暗，那黑暗就会渐次扩大，迟早要酿成大患。讽刺是及时施行手术，刮骨疗毒，治病救人。是，它的手段也许太厉害一些，可是良药苦口利于病，治病有时候需要下猛药。拥护我们的社会制度不等于隐瞒某些人某些事的丑恶与不合理。文艺追求并阐明真理，不该敷衍、粉饰。为了真理，我们歌颂先进的人物，鞭挞落后的人物。”②

注释：

①吴子敏、徐迺翔、马良春编、《鲁迅论文学与艺术》中《什么是“讽刺”》、鲁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849页

②1956年7月30日《文艺报》第十四期

参考文献：

1、《鲁迅作品集》、鲁迅、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年10月

2、《鲁迅作品精选》、鲁迅著、雪岗编、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年4月

3、《鲁迅与中国新文学的精神》、姜振昌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4、《鲁迅读书记》、何锡章、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

5、《鲁迅研究新探》、沈欣、研究出版社、2005年5月

6、《铁屋中的呐喊》、李欧梵、岳麓书社、1999年9月

7、《鲁迅论文学与艺术》、吴子敏、徐迺翔、马良春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8、《鲁迅研究史稿》、杜一白、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

9、《鲁迅研究》、郑择魁、钱文斌、张颂南等、杭州大学

总的来说，论文初步定型，选题、立论、行文均基本上可以，但还比较粗糙，需要精加工。要扣住“讽刺艺术”的特点、意义来论述，尤其是扣住鲁迅的讽刺小说创作，以及他对中国现代小说创作所作的贡献来进行论述，你的论文就比较有特色了。

请根据我的提示，作进一步的修改! 祝写作愉快!

黄健2006.09.03杭州

第三篇：鲁迅研究-浅谈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

摘要：鲁迅作为中华民族‚民族魂‛的代表人物，其杂文如匕首、似投枪般的对黑暗的历史、传统、社会和人生进行着破解与嘲弄，他杂文中的讽刺性语言更是把这一点表现的淋漓尽致，所以本文主要从其杂文中所运用的反语、夸张、仿词、比喻等方面来分折其杂文的讽刺艺术。

关键词：杂文，讽刺艺术

鲁迅的杂文取材广阔，形式自由，短小精悍，语言精炼，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和完美统一，其中充满了自贬、俗化、讽刺、仿词等万紫千红的手法，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其中讽刺是其杂文艺术的重要特征，经常与夸张，反语等结合起来，巧妙运用，深刻的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位‚民族魂‛人物为民族解放而上下求索的精神。

南朝梁人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说‚刺者，达也，诗人讽刺。《周礼》三刺，事叙相达，若针之通结矣。‛今天我们给它的解释是用艺术的手法对某些错误，弱点进行揭露、批评、攻击，以使大家对这些错误、弱点有更鲜明，深刻，清楚的理解认识。所以说讽刺它是一种手法，而不是文学。它可以是口头讽刺也可是动作讽刺，还可以笔墨讽刺。鲁迅擅长的就是笔墨讽刺，其实讽刺是为了增加语言效果渲染气氛的。鲁迅认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隐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又说：‚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那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鲁迅的杂文以写实为基础，往往抓住现实生活中某一类人或集合并提炼某一集团论调的特点，或勾勒动物形象，或采集社会事件加以概括，进行讽刺。

一、修辞技巧 (一) 夸张

夸张是将日常生活中‚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又是常见的事，用于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艺术地写出，有意识地夸张被讽刺对象的某一方面。使其特点格外突出，以达到讽刺的目的。如《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单从标题看，这已经是一种逻辑上的夸张，如何会由这样的前提得出那样奇怪的结论呢?鲁迅自有解释，他说中国女人的脚‚不小则已，小则必求三寸，宁可走不成路，摇摇摆摆。‛可见，中国人并非中庸，‚其实颇不免于过激的‛。这样的推论不能说它没有道理，但从假设到结论的逻辑推理过程却确有夸张的成分，尤其后面得出的‚孔夫子有胃病‛的推论更是让人忍俊不禁。文中还写道：看他的语气是赞成缠足的，事情愈古愈好，所以他一定要考出一味溯古求源的有考据癖的人疯狂运用考据来为复古的程度。如果连‚孟子的母亲是小脚女人‛这样的‚古迹‛也能考出来，那中国的历史不知要被这帮人糟蹋到什么地步了。鲁迅用夸张的手法讽刺了‚考据癖‛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不惜翻出一些不切实际甚至莫须有的证据的行径。

夸张也绝不能离开真实，随意杜撰和夸大其辞。又如《偶》针对国民党以‚施行教育‛为名，整顿茶馆、筹办刊物，而读者灌输所谓‚正当舆论‛而写。国民党的所谓‚正当舆论‛不得人心，失去群众。鲁迅由这件事联想到前清光绪初年，他的家乡绍兴有一个戏班，名叫‚群玉班‛然而名不符实，戏做得非常坏，乡民把这种情况编了一首歌来讽刺：台上群玉班/台下都是散/连忙关届门/两边墙壁都扒塌/连忙扯提牢/只剩下一把馄饨担。骆玉班的戏竟能让观众把两边的墙壁扒塌，最后只剩下一担

馄饨，显然是夸张，这就是用夸张的手法来表现了人们对群玉班的憎恶，堂堂的群玉班竟连一个观众也留不住，以此来讽刺国民党粉饰自己，伪造舆论，却不过是枉费心机。

(二) 反语

从表面上看是肯定和赞美，而实际上是否定和讽刺，这种手法往往用来表达憎恨和愤怒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效果。他说:‚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如《论‚费厄泼辣‛应该缓行》里，‚《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这里的‚国光‛实际上指‚国耻‛。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外，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显然都是反语。‚《纪念刘和珍君》中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啊!中国军人杀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这里的‚文明人‛、‚伟大‛、‚伟绩‛、‚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都是反语。杀人者自呜得意，以创建‚伟绩‛、‚武功‛的胜利者而自居，不知道自己脸上都溅有中国人民的血污，真是再颜无耻，可悲，可笑之极!再对三个女子由衷赞扬，崇高评价的同时，对中外反动派则是辛辣的嘲笑，有力的讽刺，表达出对凶残而又卑怯的反动本质的极大轻蔑。表达了‚先子那样悲痛，那样愤激……非有彻底变革，中华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恨透了残酷反动的军阀统治‛的感情思想。‚那些卖国贼‘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很多，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深为日本侵略所欢迎，然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到地上最不平净的地方去‛。毛泽东先生们的理论在‚地下‛却是中国人民极力拥护的，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求得独立解放的指航明灯;而‚天上‛的理论却是卖国贼的理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通过‚天上‛，‚地下‛，‚高超‛对那些卖国贼喊捉贼进行讽刺，彻底揭穿了其‚理论‛的本质活画出了一群‚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奴仆‛的丑恶面目。

(三) 比喻

运用比喻进行讽刺，往往比抽象的说理更生动、更鲜明、更深刻。鲁迅善于把握住对象的内在精神，扼其要而传其神。如《看书琐记(三)》中将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比喻成厨师与食客关系: ‚厨师做出一味食品来，食客就说话或是好或是歹，厨师如果觉得不公平，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经病，是否厚舌苔，是否挟夙嫌，是否想赖帐"。批评家们摆出专家的架势，对作家的作品指手画脚、评头品足，说不定他们自身的监赏水平和道德水平就有问题，也许‚挟夙嫌‛，也许‚神经病‛，鲁迅借此取笑了某些批评家吹毛求疵不懂装懂。

类似这样精彩的比喻在他的杂文里俯拾即是，如他把投机文人比喻成‚革命小贩，翻筋斗的小资产阶级作家‛。把谄媚的汉奸比喻成‚媚态的猫‛，‚比主人更厉害的狗‛，‚二丑‛;把利用愚民政策害人民于无形的专制统治者说成‚细腰蜂‛，‚蚊子‛，‚青蝇‛。这些比喻准确深刻，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事物的本质，具有典型的意义，并一度成为当时社会上某类人某种现象的代名词。

《拿来主义》一文深刻地论述了对待外国文化和外国事物应该采取的态度，既是评论精当的文艺论文，又是文辞精彩的议论散文。文章所论述的对待外国文化和外国事物的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作者能在于余字的杂文中进行清楚、准确、深刻的论述，主要就得益于比喻的精彩运用。比如，巧妙的将外来事物以及本国的文化遗产比喻成一座旧宅子，然后通过人们对它的不同态度，形象的说

明了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深刻道理，又比如，以‚鱼翅‛和‚鸦片‛为例，说明了对待外来事物的正确方法;‚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档的吃掉，只不过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会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的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一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这些方法既加强了文章对道理的表述，也显示了作者的联想能力和分析能力。

他的杂文随有政治特点，但往往不是象政治那样全面系统进行论证，而是经常用比喻的方法，含蓄的表达自己的态度，运用比喻进行讽刺，比抽象的说理更鲜明、更生动、更深刻。

(四) 仿词

仿词指比照现成的词语，更换其中个别的语素或词，临时仿造出新的词语的修辞格式。在鲁迅的杂文中，这类辞格的使用也比较广泛，例如：《望勿‚纠正‛》中鲁迅说热衷于标点和校正小说的‚汪原放君已经成了古人了‛，后来听胡适说汪还健在，只好改成‚汪原放君未经成了古人了‛。由‚已经‛到‚未经‛的仿造，颇见鲁迅调侃的功力，让人不禁想起马克吐温著名的黑色幽默来。又如：满心：‚婆理‛而满口‚公理‛的绅士们的名言暂且臵之不议不论之列，即使真心人所大叫的公理，在现今的中国，也还不能救助好人，甚至于反而保护坏人。今天看见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话的消息，我逆料《语丝》必将有几句感慨，但我实在是无动于衷。我觉得连思想文字。也到处都将窒息几句白话黑话已经没有什么大关系了。‚婆理‛由‚公理‛仿造而来，鲁迅不明说绅士们如何自以为是，损人不利已而是以满心‚婆理‛而满口‚公理‛将他们卑鄙可笑的丑态揭露出来。‚黑话‛是由‚白话‛仿造而来，鲁迅笼统地说白话黑活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巧妙地表达了鲁迅对文言的反感以及对那些反对白话的复古倒退人的批判和讽刺。此外黑话即是指文言文。黑话词又让人联想到‚流氓盗贼帮会等所使用的秘密的语言‛。文言文原来是和‚黑话‛一样，恐怕那样死钻文章纸堆的人了解这一点后会要瞠目结舌了。

鲁迅杂文中的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果‚遗老‛就有‚遗少‛由‚老头子‛就是‚小头子‛，有‚喜形于色‛还有‚义形于色‛，有‚憨态可掬‛，还有‚平正之状可掬‛，这些仿词放在特定的语境中，达到了讽刺的效果。

二、词汇的选择

鲁迅曾谈到他的小说语言时说：‚采说书而去致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口语而存其比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事实上，不仅小说如此他的杂文也常常采用这样的‚博取‛来达到讽刺的效果。如《暴君的臣民》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死的话‚哎呀‛活的高兴着。‚哎呀‛是人们常用的一个口头语，表示惊愕、叹息、忏悔、伤心等情绪也可表示惊喜、庆幸放心安然等等。此处的‚哎呀‛可指死者死到临头的惊愕，继而叹息，虽包含了大尽的懊丧和怨恨，却已经不明白地死去，呜呼哀哉!活的呢，也许也会对死者来一句‚哎呀‛，但他却是幸灾乐祸的‚高兴着‛。因为事不关已，所以暗暗庆幸。一句‚哎呀‛的口头语的运用，狠狠批判了麻木不仁的民众，他们只愿暴政暴在他人头上，却从未想过要联合起来 推翻它，结果不知何时暴政就暴到自己头上来了。

惯用语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经验积累中形成的固定的词或短语，其形成比口头语更凝练也更丰富，极富表现力。如在从《新的‚女将‛》他写道：中国本来喜欢玩把戏，乡下的戏台上往往挂着一

副对……做起戏来……其中的女战士，看客称之为‚女将‛。

‚玩把戏‛和‚女将‛都是惯用语。‚玩把戏‛原指民间的一种娱乐活动，这个词用在俗语里一般含有故弄玄虚，耍伎俩坑蒙拐骗的意思。如‚这个小瘪三最喜欢玩把戏了‛。而‚女将‛通常用来形容很有能耐的女子，有时则含有贬义，暗指女人不像女人。古时‚玩把戏‛时有了所谓的‚女将‛，现在又出现了新的‚女将‛，他们是上海滩的某些太太小姐们。这些太太小姐们穿着戎装护士服，将他们的图片刊登在上海的一些画刊上，一副保家卫国的打扮。她们虽然看起来像要精忠报国，其实只是装装门面，‚做戏‛罢了。正如旧戏里的‚女将‛一样，‚玩把戏‛而已。鲁迅借此讽刺了上海滩太太小姐们的矫情和做作。

在广泛运用俗语的基础上，鲁迅还善于运用古语词。鲁迅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极为广泛的涉猎和透彻的认识，古代的经史子集逸闻趣事及至诗词典赋、民谣俚语、在他是招之即来，挥洒自如。他在以白话为主的杂文里常常适时插上几句文绉绉的‚子曰诗云‛，往往增强文章的讽刺力量。如《我们现在这样做父亲》里要‚返老还童‛，要‚老复丁‛么?子女便是‚复丁‛，都已独立而且好了。这才是完成了长者的任务。得了人生的慰安。倘若是思想本领，样样照旧，专以‚勃溪‛为业，行辈自豪，那便是自然免不了空虚无聊的苦痛。

‚勃溪‛语出《庄子外物》：‚室无空虚，则妇姑勃溪‛，原始婆婆和媳妇吵架。用‚专以‘勃溪’为业‛描述爱打鸡骂狗的不称职的父母，既显得新奇又很幽默。鲁迅在文中声讨了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指出族权父权严重阻碍着社会的发展。他认为父母对子女，‚应该是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而不是‚专以‘勃溪 ’为业‛，限制他们的自由，束缚他们的发展。

此外，鲁迅还善于拿来外国文学的养料，‚别求新声于异邦‛，取材异域。如谈所谓‚大内档案‛写道：所以他被弄成夹广告的sandwich，是常有的事，因为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蒋先生是例外，我看并非遗老，只因为sandwich一点，所以受了罗振玉辈的骗了。

‚Sandwich‛和火腿是西方流行的食物。Sandwich是用两块面包一夹，中间添一些蔬菜黄油之类的佐料，看上去又鲜艳丰富。火腿则是一根一根面粉加肉的‚直肠子‛，没有什么花样。鲁迅说王国维‚老实到像火腿一般，‛即指他的秉性像火腿一样耿直而纯粹，王国维对‚国家‛的崇敬和爱护正好抬高了‚大内档案‛的身价，罗振后来把它们卖给日本人时自然可以多赚一笔。这样一来，王国维不就成了夹广告的Sandwich了么?蒋彝潜先生是个例外，对古典文化教育的维护还没有到那种偏执的程度，只因为Sandwich一点，所以受了罗振玉辈的骗。罗振玉要把‚大内档案‛卖给日本，当然说它们是宝贝了。

三、语法的活用

鲁迅不仅能将平淡简单的词和语素用讽刺效果来对于有些词语则并不变更词的构成语素，而是将它的语法功能变换移位，或是将词语的感情色彩、语体色彩调度一下，产生讽刺的效果。如当时外国文学被广泛地引入中国，可是有些译者不考虑文化背景的差异和中文表达的习惯，只是单纯地根据字面进行翻译，甚至闹出将‚银河(milky road)译成‚牛奶路‛的笑话，鲁迅因此写道：中马同是哺乳动物，为了要‚顺‛固然混用一回也无关紧要，但究竟马是厅蹄类，牛是偶蹄类，有些不同，还是分别不好，不多‚出到最后的一册‛的时候，偏来‚牛‛一下子的。

文中将名词活用为动词，即影射了这件事，讥笑赵景深译出‚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来。在句

式上，鲁迅善于借鉴西方。他常使用‚欧化语体‛，采用语意和语调的转折，使行文起伏跌宕，盘枝错节，逻辑层次清晰，论辩的讽刺性大大的加强。有时鲁迅喜欢带上‚狗尾巴‛，在将道理和自己的态度阐述之后。如：和尚本应该念经，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其搬非，大约是怀着嫉妒吧，那简直是一定的。

说法海‚怀着嫉妒‛，先是用‚大约‛，在后面加上‚那简直是一定的‛，加重了对法海的多管闲事的诅咒，又让人读来峰回路转，更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

鲁迅杂文是中国当时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记录了从新文化运动到1936年以来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是一部生动形象的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史、心灵变化史、一部认识当时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同时是鲁迅思想的直接表现，包含着他丰富的人生感悟和社会经验，他在杂文中对国民性的批判常常比他的小说更直接、更尖锐、更透彻。因此，鲁迅杂文是了解鲁迅思想、鲁迅小说等其他作品最好的参考资料。总而言之，鲁迅的杂在对敌人或有害事物揭露、批评、抨击时常常采用让人感到痛快淋漓的讽刺手法，从而使他的杂文更具有了强烈的战斗力和艺术感染力。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1—7卷).北京.第5版.北京文学出版社，1973年 [2] 黄伯荣等.现代汉语.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年

[3] 张学军等.鲁迅的讽刺艺术.第2版.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 [4] 蒋绥之.鲁迅杂文辞典.第4版.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 [5] 钱理群.走近当代的鲁迅.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纵观鲁迅的杂文，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有力的思想武器，它‚是感应的神精，是攻守的手足‛，‚对于新的事物，则竭力加以排击‛，‚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语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的杂文已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其讽刺艺术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鲁迅的杂文取材广阔，形式自由;短小精悍，语言精炼，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结合和完美统一，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其中讽刺是其杂文艺术的重要特征，经常与夸张、反语、幽默等结合起来，巧妙运用，使之表达深刻的道理和高度的思想内容。

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一是夸张。‚甚至于夸张，却确是‘讽刺的本领‛它把日常生活中‚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又是‚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人或事，‚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艺术地写出某一群人的真实来，有意识地夸张被讽刺对象的某一方面，使其特点格外突出，以达到讽刺的目的。夸张绝不能离开真实，随意杜撰和夸大其辞。例如《偶成》针对国民党以‚施行教育‛为名，整顿茶馆，筹办刊物，向读者灌输所谓‚正当舆论‛而写。国民党的所谓‚正当舆论‛不得人心，失去群众。鲁迅由这件事联想到前清光绪初年，他的家乡绍兴有一个戏班，名叫‚群玉班‛，然而名不符实，戏做得非常坏，乡民把这种情况编了一首歌来讽刺：台上群玉班/台下都走散/连忙关届门/两边墙壁都扒塌/连忙扯得牢/只乘下一把馄饨担。群玉班的戏竟能让观众把两边的墙壁扒塌，最后只乘下一担馄饨，显然是夸张，这就用夸张的手法来表现了人们对群玉班的憎恶，堂堂的群玉班竟连一个观众也留不住，以此来讽刺国民党粉饰自己，伪造舆论，却不过是枉费心机。

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二是用反语。从表面上看是肯定和赞美，而实际上是否定和讽刺，这种手

法往往用来表达憎恨和愤怒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效果。他说：‚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这里的‚国光‛实际上指‚国耻‛。‚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这里用桃花之艳，乳酪之美来形容国粹，显然都是反语。《纪念刘和珍君》中‚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这里的‚文明人‛、‚伟大‛、‚伟绩‛、‚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都是反语。杀人者自鸣得意，以创建了‚伟绩‛、‚武功‛的胜利者而自居，不知道自己脸上都溅有中国人民的血污，真是厚颜无耻，可悲、可笑之极!再对三个女子由衷赞扬、崇高评价的同时，‚对中外反动派，则是辛辣的嘲笑，有力的讽刺，表达出对他凶残而又卑怯的反动本质的极大轻蔑。‛表达了‚先生那样悲痛，那样愤激……非有彻底巨大变革，中华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恨透了残酷反动的军阀统治‛的感情思想。‚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很多，简直一个再天上，一个再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深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然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掸到地上最不平净的地方去。‛毛泽东先生们的理论在‚地下‛却是中国人民极力拥护的，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求得独立、解放的只航明灯;而托派分子‚天上‛的理论却是卖国贼的理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通过‚天上‛、‚地下‛、‚高超‛对托派进行讽刺，彻底揭穿了其‚理论‛的本质，活画出了一群‚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的丑恶面目。

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三是比喻。他的杂文虽有政治的特点，单往往不是象政治那样全面系统地进行论证，而是经常用比喻的方法，含蓄的表达自己的态度，运用比喻进行讽刺，比抽象的说理更鲜明、更生动、更深刻。在鲁迅的杂文里，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媚态的猫‛、‚比主人更厉害的狗‛、‚虽然是狗，有很象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的叭儿狗，‚耸身一摇，将水点撒得人们一身一脸‛的落水狗，‚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饿得精疲‛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吸人血要先哼哼地一发通议论的蚊子‛、‚嗡嗡地闹大半天，停下来也不过舐一点油汗，又总喜欢一律扯上一点蝇头‛的苍蝇，‚脖子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的山羊等。用这些动物来比喻那些‚坏种‛、‚屠杀者‛、洋奴买办、正人郡子、帮闲文人、自由人、文坛魂魅、政治流氓、文化特务、社会渣子、小资产阶级等，比喻生动、恰当、形象，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讽刺意味，加强了理论的说明能力。在《一点比喻》指出一伙买办资产阶层的人所谓的‚指导‛‚青年‛，不过是象走在羊群里的山羊一样，脖子上挂着一个代表知识阶级微章的小铃铎，力图将青年引向死路。还辛辣地讽刺了统治阶级的上统社会的‚风习‛，好象豪猪一样，彼此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对人民则总是进攻的。

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四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用对方的话来攻击对方，找出对方相矛盾的说法和行为来讽刺对方。如：《逃的辩护》中说道学生请愿时，‚到得首都，顿首请愿，却不料‘为反动派所利用’，许多头部恰巧‘碰’在刺刀和枪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鲁迅把反动派的造谣污篾之词拿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发挥了极为强烈的效果。再如，《学生和玉佛》摘引了《申报》的两则电讯：一则是北平玉佛南运，一则是不准北平学生逃难，为什麽呢?就是因为‚所

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钱‛，这就讽刺了国民党反动派既要趁国难之机打发横财，还要保持骗人的面子。由于敌人的虚伪的尊严被撕破，假装的正经被揭穿，所以发挥了巨大得力量。还如‚英国有许多先前的文章不流传，我想这是总会有的，但竟没有想到她们的消灭乃因为不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现在既然知道了这一层，却更不了解她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以看见，却居然都断定他们所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了‛上海的教授们武断地认为历史上一些文学消灭了，是因为没有写‚永久不变的人性‛。鲁迅抓住了他们的信口开河，追问：‚它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以看见‛——‚这真是所谓‘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一针见血，揭穿了其理论的荒唐可笑。

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五是讽刺往往和幽默连在一起。不过幽默指的是一种轻松的讽刺，也就是用诙谐有趣、含蓄有力的语言进行批评。如：《登错的文章》指出印给少年们看的刊物上往往有描写岳飞呀，文天祥呀的故事，‚不过这两位，却可以励现任的文官武将，愧前任的降将逃官，我疑心那些故事是为办给大人老爷们看的刊物而写的文字，不知怎麽一来，却错登在少年读物上了，要不然，作者是决不至于如此低能的。‛这段话讽刺了国民党反动派言行不一的丑态，对他们出卖祖国、屈膝投降的罪行进行了猛烈的鞭笞，而写得却非常幽默。

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还表现在其语言上面。他的杂文篇幅往往比较短小，但分析问题透彻，容量很大。特别是在语言上尖锐泼辣、准确优美、含蓄有力，形成了独特的语言特色。‚每一个破衣服人走过，叭儿狗就叫起来。其实并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相骂声中失土地，相骂声中捐铜钱;失了土地捐过钱，喊声骂声也寂然。文的牙齿痛，武的上温泉，后来知道谁也不是岳飞或秦桧，声明解释前嫌，大家都是好东西，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 ‛比喻生动，语言辛辣精炼，深刻有力。

纵观鲁迅的杂文，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有力的思想武器，它‚是感应的神精，是攻守的手足‛，‚对于新的事物，则竭力加以排击‛，‚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语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的杂文已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其讽刺艺术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教学目标：1. 学会从文章中寻找专题小论文写作的角度。 2. 学习运用材料分析论述观点的方法。 3. 指导学生在阅读写作中体会作者博大情怀。 教学重点难点：学习运用材料分析论述观点的方法。

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之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郁达夫《怀鲁迅》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毛泽东

鲁迅作为中华民族‚民族魂‛的代表人物，我们需要阅读他的诗文，走近他，感受一代伟人身上所体现出的的为民族解放而上下求索的精神。

1.阅读教材提供的精读课文，感受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国民性等等问题的冷静思考，感知鲁迅先生对青年的深沉大爱，领悟先生从事文学创作所报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2.通过引导学生学习精读课文，结合以前学生学过的鲁迅其他作品，体会鲁迅杂文像匕首像投枪的犀利风格，以及鲁迅的讽刺艺术。

3.引导学生关注和思考鲁迅先生对历史、对传统、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和思考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引导学生关注和思考现实问题。

即使青春是一枝娇艳的花，但我明白，一枝独放永远不是春天，自贬,俗化,鲁迅,杂文,讽刺,修辞,诗学,分析,春天该是万紫千红的世界。即使青春是一株大地伟岸的树，但我明白，一株独秀永远不是挺拔，成行成排的林木，才是遮风挡沙的绿色长城。即使青春是一叶大海孤高的帆，但我明白，自贬,俗化,鲁迅,杂文,讽刺,修辞,诗学,分析,一叶孤帆很难远航，千帆竞发才是大海的壮观。

在出于对不诚实(虚伪)的无热爱(憎恨)与无不是轻视(尊敬)(轻视)，鲁迅无偶尔(常常)表现出对于‚无臭名(美名)‛的不是吸引(排斥)与逆反心理，因而不间或(时常)不无意(有意)地向凡俗化的价值取向偏斜，在文章对自我形象进行无抬高(贬低)化与低俗化的处理，并在此基础上，以反诗意、低俗化的方式对伪道德、伪审美进行嘲弄与破解。

第四篇：《华威先生》的讽刺艺术

张天翼是现代文学史上“左联”的重要青年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以独特的讽刺风格，为世人所瞩目。《华威先生》是其代表作，作者以异常开阔的艺术视野，在文艺界普遍歌颂抗日热潮中独树一帜，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使用纯熟的汉民族语言，从现实中发现美与丑，体验喜与悲。

在《华威先生》中，作者不用具有中心意味的事件，不用大的矛盾冲突和十分连贯的情节，而是以叙事者“我”作为外视点，用漫画的方式，通过对华威先生三次参加会议的忙碌、衣着以及像“变色龙”一样的市侩形象，重复的陈词滥调以及可笑的行为动作的描写，以简单的“写意”手法，几笔就勾画出虚伪狂妄、庸俗浅薄的文化官僚的形象.仅仅写了华威先生的几个生活片段，就让人读起来放不下;人物鲜明深刻，栩栩如生，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小说高超的讽刺艺术。

小说高超的讽刺艺术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鲜明的对比，达到绝妙的讽刺效果。

1.优雅的风度与发火失态的对比。

华威先生是具有十足的绅士风度的。他左手无名指上还带着结婚戒指”，他抽雪茄烟，“拿着雪茄烟的时候就叫无名指微微地弯着，而小指翘得高高的，构成一朵兰花的图样”。多么注重仪表和形象。但是，当他没能参加日本问题座谈会时，他“猛地跳起来”，“瞪着眼”又开始恐吓威胁，最后，撕下文明的面纱，出口谩骂“混蛋”“妈的”。原来，他优雅的仪表和风度只是故作姿态，装出来唬人的，一旦有一点点威胁到他所谓的领导地位的风吹草动，他就会丑态毕露、歇斯底里，甚至丧失起码的人格和尊严。

2.自身言行的对比。

小说开头写“我”与华威先生是亲戚，“我”尊敬地称他为“华威先生”，他立刻就显出一幅谦虚的样子，心甘情愿地屈尊降为“威弟”或“阿威”。但谦虚仅此而已，随即开始自我吹嘘：刘主任“硬叫”他修改县长公余工作方案，“三点钟又还有一个集会”，“王委员又打了三个电报来”“硬要”他到汉口去一趟等等。开口一个“硬叫”，闭口一个“硬要”，不外乎想借此表明与他交往的人物都是上层重要人物和他的重要性，一切都要他来领导。他这种自吹自擂，自命不凡的面具，经作者通过对比描写的轻轻一点，立刻掉在了地上。

他在“难民救济会”上的可笑表演，更具讽刺意味。

他迟到了，这已成为惯例。但他却“态度很庄严，用种从容的步子走进去”，与先前的“匆忙”和“紧张”，形成鲜明的对比;对这个会议，他自称是“不能当主席”,却凌驾于主席之上。主席报告时，他在那里刮洋火点烟，然后大声插话让主席在两分钟之内报告完。他看着表，俩分后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讲话，然后未经允许，自己发表起意见来。他就讲了两点：一是你们要努力工作，二是青年工作人员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一个领导中心”就重复了三次。作者在这里使用重复的方法，意在揭露华威先生极其险恶的用心的同时，也讽刺了他讲话罗索、没有实际内容和演讲水平。

作者有意通过人物言行的巨大反差，来揭示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与内心世界，对人物不加一点评议，而是把强烈的情绪、鲜明的讽刺蕴含在文字深处，从而达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淋漓境界。

3.不同场合不同态度与表现的对比。

“难民救济会”只是个普通的群众组织，所以华威先生在进入会场时表现得很庄严，态度很高傲。而到了“文化界抗敌总会”，他立刻换了另一种态度，另一副嘴脸：脸上堆满了笑容，对每个人点头，一再表示“对不住得很”。他不再“摆摆手”粗暴地打断别人的发言，而是“拿出一张纸条,写几个字递给了主席”，征得主席的同意后，才“点点头站起来”。说话时先尊称“主席”、“各位先生”，再谦称自己是“兄弟”，并且“腰板微微地一弯”。完全是不同的态度与表现。因为他十分清楚，这个“文化界抗敌总会”，到会人员都是上层人物，他不敢造次与轻狂。傲气收敛，足见其欺下媚上的本质。

作者就是通过不同场合中人物的不同态度、不同表现的鲜明对比，在看似漫不经心的描写中，体现出实际上的巧妙构思，达到讽刺与揭露的效果。

二、通过细节描写，进行漫画式的夸张，达到讽刺效果。

文章开头，关于华威先生的描写，就是一段生动活泼的细节描写。作者就是通过这种漫画式的简笔勾勒，适度的夸张，使人物虚伪做作的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公文包“永远夹着”，既显示了他上层人物的身份，也表示了他是个包不离手的“忙”人;年纪不大却带着手杖，既写出了人物官气十足,又有一种装出来的威严，让人发笑;戴结婚戒指，吸雪茄烟，说明他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这种描写，不仅给人以强烈的视觉感受，且寓意深刻：当时正是抗战的危急时刻，总是叫喊没有时间，终日奔忙的他，却有如此闲情逸致，故作高雅，岂不发人深省?

典型的细节描写还有很多，比如写华威先生的包车：是全城跑得最快的，脚踏铃不停地响着，黄包车立刻往左边躲开，小推车马上打斜，担子很快地让到路边，行人赶快躲避到两旁的店铺里。就是这漫画式的夸张，凸显出这位国民党官僚真是八面威风，与他后来到会时的从容形成对比，对他所谓的“忙”，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与揭露。他微笑时：“脸上的肌肉耸动了一下”等等，无一不是一幅幅精彩的讽刺漫画，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些细节描写是漫画似地勾勒加上适度的夸张，讽刺辛辣又不动声色，平静的描写蕴含深刻的褒贬。让人感到自然天成，天衣无缝。

第五篇：浅论《围城》的讽刺幽默艺术

浅论《围城》的艺术手法

撰写人：廖成斌

导师：熊岩

《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作者钱钟书(1910-1998)，江苏无锡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留学英、法，是位学贯中西而富才情的学者。《围城》动笔于1944年，完稿于1946年，其时，作者正蛰居上海，耳闻身受日本侵略者的蛮横，“两年里忧世伤生”(1)，同时又坚韧地“锱铢积累地”把自己对人生、对学术的感悟与思考付诸笔端，先后完成了小说《围城》和学术著作《谈艺录》。

作者在《围城》初版的序言里曾自述创作意图说：“我想写现代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参照小说内容，可以看到，作者着意表现的是现代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众生相。通过主人公方鸿渐与几位知识女性的情感、婚恋纠葛，通过方鸿渐由上海到内地的一路遭遇，以喜剧性的讽刺笔调，刻画了抗战环境下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彷徨和空虚。作者借小说人物之口解释“围城”的题义说：这是从法国的一句成语中引申而来的，即“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小说的整个情节，是知识界青年男女在爱情纠葛中的围困与逃离，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则是表现一部分知识者陷入精神“围城”的境遇。而这，正是《围城》主题的深刻之处。

《围城》是五四以后新文学中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自面世以来，至今已有英、法、德、日、俄、捷等多种文字的译本，被誉为“新《儒林外史》”。它是一部以旧中国中上层知识分子病态畸形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幽默而辛辣的讽刺小说。作品中充满丰富、形象、生动、令人叫绝的精辟比喻;各种机智的反语、双关、谐音、对仗、警句格言，以及古今中外的典故、逸闻，纷至沓来，琳琅满目;采用独特的象征，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和人生哲理;常以幽默的笔法针砭时弊，描摹人物世态，调侃“芸芸众生”，神形毕肖地描绘出各色男女在特定的场合下的所思所想，传达出人物瞬间所萌发的心思和微妙的情绪，在幽默外表下露出辛辣犀利的笔锋，一针见血。讽刺艺术高超，独具一格。

下面就《围城》的艺术手法试作分析。

一、精辟的比喻

《围城》的成功离不开大量妙趣横生、联篇缤至的新鲜比喻的创造和运用。有人统计，一部23万字的《围城》中所用的比喻的数目，有数百之多。且堪称妙喻也可以说是多不胜数，美不胜收。作者常常涉笔成趣，让那些机智隽永的巧喻脱口而出。例如：他写行人雨天在泥泞的路上鞋底上厚厚的泥巴，就逗趣说那“抵得贪官刮地皮”;说旅店里卖不出的变色变质的半生红烧肉，“像红人倒运，又冷又黑”，锋利而贴切，逗人发噱。又如：说“鲍小姐那类女人”是不“伤春”的，“一切衣服在她身上像只软木塞之于酒瓶口，不需要酒的时候才需要瓶塞",(2)一个生动的比喻就能使读者对鲍小姐的生活作风了然于胸。还有方鸿渐在本县省立中学作报告时大谈鸦片、梅毒，“令那纪录的女生涨红了脸停笔不写，仿佛听了方鸿渐最后的一句，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失去了贞操”，(3)形象而又俏皮，耐人寻味。

《围城》丰富的比喻，风趣幽默，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讽刺艺术效果。比如作者在嘲讽李梅亭时说他“脸上少了那副黑眼镜，两只大眼睛像剥开壳的煮熟鸡蛋”。(4)又挖苦他“本来像冬蛰的冷血动物，给顾先生当众恭维得春气入耳，蠕蠕欲活”。(5)暴露出李梅亭贪图虚荣，一顶‘高帽’就使其飘飘然。在描写假哲学家褚慎明时：“褚哲学家害眼馋痨地看着苏小姐，大眼珠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像‘手枪里的弹出的子弹’，险的突出眼眶，迸碎眼镜。” (6) 生动地勾勒出褚慎明卑鄙下流的丑相，揭示出其肮脏的灵魂。在描写以嫖娼与赚‘外快’为其能事的‘侯营长’的长相时则形容他“他有个桔皮鼻子，鼻子上附带一张脸，脸上应尽应有，并未给鼻子挤去眉眼，鼻尖生几个酒刺，像未熟的草莓。”(7)尖酸刻薄地讽刺侯营长那丑陋的嘴脸„„诸如此类显示出作者丰沛联想力的巧妙而生动的比喻，仿佛一枚枚辣味十足的野山椒、俯拾即是地散布在作品的情节、肖像、人物心理、细节、性格以及自然景物等各类描写中，令人目不暇接。既大大地提高了作品的讽喻性，又增强了读者的阅读趣味，对于绘声绘色地刻画人情物态，常能收到画龙点睛之效。

《围城》有如此众多的妙喻，这与作者对比喻有深入的研究有关。钱钟书在他的学术名著《宋诗选注》和《管锥编》等著作中强调“广譬喻”。在《旧文四篇》里又提出：“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根本”、“比喻包括相辅相成的两个因素，所在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愈多愈大，则相同之处愈烘托，分得愈开，则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就愈高。”对比喻艺术的精深研究，加上高超的分类取譬能力，使他能够在小说中把各种新鲜奇妙、生动形象的比喻散布在各方面的描写中，使《围城》的讽刺语言更机智幽默。

二、蕴含深意的象征

读《围城》，不但可以感受到沿途邂逅的惊喜，体会到妙趣横生的比喻，更能咀嚼蕴含深意的象征。其中，最富于人生哲理的是关于“围城”这一主题，小说中有一段对话说得很明白：

慎明道：“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用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eresse 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8) 这段话为主人公的“婚姻”埋下了伏笔，也是全书的主题。暗示方鸿渐的婚姻是场犹豫不定的追寻游戏。在归国途中，方鸿渐在鲍小姐的追求和引诱下，与她一起“勾搭”。在苏小姐、方鸿渐、唐晓芙的错位追逐中，他也终难成眷宿。最后，他被精明、柔韧、工于心计的孙柔嘉擒拿到手。开始，方鸿渐以为孙柔嘉只是个女孩子，事事都要请教自己，待到订婚时才发觉，她在羞涩缄默的外表下有着“专横的意志和多疑善妒的敏感”，“不但很有主见，而且主见很牢固”。所以订婚一个月，方鸿渐“仿佛有了女主人”。结婚之际经赵辛楣提醒，方才警醒。此时，却已深陷“围城”。从此，他们二人陷入传统的琐碎缠绕的日常生活。孙柔嘉日益成为方鸿渐的暴君与精神囚笼。方鸿渐最后与孙柔嘉决裂，准备到重庆去，而重庆未必不是另一个“围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围城”不仅象征了方鸿渐、赵辛楣等人在爱情、婚姻、事业上的追求、挣扎、幻灭、绝望的艰难生活历程和矛盾心态，更象征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人们总是摆脱不了外在束缚的境遇，蕴含着重大的社会意义和丰富的人生哲理。

此外小说最后一章反复提及的方家那个传家宝——老式自鸣钟，方遯翁把它看作一个宝，“方遯翁挑好挂钟的地点，分付女用人向房东家借梯，看鸿渐上去挂，替钟捏一把汗。”(9)遁翁希望鸿渐把这只钟作为传家宝传下去，也寄托着他对鸿渐光耀门楣的希望，然而这只老式钟却是那么不合时宜地每点钟慢七分，“柔嘉笑道：‘照这样说，恐怕它短针指的七点钟，还是昨天甚至前天的七点钟，要它有什么用?’”(10)时间自己与自己不符，“她又说鸿渐生气的时候，拉长了脸，跟这只钟的轮廓很相像。”“我发现你说话以前嗓子里唏哩呼噜，跟它打的时候发条转动的声音非常之像。你是这只钟变出来的妖精。”(11) 小说最后也是以这只老式自鸣钟作为结束的，“那只祖传的老钟从容自在地打起来，仿佛积蓄了半天的时间，等夜深人静，搬出来一一细数：“当、当、当、当、当、当”响了六下。六点钟是五个钟头以前，那时候鸿渐在回家的路上走，蓄心要待柔嘉好，劝她别再为昨天的事弄得夫妇不欢;那时候，柔嘉在家里等鸿渐回来吃饭，希望他会和姑母和好，到她厂里做事。这个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12)作者把这只钟安排在这里，也象征着方鸿渐就像这只自鸣钟混淆时间自我迷离而找不到出路。

三、幽默的手法

凡是读过《围城》的人，无不被它那妙趣横生的语言逗得忍俊不禁。用两个字说，就是 “幽默”。“幽默”一词是舶来品，在我的印象中我们这个文明故国似乎很缺乏，中国的笑话故事很多但幽默作品却不多，即便有一些，那也只是如：《水浒》描写李逵、鲁智深，使人“或笑或哭、亦哭亦笑，时而哭不得笑不得，远超乎讽刺褒贬之外，而达乎幽默同情境地”;(13)《西游记》描写孙行者，猪八戒使人“于嘻笑之外，感觉一种热烈之同情，亦是幽默本色”;(14)《儒林外史》“几乎篇篇是摹绘世故人情，幽默之外杂以讽刺”。(15)但比起《围城》，未免幽默不足。钱钟书犹如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运用各种机智的反语、双关、谐音、对仗、警句格言，以及中外古今的典故、逸闻，纷至沓来，琳琅满目。常使人笑中带泪，泪中带笑，风趣幽默。

钱钟书在自序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还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围城》序)而这一类人物，就是当时的病态的知识分子。《围城》中常用诙谐的锋刃刺向这些所谓的“无毛两足动物”。这主要表现在：

(一)、漫画式的笔法

钱钟书常用漫画式的笔法勾勒“众生”，他以锋刃的笔法高超地概括出一幅幅神情毕肖的漫画形象，使人未见行藏，便已看出人物的性格及作者的情感态度，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第七章开头对汪处厚的肖像描写：

“胡子常是两撇，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夌尖角胡子，不料没有枪杆的人，胡子都生不像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偏根根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儿全剃下来了，慌忙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唇上的是眉毛，根本不会长，额上的是胡子，所以欣欣向荣。„„为了二十五岁的新夫人，也不能一毛不拔，于是剃去两缕，剩中间一撮，„„这也许还是那一缕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16) 看到这段惟妙惟肖的肖像刻画，一幅活灵活现的漫画就形象地浮现在读者脑中了。作者在描绘这位汪大人可笑的容貌时，对他的历史、思想、心理也一并作了讽刺，使他一亮相，就给人滑稽、迂腐的印象。

又如对沈太太的描写：“她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17)——连用几个想象奇特的比喻来铺陈渲染，读之令人忍俊不禁而又厌恶至极。

可以说，在《围城》里的“芸芸众生”中，几乎每个人物(唐晓芙例外)出场时作者都对其肖像进行了一番讽刺性描绘。常常采用既含蓄而又挖苦的漫画式笔法，令其形神毕露。例如，那位出场一次的“哲学家”，他的名气是靠同外国著名哲学家通信和会面猎取来的。当他沾沾自喜吹嘘他同罗素会面的对话时，其实是在揭露自己的空虚和无聊。再如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自称是一位研究生物的老科学家，人们却看不到他的科学家风范。其实是一位心术不正，好色贪杯玩弄权术的学界官僚，他本身就是那所黑暗腐败的大学的化身。在法国取得文学博士头衔的苏文纨号称“才貌双全”的“女诗人”，但她的“得意之作”竟是抄袭的一首德国民歌。自称是“诗人”的曹元朗，其“杰作”《拼盘姘伴》，令人发噱作呕。这两个最后却结成秦晋，确是“珠联璧合”。还有，韩学愈从美国的爱尔兰骗子那里买了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骗取了大学教授的头衔，还让他的白俄妻子冒充美国国籍，以便到英文系任英语教授。为了灭迹消踪，杜绝后患，他勾结陆子潇，教唆学生蓄意搞垮方鸿渐，勾勒出了一个厚颜无耻、奸险残毒之徒。„„像这样的例子，在《围城》中随处可见。每一个人物，在钱钟书的笔下都化作一幅幅讽刺性极强的漫画。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品尝到漫画式的幽默。

(二)、调侃式的行文

作者常用半是讽刺半是悲怜的口吻调侃“芸芸众生”，他是绕舌的、俏皮的、促狭的，联想特别活泼、思维敏捷，下笔不能自休。他总是尽情地挥洒着那种博引经传，融贯中西，联类无穷的超越具体描写对象驰向更广阔思维空间的讽刺幽默笔墨，造出一种由博识、睿智、谐趣构成的有智性之类的审美世界和巧喻迭出、纵横恣意的独特文体。在调侃方鸿渐购买假文凭时，作者引用《圣经》里的故事作比：“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18)在嘲讽他的自我解嘲时，又拉来了中西古代哲人柏拉图和孔子作陪衬：

“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士兵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父亲和丈人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好意思教他们失望么?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是决不开这个学位。”(19) 如此调侃，活画出主人公自欺人的阿Q相。正如作者所说“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虚，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在谈到方老爷给孙儿取名“阿丑”时，作者也要引经据典戏谑一番：“人家小儿要易长育，每以贱名为小名，如犬羊狗马之类，又知道司马相如小字犬子，桓熙小字石头，范晔小字砖儿，慕容农小字恶奴，元叉小字夜叉，更有什么斑兽、秃头龟儿、獾朗等等，才知道儿子叫‘阿丑’还算有体面的。”(20)从中看出方遯翁父子的迂腐、是典型的封建“遗老”、“遗少”。

在调侃鲍小姐“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时，说她是“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列陈;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真理”。(21)写出了鲍小姐的行为放荡，惹得“那些男学生满腔邪火，伤害及中国国体”。

在《围城》中，作者不但对“知识分子”、行车走卒之辈进行尽情调侃嘲弄，就连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也要对它们进行一番戏谑。如对方鸿渐、赵辛楣等人去重庆途中所乘的车就有这样精彩的一段描写：

这辆车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机器是没有脾气癖性的，而这辆车倚老卖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僻难测的性格，有时标劲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汽车夫那些粗人休想驾驭了解。它开动之际，前头咳嗽，后面泄气，于是掀身一跳，跳得乘客东倒西撞，齐声叫唤。(22) 像这样拟人化的调侃，读过之余，每有会意，一种舒心的感觉便油然而生。在行文中，《围城》通篇都是戏笔。因此，它又是一部以看似超然的调侃语调述说人生无奈的悲剧。

四、独特的讽刺艺术

《围城》是一部优秀的讽刺小说，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论《围城》说，“《围城》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虽然许多人不一定认同，但《围城》的讽刺艺术之高超却是事实。《围城》的讽刺艺术也是独具一格的，有人说《围城》所表现出来的是钱钟书式的学者式的幽默讽刺，钱钟书用的是尖锐的长针，乍看之下，对患部没有什么用，但像针灸似的对准医疗部位刺下，刺得深，刺得透，一疼之后便舒畅无比，让人被刺得心服口服。钱钟书抨击人生病态、笑骂人性弱点，通过诙谐、轻描淡写的笔调，把个个读过几本书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龌龊灵魂一一勾画出来。

“‘——哼，高松年还要我写篇英文投到外国杂志上去发表，让西洋人知道咱们也有牛津剑桥的学风，不知怎样，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辛楣叹口气，不知道这正是中国的厉害，天下没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23) 有些人怀疑中国是一个大染缸，无论什么外来的东西放进去就变了颜色，这未尝不是事实。

“有时候一个人，并不想说谎话，说话以后，环境转变，使他也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意向。办行政的人尤其难守信用，你只要看每天报上各国政府发言人的谈话就知道„„”(24)这是“言行不一致”的人的最好托词。

“那些学生虽然外国文不好，卷子上写的外国名字很神气，有的叫‘亚历山大’，有的叫‘伊利沙白’，有的叫‘迭克’，有的叫‘小花朵’(Florrie );有个人叫‘火腿’(Bacon)， 因为他的中国名字叫‘培根’„„”(25)在语文水准日益低落的今天，这段嘲讽文字可说是现实最好的写照。

“高松年直跳起来，假惊异的表情做得惟妙惟肖，比方鸿渐的真惊惶自然得多。他没读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的大幸。”(26)这样讥讽人类假动作的方式，既生动又有趣。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对于一位讽刺幽默作家来说：“一切琐庸的、可怜的、鄙陋的东西，似乎都不能逃过他的眼睛。”(〈美学论文选〉)钱钟书还善于用洞烛幽微、纤芥毕肖的笔触刻画人物心理，其犀利精微的心理讽刺，使人物形象更具有立体感。

首先，《围城》的讽刺幽默大胆借鉴西方心理描写的技巧，对人物的心理进行细腻的观察和分析，深层次地进行艺术开掘。如《围城》对少女唐晓芙初恋的心理，老处女范懿装腔作势的心态以及对汪处厚太太内心世界的刻划，就十分的传神精微而深刻。如范懿这位“女生指导”僻处山谷，年华老去，无人问津，性格也变得古怪起来。她喜欢打听消息，搬弄是非，对女性的同事总要在背后攻击几句，决不能轻易放过。听说汪太太给她做媒，求之不得，但又故弄玄虚，强自矜持，经过一番自我克制，还掩盖不了胸中的那点猴急的心情。汪处厚夫妇请吃饭，她五点钟才过就到汪家。见过辛楣以后，“像画了个无形的圈子，把自己跟辛楣围在里面，谈话密切得泼水不入”。(27)而且处处随口凑趣。辛楣说这儿闷得很，没有玩儿的地方，范懿说：“可不是吗?我也很少谈得来的人，待在这儿真闷。”辛楣说曹禺是个伟大的戏剧家，范懿快乐得拍着手掌道：“赵先生，我真高兴，你的意见跟我完全相同。”高校长进来，辛楣乘机把首席让出来，高校长想了想后不同意，仍旧要辛楣坐，辛楣不肯。高校长让给范懿，“范小姐只是笑，身子像一条饴糖粘在椅子里”。回去的路上，她几次设法要把同行的方鸿渐、刘小姐支开，留下赵辛楣和她两个人走。她一会儿说桥太窄，让辛楣陪她走河底;一会儿说忘了手提包，让辛楣陪她回汪家去取。绘状心理，逼真如画。既不失幽默，又颇具讽刺色彩。

其次，他还善于透视人物言行举止的心理基础，挑开蒙在人与人之间的各种温文尔雅的面纱，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出讽刺对象灵魂的丑陋，戳穿和嘲笑对象在言行举止上的虚假性。李梅亭在赴三闾大学就职的路途上所表现出的吝啬心理就很有讽刺意味。启程时，他抢着买低等船票，明明是为了自己省钱，却偏要撒谎骗取别人的好感。路途中，他因为舍不得用自己的新雨衣，便找借口用别人的伞，他带了一木箱药品，准备在内地的学校卖个好价钱，却不愿意给一些仁丹于身体不适的孙柔嘉服用。因为一包仁丹开封后就卖不到好价钱。但不给药，又显得过于小气。左思右想，忽然灵机一动，记得前些天已打开一瓶鱼肝油丸。虽然鱼肝油丸比仁丹贵，但已开封的药“好像嫁过的女人减了市价”。于是拿鱼肝油丸，给孙柔嘉服下，弄得她又一次呕吐。李梅亭这种吝啬心理就这样在一次次的心理活动中暴露出来，给人们以厌恶之感，其正人君子的假面具也就被一层层撕下来。这样的讽刺，不同于疾言厉色的抨击，而是通过客观地揭示真相来达到幽默的效果。可谓于平淡中寓谐趣，至拙而又至妙，不失讽刺意味。

另外，钱钟书还善于把作品中各种人物的心绪交织在同一场合，形成微妙而又激烈的心理冲突。《围城》第三章写到一次青年知识分子的聚会，便是一场不期而遇的心理战。这次聚会由赵辛楣请客。有苏文纨、褚慎明，董斜川，方鸿渐等人参加。赵辛楣请方鸿渐的本意是为了使方鸿渐喝醉，在苏文纨面前出丑，以发泄妒嫉之情。结果让方鸿渐喝醉酒的目的达到了，但苏文纨却当着大家的面给予方鸿渐关心爱护，这使赵辛楣感到一种胜利后的失望;褚慎明与方鸿渐在席间互相鄙视，唇枪舌弹，各不相让;董斜川以会作旧体诗，懂“同光体”而自傲，又遭到赵辛楣、褚慎明的嘲弄讥讽;更有趣的是褚慎明因为美貌的苏文纨跟他讲“心”，竟激动过分，把夹鼻眼镜都掉进牛奶杯子里了。他拾起眼镜又不肯戴上，“怕看清大家脸上逗留的笑”。后来方鸿渐酒醉呕吐，褚慎明掩鼻表示鄙厌。“可是心上高兴，觉得自己泼出的牛奶，给方鸿渐的呕吐在同席者的记忆里冲掉了。”(28)对褚慎明这种阴暗心理的讽刺，触及了某些知识分子最敏感之处——面子。这种把讽刺形象的丑陋心灵，由隐到显，由暗到明，通过心理战而昭然若揭，猛然外化的手法，显示出钱钟书讽刺幽默的高超、犀利。

总之，《围城》是一部读来如嚼橄榄、回味无穷的奇书。它时而让你笑，时而让你哭，在妙趣横生、妙喻迭出的幽默外表下，深藏着令过来人低徊轻叹，令少不更事者惘然若失的悲剧底蕴。

注释：

(1)、《围城》序第一页; (2)、钱钟书《围城》第三章第44页; (3)、钱钟书《围城》第二章第34页; (4)、钱钟书《围城》第五章第137页; (5)、钱钟书《围城》第五章第137页; (6)、钱钟书《围城》第三章83页; (7)、钱钟书《围城》第五章第160页; (8)、钱钟书《围城》第三章第89页; (9)、钱钟书《围城》第九章第306页; (10)、钱钟书《围城》第九章第308页; (11)、钱钟书《围城》第九章第308页; (12)、钱钟书《围城》第九章第335页; (13)、林语堂《论幽默》载《论语》第33期; (14)、林语堂《论幽默》载《论语》第33期; (15)、林语堂《论幽默》载《论语》第35期; (16)、钱钟书《围城》第七章第217页;

(17)、钱钟书《围城》第三章第56页;

(18)、钱钟书《围城》第一章第9页;

(19)、钱钟书《围城》第一章第10页;

(20)、钱钟书《围城》第四章第111页;

(21)、钱钟书《围城》第一章第4页;

(22)、钱钟书《围城》第五章第147页; (23)、钱钟书《围城》第六章第208页; (24)、钱钟书《围城》第六章第212页; (25)、钱钟书《围城》第六章第213页; (26)、钱钟书《围城》第六章第187页; (27)、钱钟书《围城》第七章第228页; (28)、钱钟书《围城》第三章第92页;

参考书目：

1、顾之川：《解读围城》，京华出版社2001版 。

2、昭新：《中国文学名作欣赏》，科学出版社2001版 。

3、郑观年：《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评》，浙江文艺出版社。

4、郭志刚、孙中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

5、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谊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版。

论文提纲

浅论《围城》的艺术手法

一、作者及作品简介

二、分析《围城》的讽刺艺术手法

(一)、精辟的比喻

(二)、蕴含深意的象征

(三)、幽默的手法

1、漫画式的笔法

2、侃式的行文

(四)、独特的讽刺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