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

第一篇：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

近年来中国现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研究综述

董志凯

近年，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继续贴近当代中国经济开展研究工作。在加强宏观调控和探索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背景下，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政府对经济的作用正在深入。从统筹的角度特别是城乡统筹的角度研究工业化、“三农”问题、收入分配、消费和社会保障、金融、产权等方面的历史有所发展。在前些年注重体制研究的基础上，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研究正在突出。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注意拓宽视角，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跨时期的角度研究经济史正成为趋势。

一、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和计划经济时期的研究 1.新民主主义经济

新民主主义经济仍然是改革开放前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朱佳木、薛汉伟、王文章等人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它的内在矛盾推动着新民主主义加速过渡到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环节的赶超战略的实施对这一加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1]

张徐乐、吴景平等人认为，上海不同层次的私营金融业在走向公私合营的共同目标中，政府采取了导向联放、联营和联管的循序渐进的谨慎政策，体现了中国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上海外资企业的改造也是成功的，商业协议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解决了企业所有权问题，避免了日后在此问题上可能产生的外交纠纷。[2]

1950～1952年期间的土地改革运动，使用了坚定原则性与高度灵活性结合的手段，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步骤方面较之民主革命时期在划分阶级成分方面有11点新精神，在对待富农的政策方面有4点新内容，在土地财产的分配政策方面有6个新特点。这些政策改进减轻了社会震动。[3] 1950年初，围绕东北富农的争论焦点是能否允许富农经济发展，其实质则是何时开始社会主义步骤。[4] 无论是关于东北富农问题的争论，还是围绕山西省委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分歧以及对新税制的批评，毛泽东的一个基本不变的观点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应当触动私有财产，逐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5] 2.工业化战略、工业化建设和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道路

朱佳木、董志凯、师吉金等人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虽然存在一定历史局限性，但总体看，正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和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使中国抓住了历史机遇，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20世纪50年代中国加速推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逻辑结果，在这场运动结束后毛泽东对农业与工业化相互关系的思考有很高的理论价值。20世纪50年代，以156项建设为代表，工业建设成为国外技术向中国转移的主要途径。在编制和实施一五计划前后，中国在经济方面学习苏联的重点是工业部门和企业，但中国经济的整体情况并没有完全照搬苏联的模式。苏联技术首先随着援华建设的工业项目来到中国，通过引进成套机器设备、工艺和产品设计，中国工业在原材料、能源、机械、电工、兵器等产业领域较快地形成了生产能力，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技术和工业化的基础。与此同时，1949年至1956年，随着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心理也发生着变化：从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的犹豫彷徨，到最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上社会主义道路。[6] 3.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实施

1953年，中央制定实施具有统制经济特点的统购统销政策，是为了缓解粮食供求紧张，而不仅是为工业发展积累超额资金。这项制度对保持物价稳定取得了极大成功，后经毛泽东理论提升，统购统销政策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分支。[7] 梁胜宇指出，新中国建国初期面临的国际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主要因素。在资本极度匮乏和生产要素不足的国情制约下，通过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集中全国有限的人才、资金和投资品进行重点建设，是一个合乎历史逻辑的选择。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的理论要求和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也成为缺乏经济管理经验的中国向苏联学习、逐步形成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来源和现实途径。

4.大跃进和调整

对于共和国史上“大跃进”一词的应用和内涵的探讨：周恩来首先用“跃进”说明1956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毛泽东则用它与1956年周恩来等的“反冒进”相对立。1959年，毛泽东、周恩来曾先后对“大跃进”一词加以量化，但量化的指标仍是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大跃进中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无限夸大，结果事与愿违。当时，在国民心理素质不高、商品经济严重受阻、制度存在严重弊端的情况下，任何一个人都会犯类似错误。[10]

张海东、陈东林等人认为，1959~1961年期间，气候总的来看对农业十分不利。从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来看，1959年和1961年为损失偏重年份，1960年为损失严重年份。三年经济困难的主要成因，1978年前一直错误地完全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但近年来国内外又有文章认为这三年根本没有自然灾害，“人祸”即决策错误是惟一的原因。用计量方法分析当时农村因灾减产、因决策错误减产、因高征购而减少粮食存量之间的比例状况，得出的结论是：从农业粮食减产因素看，自然灾害略大于决策错误;从农村一个时期集中缺粮因素看，决策错误远大于自然灾害。[11]

1961年至1962年，中国共产党围绕制定和修改《农业六十条》展开的大规模调查有深远历史与现实意义，但其不足和局限为：第一，未超越“三面红旗”的雷池;第二，未突破单一公有制、集体劳动和按劳分配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 第三，对调查材料的不同认识埋下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种子。[12]

[9]

[8] 而人民公社时期的整风整社运动实际上是“四清”运动的预演，由于对当时的形势估计失

[13]误，造成四清运动打击面扩大，这为“文革”的发生做了铺垫。

5.“文革”期间的经济

程振声、房维中、谭首彰等人认为，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大门重新打开，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同中国建交，这为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和技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和机遇，开始了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成套设备和技术。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经济整顿是推进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一次尝试，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历史“先声”。当时，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是当时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目的是既要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要为维护人民公社体制、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树立一个样板。这场运动的终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14]

二、经济体制改革与产业结构转型分析 1.改革起步与阶段划分

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正确的改革方法。当我们确定“搭桥过河”的目标时，重要的是桥的形状、材质、承受力及造桥的成本和时间，而这些问题往往是海归人士和经济学家所看不到的。[15]

杨圣明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大致分为三段：初始段大约从1979-1992年;1992-2001年展开了全方位的改革与开放;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和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

[16]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进入了以完善为主题的新阶段。吴敬琏把中国的改革过程分为：1958~1978年为行政性分权改革阶段;1979~1993年为增量改革阶段;1994年至今是“整体推进、重点突破”阶段，市场经济制度全面建立。[17] 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有6个阶段：1956~1966年的萌芽阶段、1966~1978年的受挫阶段、1978~1984年恢复探索阶段、1985~1992年的理论形成阶段、1992~2000年的体制建立阶段、2001~2020年的完善成熟阶段。[18] 陈锦华认为：尽管中国经济长期受到“左”的干扰，但农村和中小城市仍然保留了相当数量的个体工商户、集市贸易，其在改革开放以后成为活跃和发展城乡市场的酵母。从1978年12月到1992年l0月党的十四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分为以下阶段：1978年至1984年9月;1984年10月至1988年底;1989年至1991年底的争论和反复，逐渐突破市场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实践表明，市场经济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充满变数，市场经济必须同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相结合。[19] 双轨制提出于1984年，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标志，其有三层含义：一是针对当时一般商品和服务，采取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价格机制。1985年初取消对企业计划外自销产品价格的限制以后，价格双轨制就此迅猛发展起来。二是针对私营企业发展的渐渐宽松的经济政策。三是针对农村大锅饭推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批发价格逐步放开。“双轨制”到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1997年终结。[20]

肖冬连认为，中国的改革不是依据理论预设，而是诉诸实践和试验，从局部开始，“撞击——反射”式地推进。改革初期，从最初的放权让利到确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经历了重大的观念和理论的突破，包括激烈的争论。这种突破得益于理论界的不懈探索和领导人的正确决断。同时，国际交往的扩大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为反思中国体制弊端、探寻改革之道提供了多样性的参照物和丰富的思想资源。而对改革思路突破最有力的推动，还是实践本身。[21]

2.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的变化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978~1984年，农村改革展开与农业迅速发展;1985~1992年，非农产业较快发展的时期;1993~1999年，重化工时代前导时期;2000年至今，进入重化工时代。我国长期存在着能源、交通、通信等产业“瓶颈”对国民经济的制约，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具备了解决上述矛盾的实力。随着能源、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展，电力、运输车辆、建筑材料、钢铁、有色、石油化工和机械电子等产品和建筑业的需求被带动了起来，[22]并推动了第二产业的发展。 新中国有三次重大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第一次是“一五”时期，第二次是20世纪60年代的调整时期，第三次是改革开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尤其是高科技产业和信息产业的兴起，是一次质的飞跃。 3.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水平

[23]

在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历史评价上，大家的看法是贬多于褒。秦晓认为中国二十多年的发展造就了经济增长的奇迹，然而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扩大。影响效率的因素主要有技术和体制两个方面。从宏观层面看，与效率相关的问题还表现为：1.产业结构落后，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比例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2，第三产业中高附加值的金融、信用、保险、咨询业的程度较低;2.工业布局不合理，矿产资源、运输、人力资源错配;3.垄断行业造成缺乏竞争的效率损失。上述问题的存在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高速增长和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竞争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更为尖锐。[24] 宋国青的看法则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一个中等偏上农民家庭的主要生产资料是“三十亩地一头牛”，其他一些简单农具和运输工具以及灌溉设施，大概相当于“另外一头牛”。后来，农业机械和灌溉设施迅速增加。综合农业投资和由此形成的固定资产净值的增长率远高于农业增加值的增长率。过去50年的农业生产效率显著下降了。用不同指标度量经济效率的结果可能是相反的。过去26年全社会就业人数的增长率平均为2.2%。不考虑土地的话，总投入的增长率不过5.0%左右，加上不增长的土地，总投入的增长率只有4.0%左右。这样，总投入的增长只能解释经济增长的一半左右。[25]

安立仁的论文指出，通过对中国1952~2002年基本经济数据分析，可以建立5种中国经济增长模型：1952~2002年生产函数是非技术进步的;资本的边际产出不变;劳动的边际产出不变;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资本产出比率不变);劳动力无限供给。他证实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资本驱动，而使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保证是存在一个高储蓄率或投资率。 胡鞍钢等通过对1995~2001年中国经济分析增长来源发现，增长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GDP增长率低于长期潜在增长率;就业增长率明显下降;投资及资本存量高增长，资本生产率由正变负;人力资本高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下降了约2-3个百分点。他们认为，这些情况表明，靠大量资本投入、大量消耗资源、大量排放污染的低质量的经济增长难以维计。

另外，中国经济的“人均”发展水平是个很重要的概念，它不仅应用于经济产出总量，对于分析资源占有状况同样有用。182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90%，1900年降为43%，1950年降为21%，2001年上升到59%，仍未达到1820年所占的比重。人均占有量同人口数量有关，

[27][26]中国人口1820年占世界36.6%，1870年占28.2%，1913年占24.4%，1950年占21.7%，1973年占22.5%，1998年占21%，总体看呈下降趋势，但一直高于经济总量所占的比重。现在，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位次前移，说明有比较大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但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说明仍是比较穷的国家。

三、农村改革的历程与“三农”史

1.农民收入与城乡统筹

改革开放前，中国城乡关系呈现三个特征：工农产品不能平等交易;城乡之间劳动力不能自由[28]流动;城镇居民与农民权利和发展机会不能平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城乡联系显著增强，城乡关系的变化特征主要有：工农业产品交换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推动了城乡关系的合理化进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乡经济相互作用日趋紧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大量转移，对城乡隔离体制造成巨大冲击;小城镇大量涌现和迅速发展，奠定了城市化基础。目前城乡发展失衡问题仍十分突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重新扩大，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也呈扩大趋势，城乡社会发展差距悬殊。

农民收入与负担的研究是一个热点，包括农民收入增长的波动性、农民收入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农民收入从单一走向多元等。秦兴洪等认为，农民收入问题形成的原因在于：1.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损害农民利益。80年代初期，“剪刀差”有所缩小，但到80年中期以后，“剪刀差”又迅速扩大。只是由于80年代国家与农民资金分配的“取”、“予”格局变化，农民总的讲是受益的，但实际收入低并长期停滞。2.农民与城镇居民收入来源不公平。[30] 总之，经济学界在“农民负担”问题上有长久而激烈的争论。大家普遍赞同的观点是，农民负担已经趋于农民可承受心理的极限值，并间接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和农村基层社区结构的稳定。农民负担变化的几个阶段为：1.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957)：积重难返，略有微调;2.农业税制改革后(1958~1965)，高位盘整，深度下挫;3.“文革”时期(1965~1975)：税负缓减，杂负混乱;4.改革过渡时期(1976~1988)，逐步规范，稳中有降;5.改革启动时期(1989~1998)：高位运行，起落不定。总之，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已经初现端倪，农民负担问题具有典型的“路径依赖”性。[31]

中国农民收入长期无法上去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是制度安排的结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对工农业实行不同的经济政策，使资源配置向城市、工业倾斜。这一战略是中国在工业化初期不得不采取的措施。2003年，中国人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应该是工业反哺农业、城乡共同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中国财政收入1996年为7,400亿元，2000年为16,386亿元，增幅达121%，但财政对农业的支出只从700亿元增至1,231亿元，增幅为75%。对于公共建设，城市是由政府出资，农村则由农民自己来负担。[32] 农业收入分配在1949年以前，地主通过占有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提取土地产量的50%左右(其中包括田赋)。1953年以前的定额提取，农业正税及其附加达到了农业收入的20%左右，但由于取消了地主阶层，农民的收入仍大幅度提高。1953~1977年形成了国家支配主要剩余的提取体制。农民从集体得到的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必须要依靠额外的劳动来增加收入。1978年至1991年重新实行了“定额提取”。1992年后受到来自乡村基层政府的冲击，农民负担不断加重。[33] 1998年的《粮食收购条例》，造成了各地农村税费改革的中断。[34]

陆学艺撰文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的城乡关系和特有的城乡发展路径，产生了中国特有的“三农”问题的理论。目前总的情况是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但农民和农村问题还很严重，根源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一套农村、农业政策还没有根本转变。他认为，我们要继续深化农村体制改革，要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土地承包制度，改革现有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乡镇现有的政权体制。[35] [29] 2.农村土地制度

新中国农地制度重大变革有四次，第一次是土改，用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第二次即1953~1955年的初级合作化，农民把自有的土地和牲畜等生产资料交由初级生产合作社统一使用，入股分红，从而有限地推动了生产发展。第三次是高级合作化，取消入股分红，结果致使产量下降。第四次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废除人民公社体制，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中国农民的收入明显提高。第一次和第四次是完全正确的。第二次，组织互助合作，办初级社也是要肯定的，但否定富农经济、家庭农场的发展却值得研究。第三次改革实际上是走集体农场道路，这不能肯定，至少是太早消灭了私有制。[36]

建国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是不断寻求效率与公平最佳结合点的过程。股份合作制是一种相

[37]对较优的选择，是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内可以采用的较好的土地制度模式。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证明了国家从对土地的经营中退出来的正确，但是没有完成的土地制度改革、集体所有的法律规定含混不清;没有把土地所有权和农户宅基地所有权归还农民;没有给予农民长期永久的经营使用权和土地处置权，承包农户只是半自主的经营主体;没有将农村集体组织改造为名正言顺的合作经济组织。集体经济和农户经营“两张皮”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入增长，重建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38]经营体制势在必行。

3.私营经济的历程与性质

在转轨时期，不同地区私营经济发展路径分岔。那些较为彻底摆脱传统意识形态偏好的地方政府将促使民营企业较快获得组织的相对交易效率优势，这是温州模式的由来。那些稍慢摆脱传统意识形态偏好的地方政府会以基层政权的形式参与企业演化过程，因而发展出了具有模糊产权结构的乡镇企业，这是苏南模式的由来。那些固守传统意识形态偏好的地方政府，不能为民营经济发展提

[39]供合理的政策环境，这便是中西部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现状。 党和国家对个体私营经济法律地位的认识及保护，经历了1949~1954年有限发展、1956~1978年几乎绝迹的时期后，迎来了1978~1992年个体和私营经济大力发展的时期和1992~2003年蓬勃发展的时期，其法律地位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对于雇工问题的研究，张厚义认为，我国关于雇工问题有两次大范围的争论，建国初期关于“党员雇工”问题的争论和改革开放初期关于个体、私营经济中雇工问题的争论，其中经历了阶级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和法律分析法等利用不同方法的认识。根据第三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数据，在被调查的企业主中平均年总收入为110,470元，其中利润收入92,335元，其余18,135元为工薪等收入。[41] 劳动收入最多只占16.4%。[42]

关于乡镇企业的研究，谭秋成指出，1994~2000年，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不仅明显放慢，还出现了亏损面扩大、亏损额增加、债务水平升高的现象。对此，有矛盾的两种解释：大型金融机构天生不适合为中小企业服务，结果造成了中小企业融资出现困难，乡镇企业目前的困难源于银行的公有性质以及由此引起的企业预算软约束;不同观点则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乡镇企业技术选择上越来越偏离比较优势原则，导致了经济结构趋同、过度工业化以及投资收益率持续下降。[43]

四、收入分配、消费率与社会保障史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双重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可分为两个时期：1978~1995年，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从1995年开始，收入差距的继续扩大使它对消费和投资的作用走向反面，由过去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转变为制约因素。在20多年的改革进程中，收入分配趋于不平等的演变导致经济增长呈倒U轨迹变迁。[44]

20世纪后半叶以来，按照SNA的支出法计算，在GDP中，最终消费率(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1978年为62.1%，1981年为最高，达67.5%,1989年为64.1%，2002年最终消费率降到改革以来的最低点58%。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低，有效需求不足，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增长。

[46]

[45][40]

不同的观点认为，低消费、高投资是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

李海鸣认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建设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创建革命根据地后开始的的阶段;二是建国以后到“文革”前阶段，其显著特征是企业的社会保险具有统筹、互济使用的社会化特征;三是“文革”至1986年，这时社会保障完全单位化，形成了严重的单位办社会;四是1986年至今，这个阶段掀开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序幕，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心进一步倾向于城镇弱势群体。[47] 另有人认为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公民权分离的基础上，导致城乡之间在卫生医疗服务和老年保障方面存在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城市居民享受着1950年代初建立的比较慷慨的养老金制度，且待遇标准超过了发展中国家通常的水平，而农村地区却没有正规的老年公共保障措施。

五、财政、货币政策、宏观调控与投融资体制改革

[48]

对金融货币历史的研究成果集中于利率、汇率和体制改革。于1948年底出世的人民币，一开始就被严厉的外汇管制封闭在中国大陆的边境之内。国际上开始关注人民币始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之交。经过10年改革开放，从国际贸易和对华投资的角度，国际上都要求中国放宽外汇管制，这导致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但直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人民币所受到的国际关注还主要限定在专业国际组织和国际经济联系领域。人民币问题提升为国际普遍关注的重大经济乃至政治问题，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汇率问题一波三折，总的趋势是压力越来越强劲。

金融压抑是中国银行体系的主要特征之一。关于金融压抑的研究，卢峰等认为，早在1952~1978年的计划经济年代，低利率体系就被用来向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提供低成本的资金。自19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金融压抑依然存在。垄断地位使四大国有银行的贷款总额一直到1990年代早期，都占整个银行业总贷款量的90%以上，即使是到2000年，这个比例依然维持在77%左右。金融压抑和低效率的国有银行垄断造成银行业严重的信贷歧视。[50]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利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同。在1979~1990年，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长同方向变动。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实际利率逐渐表现出与经济增长反向变动的关系。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但影响程度较其他经济变量弱，而金融发展指标对经济增长却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51]

[49]

对于中国银行体制的改革的研究，刘锡良认，中国银行体制改革是从“大一统”银行体制到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体制的制度变迁过程。银行体制的变革的核心有二：一是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二是完善商业银行制度，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产权明晰的微观银行体系。商业银行的改革大体经历了企业化经营、商业化改革、加强银行内部经营管理、明确股份制改革目标等几个阶段。从大的方面讲，企业制度是银行制度的基础;就银行本身的改革而言，搞股份制只是明晰产权、建立现代银行制度的重要步骤，而不是银行改革的全部。[52] 过去10年涉及投资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可分为三类：一是属于方向正确而实际不到位的，例如“主要靠市场配置建设资金”、“建立严格的投资决策责任制，强化投资风险约束机制”，等等;二是以建筑业改革混充投资改革;三是经济含义混乱的一些特色措施，在实践中恰恰是这一类措施推行最得力。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使得一些老的病根未能去除，新的矛盾又在积累，反映出来的明显症候有四：1.国企增加待破产成员，银行增加待处理坏账;2.国企缺乏持续投资的能力;3.民间投资融资障碍重重;4.信用缺失。[53] 因此，张曙光认为，中国经济是一个靠投资拉动的经济，不仅是由于中国的投资率是世界各国中最高的，而且由于投资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度很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由于投融资体制的限制，中国投资的效率却比较低，且呈不断降低之势，这影响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因此，改革开放25年，我国虽然一直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依然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54]

关于宏观调控问题，刘树成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和体制环境不同，共进行了5次紧缩型的宏观调控，它们分别是：1979~1981年、1985~1986年、1989~1990年、1993年下半年~1996年、2003年下半年~2004年。与前四次宏观调控相比，第五次宏观调控具有新特点：调控针对不同;态势经济体制基础不同;调控方式和手段不同;对外经济联系程度不同。 陆磊认为，宏观调控对所有的转轨经济国家都意味着风险，原因在于所调控的经济主体在持续发生变迁，以往的调控经验与手段随时都面临着失灵的可能。1993~1996年的三年治理整顿和著名的“宏观经济十六条”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1999年，政府提出保住经济增长率达到8%而实际仅达到7.8%

[55]的时候，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微观与结构上的深刻转型，经济主线变成了中央一地方一多元化经济主体。[56] 吴超林认为，1984年以来，中国的宏观调控在总体上可界定为以抑制总需求和以扩大总需求为特征的两大阶段，它们决定了中国货币政策的演变及其特点。我国货币政策演变的进程反映了从直接的计划控制不断向间接的市场调节转变，展示了我国宏观调控向规范化方向发展的一般历程。[57]

六、工业化、城市化史

加入WTO前，我国工业发展战略的演变，基本上是围绕着对外贸易战略、利用外资战略和产业结构战略的转变展开的。而我国产业结构战略的转变，则伴随工业化过程的演进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大体上经历了：1979~1988年扭转片面重工业化倾向、发展以轻工业为主的加工制造业阶段;1989~1991年调整工业内部结构、控制一般加工工业发展、加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阶段;1992~2001年加快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推动工业结构由高加工度化向技术集约化转变的阶段。 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必然一度表现为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中国多数产业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幼稚期、成熟期和强壮期。为了向第三阶段拓展，企业战略可有三种选择：品牌导向战略、产能导向战略和因势借势战略。[59]

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率目前约为1.25，可以说已经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的中后期也是城市化的高潮阶段。资金目前有较多剩余，而主要问题是土地极为稀缺。[60] 在改革开放初期，城市资源几乎全部被旧体制成分占据。通过“给政策”方式，开发区普遍成为了新体制环境最容易生成的区域。这不仅为大批外资、“三资”、民营等市场经济成分提供了立足的空间，降低了改革的代价，而且为规避新旧体制直接碰撞提供了宝贵的时间错位机会。

[61]

[58]

李京文指出，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比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及发展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但差距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么严重。产生差距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城市化有一定程度的滞后;中国的第三产业比重较低。后一个因素又主要受中国长期以来投资比率过高的影响。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关系受制于国民经济中基础因素的影响，希望仅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改变城市化和工业化之间的关系是“头痛医头”的态度。在可比较数据的87个国家中，我们可以得出中国的大城市发展略显不足的结论。[62]

作者：董志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

100836)

[1]薛汉伟、王文章：《新民主主义加速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解释》，《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7期;朱佳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5期。

[2]张徐乐：《上海私营金融业的联合之路：由联合放款、联合经营到联合管理》，《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吴景平、张徐乐：《接管上海官僚资本金融机构述论》，《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张侃：建国初期在华外资企业改造初探(1949-1962)：以上海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3]李良玉：《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江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江红英：《新区土地改革与开辟工业化道路》，《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l期。

[4]罗平汉：《1950年关于东北富农问题的争论》，《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1期;张明远：《建国初期东北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百年潮》2004年第1期 。

[5]戴茂林、赵晓光：《试析“高饶事件”发生的原因》，《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6期。

[6]朱佳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5期;董志凯、吴江：《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年;孙代尧：《20世纪50年代中国急速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业化背景分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4年第2期;张柏春、张久春：《苏联援华

责任编辑：孙

晶 工业项目中的技术转移》，《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1期;武力：《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工业化道路的认识演进》，《党的文献》2004年第2期;师吉金：《1949-1956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心理之变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1期。

[7]刘洋：《统购统销——建国初期统制经济思想的体现》，《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6期。 [8]陈甬军：《中国为什么在50年代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9] 鲁振祥：《共和国史上“大跃进”一词的应用与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10]张国星:《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经济理论依据》，《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2期;曹学恩：《大跃进失误》，《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11]张海东、张尚印、李庆祥：《对我国1959～1961年气候条件的分析与评估》，《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陈东林：《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12]贾俊民：《围绕〈农业六十条〉的农村大调查》，《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13]林小波：《四清运动的起源》、戴安林：《湖南四清运动述评》：《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3期;李海红：《“四清”运动的回顾与反思》，《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14]程振声：《李先念与七十年代初的大规模技术设备引进》，《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l期;房维中：《我所知道的〈工业二十条〉起草始末》，《中共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3期;赵凌云、张建勤：《1975年经济整顿在党的经济工作史上的历史地位》，《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5期;谭首彰： 《毛泽东与农业学大寨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5期。

[15]刘纪鹏：《想念体改委》，《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7月2日。

[16]杨圣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百年潮》2004年第3期;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中国加速转型期的若干发展问题研究》(总报告)，《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16期。

[17]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柳红：《回望改革来路驻足风云深处》，《南方周末》2004年3月18日。

[18]毛传清：《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六个阶段》，《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5期。 [19]陈锦华：《回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4期。 [20]柏晶伟：《警惕政府部门滑向新“双轨制”》，《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12月24日。

[21]肖冬连：《1978-1984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的演进——决策与实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5期。 [22]李佐军：《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财富周刊》2004年第4期。

[23]赵梦涵：《新中国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历史变迁及宏观政策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 [24]秦晓：《合理性的代价和陷阱》，《财经》2004年第23期。

[25]宋国青：《全社会投资效率在上升》，财经网 (http://caijing.hexun.com) 2004年10月24日。 [26]安立仁：《资本驱动的中国经济增长：1952-2002》，《人文杂志》2003年第6期。

[27]胡鞍钢、郑京海：《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为何明显下降》，《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3月26日。 [28]王梦奎：《世界千年经济史中的中国》，《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8月10日。

[29]韩俊：《中国：由城乡分割走向城乡协调发展》，《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3月19日。

[30]秦兴洪、廖树芳、武岩：《近50年来中国农民收入变动的五大特征考察》，《学术研究》2003年第1l期。 [31]张艺雄：《新中国农民负担的阶段性分解与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32]邬凤英：《反哺农业正其时》，《解放日报》2004年3月29日。

[33]武力：《试论1949年以来农业剩余及其分配制度的变化》，《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34]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

[35]陆学艺：《中国“三农”问题的由来和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36]晓亮：《探索土地问题的解决途径》，《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10月21日。

[37]万振凡、肖建文：《建国以来中国农村制度创新的路径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

[38]王景新：《农村土地制度创新与农民组织发展——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观点综述》，中评网，2004年5月14日;武春生：《寻找梁生宝》，《读书》2004年第6期。 [39]邓宏图：《转轨期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40]冯辉、万其刚：《我国个体和私营经济法律地位的历史演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41]参见《中国党政论坛》2001年第9期。

[42]马永辉：《关于雇工问题争论的历史考察与思考》，《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2期;徐则荣：《全面准确认识我国现阶段的私营企业主》，《海派经济学》2003年第4期。

[43]谭秋成：《银行体制、预算软约束与乡镇企业目前的困难》，《中国农村观察》2003年第6期。 [44]乔榛：《经济增长：一种从收入分配角度的解释》，《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6期。 [45]董辅礽：《提高消费率问题》，《宏观经济研究》2004年第5期。

[46]罗云毅：《低消费、高投资是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宏观经济研究》2004年第5期。 [47]李海鸣：《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和改革的难点分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

[48]鲁思来、贡森、亚瑟·候赛因：《中国农村老年保障：从土改中的土地到全球化的养老基金》，《经济社会比较》2004年第4期。

[49]黄达：《人民币的风云际会：挑战与机遇》，《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

[50]卢峰、姚洋：《金融压抑下的法治、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51]陈柳钦、曾庆久：《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年第10期。 [52]刘锡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值得研究八问题》，《政策动向与数据解读》2004年第2期 。 [53]郭励弘：《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管理世界》2003年第11期。 [54]张曙光：《简议投融资体制改革》，中评网2004年4月21日。

[55]刘树成：《跨越25年：五次宏观调控 力推中国经济》，《国际金融报》2004年8月13日。 [56]陆磊：《宏观调控的挑战来自微观和结构》，《财经》2004年第6期。

[57]吴超林：《1984年以来中国宏观调控中的货币政策演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58]郭克莎：《加入WTO前我国工业发展战略的演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59] 金碚：《中国产业发展的道路和战略选择》,《中国工业经济》2004年第7期 。 [60]王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中国改革》2004年第1期。 [61]陈淮：《中国开发区建设25年》，《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9月6日。

[62]李京文、吉昱华：《中国城市化水平之国际比较》，《城市发展研究》2003年第3期。

第二篇：现代台湾问题研究

面对台湾问题，所有人都有一个共识，那便是：台湾属于中国，是中华民族不能分割的一部分。而台湾久久不能回归祖国，而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强大，国际地位的提高，让台湾回归的呼声也在扩大，但是台湾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影响着他的回归，下面我们一起来回归和研究一下台湾的问题!

台湾的历史

在距今3万—2万年，祖国大陆民众已渡海移居台湾，台湾与祖国大陆原始文化的源流关系，至少可以追溯到1.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祖国大陆与台湾的来往就未中断过。战国时《禹贡》提到的“岛夷”，《前汉书》和《后汉书》提到的“东鳀”、“夷洲”，即是指台湾。三国时期以后，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公元230年，吴国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将士万人渡海巡视台湾，公元60

5、610年，隋朝也两次派人去台湾。到了唐代，祖国大陆人民开始集体到台湾开发土地。

随着大陆人民不断迁居澎湖、台湾，中国政府最迟从宋、元开始，经营和管辖台湾地区。南宋时期，澎湖已隶属泉州晋江县，有宋军驻守。元朝亦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台、澎民政。明朝沿袭元朝旧制，在澎湖、鸡笼(今基隆)、淡水等地驻军，行使管辖权。1661年，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后进行了全面开发治理。1683年，其孙郑克塽归顺清廷。清政府在台湾设1府3县，隶属福建省，台湾重归中国中央政府的管辖。1787年，清政府将台湾建制为一个省，由刘铭传任第一任巡抚。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台湾被日本强占。1945年日本战败，中国政府正式收回台湾，行使对台湾的主权与管辖权。

不仅台湾史前文化与祖国大陆同源，而且现在台湾的居民主要是祖国大陆移民，台湾文化是纯粹的中国文化。自元朝以来，除荷兰殖民者与日本侵略者短暂占领过台湾外，中国政府一直行使台湾的管辖权，享有台湾的领土主权。

当然，也无可否认，历代统治阶级也将台湾视为“蛮夷”，作为“边陲”，尤以清政府为最，对台湾实行海禁，人为隔断台湾与大陆的交往，乃至割让给日本，对台湾人民造成了伤害。

阻碍台湾回归的因素

由于社会的变迁及李登辉及陈水扁当政期间推行去中国化，刻意的抹去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历史关联，给台湾新的一代产生一种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主体与大陆没有任何的历史渊源。从而使岛内群众的中华民族的根源意识减弱，回大陆寻根问祖的思想降低。进一步的使支持两岸的和平统一的民众数量降低。另一方面台湾依旧没有放弃武力保护台湾的政策，并且每年还在不断的进口武器加强海岛防卫。这对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来说无疑是一种定时地雷，当两岸的局势发生变化时随时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再个台独势力的存在，将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的障碍，他们在不断的挑起问题，阻扰两岸之间的和平进程，这对于两岸之间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危害。

从过去的历史看，日本对台湾可能有一种“情结”，毕竟它也曾经做过台湾的“主人”。为构筑其“大东亚共荣圈”，1879年日本强占了琉球群岛;1894年，又通过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割让了台湾与澎湖列岛，直到二战战败才归还中国。1996年4月间，时任日本首相的桥本龙太郎清楚表明，新修订的美日防卫合作指导方针其范围将不仅及于朝鲜半岛，而且也将包括南沙群岛和台湾。日本作为亚洲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从遏制中国和对中国搞“筹码外交”考虑，它也乐于看到存在一个“台湾问题”。事实上，二战后，日本也一直尾随美国，或明或暗地推行“一中一台”的政策。日本也不愿意看到台湾问题得到解决，因为那样将意味着中国的海洋经济区域将扩大，同时钓鱼岛将处在中国的四面的夹击内。同时日本的海运通道将会受到中国的遏制，将危及其国家利益。

美国近50年来，基于其全球战略和国家利益的考虑，从未放弃台湾这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现今美国对台政策主要根据国家利益来调节其对海峡两岸的倾斜程度。总体上将大陆和台湾视为美国战略平衡点上的两个同样重要的伙伴，并依据美国政治、经济战略利益的需要，决定是否运用或怎样运用“台湾牌”，以图达到分裂中国从而长期控制台湾海峡局势的目的。同时美国也一直把台湾作为遏制中国发展的一张王牌，并且不时的拿出这张牌来算计中国，以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美国在声明支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同时，却不断的向台湾出售军事武器，暗地里支持台独势力。使两岸的关系一直难以取得很好的发展。

解决台湾问题的几点意见

第一，增进共识，确认只有一个中国。海峡两岸同胞都是炎黄子孙，随着岁月流逝和社会的前进，面对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两岸都应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家统

一、民族昌盛和人民幸福为己任，以符合实际，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求同存异，化干戈为玉帛，结束两岸之间的分隔与对峙。

第二，增进互信，加深理解。传统文化尤其是长期占居中国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是联系两岸人民的纽带。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深深渗透入每一位中国人的心中，维持了两岸同一民族的心理稳定性。大力进行两岸传统文化交流，可以唤醒台湾人民的“大中华意识”。如果未来两岸能实现中华文化复兴基础上的统一，更是全球华人所乐见的，搭好对话桥梁，沟通谈判渠道。

第三，增加民间交往，扩大经贸合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岸之间文化、艺术、体育、演艺、学术、科技的交流不断增多，两岸人民受益日增。但总体上看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台湾当局的阻挠和限制。如：两岸不能全面直接“三通”等，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改善与加强。至于未来两岸经济贸易合作与发展，则更是前景广阔，机遇多多。两岸经贸互补性极强，内地有广阔的市场，丰富的资源，充裕的劳力，台湾有较雄厚的资金和较强的技术。

.

第四，不断深化两岸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在促进双方共同发展的同时，使台湾民众对于大陆有一个更加合理的认识，使他们接受一个中国的事实，为解决台湾问题增加民意的支持。

第五，加强中国经济的发展，当中国的实力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台湾民众会看到大陆的实力，从而愿意回归。另一方面，其他国家慑于中国的实力从而不敢插手中国的内政。

第六，在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前提下，不断的探索新的解决方法，完善对台政策，凝聚更多海内外政治智慧与共识，增强台湾民众的认同感。

4.不断加强大陆的军事实力，对台湾形成一种军事威慑力与压力，一次警告台独势力，台独将是没有一个好结果的，台独将失败无疑。在和平统一无法实现的时候，挥师跨过台湾海峡，一举解放台湾。

总结

随着中国的不断的发展，在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两岸关系将找到归宿，台湾必将投入到一个非常强大的祖国怀抱，并最终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期待台湾回到祖国怀抱的那激动人心的一刻!

第三篇：根据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

根据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上海将于2015年在全国率先实现现代化。[1] 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多功能经济中心，不仅在工业、经济等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对全国产生重要的辐射作用，而且随着开埠后的西学东渐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程度的不断加深，它也相应成为以海派文化为特征的全国文化中心。上海竞技体育，伴随着城市现代化的进程，经过中国传统竞技运动文化和西方现代竞技运动文化的汇合和交融，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竞技体育构架。在21世纪，国际高水准竞技体育比赛，如国际ATP网球大师杯赛、F1汽车大奖赛纷纷在上海拉开帷幕，具有海派特征的上海竞技体育向更高层次发展初露端倪。本文拟就上海现代化进程中对竞技体育发展的要求进行理论分析，提出上海竞技体育的发展思路与构想，为上海乃至全国的

1.1 建设国际大都市对竞技体育发展的要求

从20世纪90年代上海发展定位在“一个龙头，三个中心”，到21世纪之初明确为“一个现代化，四个中心”，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和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这不仅确立了上海区别于北京、广东等省市的特色，还表明了上海在国内和国际双重聚集、辐射、示范功能的提升。同时要求竞技体育在扩大上海的国际影响，体现新的城市风格，促进上海与世界各国和城市间的交流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21世纪伊始，为把上海建成国际大都市，上海除举办了APEC会议、成功申办2010年世博会等具有重大意义的活动外，还积极引进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商业化运作的单项国际顶级赛事和大型综合运动会。在国际比赛方面，继成功举办国际ATP 网球大师杯赛、斯诺克台球公开赛、男女花剑世界杯赛等比赛后，又成功申办了F1汽车大奖赛、女足世界杯赛、第4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世界龙舟锦标赛等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展现上海形象的国际重大体育赛事;在国内比赛方面，上海举办了2001年全国残疾人运动会，2004年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等大型综合性运动会。根据上海体育事业发展“十五”计划，上海力争举办20次以上亚洲和世界高水平比赛，每年至少承办50次全国比赛，力争举办一次世界级综合运动会。到2010年后，引进亚运会、奥运会等国际大型运动会已成为上海的远期发展目标。

为申办和举办国际赛事创造条件，上海正在或计划建设一批能满足重大国际赛事要求的体育比赛场馆。据上海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资料显示，2010年前上海已经建成或准备建设的大型体育场馆有：奥运会标准体育馆、上海国际赛车场、旗忠森林国际网球中心、上海游泳馆、马术运动基地、浦东棒垒球场、室内滑冰设施、橄榄球场等。[2] 这将进一步完善和提高上海体育场馆设施条件，成为上海国际大都市进程中提升文化体育设施品味的重要内容。上海积极引进和举办国际国内大型体育比赛、建设现代化体育场馆，对提升上海国际形象、扩大上海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上海建设国际大都市对竞技体育的必然要求。

1.2 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对竞技体育发展的要求

城市综合竞争力包括：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综合服务功能、综合发展环境、综合创新能力、综合管理水平和市民综合素质等6大方面。[3] 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是上海谋求新一轮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上海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主要依靠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高。上海市政府在“十五”计划中就明确提出，要不断提高城市的国际化、信息化、市场化、法制化水平，发挥城市的综合优势，增强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发展主线，进一步体现了上海坚持“开创性、坚韧性、操作性”有

机统一的发展思路。同时，也将对上海竞技体育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以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增强上海竞技体育综合竞争能力的发展格局正在形成;另一方面，竞技体育在提高市民综合素质，培育和塑造新的城市风貌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根据上海市对体育事业发展的要求，21世纪上海市竞技体育应着眼于国家利益，以奥运会为最高目标、全运会为基本任务，实施奥运带全运、全运促奥运的战略;着眼于发展代表国际大都市形象的运动强项，巩固优势项目，加强潜优项目，突破弱势项目;着眼于持续发展和提高整体素质，全面提升上海在国际、国内体坛的竞争实力。三个“着眼于”体现了上海全面实施奥运战略，提高竞技体育综合竞争力的发展方向。随着上海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竞技体育的多元功能和作用越来越凸现。竞技体育成绩突出，在国内外大赛上屡创佳绩，为上海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竞技体育成绩的提高，有利于提升城市形象，促进国际交流，扩大上海在世界的影响;有利于促进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激发市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从而增强劳动者的身体素质;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使人们对体育也产生了不同层次的需求，而各种竞技体育项目的引入和开展，可以满足不同阶层市民参与体育的需求;有利于振奋民族精神，培养人们顽强拼搏、勇攀高峰、团结协作、敢于竞争的精神品质;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促进就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 关于上海竞技体育发展的思考

将上海建设成亚洲一流的体育中心城市，是上海体育事业发展的主要目标。其内涵包括：拥有完善的体育基础设施，突出的竞技体育成绩，良好的市民锻炼环境，汇聚、辐射、扩散和示范的功能，逐步对亚洲地区产生辐射作用的体育健身指导中心、体育人才培育中心、体育科教信息中心、国际体育活动中心、体育商务运作中心。为实现这一目标，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对现代化进程中上海竞技体育的发展做一探析。

2.1 建立“长江三角洲区域竞技体育发展中心”

目前，上海已经确立了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发展目标，上海体育的发展目标定位为“亚洲一流体育中心城市”。表明：无论是上海的发展还是其体育的发展，都将不再独立或封闭，上海与世界、周边地区的联系、依赖和互动将更加紧密。从世界和全国的发展来看，以上海为中心城市的长江三角洲区域，已被列为世界6 大都市带之

一、全国3大都市圈的龙头。

从上海竞技体育发展来看，应考虑建立“长江三角洲区域竞技体育发展中心”，即以上海中心城市的技术、信息、赛事、教育等方面的优势，服务、影响和辐射于区域内的周边城市，以及众多的小城镇和乡村。而长江三角洲区域内众多的人口，则可为上海竞技体育提供丰富的后备人才及人力资源储备。建立“长江三角洲区域竞技体育发展中心”，一要以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为基础，因为近代上海移民绝大部分来自江苏、浙江等地，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二要充分发挥上海中心城市的影响与作用，以其教育、信息及训练条件、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服务、影响区域内的青少年竞技体育发展，形成一系列具有特色的赛事，吸引各地运动员来上海参加比赛;三要建立互惠互利、灵活自由、高度市场化的机制，促进区域内竞技体育人才的充分流动。鉴于目前行政区划方面的障碍，这种流动应建立在不同层次上。

对于当前上海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严重短缺问题，不应单纯归因于上海绝对人口和区域面积的限制，其实上海近代的崛起是以充分自由的人口流动为基础的。因此，不能将上海的竞

技后备人才来源仅限于几百万的本市青少年，应在大力推进“体教结合”的同时，把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聚集结合起来。

2.2 都市体育与竞技体育相结合

都市体育往往表现出都市社会经济、文化等的活动特点，同时也反映出都市人参与、欣赏及消费体育等方面的行为习惯。现代竞技体育之所以会产生于工业化时代，并随着现代化的浪潮而遍及全球，成为当前涉及面最广、影响最大的社会文化现象之一，其根本缘由在于城市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形成了人口的聚集。市民良好的教育、较高的经济收入、充裕的余暇时间和较强的消费倾向为比赛提供了稳定的观众和参与者;形成了财富和资金的相对集中，便于修建大型体育场馆和设施;带来了社会结构的高度分化，人们依次建立各种组织，使竞技体育实现了规范化和标准化。

但目前竞技体育倡导“精英体育”的发展理念，不利于都市体育与竞技体育的结合。因此要还竞技体育于市民，促成两者有效结合：一要使竞技体育边缘化，在开展形式上更加贴近市民生活，如近年来上海出现的景观体育等;二要使竞技体育社会化和产业化，让更多的人通过消费或投资的形式参与竞技体育;三要使竞技体育职业化，形成一定规模的竞赛市场;四要发展各种组织，使不同层次的人，以各自的方式稳定地参加和竞技体育相关的活动。

2.3 加快上海竞技体育社会化、产业化进程

近代上海竞技体育能够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重要原因是其建立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上海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形成，一些“成功人士”开始投资办体育学校，兴建运动场，组建体育会、田径队和球队等。近代上海竞技体育大多是由个人或民间社团投资兴起的，政府的投入占极少部分。上海竞技体育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基础。国外市场经济发达城市的竞技体育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如，美国许多职业球队的业主是在其他产业领域中创造了巨大财富后入主这些球队的，有些业主已名列美国“富人榜”之中。随着上海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加快和促进上海竞技体育的社会化、产业化进程，是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客观要求，符合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

竞技体育社会化和产业化紧密联系，没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化，仅靠独家办运动队，竞技体育产业也难以形成规模。目前上海提出要拓宽竞技体育办队渠道，促进市队区办、市队校办、市队企办，鼓励社会以及个人资助、举办的业余训练和体育俱乐部，形成多方协作、多元支撑、上下联动、左右互动的新格局。努力提高市民喜爱和有社会影响力的球类等集体项目的竞技水平。根据上海经济、技术、管理、信息等方面的社会条件，以及在一个多世纪发展中形成的海派竞技体育文化特点，上海竞技体育应在社会化、产业化发展中，走在全国前列。

2.4 形成上海竞技体育的聚集和辐射功能

“建设亚洲一流体育中心城市”，关键要具有聚集和辐射功能。上海竞技体育发展的核心在于人才的聚集，因为只有人才流动与聚集才能带来文化的流动。曾作为移民城市的上海，正是由于世界各国、国内各地的移民的涌入，才形成独具特色的都市文化——海派文化。上海竞技体育以其海派文化的特点，聚集了海内外众多竞技体育人才，并对国内其他地区产生辐射作用。建国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和户籍制度的限制，上海移民城市的特点消失，竞技体育也逐渐失去了其聚集人才和辐射全国的优势。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上海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资源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逐渐开启了人才流动的阀门。截止2000年，在上海1674万人口中，非上海户籍的常住人口为353万，约占1/5，加上300万流动人口，新上海人的比例已达1/3以上，[4] 上海移民城市的特点正在重新显现，但新上海人参加竞技体育的比例并不高。从美国等竞技体

育水平先进的国家看，各大中城市间竞技体育人才的流动非常频繁，借此吸引、聚集世界优秀运动员，并对世界各国产生辐射与影响。例如，全美冰球联合会(NHL)向所有国家的运动员开放，在美国城市的运动队中，只有不到20%的运动员出生于美国，大约60%的运动员来自加拿大，近30%的运动员来自欧洲国家。随着商业体育组织在全球范围扩展他们的领域并招募不同国籍的运动员，世界城市的竞技体育人才流动将会继续增加。[5] 上海应有更多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更多的体育明星立足世界体坛，为国争光、扩大上海影响。竞技体育人才的合理流动，将引起高度重视，这是实现亚洲一流体育中心城市建设目标，形成上海竞技体育聚集和辐射能力的必要条件。

2.5 拓宽上海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途径

实现国家的奥运战略无疑是上海竞技体育的主要目标。上海竞技体育正从加强体教结合，在大学和中学试办

二、三线运动队，与外省市联合培养等方面，拓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途径。从历史上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就拥有学校、社会体育组织、社会球队等多途径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特点。根据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城市特点，上海应不断拓展奥运竞技人才的培养途径。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与资源，形成多渠道办运动队的新格局。在办好

一、

二、三线运动队的基础上，应加快体教结合的步伐，使学校尤其是大学所办的运动队，真正成为上海竞技体育的一大特色。

另外，根据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要求和亚洲一流体育中心城市的目标，上海要成为竞技体育人才的培育中心，应建立具有较好群众基础并能表现上海特色和传统的球队，以扩大上海在国内外的影响。

目前，世界级大城市均拥有自己具有影响力的运动队或球队。例如，美国最大的20个城市，均有各自有代表性的球队，这些球队以高度的职业化和产业化为基础，同时肩负培养奥运竞技人才的责任。事实上，自奥林匹克运动向职业运动员开放后，职业体育运动已经成为奥林匹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21世纪，上海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参与新一轮国际城市发展的竞争，施展拳脚的主要舞台是国际市场。[2] 因此，上海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也应与未来城市的发展要求相一致。其中，拓宽上海竞技体育人才培养途径，把握世界城市竞技体育发展的趋势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3 结语

上海已经开始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在此进程中，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亚洲一流体育中心城市目标，是上海竞技体育发展的主要背景条件，也将对上海竞技体育的未来发展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据此对上海竞技体育未来发展的思考的出发点还在于：根据上海的城市特性和当前的发展趋势，充分挖掘上海竞技体育海派文化底蕴，在当前和未来的发展中不断开拓创新，体现其追求卓越的品格。上海在融入世界、服务全国的发展过程中，既为上海竞技体育的改革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也对其如何进一步改革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需要上海竞技体育在发展理念、体制改革、发展方式上，摆脱传统束缚，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加快改革步伐，尽快形成上海竞技体育新的发展机制。

第四篇：关于现代农业产业基地问题研究

—— 来自四川的实践

摘要：加强新农村建设连片推进和现代农业产业基地的建设是新阶段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的基础条件，也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和推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三化”联动的现实途径。为此，在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中，要推进布局规模化、生产标准化和经营一体化，创新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机制、土地有序流转机制、财政投入使用机制和农业科技成果集成应用机制，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循环农业，努力建成现代农业产业聚集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集中示范区、体制机制创新率先突破区。要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基本方略，连片发展现代农业，同步构建新型村庄村落，配套建设基础设施，健全完善公共服务，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以片带面加快推进农村全面小康进程。

关键词: 现代农业; 新农村建设; 农业产业基地

伴随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发展现代农业和农业现代化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任务。《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 明确把“围绕现代农业建设，充分发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优越性，着力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作为2013 年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的重要内容。[1] 四川是农业农村大省，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现代化在全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近年来，四川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大力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以农民为主体，以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为抓手，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取得了显著成效。全省现代农业产业基地面积达到 3790 万亩，形成了一批特色优势产业带，建成了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强县、现代畜牧业重点县和现代林业产业强县，2012 年全省特色效益农业综合产值达到 3495 亿元，比 2008 年增长 65%。现代农业发展对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带动作用明显，2012 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7001 元，增长14. 2%，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①

一、新农村建设连片推进和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在农业农村发展新阶段的重要作用

加强新农村建设连片推进和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工作，是四川省委、省政府准确把握当前我省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农村全面小康进程的重大举措，这一重大举措在新阶段农业农村发展全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一) 要把实施这一重大举措作为新阶段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的基础条件，努力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和综合效益。当前我省正处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跨越的关键阶段，必须把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带全局性、方向性的大事来抓，努力取得突破性进展。因此，要发挥新农村建设连片推进和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的支撑性作用，着力建基地、强龙头、连市场、带农户，从整体上进一步夯实产业化经营的农业基础。这就要求我们，要突出市场需求建基地，培育有市场、有效益的主导产业，加快建设优势突出、特色鲜明、与市场紧密相连的现代农业产业集中发展区，夯实产业化经营的农业基础。要围绕龙头企业建基地，推广加工需要的优良品种，提升农产品品质，打造龙头加工企业“第一车间”，形成优质稳定的原料供应基地。要着眼产业化建基地，整体推进农畜良种繁育、标准化生产、储藏保鲜、精深加工、品牌创建和市场营销，既横向扩大产业规模，又纵向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提升产加销一体化经营的综合效益。[2] (二) 要把实施这一重大举措作为新阶段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连片推进和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供综合平台，必将有力提高全省农业现代化水平。这就要求我们，要以基地建设促进规模化布局，突出特色和效益，优化区域布局，连片发展主导产业，以规模树品牌，以规模强优势，以规模增效益。要以基地建设促进标准化生产，实行统分结合的生产组织形式，规范生产行为，优化生产流程，强化科技支撑，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提高产业的档次和水平。要以基地建设促进基础设施完善，围绕基地产业发展集中投入，配套建设路、田、水、电等基础设施，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推进农业机械化，大幅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以基地建设促进集约化经营，推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方式，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农业，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三) 要把实施这一重大举措作为新阶段推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三化”联动的现实途径，促进统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从我省的现实情况来看，农业是最基础的产业，农村是最广大的地区，农民是最大量的群体。“三农”发展既是工业化、城镇化的基础，也必须依靠工业化、城镇化来带动和促进。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城乡产业互动中发展现代农业，建设规模化、标准化的产业基地，连片发展现代农业和适度规模养殖，形成与龙头企业加工相配套的原料基地，支撑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 要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建设新农村，在发展现代农业和推进三次产业联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基础上，同步推进农村基础设施、新型村庄村落民居建设和公共服务建设，既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又促进生活方式和社会事业进步，形成农村新型社区，与县城、镇乡构成县域内的城镇村落体系，促进城镇化发展与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和城乡共同繁荣。

(四) 要把实施这一重大举措作为新阶段贯彻新农村建设二十字总要求②的有效载体，加快推进农村全面小康进程。新农村建设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性载体，二十字总要求最终要落脚到农村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进步上。这就要求我们，新农村建设连片推进和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中，要以产业发展富农，着力培育市场前景广、经济效益好的特色优势产业，将现代农业发展的实际效果体现到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致富奔小康上。要以利益联结带农，通过创新生产组织方式，把农民组织进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中，随着产业发展实现持续增收。要以加大投入强农，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在国民收入分配、公共资源投向和公共事业发展上向“三农”倾斜，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要素向农村流动。要以改善民生惠农，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强化公共服务，切实解决饮水、行路、上学、就医、就业等农村民生难题，让农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二、着力抓好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中的关键环节 (一) 把握基地建设的基本方向，扎实推进三化

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内在要求，也是基地建设的基本方向。要在推进“三化”上下功夫，着力提升基地产业化经营水平。

一是推进布局规模化。产业上规模，才能与大市场相对接、与大龙头相配套。省上根据各地资源特点、气候条件和产业基础，确定了一批现代农业、现代林业和现代畜牧业重点培育县，就是对全省农业区域布局的优化调整，目的是要建设一批区域特色鲜明、市场竞争力强的规模化优势产业带。在此基础上，各产业基地县各自制定生产基地或园区建设规划，打破土地的乡( 镇) 、村、组界限，实现集中连片发展，形成若干规模化的产业集中发展区。在产业基地建设中，要高度重视耕制改革、耕地轮作的问题，根据本地实际情况选择适宜发展的两、三个主导产业实行轮作，有效避免基地一个季节是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其他季节又是分散化的小生产。特别是粮食主产区要一季“抓粮”，其他季节“抓钱”，建设粮食和

一、两个经济作物轮作的主导产业，形成规模化的粮经复合型产业基地。

二是推进生产标准化。以农业标准化为抓手，把各基地县作为工作的重点，着力建立健全农业标准体系。要抓适度规模经营标准化，比如，合理确定种植业不同品种连片发展中的农户适度种植规模、畜牧养殖小区中农户适度养殖规模等标准，提出可操作的指导意见，为创新农业生产组织方式提供依据。要抓投入品标准化，结合规模化生产需要，统一供应种子( 种苗)，提高良种覆盖率; 统一供应化肥、农药等农资，强化产品质量安全保证。要抓农业设施标准化，研究大棚、温室、灌溉等现代化农业生产设施和农产品分级、包装、储藏等产后处理设施标准，研究畜禽圈舍等养殖设施标准，提出可操作的技术导则，提高农户种养生产设施化水平。要抓生产技术标准化，明确生产、管理、植保、防疫等各环节的技术要求，规范操作流程，抓好技术指导和培训，用技术标准来规范种植、养殖作业的全程行为。要抓产品质量标准化，实行贯穿种养生产全过程的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控制，建立健全基地农畜产品生产管理制度、生产记录档案和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确保农畜产品质量安全。

三是推进经营一体化。要按照统筹城乡、三产互动的思路推进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推进产加销一体化经营，以提升产业化经营水平增强农业综合效益、带动农民增收。要以市场牵动一体化，根据市场需求选择主导产业，围绕市场效益改进品种品质，着眼市场竞争提升产业档次，重视发挥专业市场、物流中心、城市超市和营销大户等龙头对基地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积极发展“订单农业”，大力发展“农超对接”，努力形成市场牵龙头、带基地、连农户、促产业的发展格局。要以龙头带动一体化，集中扶持一批销售收入产业排位靠前、利益联结机制完善的重点龙头企业，增强带动能力，完善带动机制，增强带动实效; 推进农产品品牌整合，提高产业集中度，打造一批四川农业产业化知名品牌，依托品牌提升产业竞争力。要围绕龙头企业加工需求优化基地产品结构，引导龙头企业建设受控原料基地，促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条。要以机制联动一体化，发挥专合组织一头联龙头、一头联农户的作用，积极推广“龙头企业 + 专合组织 + 农户”、“专合组织 + 基地 + 农户”、“市场( 含超市)+专合组织 + 农户”等模式，推广资阳“六方合作 + 保险”和岳池县三安蔬菜合作社的机制，构建龙头企业、市场与基地、农户之间紧密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民参与和受益。

(二) 强化基地建设的基础支撑，积极创新四个机制

劳动力、土地、资金和技术，是产业基地建设的基础性、支撑性要素。要着力在要素的组织、整合和创新上下功夫，激发要素活力，促进要素聚集，不断提高产业基地建设的要素支撑和保障水平。

一是创新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农民作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主体，是基地建设中最关键的劳动力要素; 农户生产组织方式，是现代农业发展中带根本性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关键是要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创新生产组织方式，把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经营的农民组织进产业化经营中，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从而找到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路子。农民专合组织以为农服务为宗旨，以利益联结为纽带，以统一服务为手段，是适应现代农业要求的有效组织形式，对于提高农业生产和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充分发挥专合组织在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中的特殊功能，尤其要注意发挥专合组织在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发展中“统”的作用，抓好“六个统一”: 统一投入品使用( 包括种子、化肥、农药等) ，统一生产技术，统一疫病防控，统一质量标准，统一品牌包装，统一收储销售。要注意发挥专合组织在专业服务中的市场主体作用，在产业基地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提供优质高效的专业化社会化服务，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现代农业经营服务体系。

二是创新土地有序流转机制。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基地不流转土地不行，但为转而转、无序乱转更不行。土地流转必须积极稳妥、规范有序进行，既促进基地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又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和农村社会稳定。要坚持在完全“自愿”前提下，严格“依法”，充分“有偿”，保证农民成为承包期内土地用益物权的长期受益者和国家增加对农业投入后的收益分享者，给农民带来长久的持续收益。在产业连片规划中，围绕主导产业发展进行的土地流转，最好首先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进行，发展家庭适度规模经营，形成一些种植大户、专业大户或者家庭小农场主。要鼓励和支持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财政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形成的资产等入股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与龙头企业或业主开展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要注重探索创新使农民在土地流转中获得土地保底的收益、土地产出率提高的收益、产业化经营实现产业增效的收益和务工就业的收益等多种收益的流转机制。土地流转期限不宜太长，不搞“一刀切”，要根据不同产业确定期限，给农民更大的自主权、收益权和发展权。[3] 三是创新财政投入使用机制。要在加大投入的同时，围绕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进一步创新基地建设财政资金的投入使用方式。一方面，要做加法、抓整合，形成聚集效应。除各种直接补助农民的普惠制资金、有特殊要求的救灾资金外，各级政府安排的涉农资金原则上都要整合，最大限度发挥综合效益。要大力推进以县为主的整合，各系统、各部门到县的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要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重点突出、各司其职”的原则，做到打捆使用、重点投放用于基地建设，实行“同炒一盘菜，各报各的账，各记各的功”。另一方面，要做乘法、抓放大，形成杠杆效应。对基地建设中具有一定收益的项目建设，可将直接投资、补助转化为公司制项目资本金，并以此为平台，引导金融资本和社会资金投入。要加快农业担保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市、县财政参股控股的农业担保公司。要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农业政策性保险的补助力度，支持在农村发展互助合作保险和商业保险业务，探索建立农业担保、农业保险与农村信贷相结合的互动机制，化解农业产业经营可能遭遇的自然风险; 探索通过以奖代补等方式支持引导专合组织建立市场风险调节基金，抵御市场风险。 四是创新农业科技成果集成应用机制。在产业基地建设中要高度重视和大力强化科技支撑，加强各种农业实用科技成果的集成推广应用，真正把专家试验田的产量变成产业基地的大田产量，把专家的试验产品变成产业基地有竞争力的优质农产品和高附加值商品。要围绕构建最新实用科研成果集成应用到产业基地的便捷通道，围绕配套抓好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的集成应用，大力创新农业科技体制机制。[4]一要抓新品种，建立与基地发展相适应的良种繁育体系，加快培育高产、优质、多抗、高效新品种，选择适合大面积推广的成熟优良品种加大推广应用力度。二要抓新技术，以增产、增收、节本、省工为目的，实行良种、良壤、良法、良制配套，推广粮食丰产、标准化种养殖生产和农产品精深加工先进技术，发展节约型农业、循环农业和生态农业技术，提高农民科学种养水平。三要抓新模式，结合产业基地建设创新耕作制度，推广轮作、间作、套种等多种模式，提高复种指数，提高土地有机肥力，提高土地生物抗病虫害能力，提高土地产出效益。要强化示范带动，在产业基地核心区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园，在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推广和设施农业建设等方面综合示范，带动高效农业规模化。要大力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探索科技特派员、农业科技专家大院、“农业科技110”等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鼓励和引导农业科技人员进村入户开展科技服务。

(三) 提升基地建设的重要内涵，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和循环农业设施农业和循环农业是现代农业内涵式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也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升基地建设综合水平效益的重要途径。要通过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和循环农业，形成产业基地建设的增长点和农业产业化的新亮点，提高农业产出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是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农业生产的设施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产业基地农业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的提高。要大力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提升灌、排、蓄功能，配套改善路网、电网等，提高基地基础设施综合水平。要围绕开展果园、茶园和菜园等园艺作物标准园创建，大力发展塑料大棚、日光温室、滴灌喷灌等现代化农业设施，加快建设与产业规模相适应的产品分级、包装、储藏等产后处理设施，切实优化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装备的现代化水平。要着力推进农业机械化，加快适用新型农机具的推广应用，提高基地耕、播、收机械化水平。

二是大力发展循环农业。在产业基地建设特别是畜牧业规模化、标准化养殖中，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否则就可能使产业发展的亮点成为环境污染的污点。要充分发挥种植业、林业和养殖业的互补优势，大力发展种养加循环、林养加循环，采用“畜 - 沼 - 菜”、“畜 - 沼 - 果”、“鱼 - 粮 - 菜”等循环经济模式，延长生态链、产业链和增收链，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要合理布局标准化规模养殖基地，特别要重视在新农村示范片新型村庄村落建设中，将沼气池建设与标准化养殖场建设相配套，既解决清洁能源问题，又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美化、净化农村居住环境。

三、明确突出新农村建设连片推进的着力重点 新农村建设连片推进，是在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基础上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的综合性举措。四川在全省确定了一批省级新农村建设示范片，其中有的是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培育县，有的是现代畜牧业重点县，其中不少县同时是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和现代畜牧业重点培育县。与产业基地建设的要求相比，新农村建设连片推进的内容更丰富，涉及的领域更宽，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系统工程。要按照推进产业化、建设新农村、全面达小康的思路，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基本方略，连片发展现代农业，同步构建新型村庄村落，配套建设基础设施，健全完善公共服务，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使示范片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窗口、推进新农村与小城镇建设联动的示范、促进农村社会进步的平台，以片带面加快全省农村全面小康建设。具体工作中主要突出以下重点: (一) 突出产业发展这个支撑，着力培育带动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要任务是“生产发展”。必须把产业发展摆在第一位，作为新农村建设连片推进的支撑来抓。新农村示范片的产业发展，不是一般性地抓产业，关键是要以产业基地建设为载体，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要着力抓好三个问题: 一是产业要上规模。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着力打造和培育区域内主导产业，连片规划，连片建设，实现产业布局的规模化。二是产品要上档次。要与加工配套、与市场对接，选择适宜发展的产业，不断改进品种品质，发展市场竞争力强、经济和生态效益好的特色效益农业。三是经营要上水平。要坚持产业化经营的思路和办法，在建基地、育龙头、深加工、接市场、带农户等环节上下功夫，引导龙头加工企业参与基地建设，以优质原料提升精深加工水平，着力延伸产业链条，使农民从贮运、销售、加工等环节获得更多收益。

(二) 突出农房建设这个关键，着力打造风貌优美的新型村庄村落。良好的村落民居，既是新农村的形象和标志，也关系农民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要加快构建新型村落村庄，建设新型民居，改善村容村貌和农村人居环境。要重点把握三个方面的要求: 一是规划要高起点。要按照“三打破、三提高”和“四注重、四提升”的要求，从优化农房规划布局、提升农房建筑风貌塑造上着力，抓紧制定示范片村落布局、村庄规划、户型设计，免费提供户型设计图样供农民选择。二是建设要高标准。要注重借鉴和推广地震灾区农房重建的先进经验，在农房和村落建设中体现田园风光，依山傍水，错落有致，体现地域特点和民族风格，特别要注意不要简单搞卷帘门、贴瓷砖。建设的方式，要从各地实际出发，与灾后重建、扶贫移民、产业基地、土地整理等相结合，有的新建，有的改造，有的进行基础设施完善配套，有的进行村庄村落民居风貌整治，扎实稳妥实施。三是管理要高水平。新农村是建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村容整洁、乡风文明，很大程度上是个管理问题。要切实加强对农村社区的管理，保持清洁、优美的面貌。要以治理环境卫生、容貌秩序为切入点，以加快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大力实施环境综合治理进村社活动，使农村人居环境不断优化和提升。 (三) 突出配套设施建设这个基础，着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基础设施建设是农业农村发展的基础，是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必备条件，也是党委、政府为老百姓办实事的重要平台。要坚持“两个围绕”: 一是围绕产业发展抓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围绕产业发展搞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才能发挥最大效益。新农村示范片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不能为建设而建设，要真正落脚到服务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上，大力促进农业现代化。要围绕所培育的特色优势主导产业，抓好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使农田、水利、道路等建设与产业发展相配套，形成综合效益。二是围绕改善农民居住条件抓生活设施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从农民最现实、最急需、最盼望的事情入手，抓好交通路网、集中供水、能源电力、广播电视等建设，加快改厨、改厕、改圈、改水、改路，不断提高农民生活质量。要在村庄村落民居建设的规划设计中统筹考虑基础设施配套的问题，促进形成新型农村社区，让农民享受现代文明生活，使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协调互动。

(四) 突出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个目标，着力推进农村改善民生。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工作，归根结底是为了改善民生、让农民过上更好生活。要重点抓好两个方面: 一是健全公共服务体系。要围绕连片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形成的新型社区，强化县、乡镇公益性服务和社会管理服务能力建设，推进服务网络延伸到村、延伸到农村新型社区，加快建立示范片村级公共服务站点，积极发展农技服务、文化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就业服务、信息服务和各种社会管理服务等，支持开展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和文化、法制、道德教育，提高农民生产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二是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要围绕农民的民生需要，大力改造完善相关公共服务设施设备，兴建农村集中供水工程等生活设施，发展农民文化体育设施，完善物流配送设施，建设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发展农村商业网点，方便农民群众生产生活。

(五) 突出基层组织这个保障，着力推进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建设。新农村建设连片推进必须坚持以农民为主体，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调动农民积极性。要重点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强村级组织建设。要选好配强村支书、村主任，发挥党的基层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二是健全村民自治机制。要按照“管理民主”的要求，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充分运用村民自治方式推动新农村建设，推行村务公开，完善民主管理制度，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三是加强新型农村合作组织建设。要支持示范片内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完善、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运行机制，进一步拓展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其“为农服务、带农入市、助农增收”的桥梁纽带作用。

四、准确把握新农村建设连片推进和产业基地建设中的重大关系 在新农村建设连片推进和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中，要明确这样一个基本指导思想，无论是培育产业、扶持企业，还是构建机制、推进工作，都必须坚持、尊重和发挥农民的主体地位作用，把带动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实现全面小康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5]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准确把握以下四个方面的重大关系问题: (一) 准确把握培育产业与致富农民的关系，坚持发展现代农业以带动农民持续稳定增收为目标。从我省实际情况看，全省多数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还比较滞后，在较长时期内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还需要通过现代农业的发展实现增收致富全面小康目标。因此，发展现代种植业、现代林业和现代畜牧业以及发展乡村旅游等非农产业，在我省大多数地区特别是丘陵地区、盆周山区，要主要推行“龙头带动、农民主体”的模式，把农民组织进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产业化经营中，使农民真正成为产业发展的建设主体和受益主体。我们在基地建设和新农村建设中，要将现代农业的发展首先定位于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努力实现农民增收、企业增效和产业增值。要切实将产业发展的目的定位到带动农民增收上，将产业发展的效果落实到促进农民增收上，防止片面追求产业规模而忽视产业带动农民增收机制建设的倾向，坚决防止搞参观好看的典型，使现代农业和现代畜牧业发展的过程成为我省农民持续稳定增收致富奔小康的过程。

(二) 准确把握扶持业主与带动农民的关系，坚持培育产业化龙头以带动农民参与经营和受益为前提。我们强调以农民为主体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并不是说新农村建设连片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不需要扶持龙头企业、引进业主。相反，必须高度重视引进各种市场主体参与到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中。问题的关键是扶持什么样的龙头企业、怎样扶持，引进什么样的业主、怎样引进。对龙头企业的财政扶持要将其带动农民参与经营和持续增收作为前提，看它是否与农户建立了紧密利益联结机制，是否具有实际的直接带动效果。如果龙头企业与农户没有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没有直接有效地带动农民发展产业、增加收入，那就不能简单说支持龙头企业就是支持农民。引进业主关键是要“带动”农民发展现代农业，而不是“代替”农民发展现代农业，更不是与农民形成竞争，把农民挤出传统增收致富的产业。[6]因此，不能以财政资金、优惠政策去引进对农民只有竞争而没有带动的业主。要引进社会资本进入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中农户家庭和农民专合组织干不了的关键环节和产业发展的薄弱环节。比如，引进业主建核心示范园区辐射带动基地建设，引进业主从事良种繁育、种苗生产等，引进业主与农民股份合作共同建设基地，引进加工龙头企业发展精深加工并与基地形成紧密的产业化利益联结机制等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现代农业产业持续发展和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三) 准确把握规模经营与组织农民的关系，坚持产业规模发展以组织农民适度规模经营为基础。2012 年 12 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以及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着重强调“适度规模经营”。科学研究也表明，因为气候条件、土壤条件、灌溉条件、交通条件、种养植品种等因素，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并不是规模越大越好，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农业生产率随着农户( 农场) 种养植面积增加反而会有递减的趋势[7]。发展现代农业要推进生产经营的规模化，但关键是把握好“适度”。特别要看到，产业基地的规模化布局，主要是指宏观层面的产业规模，而不是微观层面的户均种植养殖规模或单位种植养殖规模。户均规模要不“贪”大、求“适度”，通过专合组织的统分结合机制，把分散的农户家庭经营组织起来，实现区域内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因此，在建设产业基地推进连片开发中，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要注意以组织农民为基础，创新生产组织方式，特别是不能通过人为地堆大户、赶进度推进土地流转来实现基地“产业规模”。

(四) 准确把握政府推动与动员农民的关系，坚持推进工作以调动和发挥农民积极性创造性为动力。无论新农村建设连片推进还是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的推进，都要充分发挥党委、政府特别是基层党委、政府的领导和引导作用，整合各方面的力量，增强推进工作的合力。但必须始终坚持把政府的领导推动与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相结合，通过产业规划和政策引导，把农民组织起来参与到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中，做到农民自己要干，而不是要他干。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积极推行“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筹、民事民建、民事民管”的机制，注意发挥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不搞强迫命令、强行推进，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来源：经济学家

第五篇：中国现代名人文化研究会



中国现代名人文化研究会系全国性学术团体。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成立，业务主管单位为中国文联，她由有志于国内外名人研究事业的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自愿组成，是集研究名人与名人研究于一体的具有较高层次和规模的知识智慧群体，研究名人，启迪众人是本会成立多年来始终不变的宗旨。传承中华文明与艺术，为弘扬中国名人文化和推动我国科技事业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