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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卫片执法论文范文
民航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问题研究
摘 要： 市场经济法治化的要求与社会转型期的特点促使民航领域催生大量行政犯，行政犯罪名的增加客观上使得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所针对的对象和范围存在交叉关系，因而形成连接二者衔接的纽带。本文从法律和事实双层面，技术、体制和国际公约等多角度分析民航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存在的问题，并指出其原因。最后致力于我国刑法与国际航空安保公约的接轨，严密刑事法网、完善程序移送机制，促使二者衔接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 行政犯；行政执法；刑事执法；衔接机制；国际航空安保公约
作者简介： 刘晓山（1970-），男，汉族，天津人，硕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哲学博士后，中国民航大学航空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暨法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刑法、法哲学、航空法；江小根（1990-），男，汉族，江西上饶人，中国民航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
一、行政犯的存在：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的纽带
（一）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执法差异
随着“执法为民”理念的深入人心，厘清这对概念内涵成为当务之急。一般认为，行政执法是指“行政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按照法定程序将行政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的人或组织的一切活动”，包括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等。[1]相比而言，刑事执法概念就显得相对狭义和具体，即只追究那些涉嫌刑事犯罪的人的刑事责任。两者不仅在执法主体、执法主动性、可诉性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处罚的理论根基也迥然不同。
关于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界限，理论上有三种学说：一是质的差异说，该说主张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违反道德或社会伦理这种质的差别上，刑事处罚是一种“伦理的不法”，而行政处罚则不具有社会伦理道德的非难；二是量的差异说，认为二者根本不存在本质的差异，而仅仅是量的不同，违法或责任程度重的属刑事处罚，反之为行政处罚；三是质量差异说，该说融合了质的差异说和量的差异说，认为刑事处罚不仅在质上具有较深度的伦理非价内容与社会伦理的非难性，而且在量上具有较高度的损害性与社会危险性[2]，而行政处罚在质上具有较低或无伦理可谴责性，在量上不具有重大的社会危险性。
本文认为质量的差异说是一种理论上可取、实践中可操作的理论，因为该说不仅突出表现在刑事立法上，而且体现在司法实践中。如我国刑法在界定犯罪概念时，采取“立法定性又定量”的交叉模式，既对行为性质进行考察，又对行为中包含的“数量”进行评价，从而将轻微危害行为排除在犯罪圈之外；在实务上，司法机关对不法行为的评价坚持定性判断与定量判断相统一的原则。
（二）行政犯系连接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的纽带
如前所述，既然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不论在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内涵均大相径庭，那么二者衔接的根据何在？面对改革开放后新一轮犯罪冲击浪潮和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要求，现行刑法与时俱进，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79年《刑法》相比，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刑法分则规定的455个罪名中，从犯罪形态上增加大量行政犯，行政犯的存在客观上使得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所针对的对象及执法范围存在交叉关系，亦即行为人既违反行政法又违反刑法，既要承担行政责任又要承担刑事责任，行政犯的存在迫使二者必须实现有效衔接。
一般而言，自然犯属传统犯罪序列，侵犯的基础是社会伦理规范，而行政犯更多受制度设定的影响，被视为纯粹违反行政法律规定的行为，行政犯入罪的伦理基础不是那么强烈。为了谋求公共福利和保障公共安全，现代政府广泛运用法律行使其行政权力，因而所涉及的法律规范触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民航领域亦在其中。
民航领域不乏妨害民航安全运输的公共秩序犯①，《民用航空法》第194条公共航空企业非法运输危险品的行为，196条故意传递虚假情报，扰乱正常飞行秩序的行为，第197条故意损坏使用中的航行设备的行为等。研究民航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问题，必须要针对民航领域中那些与刑事执法发生交叉关系的行政执法行为。然而，理论上对民航领域行政与刑事交叉的法律范畴研究不深，体现为二者相衔接的实体和程序性法律规范缺失；实践中两大执法体系并行现状，极大阻碍对行政犯刑事责任的追究。
二、民航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现存的问题
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是两个既独立又联系的执法体系，毋庸置疑，刑事执法对行政执法而言存在极强的依赖感，而事实上民航行政执法却不到刑事执法的有力保障。二者在实践运行中是如何脱节的？笔者将从法律和事实双维度对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作一探讨。
（一）法律层面衔接不力——内部机制考察
1.立法衔接不力
衔接机制立法是民航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的前提，做好该项立法工作历来是立法机关立项关注的焦点。但立法衔接的不协调，使得大量类似“擅开应急机舱门”的非法干扰行为②游离于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之间。
（1）衔接机制的法网不严。长期以来，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一直处于“若即若离”的微妙状态，没有中间过渡的衔接机制。笔者认为，衔接机制立法有三大疏漏。民航领域入罪门槛过高。在应对实际问题时，对行为人的处置由行政执法向刑事执法转化的过程中，缺乏承担刑事责任的相应条款，出现立法衔接的真空，此其一。其二，衔接机制的相关法律规范效力位阶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属于行政法规，最高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属于司法解释，至今尚未出台一部有关衔接机制的法律，并且往往原则规定多，实务规定少。其三，刑法立法单轨制使得衔接机制运作不顺畅。自然犯与行政犯存在同一部刑法典中，其他法律均无权规定独立的罪行条款，致使刑法规范与其依托的相关法律“毛皮分离”，导致“厉而不严”。
（2）违法犯罪的量化标准不协调。众所周知，违法行为随着行为方式、危害结果程度的加深，势必架起一座顺畅通往犯罪行为的“金桥”。我们不能呆板的要求每一个行政违法行为都有严重的刑事犯罪与之一一对应，毕竟有些违法行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转化为犯罪行为。某些违法行为由于量的积累、程度的加深的确会转化为犯罪行为，但现行刑法却找不到与之匹配的罪名。例如，擅开停机坪上的飞机应急舱门属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4条擅自移动使用中的航空设施的行为，但倘若打开推离廊桥的，严重威胁到航空运输安全时，实践中却只能用相类似的罪名（如破坏交通工具罪）对其定罪。
刑法是其他一切部门法的保障法，其保障条款同样被民航行政法律规范所吸纳，不自觉地成为其“尚方宝剑”。体现在《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的第37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规定似乎起到保障民航法律实施，协调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作用。但这种立法模式缺乏具体指向性和实际可操作性，使得行刑衔接的执法效果黯然失色。事实上，广泛充斥各大行政法中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条款被行政执法人员当作是一种摆设性条款而束之高阁。
2.衔接程序失畅
案件移送是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关键，倘若案件不能顺利移送司法机关，即便达到入罪门槛也不能对行为人进行刑事制裁，这就淡化航空犯罪的罪恶感。移送具体条件的不明确，致使实践中案件移送、受理程序的困惑。民航行政案件的移送与刑事诉讼中的立案侦查阶段是相衔接的，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了移送标准③，《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立案标准：“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相比两者基本是一致的，但移送的案件只是刑事立案材料的来源之一，要求民航行政机关证明案件是否达到立案标准相当困难。受“经验主义”的诱导，结果往往以罚代刑，致使大量应当移送的案件被排除在刑事诉讼程序之外。
3.与《国际航空安保公约》接轨不彻底
一方面，国内法对国际公约的规定转化不完全。《北京公约》对《蒙特利尔公约》作了全面修订，其中第一条第一款：“任何人如果非法地和故意地实施下述行为，即构成犯罪：……（二）毁坏使用中的航空器，或对该航空器造成损坏，而使其不能飞行或可能危及飞行安全。”[3]2011年《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17修改后的第九版新增“毁坏使用中的航空器”的犯罪种类。然而，《民用航空法》对于公约规定的这部分内容没有转化，虽然刑法规定以破坏交通工具罪处罚，但这已然不能凸显民航业与生俱来的国际性和专业性。从目前《民用航空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其仅起到连接我国刑法与国际公约的“桥梁”作用。
另一方面，现行刑法与国际公约相互脱节。面对新型威胁，国际民航组织修订了传统的《国际航空安保公约》，如《北京公约》新增使用航空器非法运输危险物质和非法运输逃犯两类犯罪行为，附件17中规定以航空器作为袭击武器等新型违法犯罪行为，《北京议定书》涉及的威胁实施劫持“使用中”航空器的犯罪行为，而我国刑法还未作出实际回应，找不到具有针对性的罪名，出现与国际公约脱节的现象。
（二）实践层面衔接不力——外部运行考察
当前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对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的重要性在认识上均不存在任何疑问，甚至达到惊人的相似。但民航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尚未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究其原因，难以突破的相关技术难题和两大执法体系的并行运作是罪魁祸首。
第一，民航领域存在诸多技术藩篱。例如，同样是擅开飞机应急舱门，打开停机坪上的与推离廊桥后的性质却大为不同，前者因危险性小难以入罪，后者因严重危及飞行安全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实践中很难认定；再如，散布“航空诈弹”行为构成犯罪的行为要素必须具备恐怖性、欺骗性、传播性强的特点[4]，但是，何谓恐怖性？传播性强又怎么界定？诸如此类，都有待民航行政机关作出技术判断。第二，两大执法体系的并行现状遏制对行政犯刑事责任的追究。在我国执法实践中，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是截然分开的，两大执法体系“各自为政”，致使大量行政犯逃脱刑罚处罚。
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两机关在执法资源合理分配、执法程序要法定等问题上达成默契。然而，构建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不仅要强化认识和技术判断，而且在制度设计上要兼顾两大执法体系的特点，找到它们的契合点。
三、完善衔接机制：民航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之良性互动
民航行政机关在执法中陷入两难境地：若其动辄将类似干扰行为移送司法机关，则自身面临社会的广泛诘难；若不移送，又存在以罚代刑、有罪不究的嫌疑。本文认为构建完备的衔接机制，需多策并举，顺应《国际航空安保公约》的发展趋势。
（一）衔接的前提：严密民航刑事法网
法网不严，该入罪的没有入罪，突出表现在对严重违法的“空中任性”行为未能追究“空闹着”的刑事责任。堵住衔接机制的漏洞，推动刑事立法由单轨制向双轨制转变，即自然犯规定在刑法典中，行政犯基本存在刑法之外，铺起一张刑不苛严但罪状严密的刑事法网是防止“漏网之鱼”的治本之策。鉴于“万能”条款的模糊性及适用的任意性，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将其表述为“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这不仅有利于实现犯罪的一般预防，告诫一般违法行为人如果逾越“法律的红线”就会受到刑罚制裁，而且提醒行政执法人员不能擅自以罚代刑，而应将涉嫌犯罪的案件立马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民航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有效衔接，离不开民航行政法律规范和刑事法律的基础保障性作用。严密民航刑事法网，适度降低入罪门槛，在刑法结构的设定上做到“严而不厉”，避免出现民航行政法律规范与刑法衔接的空档。
（二）衔接的重点：完善程序移送机制
程序移送是行政执法转向刑事执法的一座桥梁，完善程序移送机制是畅通二者衔接的重中之重，而畅通案件移送的渠道和加强部门间的配合是有效实现路径。针对当下民航领域大量应当移送的案件进不到刑事诉讼程序的现状，可以适当降低移送案件的标准，不必苛求民航行政机关对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违法行为查证属实，而只需证明违法事实涉嫌犯罪即可。同时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和办案人员的相互配合，着重提升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从而高效率地完成案件移送的相关工作。
（三）衔接的关键：强化我国刑法与《国际航空安保公约》的衔接
“条约必须遵守”是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缔约各国所应履行的国际义务。我国立法和行政机关在其职责权限范围内初步构建了由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组成的航空安保法律体系。面对国际恐怖主义新威胁，强化国内刑法与国际公约的衔接俨然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
我国刑法在应对与国际公约规定的犯罪行为衔接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设立新的罪名还是纳入现有罪名？不能一概而论，本文同意“能纳入刑法现有罪名的应尽量纳入，或对现有罪名进行修改后纳入，不能纳入的再通过设立新罪名的方式解决刑事责任追究问题，”[5]的观点。鉴于破坏交通工具罪适用范围过窄，可将尚未达到“使航空器发生倾覆或毁坏危险”的危害民航运输安全的“破坏航空器”的行为作为犯罪以明确该罪的适用；针对威胁实施劫机、爆炸等行为是编造的，可以纳入适用我国刑法中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至于威胁实施破坏航空器等危险行为的，可按其所威胁的内容认定罪名。总而言之，加强刑法条文的立法针对性是其方向，可对一些具体犯罪予以专门规定，以实现我国刑法与国际航空安保公约的有效衔接。
[ 注 释 ]
①公共秩序犯属于行政犯的一种，侵犯的法益是公共秩序，如违反特许权使用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弹药，违反交通运输法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等等.
②以危害程度的轻重、违法性质的不同，非法干扰行为可分为三种类别：一是非法干扰的严重犯罪行为；二是严重违法和虽构成犯罪但犯罪行为轻微；三是违反机长命令，扰乱机上秩序与纪律的行为.本文在论述民航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问题时所涉及的案例主要针对的是第二类非法干扰行为.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22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参 考 文 献 ]
[1]邹伟.行政学概要[M].广西：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
[2]黄明儒.行政法比较研究——以行政犯的立法与性质为视点[D].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
[3]张君周.国际航空安保公约中的非法干扰行为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214.
[4]刘晓山.论散布“航空诈弹”行为的刑法规制[J].法学评论，2014（1）.
[5]刘晓山.论<国际航空安保公约>非法运输类犯罪及其与我国刑法之衔接[J].武汉大学学报，2015（3）.
作者：刘晓山 江小根
第二篇：实施农业综合执法提高农业行政执法能力
摘要：中共十五大上中央提出依法治国方略、18届三中全会对法治中国做出安排部署，农业行政执法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三农事业的发展和完善，2008年农业部提出农业综合执法3年目标责任，2011年全国98.2%的县实行农业综合执法。对当地的农产品质量提升，农业生产安全保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实施农业综合执法以及提升农业执法水平在当前时期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所在。
关键词：农业；综合执法；执法水平
引言
2004年3月国务院国发[2004]10号文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印发，2004年11月农业部农政发[2004]4号农业部关于继续推进农业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意见印发，2008年12月农业部农政发[2008]2号文件农业部关于全面加强农业执法扎实推进综合执法的意见印发
截至2011年底，全国已有30个省、237个市（地）、2286个县（市）开展了农业综合执法工作，县级覆盖率达到应建比例的98.2%，农业综合执法县级全覆盖目标基本实现。经过数年的发展，很多农村的执法大队通过强化综合执法队伍的管理和相应制度的建设，有效的提升了执法大队的业务能力，对于当地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水平的提升，农业安全以及社会和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不过农业综合执法在部分地区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法制观念薄弱，综合素质相对低下的问题，因此加强农业综合执法队伍的建设，提升农业综合执法水平就显得尤为重要。
1 加强农业综合执法的主要措施分析
1.1 加强农业综合执法体系的建设 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要设立综合执法机构。很多县市为了加强农业执法水平，对农业执法资源进行了整合，需要编制部门批准设立相应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并明确综合执法大队的组织结构，形成农业综合执法的骨干力量。第二要明确综合执法大队的执法职能，一般而言目前综合执法大队的主要职能主要是负责农作物种子以及农药和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的监管以及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管理、对植物新品种以及农村野生植物的保护。第三要完善执法手段，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着手，一方面要保障执法机构的经费，这需要政府将其纳入财政经费预算，确保执法的有序进行。另一方面还要完善执法手段，在执法过程杜绝暴力执法的问题。1.2 注重执法规范建设
为了保障农业综合执法行为的公正公平公开，需要组织全体综合执法大队人员认真学习，提升综合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并聘请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法律专家进行培训，还需要建设公平公正公开的执法规范制度，执法人员要通过培训进行上岗，在执法过程中要要进行亮证执法，并根据上级主管部门和相关的法律文件行使行政处罚权利。违法案件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在执法过程中要做到三公，行政处罚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1.3 完善执法制度建设
这需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完善，首先要建设投诉举报制度。在综合执法大队设立举报电话，综合大队的办公室需要配置专业人员受理投诉举报工作，并接待投诉举报人，并如实登记当事人的相关联系方式，当出现投诉或者举报之后，需要在两个小时之内将相关情况向综合执法大队队长回报。然后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于违法机关效能建设的相关规定，并被直接服务的对象投诉，或者是违反了国家新规定的行风建设行为规范，存在明显的吃拿卡要等行为，以及严重影响到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的执法形象是，都要给予责任追究，刑事案件交由司法机关处理。第三要建立备案制度，当综合执法大队出现行政处罚金额超过2000元或者以上的案件，则要报给上级主管部门备案。第四要建立报告制度，遇到重大以及突发性的农业安全时间要随时报告相关部门。
1.4 完善执法监督制度
有了综合执法大队，就要有相应的执法监督人员，因为目前综合执法大队还属于行政系统，其执法范围相对界限模糊，如果缺少了相应的监管，很容易造成执法存在问题，因此很多城市农村在建立综合执法大队的同时，还聘请专业的监督员，对综合执法大队的执法进行有效监督，这能够有效的促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将执法工作落实在公平公开公正的环境下执行。在提升执法水平上具有非常明显的效果。监督管理人员日常的监督主要包括是否建立了农资商品经销台账，是否出具信誉卡以及是否出现经营假劣伪冒农资产品，对辖区之内的农资门店定期进行监督，配合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展开农资市场整顿，特别是对高毒农药的整顿。
2 总结
随着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以及农村经济规模化的发展，通过成立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等执法组织来加强农村执法，对于促进农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除了设立相应的执法机构的同时还要完善相应的制度，特别是监督制度，才能够更好的提升农业执法水平，为我国农业发展提供安全上的保障。
参考文献
[1] 朱华兴，潘锦平.加大农业综合执法力度势在必行[J]. 中国牧业通讯. 2010（01）
作者简介：曾文钢（1974-），男，云南巧家人，硕士，农艺师，研究方向：农技推广、农业行政执法。
作者：曾文钢
第三篇：加强执法司法制约监督 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规范高效的制约监督体系，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高司法公信力。政法机关要在深学笃行上下功夫，努力提升执法司法的质量、效率和公信力。
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始终确保执法司法工作正确方向。把握政治方向。政法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没有脱离政治的业务工作。各级党委政法委和政法单位党组(党委)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和湖南省委《关于贯彻〈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扎实做好新时代政法工作的意见》精神，完善做到“两个维护”的各项制度，健全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完善政法机关政治督察、纪律作风督查巡查等制度，严格执行政法机关党组织向党委请示报告重大事项等制度，确保党的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到位。坚守价值取向。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生命线，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要以加强政治建设为统领，引导政法干警坚定理想信念、确立法治信仰，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剑，以实际行动維护社会公平正义。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带头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法治的真诚信仰，为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创造良好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强化责任导向。加强对执法司法工作的领导特别是强化执法司法监督，最根本的是强化党的领导监督，最关键的是发挥好各级党委、党委政法委、政法单位党组(党委)的责任主体作用。要推动强化各级党委对政法单位的领导监督，着力构建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领导监督体系。进一步强化党委政法委领导监督，推动完善“协管”“协查”机制，落实政法委员会议事规则、委员述职等制度，突出加强党委政法委对政法单位的执法监督。充分发挥政法单位党组(党委)在执法司法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完善落实党组(党委)成员依照工作程序参与重要业务和重要决策制度，确保宪法法律正确统一实施。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执法司法工作的新期待。牢固树立执法司法为民理念。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高度统一起来，解决“为谁执法、为谁司法”的问题，始终以人民呼声为信号、以人民满意为标准，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执法司法活动全过程。密切关注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新需求，依法办理各类案件，加强执法司法保护，创新便民利民机制，不断拓展执法司法为民新举措。扎实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按照“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要求，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乱作为、不作为以及不公、不廉等执法司法突出问题，在抓好学习教育、筑牢政治忠诚的基础上，深入推进查纠整改，着力清除害群之马、整治顽瘴痼疾。自觉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执法司法工作做得怎么样，人民群众感受最直接，也最有发言权。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主动将执法司法活动向当事人和社会依法公开，畅通社会公众监督渠道。充分尊重、支持、保护当事人及其律师行使权力，推进执法司法人员与律师互督互评。切实保障群众参与、监督执法司法活动，让群众充分享有知情权、行使监督权。自觉接受舆论监督，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坚持推进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执法司法制约监督制度机制。完善政法部门之间制约监督机制。以政法部门之间制约监督为关键，注重质量、兼顾效率，做到既配合有力，又制约有效。各级党委政法委要支持和监督政法各单位依法行使职权，指导和协调政法单位密切配合，推动健全完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分工负责、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有效发挥法院审判对公安侦查、检察起诉的制约引导作用。强化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创新法律监督，完善刑事、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和公益诉讼检察案件办理机制，拓展监督广度和深度，促进审判机关、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依法正确履职。完善政法各系统内部制约监督机制。针对执法司法活动专业性强、自由裁量权大、改革放权后分散行权等特点，建立完善权力清单制度，真正做到放权不放任。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机制，健全类案和关联案件强制检索制度，健全审委会、检委会讨论决定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机制，规范案例指导制度，确保司法标准统一。完善审判机关审级监督和审判监督制度，强化院庭长对“四类案件”直接审理和有效监督。优化各级检察机关分工负责、各有侧重的法律监督工作格局，强化对下级检察机关的领导与监督管理，建立完善案件管理与检务督察衔接机制，同步加强对“案”和“人”的监督。完善公安机关侦查权与羁押权“内分”模式，全面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深化受立案改革和刑事案件“统一审核、统一出口”改革。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对监狱、戒毒、社区矫正、司法鉴定、公证、仲裁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监督管理，特别是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全流程监管。完善智能化管理监督机制。智能化是执法司法制约监督的重要手段。要以网络化、数字化为基础，以人工智能为核心，推进政法系统智能化转型，为执法司法制约监督提供强大技术支撑。要加快推进政法系统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建设，构建跨部门数据共享、执法办案协同新模式，实现人机协同、联创共建的高水平。强化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科技手段应用，切实提升制约监督效能。发挥全省政法系统智能化建设协同创新研究院的牵引和支撑作用，推进智能化监管平台建设，提升执法司法智能监管水平。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省委依法治省办副主任、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司法协调小组副组长)
作者：田福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