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宏观经济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新政治经济学以使用经济学现代方法对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研究为核心，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新发展。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研究对象是政治对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的影响。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对当代宏观经济理论的影响，则表现在研究形式和研究方法所做的创新。
第一篇：宏观经济学论文范文
宏观经济学的困境
摘要：在人类思想进化的历史长河中，绝大多数时间，经济问题都是处在边缘角落之中，“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大厦坐落在这个思想轴线的最末端。因此，当我们想回溯思想史去认识信用与货币的关系时，重新回顾当时人文学科的相关思想进展，回溯当时货币与市场交易的基本形态，对经济信用与货币的关系从人文学科视角再综合的过程是必须的。
关键词：经济学理论;科学哲学;经济史
一、 宏观经济学理论概述
经济思想史纷繁复杂，各个学派、主义之间争论不休，其最重要的争论之一是货币理论的定位。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议题便是如何将货币理论纳入现代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中。这其中所折射出的无奈在于当下我们能够拿出来最好的分析框架中，竟然无法将经济结构中最为重要的角色——货币有效地纳入其中。
现代经济学分析货币理论隐约存在一个主线，即货币的中性与非中性。在新古典主义分析框架中，在纯逻辑推论下货币是中性的，并基于此通过从古老的“面纱理论”到现代的“货币数量论”不断强调货币在时间维度上的无效性。而另一派经济学家自亚当.斯密到凯恩斯都不断强调货币“需要作为一个真实的决定因素进入经济体系”。基于这个主线，其最为重要的延伸讨论在于货币数量的管理，即货币政策的实施原则与形式。在此基础上，中性货币理论主张盯住通胀，规律币值，而非中性则强调盯住失业率和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
基于经验、事实与逻辑的货币理论之间很难相互驳斥，而货币的形态与作用在短短百年的争论中也不断变化。这使得任何通过事实和经验对货币的定义都存在困难。也正是这个原因，通常基于货币的三个基本职能来定义货币，即交易职能、储藏手段与计价工具。正如瞿强的分析，也许“正是由于对不同功能的强调，才形成了不同的流派”。货币理论则通过对于不同职能的强调形成了各自的观点与政策主张。其中既有自门格尔提出，帕廷金改进后经由弗里德曼归纳提升广为流传的货币主义，或者说货币数量论的簇拥，他们强调货币在经济运行中的交易职能，并基于此形成货币中性理论。另外，凯恩斯及后续的凯恩斯主义追随者们强调货币的价值储藏职能。通过将货币视为一种资产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得出不能盲目的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需要重视市场自身诸多不确定因素的积累过程，例如市场赋予货币的一些特殊作用。最后伴随20世纪第三个科技革命中不断涌现出的新理论以及科技所带来的应用与遐想。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新货币经济学”(New Monetarist Economics，简称NME)，他们强调类似于金融交易所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在商品领域的延伸使得构建一种完全不需要货币的“精密的物物交换”成为可能，从而实现交易媒介与记账功能的分离，达成一揽子商品对一揽子商品的计价形式，从而实现实际经济真实的“中性”。不同于数量论学者的逻辑推理，NME直接提出通过中央对手方清算取代货币交换，正如新货币经济学的提出者罗伯特.霍尔所言：“一般均衡框架中不能引入货币不是这个理论的缺点，货币理论家的任务是取消货币这种‘人为的扰动’，而维护一般均衡”。这种原旨主义的论述先不论其主张的优劣，但这种与现实状况渐行渐远的理论确实对于现实问题缺乏足够的帮助。也正如所见，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宏观经济学的各种观点依然缺乏明确和统一的解释框架。
二、 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批评
2016年9月，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保罗.罗默撰文《宏观经济学的缺陷》(The Trouble With Macroeconomics)，此文实际上是对于著名物理学家李.斯莫林一篇关于当代理论物理学问题研究尤其是“超玄理论”的批评。斯莫林批评的对象是自爱因斯坦创立“广义相对论”以来，经历杨振宁以及米尔斯的“非阿贝尔规范场”的成功之后理论物理学界逐渐将理论的数学美与现实性划等号。伴随着物理学界“超对称性”概念的不断精进，理论物理学家越来越有枉顾现实研究结果而埋头于理论“美”的研究，甚至出现“拉帮结伙”抵制不同思想的情况。阿贝尔规范场的创始人韦尔有句名言：“当美与真发生矛盾时，我选择美”。罗默在同情斯莫林的同时悲伤地指出，在经济学理论界，也出现了类似“超弦理论”式的悲剧，经济学的问题甚至比前者更加糟糕。宏观经济学家越来越沉迷于数据工具和精致的假设模型之中。这种枉顾现实，并且“拉帮结伙”抵制不同意见的情况正在促使“宏观经济学研究”发生倒退。正如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英国女王对经济学家责问：“既然你们是研究经济学的专家学者和教授，那为什么没有人能够预测到危机的发生?”经济学家们要么哑口无言，要么向卢卡斯一样通过诡辩“经济学业已证明，此类事件是不可预测的;因为，假如此类事件可以预测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据此作出反应，从而避免它的发生——于是，这个预测就成为错误的了”来搪塞真正的问题。但市场并不会给沉默或者诡辩好脸色，货币经济学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如果主流宏观经济学家给出足够有力的解释，那市场自然回去寻找他们需要的答案。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诸如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y Theory，MMT)、国家资本结构理论 等等来自非主流的经济学者以及金融市场的研究者开始绕开经典理论框架搭建自己的宏观分析框架。
以现代货币理论为例，其核心内容是国家货币理论，将中央银行与财政视为不可分割的一个主体。由于税收必须以本币形式缴纳创造了对于本币的刚性需求，而中央银行不会拒绝购买财政部发行的国债，因此，从现实角度出发，对于主权货币国家来说不存在财政预算约束。其次，按照戈德利的部门余额分析法，如果将政府(将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一道成为一个经济主体)部门、私人部门以及国外部门看作经济体的三个主体有：
政府部门余额+私人部门余额+国外部门余额=0
在一个封闭经济中，当国外部门余额平衡时(即余额为0)，私人部门的净金融资产余额互为相反数。由于将財政和货币部门当做同一个经济主体，因此有中央银行购买财政部发行国债进行“债务货币化”实际是将政府资产负债表中的“活期存款”替换成了“定期存款”，私人部门净金融资产不发生变化，而只有政府部门余额变动才会改变私人部门净金融资产。换句话说，财政赤字和货币超发是私人部门净金融资产的来源，追求政府盈余的政策主张对经济是有害的。
尽管主流经济学界诸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格里高利.曼昆以及著名的学院派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都是现代货币理论的反对者。但是从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桑德斯，到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都是现代货币理论的支持者。正如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哈祖斯所说：“我不在意MMT的意识形态是左还是右，我只关心能使我预测更准确的东西，而MMT中的一些观点就很有用”。MMT所讨论的货币理论是否构成了对经典理论的冲击暂且不论，但不得不说，MMT的流行是市场对于当下经典货币理论投下的一张不信任票。
三、 历史学家
正如格特勒在试图解释“次贷危机”时寻找1987年构建的DD模型一般，面对真实演化过程的信用分析思想，需要溯源到更早之前的经济学思想之中。尽管这种演化分析的思想受到很难与主流宏观经济学演化方法相容，并且隶属于诸多不同的学派，但我们能够看到许多学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以及学派上从不同视角思考宏观经济学。经济学面对当下的困境时，自然吸引了社会科学其他方向的关注和支持。当然，也正如我们对于早期经济学者的观察一般，经济学家本身自然而然的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学、社会学以及哲学根基。
其中英国历史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其晚年著作《论历史》中就单独辟出了两章内容来讨论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作为历史学家，艾瑞克首先将关注经济学发展的转折点放在了19世纪80年代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关于经济学的方法论之争。尽管不得不承认最后历史学派在这场论战中完败，并在此之后逐渐销声匿迹，但从后世结果来看有三点结论：第一，当时的胜利并不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明确，当时后续不论是德国还是美国的经济学家都没有完全追随奥地利学派的理论;第二，奥地利学派的胜利并不像后世任务的那样是依靠经济学对现实的价值大小作为基础的;第三，论战之后经济的衰落与发展与是否出现“优秀的”经济学家似乎没有关系。艾瑞克总结道：“德国从杜能以来就没有出现过什么有名的经济学家，而它的经济并没有因此而受害。1938年之前的奥地利，有许多优秀而杰出的经济学家，政府也经常向他们咨询，但奥地利的经济也不见得有多好。到了1945年之后，奥地利的经济学不如以往，但其经济也没有变差”。这场论战使得：“意识形态在争论中占了重要地位，纯理论与历史站在逐渐加宽的鸿沟两边，彼此敌视，一边忽略实务，另一边则忽略理论”。这给后续的经济学发展带来了极不好的影响。尽管不承认后世围绕古典主义建立的经济学大厦的成就是无知的，但作为历史学家的艾瑞克仍然认为，经济学在遇到困境时应该至少从历史学派中汲取两点重要的成果：
首先是持续不断地对经济及其经济事实进行严谨的研究。在谈到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时，艾瑞克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精心抽象化、一般化又再次限制了它对经济史的接受度”，抽象化的模型当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经济学的内在基本规律，但过于抽象的思维方式不用说讨论当下的经济问题，在历史学家看来这种模型在解释历史问题时“除了用来帮助思维训练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用处”。其实，尽管历史学派很早就宣告了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失败，但是并不缺乏后续的支持者。比如20世纪早期出现在牛津大学的卢森·史密斯和贝弗里奇，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集结的制度经济学者、费边主义者，以及后续美国出现的制度学派这些以支持经济学应当从调查研究入手的学者后续要么投入到公职工作之中，要么坦然接受了非主流经济学的头衔。从某种角度来说，主流经济学的选择使得经济学作为人文社会学科很大程度上关闭了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交流通道，也使得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与实践的缝隙逐渐演变成鸿沟。
其次，是经济学对于自身定位的问题。经济学始终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摇摆，但无论如何都需要承认经济问题本身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人的问题，不是自然的问题。完全将经济理论从社会整体中独立出来，枉顾个体在其任何决定中都必然包含所有社会因素的做法實不可取。社会制度、社会环境、人口结构等等问题都要找到被纳入经济分析的入口。一旦脱离历史，脱离实际，经济学将成为无舵之舟。
四、 来自哲学的困惑
正常来说，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应当作为科学哲学在具体领域的应用，正如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家如马克·布劳格等人都如是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及许多更早期的经济学家都有很明显的科学哲学功底。但90年代以来至今波普尔、马克斯·库恩以及拉卡托斯等主流科学哲学家及其方法论对于经济学的影响都在减弱。其中一个方面的原因是经济学的诸多理论与科学哲学理论越来越难以兼容;另一个原因也是自罗蒂的《哲学和自然之镜》出版之后，经济学方法论与科学哲学的对立得到了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的包容，黛尔德拉·迈克洛斯基的《经济学的花言巧语》和罗杰·巴克豪斯编的《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的出版为后现代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为什么科学哲学对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甚微?科学哲学自波普尔以来最为重要的核心是：“A theory cannot be proven;it can only be confirmed”(科学定理不能被证真，但是可以被印证)但当下，经济学的许多理论与观点却是“A theory must be proven，but it can not be confirmed”(定理可以被证明但无法被印证)。具体来说，科学哲学作为一般性科学的方法论，不求科学理论的真，求的是科学理论可以被事实推翻但没有被推翻。这就要求科学理论至少具有两个特征：第一是理论的要素和结果都能够被现实观测;第二是能够存在被现实推翻的可能性。但伴随着福利经济学、博弈论以及越来越复杂经济学理论拓展，经济学的许多理论的核心要素诸如幸福与否、博弈对象的内心活动等等根本无法被现实观测更遑论通过现实结果来推翻，但从逻辑上，这些理论都是能够被证明的。
五、 困境与展望
我们从现实对于经济学的需求与经济学供给严重不足出发，一路分析了当下宏观经济学发展的困境。并进一步借鉴了来自历史学、哲学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对于经济学科以及货币经济学的思考，试图提炼出来的是宏观经济学当下所面临的三个真正困境。第一，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对于逻辑演绎法的重视以及对于归纳法的忽视使得过于抽象和简化的模型无法对现实世界提供足够的帮助;第二，宏观经济学的困境来自于其微观基础的缺失，如果无法有效的将信用、货币、金融机构等要素及其行为模式纳入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宏观经济学将很难进一步发展;第三，货币的定义伴随着近百年来金融市场的变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其中大到金融市场的结构、小到货币的统计范围都发生变化，我们在试图从不同年代的理论中求真的过程中不能忽略这个问题，在后续的思考中必须明确的定义许多概念的界限。
首先，尽管熟悉历史的读者能够知道发生在20世纪早期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论战结果受到来自许多更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后续意识形态的影响，当然也不能否认历史学派在缺乏足够的逻辑推演时单纯对于历史简单归纳的结论很难令人信服。施莫勒及其他历史学派学者已经被归类为业余经济学者，或成为“经济史学家”。但当下宏观经济学基于瓦尔拉斯均衡的推演使得宏观经济学在现实中的地位越来越尴尬，货币既无法作为一个有效地要素进入经典分析框架，也无法对现实世界提供足够的解释和帮助。与其在后现代主义的框架中寻找“共同话语体”，不如跳出原有的分析框架先明确现实世界存在的要素必然“存在”。货币、信用、金融机构他们各自的来源、规模、运行模式的研究不可或缺。
其次，我们应当意识到货币、信用以及金融机构的运作有着各自不同的模式与规律，将其含混的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必然造成诸多错误。当下的货币及其所包含的国家信用、外国信用、金融部门信用、企业信用以及消费信用使得对于货币现象的分析纠缠不清。厘清货币与信用的关系，将信用分析从货币分析中剥离出来将会使问题变得清晰一些。这样的划分会存在许多好处，诸如我们确实能够“想象”货币是中性的，但一旦涉及信用，很明显能够发现信用并不是中性的，信用一经确立，便无法在伴随中性的变化进行修正。从而将信用理论从货币理论中分离出来，将货币规模、信用规模的分析从货币二分法的框架中解脱。
最后，构建更为牢固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如在信用领域，不同于货币模糊的将一切经济事物归纳为规模(货币数量)以及价格(利率)，信用是具体而明确的指向真实世界的。无论多么复杂的金融衍生品都不可能脱离其具体的资产，对于信用的分析不同于对于货币的分析，信用背后都有明确的对象。不同对象是确定的资产，确定的信用期限，确定的价格，并且这种信用结构是很難被逆转的基于债务一一对应着真实世界的资产。对于货币规模以及利率的关注可以基于信用市场的毛细血管为我们打开宏观经济学通向实体经济的窗口。
参考文献：
[1] Paul Romer，The Trouble With Macroeconomics，ht- tps：//paulromer.net/the-trouble-with-macro/，2019.
[2] Lee Smolin，The trouble with physics，http：//l- eesmolin.com/the-trouble-with-physics/，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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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瞿强.货币理论的困境与展望[J].经济学动态，2005，(4)：86-90.
[5] 刘洪军.西方货币理论的逻辑矛盾及其根源[J].南开经济研究，2004，(2)：46-50.
作者简介：周泽伽(1989-)，男，满族，湖南省湘潭市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金融学博士生，研究方向：宏观金融与信用理论。
收稿日期：2019-08-13。
作者：周泽伽
第二篇：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
摘 要：新政治经济学以使用经济学现代方法对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研究为核心，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新发展。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研究对象是政治对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的影响。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对当代宏观经济理论的影响，则表现在研究形式和研究方法所做的创新。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
“政治经济学”一词出现于17世纪的西方，作为一门学科则形成于18世纪70年代，其标志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问世。“政治经济学”一词从其起源就一直含有管理、控制甚至自然规则的涵义。后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写作的主旨为研究生产和分配规律的《经济学原理》中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探寻社会现象规律的科学。自19世纪末，“政治经济学”一词逐渐被“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的“管理、控制”涵义也由此变得不明显了。在1932年罗宾斯的一篇著作里，以边际主义的形式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因为愿望和稀缺之间的关系意味着经济学可以取代政治经济学”。[1]至此，“政治经济学”被“经济学”取代，但政治经济学的“管理、控制”特征仍是区别于经济学的，其研究对象是国家、公民以及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和规律。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等为代表，呈现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即以政治和经济、社会和个人、国家和市场之间相联系的现象和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为工具来研究政治过程以及政治过程对经济的影响，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被称做“新政治经济学”。从研究内容来看，新政治经济学秉承了政治经济学“管理、控制”的原始涵义，因此，它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延续与回归。
一、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
新政治经济学是对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研究，它仍然可以从层次上划分为微观与宏观层次。它的微观层次主要是研究政治对个体、企业等经济主体的影响;它的宏观层次即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主要从宏观角度考察政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政治与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相互影响。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从研究方法上摒弃了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一系列的非现实假定，它的出现和发展将使政治经济学重归经济科学的核心地带。
1.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是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创新
经济学是一门解释的学问，即为现实中出现的经济事件或问题提出理论上的解释，然后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思路，所以经济学的发展都是“问题导向”的。这点在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中体现得更为明显。然而，20世纪初，执西方经济学界之牛耳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满怀信心地宣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到此已经确立且无争论的余地，所以，下一代经济学家将可以放心大胆地将主要精力集中于这些原理的应用，以适应现实世界中各种体制与实践方面的千变万化。但是我们看到，马歇尔的断言是错误的。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发表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尽管已经出版半个多世纪，但凯恩斯对经济理论的贡献问题，至今在学术界仍存在激烈的争论。原因就在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现象，但对解释70年代的“滞胀”现象则显得力不从心。这为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等人的反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契机。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虽然在理论和方法上 “推陈出新”，但是20世纪的经济状况毕竟不同于亚当·斯密时代，因为各种各样的垄断和市场不完全(而不是完全竞争)支配着经济活动，公共部门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把各国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由放任主义似乎已经不合时宜，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适度干预和调节是必不可少的，这又为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准备了条件。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在经济学界获得了支持，其政策主张又赢得政府的垂青。20世纪下半期以来的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扩散，重新焕发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问题的兴趣，由此导致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提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复兴。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来看，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是批判与反批判的主要对象。凯恩斯革命是对古典传统的全盘否定。自20世纪60年代的货币主义开始，古典传统得到逐步恢复，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则部分复兴了古典主义的一些思想和结论。在这种向古典经济学传统复归的过程中，一些新的东西被添加了进来。弗里德曼在很大程度上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但是他系统地研究了货币需求函数，把粗糙的货币数量论改造成“名义国民收入的货币理论”，并用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来支持他的理论。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不但提出了很多新的东西，如理性预期假说、卢卡斯总供给函数、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实际的经济周期模型、“校准”方法，而且修改了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假设和结论。向古典经济学回归的趋势不但出现在20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而且也出现在非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
然而，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首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古典经济学，但这种复兴只是片面的，或者说基本的研究基础和方法并没有根本改变。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分析问题是以给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以及既定资源条件为出发点，研究经济行为者如何最优地对强加给他们的假定条件做出反应。这些假定无疑强调了严格定义的约束条件和市场环境约束下的消费者和企业的最优化，给定条件的变化被看作是外生的，或者完全不给予解释，或者把它留给其他学科。很明显，经济行为者的创造性活动在这种理论体系中是没有地位的，包括由人与人之间竞争联系到的社会关系本质，当然政治因素也遭到淡化。仅仅以直觉就不难发现，新古典宏观理论的假设和命题与现实相距甚远。正如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痛斥的，现代经济学已日益成为一种为自身而所存在的智力游戏。而且，“克莱默和考兰德对美国顶尖大学研究生的一项调查揭示了一种骇人听闻的状况：这些年轻的和未来的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或者对经济学文献没有兴趣。他们精明地感觉到，在经济学这个专业上的成功主要是取决于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知识”。[2]。这实在是对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背离。其次，在新古典经济学这种貌似 “科学”的体系中，经济学家们也丧失了作为社会科学家对弱势群体以及人类自身命运深切关怀的人文精神，新古典宏观理论必须解释或者不得不解释的主要问题正是源于这种现实。这种非现实假定和对非技术因素(如社会关系、政治因素等)对经济的影响研究的缺失导致其无法完成宏观经济学的神圣使命。正如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所宣布的：“新古典经济学、金融等不是未来的潮流，因为如果没有考虑文化、政治和种族的性质(ethnicity)，我们就不能理解个人和团体的人类行为，就不能解释21世纪的复杂性”。[3]
从上述宏观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和存在的问题来看，向古典的“社会或政治关系因素”回归是其重要特点之一。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把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等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恰好顺应了宏观经济学的融合方向，它的出现不仅将使政治经济学重归经济科学的心脏地带，而且也将导致政治经济学已有的传统出现重大的范式转变。[4]
2.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从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和“经济”具体分析。
“政治”是指一个社会运用国家权力做出“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和“如何得到”的决策，该过程是一个集体选择的过程。由于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集团、群体和党派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其利益是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的，这就需要社会在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和竞争性的利益中做出选择。政治过程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它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一个社会内部地区与地区、部门与部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还包括集团关系、群体关系和党派关系。推而广之，由于政治还包括国家之间的关系或多边关系、地区联盟、国际组织和全球性协议等，这便是国际政治。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中 “经济”的涵义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学所下的定义，也就是它研究稀缺的资源如何在不同的用途中进行配置，收入或社会产品如何通过分散化的过程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经济也是一个决策的选择过程，它要选择“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不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是一个分散的选择过程，而不是集体选择过程，经济决策通常是由理性的经济主体(个人或企业)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在市场上分散做出的。因此，政治主要研究权力、决策程序和社会利益;经济主要研究资源配置、收入和财富分配，以及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既有一致性，又有矛盾性。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还包括社会、文化及其他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反过来分析经济对社会其他方面的影响。由此，政治经济学成为了一个“交叉学科”或者是“社会科学”。当代西方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权威罗伯特·吉尔平甚至拓展了这一学科在国际经济学中的应用，即应当是“分析在现代世界中由于国家和市场的并存和动态上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的一个研究领域”。[5]因此，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一个国家中政治对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的影响，包括宏观经济运行主体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社会利益矛盾性等问题。当然，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和利益的不一致性也是宏观经济学中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对象之一。
3.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学科区别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科都是新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对于新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存在异议，有人仍认为新政治经济学并非政治经济学，而是受新古典经济学派布坎南等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应叫以研究对象领衔的什么经济学，如政策经济学、行政经济学、公共选择经济学等。[6]这种观点把新政治经济学等同于公共选择理论、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把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大大缩小了。
本文认为新政治经济学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兴，是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式。它的古典形式是由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等经典作家获得的不同表述，即在“资本与劳动”利益冲突的格局内，探求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及政策。而它的现代形式，“相对于丰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的关系”。[4]政治经济学与新政治经济学的涵义实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新政治经济学是以运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正规技术工具来考察政治学对经济学的重要性为特色的。这种延续性同样适用于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
对于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许有人会认为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与公共经济学(或公共财政)及公共选择等学科似乎类似。其实不然。以阿罗和布坎南的理论为例，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其主要结论被概括为“不可能性定理”;布坎南的思路，其主要论证可以概括为“立宪商谈”——以比较小的代价在特定群体内部达成比较一致的同意，但绝不追求公共选择的逻辑自恰性。上述二者都包含着政治经济学和康德所定义的“公民社会”的主题——自由意志寻求使全体自由意志享有等度自由的社会秩序。公共经济学通常涉及的是公共部门的经济学，即政府的经济决策如何影响经济参与者。实证公共经济学研究税收或支出政策对个人和厂商的影响，这显然是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而且，在阐述税收和支出政策是如何选择的问题时，公共经济学主要是从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即把政府的福利最大化目标作为既定的，然而探索税收与支出政策，而不是用直接“命令”来实现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这是规范公共经济学学科范围的事。此外，公共选择涉及的是研究决策机制本身，强调的是运用经济分析工具去研究集体的选择。正如穆勒下的定义：“公共选择可以定义为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方面的研究，或者说是经济学在政治学科中的应用。”[7]因此，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并不同于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选择理论。
二、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有很大不同，这点也表现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在自然科学著作中很少谈到方法论，而经济学著作中则在一开始就表述其方法论，如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均衡的概念等。经济学的宏观结论很多还需要借助计量经济学等来检验和应用，这就表明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是一种“解释性理论”的特征。在这里讨论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问题，其基础在于新古典理论作为一种范式其假设对于所要研究的现实问题是不适当的。目前，经济学和经济学方法论的所有复杂争论主要也在于这一点。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 “新”主要体现在方法论上。也就是说，这门学科的创新性并不体现在研究内容上，而是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它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弥补了上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重要缺陷。
1.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应用
随着经济学与政治学分化为不同的学科，经济学家的注意力离开了政治和制度因素。对方法论进步的追求，以及对更为严密的经济分析基础的期望是这种分化的重要驱动力。然而，对这种严密性的分析，使得经济学脱离了社会科学的本质任务。我们知道，现代经济学从基本假设出发，它分析价格、激励等各种间接机制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自利的经济人行为的相互作用来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进而探讨这种状态下的效率问题。从这一角度出发的基本问题，本质上是数学中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为了分析这一问题，现代经济学又形成了一系列的参照系，例如，阿罗—德布鲁定理、科斯定理和莫迪格利亚尼—穆勒定理等，这些定理大都建立在严格的数学证明基础之上。
当今迅速复兴的新政治经济学，广泛借用现代经济学业已形成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在分析政治因素对经济结果的影响时，其基本假设是无论政治家、利益集团还是单个选民，都是理性人，利用各种资源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中关于政治与经济制度的理性决策，可以使用现代经济学的数学方法来研究。运用现代经济分析，首先，是概念性的。它运用最优化、激励和约束等概念来考察政治现象。例如，经济学中的最优化理论可用于不同利益集团理性决策问题;代际交叠模型可用于研究政治制度和政治决策对经济增长和代际再分配的影响;博弈论的方法可用来研究政府承诺的可信性以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问题。其次，现代经济学还提供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例如，分析局部均衡下的资源配置及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效果，往往需要借助供给—需求模型;分析企业控制权的配置对激励和信息获得的影响，以及对公司治理结构的作用，通常需要运用委托—代理模型;分析组织内部的共谋问题、政府的行业规制问题以及集权和分权的利弊问题，又要使用非对称信息模型;研究经济增长、政府的财政政策和社会保障等问题，要用代际交叠模型;分析金融体制的脆弱性和金融危机问题，又要利用银行挤兑模型。这些模型是现代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分析工具，它们也基本上采取了严格的数学形式。由于现代经济学在研究的出发点、参照系和基本工具三个层次上都与数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形式化的数学模型就成为现代经济分析的重要工具和基本分析方法。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借助了现代经济学分析的概念和工具，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因此，宏观经济学之所以新，并不在于它研究的内容，而在于研究方法，即在于它广泛运用了成熟的经济模型;它的分析工具不在于选择机制本身，而在于经济分析工具的运用。
2.政治学与经济学分析相融合
早期的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个人和市场行为，而且涉及政治因素对经济结果的影响。因此，人们很容易认为，经济决策是在政治界做出的。但是，为了追求分析个人行为与市场的严密方法，经济学最终与政治学分离开来。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正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又转而注意政治如何影响经济结果这个老问题导致的结果。实际上，政治学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决策者往往会在考虑宏观经济问题并进行决策时关注其政治影响，这就为在宏观经济范围内研究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根据。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地区与地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或者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都在增加，这就使得经济问题就其性质和影响来说日益成为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则日益成为经济问题。国民收入增长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头等重要的经济问题，但是无论是从提高个人的生活水平来看，还是从提高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来看，它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党派之间的权力之争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但它又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权力之争的背后就是经济利益之争，争权是为了争利。政治舞台上的声音是经济利益的要求使然。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试图把观察社会的政治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结合起来，以便更好地认识这个社会的特征，更充分地把握这个社会的基本性质。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运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概念和技术工具，系统地分析隐藏在宏观经济学基本问题之后的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决策机制、承诺与信誉、法律制度和授权机构、收入再分配与公共品供给中的多相性及利益冲突、要素积累与经济增长、国际经济问题以及经济改革与经济转轨等问题。它的核心是研究政治力量如何影响经济政策，有效地将经济学与政治学融为一体，推动“新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总之，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的研究，重点不在于政治本身，而在于政治对经济的影响。
3.利益不一致性作为研究出发点
只有存在利益不一致性时，即社会参与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时，才涉及权力和授权问题。[8]对于新政治经济学的微观层面，利益的不一致性体现在个体之间的协商与博弈，而当一个社会的不同主体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性时，应该如何做出在总体上影响社会的集体决策，这就是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应该回答的问题。政治可以被看作是对集体选择机制的研究，探讨权力或职权是如何得到并如何运用的，可以被看作是运用何种机制进行集体决策这个一般问题的特殊形式。[9]
在上述基础上，我们可以再回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这个问题上来。“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它研究体现为目的与具有选择性用途的稀缺性资源之间关系的人的行为。”[10]因此，运用到政策选择上，包含着一个不明确的但至关重要的假设，即最优政策一旦被发现，就将得到贯彻实施。[8]政策选择问题只是一个技术或计算问题。一旦最优政策被计算出来，政策制定者就会实施，因此，这一决策可以被看作是自动的。也就是说，由于政策制定者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者，最优政策一旦得到，便会无条件地接受并贯彻实施。最优政策结果与实际选择的同一性，意味着所得出的结果是规范经济学，而立即进行政策选择就会以实证经济学而呈现。
因此，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这样一个过程，即研究首先从实际政策与“最优政策”不同这一事实开始。后者被定义为受技术和信息的制约，而非政策的制约。因为政策是可以随着最优政策的发现而短期变动的。面对利益冲突，政府所运用的政策选择机制很大程度上与仁慈的社会计划者所选择的结果大相径庭。这一实证观点暗含了一个规范的方法：规范政治经济学将探讨在现有的政治约束既定条件下，如何能够将社会很好地引导到实现特定经济目标这样的问题上。它不仅包括如何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克服政治约束，而且也包括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目标设计政治制度。
我们可以以一个例子来说明，假定一个经济正在经历恶性通货膨胀。显然恶性通货膨胀对社会所有成员都是不利的。技术问题是如何能够以最低的成本降低通货膨胀。曾经历过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经验表明，降低通货膨胀的必要措施是尽可能减少政府预算赤字。因此，福利最大化的政策制定者将会减少政府预算赤字。实际上，我们能观察到的情况是，在许多发生高通货膨胀的经济中，很多政府都难以做到尽快减少预算赤字，导致通货膨胀也在加速之中。其中最核心的障碍就是经济主体的利益不一致性。实证经济学的问题是，预算决策的政治约束是否能够解释这种拖延，以及拖延的时间长短如何反映解决预算冲突的不同机制。而规范经济学的问题是，如何设计政策，或者是涉及能够就如何减少预算赤字尽快达成一致的政策选择机制。
此外，在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上，居于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核心地位的利益不一致性还被用于研究经济改革与转轨、收入分配以及公共物品等问题。
总之，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以政治在宏观经济中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主体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社会利益矛盾性等问题为研究对象。它的研究特色在于，既在社会因素中凸现政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方面顺应了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复兴，又应用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利益不一致性为出发点对政治与宏观经济的关系进行研究。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将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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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Economics in Macro-economics
——From the Study Method of New Political Economics
JIN Wei-p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Key words: political economics in macro-economics;new political economics;study method
(责任编辑：刘 艳)
作者：靳卫萍
第三篇：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关系研究
摘 要：经济问题作为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的一种社会问题，世界各国都高度关注本国的持续生存、发展。现阶段，西方的经济学可以划分为微观、宏观两大部分，二者虽然研究的层面和角度存在差异，但实际上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并且同样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西方微观、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阶段，从二者的区别、联系阐述了微观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内容区别;层面区别;互补联系
本文索引：吴悠.<标题>[J].商展经济，2022(02)：-023.
进入新世纪之后，从国际社会发展看来，贫富对立、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纷纷出现，成为阻碍各国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就是资源有限及其分配不合理，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始终追求有效资源的合理配置、应用，这也是经济学领域高度关注的问题。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分别是从资源的配置、利用层面出发进行研究，二者之间既有关联，也存在着较大的区别。
1 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分析
1.1 西方经济学领域的萌芽、发展阶段
15～19世纪，西方国家产生的重商主义，本质上是针对现代社会中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层面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倾向于产品流通，且内容上主要以各类政策文件为主，在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中各项理论知识呈现出一种分散化的特点，这也是西方初始的经济学发展阶段。17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70年代，是西方的古典经济学阶段，亚当·斯密作为这一阶段经济学代表性人物，其出版的《国富论》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其中的理论更加提倡让价格这一类社会市场机制进行调节，使得人们在重视个人私利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有效分配。
1.2 微观经济学的形成、建立阶段
19世纪70年代～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领域出现的经济革命催生了新古典经济学，这也是微观经济学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随着效用价值理论的提出，后续相关经济学者将之发展形成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且边际效用价值论得以和生产费用论进行有效结合，形成了一个将均衡价格作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这也是微观经济学诞生的重要理论基础。
1.3 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阶段
现代社会的西方经济学是以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作为主要标志。在凯恩斯的研究中，立足总需求的角度，对国民收入决定进行分析，并使用有效需求不足这一方式很好地解释各个国家失业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一套国家政府干预经济、需求管理的具体办法。这种以国家干预作为基调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成为宏观经济学得以诞生发展的重要理论知识。
2 微观与宏观经济学者之间的区别
2.1 中心理论层面的区别
从微观经济学的层面来看，价格理论作为其核心理论，认为家庭和企业通常都会受到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价格的支配，产品的生产及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都需要由市场经济的价格决定，产品价格也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进行了有效的调节，这一理论提倡通过各类产品价格的调节来推动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国民收入在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占据着绝对的核心地位，提倡将国民收入的决定作用作为中心，将社会资源的利用问题进行有效研究，并以此作为基础，就国家内部国民经济体系的实际运行状态做出深刻的探究。
2.2 研究对象层面的区别
社会范围内的单个经济主体实施的各项经济行为是微观经济学研究主要的对象，宏观經济学则是将国民经济整体视为研究对象，其中自然是囊括了单个经济主体的各项经济行为及其问题，包括了家庭、企业，整个社会经济则是由各个单体经济单位组成的社会整体体系。由此可以看出，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便是家庭和企业经济行为，换言之，微观经济学更加提倡家庭如何将所得到的优先有效应用于各种物品的消费中，以此来最大化地满足家庭成员的具体需求，同时企业也需要将其有限的经营收入，在合理分配到各类物品生产过程的前提下，实现其经济利润的最大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居民个人、家庭及企业个体，在发展中追求的或者是正在实施的社会资源配置最优化行为是微观经济学得以诞生、发展、应用的前提条件，而宏观经济学则是从社会范围出发，研究、考察其内部的经济能力。
2.3 基本内容层面的区别
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来看，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厂商均衡理论等共同组成了微观经济学的重要部分，随着现代经济的持续发展，产权经济学、时间经济学等得以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体系包括国民收入决定、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
2.4 所用分析方式的区别
单体经济单位出现的各种经济行为作为微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其研究方式出现了个量化倾向，而宏观经济学因为立足国民经济整体实施问题研究、探讨，研究方式呈现出总量化发展倾向。简单而言，个体分析是针对经济变量的单向数值如何进行决定给予研究，比如某种商品的价格便是微观经济学中研究价格的主要组成范围，换言之，微观经济学更加倾向于针对价格这一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进行研究。总量分析则需要宏观经济学对整体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经济变量的决定、变动和彼此相互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并以这种分析结果作为基础，对整体社会经济的运行状况进行阐述，以此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经济政策。微观经济学中所提到的某种产品的产量、价格等都属于个量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宏观经济学则是重视各个体变量决定、变动及彼此之间关系的研究。通常而言，宏观经济学的变量可以分为个量的总和、平均数量两方面，前者最为常见的便是国民经济收入、总体的企业投资，平均量则是各种商品和劳务的平均价格。
2.5 定义上的差别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二者并没有在体系上做出细致的划分。以目前的经济学研究来看，通常是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19世纪末期，作为新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已经明确提出了有关微观经济学方面的理论知识，这就意味着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已经基本形成。1936年凯恩斯所发表的《就业、利息和倾向通论》这篇文章则是标志着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实际上，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概念是在1948年由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其出版的《经济学》一书中正式提出的。简单而言，微观经济学是一种将个体经济单位作为研究对象，并研究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变量单项数值，对价格机制如何妥善解决社会资源配置问题给出解释。宏观经济学则是将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这一体系中各种经济总量的变化，为资源的合理分配提供理论层面的支持。
2.6 基本假设上的差别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二者在运用过程中展现出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二者在基本理论假设上存在着区别。简单而言，微观经济学在提出相应的研究建设的同时，需要以相关的假设条件作为指示，具体包括如下三个层面：第一，当时的市场经济需要保持一种绝对理性的状态，处于正常稳定运行的环境下。第二，经济市场出清。第三，假设信息需要维持一种完全对称的状态。相较于微观经济学的假设条件，宏观经济学在提出研究假设的过程中，只需要如下两个方面的假设条件：第一，经济市场在运行的过程中需要存在并暴露出相应的缺陷;第二，政府主观层面愿意出面对经济行为进行干预。
3 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联系
3.1 内容层面的互补性
本质上，在假设社会内部的各项资源体系已经得到了最大化的开发利用的条件下，微观经济学得以催生出来并持续发展，以此作为基础探究如何在资源有效分配的前提下，推动社会资源能效的最大化发挥。但宏观经济学得以诞生的基础条件则是各项社会资源的配置得到了最优化的组合。从不同的研究层面看来，国家、社会发展中诞生的各种经济层面的问题，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只是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并为其提供专业化的解决方案，二者得出的研究内容具有显著的互补性。
3.2 实证分析为二者的主要方式
现行经济制度保持一种长期、稳定的运行状态是微观与宏观经济学得以应用、发展的关键假设条件，至于引发经济制度变革的原因及这一行为带来的最终后果则完全不在二者的考虑范围内，换言之，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各项工作、研究想要落实，必须要以经济制度的相对稳定为核心。社会资源的配置最优化组合及其应用效能最大化的研究，微观、宏观经济学与经济制度内部的政治、价值观等因素发生联系的概率微乎其微，是真正的就事论事，换言之，实证分析是二者的主要分析、研究方式。
3.3 两者的研究目的一致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宏观经济学主要是针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问题进行解决，换言之，资源会生产什么、资源如何生产及资源是为谁生产等是宏观经济学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微观经济学则是立足于单个经济的行为，对于社会资源的自由配置问题进行解决。由此也不难看出，宏观经济学更加重视与资源的实际利用及如何利用资源实现经济的增长。从本质来看，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同样是为公众的个体经济活动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层面的支持，最终目的都是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项有限资源的最优配置，以此推动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及所处时代社会福利水平的持续提高。也正是因为二者在研究工作的目的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使得在当代的经济学研究过程中，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可以以一种互补的方式进行应用。
3.4 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就是微观经济学
整体的社会经济包含了各个不同的社会经济单体，从这一层面来看，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得以形成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即便二者曾经在发展中出现了关系上的对立性，并且各学者对于微观和宏观經济学关系的研究，因为受到所处领域和理论知识的差异呈现出显著的不同。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我国及国际范围内经济学研究的持续发展，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二者呈现出一种相互融合发展的趋势。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绝大部分经济学家更加倾向于针对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等问题，立足于微观经济学层面，并使用其中常用的分析工具进行研究。由此也不难看出，通货膨胀率和社会失业率等原本属于宏观经济学层面的研究内容，开始逐步渗入微观经济学领域。微观经济学作为宏观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一现象最早在凯恩斯的研究中有所体现，简单而言，凯恩斯在针对宏观经济学中的问题进行阐述研究的过程中，曾经使用过微观经济学上的均衡理念，并且二者已经逐步被经济学家纳入同一个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框架体系中。
4 结语
西方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作为两个不同领域层面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虽然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一种相互对立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二者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方面差异较为显著。但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的融合发展趋势，做到从微观、宏观层面针对不同的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在内容上进行了有效的互补，并且宏观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基础，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善，为有效解决社会经济宏观层面的各种问题提供了较为完善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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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