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围城讽刺艺术范文
试论围城的讽刺艺术修改
目 录
内容摘要 „„„„„„„„„„„„„„„„„„ 1
一、深厚的艺术渊源 „„„„„„„„„„„„„ 2
二、创辟幽默的讽刺语言 „„„„„„„„„„„ 3
三、寓意深刻的象征手法 „„„„„„„„„„„ 4
四、幽默、调侃的讽刺手法 „„„„„„„„„„ 5
(一)调侃式的文笔 „„„„„„„„„„„„„ 5
(二)漫画式的勾勒 „„„„„„„„„„„„„ 6
(三)犀利细微的心理分析 „„„„„„„„„„ 8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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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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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致谢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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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围城》的讽刺艺术
内容摘要：《围城》是一部睿智的书，是一位智者对人性的洞察与调侃，是一部以旧中国中上层知识分子病态畸形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幽默而辛辣的讽刺小说。讽刺艺术高超，别具一格，妙趣横生，各种比喻精辟、新颖，令人叫绝且俯拾即是。各种机智的反语、双关、谐音、对仗、警句、格言，以及古今中外的典故、逸闻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采用独特象征，蕴含深刻的哲理;还常以幽默、漫画、调侃式的笔法讽刺时弊，描摹人情世态，调侃“芸芸众生”。心理描写细致精微，能准确传达出人物特定场合下瞬间所萌发的心思和微妙情绪。在幽默外表下露出辛辣犀利的笔锋，一针见血。 关键词：讽刺 幽默 比喻 象征 漫画
对于现代青年来说，钱锺书无疑是一个谜一般神秘而富于魅力的人物。他是“钟情于书”的大学者。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除鲁迅、梁实秋、老舍之外，可称得上幽默大师的人物。他的淹贯中西古今的博学，滔滔不绝的口才，浓郁的机趣与睿智，澹泊宁静，毁誉不惊的人格，使得他极富传奇色彩，风靡海内外。夏志清称他为“当代第一博学鸿儒”。舒展称其为“文化昆仑”。尤其是当年他的“奇书”《围城》一经出版，就十分畅销，洛阳纸贵。鲁迅说“喜剧就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了给人看。”钱钟书的《围城》撕破的是那些学历煌煌的虚伪面孔，作品通过对方鸿渐及他周围的一群人，从热闹的十里洋场到闭塞的三闾大学，从国外留学生活到国内游荡经历的描绘，用漫画夸张的手法嘲弄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提示了人生如“围困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一典型的社会心理。他那清如水，明如镜，挥洒自如而又耐人寻味的语言，使《围城》成为幽默文学语言的范本。许多专家称其为新的《儒林外史》，这是五四之后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它是一部以旧中国中上层知识分子病态畸形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幽默而辛辣的讽刺小说。作者以幽默的笔法讽刺时弊，描摹人情世态，调侃“芸芸众生”。常以平易的笔触在貌似嬉笑中予以淋漓尽致的嘲讽和描写，可谓是入木三分，一针见血。下面，就《围城》的讽刺艺术试作分析。
一、深厚的艺术渊源
《围城》妙趣横生的语言，常令人忍俊不禁，这种幽默古已有之。早在元明清时期，我国就有一些作品略带幽默，如《水浒》描写李逵、鲁智深，使人“或笑或哭，亦哭亦笑，时而哭不得，笑不得，远超乎讽刺褒贬之外，而达乎幽默同情境地”;《西游记》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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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去的变色变质的半生红烧肉“像红人倒黑运，又冷又黑”，锋利而贴切，逗人发噱。又如说“鲍小姐那类女人”是不“伤春”的“一切衣服在她身上像只软木塞之于酒瓶口，不需要酒的时候才需要瓶塞。”⑶一个生动的比喻就能使读者对鲍小姐的作风了然于胸。还有方鸿渐在本县省立中学作报告时大谈鸦片，梅毒，“令那纪录的女生涨红了脸停笔
⑷不写，仿佛听了方鸿渐最后的一句，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失去了贞操”。形象而又俏皮，耐人寻味。
《围城》丰富的比喻，风趣幽默，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讽刺艺术效果。比如，作者在嘲讽李梅亭时说他“脸上少了那幅黑眼镜，两只大眼睛，像剥开壳的煮熟鸡蛋”。⑸又挖苦他“本来像冬蛰的冷备动物，给顾先生当众恭维得春气入耳，蠕蠕欲活”。⑹暴露出了李梅亭的贪图虚荣，一顶“高帽”就使其飘飘然。在描写假哲学家褚慎明时，“褚哲学家害眼馋痨地看着苏小姐，大眼珠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像‘手枪里的弹出的子弹’，险的突出眼眶，迸碎眼镜。”⑺生动地勾勒出褚慎明卑鄙下流的丑相，揭示出其肮脏的灵魂。在描写以嫖娼与赚“外块”为其能事的“侯营长”的长相时，则形容他“有个桔皮鼻子，鼻子上附带一张脸，脸上应有尽有，并未给鼻子挤去眉眼，鼻尖生几个酒刺，像未熟的草莓。”⑻尖酸刻薄地讽刺侯营长那丑陋的嘴脸„„诸如此类显示出作者丰沛联想力的巧妙而生动的比喻，仿佛一枚枚辣味十足的野山椒，俯拾即是地散布在作品的情节、肖像、人物心理、细节、性格以及自然景物等各类描写中，令人目不暇接。既大大地提高了作品的讽喻性，又增强了读者的阅读趣味，对于绘声绘色地刻画人物情态，常能收到画龙点睛之效。
《围城》有如此众多的妙喻，这与作者对比喻有深入地研究有关。钱钟书在他的学术名著《宋诗选注》和《管锥篇》等著作中强调，“广譬喻”。在《旧文四篇》里又提出：“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根本”，“比喻包括相辅相成的两个因素，所在事物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愈多愈大，则相同之处愈烘托。分得愈开，则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就愈高。”对比喻艺术地精深研究加上高超的分类取譬能力，使他能够在小说中把各种新鲜奇妙、生动形象的比喻散布在各方面的描写中，使《围城》的讽刺语言更机智、幽默。
三、寓意深刻的象征手法
读《围城》不但可以感受到沿途邂逅的惊喜，体会到妙趣横生的比喻，更能咀嚼蕴含深意的象征。其中，最富于人生哲理的是关于“围城”这一主题。小说中有一段对话说得很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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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侃式的文笔
在看似漫不经心的语言后隐藏着一种嘲弄与讽刺。作者常用半是讽刺，半是悲怜的口吻调侃“芸芸众生”，他是绕舌的、俏皮的、促狭的，联想特别活泼，思维敏捷，下笔不能自休，他总是尽情地挥洒着那种博引经传、融贯中西、联想无穷的笔法，超越具体描写对象，驰向广阔思维空间的讽刺、幽默笔墨，能造出一种由博识、睿智、谐趣构成的有智性之类的审美世界和巧喻迭出，纵横恣意的独特文体。在调侃方鸿渐购买假文凭时，作者引用《圣经》里的故事作比：“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⑽在嘲讽他的自我解嘲时，又拉来了中西古代哲人柏拉图和孔子作陪衬：
“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士兵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圣人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甚至孟子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父亲和丈人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好意思叫他们失望么?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是决不开这个学位”。⑾
这样调侃，就刻画出主人公自欺欺人的阿Q相，正如作者所说：“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虚、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在谈到方老爷给孙儿取名阿丑时，作者也要引经据典戏谑一番：“人家小儿要易长寿，每以贱名为小名，如犬羊狗马之类，又知道司马相如小字犬子，桓熙小字石头，范晔小字砖儿，慕容农小字恶奴，元叉小字夜叉。更有什么斑兽、秃头龟儿、獾朗等，才知道儿子叫阿丑还算体面的。”⑿从中可以看出方遯翁父子的迂腐，是典型的封建“遗老”、“遗少”。
在调侃鲍小姐“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时说，她是“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了。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真理”。⒀写出了鲍小姐的行为放荡，惹得“那些男学生满腔邪火，伤害及中国国体。”
在《围城》中，作者不但对“知识分子”，就是对行车走卒之辈也进行了尽情调侃、嘲笑。它实则是一部以看似超然的调侃语调述说人生无奈的笑面悲剧。
(二)漫画式的勾勒
钱钟书常用漫画式的笔法勾勒“众生”，他以锋刃的笔法高超地概括出一幅一幅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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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性极强的漫画。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品尝到漫画式的幽默。
(三)犀利细微的心理分析
钱钟书善于用洞烛幽微、纤芥毕肖的笔触刻画人物心理。其犀利精微的心理讽刺，使人物形象更具立体感。这正如一位讽刺幽默作家来说：“一切琐庸的、可怜的、鄙陋的东西，似乎都不能逃过他的眼睛。”
首先，《围城》的讽刺幽默大胆借鉴西方心理描写的技巧，对人物的心理进行细腻的观察和分析，深层次地进行艺术开掘。如《围城》对老处女范懿装腔作势的心态以及对汪处厚太太内心世界的刻划，就十分的传神精微而深刻。
如范懿这位“女生指导”僻处山谷，年华老去无人问津，性格也变得古怪起来。她喜欢打听消息，搬弄是非，对女性的同事总要在背后攻击几句，决不能轻易放过。听说汪太太给她做媒，求之不得，但又故弄玄虚，强自矜持，经过一番自我克制，还掩盖不了胸中的那点猴急的心情。汪处厚夫妇请吃饭，她五点钟才过就到汪家。见过辛楣以后，“像画了个无形的圈子，把自己跟辛楣围在里面，谈话密切得泼水不入”。⒃而且处处随口凑趣。辛楣说这儿闷得很，没有玩儿的地方，范懿说：“可不是吗?我也很少谈得来的人。待在这儿真闷。”辛楣说曹禺是个伟大的戏剧家，范懿快乐得拍着手掌道：“赵先生，我真高兴，你的意思跟我完全相同。”高校长进来，辛楣乘机把首席让出来。高校长想了想后不同意，仍旧要辛楣坐，辛楣不肯。高校长让给范懿，“范小姐只是笑，身子像一条饴糖粘在椅子里”。回去的路上，她几次设法要把同行的方鸿渐、刘小姐支开，留下赵辛楣和她两个人走。她一会儿说桥太窄，让辛楣陪她走河底;一会儿说忘了手提包，让辛楣陪她回汪家去取。描摹心理，逼真如画。既不失幽默，又颇具讽刺色彩。
其次，他还善于透视人物言行举止的心理基础，挑开蒙在人与人之间的各种温文尔雅的面纱，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出调侃对象的丑陋灵魂，戳穿和嘲笑对象在言行举止上的虚假性。李梅亭在赴三闾大学就职的路途上所表现出来的吝啬心理，就很有讽刺意味。启程时，他抢着买低等船票，明明是为了省钱，却偏要撒谎骗取别人的好感。路途中，他因为舍不得用自己的新雨衣，便找借口用别人的伞。他带来了一木箱药品，准备在内地的学校卖个好价钱。但不给药，又显得过于小气。左思右想忽然灵机一动，记得前些天已打开一瓶鱼肝油丸。虽然鱼肝油丸比仁丹贵，但已开封的药，“好像嫁过的女人减了市价”。于是拿鱼肝油丸给孙柔嘉服下，弄得她又一次呕吐。李梅亭这种吝啬的怪诞心理就这样在一次次的吝啬心理活动中暴露出来，给人们以厌恶之感，其正人君子的假面具也就被一层层撕下来。这样的讽刺，不同于疾言厉色的抨击，而是通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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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图书馆倒像个惜字的老式慈善机关”，“馆里通共不上一千本书，老的、糟的、破旧的中文教科书居其大半，都是因战事而停办的学校的遗产”。所有这些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相当广阔的。钱钟书更站在哲理的高度讽刺这些社会现象，他的讽刺早已远远超出那个社会，超越了那个时代。
总之，《围城》以其雅驯的书卷气，淹博的运典，创辟的比喻，传神的描绘，流畅的语言，粹美的文字„„赢得了作品的美学价值，强化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它是一部回味无穷、耐人寻味的奇书。它时而让你笑，时而让你哭，在妙趣横生、妙喻迭出的幽默外表下，深藏着令过来人低徊转叹，令少不更事者惘然若失的悲剧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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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辞
本次论文写作得到了中文系教师杨军老师的精心指导，他不仅关心论文写作的进展情况而且详细地修改了论文，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性的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再加资料不全和时间仓促，所以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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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浅谈围城中的比喻与讽刺艺术
浅谈《围城》丰富的比喻与讽刺手法
摘要：《围城》是钱钟书的长篇小说，故事主要写了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形象，并用了幽默诙谐的语言进行了生动的比喻和讽刺，书中细致入微地描绘了多位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围城中多处比喻与讽刺的例子，与所描绘的人物形象，来探索《围城》所描绘的年代知识分子们的性格特点和价值观念。
关键词：《围城》 知识分子 比喻 讽刺
一、所用的比喻本身特点：不落窠臼，形象巧妙 《围城》作为钱钟书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自重版以来，一直备受读者的喜爱。惯用比喻，是作品的一大特色。有人统计，在《围城》这部23万余字的小说中，所用的比喻竟达700多处。这在中国的长篇小说中是绝 无仅有的。文中的比喻旁征博引、机智俏皮、随手拈来。他的小说中如夜空繁星般的比喻中，一个最大的特色便是不落前人窠臼，形象而又巧妙，就是说本体与喻体的联系是新鲜的。“(方鸿渐)想这是撒一个玻璃质的谎，又脆薄，又明亮，汽车夫定在暗笑。”“(王美玉)满嘴鲜红的牙根肉，块垒不平像侠客的胸襟。”把撒谎比作玻璃，把牙根肉比作侠客、块垒不平的胸襟，让人觉得新鲜别致。
当赵辛楣初遇方鸿渐时：“赵辛楣和鸿渐拉拉手，傲兀地把他从头到脚看一下，好像鸿渐是页一览而尽的大字幼稚园的读本。”这个比喻中，本体和喻体不能分开，因此才产生了让人吃惊不已的修辞效果，从而把赵辛楣既轻蔑又嫉妒的复杂感情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又如，“方老先生因为拒绝了本县汉奸的引诱，有家难归，而政府并没给他什么名义，觉得他爱国而国不爱他，大有青年守节的孀妇不见宠于翁姑的怨抑。”一位有名士风度的老先生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与青年孀妇的“守节”等同起来，这种比喻突兀、怪异、有很大的“落差感”，使人啼笑而非，有着强烈的艺术效果。再如：
(陆子潇)鼻子短而阔，仿佛原有笔直下来的趋势，给人迎鼻孔打了一拳，阻止前进，这鼻子后退不迭，向两旁横溢。
(高松年)把表情整理了一下，脸上堆的尊严厚得可以刀刮。
上面的每一个比喻都显得非常生动形象，新颖而令人印象深刻，这种带着点顽皮气质的比喻中，文学大师的那一种朴素而深刻的文学气质也暗暗显露了出来。
二、比喻手法与形式的多种多样
《围城》中的比喻手法多种多样，有明喻、暗喻、借喻、曲喻、博喻等。各种手法运用得得心应手、活灵活现。
比如：“他们俩虽然十分亲密，方鸿渐自信对她的情谊到此为止，好比两条平行的直线，无论彼此距离怎么近，拉得怎么长，终合不拢来成为一体”运用的是明喻。两人的那种情谊的局限感被两条平行线形象地表现了出来。“鸿渐想上海不愧是文明先进之区，中学女孩子已经把门面油漆粉刷，招徕男人了，这是外国也少有的”运用的是隐喻，一种生动的讽刺已经暗含于其中。“她(胖女人)手上生的五根香肠，灵敏得很”运用的是借喻，这样的比喻一点也不生硬，非常自然，就像普通的说活一般。“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运用的是曲喻。钱钟书的把各种比喻手法灵活地运用了出来，完全不像我们拘泥于那么几种略显僵硬的比喻手法，自然中带着生动，灵活自如地使用多样的比喻手法，句段中的讽刺之意显得幽默诙谐而不失去深度。
钱钟书在他的《宋诗选注》中，曾对苏轼诗歌善用“宋代讲究散文的人的所谓‘博喻’或者西洋人所称道的莎士比亚式的比喻”表示赞赏。他本人也在《围城》中作了成功的尝试。试举一例：“鸿渐没法推避，回脸吻她。这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或罗马教皇的大脚指，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一口气连用了三个比喻。类似的例子在书中还有很多，它们构成了《围城》博喻的一大特色。
三、比喻与讽刺的幽默结合
讽刺是以蔑视与嘲弄的态度表现生活，揭破人性的丑态和恶行的，是最尖锐的社会批评，笑中带刺，是鞭挞与指责的升华。幽默是轻松、诙谐、戏谑对待人生和世界的态度，是深厚文化的沉淀和天性的延续，是博大精深哲理的折射，是对生活的一种理解和注释。事实上，小说令人吃惊的讽刺与幽默的效果正是通过如落英缤纷般的妙喻才表达出来的。
如把方鸿渐与爱尔兰人尔虞我诈的交易当成一次“外交”，黑色讽喻了外交的欺骗性，同时鸿渐的“唯一胜利”揭露了当时中国在外交上的失败，喻示只有通过欺骗的手段才可能取得外交上的胜利。用黑色的幽默使外交上以及人与之间交往的阴险狡滑毒辣跃然纸上。
又如：“物价像吹断了线的风筝，又像得道成仙，平地飞升。公用事业的工人一再罢工，电车和汽车只恨不能像戏院子和旅馆挂牌客满。„„贫民区逐渐蔓延，像市容上生的一块癣。政治性的恐怖事件，几乎天天发生，有志之士被压迫得慢慢像西洋大都市的交通路线，向地下发展。”这一连串形象的比喻，初次听得使人感到风趣幽默，暗暗品味，便马上感觉到这种幽默语气下的浓重忧愁和讽刺，使得嘲讽对象即抗战初期那个病态社会的腐朽黑暗状况显得历历在目，触目惊心。这种多样的黑色幽默，令人对那个腐朽的年代啼笑皆非。
四、《围城》比喻的丰富内涵与现实意义
《围城》的比喻，除了具有出人意表的新颖特征外，围城的比喻常常具有瓦解被比喻事物的表面意义的功能。就拿将文凭比做亚当、夏娃的遮羞树叶这个比喻来说，本来，文凭，特别是方鸿渐想拿的博士文凭，在学术界看来，文凭无疑代表着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学问储备的规模以及学术的研究范围的大小，文凭是学术权威机构发给学人的一种学历和学位证明，一般来说，一张博士文凭当然包含着某种权威性和严肃性，可是一旦被说成是遮羞树叶，其权威性和严肃性则大打折扣，原来是因为学问的充实，学术水平的提高，才被赋予文凭，被说成是遮羞树叶，则恰恰是因为学问的空疏，研究能力的缺乏，而要用文凭来“遮丑”，这恰恰是将文凭的功能来一个彻底的“颠覆”，却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现代文明的产物——文凭的“误用”和“滥用”，一个小小的比喻，却表达了对现代教育制度的某种疑问和讽刺。更告诫了我们对于文凭的看待，绝对不能那么的肤浅与愚昧。
在《围城》中，类似这样的比喻还很多，比如，“方老先生因为拒绝了本县汉奸的引诱，有家难归，而政府并没有给他什么名义，觉得他爱国而国不爱他，大有青年守节的孀妇不见于翁姑的怨抑。”在“守节”这一点，方老先生与孀妇当然有相通之处，但是，方老先生的“守节”是与庄严的爱国情绪联系在一起，这与青年孀妇的“守节”，不是同一“级别”，方老先生的“怨抑”是联系着某种慷慨激昂的爱国情绪，而青年孀妇的“守节”，不管如何“怨抑”，总是更个人些，与个体的命运联系得更紧。另外，方老先生是一位具有名士风度的老先生，把他与一个年轻的孀妇放一块儿比较，难免有一种突兀怪异的感觉，如此，在具有“守节”这个相似性的前提下，这种不伦不类的“差异感”便不能令人发笑，“化褒词为贬语，转庄意为谐谈”，就有了某种强烈的幽默效果，而那种当时知识分子愚昧心态便暴露无遗。 结论：
钱钟书先生说：“比喻是文学语言的根本。”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一书中的比喻、讽刺手法令人叹为观止，比喻语言的新颖、不落窠臼，比喻手法的多样混合，灵活运用，比喻背后黑色幽默地精妙深意，与这些句子背后对于当时腐朽社会的鞭挞令人大开眼界，比喻在我们眼中不再只是一种僵硬的修辞手法，常常在他它背后隐藏着的深意总是值得人们捉摸。总之, 《围城》是一部读来如嚼橄榄、回味无穷的奇书。它时而让你笑, 时而让你哭, 在妙趣横生、妙喻迭出的幽默讽刺外表下, 深藏着令过来人低徊轻叹、惘然若失的悲剧底蕴。 参考资料：
1.钱钟书：《围城》
2.杨增勋：论《围城》比喻艺术的特点 3.浅析《围城》讽刺艺术》
4.肖里海：论《围城》中讽刺艺术的运用
第三篇：浅析《围城》的讽刺手法
甘肃政法学院 杨红军
【摘要】《围城》是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杰出代表，其中的讽刺手法灵活多样，独具一格，是钱钟书运用调侃、嘲讽、反讽等讽刺手法打造了一部讽刺之城。探究《围城》的讽刺手法，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讽刺艺术。 【关键词】讽刺手法 调侃 嘲讽 反讽
《围城》是一部充满尖锐讽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全书通过描写知识分子间的人情百态，讽刺了当时社会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和精神困境以及儒林中普遍存在的崇洋媚外的心理。《围城》将钱钟书那幽默的语言艺术和讽刺才能展现的淋漓尽致，堪称现代文学史上讽刺小说的典范，更有着新“儒林外史”的称号。作为现代讽刺小说的典范，钱钟书在《围城》里所用到的讽刺手法可谓是匠心独具，比如幽默的调侃、尖锐的嘲讽、机智的反讽等。探究《围城》的讽刺手法可以加深对讽刺艺术的理解。
一、幽默的调侃
调侃是用轻松的方式来表达沉重的内容和观点，钱钟书在《围城》中常常以幽默而又悲怜的口吻调侃“芸芸众生”。他那巧喻跌出，旁征博引的调侃无处不在，具有相当的广度，既有对人物形象的调侃戏谑，也有对各种事物的调侃。 ㈠、对人物的调侃
在调侃方鸿渐购买文凭一事时，作者引用《圣经》里的典故作比:“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这样的调侃在方鸿渐身上数不胜数，每每总能给读者一种忍俊不禁的感觉。在调侃鲍小姐“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的穿着打扮时他这样写道:“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真理’”。钱钟书用这样诙谐的比喻调侃鲍小姐的行为放荡，在幽默搞笑的同时流漏着强烈的讽刺意味。在谈到方老爷给孙儿取名阿丑时，钱钟书这样写道：“又知道司马相如小字犬子，桓熙小字石头，范晔小字砖儿„„才知道儿子叫‘阿丑’还算有体面的!”方老爷对于阿丑这个名字的看法，不管这个名字在当时情境下的好坏，而是在和古人和名人的名字比较中略胜了一些，就觉得‘体面’，这种盲目的自满被钱钟书看似轻描淡写的调侃一点一点的撕破。在他在描写沈太太是这样调侃道：“沈太太生得怪样，打扮得妖气!她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像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进了嘴，把暗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他将沈太太的两个眼袋比作圆壳行军水壶，将染上胭脂的牙齿比作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这样的比喻既表现出了沈太太的个性特征，又展现出一种哭笑不得的讽刺意味。 ㈡、对事物的调侃
比如书的开头对中国留学生打麻将一事的调侃：“船走得这么慢，大家一片乡心，正愁无处寄托，不知哪里忽然来了两副麻将牌。麻将当然是国技，又听说在美国风行;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并且适合世界潮流。”简单的几句话就将这些本该学成回国的学子们却不务正业的现象表现得丑陋不堪。再比如钱钟书调侃方鸿渐一行从宁波到金华所坐的汽车,作者把那辆破车写得妙趣横生:“这辆车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机器是没有脾气癖性的,而这辆车倚老卖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僻难测的性格,有时标劲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汽车夫那些粗人休想驾驶了解。它开动之际,前头咳嗽,后面泄气,于是掀身一跳,跳得乘客东倒西撞,齐声叫唤„„一口气走了一二十里,„„前面路还走不走呢?它生气不肯走了,汽车夫只好下车,向车头疏通了好一会,在路旁拾了一团烂泥,请它享用,它喝了酒似的,摇摆地缓行着。”这里作者把老旧的汽车比成摆架子的官僚,闹别扭的女郎,想象奇妙,既把汽车的残破不堪形容得淋漓尽致,又把官僚、女郎丑态批判得入木三分,别有一番愤世嫉俗的讽刺意味。他还这样调侃苏家花园的花：“苏家园里的桃花、梨花、丁香花都开得正好，鸿渐想现在才阴历二月底，花已经赶早开了，不知还剩些什么，留作清明春色。客堂一扇窗开着，太阳烘焙的花香，浓得塞鼻子，暖得使人头脑迷倦。这些花的香味，跟葱蒜的臭味一样，都是植物气息而有荤腥的肉感，像从夏天跳舞会上头发里发泄出来的”。
调侃无疑是《围城》里用到最多且最成功的讽刺手法。钱钟书先生以他学贯中西的文化修养和幽默机敏的个人气质让每一句调侃都变得生动俏皮;他还将比喻、夸张、用典等修辞手法巧妙地融合在调侃的语言中;用妙趣横生而又富于智慧的语言调侃众生，形成独具魅力的讽刺风格。
二、尖锐的嘲讽
相对于调侃，嘲讽是一种更直接更尖锐更犀利的讽刺手法。《围城》中的嘲讽多是针对一些人和事的，钱钟书对于看不惯的人和事从来不会吝啬自己的冷嘲热讽。大到主人公方鸿渐，小到只出现过一次的路人，他总能用极尽刻薄的文字将其彻头彻尾的讽刺一通。《围城》中的嘲讽不仅有作者对于反面事物的冷嘲热讽，还有作者精心安排的一些主人公的自嘲。 ㈠、刻薄的嘲弄
钱钟书最看不惯的就是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和国人盲目崇洋媚外的心理，这从他自始至终对其的嘲讽就可以看出来。当描写到三闾大学学生的崇洋风起时作者这样写道：“那些学生虽然外国文不好，卷子上写的外国名字却很神气。有的叫亚历山大，有的叫伊丽莎白，有的叫杰克，有的叫‘小花朵’，有的叫‘火腿’(Bacon)，因为他
2 的中国名字叫培根，一个名叫黄伯伦的学生外国名字是诗人‘拜伦’(Byron)，辛楣见了笑道：‘假使他姓张，他准叫英国首相张伯伦;假使他姓齐，他会变成德国飞机齐柏林，甚至他可以叫拿破仑，只要中国有跟‘拿’字发音相近的姓”。中国的学生首先应该是学好国学，其次抱着学习的态度去学习洋文以开拓视野，而三闾大学的学生没学到洋文的精华却只学会了拿一些神气的名字来炫耀。作者用这样尖刻的语言嘲弄三闾大学的崇洋风气，讽刺知识分子的精神病态。再如钱钟书对候营长的嘲弄：“候营长有个桔皮大鼻子，鼻子上附带一张脸，脸上应有尽有，并未给鼻子挤去眉眼，鼻尖生几个酒刺，像未熟的草莓”。本应该说脸上张长着鼻子，作者却将其夸张成“鼻子上附带着一张脸”，还将候营长的鼻子比作“未熟的草莓”，候营长这个痞子形象便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方鸿渐在回周公馆的电车上看到了一个打扮的不伦不类的女孩子，钱钟书这样嘲讽道：“那孩子年纪虽小，打扮得脸上颜色赛过雨后虹霓，三棱镜下日光或者姹紫嫣红开遍的花园，她擦的粉不是来路货，似乎泥水匠粉饰墙壁用的，汽车颠动厉害，震得脸上粉粒一颗颗参加太阳光里飞舞的灰尘。”作者用夸张的修辞手法和尖刻的语言嘲笑这个打扮的不伦不类的女孩，讽刺了当时社会的畸形和病态。 ㈡、自嘲
自嘲就是自己嘲笑自己，通常发生在困惑中的知识分子身上。《围城》里的自嘲主要体现在主人公方鸿渐身上。方鸿渐的困惑是多方面的，既有爱情方面的困惑，也有事业方面的困惑。面对人生的诸多不如意，他失意彷徨，然而更多的是无可奈何的自嘲。方鸿渐做为钱钟书讽刺对象的代表人物，钱钟书赋于了他许多“言论”，其中不乏自嘲的片段。在想好准备买假文凭回国时他自嘲道：“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士兵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父亲和丈人期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好意思教他们失望么?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政府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街，光耀门梢，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里决不开这个学位。”这样的自嘲，将方鸿渐及其家人的虚荣心活现在读者面前，也将国人崇洋媚外的心理讽刺得淋漓尽致。方鸿渐跟唐晓芙的爱情情是发自真心的，然而这份感情在唐晓芙知道了他的过往之后突然破裂。唐晓芙当着他的面将他购买假文凭以及轮船上跟鲍小姐厮混的事情说出来的时候。他只反驳了一句文凭的事情是闹着玩的，然后就自嘲道：“你说得对，我是个骗子，我不敢再辩，以后决不来讨厌了。”其实他的内心并没有真正觉得自己是个骗子，他是从内心喜欢唐晓芙的，所以在自己的过往被揭穿之后他愤恨自己，又不能迁怒于他人，就只能嘲笑自己。最能显示方鸿渐生活苦恼的或许是他在三闾大学与好友辛楣难以交流情感扫兴而归的自嘲:“难得一团高兴，找朋友扫尽了兴。天生是教他们孤独的，一个个该各归各，老死不相往来。身体里容不下的东西，或消化，或排泄，是个人的事;为什么心里容不下的情感，要找同伴来分摊?聚在一起，动不动自己冒犯人，或者开罪自己，好像一只刺猬，只好保持着彼此间的距离，要亲密团结，不是你刺痛我的肉，就是我擦破你的皮。”方鸿渐朋友不多，也很少有能推心置
3 腹的，得不到周围人的“认同”，所以现实中总是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这样的多重压迫下，他只能通过自嘲来聊以自慰，有点像“阿Q”的样子。
三、反讽
反讽是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表达方式和写作技巧，在文学作品中常表现为言非所指、正话反说、反话正说、表象与事实的对照、理想与现实的思考等。钱钟书在《围城》里不但用反讽的言语来讽刺一些人和事，还通过对人性和现实的反讽性思考来讽刺整个社会的病态。 ㈠、反讽话语
在方鸿渐和苏文纨的感情纠葛上,钱钟书通过大量的反讽话语把方鸿渐那种时刻提防的心理状态进行了夸大叙述。真正的爱情本来就是盲目的,冲动的 ,而这两个人的所谓恋爱却是那样的清醒,苏文纨一步一步地设计着情感的陷阱,方鸿渐时时刻刻地为自己设防,这样的情节设计本身就是对现代中人们爱情状况的一种反讽。这两个人情感纠葛的最终结束,都是因为一个亲吻。作者是这样描述这个亲吻的:“这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或罗马教皇的大脚指,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作为反讽叙述,这段描写潜藏着多重的反讽意味,由此达到一种对于人性的深度反讽。第一重的反讽意味,是把方鸿渐和苏文纨之间的这次亲吻,与清朝的官场、西洋的法庭、宗教中的信徒等所表现的嘴唇的动作比在一起,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用这种滑稽的类比突兀地表现了这场亲吻的虚假和客套。第二重的反讽意味是钱钟书作为一个叙述者，在描写这个亲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的时候,用了各种比喻的句子来极力表现这个亲吻在方鸿渐的心中确实是很轻,很无所谓的。但越是极力的形容这个吻的无关重要,我们越是感到事实的真相远非如此。第三重的反讽意味来自于方鸿渐的命运,钱钟书将这个吻描写的很轻，而事实是个吻为方鸿渐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祸根。唐晓芙本来可以接受方鸿渐的爱,但正是因为这个虚伪的亲吻,最终离开了他。而苏文纨也就是因这个吻而由希望转为失望,由勾引转为忌恨,变成了方鸿渐人生道路上的一颗灾星。在方鸿渐和唐晓芙感情纠葛的最后，钱钟书写了这样一段对话：“‘方先生人聪明，一切逢场作戏，可是我们这种笨蛋，把你开的玩笑都得认真——’唐小姐听方鸿渐嗓子哽了，心软下来，可是她这时候愈心疼，愈心恨，愈要责罚他个痛快——‘方先生的过去太丰富了!我爱的人，我要能够占领他整个生命， 他在碰见我之前， 没有过去，留着空白等我——’鸿渐还低头不响——‘我只希望方先生前途无量。’”这段对话其实只有方鸿渐的沉默和唐晓芙的数落，而正是两个人之间截然不同的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和反讽效果。 ㈡、反讽性思考
钱钟书还在《围城》里展开了对于知识分子群体、教育体制、现代文明状态的反讽性思考。他通过方鸿渐这一人物形象的眼睛,看到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整体的文化环境中的精神病态。钱钟书以方鸿渐的佯装无知和不如他人的心态,不露声色展现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自以为是和自我欺骗中,把自己看做是现代科学知识和理性精神的代言人和掌握者,由此表现出形形色色的荒谬可笑的生活状态、思维方式、心
4 灵结构,并最终达到反讽的目的。这种反讽的光芒,不仅指向了方鸿渐周围的知识分子群体,同时也指向方鸿渐本人。这种反讽不仅具有批判的功能,也具有反思的功效,由此达到对于中国文化和现实情境的思考和质疑。钱钟书在《围城》中描绘的以三闾大学为中心的文化圈是当时社会知识分子失去精神家园的最好例证。钱钟书对于这个文化圈的反讽嘲弄,主要采取的是一种置身其外的远距离观望姿态,也就是借助方鸿渐的视角,大多数的时刻都摆出一种客观冷静的姿态,让反讽对象自身展现其荒谬和虚伪,让荒谬者更荒谬,让虚伪者更虚伪。但钱钟书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又无法真正置身事外。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到,在《围城》的字里行间,其实深深潜藏着作者对于这群人物以及中国整个的教育体制和的反思。钱钟书通过三闾大学的校长高松年,讽刺了大学教育的一整套政策和体系所具有的荒谬性和滑稽性。比如高松年的那段有名的治校的“科学定律”——“我的看法跟诸位不同。名教授当然好，可是因为他的名望，学校沾着他的光，他并不倚仗学校里地位。他有架子，有脾气，他不会全副精神为学校服务，更不会绝对服从当局指挥。万一他闹别扭，你不容易找替人，学生又要借题目麻烦。我以为学校不但造就学生，并且应该造就教授。找到一批没有名望的人来，他们要借学校的光，他们要靠学校才有地位，而学校并非非有他们不可，这种人才真能跟学校合为一体，真肯为公家做事。学校也是个机关，机关当然需要科学管理，在健全的机关里，决没有特殊人物，只有安分受支配的一个个单位。所以，找教授并非难事。”也就是说,高松年并不是本着广纳贤才想法,聘请具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教书育人,而是打着“科学治校”的幌子,满足和发泄个人的权力欲望。也正是高松年的这条“科学定律”导致了众多平庸无能的知识分子有机可乘,在三闾大学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闹剧和丑剧。
钱钟书先生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用半生的智慧和生活的沉淀铸就了《围城》。他在《围城》中运用调侃、嘲讽、反讽等手法，透过一系列人物形象揭露了知识分子失去精神家园后的劣根性和社会的黑暗与腐朽，将讽刺和幽默精妙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灵动诙谐的讽刺艺术，处处耐人寻味，令人百读不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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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儒林外史》与《围城》讽刺手法之比较
朱玲玲
摘要：《围城》与《儒林外史》是中国文学史上两部著名的讽刺小说，其讽刺对象都主要为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但在作者讽刺的目的与主观态度，及主要的讽刺手法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从中既可看出讽刺小说的发展，也可体味讽刺小说共同的深旨与作者共同的情怀。 关键词：《儒林外史》;《围城》;讽刺小说
中国的讽刺小说并不发达，《围城》与《儒林外史》无疑是其中的两树奇葩，并且两书都是对知识分子阶层的讽刺与批判，虽然一完成于十八世纪中叶，一完成于二十世纪中叶，足足相距二百年，但我们很容易看到，书中反映的知识分子的品性并无多大的改变。对这两者的比较无论从文学上还是社会文化的发展上，都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现从三方面加以比较，略陈其异同。
一、讽刺的对象
因两书的两位作者一处于帝王制的封建社会，一来自废除帝制后的共和社会，作为社会基础的社会制度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虽同样作为知识分子，但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的代表人物。《儒林外史》主要批评了三种人[1]：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2]《围城》讽刺的对象主要集中于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包括官僚士绅，编辑政客，主要代表是三闾大学的教授们。[3] “功名富贵”是《儒林外史》讽刺的主要着眼点，所以围绕各种人物对功名富贵的态度，作者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在当时的社会，功名的唯一途径自然是科举，科举的唯一手段只有做八股文，但如果只是真诚地孜孜求知却不为社会承认或赏识，那反映的是社会价值观的歪曲，是社会发展的悲剧，而作者在求取功名富贵的知识分子身上，发现的却并非如此。几十年如一日发奋读书，追求功名的范进会不知苏轼何许人，足可见这些读书人的目的并不在自我修养与知识的获取，更惶论治国平天下的胸襟包抱负，而不过是捞取钱财，赚得权势以欺压别人的手段而已。而这才是作者真正讽刺的意义所在。
这种状况在《围城》的知识分子身上并没有多少改观。大学教授并没有真才实学，出国留洋的苏文纨博士也只会剽窃别人的作品，教授韩学愈的文凭也是花钱买来的一纸遮羞布，与《儒林外史》一书中所谓的读书人一样，知识分子求学的目的明确地只在于邀取虚名，作吹嘘的资本，或求取功名的手段，并无一个以知识为目的，或以匡扶社稷为目标。
除了不学无术，《儒林外史》中的“儒”和《围城》中的知识分子，还大多都道德败坏，并同样地表现以正人君子、学者名流的虚伪面孔。范进守孝尊制得不用银筷子，可偏偏拣大暇元子吃;严贡生刚声明完“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就有小使来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人家来讨。《围城》中褚慎明一再强调自己只有心灵，似乎高尚得不可企及，可是会因为女人有“心”字的一句话激动得眼镜掉到牛奶里。李梅亭的小气，比严监生差不到哪里去。这两者都是两书的讽刺要点所在，例子触目即是，不消多举。
总之，两书中的知识分子在坏的一面，都有共同的特征，都一味逢迎拍马，攀名附利，一样地虚伪迂腐，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担当社会脊梁、匡正社会风俗的责任感消失得彻底，愚昧和懦弱、虚伪和自私却毫无遗漏地传下来，在两部书的众生相中表现得清清楚楚。 两书都写到了功名利禄对女性的影响，鲁小姐与苏文纨两人都是当时制度的曲奉与受害者，不同的是鲁小姐作为封建女性，如此品性的养成有其无可选择的无辜，苏文纨则是彻底地利用，两者似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家庭亲情的炎凉，两书也多有涉及。《儒林外史》中王德、王仁两兄弟受人钱财后对妹妹的态度，严贡生对弟媳的态度，都是副丧尽仁德的嘴脸。而《围城》中方鸿渐家妯娌两
人对孙柔嘉的明枪暗箭，也并不比他们差。
但与《儒林外史》不同的是，《围城》不仅有对人追求功名富贵的讽刺，也有对人追求爱情及美满婚姻而不可得的嘲讽与感伤，并在书中占了不小的篇幅，这是《儒林外史》中不可能具备的。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家庭的美满并不以爱情的存在为标志，而是以父子有礼、兄弟有序为基本表现，所以《儒林外史》对家庭的讽刺仍然集中于知识分子对于孝、悌的背反上，与爱情无涉。
另外一点不同的是，《儒林外史》中下层劳动人民除胡屠户的前倨后恭略具可笑外，作者对其他人大多并没有太多的嘲讽，而是写得朴实热心有深情，但《围城》中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人，所有旅馆的伙计、寡妇的仆人，无一不是作者讽刺的对象。《儒林外史》中至少提供了王冕、杜少卿等作者作为正面描写寄予希望的人物，而《围城》中，即使对于主人公，最少地具有知识分子坏积习的主人公，作者也一并在讽刺伤叹之列，全书并没有一个理想人物的出现，如果说唐晓芙作为理想的女性形象显示了作者的偏爱的话，作者并没有意向构画一个知识分子的楷模。
二、 讽刺的目的和作者的态度
对于讽刺小说，人们往往只看到它的辛辣，作者对许多事物、人物的冷嘲热讽，觉得作者对于社会只是愤世嫉俗，只是批判。然而两部书中开综明义，都已表达了作者对于讽刺对象的态度。《儒林外史》第一回文章开始就借一首词阐明大意：“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便味同嚼蜡。自古及今，哪一个是看得破的。”这语气不是象极了《围城》在扉页上那句话吗——“人生就象一座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城里的人想冲出去，婚姻也罢，事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抵如此。”从这些直接阐明作者意旨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于社会的现状，并不只是一味地批判、讥刺、嘲讽，而是忧世伤生，悲天悯人，哀叹人性的弱点是如此的不可克服。所以我们在《儒林外史》中不仅能看到作者对范进、梅玖等丑态嘴脸的无情讽刺，也有对周进、严监生等人或刻意功名，或勤俭守财的些许同情。《围城》中不仅有对李梅亭、韩学愈等人体无完肤的揭露，也有对主人公方鸿渐不无正直、善良、聪敏而终不得自立于家庭与社会的哀伤与无奈。所以作者嬉笑怒骂的背后，无不隐隐表现出对整体的士文化品格如此沦丧的担忧，想匡正风俗及救世道人心的渴望，也有螳臂无法挡车，独力难挽狂澜的颓丧，甚至《围城》中对于整个人类生存意义的质疑，而绝不仅仅是对个人、某种人的批判与讽刺。
相对来说，《儒林外史》讽刺的目的要具体一些，即主要针对封建社会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造就的一批心态扭曲的士人，而人对于自我角色选择的自由作者给予了相对的肯定，即，人即使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中是有自由，也有可能选择一种正确的人生道路的，例如对不慕名利的王冕、杜少卿等人，作者还是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也即作者对人对自我命运的主宰和把握并没有质疑，尽管这个社会是一潭烂泥，但我们仍可出于泥而不染，作者对人的理性仍然有充分的相信。吴敬梓批判的并不是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甚至不是封建社会制度对人心灵的扭曲，而是士人品格的自我选择。同样的社会中，作者也描写了诸多的正面人物，如杜少卿、虞博士、庄绍光、迟衡山，而并没有以官与非官区别他们，也不以对科举的态度区别他们。孜孜以求并不以为非的虞博士，与坚辞不就的庄绍光，同样为作者肯定。作者要宏扬的无非是一种人道的、真诚的态度，无论对社会还是对社会制度。“不以求之为耻，不以去之为高”，这是作者对于科举的态度，而虔敬事亲、尽心交友、品行端方、不加虚饰、夫妻和美，这就是小说中正面人物品格的基本特征，不必以匡济天下为己任，不必以道德文章为立名根本，只要做到尽情至性，便不失为值得肯定的士大夫。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作者对于士大夫品格期望值的降低，但也更可看到作者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思想。
《围城》里则多了一种虚无，方鸿渐事业、爱情、婚姻的种种悲剧固然与他的个性相关，但我们在方鸿渐的性格与命运之间容易体会到一种无法选择的悲哀，他未尝不诚实，但他买了假文凭，又诚实地并不利用它;他也未尝不专情，他爱唐晓芙爱得那么纯洁那么深情，可
他又有鲍小姐的污点;他也未尝不清高，不想同流于俗，不想与李梅亭类为伍，可他照样斤斤计较教授与否的名份和在学校的地位;他也未尝不尊重、体贴女性，可无法与孙柔嘉恩爱相处，于是方鸿渐的悲剧就不仅仅是他性格的悲剧，何况克服了他性格弱点并不懦弱，处事圆滑的赵辛楣在爱情、婚姻上也莫不如此，而所谓事业上的成就也只有在赵辛楣用了政治家的头脑流于世俗后才得到了所谓被人艳羡的社会地位。所以方鸿渐的悲剧竟成为人类自身的悲剧，是人类自身的弱点无法克服的悲剧，例如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个体对于自由与自立人格的渴求与对社会承认的渴求的矛盾，等等。所以同为讽刺小说，有大致相同的讽刺对象，两书讽刺的目的却并不相同。《儒林外史》在期盼着一种清明、有效的政治秩序，真诚、朴实的伦理道德，刚直、诚实的士人品格，而在《围城》里，我们看不到作者的理想和对问题解决的方法，只在最后落入一种无可奈何的凄凉与悲伤里，与喜剧的定义全不搭界。
对不同的人，两位作者也表现了不同的态度。
《儒林外史》中对不读书、不做官的朴实百姓，一般都作正面形象描写，例如楔子中资助王冕的秦老人，朴实、正直;资助周进的金有余等人，也多有义气且有同情心，于朴实中做出“极豪杰、极义气”的事(闲斋老人序);即使表面看来势利、卑琐的胡屠户，作者也并未把他描摩成虚伪、奸诈之徒，而也有可爱之处。对周进“除了墨卷之外，了无所有”的迂腐儒生，包括像严监生时时忧贫、日日怕事，并不敢为非作歹但鄙吝有余之人，作者在略事嘲讽之余，大多的态度还是同情。而这些迂腐、痴钝的儒生如周进、范进尽管不学无术、年事已高却最终走上仕途，而严监生空拥十数万家赀并不见其受用一天，空有夫妻情感却作出懦弱不义之事，足可见作者对于世事的讽刺，一方面是对于人的狭隘、自私而不自知的嘲讽，另一方面也是对世事荒谬的辛辣讽刺。《儒林外史》中竭尽全力加以嘲讽的是无耻、混帐的严老大，空疏不学、沽名钓誉的娄氏兄弟等人，对其他人则表示了或同情或感伤的态度。
相对于《儒林外史》作者态度的复杂和层次性，《围城》对于各种人物的态度要简单得多，除对方鸿渐、赵辛楣有些许同情外，其它无论村民野夫、下人百姓、军旅商贾、儒人才士，莫不讽刺其言谈举止、内心动机，可谓刻薄之至。从轮船上轻薄奸诈的安南人和仆人阿刘，到方鸿渐家里两个虚伪算计的弟媳，去三闾大学路上遇到的各种旅店肮脏、鄙俗的伙计，包括寡妇的男仆及军人侯营长，作者都予以鄙夷的讽刺，且讽刺得不留余地，毫没有同情的成份。对虽非知识分子，也是社会上流的几个人物，不管是其出身并不显赫的点金银行行长周先生及太太，还是系出富庶之门的沈氏夫妇及苏文纨一家，作者也一并毫无保留地刻画他们装腔作势的滑稽可笑。对受过所谓高等教育，甚至留洋混有博士文凭的知识分子们，包括船上诸人及禇慎明、苏文纨、三闾大学的校长、教授们，更是作者集中讽刺的对象，不仅揭露他们的空疏不学，更揭露他们为掩盖自己的空疏不学所竭力附庸风雅、清高自许的丑态和滑稽嘴脸。所以对于《围城》中的大部分人物，作者或讽刺其不识字的野蛮、粗陋、无知，或讽刺识字人同样的无知和更加可恶的虚伪，除极个别的方鸿渐、唐晓芙外，作者没有给我们人类发展以希望。闲斋老人的朋友说：“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2]这还只是说《儒林外史》道着了知识分子于人伦日用之间容易表现出的种种积习和社会风气弥漫已久的种种不易改变的态度、规范，但《围城》之读，却让人觉得做人的可悲，几近于无处藏身，轻易就入了被人耻笑的牢笼。
三、讽刺的艺术手法
首先从大的结构上，两者有所不同。《围城》中有贯串全书的人物方鸿渐，其他人物及事件由他而生，所以叙事略显宏大，且以他一生的婚姻、事业、爱情为主要反映对象，结构完整，主旨突出。《儒林外史》“虽云长篇，颇同短制”[4]，基本是各种人物的群像素描，涵盖的人物比较多，反映社会的面貌比较全面，与《围城》因视角限于方鸿渐的见闻有很大的不同。
但同时我们也比较容易看出两者相似的地方。《围城》虽有大的完整的布局结构，但作者也以反映方鸿渐不同的人生阶段为目的作了划分，在他求学、交友、恋爱、旅程、事业、家
庭的几个阶段，作者分别刻画了许多人物，这些人物也同《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一样，其起讫有自己的长度，并没有陪伴方鸿渐的一生，作者也以刻画群像为其讽刺的主要手段之一。例如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董斜川、褚慎明等人物，包括三闾大学的各位教授们，或者说全书除方鸿渐、赵辛楣外，其余人等在全书的出现和退出并不占太多的篇幅，大多作者只重在刻画其嘴脸的某一方面以作为某种人的代表，不及其余。
这也就带来了二书讽刺手法的同与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围城》通过方鸿渐人生的几个阶段写明了人在社会中的艰难处境，同时通过群像的勾画反映了社会的整体面貌和士人的几种典型代表，而《儒林外史》则更多地从社会的广度上全面、细致地刻画了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道德伦理及行为规范的滑稽与悖谬。
在具体的讽刺手法上，二者有更多的相同之处。最大、最显著的相同之处是，二者所选的人物都是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代表，并且具有平常人的理想、智力、理解力，所以可以作为一般人的代表，其中并没有或怪异或智力超常之人，也没有为非作歹、杀人越货的毒蛇猛兽，所做的事也是情理中人伦日用之事，可谓最见其本质者。但两书具体手法的最大不同也是显著的。《儒林外史》最显著的特点是“所谓直书其事，不加断语，其是非自见也”[2]。而《围城》最见作者匠心的却恰恰是作者每每道破人物的可鄙可笑之处，并以诙谐机智的语言附带连累其他类似可鄙可笑的情理，横逸斜出，不仅极描摩之化工，且极义理之深旨，痛快淋漓，触类旁通，深有味旨。
这显著的不同延伸出来，就是《儒林外史》平淡处的奇崛，从容着的诙谐。作者对于人物并无一字一语的挖苦、讽刺，而读者自能从其语言、行动的细节及其所做之事看到其可笑的极至;而《围城》除了用人物的语言、细节及事迹显示其可笑之外，作者亦阐发其之所以可笑的原尾，因作者语言幽默、诙谐，更加深了读者的印象。另外，《儒林外史》因重在客观描写，因此对客观景物并无意作为讽刺的对象，而《围城》主观揭示成为讽刺手法的重要部分，客观景物也成为作者阐明大义的有效手段而每每成为调侃的对象，并从中影射对于有关人物的讽刺、评判，手到擒来，所有一切均成为讽刺的利器。
对比这两部著作的不同不在于要分出高低轩轾，而是在于对讽刺小说有一系统、完整的认识，并寻找其中的影响与演变。并且，我们也因此可以看出讽刺作品都有其讽刺之外的深旨。于讽刺中我们不难洞见两位作者的真性情，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两位作者悲天悯人、替天下人担忧的忧世伤生的情怀，及对于社会发展、完善之途的用心探索。我们不难看出，讽刺并不是聊博人笑、娱人耳目或显示作者才情的小伎俩，而是其中深寓着作者深刻的入世情怀，和以常式不能表达的深深焦虑与悲哀。讽刺不是一种对于理性、对于秩序的反叛，而恰恰是寻找理性、寻找秩序而不得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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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灯下漫笔》的讽刺艺术
鲁迅一生写了大量的杂文，他的杂文特点是诗化的政论，是政论化的诗。其中讽刺艺术是杂文中的重要特征，语言简洁峭拔，充满幽默感。
在《灯下漫笔》中，鲁迅以讽刺的艺术手法，揭露了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在《灯下漫笔》中，鲁迅用讽刺艺术之一是反语，从表面上看是肯定和赞美，而实际上是否定和讽刺，这种手法往往用来表达憎恨和愤怒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效果。他说：“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例如“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很平坦的把国民的阶级性反映了出来，又具有幽默简单的语言讽刺了当时人们的无知与惰性。鲁迅说过“讽刺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
《灯下漫笔》反映了北洋政府时代生活中一件大家时都曾遇到的小事，所以鲁迅用讽刺艺术手法之二是比喻。他的杂文虽有政治的特点，单往往不是象政治那样全面系统地进行论证，而是经常用比喻的方法，含蓄的表达自己的态度，运用比喻进行讽刺，比抽象的说理更鲜明、更生动、更深刻。如“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 正是穷人和不屈服者的生命和鲜血成就了阔人们的幸福生活，这样的社会怎能让它继续下去!可惜，中国的民众还不觉悟，还在那里鉴赏杀人的盛举，或者企图借先行者的血来疗就自己的疾苦，自觉不自觉地维护者吃人的社会，甚至自觉不自觉地跟着吃人。要改变这个病态的社会，其艰辛和代价可想而知。这一比喻不在于形似，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鲁迅先生思想的深刻和忧思的深广。
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四是语言富有力度，他的语言具有无比的力度，像匕首，似投枪，刺向敌人，无法招架。在《灯下漫笔》中他将中国人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总共20个字，就道出了千百万中国人所经过的历史;它高度浓缩，胜过某些史学家的“巨著”;语言力度还表现在用字用词上，如“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的“溜”字，“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小玩艺”的“闹”字，“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中立”等字词在作品中俯拾即是，它们准确形象，入木三分，概括了现象，揭示了本质，显示了语言的威力。 纵观鲁迅的杂文，讽刺艺术的巧妙运用，使得文章的主题淋漓尽致的发展下去，同时使得鲁迅的杂文在中国社会思想上有了深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