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谁信范文

2022-06-14

第一篇：马克思主义谁信范文

马克思主义的佛教观和佛教的马克思主义观 ――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佛学概观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佛学的关系问题，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问题。本文着眼于不同思想主体的立场分野，分别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佛教观和佛教徒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佛学的关系问题做了一个整体的概观。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佛学在理论思维方式上的相似和根本追求上的异趣是二者之间一系列交涉和冲突的原因所在。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佛学、辩证唯物论、唯心论

一、前言：问题的提出马克思主义传入后，中国的思想文化方向和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一切传统的思想文化都必不可免地要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由于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它自然要对包括佛教在内的传统文化发动批判，由此而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深入而持久的变革。对于这一历史变革，学者们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有一个方面似乎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佛学的关系问题(1)。研究这一问题可以使我们对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宗教史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对中国佛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也是很有意义的。从整体上说，20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对佛教进行批判，他们以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为主要武器，着重于揭示佛教的阶级属性、反动的社会政治作用和佛教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佛教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在僧侣和居士方面，情况比较复杂。民国时期的佛教思想家们，对马克思主义既有肯定，也有批评，有人曾试图融合马克思主义与佛教思想。1949年以后，佛教界普遍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和精神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在此前提下，一些僧侣和居士们倾向于论证佛教教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为佛教争取生存地位。本文着眼于不同思想主体的立场分野，对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佛学的关系做了一个整体的叙述，期望能由此给我们发展21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马克思主义者的佛教观此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包括两类人，一类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瞿秋白、毛泽东等;另一类是持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佛教学者，如候外庐、任继愈、方立天、范文澜、郭鹏、严北溟等。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中，陈独秀等人对佛教持严厉批判的态度，不过陈独秀对佛教的批判并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位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受到佛学很深的影响，他之踏上革命的道路，与佛教菩萨行思想的熏习有关，他说：“菩萨行的人生观，无常的社会观渐渐指导我一光明的路。”(2)佛教的出世主义与诸行无常的世界观，与对现有政治社会的否定或批判结合起来，促使瞿秋白走向“俄乡”寻求新的政治社会理想。不过严格的说，佛学对瞿秋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深层次的情感方式和人生态度上，在其哲学著作中很难看到佛教思想的痕迹。作为一代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佛教观，包括三方面内容，即佛教文化论、优良传统论、与社会主义协调论(3)，这“三论”中尽管有一些毛泽东对佛教的特殊理解，但实际上是至今为止的官方佛教政策的指导思想。佛教文化论把佛教视为历史文化遗产，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优良传统论进一步概括了佛教的本质和作用。毛泽东主张“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其意义在于区分佛教的精华和糟粕，使精华部分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与社会主义协调论则旨在使佛教融入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体制。毛泽东的一些具体论述很有意思，如说释迦牟尼是“从被压迫民族中产生的人”(4)，“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他认为“六祖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5)，高度评价六祖对主观能动性的发扬。他说：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慧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的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无所寄托，大为流行。(6)又如：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7)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8)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佛学，主要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此处所谓马克思主义当然是三十年代以后在中国哲学界日渐占据主流地位的苏联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据此研究中国佛学，以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和任继愈的《汉唐佛教思想史论》、《中国佛教史》等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有三：第

一、重视历史上的佛教和佛学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具体佛学思想的阶级属性和社会功能;第

二、根据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二分法，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揭露佛教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第

三、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佛教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侯外庐等人的佛学研究体现的是其一贯的思想史研究特点。在研究僧肇时，侯外庐等人认为：僧肇揭示了运动矛盾，但他并不理解这种矛盾之本身正是思维与思维对象之间的矛盾的辩证法。在揭示运动与不迁的矛盾时，他透露了辩证法，但由此而反对运动肯定物不迁时，他却是否定矛盾，用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否定了辩证法，形而上学的认为运动就是运动，不迁就是不迁，二者不能统一。(9)在研究三论宗时，他们的结论是：吉藏的二谛论在世界观上由相对主义走入虚无主义，在方法论上由相对主义达到单纯的否定;但在相对主义的形态上，又反过来不得不肯定他最终所认为虚幻的一切事物，从而为贫困的现世祝福，替封建的社会结构辩护。 [!--empirenews.page--]当这一出入宫廷“高僧”驰骋于超脱尘世的概念世界时，他的两眼却紧紧盯住统治阶级的粗鄙的俗世利益。这种二重性是以“中道”观掩饰起来，并且以极端繁琐的推理赋予自身以思辨的形态。(10)在研究唯识论时，他们认为：尽管把因果谈得天花乱坠，但他们所谓的因果实质上只是属于主体的一种规定，妄想把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的全部内容抽空，而归结出独立于客观世界之上的、不因物质发展而自由转变的一种意识上的因果关系。当他们把因果关系提到意识的领域内来加以探讨时，他们的因果论就完全排斥着反映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而只成为抽象形式的烦琐哲学的思辨。(11) 唯识宗的这一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表面看来，只是一种与俗性无关的抽象、超然的形而上学，但在实质上，它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反动的。(12) 这些论点自然是极为偏激的。但这些论点只是当时的一般思想史研究范式的必然结论，不但在佛学思想研究中如此，在儒家、道家等思想的研究中也是如此。不过，使用这一模式研究佛学最为得心应手的应首推任继愈先生。他撰写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这一研究模式的代表作，曾获得毛泽东的很高评价，称之为“凤毛麟角”。任继愈的研究首先总是着眼于分析佛教思想的阶级属性。在任继愈看来，无论是小乘佛教还是大乘佛教，都是在印度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他说：它是印度的上层建筑，为印度的奴隶主阶级和印度的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他们的一切有部毗昙学和般若空宗的理论是用来麻痹印度广大人民，消灭他们的反抗意志的思想武器。(13)又说：佛教在中国的危害性，主要在于它实际上起了模糊阶级界限，和削弱被压迫阶级反抗意志的作用。(14)在评价般若学时，他认为佛教的般若学说是以“慈悲”众生的姿态向一切企图正视现实的人展开思想攻势;在评价涅?佛性学说时，他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一消极[1][2][3][4][5]下一页平等的宗教口号，是对于一切被压迫阶层的人们的鸦片烟，其反动性远远超过了它文字上的涵义，是具有实际反动的政治作用的。任继愈认为，佛教是唯心主义的宗教体系，是通过唯心主义的理论论证以达到信仰的目的。他肯定佛教的逻辑分析和丰富的辩证法观点，认为佛教作为思想资料的仓库，大有可以发掘之处。比如佛教一开始，就用分析感觉、概念、物质属性来论证他的宗教唯心主义体系，它的论证的方法也很精致。但佛教的辩证法观点与唯心主义的体系是不相容的，因为唯心主义终归要破坏辩证法。所以佛教在哲学史上的作用，就是一个“反面教员”的作用，即“通过对佛教唯心主义的批判，促进了中国唯物主义的深化”。与侯外庐和任继愈比较起来，范文澜对佛教的态度更为激进，可以说是一个近代反佛的极端的典型。在对佛教的总的看法上，范文澜认为，佛教及其经典、教义，都是谎话连篇，不可认真对待。他说：各宗教中说谎话技术最高胆最大的无过于佛教。(15)佛经里谎话连篇，任何一部佛经决不可用认真的态度对待它，只能当作一种戏论加以唾弃。如果堕入大骗局，主观上想做个虔诚守戒律的佛教徒，客观上却是宣扬戏论蠹国殃民的大害虫(16) [!--empirenews.page--]对佛教中的各宗派，范文澜也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如认为“净土宗是成佛最容易的一个法门，也是骗人最多害人最重的一个宗派”，“唯识宗更为琐碎，更是一种不值得认真对待的戏论”，“自从佛教演变出密教，佛教堕落成为以妖法惑世欺世的巫术，佛教走入绝境了”，认为华严宗“不论是偏是圆，总无非是脑里空想，口上空谈，毫无实际意义，根本是为统治阶级忠实服务的一套骗人把戏”等等。范文澜的佛教批判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他认为，佛教对被压迫阶级说来，确实是莫大的祸害。因为“佛教强调因果报应，用以解释阶级的不平等、富贵贫贱相差悬殊的原因，对统治阶级非常有利，因而获得统治者的保护和推广。加以谎话连篇，无处不是谎话大话，胁人以地狱无穷尽之苦，诱人以富贵千万倍之报，被压迫人民不免受骗，而特别有贪心的人，更不免堕入术中，受骗至死而不能自拔，成为虔诚的不是存心骗人而实际是骗子的佛教徒。”(17)很难说这类激进的批判言辞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佛教的历史实际。毛泽东就曾认为“佛教为被压迫的人讲话”。在我看来，有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佛教，也有代表普通人民利益的佛教，并不存在只对地主阶级服务的佛教。即使在地主阶级内部，也始终存在对佛教的不同态度。而从佛教教义来说，如果只是为特定阶级利益服务，它也就失去了“普度众生”的价值了。藏传佛教是自上而下的佛教，慧能禅宗则是平民化的佛教。范文澜无视历史的复杂性，其对佛教的彻底否定可说是思想史上的一个特例。林镇国先生指出，“大体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佛教遗产的整理与诠释完全根据历史唯物论的原则，认为宗教与哲学是反映经济与政治结构的上层产物，而在历史上，不论中国或印度，佛教的宗教与哲学都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佛教批判纲领，主导1949年后出现的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的编写观点，可说是无一例外。”“马克思主义的佛教批判是其整体意识形态批判之一环。对他们来说，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充当统治阶级的辩护者，主要在于提出一套唯心主义本体论，‘力图通过思辨的形式来论证一个潜伏于客观世界背后而作为客观世界的所谓本体，从而把存在的真实性虚幻化，甚至把它规定为自我意识的外化或思维的倒影。’此‘本体’在中国佛学中被称为‘真谛’、‘心’、‘识’、‘法性’等。如何证悟本体，并与本体冥合，便成为中国佛教的宗教实践目的。此实践即是主体对自己的本源(本体)的复归，因而在佛教唯心主义的本体论中，主体与本体被视为原是一体的。”(18)80年代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佛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极端的简单化的阶级分析渐渐失宠，更多的学者从人类认识发展史的角度总结佛教哲学的理论得失，唯物唯心的二元对立模式虽然仍在使用，但历史和思想的复杂性也得到了承认;另一方面，也有人开始吸收佛教中的某些因素，以之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资粮。以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和哲学家冯契为例。作为一个哲学史家，冯契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仍然使用了唯物与唯心的模式，如认为隋唐佛学各宗派分别对“心”的各个侧面作了细致考察，以论证唯心主义，认为法相宗的“一切唯识”论与华严宗的“法界缘起”论的对立是经验论的唯心主义与唯理论的唯心主义的对立等等。作为一个哲学家，冯契的“转识成智”说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某些因素，建构了一个系统的智慧学说，从中明显可以看出禅宗和唯识宗的影响。这说明了佛学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所具有的价值。我认为冯契先生提出了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empirenews.page--]

三、佛教居士与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中国佛学史上，有一批非常活跃的居士。居士们既是佛教的信仰者，又处身时代思潮的急流中，因缘聚会，多关注于时代思潮与佛教思想的比较融通。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中国的主要思想形态，不能影响到居士们的生活和信仰。尤其是上世纪

三、四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革命的进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日益扩大至一批佛教居士，调和马克思主义和佛教信仰的关系就成了居士们的当务之急。以王小徐、尤智表、温光熹、苏渊雷、陈铭枢等为代表的一批居士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总的倾向是认为佛法和马克思主义没有根本的矛盾，是可以相通的甚至统一起来的。在佛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居士们大致表现出三种不同的认识：第一，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及佛法，王小徐、汤瑛等持有这种观点;第二，对马克思主义与佛学等量齐观，尤智表、苏渊雷等持有这种观点;第三，融合马克思主义与佛教思想，创立新的佛学理论体系，以温光熹、陈铭枢等为代表;第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佛学进行批判的继承和发展。以下分别予以叙述。首先，科学融通佛法的著名居士王小徐，非常关心科学的进展，同时也非常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一方面，王小徐认为，佛教的基本问题即是当时社会科学界最有影响的科学方法――辩证法。佛教的世界观可以“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半偈总结，这和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及普烈汉诺夫所说“辩证法是在发生、发展、消灭上观察现象的方法”相符。另方面，黑格尔和马克思虽然是辩证法的祖宗，但他们的辩证法仍不彻底，反之，三千年前的佛教却是彻底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但着眼于知识对象的变迁，而且着眼于知识本身的变迁。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改造成唯物的，应用来研究社会科学上的人，揭示了一切从前的社会科学认为不变的政治原理、经济原理、法理等也是随着人类的生活条件而变化的。但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因为马克思不能把他的原则贯彻到底。马克思主张的辩证法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之中，包含着它的必然没落的理解”，这“对于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空论的代言人”是“一种苦恼、一种恐怖”。马克思不能把这一原则应用于无产阶级和他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而且他还不惜以全世界的长期战祸为代价，来博取他的理想的辩证法的唯一例外――共产主义。在王小徐看来，只有佛教才是彻底的辩证法。依据辩证法没有抽象的真理。然而，所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都企图从研究对象中求出种种定律，这些定律都是抽象的，不能不违反辩证法。不但一般的哲学、科学如此，辩证法本身也不能不和它自己矛盾。这就是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哲学家、科学家不能上一页[1][2][3][4][5]下一页避免其辩证法不彻底的缘故。彻底的辩证法决不能用语言文字描述，决不能用意识思维，这就是佛教的“无分别智”。无分别智虽不能用语言文字描写，不能用意识思维，却决不是一个空名，是可以通过无数法门的实践而获得的。只有无分别智才能把握具体的实相。 [!--empirenews.page--]汤瑛《与某居士论其所撰六祖唯物辩证法》中说：“佛法赅世出世间法，唯物辩证法亦世间善法之一，其法有助于‘现象论’之思维，却未能尽‘本体论’之极致，不然八地以上境界，试辨取看?五取蕴空，既无能证之心，亦无所证之法，与么时，且道矛盾统一定律，量质转变定律，否定之否定定律，正反合等，向甚处安排?”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辩证法是自然、人类社会及思维的一般法则，或发展法则的科学，„„辩证法的思维，乃在运动之流上――发生、存在、发展、消灭，――去把握事物，而非事物之静止状态中;乃在一切存在物，错综广泛的连系中观察现象，而非把现象作各各孤立的，彼此不相干的，固定的去观察。”汤瑛对此说：“观这一段，则恩氏对事物之见地，与佛氏生住异灭的见地并无不同。发生不是‘生’么?存在不是‘住’么?发展不是‘异’么?消灭不是‘灭’么?恩氏所谓‘从连系中观察现象’，‘非把现象当作各各孤立的’，‘非彼此不相关的’，‘非固定的’，与佛氏‘诸法因缘生’‘法不孤起’‘诸法相即’‘诸行无常’的见地，亦无不同。”“所异者，恩氏只盘旋于见分相分之间‘去把握事物’，佛氏则更否定见相二分，去进求自证分，证自证分，直契本体，然后由体起用，立德立言，广度群有，或乘愿再来，现哲学家身，现科学家身，显共产党身而为说法，佛氏以本分潜德济人，功成固不必显我也。然则佛氏恩氏，由于造诣有别，其成就自有本末、大小、隐显、真幻之殊，昭然若揭日月而行。”(19) 第二，尤智表、苏渊雷等人以唯物辩证法和佛教辩证法互相发明。尤智表在《佛法中之辩证法》中说，哲学家中只懂得玄学和机械唯物论，而不懂得辩证法唯物史观的，便不能了解佛法。惟有懂得相对论和辩证法的才能真正了解佛法的。因为佛法中的般若，相当于科学中的相对论和哲学中的辩证法，乃是解释宇宙人生活泼泼的动态的最好方法。懂得辩证法，才懂得一切主义学说，都不过是某一时代在某种环境中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定法。尤智表说：“依照现代科学中的相对论，物质并没有绝对的真常不变的实体。再依照现代哲学中最进步的辩证唯物史观来说，一切思想学说，都不过某一时代经济环境中反映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那里有固定不变的学说?所以我说佛的教理并不和现代进步的科学哲学冲突。现代进步的科学和哲学正在替佛法做透彻的注解。真能懂得相对论和辩证法的，读起《金刚经》来，一定能深切的体味这无上甚深微妙法。”(20)所以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国家工具，都是佛法中所谓对治悉檀，并不是脱离了现实的对象而订立的玄学理论。苏渊雷在《大乘佛法与新唯物论》(21)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佛学做了系统的比较。他认为，佛以一大事因缘而出世;马恩哲学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救世度人的弘愿，观变历物的方法，牺牲奋斗的精神上，二者可说有最大的一致。平等、自由、解放、幸福，一切都以大众利益为归趋，而以自我批评为手段，法法相望，事理无碍，所以二者相助相成，相容相摄，都是时代所必需的。他从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三方法，说明佛法与马恩哲学的相通性与一致点： [!--empirenews.page--]就世界观而言，马恩哲学的世界观，有根本二义：一是辩证法，一是唯物论，合成辩证的唯物论。在方法论上，马恩哲学采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去除了其神秘的外衣，对于世界本质的理解，则采取费尔巴哈的唯物论而更尽一层。概言之，辩证法是在事物的“关联”、“过程”、“变化”及“矛盾发展”中发现其规律，所以能破除“孤立”、“片段”、“固定”及“单调循环”的弊病。这与佛法所阐明的“依他”、“缘起”、“四相”、“八不”旨义并无区别。事不孤立，法无单起，无明之与矛盾，生灭之与变化，无尽缘起之与矛盾发展，也是同样的意思。唯物论主张“客观世界可认识”，“主观反映有抉择”，“见之实践为真理”，这些与大乘佛法的不否认客观存在，而仅以主观执着为虚妄的见解，可谓是殊途同归。苏渊雷说：观念为物质的反映而非其根源，思想是物质运动之最高的形态，故龟毛兔角，初非实有，镜花水月，终成虚幻。佛法主张一切法因缘生，唯识所现，故转依发展，非主客一致、能所相应不为功。俗有非有，真空不空，此正与现象与本质、感觉与理性辨证的发展，马恩哲学所谓从现象中求本质，由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与佛法所标从有为法到无为法，从如幻证真相，深为契合。(22)就社会观而言，马克思主义以打破阶级，消灭人剥削人制度为职志，所以主张“服务大众”、“劳动创造”，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与佛的“阶级平等观”，“众生一子想”，以及“一日不劳作，一日不得食”的严格的僧伽制度，在精神上没有不同。世俗之人每每非难佛家不事生产，这其实不过是末流之弊，真正的佛法，并不妨碍生产活动。如百丈禅师的不劳不食，慧能六祖的舂米，黄打铁的过炉边生活，均不妨碍其为第一流的思想家。苏渊雷提出，如何使僧徒参加生产，建立清规，不致贻人口实，实在是当务之急。就人生观而言，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建设，以获取精神批判的武器，所谓“无革命的理论，即无革命的行动”;又主张从工作中检讨，向大众学习，严守纪律，服从组织，牺牲奋斗，以冀建筑地上的乐园。这与佛家的悲智为学、摧邪显正、勇猛精进、大雄无畏的精神，亲近大众、不离众生、舍身说教、入狱度人的作风，堪相比美。在苏渊雷看来，共产主义者人格的高尚，愿力的宏大，显示出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度，真是大乘的根器。第三，温光熹、陈铭枢等人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和佛法相结合，建立新佛学体系。温光熹在《做什么》和《社会主义的社会还要不要佛法》、《怎样搞通我们的思想问题》、《世界文化大势与佛学前途》等文中曾系统地表述过他的“新佛法”。所谓新佛法，就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的佛法，是发扬农禅精神配合社会生产的佛法，是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佛法。温光熹认为，佛法也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佛法必然从旧佛法过渡到新佛法。而新佛法能否成立的关键就是其与马克思主义 [!--empirenews.page--] 的关系。温光熹从三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

(一)新佛法与唯物哲学。温光熹认为，佛法不但不是西洋式的唯心论，而且具有现代辩证唯物论的精神。佛法“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心”、“识”，并不是西洋唯心论所谈的心、意志、观念等等，而是总括了心与物的一个代名词。西洋的唯心论只是当得唯识论的第六意识(至多到第七识的见分)，而唯物论是前五识，佛法上的心是第八阿赖耶识，包藏一切有情世间器世间，乃前七识之根源;转识成智之后便是圆满妙心。而且佛法也承认“心本无生因境有”，实际上是既不偏于物，也不偏于心。

(二)新佛法与阶级斗争。新佛法也讲阶级，而且是站在大多数被压迫阶级的立场向少数的暴力斗争。但是佛法站在阶级立场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方便契机的说法。佛法的理想终归是消灭阶级而走向人类社会的统一。

(三)新佛法与社会。新佛法是实践的佛法，它不但合于现代新文化的思想体系，而且要深入群众、把握活生生的现实。“向社会广大的人民群众底生活改善和改革去做”。佛法是依存于大众的，服务于社会主义社上一页[1][2][3][4][5]下一页会的。“佛法要摆在山门外、社会内，要以广大的、贫苦的人民大众为对象;而不可以作为有闲阶级的享受品、消遣品，甚至阻碍历史进化的辩证唯物的旧范畴的宗教东西。”(《做什么》) 一代名将陈铭枢，也是一位有深刻独到见地的佛学家。他在五十年代初，连续发表《佛学底基本要义和研究它的方法与实践它的规律》、《我的禅观》、《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佛学理论体系》、《论佛家实践底两种绝对意义》等文章。陈铭枢自称“是以辩证唯物论――新哲学的方法论去研究佛学的倡导者”。(陈铭枢《法喜集》，《现代佛学》第一卷第三期)他一方面极力论证佛学之非唯心论，一方面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实践佛学。其要义有三：

(一)佛学是从实践中来的，是说明人生从“感性”而“理性”而进而达到“觉性”的实践的理论。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佛学的基本理论体系是：有心与无心底统

一、有我与无我底统

一、心与我底统

一、相对与绝对底统

一、烦恼与菩提底统

一、由无本体和对立统一说到同一。

(二)佛法实践的最伟大最彻底的表现就是“菩萨行”。菩萨行完全忘我(无我)为人，视群众的生命就是自己的生命，所以站在菩萨行立场来作一个马列主义战士，是很自然的。凡是一个正知正见的佛教徒，同时绝无条件的是个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者。这完全是从自觉的认识和实践，而适应世间的真理底立场来说的话。

(三)佛法在世间，坏世间相、离开现实便非佛法。佛法只是说教，为解决人的生死问题，没有详细地为改造现实世界而创立社会经济政治法制等发展的理论而解决人生活问题。但前者既不能离开后者，(离开便非佛法)并且佛法更要积极的极端的适应(随顺)后者。对后者的理论和规律的说明在近代实际上只有马克思主义。“唯有马列主义才能彻底解决全人类康乐平等的真正生活。”陈枢铭同时指出，马列主义具有改造世界为真善美的权威，却不应据为独有之教，因为真理只是一，是普遍性，是发到无终的永恒性，是汇合一切的真理性。 [!--empirenews.page--]

四、佛教僧侣与马克思主义缁众佛学同样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就整个20世纪而言，僧侣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应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年代到1949年。此一阶段，僧侣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尚未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既有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一面，也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相比而言，后一方面更多一些。这一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太虚大师。20年代，与国际上的佛教社会主义运动(23)相呼应，随着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的传播，佛学界也受到影响。思想敏锐的太虚是佛门中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做出反应的人。作于1920年的《唐代禅宗与社会思潮》即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太虚在文中以“反信教的学术精神”，“反玄学的实证精神”，“反因袭的创化精神”等，说明禅宗与学术思潮;以“虚无主义的精神”，“布尔塞维克主义的精神”、“德谟克拉西主义的精神”，说明禅宗与社会思潮。其中所谓“布尔塞维克主义的精神”指的是“马克司之国家的社会集产主义，而又特重劳工神圣主义”，百丈禅师所开创的丛林清规体现了这种精神。太虚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包括对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批评。关于唯物辩证法，太虚认为与佛法有相通之处。唯物论以物质为客观的实在，以意识为物质头脑的产物，认为离开物质而独立的意识是不存在的。“此虽与唯识论的理论相反，而与佛法中明因缘生灭或缘生性空之理论不一定冲突，以并非执最后之极微或原子等为唯物，而但以现变实事为唯物故。”(24)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中，对立统一规律的意义与佛法中的众缘所生无实自性的意思是相似的;质量互变规律也与佛法对因、缘的说明相合，太虚曰：“所谓由质到量，因立则缘从也;所谓由量到质者，缘强则因变也。”(25)太虚以为，“这种辩证法的世界观，要算西洋哲学中最能说明现变实事的了”(26)，但“辩证法在演变的世界中发挥其矛盾对立的冲突性，主张争斗”(27)，故只是病理性的。比较起来，太虚对唯物史观批评更多。他认为唯物史观仅根据经济原因解释社会历史，是“不知事物之完全之底细”，因为依佛法来讲，一切事物都是众缘所成，社会的变化不可能仅由经济因素决定。马克思虽然将辩证法引入社会理论，却从物质经济上将社会分成对立阶级，通过无产阶级对资本家的斗争，最终达到无私产社会，其起点和终点都不是辩证法的。只有依佛法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观点，来分析人生社会，才能真正解决社会人生中的诸种矛盾和问题。除太虚以外，也有佛门中人通过发掘佛法中的社会主义思想，来融摄马克思主义。岭东佛学院的寄尘著文指出，佛陀创教，就是反对不平等的种姓制度，并建立和合的僧团。佛陀教导慈悲对治残忍，正见对治邪说，无畏纠正妥洽，利和调和经济，并要僧伽以和合为义，等等，这就是佛陀的社会主义。因此，马克思后来提倡的社会主义，并非马克思独创，在佛法中早已有之。第二阶段，是五十年代。此一阶段，佛门中人也积极投入到学习马列主义的运动中去。各地纷纷举办僧尼学习班。《现代佛学》第一卷第三期上载有《北京市佛教徒学习会僧尼学习班的学习总结》和《长沙市佛教徒学习会学习计划》。北京市佛教徒学习会的目的有三：

一、学习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

二、实行佛教“济世无我”的积极精神，建立劳动观点，服务人民。

三、肃清封建迷信的思想，争取佛教的光明，辅助社会进化，完成人间乐土。这显然是中国佛教协会的指导思想。巨赞法师在《更好地发扬优良文化传统》一文中说： [!--empirenews.page--]我希望佛教徒以及其他宗教徒徒努力学习科学和马列主义，以便把保存在宗教里面的宝贵资料发掘出来，并把发现的问题加以解决，贡献于全人类，使它也成为推动人类文化进步的一种力量。同时希望马克思主义者尊重这样的努力，并在必要的时候予以支持与协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宗教问题。(28)他还号召四众弟子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视之为对过去思想斗战的宝论，视之为降魔的慧剑。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论分析佛教的唯心论，主张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巨赞的观点既有迫于当时政治压力、维护佛教生存的一面，也有主动适应社会生活新变化的一面。随着左倾思潮的发展，佛教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与适应的历史进程最终终止了。第三阶段是八十年代以后。此一阶段，佛教和佛学研究逐步恢复了生机，马克思主义在佛学研究中的影响反而越来越薄弱。佛教界对马克思主义少有回应者。笔者所见，只有兰州的多识**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回应。多识认为，“佛教的哲学观点不全是唯心主义”。他坚决反对“宗教是一种颠倒了世界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哲学唯心主义也是颠倒了的世界观，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这同宗教唯心主义世界观是一致的”，“哲学唯心主义以抽象的理论体系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一般的宗教信仰则是以盲目信仰超自然力量的非理性感情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念的”等等说法。多识**指出，佛教哲学共分分别派、经论派、唯识派、中观派等四大派别。分别、经论二派属于小乘哲学，唯识、中观属于大乘哲学。根据物质和精神哪个是第一性这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主要划分标准，在佛教哲学中除唯识论的世界观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外，其余各派的认识论、世界观都属于唯物主义，而中观论属于辩证唯物主义。除了唯识派以外的其他各派，无一例外地承认“识生于境，无境便无识”(《菩提心经》)。意思是说，主观意识是客观事物引起的，若无客观事物，便无主观认识。„„小乘分别派和经论派都认为，主观认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认识如“镜子”，反映上一页[1][2][3][4][5]下一页客观事物，佛的圆镜智由此而来。在反映的方式上，分别派和经论派各有不同的看法，前者认为心识对客观对象直接接触，后者认为直接认识的对象是五官识中形成的形象。佛家哲学都认为，认识的形成，必具三因，一是外因(认识对象);二是先前识(意识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意识续流，不能中断，一中断，现时意识就无法产生，故认识必须有先前识);三是主官识(如形色的主官识是眼识，声音的主官识是听识等等)。“无境识不生”这句话说明两个问题：首先，主观意识的来源是客观事物;其次，意识的存在表现在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上，无反映就无法确认有识。

五、结语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批判佛教，还是站在佛教立场上为佛教辩护并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与佛教关系中的两个方面。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与佛教未必没有相似之处，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实际上即蕴涵了佛教“缘生性空”的反实体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与佛教哲学的辩证思维也有相似之处。20世纪中国佛学研究的一大成果是对佛家辩证思维精神的揭示，这应该说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结果。而佛家实践精神的发扬，应该说也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这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佛教关系时应着重把握的一点。但是，马克思主义和佛教在根本精神是大异其趣的，前者是世俗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其目的在于建立合理的世间社会秩序，而后者的目的显然在于出世间的宗教解脱。马克思主义者对佛教的批判，虽然带有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印记，但从佛教在历史中的展开来说，这种批判也有其合理性。我觉得今天的佛教在某种层次上向着更注重社会实践和更加理性化的方向发展，马克思主义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第二篇：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摘要:本文对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做了较系统的考察。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导致妇女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本原因,在抽象意义上,可以说是由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但具体地,则是无工资价值的家务劳动的必然结果。后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理论的结合,他们认为,导致妇女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和父权的结合,是一种父权的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父权的资本主义

一、关于妇女受压迫地位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发展阶段的制约。”根据上述理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在探究妇女受压迫地位形成的原因时,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特定的生产方式,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他们认为,母权制的推翻,既是一场经济革命,又是一场政治革命。妇女地位的丧失,仅仅反映在生产方式上,即公有制被私有制所取代,而在人口再生产领域,妇女仍占据重要地位。在工业资本主义形成以前,人们都以扩大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居住在穷乡僻壤地区,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妇女的劳动和男人的劳动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最基本的生产活动—生产和再生产中—妇女都是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但是,这种社会仍然是父权制社会,妇女被排斥在政治、文化和宗教活动之外,尽管这样,妇女在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人会怀疑妇女劳动的价值。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劳动场所由家庭转移到大工场,公共生活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大批男性进入了社会生产领域,成了挣工资者,而妇女仍然呆在家中承担家务劳动和人口再生产任务,成了靠男人养活的人。逐渐地,妇女劳动的社会价值被忽视,男性从事的公共生产凌驾于妇女从事的家务和人口再生产劳动之上,这样,妇女就变成了二等公民,处于屈从地位,从而形成了受压迫的状况。因此,妇女要解放,首先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

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第二阶段为后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随着女权主义理论的研究深入,传统的女权主义如自由的女权主义和激进的女权主义渐渐地被学者们或认为在理论上空泛,或认为在实践中不适时宜。一些女权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视,就是因这种情势而导致的。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家认为,虽然马克思和他的合作者恩格斯在他们的文献里谈及有关妇女的问题,而且也论及她们的如何解放,但他们忽视对妇女的家庭劳动所产生剩余价值的分析。因此,基于马、恩的劳动价值论,这些理论家们相信,通过对妇女家庭劳动的分析,女权主义的理论可以更进一步地有效发展。然而,这种劳动向来不被那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们所重视。他们认为,那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家机械地接过了马、恩关于资本主义性质的论述,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理论,相信一切生产都是社会性的,其性质决定着社会中人群的政治关系,即阶级关系。这显然掩盖了在私有制的社会里关于劳动的性别划分所存在的问题在对妇女问题的研究上,传统的观点认为男女间的不平等是历史、社会发展的产物,而其又导源于男女在生理方面的不同。因此,对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划分总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但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对此观念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尽管男女间的不平等有其历史根源,但决定两性间的分工的原因,是同决定妇女社会地位的原因完全不同的。有些民族的妇女所做的工作比我们所设想的要多得多,这些民族常常对妇女怀着比我们欧洲人更多的真正尊敬。外表上受尊敬的、脱离一切实际劳动的文明时代的贵妇人,比起野蛮时代辛苦劳动的妇女来,其社会地位是无比低下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为什么这种不平等又表现得如此突出?他们认为,问题的症结则集中于依据性别而实施的劳动划分。依据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资本主义包含两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即商品生产和家务生产,或者说,付工资性的生产和不付工资性的生产、有交换价值的生产和仅有使用价值的生产。这后一种生产虽然不像普通商品那样在市场上自由交换,但它是有用的、必需的;而且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性生产中,它为创造利润、资本积累起着最本质的功能。然而,在以货币决定价值的社会里,由于这种劳动只表现于家内,无法成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换,其结果,它只能使生产者的价值暗藏,以致使生产者的身份低下。因此,在这些女权主义者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之所以受到男人的压迫和剥削,其主要原因并不是生理的、文化的或意识形态的,而是经济的,是妇女的家务劳动向来不被社会有实效性地认可。有意义的是,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讨论妇女问题时并不注重分析妇女与男人间存在的冲突,而只认为妇女问题虽与男人有关,但那是第二位的。对妇女的压制不是男人,而是特有的社会制度造就的家内与家外劳动的对立,家庭限制了妇女的能力发挥。因此,他们相信,为了去除这种弊端,其方法或者是家务劳动必须社会化,或者是家务劳动必须工资化。这样才可能真正地解决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关性别方面的不平等。他们的如此观点被学术界称之为家务政治经济学。

总结上述,在理论上,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有如下几点内容: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妇女的家务劳动是一种直接贡献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活动。在此基础上而引出的观点是:学者们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妇女问题时,首先要把妇女作为妇女人类另一大与资本有关的群体来研究。妇女在家庭里的劳动应被理解是一种经济性的资本生产。由第一点直接导致第二点,即没有妇女的家庭劳动,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不可能产生;因此,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建立。第三点是基于第一和第二两点的分析所形成的结论,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妇女之所以在劳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是因为妇女长时间地缠入那种看不见的、被男人同时也包括妇女在内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不被社会认可的无工资的家务劳动。

三、后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后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观点有其片面性。他们发问,按照马、恩关于妇女问题的论述,男女不平等是因为私有财产出现的结果,但那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随着资本主义的成熟,大量的妇女像男人一样进入了劳动市场,因自然性别而进行的劳动划分或者所谓天经地义的必然结果,其观点除了在理论上偏颇之外,在实践上不能有益于妇女的真正解放。于是,他们要寻求新的关于女权主义的解释。后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在学科知识上,是多元性的,即是说,信仰这种学说的学者来自不同的学术领域,如社会学的、经济学的、人类文化学的、教育学的,等等。加之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众多,范围上又几乎遍于整个西方世界,这必然导致此学派内部在观点上的不可能完整统一。但总体上,这一学派的学者都认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过于限制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因素自身,而忽视父权与资本主义社会结合后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后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理论的结合。他们强调,这种结合不是机械的两者相加, 而是辩证的统一,最终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具体地说,这种理论体系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他们同意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政治、经济对妇女问题影响的分析,相信由于直接贡献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家务劳动不被社会认可,属于无交换价值因而属于无工资性质的劳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了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剥削的原因。但他们坚持这不是终极原因其二,他们从激进女权主义那里接过一些观点。激进女权主义的主要观点是:妇女地位低下和受压迫不是如一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样,由经济决定的,而是男女关系间的父权结构影响的。依据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父权制依赖于国家和阶级关系的发展,是私有财产出现的必然结果,从而导致了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但这种论断对激进女权主义来说是偏颇的,原因是他们缺少对父权进行分析。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系统论及父权的结构;在妇女问题上,忽视了父权如何自发地对妇女压迫的分析。但他们从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的有关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得到启发,认为父权是阶级关系的一种功能,是男女在性别之间冲突的特殊产物。具体于社会现实,它是一整套能使男人控制妇女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按男人在社会中不同阶层的等级划分来剥削妇女。这也是为什么在历史上不同的社会里男人要统治和可以统治妇女的原因。他们说明,男人行使父权有的是有意识的,但有的则是无意识的;然而总的来说,男人作为与妇女对立的社会集体对妇女的统治是统一的。正是基于对其一和其二的综合,后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形成了他们关于妇女问题的学说。依据这种学说,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依赖着父权性的劳动划分,而资本主义又强化了父权的发展。在这种性质的私有制社会里,工人阶级的男人和妇女固然都受着同样性质的剥削,但两者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是不同的。男人虽然是工资的奴隶,但在家中是当然的老板,直接对妇女的劳动进行控制。因此,妇女是工资的奴隶的奴隶。家庭固然有益于工人阶级的男女两性,但同时更有益于保护妇女身份的永远低下。基于如此的分析,他们相信,导致妇女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和父权的结合,或者用他们的术语来表述,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父权的必然结果。父权的资本主义对妇女影响体现于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父权的自发性影响。父权是一种社会、历史自然而然的发展结果。从私有制社会发展的轨迹,男人在社会中的权力是从集体的男人向个人的男人转化而发展的。伴随着私有制社会的延伸,男人渐渐地视妇女如同家中财产的动植物、生产工具。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是人类私有制发展的极至阶段,那么,父权性质的发展也是如此。它不仅仅是奴隶、封建社会的特有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不只是存在,而且发展更完全、更充分,尽管这种发展是自发性的、无意识的。其二,妇女在经济上对父权作出了贡献,但获取的是暗藏的受剥削。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如18世纪,妇女的劳动总是作为家庭的一部分。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成熟,妇女和儿童渐渐地从市场退出。男人的工资被假定等于这个工人家庭的商品消费,可以让妇女留在家里,使其在家中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于是,妇女的劳动因非工资性质不仅在客观上完全地贡献于父权性的社会,而且掩盖了她们自身所受的压迫。其三,家庭和市场劳动的辩证关系影响了妇女能力的表现和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的发展不是削减而是加大了家庭劳动和市场劳动的分离。这一切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结果,而是包含了来自统治阶级和工人阶级不自觉地联盟了父权,执行了在生产劳动方面由来已久的性别划分。其四,父权和资本主义相互作用之关系使妇女成为奴隶的奴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当一个养家的男人自由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候,他合理合法地要求一个妇女在为着他的自由出卖而劳动,使他有可能走向市场进行竞争。这自然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必然带来的更强烈竞争,这又必然要求男人更应如此行事更自由地出卖和更好地出卖自己;妇女更无报怨地不仅为她的男人而劳动,而且为发展资本主义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于是,父权和资本主义的有机结合,合理合法地为妇女安排了在性别上不平等的命运:相对于统治阶级的男人,工人阶级的男人受到他们的压迫和剥削;但相对于工人阶级的妇女,工人阶级的男人在政治和经济上又大大地优越她们。总之,后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仅仅像那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那样,只注重马、恩关于劳动划分的社会性,而无视对家内与家外劳动的关系分析是偏颇的;但如像激进女权主义者那样,只强调男女间在性别方面的冲突也是片面的。正确的结论只能来自很好地理解家庭和市场、父权与资本主义是一种怎样的辩证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如何地影响着妇女问题。惟其如此,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受压迫、受剥削的现状才可能有效地得以改变。

第三篇：马克思主义的佛教观和佛教的马克思主义观

二、马克思主义者的佛教观此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包括两类人，一类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瞿秋白、毛泽东等;另一类是持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佛教学者，如候外庐、任继愈、方立天、范文澜、郭鹏、严北溟等。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中，陈独秀等人对佛教持严厉批判的态度，不过陈独秀对佛教的批判并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位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受到佛学很深的影响，他之踏上革命的道路，与佛教菩萨行思想的熏习有关，他说：“菩萨行的人生观，无常的社会观渐渐指导我一光明的路。”(2)佛教的出世主义与诸行无常的世界观，与对现有政治社会的否定或批判结合起来，促使瞿秋白走向“俄乡”寻求新的政治社会理想。不过严格的说，佛学对瞿秋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深层次的情感方式和人生态度上，在其哲学著作中很难看到佛教思想的痕迹。作为一代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佛教观，包括三方面内容，即佛教文化论、优良传统论、与社会主义协调论(3)，这“三论”中尽管有一些毛泽东对佛教的特殊理解，但实际上是至今为止的官方佛教政策的指导思想。佛教文化论把佛教视为历史文化遗产，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优良传统论进一步概括了佛教的本质和作用。毛泽东主张“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其意义在于区分佛教的精华和糟粕，使精华部分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与社会主义协调论则旨在使佛教融入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体制。毛泽东的一些具体论述很有意思，如说释迦牟尼是“从被压迫民族中产生的人”(4)，“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他认为“六祖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5)，高度评价六祖对主观能动性的发扬。他说：[!--empirenews.page--]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慧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的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无所寄托，大为流行。(6)又如：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7)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8)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佛学，主要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此处所谓马克思主义当然是三十年代以后在中国哲学界日渐占据主流地位的苏联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据此研究中国佛学，以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和任继愈的《汉唐佛教思想史论》、《中国佛教史》等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有三：第

一、重视历史上的佛教和佛学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具体佛学思想的阶级属性和社会功能;第

二、根据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二分法，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揭露佛教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第

三、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佛教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侯外庐等人的佛学研究体现的是其一贯的思想史研究特点。在研究僧肇时，侯外庐等人认为：僧肇揭示了运动矛盾，但他并不理解这种矛盾之本身正是思维与思维对象之间的矛盾的辩证法。在揭示运动与不迁的矛盾时，他透露了辩证法，但由此而反对运动肯定物不迁时，他却是否定矛盾，用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否定了辩证法，形而上学的认为运动就是运动，不迁就是不迁，二者不能统一。(9)在研究三论宗时，他们的结论是：吉藏的二谛论在世界观上由相对主义走入虚无主义，在方法论上由相对主义达到单纯的否定;但在相对主义的形态上，又反过来不得不肯定他最终所认为虚幻的一切事物，从而为贫困的现世祝福，替封建的社会结构辩护。当这一出入宫廷“高僧”驰骋于超脱尘世的概念世界时，他的两眼却紧紧盯住统治阶级的粗鄙的俗世利益。这种二重性是以“中道”观掩饰起来，并且以极端繁琐的推理赋予自身以思辨的形态。(10)在研究唯识论时，他们认为：尽管把因果谈得天花乱坠，但他们所谓的因果实质上只是属于主体的一种规定，妄想把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的全部内容抽空，而归结出独立于客观世界之上的、不因物质发展而自由转变的一种意识上的因果关系。当他们把因果关系提到意识的领域内来加以探讨时，他们的因果论就完全排斥着反映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而只成为抽象形式的烦琐哲学的思辨。(11)唯识宗的这一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表面看来，只是一种与俗性无关的抽象、超然的形而上学，但在实质上，它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反动的。(12)这些论点自然是极为偏激的。但这些论点只是当时的一般思想史研究范式的必然结论，不但在佛学思想研究中如此，在儒家、道家等思想的研究中也是如此。不过，使用这一模式研究佛学最为得心应手的应首推任继愈先生。他撰写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这一研究模式的代表作，曾获得毛泽东的很高评价，称之为“凤毛麟角”。任继愈的研究首先总是着眼于分析佛教思想的阶级属性。在任继愈看来，无论是小乘佛教还是大乘佛教，都是在印度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他说：[!--empirenews.page--]它是印度的上层建筑，为印度的奴隶主阶级和印度的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他们的一切有部毗昙学和般若空宗的理论是用来麻痹印度广大人民，消灭他们的反抗意志的思想武器。(13)又说：佛教在中国的危害性，主要在于它实际上起了模糊阶级界限，和削弱被压迫阶级反抗意志的作用。(14)在评价般若学时，他认为佛教的般若学说是以“慈悲”众生的姿态向一切企图正视现实的人展开思想攻势;在评价涅槃佛性学说时，他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一消极平等的宗教口号，是对于一切被压迫阶层的人们的鸦片烟，其反动性远远超过了它文字上的涵义，是具有实际反动的政治作用的。任继愈认为，佛教是唯心主义的宗教体系，是通过唯心主义的理论论证以达到信仰的目的。他肯定佛教的逻辑分析和丰富的辩证法观点，认为佛教作为思想资料的仓库，大有可以发掘之处。比如佛教一开始，就用分析感觉、概念、物质属性来论证他的宗教唯心主义体系，它的论证的方法也很精致。但佛教的辩证法观点与唯心主义的体系是不相容的，因为唯心主义终归要破坏辩证法。所以佛教在哲学史上的作用，就是一个“反面教员”的作用，即“通过对佛教唯心主义的批判，促进了中国唯物主义的深化”。与侯外庐和任继愈比较起来，范文澜对佛教的态度更为激进，可以说是一个近代反佛的极端的典型。在对佛教的总的看法上，范文澜认为，佛教及其经典、教义，都是谎话连篇，不可认真对待。他说：各宗教中说谎话技术最高胆最大的无过于佛教。(15)佛经里谎话连篇，任何一部佛经决不可用认真的态度对待它，只能当作一种戏论加以唾弃。如果堕入大骗局，主观上想做个虔诚守戒律的佛教徒，客观上却是宣扬戏论蠹国殃民的大害虫。(16)对佛教中的各宗派，范文澜也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如认为“净土宗是成佛最容易的一个法门，也是骗人最多害人最重的一个宗派”，“唯识宗更为琐碎，更是一种不值得认真对待的戏论”，“自从佛教演变出密教，佛教堕落成为以妖法惑世欺世的巫术，佛教走入绝境了”，认为华严宗“不论是偏是圆，总无非是脑里空想，口上空谈，毫无实际意义，根本是为统治阶级忠实服务的一套骗人把戏”等等。范文澜的佛教批判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他认为，佛教对被压迫阶级说来，确实是莫大的祸害。因为“佛教强调因果报应，用以解释阶级的不平等、富贵贫贱相差悬殊的原因，对统治阶级非常有利，因而获得统治者的保护和推广。加以谎话连篇，无处不是谎话大话，胁人以地狱无穷尽之苦，诱人以富贵千万倍之报，被压迫人民不免受骗，而特别有贪心的人，更不免堕入术中，受骗至死而不能自拔，成为虔诚的不是存心骗人而实际是骗子的佛教徒。”(17)很难说这类激进的批判言辞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佛教的历史实际。毛泽东就曾认为“佛教为被压迫的人讲话 [!--empirenews.page--] ”。在我看来，有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佛教，也有代表普通人民利益的佛教，并不存在只对地主阶级服务的佛教。即使在地主阶级内部，也始终存在对佛教的不同态度。而从佛教教义来说，如果只是为特定阶级利益服务，它也就失去了“普度众生”的价值了。藏传佛教是自上而下的佛教，慧能禅宗则是平民化的佛教。范文澜无视历史的复杂性，其对佛教的彻底否定可说是思想史上的一个特例。林镇国先生指出，“大体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佛教遗产的整理与诠释完全根据历史唯物论的原则，认为宗教与哲学是反映经济与政治结构的上层产物，而在历史上，不论中国或印度，佛教的宗教与哲学都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佛教批判纲领，主导1949年后出现的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的编写观点，可说是无一例外。”“马克思主义的佛教批判是其整体意识形态批判之一环。对他们来说，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充当统治阶级的辩护者，主要在于提出一套唯心主义本体论，‘力图通过思辨的形式来论证一个潜伏于客观世界背后而作为客观世界的所谓本体，从而把存在的真实性虚幻化，甚至把它规定为自我意识的外化或思维的倒影。’此‘本体’在中国佛学中被称为‘真谛’、‘心’、‘识’、‘法性’等。如何证悟本体，并与本体冥合，便成为中国佛教的宗教实践目的。此实践即是主体对自己的本源(本体)的复归，因而在佛教唯心主义的本体论中，主体与本体被视为原是一体的。”(18)80年代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佛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极端的简单化的阶级分析渐渐失宠，更多的学者从人类认识发展史的角度总结佛教哲学的理论得失，唯物唯心的二元对立模式虽然仍在使用，但历史和思想的复杂性也得到了承认;另一方面，也有人开始吸收佛教中的某些因素，以之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资粮。以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和哲学家冯契为例。作为一个哲学史家，冯契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仍然使用了唯物与唯心的模式，如认为隋唐佛学各宗派分别对“心”的各个侧面作了细致考察，以论证唯心主义，认为法相宗的“一切唯识”论与华严宗的“法界缘起”论的对立是经验论的唯心主义与唯理论的唯心主义的对立等等。作为一个哲学家，冯契的“转识成智”说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某些因素，建构了一个系统的智慧学说，从中明显可以看出禅宗和唯识宗的影响。这说明了佛学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所具有的价值。我认为冯契先生提出了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三、四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革命的进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日益扩大至一批佛教居士，调和马克思主义和佛教信仰的关系就成了居士们的当务之急。以王小徐、尤智表、温光熹、苏渊雷、陈铭枢等为代表的一批居士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总的倾向是认为佛法和马克思主义没有根本的矛盾，是可以相通的甚至统一起来的。在佛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居士们大致表现出三种不同的认识：第一，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及佛法，王小徐、汤瑛等持有这种观点;第二，对马克思主义与佛学等量齐观，尤智表、苏渊雷等持有这种观点;第三，融合马克思主义与佛教思想，创立新的佛学理论体系，以温光熹、陈铭枢等为代表;第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佛学进行批判的继承和发展。以下分别予以叙述。[!--empirenews.page--]首先，科学融通佛法的著名居士王小徐，非常关心科学的进展，同时也非常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一方面，王小徐认为，佛教的基本问题即是当时社会科学界最有影响的科学方法——辩证法。佛教的世界观可以“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半偈总结，这和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及普烈汉诺夫所说“辩证法是在发生、发展、消灭上观察现象的方法”相符。另方面，黑格尔和马克思虽然是辩证法的祖宗，但他们的辩证法仍不彻底，反之，三千年前的佛教却是彻底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但着眼于知识对象的变迁，而且着眼于知识本身的变迁。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改造成唯物的，应用来研究社会科学上的人，揭示了一切从前的社会科学认为不变的政治原理、经济原理、法理等也是随着人类的生活条件而变化的。但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因为马克思不能把他的原则贯彻到底。马克思主张的辩证法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之中，包含着它的必然没落的理解”，这“对于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空论的代言人”是“一种苦恼、一种恐怖”。马克思不能把这一原则应用于无产阶级和他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而且他还不惜以全世界的长期战祸为代价，来博取他的理想的辩证法的唯一例外——共产主义。在王小徐看来，只有佛教才是彻底的辩证法。依据辩证法没有抽象的真理。然而，所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都企图从研究对象中求出种种定律，这些定律都是抽象的，不能不违反辩证法。不但一般的哲学、科学如此，辩证法本身也不能不和它自己矛盾。这就是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哲学家、科学家不能避免其辩证法不彻底的缘故。彻底的辩证法决不能用语言文字描述，决不能用意识思维，这就是佛教的“无分别智”。无分别智虽不能用语言文字描写，不能用意识思维，却决不是一个空名，是可以通过无数法门的实践而获得的。只有无分别智才能把握具体的实相。汤瑛《与某居士论其所撰六祖唯物辩证法》中说：“佛法赅世出世间法，唯物辩证法亦世间善法之一，其法有助于‘现象论’之思维，却未能尽‘本体论’之极致，不然八地以上境界，试辨取看?五取蕴空，既无能证之心，亦无所证之法，与么时，且道矛盾统一定律，量质转变定律，否定之否定定律，正反合等，向甚处安排?”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辩证法是自然、人类社会及思维的一般法则，或发展法则的科学，„„辩证法的思维，乃在运动之流上——发生、存在、发展、消灭，——去把握事物，而非事物之静止状态中;乃在一切存在物，错综广泛的连系中观察现象，而非把现象作各各孤立的，彼此不相干的，固定的去观察。”汤瑛对此说：“观这一段，则恩氏对事物之见地，与佛氏生住异灭的见地并无不同。发生不是‘生’么?存在不是‘住’么?发展不是‘异’么?消灭不是‘灭’么?恩氏所谓‘从连系中观察现象’，‘非把现象当作各各孤立的’，‘非彼此不相关的’，‘非固定的’，与佛氏‘诸法因缘生’‘法不孤起’‘诸法相即’‘诸行无常’的见地，亦无不同。”“所异者，恩氏只盘旋于见分相分之间‘去把握事物’，佛氏则更否定见相二分，去进求自证分，证自证分，直契本体，然后由体起用，立德立言，广度群有，或乘愿再来，现哲学家身，现科学家身，显共产党身而为说法，佛氏以本分潜德济人，功成固不必显我也。然则佛氏恩氏，由于造诣有别，其成就自有本末、大小、隐显、真幻之殊，昭然若揭日月而行。”(19)[!--empirenews.page--]第二，尤智表、苏渊雷等人以唯物辩证法和佛教辩证法互相发明。尤智表在《佛法中之辩证法》中说，哲学家中只懂得玄学和机械唯物论，而不懂得辩证法唯物史观的，便不能了解佛法。惟有懂得相对论和辩证法的才能真正了解佛法的。因为佛法中的般若，相当于科学中的相对论和哲学中的辩证法，乃是解释宇宙人生活泼泼的动态的最好方法。懂得辩证法，才懂得一切主义学说，都不过是某一时代在某种环境中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定法。尤智表说：“依照现代科学中的相对论，物质并没有绝对的真常不变的实体。再依照现代哲学中最进步的辩证唯物史观来说，一切思想学说，都不过某一时代经济环境中反映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那里有固定不变的学说?所以我说佛的教理并不和现代进步的科学哲学冲突。现代进步的科学和哲学正在替佛法做透彻的注解。真能懂得相对论和辩证法的，读起《金刚经》来，一定能深切的体味这无上甚深微妙法。”(20)所以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国家工具，都是佛法中所谓对治悉檀，并不是脱离了现实的对象而订立的玄学理论。苏渊雷在《大乘佛法与新唯物论》(21)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佛学做了系统的比较。他认为，佛以一大事因缘而出世;马恩哲学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救世度人的弘愿，观变历物的方法，牺牲奋斗的精神上，二者可说有最大的一致。平等、自由、解放、幸福，一切都以大众利益为归趋，而以自我批评为手段，法法相望，事理无碍，所以二者相助相成，相容相摄，都是时代所必需的。他从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三方法，说明佛法与马恩哲学的相通性与一致点：就世界观而言，马恩哲学的世界观，有根本二义：一是辩证法，一是唯物论，合成辩证的唯物论。在方法论上，马恩哲学采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去除了其神秘的外衣，对于世界本质的理解，则采取费尔巴哈的唯物论而更尽一层。概言之，辩证法是在事物的“关联”、“过程”、“变化”及“矛盾发展”中发现其规律，所以能破除“孤立”、“片段”、“固定”及“单调循环”的弊病。这与佛法所阐明的“依他”、“缘起”、“四相”、“八不”旨义并无区别。事不孤立，法无单起，无明之与矛盾，生灭之与变化，无尽缘起之与矛盾发展，也是同样的意思。唯物论主张“客观世界可认识”，“主观反映有抉择”，“见之实践为真理”，这些与大乘佛法的不否认客观存在，而仅以主观执着为虚妄的见解，可谓是殊途同归。苏渊雷说：观念为物质的反映而非其根源，思想是物质运动之最高的形态，故龟毛兔角，初非实有，镜花水月，终成虚幻。佛法主张一切法因缘生，唯识所现，故转依发展，非主客一致、能所相应不为功。俗有非有，真空不空，此正与现象与本质、感觉与理性辨证的发展，马恩哲学所谓从现象中求本质，由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与佛法所标从有为法到无为法，从如幻证真相，深为契合。(22)就社会观而言，马克思主义以打破阶级，消灭人剥削人制度为职志，所以主张“服务大众”、“劳动创造”，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与佛的“阶级平等观”，“众生一子想”，以及“一日不劳作，一日不得食”的严格的僧伽制度，在精神上没有不同。世俗之人每每非难佛家不事生产，这其实不过是末流之弊，真正的佛法，并不妨碍生产活动。如百丈禅师的不劳不食，慧能六祖的舂米，黄打铁的过炉边生活，均不妨碍其为第一流的思想家。苏渊雷提出，如何使僧徒参加生产，建立清规，不致贻人口实，实在是当务之急。[!--empirenews.page--]就人生观而言，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建设，以获取精神批判的武器，所谓“无革命的理论，即无革命的行动”;又主张从工作中检讨，向大众学习，严守纪律，服从组织，牺牲奋斗，以冀建筑地上的乐园。这与佛家的悲智为学、摧邪显正、勇猛精进、大雄无畏的精神，亲近大众、不离众生、舍身说教、入狱度人的作风，堪相比美。在苏渊雷看来，共产主义者人格的高尚，愿力的宏大，显示出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度，真是大乘的根器。第三，温光熹、陈铭枢等人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和佛法相结合，建立新佛学体系。温光熹在《做什么》和《社会主义的社会还要不要佛法》、《怎样搞通我们的思想问题》、《世界文化大势与佛学前途》等文中曾系统地表述过他的“新佛法”。所谓新佛法，就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的佛法，是发扬农禅精神配合社会生产的佛法，是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佛法。温光熹认为，佛法也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佛法必然从旧佛法过渡到新佛法。而新佛法能否成立的关键就是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温光熹从三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

(三)新佛法与社会。新佛法是实践的佛法，它不但合于现代新文化的思想体系，而且要深入群众、把握活生生的现实。“向社会广大的人民群众底生活改善和改革去做”。佛法是依存于大众的，服务于社会主义社会的。 “佛法要摆在山门外、社会内，要以广大的、贫苦的人民大众为对象;而不可以作为有闲阶级的享受品、消遣品，甚至阻碍历史进化的辩证唯物的旧范畴的宗教东西。”(《做什么》)一代名将陈铭枢，也是一位有深刻独到见地的佛学家。他在五十年代初，连续发表《佛学底基本要义和研究它的方法与实践它的规律》、《我的禅观》、《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佛学理论体系》、《论佛家实践底两种绝对意义》等文章。陈铭枢自称“是以辩证唯物论——新哲学的方法论去研究佛学的倡导者”。(陈铭枢《法喜集》，《现代佛学》第一卷第三期)他一方面极力论证佛学之非唯心论，一方面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实践佛学。其要义有三：

一、有我与无我底统

一、心与我底统

一、相对与绝对底统

一、烦恼与菩提底统

一、由无本体和对立统一说到同一。

第四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学习心得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群众路线

——《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学习心得

根据xx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安排，我学习了XX下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一书，并结合当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出发，谈谈自己的学习心得。

《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这本书用了十个章节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其中第八讲专题讲解了人民群众的作用和党的群众路线，凸显出群众路线在我党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上的重要地位。我对第八讲进行了着重学习，体会最深刻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群众史观，这两点在一定程度上为群众路线提供了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回答了“为什么要走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是群众史观，它认可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认为人民群众是实践和认识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与某些倡导英雄史观，认为个人英雄创造了历史的哲学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1939年，毛泽东主席在撰写《〈共产党人〉发刊词》、论述新民主主义理论时，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

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始终把为群众谋利益写在党的旗帜上，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回顾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

织群众的历史，群众路线就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传家宝。可以说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没有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回顾往昔，解放战争期间，数以百万的老百姓推着数十万辆小推车为解放军战士运送物资，踊跃参军，夹道迎着解放军的部队进城，可以说是四万万的中国人民选择了我们中国动产党;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物资极度困乏的窘境，亿万百姓选择了跟着党走，勒紧裤腰带，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添砖加瓦。

新时代、新形势下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时代赋予了群众事业新的特征，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个人利益诉求的多样性日益明显，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和激化，部分党员干部逐渐脱离了广大群众。脱离群众的危险日益加剧，它直接关系着我们党是否能够继续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否能够继续获得群众的支持。

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实践群众路线?

第一，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动摇。要始终站在以人为本的高度，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角度，重视民生、研究民生、改善民生，以群众的感知体谅群众，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对党交给我们的工作和职责保持崇高的使命感，带着深厚感情做好群众工作，进一步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服务群众、奉献群众，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XX部门虽然不是窗口部门，与群众直接接触的机会比较少，但是我们要牢固树立XXXX的理念，守住XXXX风险底线，努力防范和化解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维护经济金融稳定，维护广大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是我们每一

个XX的职责。

第二、要重视调查研究的作用。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利益格局调整和各种矛盾凸显的关键时期，要走群众路线必须先搞清楚群众需要什么，群众有什么困难。持续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深入到XX基层和企业生产经营一线，把握经济发展脉搏，了解银行业经营的新动向，及时发现各类潜在的风险点，通过调查研究挖掘广大金融消费者的需求，推动XX通过金融创新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使广大群众都能够享受到高效、便捷、公平的XX服务，使XX在推动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上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要严守党的群众工作纪律要求。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铁一般的纪律性。严格的纪律性也是我们党凝聚民心民智民力共同战胜困难、走向成功的重要法宝。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艰苦奋斗、廉洁自律的组织纪律和政治本色不能变。作为一名XX人员，必须要认真遵守党中央、国家、XXX各项规章制度和党风廉政要求，时刻保持思想警醒，做到廉洁自律，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始终保持一股清风、一团正气。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给了广大党员干部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每一位党员都对照党章，照照镜子，端正行为，正正衣冠，自我净化，洗洗澡，对症下药，治治病，让我们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会严格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对照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方案，在实际工作中认真对照整改，不断完善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用实际行动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第五篇：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主要掌握以下50个知识点：

1、哲学与世界观和方法论;

2、哲学的基本问题;

3、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4、两种历史观的对立;

6、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

7、物质与运动;

8、运动与静止;

9、物质运动与时间、空间、

10、实践构成了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

11、实践的主体、客体及其相互作用;

12、意识的产生、本质和能动作用;

13、世界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14、联系的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

15、发展的永恒性和普遍性;

16、规律及其客观性;

17、现象和本质;

18、必然性和偶然性;

19、原因和结果;20、可能和现实;

21、事物存在的质、量、度;

22、事物发展中的量变和质变及其相互转化;

23、事物发展中的肯定和否定及其辩证关系;

24、对立统一规律;

25、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及其方法论意义;

26、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及其相互关系;

27、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非主要方面及其辩证关系;

28、坚持唯物辩证法，防止形而上学;

29、科学发展观与唯物辩证法;30、认识发生的现实基础与认识的本质;

31、主体、客体及其辩证关系;

32、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与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33、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及其辩证关系;

34、认识过程的反复性和无限性;

35、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36、真理及其客观性;

37、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

38、价值;

39、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40、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是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41、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在社会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42、生产力的内涵、构成要素和特性;

43、生产关系的本质和内在结构;

44、社会规律及其特点;

45、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及其矛盾;

46、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及矛盾;

47、社会发展的动力;

48、“生产力标准”的依据及意义;

49、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科学技术革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50、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国内部分：

1. 2012年新年前夕，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题为《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年贺词，传递了坚持促进和平、发展与合作的坚定信心和美好愿望，在全国各族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同心协力，锐意进取，继续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民族复兴的伟业，向着美好未来共同奋进。

2. 按照国家广电总局的工作部署，我国首个立体电视综合性试验频道中国3D电视试验频道从元旦起开始试播，春节期间正式播出。1月1日，国家广电总局在北京举办了3D试验频道开播仪式。

3. 1月1日，上海市正式启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多方努力下，目前上海市开展试点的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

4. 太原铁路局传来捷报：大秦线胜利完成年运量4.4亿吨目标，比2010年增运量4000万吨。这是大秦线自2005年达到年运量2亿吨的世界重载运输理论极限后，第六次刷新“单条铁路年运量”纪录。针对港口接卸量达到设计能力112%的现状，太原铁路局充分利用路港、路企合署办公协调平台，使煤炭产运销链条运转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

5. 据统计，2011年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5875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13.6%，增幅同比提高3.9个百分点。预计2011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仍将增长10%以上，延续了连续多年较快增长的好势头。

6. 根据《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为防范金融风险，规范市场秩序，国家工商总局日前决定，对于未经批准在名称中使用“交易所”字样的交易场所，应在2012年2月底前进行清理规范。

7.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出通知，明确了扶持动漫产业发展的增值税、营业税优惠政策。对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动漫企业销售其自主开发生产的动漫软件，按17%的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动漫软件出口免征增值税。

8. 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组织的第三次长江源考察结果显示，长江源区自2000年至今，水土流失面积呈递增趋势，出现了冻土及冻土环境退化、植被退化、冻融侵蚀和土地荒漠化等四大生态环境问题。

9. 据新华社电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1月3日说，全国34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元旦起推出了改版后新编排，同去年相比，新闻类节目增加了三分之一，新创办栏目达50多个，七类被调控娱乐性较强节目减少了三分之二。“从今年的新编排看，节目类型更加丰富合理，过度娱乐化倾向得到明显遏制。”

10. 2010，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发现共有违规资金超5308亿元。其中，整改2592亿元。1月4日，审计署公布“2010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结果”。审计发现的139起违法犯罪案件线索等经有关部门查处后，已有699人受党纪政纪处分，81人被依法逮捕、起诉或判刑。

11. 1月5日，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全国商务工作会议上透露：2011年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预计全年达到18万亿元，增长17%左右;外贸总体增长较快，预计全年进出口总额将达到3.6万亿美元，增长20%以上，贸易顺差继续收窄，预计在1600亿美元左右。

12. 国家主席胡锦涛1月2日至6日，分别致电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克兰总统，祝贺中国与上述国家建交20周年。

13. 据财政部门初步统计，2011年中央财政对“三农”的实际投入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到10408.6亿元，同比增长21.3%。

14. 从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我国用地需求刚性上升，土地需求矛盾突出。国土资源部将立足服务稳增长、调结构，加强土地调控，重点保障“三农”、保障性住房、社会事业等用地需求。同时，对今年700万套保障性住房用地应保尽保。

15. 卫生部党组书记张茅日前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指出，今年要把医疗费用控制作为卫生工作的重要管理目标，合理确定费用增长控制指标，并建立考核机制。

16. 中国证监会近日宣布，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已正式成立，目前已经开展工作。作为证监会内设机构，投保局负责证券期货市场投资者保护工作的统筹规划、组织指导、监督检查、考核评估。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末，我国境内股市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市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股市投资者规模数量全球最大，股票市场开户数约为1.65亿户，其中机构投资者约70万户，个人投资者约1.64亿户，占99.6%。我国境内股票市场个人投资者数量众多，7200多万，占全国城镇人口的11%。中小投资者比重高，持股市值在10万元以下的投资者占80%以上。市场交易以个人为主体，2011年股票成交量中个人占比80%以上。

17.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投票1月14日下午4时结束。开票结果显示，中国国民党候选人马英

九、吴敦义获胜，得票6891139张，得票率为51.6%。另两组候选人中，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苏嘉全得票6093578张，得票率为45.6%;亲民党候选人宋楚瑜、林瑞雄得票369588张，得票率为2.8%。与此同时举行的台湾地区民意代表选举，结果也于今晚揭晓。在总共113个席次中，中国国民党获得64席，民进党获得40席，亲民党3席，台联党3席，“无党团结联盟”获得2席，无党籍及未经政党推荐者获得1席。

18.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1月16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共同举办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40周年纪念活动。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共同出席并致辞。

19. 2011年中国经济成绩单1月17日公布，数据显示：去年全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9.2%，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5.4%。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针对上述数据表示：“这符合宏观调控预期，中国经济中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动力依然存在。”他并强调，“在国内外经济情况复杂多变的态势下，中国的成绩来之不易。”

20. 全国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三年来，共查处了60722个、涉及金额315.86亿元的“小金库”，10429人被追究责任。1月17日，中央治理“小金库”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刘建华表示，专项治理工作结束后，中央治理“小金库”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一个临时协调机构将宣布撤销，举报受理办理方式将转入常态。

21. 国家统计局1月18日发布报告指出，2011年，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71亿，比上年增加977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人户分离人口指的是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所在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22. 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1年12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在房地产调控的持续作用下，全国房价回落的趋势仍在继续，房价出现下跌的城市范围不断扩大，楼市由升转降的拐点已经确立。

23.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广大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决定从2012年1月1日起，为2011年12月31日前已经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企业退休人员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此次调整，综合考虑2011年物价上涨和职工工资水平增长等情况，按照2011年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10%左右确定调整水平，并对具有高级职称的企业退休科技人员、高龄人员等群体适当提高调整水平。

24. 据各省份公布的数据，除台湾和香港、澳门外，2011年，地区生产总值超过万亿元的省份已达23个，分别为：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河北、辽宁、四川、上海、湖南、湖北、福建、北京、安徽、内蒙古、黑龙江、陕西、天津、广西、山西、江西、重庆、吉林。其中，广东超过5万亿元，江苏和山东超过4万亿元。

25. 贺辞说岁末之际，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再传喜讯：“十二五”开局之年，塔里木油田实现生产原油577万吨，天然气170亿立方米，油气产量当量2030万吨。塔里木油田已连续5年保持产量当量2000万吨佳绩。

26.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当地时间1月27日下午抵达亚的斯亚贝巴宝利国际机场，开始对埃塞俄比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非洲联盟第十八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简称“非盟首脑会议”)开幕式。

一、国内部分：

1.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月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健康发展。会议指出，小型微型企业是提供新增就业岗位的主要渠道，是企业家创业成长的主要平台，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对于我国经济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2月1日，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9个中央一号文件由新华社受权发布。文件包含“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引领支撑现代农业建设;提高市场流通效率，切实保障农产品稳定均衡供给”等六个部分共23条。

3.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大、小范围会谈并共同会见中外记者。两国总理一致认为，中德建交40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进展，达到很高水平，造福了两国人民，对世界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双方表示，要保持高层交往，共同办好“中国文化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等大型活动，全面落实第一次中德政府磋商达成的协议和共识，下半年举行第二次政府磋商。

4. 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官方微博2月2日再次公布了公安部和全国各省级公安机关“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办公室举报方式，发动广大群众继续积极举报“四黑四害”案件线索，广泛征集群众对专项行动的意见和建议。

5. 2月3日上午，庆祝中国银行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来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大会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出席大会。

6. 在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举办1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致信祝贺。

7. 为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农业部2月3日召开全国春季田管暨春耕备耕工作视频会议，提出确保春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稳定在9.2亿亩以上，全年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6.58亿亩以上;着力提高单产水平，大力推进科技进村入户，大规模开展粮棉油糖高产创建，力争夏粮首战告捷，为全年粮食生产打下良好基础。

8. 日前批准通过的《西藏自治区“十二五”时期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十二五”期间，西藏将加大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城镇化率将达到30%。此外，西藏还将在“十二五”期间新增城镇保障房5.2万套。

9.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日前印发2012年工作要点。工作要点涉及隐患排查、煤矿安全、道路交通、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高速铁路安全整治等多个方面，提出要着力排查治理隐患，深化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整治，着力打击非法违法行为，着力强化和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断加强政府及其部门安全监管。

10. 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近日在广东考察时说，二十年前，小平同志不顾八十多岁的高龄来到广东，讲了许多语重心长、发人深省、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话。当前我们面临的形势总体是好的，但是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变化非常剧烈，金融危机还在发展蔓延，我们国内经济一些体制上的问题，特别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我们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不少，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依然是改革开放!

11. 根据国务院授权，中国民用航空局于近日向各航空公司发出指令，未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禁止中国境内各运输航空公司参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禁止各运输航空公司以此为由提高运价或增加收费项目。

12. 2月6日，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发布了探月工程嫦娥二号月球探测器获得的7米分辨率全月球影像图，这是目前国际上已公布的分辨率最高的全月球影像图，表明我国探月工程又取得一项重大科研成果。

1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保障性住房公平分配工作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在确保保障性安居工程按期开工、质量可靠、如期建成的同时，把确保公平分配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按照保障基本、公正程序、公开过程的原则，科学确定保障范围，规范和阳光操作，切实保障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

14. 全国法院深化司法拍卖改革工作会议2月8日在重庆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作出重要批示。司法拍卖改革是党中央确定的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人民法院“三五”改革纲要关于执行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15.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2月9日在北京会见加拿大总理哈珀。会见后，李克强与哈珀共同出席第五届中国—加拿大经贸合作论坛并致辞。中国—加拿大经贸合作论坛由中国贸促会和加中贸易理事会于2005年共同创立，旨在促进两国经贸关系，迄今已举办四届。

16. 国务院日前发出关于印发《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的通知。这是继1996年颁布实施《质量振兴纲要(1996年—2010年)》后，国务院再出台质量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纲要明确要求，要健全地方政府负总责、监管部门各负其责、企业是第一责任人的质量安全责任体系，将质量安全和质量发展纳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绩效考核评价内容。

17. 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2月9日应询答问时表示，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于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18. 在亲身经历了11天被劫持的日子后，2月9日，29位在苏丹获救的中国工人终于回国，并返回各自的家乡。

19.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月10日在中南海紫光阁亲切接受了第十一世**额尔德尼·确吉杰布的拜见。温家宝首先向**祝贺春节和藏历新年，并向藏传佛教界朋友和广大藏族同胞致以节日的问候。**向温家宝敬献了哈达。

20. 近日，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和财政部联合召开会议，部署实施找矿突破战略。据测算，我国目前在45种主要矿产中，有11种国民经济矿产出现严重短缺。随着资源消耗的快速增长，我国已经成为大量消耗的国家，石油、铁矿石、钾盐等主要矿种的对外依存度超过50%。

21. 为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2012年财政部、商务部决定继续在部分城市开展家政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并支持家政服务人员培训。

22. 2月10日从中国残联获悉：为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帮助农村贫困残疾人改善基本生活条件，实现稳定脱贫，中组部和中国残联共同开展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助残扶贫工程”。

23. 从全国清理和规范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今年我国将开展规范博览会、体育运动会专项治理工作，在深入调研、摸清底数的基础上，提出专项治理实施意见，并采取有效措施抓好落实，确保规范博览会、体育运动会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清理和规范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一项关系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工作。2011年，清理和规范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据统计，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共撤销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2549个，撤销率达37.7%，节约经费支出约12.2亿元。

24. 2月14日，2011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向获得2011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家麟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颁奖。

25.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月1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

26. 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2015年前全部完成转企改制，明年到期的扶持政策也将延长五年;文化产业将逐步成长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引导民间资本在国家许可范围内投资文化产业;扶持新闻出版骨干企业上市融资……2月15日，《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公布。

27. 2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消息：我国现阶段将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根据近日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到2030年全国用水总量控制在7000亿立方米以内。目前我国年用水量已突破6000亿立方米。

28. 国务院近日正式批复同意了国家发改委组织编制的《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规划》从7个方面提出了西部大开发“十二五”时期的奋斗目标。

29.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月2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十二五”期间，要以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核心，在三个方面重点突破：一是加快健全全民医保体系。重点做好农民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以及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和困难企业职工参保工作。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到2015年，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360元以上，三项基本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均达到75%左右。二是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培养15万名以上全科医生。三是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2015年要实现县级公立医院阶段性改革目标，全面推开城市公立医院改革。

30. 国务院办公厅2月23日发布《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通知要求，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不要与户口性质挂钩。

31. “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建立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优先满足群众基本医疗卫生需求。目前，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已作为公共产品初步向全民提供，全国95%的城乡居民享有基本医疗保障。

32. 2月25日0时12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第十一颗北斗导航卫星送入太空预定转移轨道. 2020年左右，将建成由30余颗卫星组成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提供覆盖全球的高精度、高可靠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

33. 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命名暨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表彰大会2月27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具体来说，此知识点包含三方面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的含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一、马克思主义的含义

◆ 狭义：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

◆ 广义：马克思主义不仅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也包括继承者对它的发展，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

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经济、社会历史条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