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群体性事件思考论文

摘要：网络群体性事件是当今社会生活、社会关系与网络的先进技术结合下的新型产物,它拓宽了民意表达渠道，但也给社会带来了较大的不良影响。这客观要求我们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理性看待网络群体性事件，从而促进社会健康、和谐发展。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行政执法群体性事件思考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行政执法群体性事件思考论文 篇1：

群体性事件分析及其柔性解决的对策研究

摘 要：群体性事件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具有重要的影响。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新的演化趋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群体性事件的新表现，对其产生、发展的原因进行分析，找出柔性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对策方案，对于解决群体性事件，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矛盾柔性解决；对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突出成就，和谐社会建设也成果丰硕，但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不断演变，各种社会矛盾也日渐突出，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并表现出日益复杂的局面。群体性事件涉及面广，影响较大，处理不好容易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但群体性事件不能简单地看待，它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适应的表现，是人民内部矛盾新的形式。因此，审视群体性事件的演化趋势，解析其产生、发展的原因，探求柔性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对策，对于有效解决群体性事件、促进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群体性事件的演化趋势

近年来，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日益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从厦门市民反对PX项目到重庆出租车罢工事件，从宜黄自焚事件的不断发酵到众多网友对小悦悦事件的谴责与反思，还有李刚门、表哥门以及最近的福建表哥跨省销毁报纸和昆明中石化油罐车司机罢工，无不牵动着国人的心。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引起人们如此大的关注，是因为事件本身涉及面广、影响大，更因为事件本身所体现的利益博弈及日益崛起的公民意识。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根基，“根植于中国历史传统和社会习惯的特定背景之中”[1]，有著自身的发生、发展轨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利益格局剧烈变化，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以往的经济增长方式积累了众多的矛盾，环境危机、贫富分化、城乡矛盾、区域矛盾等不断发酵，并在一定的条件下集中爆发，群体性事件便是其显著体现。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中，群体性事件有三个集中爆发期，一是20世纪80年代末由学生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二是20世纪90年代工人大量下岗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三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集中爆发的跨地域、跨行业的群体性事件。“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社会生活秩序剧烈变动，社会利益结构急剧分化，是各种社会冲突事件的高发期”[2]。中国的社会矛盾并没有随着中国跨过人均收入3 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慢慢消解，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考察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其演化的路径和趋势。

1.群体性事件的数量不断增多。根据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统计，1994年发生群体性事件的数目是1万起，而到2003年，这个数字就攀升到了6万起[2]。数字给我们带来的是最直接的震撼，是对现今社会矛盾状况的直观描述，而在媒体和网络日益发达的今天，这一数字应该更加惊人。

2.群体性事件的主体更加多元化。在剧烈变动的利益格局中，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而作为利益诉求方式之一的群体事件，其参与主体也不断变化。20世纪90年代，经济发展刚刚起步，新的利益主体尚在孕育，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主要是下岗工人。进入新世纪，情况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社会分配的不合理，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惠及所有国民，表达诉求的民众日益增多，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利益主体也日益丰富，有下岗工人、失地农民、退伍军人、教师、学生甚至作为国家强力机构的警察。群体性事件主体的多元化，一方面反映了经济发展产生的分化成果，同时也反映了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巨大缺陷，也预示了党和国家新形势下面临的巨大挑战。

3.群体性事件利益诉求上的多样化。群体性事件是矛盾剧烈爆发的表现，同时也是利益博弈的结果，群体性事件所涉及的各方一般都存在着利益纠葛。根据这一标准，群体性事件可以划分为三种：“基于利益表达的群体性事件，基于不满宣泄的群体性事件和基于价值追求的群体性事件” [1]。在近两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除去直接利益表达的群体性事件外，价值追求所促动的群体性事件也日益增多。如2009年厦门市民反对PX项目，是对自己健康利益的诉求；河北大学生撞人事件引起了网民和整个社会集体声讨，则是对全体公民对公正的诉求；乐清上访书记死亡事件、陕西安监局长的微笑门，都是事件的不相关方发起推动、进而引发巨大震动的事件。公民利益的含义不断拓展，其诉求也相应变化，只有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一变化。

4.群体性事件的行为方式出现了暴力化和理性化的双重倾向。群体性事件是矛盾激化的产物。“阶层、群体间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往往借助某个特殊的时间点或偶然事件急剧爆发出来，在社会上迅速蔓延，演变为群体性事件”[1]。它与一定的阶层或群体相关。但是在特定的群体性事件中，这些聚集的阶层或者群体成员只是暂时的联合，组织性并不强，一旦被不法分子煽动或者利用，就极易产生暴力化倾向。据统计，2000年发生的冲击党政机关事件为2 700起，2003年则上升为3 900起[1]。同时，理性的声音也在民众中不断响起，在河北大学生撞人事件和2012年10月反日游行中，都不乏理性思考者。这两种倾向的同时存在，是由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所决定的。

5.网络群体性事件崛起。“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几乎所有的公共事件都与微博有关” [1]。网络新媒体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这种新的信息交流方式将生活的所有角落都纳入了网络的视野中，纳入到公众的监督下。“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相互勾连、交织、互动，使得当今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愈来愈复杂的特性和面孔” [1]。与以往的群体性事件相比，网络群体性事件表现出了更快的速度、更广的传播范围、更深刻的思考，由此带来的是更大的作用力。网民对温州高铁撞车的再三追问，迫使铁道部发言人辞职；对一包烟的曝光，造成了南京江宁房产局局长的下台；对一个微笑的质疑，造成了陕西省安监局党组书记的倒台。网络的崛起赋予了群体性事件新的形式，也为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提出了新的思考。

二、群体性事件的原因解析

群体性事件的出现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和现实根源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产物。中国现在正处在社会转型阶段，社会利益格局分化正在进行，社会矛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仍会相当激烈。因此，不能将群体性事件简单看做是“刁民作乱”或者“政治事件”，而要认真分析其存在的原因，为合理消解群体性事件提供借鉴。

1.经济社会转型的阵痛——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深层原因。党的一系列文件中都强调，中国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这是对中国所处发展阶段的一个科学定位。从社会层面上来说，现阶段中国产业结构加速调整，利益格局不断变化，政治体制所面临的挑战不断更新，这一时期，是社会矛盾容易加剧、经济发展容易失调、社会秩序容易失序、道德容易失范的时期。从利益格局上来说，各种利益阶层逐渐形成，利益矛盾日益凸显，各个阶层和群体因利益引发争执，成为群体性事件的温床，其中以贫富矛盾最为突出。一项调查显示，67.9%的人认为中国社会群体之间存在冲突，认为最容易冲突的两个群体穷人与富人的占24% [3]。从民众角度来说，经济社会的发展促使民众的自我意识觉醒，他们对自我利益保护的意识、参与政治活动的意识都不断崛起，而当这种参与的诉求和愿望得不到满足时，也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2.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群体性事件产生的重要原因。行政体制，尤其是政府的管理体制，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相适应，“司法制度架构及程序必须能够起到应有的诉愿反馈、纠纷解决以及救济的功用”[1]，这样才能有效的化解社会矛盾，保证整个社会合理有序的运行。中国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仍然是一种权威管理模式，政府拥有极大的权力，并尽可能地将社会生活纳入到政府的管理之中，支配社会资源，规划经济发展，引导社会风气。民众与政府相比，处于劣势地位，不能平等的对话。而政府由于其优势地位，对于社会变化感受较为迟钝，不能根据形势及时采取措施，导致了社会矛盾的不断积累。体制上的不畅通，加之市场经济条件下所产生的贪污腐败、公权私用、徇私枉法等行为，造成了官民之间的巨大矛盾。据统计，近十年被认为是获益最多的群体中国家干部高居首位，占70%[3]，而被认为最容易冲突的两个群体干部与群众占28.3%[3]。此外，社会分配不公、政策决策不透明、司法不公正等，都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也是诱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

3.行政执法部门的粗糙执法——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威权政府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行政执法部门的强势。中国历来缺失法治意识和尊重个人权利的观念，这个缺陷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以规代法、以令代法和强力执法。执法者往往将自己当做是法律本身，不可置疑，却视民众如草芥。在执法过程中，只讲究便宜执法，不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不尊重执法对象拥有的权利。同时，部分政府机关也动辄将警察等执法力量推到第一线，以国家暴力推行自己的政策，造成了司法对行政的依附。近年来，暴力拆迁和暴力执法引发的群体事件不在少数，如宜黄自焚事件、甘肃吴忠的跨省追捕等。权力的滥用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迫使民众采用非正常手段表达诉求，是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

4.利益主体法制意识的缺失——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利益主体的主观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国民法制意识的淡薄是产生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民众对相关法律较为陌生，不知道何为权利、何为义务，出现涉法问题不知道如何表达，有时甚至完全按照自我意识行事，将不合理的诉求当做是自己的主张进行坚持。其次，封建传统思想的残留。中国传统社会的“告御状”的传统，让部分民众总是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非正常的手段上，希望引起上级的关注，达到自我的利益诉求；而传统的宗族观念是致使部分民众参与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在法治社会，法律是一切行为的准绳，执法机构要依法作为，普通民众也应依法行事。

三、群体性事件柔性解决的对策建议

群体性事件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产物，是中国当前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能否解决好，事关国家发展大局。当前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存在简单粗暴的问题，过分强调维稳，将维稳泛化，视群体性事件如大敌，有轻易将其定性为政治性事件的倾向。群体性事件的出现有其逻辑的合理性，是民众突破现有体制表达诉求的手段，是行政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同步的结果。在行政体制改革缓慢推进的情况下，改变应对方式，柔性解决群体性事件，是消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平稳发展的有效手段。

1.畅通民意渠道，完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民意如水，宜疏，不宜堵。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统治者都明白这个道理，历代明君都广开言路，风闻言事，听取民意。新中国成立后，为倾听民意，为民解忧，建立的信访制度。中国如今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意表达不畅。据调查统计，“96.8%的网友认为社情民意通道不通畅”，“政府不问百姓事，将老百姓置于有力无处讲、有冤无处诉、合理诉求无人满足的境地”[4]。政府不仅要引导舆论，更要倾听民意。首先，充分利用发达的网络条件，相关部门领导实现与网民的“直接”接触，了解民众诉求；其次，加强和完善基层组织作用，增强工作人员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主动了解分析接触的现状，真正发挥桥梁作用，将民意上达；再者，领导干部切实强化公仆意识，拆除与民众之间的高墙，落实市民接待日，让民众有向各级主要负责人直接反映问题和诉求的机会。民意畅通，利益诉求得以顺畅表达是及时消解社会矛盾，避免群体性事件的重要举措。

2.发展社会组织，缓冲和消解社会矛盾。全能型政府的制度设计，决定了它在民众中毁誉参半的现实处境。它既是民众信赖的对象，也是抗爭的对象。而近些年群体性事件中出现的冲击政府、暴力抗法以及自焚事件都显露出这种全能政府设计的弊端。政府直接面对民众，一旦出现利益纠葛，两者就直接处于对立地位，极易动摇政府的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社会的发育也日趋成熟，并逐渐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任，如各种民间慈善组织、企业协会和商会。社会组织的存在是整个社会有序运行的一个重要环节，可以弥补政府管理中的不足，合理维护相关民众的利益。作为一个整体，社会组织的声音更为有力，也更有代表性，通过社会组织，民众可以将自己的诉求有效表达出来，避免了矛盾的激化。政府也通过社会组织与民众进行沟通，一旦出现利益的对立，政府则避免了与民众的直接对立。社会组织是社会矛盾的缓冲剂，是化解当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有力工具。因此，发展社会组织，将社会组织的发展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是促进群体性事件柔性解决的重要措施。

3.健全法律法规，明晰执法范围和程序。当今中国，比行政体制改革更为迫切的是进一步明晰法律的内容、适应范围和程序。法律是社会行为最根本的规范，但在现实中却存在任意曲解、甚至藐视法律的事情存在。如政府拒绝执行法院判决的事情就屡见不鲜。依法治国，首先要从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做起。要进一步明确法律的具体解释，保证执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其次保证司法的独立性，杜绝行政势力干涉司法程序的行为。第三，要保证执法程序的正义。程序正义是最基本的正义，如果程序正义保证不了，则法律真正的正义性就必然要打折扣。司法的滥用是导致群体性事件激化的重要原因，树立法律权威，保证依法行事，是群体性事件柔性解决的重要保证。

4.加强法制宣传，增强民众法律意识。法律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基本依据，也是公民行为的基本准则。法律规定了公民表达个人诉求的权利与途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相应的限定。只有在法律的框架之下，公民的行动才是自由的。而对法律的漠视和无知正是许多群体性事件发生和激化的重要原因。相关部门要利用有力渠道，加强普法教育，进行法律宣讲与解释，明确法与非法的界限，为民众依法表达自我诉求提供法律依据。

四、结语

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是一个系统工程，寓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进程之中。但在这里探讨其柔性解决的对策，无疑是对缓解和消除当下社会矛盾有极强的借鉴意义，为促进社会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有力支持。

参考文献：

[1] 肖唐镖.群体性事件研究[M].北京：学林出版社，2011：1-250.

[2] 何显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及其应急处置[M].北京：学林出版社，2010：1-3.

[3] 李培林，等.中国社会和谐稳定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312-341.

[4] 惠铭生.畅通民意渠道，化解群体性事件[N].中国青年报，2009-01-07.

[责任编辑 王玉妹]

作者：李其原

行政执法群体性事件思考论文 篇2：

理性看待网络群体事件,力促社会和谐发展

摘要：网络群体性事件是当今社会生活、社会关系与网络的先进技术结合下的新型产物,它拓宽了民意表达渠道，但也给社会带来了较大的不良影响。这客观要求我们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理性看待网络群体性事件，从而促进社会健康、和谐发展。

关键词：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舆论；理性

近年来，由于信息技术应用的迅速普及和加速升级，中国互联网行业取得了飞速发展。“2014年1月《“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显示，当前中国网民数量高达6.18亿，手机网民数量达5亿人，微博用户数达2.808亿，”［1］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网络虚拟世界已经成为现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微信的便捷性，瞬间把普通民众压抑已久的民意表达渴望送上了高铁。在这里，各种思想在交流、各种火花在碰撞，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没有僻壤闹市，有的只是集聚的思想江流，汇集、汇集、再汇集。最终，一个网络群体事件、又一个网络群体事件，层出不穷，怎么办？是堵、是泄、是分，不同的处理方式，必然导致不同的后果，因此，理性看待网络群体性事件，势在必行。

一、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内涵

网络群体性事件不像其它群体性事件那样，通过集体上访、集会、游行、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等形式来对政府和社会造成影响，而是通过号召组织大量网民，运用一些过激言论或者夸张的事例、图片、视屏等看似有悖常理的方式，加大舆论宣传，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以达到引起政府高度重视，从而影响甚至左右事件发展进程的目的。可以说网络群体性事件看似虚拟飘渺，但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对我们政府管理职能的要求却非同小可，因此客观要求我们必须重视群体性事件

二、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及影响

网络群体性事事件往往是迅不及耳，瞬间奔腾而来，也许是当事人的一个不经意间的举动，或者是一个下意识的应答，转瞬就会造成满城风雨，让人如汪洋中的一叶扁舟，任由巨浪拍打，听天由命。但是如果认真分析总结历次网络群体性事件，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具有一定的共同特征。

1、自发、无组织性强 。尽管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和围观者是如此的蔚为壮观，以致让人不寒而栗，但是有一点确是不争的事实，这就是，广大网民之间，绝大多数都是陌生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遍布大江南，你不认识我，我也不熟悉你，大多都是自发参与，也不存在明确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是网络把一个个毫不相干的个体汇成了强大的网络舆论潮流，但是一旦奔腾起来，却犹如泥石流般泥沙俱下，势不可挡。

2、草根情结色彩严重。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天南海北的网民绝大部分都来自社会的底层，他们都不满足于自己的社会地位、经济基础，都怀有一颗涌入上一层社会团体的渴求之心，但残酷的现实却是，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开，加上一些地方政府偏颇的政绩观，过分的追求GDP效应，更是把广大网民推向了政府的对立面、从而强化了他们的仇官、仇富的草根情结。直接的后果就是政府的信誉度直线下滑，官方很难获得网民的信任，他们对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持怀疑态度，一些官方的回复甚至反而成为网民们新的靶子，成为新一轮质疑的对象。正像网上流传的那样，官方所说的一切都是假的，假的是假的，真的也是假的，可以说这种仇官、仇富的心理形成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化解绝非一日之功。

3、无目的、跟风、炒作现象普遍。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许多网民往往是因好奇心作怪，盲目跟风追随甚至起哄而对某件事紧追不舍，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采用各种手段去探求事情的真相和本来面目，甚至为一睹庐山真面目无所不用其极展开人肉搜索。可以说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广大网民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争相转发网络大鳄的言辞，甚至以此为荣。因此其无目的性、跟风及炒作现象十分普遍。

4、毁誉参半，得失不一。由于网络世界自身虚拟性、网络性、传播迅速等特点，一旦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就会如潮水一般，快速发酵、升温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反响，这必然倒逼网络事件要迅速得以解决。但是，由于网络是把双刃剑，一方面，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后，由于舆论的压力地方政府不得不高度重視，从而使普通民众的久悬不决、利益不公、权利主体失衡等问题得以很快解决。但是另一方面，也给不法分子以利用网络的虚拟性及连锁型特点的机会，去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甚至破坏司法程序，给社会带来一些不良影响。

三、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成因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深层次的各种矛盾、利益博弈、政治诉求、话语表达等都会借助网络的平台，导致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转型期利益重新分配错位。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富差距拉大、利益分配不公、矛盾冲突严重等一系列问题。尤其许多地方政府唯GDP的错误发展思路，导致在实际社会中嫌贫爱富，倾向于唯企业、唯老板而马头是瞻，甚至不惜以掠夺性开发、破坏自然环境，破环子孙后代生存资源为代价求得自己的政绩。这一做法直接的后果就是轻视百姓的就业机会和生存环境。更让人不能容忍的是，某些地方政府打着造福人民的幌子做着损害百姓事情，而且以此为代价取得的所谓发展成果不与民共享，从而激化社会成员间的利益矛盾，长此以往政府和群众就不再是鱼水关系，而是水火关系，并外化为各种充盈着不公情绪的社会纠纷，最终发展成为网络群体性事件。

2、现实社会中民意表达渠道缺失。目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广大民众已不再简单的满足于物质方面的富裕，他们已逐渐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更多自尊、更多话语权、更多民主权利观念空前高涨，但令人遗憾的是许多政府管理职能定位却落伍于时代，仍是旧调重弾，跟不上经济发展和民主意识增长的需要。他们热衷于洽谈项目、倾心于招商引资，而视民众民生、合理利益诉求为杂音，置民意、民怨于脑外。更有甚者，一些基层政府、行政执法机关不仅没有发挥公共服务职能，反而演变为阻止解决普通民众问题的鸿沟。而纵观“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往往都是自己失去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草根阶层。他们要么经济拮据，没有经济实力打官司；要么地位“卑微”；加之少数地方官员官僚作风、腐败严重，导致他们找不到常规的说话、表达意愿的渠道。在正常合法的利益诉求之门被关闭后，网络时代的到来无疑给他们打开了另一扇大门，他们兴奋、不再彷徨、无助，他们开始积极地利用网络来发泄积久的情绪，在网上汇集、联结、示威、上访，从而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

3、网络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搭建平台。目前，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其使用便捷、传递迅速、信息量大、无需实名、风险性小、隐蔽性强的特点，很受广大网民的青睐。如2013年两会期间，一些委员在开会时网上斗地主、打盹儿的照片有网友传到网上后，被网民大量转发。引起整个社会的的热烈讨论和强烈谴责，最终使该问题得到解决。无独有偶，网络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一系列负面作用，如一些不法分子故意发布某些不良信息，热炒个别案例，进行不法活动，导致广大网民盲目跟风，进而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

4、网络监管、网络立法滞后。一段时期以来，我国政府相继颁布了《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十余部法律法规来规范网络行为，但是，网络毕竟还是新兴事物。这些制度很难应对当前复杂的、发展迅速的网络违法行为，很多方面都缺乏法律依据和可操作性，因此加强网络监管、网络立法势在必行。

四、理性看待网络群体事件，力促社会和谐发展

一段时间以来，提起网络群体性事件，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负面的效应。其实，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面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我们应该采取辩证的观点、全面的观点来看待。

1、网络群体性事件是减压阀，换位思考力促社会和谐。当今，我国改革开放已进入快车道，人们的价值观、信仰日益多元化，民主法治意识日益增强，对权利和各种资源的追求也日益突出。当这些价值追求被忽略、利益诉求被冷落，民主权利被拒之门外时；当传统的利益诉求渠道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日益发达的网络技术恰好为广大基层民众提供了利益诉求表达的便捷平台时，唯一的诉求通道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则如箭在弦，不得不发。因此面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我们要有自己的立场，要学会换位思考，实事求是，不唯人，只唯真，认真调查研究，深入剖析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网民的心理动机，客观理性地看待网民上网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行为。在看到网络群体性事件给社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的同时，更要看到网络群体性事件也导致了群体与群体间接触面的扩大，对促进决策的集中与民主的结合及社会控制的增强、对社会的整合和稳定所起的积极作用。相反，如果一味简单的采取压制手段，不允许矛盾显露或压抑冲突，那么这些积怨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灭亡，而一旦爆发，就会如决堤洪水，一泻千里，无法阻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网络群体性事件既可以给予广大网民以发泄积累自己敌对情绪的机会，也可以给政府提供一个了解社会信息，体察民情，避免灾难性冲突爆发的机会，从而起到减压阀的作用。

2、网络群体性事件是助推器，创新思维力促社会和谐。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提出的社会反常状态理论指出，“由于社会发展变化过于迅速，各种社会需求不可能及时形成足够的调整其活动的机制，这种状况必然导致许多社会异常现象的发生，并最终唤起改革的浪潮，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2］。网络群体性事件，何尝不是当前网络技术迅速发展，超越当前某些社会管理模式的结果。纵观网络群体性事件，每个事件的背后都会给我们一些深思、一些启迪。这客观要求我们在对待网络群体性事件时，要有远见，能及时发现符合社会历史潮流的网络信息，引导这些网络意见进入社会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去，推动社会民主化进程。这也客观要求我们领导干部要创新思维模式，加快知识能力提升转变，这些无疑都会对当前社会和谐发展进步起到助推作用。例如“著名的“孙志刚事件”并没有局限于个体事件的解决，而是由此引向了更深层次的问题，最终造成一部实施了20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廢除，同时彻底改变了在我国实行了20多年的收容制度，极大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3、网络群体性事件是验金石，和而不同力促社会和谐。“如何认识群众，如何面对群众，如何善待群众？是做好群体性工作的前提。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宗旨就是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实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而网络群体性事件往往就是当前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这些问题解决的好坏，是检验群众评价党组织和干部是否真心关心群众、帮助群众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尺度”［3］。因此面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就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去重视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面对每一件网络群体性事件，都要静下心来，认真审视，要有理、有利、有节，和而不同。要有一颗宽容的心，允许有不同的声音，不只是简单的制止、打压，海纳百川，方显大家气度。只有在不同的声音里，我们才能感受到人民的呼声，才能了解到我们真正所需，让群众从一件件具体的事件中体现党的温暖，增进与党的感情，从而真正促进社会和谐。

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频繁发生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其实就是一把“双刃剑”。因此我们应客观理性地采取各种有效的手段扬长避短，来良性运作这种工具，让它在民众的价值追求、权利保护、利益诉求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在政府职能转变，角色易位、行政立法方面起到促进作用。从而加快民主法治建设，力促社会和谐。

项目名称:

理性看待网络群体性事件，力促社会和谐发展；编号：2013-049。

参考文献：

［1］2014年3月17日“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方案

［2］耶鲁大学公开课:近代社会理论的基础. 迪尔凯姆社会反常理论

［3］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2013.07.0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作者：赵中亮

行政执法群体性事件思考论文 篇3：

涉法类群体性事件的纠纷化解路径刍议

摘要: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一些社会矛盾集中显现,导致了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涉法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反映了当前司法体制下的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下降。通过厉行法治以及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及时有效的行使,涉法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或将得到遏制。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检察监督;司法公正

近年来,涉法类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找出根源,从中寻求化解路径,对和谐社会建设大有裨益。

一、涉法类群体性事件成因剖析

涉法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往往与政府机关的某些决策或某项具体行政行为或司法机关的某项判决违法、不公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事人遇到这类行为的侵害,且不能通过有效的、正常的途径进行申诉、权利救济时,非正常途径的权利申诉方式便浮出水面。此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法律的实施、司法公正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更与司法机关的权力行使密不可分。

(一)涉法类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直接原因

公安部2004年统计显示,劳资关系、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是酿成“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而一旦这些问题不能通过正当的途径进行解决的时候,公众便怀疑起单纯法律事件处理的公正性。由于群众受侵犯的权利在现行体制内难以得到有效的救济,受伤害的感情不断积累,遇到偶发事件便作为群众长期被压抑的情绪的宣泄口,遂导致涉法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当前的中国,一些地方政府还是秉持政府包办一切、稳定压倒一切的传统秩序控制模式来管理社会。而由于市民社会缺乏必要的成长空间,官与民之间处于直接接触的状态,社会缺乏必要的中间缓冲地带,一旦出事就把政府推到最前沿,把司法机关推到最前沿,而这类事件的处理过程及结果将直接考验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政治合法性。通过对众多业已发生的涉法类群体性事件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社会群体的心理有趋于暴戾的趋向,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执政者必须对之进行深刻的反思。

(二)涉法类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深层次根源

涉法类群体性事件的作为一种外化的表象,其具有深层次的原因。在当前这种转型期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由于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涉法类群体性事件的背后往往隐含着法律和政策的缺失,公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以及政府管理的薄弱。而行政、司法机关在执法、司法过程中的不规范、不严、不公等问题,均可导致涉法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及恶化。

1.利益表达机制欠缺

在我国现阶段,由于受国家体制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在利益表达机制上还存在着一些不健全的地方,主要表现为渠道不畅,不同社会群体表达自身利益的声音强弱不一,表达的机会不同,表达的有效性和充分性不一。因而,如果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不能在一定范围内兼顾和协调,又缺乏各自表达正当利益诉求的渠道,便可能导致矛盾的积累和利益冲突的加剧。矛盾和冲突积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如果得不到及时的舒缓,则必然在偶然诱因的引发下得到大爆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便是必然。

2.公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

当前,在我国,公权力的行使缺乏有效的约束,有些官员滥用公权力,不断挑衅民意,甚至突破当地民众容忍的底线。随着群众受伤害的感情不断积累,一些偶发事件便极有可能成为导火索,诱发群体性事件。这类事件往往是与“法”有关,因为司法不能有效地约束行政公权力,有些时候几种公权力还往往是“捆绑”施压于普通民众,在这种情况下,极易发生群体性事件。

3.行政、司法途径解决纠纷机制的“肠梗阻”

倘若有正常的、切实可行的渠道来疏导矛盾和冲突,那么人民群众的利益便可以进行表达,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几率亦会大幅下降。然而,当前信访和司法制度的现状却不容乐观。一些地方政府视上访者为“刁民”,采取堵、截、打压等高压手段进行拦截,导致部分弱势群体的正当利益诉求得不到表达,从而对信访制度表现出极度的不信任。而司法救济渠道不畅,司法救济成本高、效率低,司法不公、司法权威遭到质疑等都加剧了涉法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司法作为体制内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保险,一旦连司法都无法对民众的权利进行保障,国家的司法救济本是公民权利救济的最主要方式,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部分案件的司法不公,导致了司法的信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则只能另辟“蹊径”,转而寻求另外的途径来解决纠纷,而群体性事件则是最易于呈现的诉求表达方式。

二、涉法类群体性事件纠纷化解中的检察权行使

当前的社会意识形态下,法律的公信力正在下滑。因此,如果法律监督和法律监督机关失去公信力,公众依靠法律权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期待再次落空的话,那么整个国家机关甚至整个社会就难有公信力可言。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应对群体性事件时应进一步加强自身的法律监督能力建设,提高化解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一)宣传检察机关职能,拓宽检察监督渠道

当前,我国社会公众对于检察机关的职权认识程度不高是影响检察监督权能行使的一个“短板”。多数公众的法律意识仍然不是很强,对于检察机关的工作及其性质也缺乏清晰的了解。因此,检察机关加强自身职能的宣传,让公众更多地了解检察职能,使公众能知晓通过检察途径亦可对权利进行救济。

对于检察机关而言,如何更好地宣传检察职能,从而进一步拓宽法律监督对象的来源渠道,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诚然,“12309”举报声讯电话、举报网站和开展“举报宣传周”等方式不失为对检察职能进行宣传的有效途径。但仅仅通过这类途径进行宣传还是不够的,尤其是对基层检察机关而言,倘若能定期定点对检察职能进行宣传,告知群众通过检察机关能够进行何种权利救济,如何救济等,这类循序渐进的宣传方式对于加强公众对检察机关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重视控申信访接待,积极预防涉法类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民意得不到有效地释放和表达,决策机关难以接收到来自大众的信息,从而导致信息的不对称,进而激化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检察机关的控告申诉部门承担了解民情民意、对司法机关的法律活动进行监督的重要职责。控申部门应该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向公众传达有关信访程序、途径,让公众了解、熟悉信访流程,严格做好相关保密工作。在接待来访群众过程中,应认真倾听诉求,做好记录,并认真进行答复,切实开展相关调查工作,针对反映的情况该移交本院其他部门或者其他機关的,适时进行移交,并做好有关告知工作。

(三)加强民行法律监督,在体制内化解涉法类群体性事件

长期以来,民行部门的职能在公众中的知晓度不高,导致检察机关该项权能的行使具有局限性。然而,在多数涉法类群体性事件中,审判机关的不公正判决是诱因之一,尤其是民事、行政判决,当事人通过审判机关来寻求纠纷化解的途径受阻,从而导致对司法的不信任,直接导致了司法公信力的下降。因此,倘若能够切实发挥好检察机关民行检察部门的作用,加强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和审判机关的监督,接受并有效地处理公众对利益纠纷的申诉、对不满情绪的控诉,运用检察建议的形式,积极敦促行政机关积极履行职权或纠正违法行为。依法履行抗诉职能,切实保护群众合法权益,那么,势必将提高民行检察的权威,同时也能减少涉法类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概率。

(四)强化反贪、反渎职能,剔除贪污腐败“毒瘤”

多数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或多或少都与一些贪污腐败行为有关。因此,检察机关要发挥自身职能,尤其是发挥反贪、反渎部门的职能,切实从源头上消灭涉法群体性事件的诱因。

首先,检察机关要努力提高自身建设,抵制官僚主义和自身贪污腐败,锻造一支能够严格、公正、文明和廉洁执法的检察队伍,使之坚定理想信念,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新闻舆论监督,防止和减少腐败,纯洁检察队伍。

其次,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深入挖掘涉法类群体性事件背后的渎职行为或贪污腐败行为,特别是加强对公安机关、法院等执法、司法部门渎职、贪污腐败行为的查处,既要使涉法群体性事件中的法律案件得到正确解决,也要使该类事件背后的不法行为得以曝光并受到惩处。相对于单纯平息涉法类群体性事件而言,这尤为重要。

(五)健全职务犯罪预防体制,从源头上减少群体性事件的诱因

从司法实践的过程来看,群体性事件背后往往隐含着职务犯罪。欲从源头上减少群体性事件的诱因,仅仅从加大打击与群体性事件相关的贪腐、渎职行为是不够的。欲达到根治群体性事件的目的,则必须健全职务犯罪预防体制,将诱发群体性事件的贪污、腐败行为扼杀于摇篮之中,这不仅仅是减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举措之一,同时,也是对从政官员的一种有效的保护措施。《黄帝内经》曾提到,“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健全职务犯罪预防体制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实乃“上医治未病”之策。加强职务犯罪预防体系建设,对于减少群体性事件的诱因和预防贪污腐败、渎职侵权等行为具有前置性的预防作用。

三、结语

涉法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必然会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会导致一系列的破坏性作用。但是,行政、司法部门不应该将其视为“洪水猛兽”,采取追击堵截等极端措施对其进行打压,否则,只会增大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可能性或者使已经爆发的事件更难以处理。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应进一步加强自身素质建设,同时,适当及时地行使检察权,以对司法、行政部门的权力行使进行有效的监督,使之成为一种长效的体制机制。倘若公众的正当诉求能够通过正常的行政、司法路径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那么,涉法类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现状必将得到改善。

参考文献:

[1] 范亚峰.治理群体性事件需要宪政新思维.载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phoenixtv/83885040617914368/20051121/692538.shtml.

[2] 高軍.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的法理思考[J].延边大学学报,2009,(3).

[3] 岳华东.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成因[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7,(5).

作者：赖联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